近代中日同盟思想的表与里——以宫岛诚一郎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近代论文,同盟论文,中日论文,一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中日各界颇存在中日联盟共同对抗西方的思想。围绕这一政治理念，众所周知如兴亚会等组织开展许多活动，日本各界与中方人士尤其与中方在日人士也有各种交流活动等。然而，在中日同盟思想的大旗之下，有日本人士却肩负“特殊使命”，借此为政府提供情报。宫岛诚一郎是其中一位颇有特色的人物。
宫岛诚一郎(1838～1911)生长在旧幕时代，精通汉诗汉文，明治维新后因积极拥护新政府来到东京，先后在明治政府的左院及宫内省的修史馆任职。在明治时代，宫岛算不上是重要的政治人物，甚至会被看作是一位政治“闲人”。然而，从他所留下的数量可观的文书中可发现，他通过数十年与中国使团的交往，曾深入涉及琉球问题、朝鲜问题等当时中日外交关系的重大问题。时间之长，程度之深，影响之明显，均颇可观。
宫岛文书长期藏于私家，关于宫岛诚一郎的研究最初是从资料的整理和介绍开始的。早年，宫岛后人宫岛亮吉弟弟的友人铃木寿太先生曾受托整理宫岛诚一郎文书中的“汉诗歌文”和“书”部分①，后大久保利谦首次介绍了他在宫岛亮吉处看到的宫岛早年的部分日记②，此后，宫岛文书逐渐受到关注，研究范围涉及文学史、学术文化史等。比较而言，从历史学角度的研究起步较晚。上世纪90年代，早稻田大学从宫岛后人手中购入宫岛文书，组织了一个研究会。该研究会从幕末维新的政局与米泽藩、明治国家的形成与立宪构想，以及东亚情势的变动与对外构想三个角度进行考察研究，着重从近代日本政治史的角度考察宫岛在幕末维新时期的活动，以及明治时期与立宪制确立的关系。其中有一篇论文涉及与晚清驻日使团的关系。只是该文对于体现宫岛与中国使团之间交往非常重要的笔谈资料，以及数十年逐日有记的日记，均有进一步利用的余地③。本文试在充分利用笔谈、日记及宫岛其他相关文书的基础上，拟就宫岛与中国首届驻日使团的交往，及其在早期琉球和朝鲜问题上的影响作进一步考察，以求教于方家。
一 与使团关系的确立
有迹象表明，早在首届何如璋使团赴日本之前，宫岛已与当时留居日本的中国人士有交往。其中一位后来成为中国使馆的翻译，名叫王治本，他是宫岛与使团来往的最初牵线者。
首届何如璋使团于1877(光绪三年，明治10年)年11月抵达东京，12月28日呈递国书。对于中国派遣使团以及到来，宫岛可谓非常关注。在笔记本上，他详细地记载了清政府派遣使团的缘由、首任使臣何如璋从被任命经北京启程到东京的过程，以及呈递国书的时间等。内称，使团“12月23日抵达横滨港，27日入京，趋谒宫中，开始向天皇陛下呈递国书。此为清国同盟、公使派来之始”④。虽然个别时间与史实略有出入，却充分体现了宫岛对中国使团的关切。
使团抵任后次年(1878年)的2月15日，宫岛在王治本引领之下，前来使团临时租借的馆舍芝山月界院拜见出使大臣何如璋和副使张斯桂，是为宫岛与使团交往之始。据宫岛当天的日记记载：
今日前往芝⑤月界院。由王漆园(即王治本——笔者注)引导，与清国正副公使何如璋、张斯桂相见。甚感快乐。笔谈移时……至黄昏归。笔谈在别纸。此为与清公使面会之始⑥。
宫岛与使团的初次笔谈内容不多。除了寒暄，宫岛主要主动表达中日和好之愿、对汉学的推重，尤其是对孔圣之教的绝对的敬重。寒暄一结束，宫岛即对副使张斯桂称：“贵邦与敝国比邻，才划一带水耳。今两国皇帝互派使臣，以结交谊，则订盟之始，而两公适奉使命而来。尔后益亲睦，互谋两国洪福，何幸加之。”张斯桂相应作答，称日本与中国贴邻，同属东洋，不如西洋之疏，自然亲密，且衣服礼仪多有相同之处。但愿自今以后永远和好，非独中国之幸，亦日本之福。何如璋则先简单地询问日本汉学的现状。因使团当时正在寻找馆舍，他又打听是否可以租借孔子圣庙为使团驻地。宫岛则又向何如璋表达两国友好之意：“贵邦与敝国唇齿相持，真兄弟之国也。近年泰西气运方极汪(原文如此——笔者注)盛，火船火车与电线并通消息，才有衅端(隙)，开兵事(端)，以逞吞噬。今也，东洋幸无虞，岂可安逸怠惰，以喜一日无事哉？两大国宜以此时益厚交谊，以图他日也。”并询问何如璋“以为如何”。何如璋答称“尊论是极”，指出，以亚细亚洲论，唯中国与日本形势相近，交往宜倍加亲近，并对日本的维新改革基本表示理解⑦。可以说，中国使团也志在中日友好，以维护亚洲大局。
除王治本之外，使团的另一位友人日本人青山延寿也曾为宫岛牵线搭桥。2月17日，青山延寿曾拜访宫岛帮忙转递预约会面的书信⑧。比较而言，王治本的作用显然更为明显。青山来访的第二天和第三天，宫岛及其相关人士开始频繁拜访曾为他初访使团牵线搭桥的王治本。先是曾根俊虎和宫岛弟弟季四郎前往拜访⑨。次日，宫岛又以酬谢删改文稿为由，给王治本赠送“谢礼”⑩。显然，宫岛把王治本看作他与使团交往的一个很重要的中间人。使团首次回访宫岛就是王治本传递的消息。
2月26日，王治本来信预告，次日副使张斯桂将到宫岛府上答拜。王治本因担心邮局寄送迟达，还专门派一名走夫相告。27日午后三四点，张斯桂、沈文熒、王治本、王琴仙访宫岛住宅。此为使团首访宫岛。双方寒暄毕，宫岛自然又主动表达“两国之交谊”，希望彼此“肝胆相照，素无彼我之别”。沈文熒等报以相同意思(11)。此次会访，宾主笔谈时间非常长，宫岛并以酒肴相待，曾根俊虎作翻译。席间，宫岛父亲、72岁高龄的宫岛一瓢也出来与众人相见，以自贺诗献给中国使臣。宾主现场相互和诗多达十来首。宫岛并将长子、时年12岁的宫岛大八向来客推荐，希望将来能得到沈等指教。其时，宫岛请张斯桂评定诗稿，又请王治本作序(12)。可以说，在此后与使团的互访中，强调中日友好，探讨汉学与西学的关系，表现对中国儒教的尊崇，是宫岛一直反复强调的话题。而请使团人员为他评定诗稿，为他的父母寿辰赐诗，教导他的儿子大八学习中文，则成为他日后与使团交往的重要纽带。在请教诗稿过程中，宫岛计划将以《养浩堂集》为名发行。不过，直至首届使团回国前夕，诗稿刊行才“半成”。当时何如璋已赐序，宫岛又请张斯桂“赐一跋”。张以“此刻将归，忙整归装，无暇及此”为由婉绝(13)。
就在与使团初次见面的次日，2月16日，宫岛拜访吉井友实，将他与使团笔谈之事相告。吉井则表示了一个“厚意”，拟将前一天的笔谈代为上呈参议大久保利通(14)。这样，宫岛与使团笔谈伊始，就担负了“特殊”的使命。
使团第一次回访宫岛时，中国使团随员沈文熒曾表示，“初来贵邦，诸事未谙”，希望“高人”宫岛“赐教”(15)。的确，通过宫岛了解日本的相关信息也是使团的一个意愿。
29日，继张斯桂等拜访宫岛之后，出使大臣何如璋亲自造访宫岛。这是何如璋首次往访。会谈中，何如璋的话题主要围绕宫岛的职业展开：询问宫岛就职史馆公事忙否，编辑使用日文抑或全用汉文，自戊辰以来的事务是否已编成发刻，馆中同事多少；又就日本编史体例进行探讨；最后询问日本新近确立的取士之法，以及学者的进身之阶。宫岛一一相告。就进身之阶而言，宫岛告知，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进身得官者大抵是那些破旧弊、兴新法者，且日本以武建国，向来缺乏文学之才。宫岛以汉学见长，他在新政府任官体制中显然并非优先被考虑的对象。何如璋也将宫岛看成文人(16)。宫岛任职于编史馆，何如璋尤其参赞黄遵宪后来萌发撰写《日本国志》，非常需要向宫岛这样的人士请教。《日本国志》下限至明治十三四年，其所撰录“皆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目的是“期适用也”(17)。而像日本戊辰以来的事务，当时坊间缺少可资参考的权威性资料，宫岛的信息就显得非常重要。这次访谈，何如璋已经体现出这种关切。《日本国志》是何如璋共同参与的工作，所以，包括宫岛在内的众多日本“友好人士”成为使团探访日本近史的重要途径。在日后的交往中，对于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乃至日本当前的局势，使团都有关注。可以说，宫岛是使团所交往的众多日本文人中的一位。
对于何如璋的首次来会，宫岛日记没有记录。然而在另一个专门涉及外交机密的重要本子上，宫岛却记载，与何如璋会谈后，3月2日，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亲自来到议官吉井友实家读“清公使笔谈”。3月14日，宫岛又接参议大久保利通回信，约他方便时前往以便阅看笔谈。
宫岛曾透露他与中国使馆交往的深层目的以及将来打算。他在明治初年曾就任左院，官至从六位(18)。随着左院被废，宫岛被免官(19)。1876(明治9年)年3月，他曾作诗为自己被免官半年而叹息(20)。此后，宫岛任职于修史馆，不再拥有官位。如今与中国使团的交往引起政府当局注意，为此，宫岛曾开始考虑是否重新回到政坛。左院废院以来，他虽然一直关心非常时势，但他以为，贪图一时之荣利素非所好。何况清国公使今日之谈话，仅是两国来往之始的“皮毛”之谈而已。对方心术如何，只能以“闲接”的方式交往才可了解。现若公然奉职于外务省，他日有事之日难免会有嫌忌。一天，他拜访大久保，逐一谈到事情的前后关系，尤其深入谋划此后的方向问题，大久保的考虑与他一致。保持“闲接”的交际，却是为了政府的利益。大久保告知，只管注意两国协和，也应熟虑圣庙振兴之事。拜访后，笔谈一卷被大久保借用(21)。
何如璋拜访宫岛后，3月7日，宫岛又访月界院，与副使张斯桂稍作笔谈，询问清朝建国之初及道光时期的功臣情况，功臣们画像的放置之处。随后和诗一组而别(22)。但此后，宫岛再访月界院，基本确立了他与使团的交往关系。
4月19日，宫岛主动访问月界院，参赞黄遵宪和随员廖锡恩等出面接待。何如璋先外出未归，回来后也与宫岛笔谈。这是宫岛与黄遵宪第一次会面。会谈中，宫岛对中国圣教的高度认同，很快拉近了双方的距离。双方先谈中国与日本之间悠久的历史渊源关系。宫岛谦称，“敝国本是东海孤岛，幸以贵邦之德，制度文章，聊以增国光”，强调中国制度文明对日本的影响，且推重皇权。双方进而深入探讨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黄遵宪认为，“西学，其富强之术，治国者诚不可不参取而采用之”，但他相信中国的孔孟圣贤之言是根本，“千秋万岁应无废时”，并举日本所倡导的尊王之举为一例。宫岛完全赞同黄遵宪的观点。他指出，日本敬神爱国，即千岁之国教。自入孔圣之学，“忠孝”二字之大义益显著。他认为，“今日之西学，唯取其各制以量事强耳”，黄遵宪继而自信地表示，欧洲富强之法近既及亚洲，孔孟之说将来也必遍及欧洲，询问宫岛的看法。宫岛表示，他也听说欧洲颇学孔孟之道，只是未知其名。他认为，“宗教之道，本以圣学为第一”。双方最后闲谈、品茶、赏樱等，又作和诗。黄遵宪因有“他事”起身告辞，廖锡恩出来接待宫岛。经宫岛追问，何如璋最后也出来相见。与何如璋会谈时间不长，但宫岛向何如璋提出三个请求，一是为他年过70的双亲请祝寿之作，二是邀请何、张两使偕同黄遵宪和沈文熒前往他家参加诗酒集会，三是请何如璋为他即将刊行的《养浩堂集》赐序。何如璋谦让一番后，一一答应。宫岛最后表示，他少年时曾学习作诗，但此后十多年间“抛却笔砚”不曾触及，使团的到来促使他重拾旧业(23)。这次访问，宫岛与使馆“闲接”交往的联系基本建立起来了(24)。
正当宫岛与使团关系顺利发展之时，5月14日，大久保利通被刺(25)。大久保被暗杀前一天，宫岛还在家里整理这些天来的笔谈准备上呈(26)。尽管如此，大久保的变故并没有影响宫岛的原定计划(27)。而大久保的对华基本立场，此后也一直较明显地影响着宫岛与使团交往的基调。
6月2日，大久保利通去世后，宫岛首次访问月界院，主要与何如璋笔谈。这次拜访，宫岛携带何如璋曾答应赐序的诗稿，“特希”何如璋“痛删”。何如璋颇热心，询问宫岛少时为诗师从何家，并当面就宫岛录呈的一首诗作评点。双方继而探讨汉学的精神实质。何如璋又大谈孔孟之道对于世道人心的重大意义，宫岛随声附和。当时何如璋非常关心大久保被刺后日本政局的变动，询问大久保和西乡隆盛的关系，以及大久保遭难后“谁执政府之主权”，宫岛一一相告(28)。这次拜会增进了宫岛与使团之间的关系。宫岛后来也感到，使团对日本政治非常关心，不时向他询问(29)。
6月14日，宫岛如约在自家首次设宴宴请何如璋一行。来会者包括何、张正副两使、参赞黄遵宪、随员沈文熒，以及日方人士编集官重野成斋、监事三浦安、青山延寿、季卿，小森泽长政及一名翻译官。食间，宫岛父亲一瓢先生也与来宾会见(30)。宴会后，27日，宫岛曾访公使馆，黄遵宪因有要事未相见。不久，沈文熒、黄遵宪以及何如璋和张斯桂先后给宫岛寄赠寿诗以贺其父寿辰(31)。7月12日，以中国公使馆何如璋为首设宴回请宫岛。因使馆地方狭小，加上厨师不能治日本菜肴，选择在向岛千秋楼设宴，顺便观赏鸥灯。同席者有副岛种臣、松平庆永、大河内正质、大河内辉声、中村正直、重野安绎、藤野正启、青山延寿、宫本小一、宫岛小森泽、三浦安、关义臣、伊藤圭双等人。宫岛预先得知了这些出席者(32)。他在当天的日记中简单提到这次宴会，特别提到副岛(33)。此次互宴之后，宫岛无疑成为中国公使馆的日本友人了。宴会也成为宫岛与使团之间交往的常规方式之一。
此后，宫岛开始频繁拜访中国使馆，并随时将笔谈整理送给日本政府相关人士。宫岛拜访的一个重要说头首先是请教评阅汉诗，其次是为其父祝寿请使馆人员题词。7月25日，宫岛访问中国使馆不得见。次日，他写信给沈文熒询问诗稿评阅情况(34)。28日，宫岛收到使馆送来经沈文熒和黄遵宪删改的诗稿(35)。双方谈得最多的是汉诗，使团人员主动热情答应为宫岛送诗集、选好诗(36)。8月16日，宫岛应约前往拜见岩仓具视之，谈汉学兴隆和清国公使来日之后的情形(37)。次日，他随信把美浓产的美浓纸托人分送给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和沈文熒。致何如璋信中，他说将“不日拜趋”。致张斯桂信中，他提出不日将来使馆请张再为他的父亲作一篇长寿诗。在致黄遵宪信中，他先对黄此前惠寄的寿诗作了一番赞谢，接着表示不日将携带白绢请黄遵宪挥毫。在给沈文熒信中，他同样提出将带绢布请他挥毫(38)。8月19日，沈文熒收到礼物，即回信致谢(39)。20日，宫岛去信请沈文熒将二轴白绢转交给张斯桂和黄遵宪，沈文熒当天转交后作答(40)。黄遵宪稍后于8月24日回信，感谢宫岛赠送的美浓纸，并将评点后的一卷诗稿返回宫岛。信中，黄遵宪解释久未谋面的原因是身体有不适，且“心绪甚劣”。何如璋也因“近日颇忙”，没有完成宫岛索要的序言(41)。在此前一天，8月23日，宫岛带着整理成二卷的笔谈前往拜访日本驻华公使柳原前光不遇。归来途中顺便拜访吉井友实，请吉井将笔谈转交柳原(42)。8月29日，宫岛访使馆与何、张两使笔谈移时，可惜，在目前留下的资料中没有看到相关笔谈稿，对于这次访谈的前因后果不得其详(43)。9月6日，宫岛拜访柳原前光询问中国事情(44)。13日，他又再次以删改诗稿的名义拜访公使馆，既请何如璋等删改诗稿，也向沈文熒托付诗稿事(45)。这一时期，宫岛与柳原、副岛和竹添进一郎等过从甚密。10月19日，宫岛冒雨再访何如璋笔谈(46)。何如璋告诉宫岛月内将搬迁到新馆舍，又约宫岛一起到副岛家谈诗文。会谈中，何如璋提到日本竹桥之变后纸币陡落，市上情形殊不佳，问是否有良法补救。现留笔谈没有下文(47)。对于何如璋谈话所涉及的内容，引起宫岛关注的主要是何如璋对于日本经济现状的议论(48)。
宫岛虽想方设法试与使团建立紧密联系，但从2月份初访使团到11月底，与使团往来“十多回”，却一次都没有提及他关注的中日之间重要的外交问题即琉球问题，直到11月底中国使馆雇佣的翻译官日本人钜鹿赫泰郎来访。
二 探查使团处理球案之立场
1882(明治15年)年6月，宫岛在与继任的中国第二届出使大臣黎庶昌谈到他与何如璋使团的交往时曾称，他“与何公使谋”保护朝鲜抵御俄国之事，但对于琉球问题因“此事系两国机枢”，“当时不与何公言”(49)。然而，实际情形远非如此。
其实可以说，球案一直是宫岛最关注的中日关系问题，也是他与使团积极交往的最主要的关切点。使团来日前，日本政府派人要处分琉球，但“琉球人逃往福建向清廷请愿”，“不接受处分”，琉王弟弟还来东京“哀诉”，因此，在宫岛看来，“很显然球案早晚会成为两国的一大问题”，他“一直以来担心此事”。他认为，中国使团的到来是一个机会，希望乘机“以文事修私交”，在球事上有所作为(50)。
其时，处理球案也正是首届使团的首要任务。何如璋使团出使前夕，中日之间正好发生日本阻止琉球贡使前来中国，琉球派遣使臣密航中国求救，即所谓的阻贡事件。使团出使的首要任务是相机妥筹办理球案(51)。使团刚抵达神户，就有琉球官员半夜前来求救。此后使团围绕球案问题开展各种工作，调查真相，思考对策，一直不曾懈怠。宫岛对球案的关切，成为他积极主动与使团交往的一大动力，然而，使团却一直没有向他提到一句关于“球事”的话，宫岛甚感焦急。11月18日，中国使馆日语翻译钜鹿赫泰郎来访，改变了这一局面。
钜鹿来访，特意将他在使馆中听到的关于球案的议论告诉宫岛。钜鹿称，公使馆中评论说，大久保死后，日本政府无人了。大久保在世时，还没有听到议论球事。大久保去世后30天，琉球人开始往来使馆，渐渐地听到了有关琉球的议论。何如璋的意思是，琉球还是改从以前的两属，不至于太过分即可。但是，球岛在中日之间无妨，如若落入他人之手，就成了东亚的祸根(52)。钜鹿来访，是为向宫岛提供球案情报，还是作为何如璋的特使，他并没有明说，但看来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从现有资料看，这是钜鹿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宫岛传递球案信息。钜鹿所谈何如璋的球案立场不能说十分准确。大久保于1878(明治11年)年5月14日被刺。大久保在世时，何如璋虽还未就琉球问题直接与日本外务省交涉，但他一直坚持不懈地在做相关工作。包括奉清政府之命先调查球案的真相，与清政府就具体的球案对策来回磋商。他提出的著名的琉球三策，基调是主张力争琉球，后经清政府内部商议，于7月4日确定先“据理诘问”的方针。可以说，何如璋围绕球案所做的工作，远较钜鹿所说的要多，何如璋的对琉立场，也远较钜鹿所透露的要强硬。钜鹿所述，或者是他对使团的球案工作不甚了然，或者可以说他其实是奉何如璋之命而来。在钜鹿来访前一天，何如璋曾访宫岛。宫岛因外出而未遇，为此“甚为遗憾”(53)。12月1日，宫岛拜访何如璋，何如璋第一次主动谈起球案，所表达的中方的球案立场与钜鹿所述一致，详参下文所述。不管怎样，钜鹿第一个向宫岛传递了他一直期盼的球案信息。1878(明治11年)年2月宫岛与何如璋和张斯桂初次会面时，他任修史馆御用掛(54)，是所谓的闲职。但此前任职左院期间，他曾于1872(明治5年)年至1875(明治8年)年间深入参与球案的讨论。如他自述，球案“明治五年至八年，我在官中时往往留神。然而四月左院废院后，被任命为内史。九月，内外史废官。自此以后，九年、十年，九州大乱，自然琉球事件也成放掷之态了”(55)。使团来日，使他重新参与到球案中。钜鹿赫泰郎来访后，宫岛通过与使团的互动，越来越深地参与到了球案之中。
12月1日，宫岛拜访何如璋。会谈开始，因宫岛询问，双方先从中国广西的李杨材之乱及西疆之乱，谈到将来亚洲大势。其间，何如璋透露了中方的对朝政策。当宫岛问及“假使亚洲陷其危地，其施设应之以何方法则可”时，何如璋表示，“无他，邻国相援，唇齿相持，竭忠尽诚，各报其君，尽人事以待天命”，表达了中日应相助相依的看法。他进而从中日两国应该“唇齿相依”的角度谈到琉球问题。当时，何如璋刚刚照会日本外务省“告琉球之事，外务未有答”。何如璋指出：“中东比邻，素不可不唇齿相依。但此球在两间，恰好。若谬落外人之手，则为东洋祸根。宜有两便之法。”他询问宫岛的意见。宫岛却称：“中国土地之广，人民之众，世界无比。琉球眇々(56)小岛，不足介意”，提议“置之度外如何”(57)？何如璋告之，与外务省争辩球案是奉朝廷之意(58)。当球民脱岛来福建省求诉、福建巡抚报告朝廷时，他正好作为钦差将使日本，于是“朝廷使余照会办理，余欲不言，不能无言也”。当天的笔谈广泛涉及中国国内及东亚时事，尤其朝鲜问题。而关于球案，所谈虽只一组对话，但在宫岛看来，“十二月一日访清公使何如璋笔谈，颇有关系于东洋，不啻琉球一事”。他在誊写的笔谈稿上特意加注：“此般何公使始言琉球之事，盖球人诉何公使者乎？”他还特别将此次笔谈别纸“以记之”(59)。
笔谈次日，何如璋写信邀请宫岛到使馆用餐一叙。信中称，昨日笔谈移晷，“所以惠我者良多”(60)。次日，何如璋所招待，除宫岛外，还有副岛种臣。陪坐者有参赞黄遵宪和即将赴神户就任正理事官的廖锡恩。这次会谈，“谈话移时，及晚辞去”(61)。
何如璋之谈及球案，正是使团与外务省的球案交涉陷入僵局，所谓的“暴言事件”之后。谈起琉球问题是何如璋主动的。何如璋单独宴请宫岛和副岛，应是困中求变的一种办法。他似乎试图通过非政府途径来推动球案的进展。12月7日，黄遵宪、沈文熒、廖锡恩访宫岛，闲谈中又提到再“约副岛先生同来一饮”(62)。
访何如璋之后，宫岛“卧病三旬”，不访公馆“数旬”。倒是使团主动拜访宫岛。1879(明治12年)年3月2日，黄遵宪和沈文熒访宫岛，告知因为球案准备回国，“心绪怅”。会谈中，黄遵宪和沈文熒对于外务省对使团提出的交涉要求不理不睬表示强烈不满。出于愤怒，沈文熒还暗示中国有可能因球案与日本开战。宫岛则刻意表示自己是闲散人，疲于应答，苦不堪言(63)。
3月10日，宫岛带着一册笔谈稿拜访右大臣岩仓具视。岩仓告知，日本处理球案的决议已定，不外乎断然废藩，实行同内地一样的政策。并称，这些笔谈无非寻常文事之谈。尽管如此，他告诫宫岛只将笔谈资料抄送参议一人，并在清人面前不要暴露身份，继续交往(64)。
此后，3月15日，东京府开汤岛圣庙拜观文宣王孔子圣像，正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及随员沈文熒前往拜礼。何如璋称这次活动是他“昨年东来以来之大快事”，也是“两国交际之一大关门”(65)。期间，宫岛尽管在拜见岩仓等时仍谈琉球事(66)，但没有看到使团与宫岛再谈球案，宫岛更不主动找使团谈球事。从黄遵宪来看，使团当时的心情非常沉重(67)。4月4日，日本废灭琉球，改为冲绳县，县厅设在首里(68)。废琉次日，宫岛应黄遵宪之招赴公使馆，日方人士小野湖山、浅田宗伯、宫本小一、冈本文平、蒲生重章在座。黄遵宪等因琉球废止一事显得“怏怏不乐，有郭璞绝笔之语”，并称“必归国”。宫岛在日记中记录了以上诸事，但没有作评论(69)。
5月21日，宫岛访黄遵宪。这是日本废琉置县以来双方首次重新谈到球案。会谈中，宫岛称“琉球之一案到底是两国交际成否之关门”。黄遵宪则称，“此悬案而不结，虽女娲氏补天之手，不能引两国使亲密耳。无论今日不结，再过数年，交谊唯日疏耳。譬如鱼刺哽喉，终不能下咽也”。但黄遵宪认为，日本制造球案“发于若人”，认为“能发之，必能收之”。他对已故大久保的球案政策抱有好感，认为如果大久保尚在，琉球一事必不至此：“大久保自吾辈来，眷眷相交，颇有唇齿相依之谊。渠若不死，必兴汉学，必联两国之交，能使是事化于无形。渠未死前数日过敝署，颇露心腹语。且自言不学无术，从前遇事求治太急云云。故其死也，何大人甚痛之。”当时黄遵宪仍在准备回国，宫岛因此还问及归期(70)。
其时，清政府及何如璋在为重开球案谈判而努力。恰逢此时，传来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即将来华的消息(71)，李鸿章也萌发了将来或许请其协助调处球案的想法(72)。当时有传言，格兰特两任总统，民心爱戴。此次游览回国，将再接任(73)。格兰特于5月27日(四月初七日)抵达天津(74)。6月12日(四月二十三日)，李鸿章与格兰特会谈，提出请其调停之意(75)。请格兰特调停，也是何如璋的意向(76)。使团一行的归国计划最终因格兰特来日而中断。
三 探悉格兰特调停之内幕与深入参与球案
如果说，格兰特调停之前宫岛从使团处获悉的球案信息对日本政府还没有体现特别意义的话，那么，之后宫岛获取的关于格兰特来日旨在调停球案的情报，则使日本政府欣喜万分。
透露这一机密的是使团成员沈文熒，似在不经意之间。宫岛最初是从何如璋处听说格兰特来日的消息的。1879(明治12年)年6月20日，宫岛从伊香保温泉归京访问何如璋，听何如璋说美国前总统来游。由于何如璋将其与当时正在日本的德国皇孙并提，作为一件“送旧迎新”的差事，所以宫岛起初并没有多想(77)。然而，7月18日宫岛访沈文熒谈球事，因沈无意透露，宫岛获得了格兰特来日的外交机密。其时，沈文熒对球案的立场依然非常强硬。当宫岛提到“米旧统现来我邦。此人到处，各邦敬重，颇极宠待，盖地球上之一大豪杰也”时，沈文熒却说：“彼驻北京一月，我政府与彼议球事，彼来贵邦为我作排解，仆辈候之。”(78)沈文熒这句不经意的话，意义却非同小可。宫岛在笔记本中写到：
以上笔谈，事情颇为紧要。其中，美国总统克兰德受清政府之托调停球事，实是紧要中之紧要。若非沈氏之雅量，决不会外泄。然则黄遵宪虽参与其机要，却未听他提到有关克兰德之只言片语。的确，沈氏之淡薄，是他的不幸，却是我的幸福。清使的举止，美总统的动静，凭此一言得以察觉(79)。
如此重要的情报，宫岛首先赶快告知右大臣岩仓具视，“以便政府临机处置”。岩仓得到这一情报“大喜”，当即将格兰特氏琉球之事奏陈天皇，同时忠告政府。他并称，此前并不知道格兰特曾受清廷之请前来调停，今得此言，实能更多地加以考虑，日本理应首先着手。当时格兰特仍在日光山，伊藤博文和西乡从道两位参议也突然到日光山来与格兰特会面，就球事实实在在地谈论了一番。在日方的影响之下，格兰特感到情形与自己从清政府处听到的有差异，颇有“感悟”(80)。
宫岛所说格兰特抵日后对日立场有改变是事实。格兰特本认为日本未与中国商议而断然废灭琉球之举有悖国际公法，而同意清政府出面调停，但抵日后，他却很快改变了立场。它将日本未就球事与中方充分商谈，相当程度归因于出使大臣何如璋那份措辞强硬的照会，称“从前两国商办此事，有一件文书，措语太重，使其不能转弯，日人心颇不平。如此文不肯撤销，以后恐难商议。如肯先行撤回，则日人悦服，情愿特派大员与中国特派大员妥商办法”。所称“有一件文书”，即何如璋的照会(81)。格兰特还完全站到了日方立场，称“看日人议论琉球事，与在北京、天津所闻，情节微有不符。虽然不甚符合，日本确无要与中国失和之意”(82)。格兰特前后态度如此变化，使当初出面请格兰特调停的李鸿章也甚感失望，称格因日本“接待礼貌过隆，遂亦徇其意而为之请”，他本人则“殊不谓然”(83)。日本的“接待礼貌过隆”，与宫岛预先得到情报及时通报日本政府应有相当关系。
8月18日，宫岛又前往拜访沈文熒。当时格兰特已从日光山回来，他拜访的目的是“侦探其情状”(84)。闲聊之后，宫岛探问格兰特往箱根温泉近况如何。沈文熒告知格兰特的意见是琉球必须存在，使琉球独立，恢复旧惯，但尚须中国与日本政府共议之。宫岛又问格兰特是否已告诉日本政府。沈文熒答称已告知。但当沈问宫岛日本政府立场如何时，宫岛却推说未达耳朵，属机密，政府不泄漏。宫岛又关切地询问格兰特希望琉球独立是否“真实”。沈回答属实，只是日本政府还没有回复他。宫岛又进一步追问，琉球是欲如旧，还是脱离中日而独立？沈文熒告知此事须与日本政府共议，尚未定。接着，宫岛顺着沈文熒之意将美国夸奖了一番(85)。通过这次会访，宫岛完全了解了格兰特调停的立场及其进展。沈文熒后于1879(明治12年)年12月15日辞别使馆回国，宫岛一直送行到横滨。据宫岛称，沈之回国，完全不是因为球案，而是因他是张斯桂的心腹，张与何公使有矛盾，合不来而辞去(86)。沈在回国前，宫岛与他多次聚谈，宫岛还主动提议由他出面向何如璋说情挽留，被沈婉拒。这一期间两人谈论的话题都为诗文及风花雪月之事而不涉及时事，也未提球案。沈文熒透露了机密情报，但尚看不出是有意为之。沈文熒曾对宫岛说，希望宫岛将来出任日本驻中国公使(87)，表示“如我辈诸人必可使两国有益也”(88)。可见，在沈眼里，宫岛是一个对中国友好的日本人。沈回国前夕，宫岛一次访沈于永田町使署相偕外出聚餐，宫岛特意称赞沈：“仆与贵邦人士交，至其性情淡泊，襟怀洒落，以兄为第一。故仆颇惜别。”沈回称，“东方之人仁”，所以他在日本“甚喜”。并说他“无他长，惟尚不虚诈而已”(89)。也可以说，正是沈的“淡泊”，“洒落”，以及“不虚诈”，无意中将一个重大的外交机密外泄了。
与沈笔谈次日，三浦来催促宫岛将前一天与沈文熒的谈话赶快报告岩仓具视(90)。20日一早，宫岛赶往岩仓家，“详详细细地谈论了沈文熒的内话。且听了机密的政略”。此日，天皇临幸外山学校，格兰特陪行(91)。其时，宫岛也积极参与到与格兰特的互动之中。8月27日午后12时，他前往延辽馆访格兰特，因格兰特前往横滨未遇(92)。29日(一说28日)，经日本驻美全权公使吉田清成介绍，宫岛到延辽馆拜见格兰特，呈送一纸书札。当天日记中，宫岛详细地记录了会见的经过，并记录了吉田与格兰特会谈的内容、格兰特的生平等(93)。在格兰特离日前一天的9月2日，格兰特将亲笔签名的照片赠送宫岛，吉田告知此举“非同寻常”(94)。3日上午，格兰特从横滨港出发离日(95)。8日，宫岛到使馆访沈文熒邂逅黄遵宪，黄遵宪因从报上看到宫岛会见格兰特之事，还特意谈论了一番(96)。1880(明治13年)年2月13日，吉田清成作为全权公使前往美国赴任，宫岛托他将自己的一张照片转赠格兰特。
格兰特在日本调停之初，宫岛先只在外围，并没有深入参与到机密之中。格兰特呈递给日本天皇的意见书，宫岛还是从《内外交际新志》上获知的。对此，他异常珍视，将其逐字逐句翻译成汉文(97)。但此后，他逐渐深入到日本对华球案交涉的较核心的层面中去了。
格兰特离日后，日本外务部调整了外务大臣。9月10日，寺岛宗则由外务卿转任文部卿，井上馨则由工部卿转任外务卿，表明日本对华政策开始调整。具体到球案，因格兰特调停，日本由原先的强硬对立开始走向外交协商。稍后，日本政府按照格兰特的“厚意”，计划分割琉球南岛作为琉案结局，由驻华公使宍户玑负责与清廷谈判。又派大政官大书记官井上毅前往北京周旋此事，派竹添进一郎为天津领事，从旁与李鸿章进行球案问题接触(98)。宫岛对于政府的这一系列庙议了如指掌。可以说，在参与格兰特调停之后，宫岛与调整后的新政府的高层关系已相当密切了。1880(明治13年)年2月13日，吉田清成作为全权公使前往美国赴任前夕，在宅召开告别宴会。来会的有参议伊藤博文、外务卿井上馨、上野景范和芳川显正等，宫岛也在应邀者之列。至“夜半归宅”。席间，宫岛将一张照片托吉田转赠格兰特(99)。与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同席送别驻美公使，应是对宫岛在格兰特调停事情上所做贡献的一种肯定。
对于中国使团来说，何如璋自格兰特调停以后，心情渐渐安定下来，态度也稍微平和了。一个明显的标志是，何如璋正式同意参加兴亚会。宫岛看到何如璋名字后也参加此会。3月9日，兴亚会在学习院开会，宫岛提前一天约何如璋在会上相见，并转达胜海舟盛情邀请何的意愿。何如璋接信后回复，因事不能参加本次集会，答应第二次集会时前往。他并对宫岛一同参加兴亚会表示高兴，约宫岛当日会后到使馆小酌。当夜，宫岛从兴亚会直接到中国使馆，同坐者有日本驻中国天津领事竹添进一郎。竹添于次日启航赴天津。3月13日，何如璋又与宫岛同访胜海舟(100)。其时，何如璋的注意力已主要不在球案。他主动向宫岛谈起球案，大概在10月11日。当时宫岛是为探问伊犁谈判进展而去，笔谈最后，何如璋因前一天刚刚看到报纸上刊登了关于球案各文书的始末，以为宫岛大概也已看到，而请宫岛能否“评之”。宫岛以“昨今家有庆事，接应极忙，未阅新闻”作答(101)。这一时期，何如璋的注意力逐渐转向当时来日的朝鲜修信使，开始集中精力筹划朝鲜问题了(102)。
宫岛却不然。何如璋心气变得稍微平和，使他认为此际应更加用心增进亲睦关系(103)，与此同时，他一如既往地关注球案的进展。
格兰特回国后，宫岛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中国与俄国的伊犁谈判。原因是他感到日本政府是期望利用中国与俄国的有隙之机解决球案的(104)。
关于伊犁问题，早在1878(明治11年)年12月1日何如璋与宫岛谈到新疆问题进展时，曾提到“朝廷特派钦差大臣于俄国以当其事。其人姓崇名厚”。宫岛当时显然对此尚无所用心(105)。后使团随员沈文熒在表明中方在球案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时，又曾作为中国“不可侮”的一个例证指出，认为俄国“返还伊黎，想不延期”。但当时宫岛的注意力完全在格兰特身上，所以单将话题转向格兰特，并因探查到格兰特来日之目的而万分欣喜(106)。格兰特完成调停回国，中日两国按照格兰特的建议重开谈判，此后，伊犁问题成为宫岛关注的主要问题了。
10月11日，宫岛访中国使馆，向沈文熒详细探问伊犁谈判的进展。当时崇厚已与俄国签约，伊犁问题似已解决，沈文熒即告知伊犁问题的由来及良好结局。宫岛进而询问伊犁地方之广狭、人口及物产，又询问乌鲁木齐地方之广狭，沈文熒一一作答。此次访问，宫岛还见到了黄遵宪和何如璋。他向黄遵宪探问崇厚缔结条约之事是否属实。黄遵宪告之“此事真然。外国人皆称扬之。偿金员数仅少云”。宫岛表示，这样的话，自今以后，欧美各国必不鄙视中国，也即日本之“幸福”。同时表示希望中国此际应更加严兵备以御外侮，一变旧习以扩张国权。如此日本也敬重中国了。黄遵宪则谈到中国实行变法较日本之“艰辛”，速度之缓慢，但他还是充满信心。对此，何如璋作相似表示(107)。1880(明治13年)年年初，宫岛得知崇厚被剥夺官位，处以斩监候，驻英法使臣曾纪泽将于中国历六月中赴任俄廷，俄国则派舰队到了中国海(108)。6月间，他听说俄国因签约大臣崇厚遭弹劾，拒绝与新派使臣曾纪泽商谈。
此时，宫岛在球案问题上又获一大信息。他通过使团探查到了中国对朝鲜和日本的政策，使日本对正在进行的球案交涉充满信心。8月初，朝鲜修信使一行来日，宫岛在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的授意之下，参与到修信使与使团的各种交往之中。9月23日，宫岛访黄遵宪，谈到对朝策略问题，黄遵宪表示，其基本精神是中日协和，与美国缔结条约，以共同防俄。拜访归来，宫岛在吉井友实的建议之下，带着黄遵宪的笔谈前往内阁向伊藤详细报告。伊藤闻此“大悦”，称黄遵宪的意见诚是日本的“幸福”，并将宍户正在北京与总理衙门谈判球案的“机密”告诉了宫岛。当时双方谈判的条件是，琉球南岛的八重、宫古二岛分给中国，代价是中国将给予欧美各国的内地贸易交通权利同样给予日本。伊藤认为黄遵宪所体现的清政府对朝政策，预示日方的愿望大抵可以达成。伊藤又告诉宫岛，八重、宫古二岛人口物产稀少，但这样总比两国失和之恶果幸福几许。伊藤特别强调此事为“机密”(109)。
球案谈判的结果并未如伊藤所预料的。1881(明治14年)年1月，宫岛收到在北京留学的日本学生山吉盛义12月6日发出的信函。信中提到琉球事件出现难题，田部书记官此次归国专为此事(110)。为此，宫岛试图向使馆随员张滋昉打听琉球一事的进展，因张答以“琉球之事何星使谅必知之，仆局外人故不过问”而未能获取信息(111)。其时，宫岛仍关注伊犁谈判的进展。1月27日，宫岛访黄遵宪。时何如璋即将期满回国，许景澄已被任命为新任使臣前来接替，为此双方闲谈了一番新旧使臣交接之事，接着宫岛便开始询问伊犁谈判问题，想确认传说中中俄和约已成是否可信，黄遵宪告知“无此事”这一“机密事”(112)。
2月3日，宫岛拜访俄国驻日公使及停泊在横滨的俄军舰海军少将。谈到球案，宫岛得知清政府在两国即将在球案条约上盖印之际发生变化。总理衙门请求朝廷裁决，两宫皇太后因此下令南、北洋大臣发表意见。北洋大臣李鸿章对日本废灭琉球本感愤懑，心中一直包藏不满。加上驻东京的何如璋对前些年与外务省谈判球案也多有不满，难免转告李鸿章，因此宫岛担心北京“有与日本拮抗之意趣”(113)。这次与俄方人士会面不久，曾纪泽在圣彼得堡与俄国签订了《中俄改订条约》。3月3日，井上毅从中国归朝，4日，日本驻华公使宍户玑暂时滞留长崎(114)。当时中国与英国甚相契合，俄国也新近与中国和睦，宫岛认为中国实对日本有压迫之势，不敢大意(115)。
中俄伊犁条约签订，中日球案交涉中途戛然而止，这一切使宫岛深为担忧。他担心中国会因球案而向日本宣战。当时何如璋任满即将回国，先是等待许景澄，继而等待黎庶昌的到来。临行前，宫岛访何如璋，转送宫内卿的饯品。双方笔谈最后，宫岛少有地主动表示球案立场，称：“临别一言，如公与我则可谓千载知己矣。顷仆与一亲友深虑两国利害说某大臣，深纳之曰：‘不以球一事决开祸端也。’此事唯我知之，请阁下一言。”(116)何如璋答称：“两国决不因此小事开大争端，我政府亦是此意。”何如璋的这一“临别一言”，在宫岛看来“所关系两国实在重大”。他认为如果何如璋归国后注意此处，则“两国亿万之苍生可得幸福，岂是小事”？他五年来以区区之微衷结私下之交谊，所忧虑者也在于此。他自称这一立场主要受大久保影响，“大久保生前之一言深深铭记在心”(117)。
早在使团到来之前，宫岛在球案问题上已有立场。如上所述，宫岛因担心“球案早晚会成为两国的一大问题”而与使团交往。在他看来，解决球案的办法，按照当时琉球方面与中国方面的立场，“除了两国相互揖让，清国让我，我让清国，相互默许，遵从旧习，没有什么办法了”，不然，“两国肯定会开大争端”。宫岛的志向是“维持亚细亚大局”，认为“球事不结，真正的交际不可求”。他“斟酌前后事情，所以有顾虑”(118)。宫岛对球案的这一立场，在评述格兰特呈递日本天皇的意见书中，也有相似表示。宫岛最早是从报纸上看到格兰特临行前呈递给天皇的意见书的。格兰特调停的基本立场是，中日两国属同一人种，且有着悠久的友好历史，应该和平共处，相互礼让。他提醒欧洲各国对中日两国均不怀有良好感情，称：“余观欧洲政略，其志专在使亚洲人民屈服，以从中攫取私利。余未见一人考虑公利的。”虽然宫岛不能保证自己看到的这份上书是否完全真实，但他感到所论“颇精确”(119)。可见，他对于格兰特以中日两国和好相让为前提的调停立场是颇表赞同的。应该说，鉴于当时日本的国力，避免因球案与中国开战，也是日本政府的基本立场。
四 参与朝鲜问题
如上所说，宫岛诚一郎在与黎庶昌的笔谈中提到，他曾“与何公使谋”保护朝鲜抵御俄国之事。的确，朝鲜问题是宫岛关注的仅次于琉球问题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他的相关活动一定程度为日本政府提供了政策依据。
首先主动提及朝鲜问题的是驻日使团，时间是在与外务省的球案交涉泽陷入僵局之时，与球案问题同时被提起。使团与宫岛谈朝事，以格兰特调停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调停之前，使团主要从国际局势尤其东亚局势的角度谈论朝鲜，目的在于借此劝导日本能基于亚洲大局在琉球问题上继续和平协商。调停之后，由于球案交涉转移到北京，使团又奉命推行新的朝鲜策略，因此，朝鲜问题继琉球问题之后，被作为一个独立而重要的问题提起。前一时期宫岛因完全关注球案，在朝事上用心不著。后一时期由于日本驻朝公使花房的介入，宫岛开始相当程度参与其中。
前一时期使团提到朝事大概二次。1878年12月1日，何如璋访宫岛。宫岛先询问中国新疆的局势，何如璋告知新疆之乱已平定，清政府已特派钦差大臣崇厚前往与俄国交涉，继而谈到局势问题。何如璋指出，熟察亚洲大局，将来为大害者，非英非德非澳，唯有俄国，“俄真虎狼之国”。他认为俄国作祸先发端于朝鲜，而朝鲜一跌，中土则危，中土危，则日本也危，“不可不思”。宫岛追问朝鲜近状及防俄之策。何如璋指出，防俄之策并不是宫岛所说的将朝鲜“籍以为干城”，而在于劝其与英法通商，以牵制俄国，如此则“中东之祸，庶得少迟”。当时英国正开亚汗之战，在何如璋看来，其力难保不败。他认为，如果英国战败，则欧洲大局“立失平均”，俄国将纵强暴之势转向东方，亚洲必将陷入危险境地。宫岛进而追问假使亚洲陷其危地，应采用何种办法？何如璋答称，“无他，邻国相援，唇齿相持”。他认为，以前英法相合而威震欧洲，但如今英与法疏离，“忽失威”，所以若中国与日本能相合为一，则欧洲虽强，“未足畏”。应该说，何如璋此时谈国际局势及朝鲜问题，所关切的是球案。他借亚洲局势问题提示日本不应在球案上与中国为难。因此，会谈最后，他提到曾致照会给外务省试谈球事，但外务省却“未有答”。他强调“中东比邻，素不可不唇齿相依”，称琉球在中国与日本之间还好，如果“谬落外人之手”，则为“东洋祸根”，应该寻找“两便之法”。这里的外人，主要指俄国等欧洲国家。宫岛却劝何如璋，“贵大国土地之广，人民之众，世界无比，琉球眇々(120)小岛耳，不足介意，置之度外如何？”何如璋则表示，他奉朝廷之命，“不能无言”(121)。与何如璋一样，宫岛所关切的更在球案。这是使团首次提到朝鲜问题。
使团第二次谈到朝事，大约在日本试图废琉球为郡县前夕，也由球案而起。当时何如璋正努力与外务省交涉球案，但外务省来文不是“只有虚辞，无一实语”，就是不予回复，不但不论理之曲直，还要求何如璋“不必与闻”球案。为此，使团准备以回国作抗议。1879(明治12年)3月，黄遵宪和沈文熒访宫岛，对外务省这种违背中日《修好条规》精神的做法表示气愤，更表示日本这种“失好”于中国的作为无疑会开启兵端，并详细分析日本难以战胜中国之多种理由。宫岛闻此，不免深深感叹“欧洲争乱之气今将波及亚洲”。黄遵宪于是谈到中国的亚洲大局观。他强调，自台湾问题以来，中国的立场一直坚持“为维持亚洲大局起见”，指出何如璋给李鸿章的报告也旨在防御俄国，“联络亚洲大局”。这使宫岛联想到此前何如璋与他谈到的俄国对中日两国的危险，黄遵宪并提到“朝鲜亦在其中”。由于双方急切关注琉球问题，因此均没有进一步深谈朝鲜问题(122)。
应该说，这一时期，使团主动提朝鲜问题，主要为推动球案的解决。但其实他们心中已有朝事，而这与使团的时局观密切相关。从使臣何如璋的各种论述中可以看到，他心目中是有一幅明确的国际关系总图的。主轴是英国和俄国，所谓正当“英俄两国争雄海上”之时(123)。法、美、德、英是一个阵营，俄国则是另一个阵营，其犹如战国时期的秦国(124)，前者时时注意牵制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何如璋认为，英俄在欧洲争取的焦点是土耳其，在亚洲争夺的焦点首先是朝鲜：“朝鲜之在亚细亚，犹欧罗巴之土耳其，为形势之所必争。”(125)而在他看来，随着俄国在土耳其的扩张受到遏制，其注意力已渐渐转移到亚洲，“朝鲜一国关系亚细亚大局比欧洲土耳其尤为要冲”。对于何如璋来说，他对英俄两国均无什么好感，认为“英如狐，俄如虎，一图利，一图土地，均宜防”(126)。然而对于图谋土地的俄国，何如璋认为首先需要防备。可以说，他对朝鲜问题的关切绝非一时兴起，实是稍后清政府对朝新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在球案问题胶着时期，朝鲜问题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这一时期，宫岛对朝事也还没有相应的关切，主要是被动受听，随声应和。
宫岛之深入参与到朝事，大约在1880年夏朝鲜修信使访日之时。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
其时，中国使团开始奉命推进新的对朝政策。1879年4月4日，日本废灭琉球改为冲绳县，清政府由此深感朝鲜地位之危机，决定劝导朝鲜开港通商以免重蹈琉球覆辙。1879年8月，清政府指令李鸿章以个人名义致信朝鲜前太师李裕元转达清政府旨意，但几经“开导”，终难奏效，朝鲜只对派员到中国学习制器及练兵购器感兴趣。至1880年1月间，李鸿章最终认为“朝鲜既坚不欲与西人通商，中国自难强劝”，感到朝鲜开港一事，“殆非一朝夕之功”，要求总署把他这一想法转达朝廷(127)。在李鸿章等劝导朝鲜工作陷入困境时，驻日的何如璋使团承担起了劝导朝鲜开港这一重任。劝导的时机是1880年(光绪六年)夏天以朝鲜礼曹参议金宏集为首的修信使团的日本之行。朝鲜修信使来日时，球案正按格兰特调停的意见，由日本驻华公使宍户玑在北京与总理衙门商谈，宫岛的注意力也仍时刻在琉球问题上，均如上所述。1880年8月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的来访，使宫岛开始关注朝事了。
13日，花房拜访宫岛，直接透露内情。他说修信使此番来日，不到日本大臣参议家行通谊之礼，名为修信，其实破好。宫岛于是为花房出谋划策。他认为，鉴于朝鲜与中国的事大关系，修信使一定会与中国使臣联络，建议日本应乘中国公使驻扎之际，使中日韩三国相聚，“修文酒之好”。花房闻此“大悦”。此后，26、27、28日连续三天，宫岛先访花房；又偕同花房同车拜访何如璋，“叙述衷曲”，颇得何如璋认可；再为向导，带着花房去本愿寺会见朝鲜修信使正使金宏集和副使李祖渊，相约不日三国相会(128)。29日，花房做主，在王子飞鸟山庄涉泽别庄设盛宴。朝鲜正使金宏集、副使李祖渊、学士姜玮，中国使臣何如璋、参赞黄遵宪，以及日本文士数十名来会，“诗歌酒唱酬，各个挥毫”。席间，宫岛对金宏集说，当日之会，系三国交欢，“旷古所稀”，希望“以后永远和好，应有大益于两国”。金宏集称是。宫岛又说，他自使臣何如璋东来，“相共(原文如此)交尤厚且久”，意在专门联络三大而兴起亚洲，金宏集此来，“若不异此志，则可谓快矣”。金宏集也附和。宫岛尤其重视何如璋对他的称赞：“栗香先生深重同洲之谊，所虑深且远。今日之会，素非偶然。”在笔记本中，他在“深重”两字之下加注圈点(129)。飞鸟山庄之会，开启了宫岛与朝鲜修信使以及中国使团的联络。
9月1日，宫岛在修信使回国前夕“特来”浅草本愿寺寓居拜访朝鲜修信使，先后与李容肃、李祖渊、姜玮和尹雄烈笔谈。他请李祖渊“挥毫”，表示将把李所写两首五言诗装饰起来“以悬座右”。最后他请正使金宏集在他因“清国使臣何公等来重修旧学”而整理的《养浩堂集》上“书写数字”。临别，宫岛又称，“自今两国之事，当把臂彼此竭诚”(130)。9月2日，宫岛给何如璋写了一封长信，寄上诗稿三卷请何如璋删定，接着对何如璋“奋临”飞鸟山庄聚会表示感谢。信中，他详述衷怀，希望“自是当谋亚洲之振兴”(131)。何如璋在回信中谈改诗，未谈朝事(132)。宫岛在修信使一行归国时，又前去东本愿寺告别。待黄遵宪到来，他才离开(133)。
朝鲜修信使的日本之行，是中国对朝关系上的一件大事。何如璋素知北洋李鸿章屡次致书劝谕朝鲜开港，而南洋大臣刘坤一也主张此议，在修信使来之前，已“荷承总署指示”，“劝令外交”。8月23日和9月7日之间，何如璋和黄遵宪与金宏集以笔谈形式，就朝鲜正在与日本商议的条约问题，远东的国际关系以及朝鲜开国等外交诸问题，反复多次进行深入交流。会谈之后，何如璋又因担心语言不通，靠笔谈不能“尽意”“尽言”，命随从参赞黄遵宪写就《朝鲜策略》一文，由金弘集带回朝鲜(134)。金宏集回国之后，将黄遵宪的《朝鲜策略》上呈朝鲜国王，最终促使朝鲜接受开港通商建议。朝鲜之议由此一变。
从现有资料看来，宫岛对于使团与修信使一行之间深入切磋开港问题并不详知。但在修信使回国后不久，他很快了解到清政府对朝政策的最新精神。9月23日，宫岛拜访黄遵宪。会谈中，黄遵宪指出，当前亚洲唯一的祸患是俄国。俄国蚕食东方，目标针对朝鲜。黄遵宪的这一认识前提与早先宫岛从何如璋口中所听到的完全一致。黄遵宪进而指出，在防俄的大前提之下，为保全朝鲜，也为保全亚洲，具体对策是中国与日本早日协和，去除固陋弊习，同时与欧美通商，首先应与美国缔结条约。黄遵宪对美国多有赞词，称其为“仁爱之国”(135)。《朝鲜策略》的基本精神是“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防俄，这里黄遵宪与宫岛所谈论，正是稍后草就的《朝鲜策略》的基本精神。
次日，宫岛访吉井友实谈与黄遵宪的笔谈。吉井认为宫岛应该跟伊藤博文谈谈(136)。25日，宫岛去内阁，将黄遵宪的笔谈展示给伊藤，并谈论委细，伊藤“大悦”。伊藤认为黄的这种意见，实是日本的“幸福”。当时宍户正在北京与总理衙门谈判球案。伊藤认为，从宫岛所报告的清政府的对朝政策来看，日本球案交涉的愿望“大抵可以达成”(137)。只是，伊藤的预见最后并没有实现。
黄遵宪在琉球问题上虽参与机要但一直未透露只言，但在朝鲜策略上却向宫岛和盘托出，这因与其“结日本”这一主张有一定关系。使团之提出“结日本”，主旨在于防俄，这可以说也是日本政府的意愿。其时，日本政府不断向使团表达急切的共同防俄的愿望(138)，从亚洲大局出发主动提议中国应及早加强对朝筹划和保护(139)，同时还主动向朝鲜国王表达联合访俄的友好姿势(140)。何如璋使团是相信日本的诚意的。使团提议“结日本”，也基于对日本国力的看法，认为当时日本还没有能力对朝鲜构成足够的危险。这一点在《朝鲜策略》中有明确论述。
新的朝鲜政策的具体实施在北京、天津和汉城之间进行。修信使回国，使团也完成了历史使命。因此之后，宫岛在与何如璋使团来往笔谈中，详细谈论朝鲜问题的不多见。只是，使团试图通过联络亚洲各国抵御俄国的思想既已为宫岛所熟知，因此，宫岛在后来与使团笔谈，询问球事或者中俄伊犁交涉进展时，时不时会表达这一想法(141)。
相比较琉球问题而言，宫岛对朝鲜问题的关注还远没有那么迫切。这与宫岛是大久保利通的追随者，当时征韩派已离开政府，朝鲜问题尚未受日本政府深切关注应有一定关系。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一、宫岛与中国驻日使团交往的思想基础，是他对孔孟圣教的高度认同，以及他真诚倡导的中日同盟思想；建立与使团常规联系的纽带，则是探讨汉诗、汉文。二、宫岛与使团的交往，一开始就担负为日本政府提供情报的特殊使命。而其关注首先在球案，将它视为影响两国关系的“一大问题”。三、宫岛在球案问题上的作为成效较著。他通过使团随员不经意间透露的情报，了解到格兰特调停球案这一外交机密，日本政府因此及时调整球案政策，并最终赢得了球案交涉的主动权。四、宫岛认为当时朝鲜问题的重要性次于球案，对其关注不及对球案，但他奉承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之意，积极参与朝鲜修信使的访日活动，所获关于中国对朝新策略的情报，很受日本政要赞赏。五、宫岛与首届中国驻日使团建立的“友好”关系，充分奠定了他与此后历届中国使团交往的基础。
收稿日期 2013—10—01
注释：
①安在邦夫：《关于宫岛诚一郎文书》(安在邦夫「宮島誠一郎文書につぃて」)，由井正臣编：《幕末维新时期的情报活动与政治构想——宫岛诚一郎研究》(由井正臣編『幕末維新期の情報活動と政治構想——宮島誠一郎研究』)，松戸2004年版，第314页。
②大久保利谦：《宫岛诚一郎及其日记－1－》(大久保利謙「宮島誠一郎とその日記－1－」)，《日本历史》(『日本歴史』)第300号(1973年5月)，第190～194页。
③大日方纯夫：《宫岛诚一郎的对外认识与对外活动——以1880年前后的对清问题为中心》(大日方純夫「宮島誠一郎の対外認識と対外活動——一八八○年前後の対清問題を中心に——」)，由井正臣编：《幕末维新时期的情报活动与政治构想——宫岛诚一郎研究》(由井政臣編『幕末維新期の情報活動と政治構想——宮島誠一郎研究』)。
④《宫岛诚一郎文书》(『宮島誠一郎文書』)，早稻田大学特别资料室藏(早稲田大学特別資料室蔵)(以下资料编号以英文大写字母开头的，均为该室所藏，不一一注明)，B39。
⑤原文如此，应为“芝山”。
⑥⑧⑨⑩《宫岛诚一郎文书》(『宮島誠一郎文書』)，A54－1。
⑦(11)(12)《宫岛诚一郎文书》，C7－1。
(13)《宫岛诚一郎文书》，C7－5。
(14)《宫岛诚一郎文书》，A54－1。
(15)(16)(22)《宫岛诚一郎文书》，C7－1。
(17)黄遵宪：《日本国志·凡例》，光绪十六年羊城富文斋刊版。
(18)《宫岛诚一郎文书》，A36－2。
(19)《宫岛诚一郎文书》，F30－1,A47。
(20)《宫岛诚一郎文书》，A50－1。
(21)《宫岛诚一郎文书》，B39。
(23)(24)(28)(31)(32)(36)《宫岛诚一郎文书》，C7－1。
(25)(26)(33)(34)(35)《宫岛诚一郎文书》，A53－1。
(27)(29)《宫岛诚一郎文书》，B39。
(30)《宫岛诚一郎文书》，C7－1,A53－1。
(37)(39)《宫岛诚一郎文书》，A53－2。
(38)(40)《宫岛诚一郎文书》，A53－1,A53－2。
(41)《宫岛诚一郎文书》，C7－1,A53－2。
(42)《宫岛诚一郎文书》，A53－1,A53－2。
(43)(44)(45)《宫岛诚一郎文书》，A53－2。
(46)《宫岛诚一郎文书》，A53－2，A53－3。
(47)《宫岛诚一郎文书》，C7－1。
(48)《宫岛诚一郎文书》，A53－3。
(49)《宫岛诚一郎文书》，C17－1。
(50)(52)(53)《宫岛诚一郎文书》，B39。
(51)《军机处寄阅闽浙总督何璟等上谕》(光绪三年五月十四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第21页。
(54)《宫岛诚一郎文书》，A52。
(55)《宫岛诚一郎文书》，B39。
(56)原文如此。
(57)《宫岛诚一郎文书》C7－1将此段删去。
(58)《宫岛诚一郎文书》，A53－3，B39。
(59)《宫岛诚一郎文书》，B39，C7－1。按：两者关键部分有较大差别。C7－1有重要删节，涉及琉球部分和中日联盟的思想，当以B39为准。
(60)(62)《宫岛诚一郎文书》，C7－1。
(61)《宫岛诚一郎文书》，A53－3，C7－1。按：廖锡恩于光緒五年二月初一日至光绪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任神戶正理事官。
(63)《宫岛诚一郎文书》，B39，C7－2；《宫岛诚一郎关系文书》(『宮島誠一郎関係文書』)，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蔵)(以下阿拉伯数字编号者均同，不一一说明)，2135。
(64)《宫岛诚一郎文书》，B39，A55－2。
(65)《宫岛诚一郎文书》，A55－2，C7－2。
(66)《宫岛诚一郎文书》，A55－2。
(67)《宫岛诚一郎文书》，C41－32、33，C42－87，C7－2；《宫岛诚一郎关系文书》，2135。
(68)《宫岛诚一郎文书》，A55－2。
(69)《宫岛诚一郎文书》，A55－2，C7－2。
(70)《宫岛诚一郎文书》，B39，C7－2。
(71)《报美国前总统到津》(光绪五年四月初八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31页。
(72)《议接待美国前总统》(光绪五年闰三月二十一日)，《译署函稿·李文忠公全书》卷8，民国10年商务印书馆据金陵刻本影印本，第36页。
(73)《论伊犁及接待美国前总统》(光绪五年闰三月二十六日)，《译署函稿》卷8，第36页。
(74)《报美国前总统到津》(光绪五年四月初八日)，《李鸿章全集》第32册，信函四，第431页。
(75)《与美前总统格兰忒晤谈节略》(光绪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译署函稿》卷8，第40页。
(76)何如璋：《复总署总办论争球事书》，《茶阳三家文钞》卷2，补读书庐1925年版，第5～7页。
(77)《宫岛诚一郎文书》，B39。
(78)(79)(80)《宫岛诚一郎文书》，B39，C7。
(81)(82)《译美前首领格兰忒来函》(光绪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到)，附件一，《译署函稿》卷9，第39页。
(83)《论球案》(光绪五年八月初十日)，《译署函稿》卷10，第2页。
(84)(85)(94)(97)《宫岛诚一郎文书》，B39。
(86)(91)《宫岛诚一郎文书》，B39，A55－3。
(87)(88)《宫岛诚一郎文书》，C7－3。
(89)《宫岛诚一郎文书》，C7－3；《宫岛诚一郎关系文书》，2146。
(90)(92)《宫岛诚一郎文书》，A55－3。
(93)《宫岛诚一郎文书》，A55－3，B39。
(95)《宫岛诚一郎文书》，B39，A53－3。
(96)《宫岛诚一郎文书》，B39，C7－2，A55－3；《宫岛诚一郎关系文书》，2135。
(98)(99)(100)(102)(103)(104)(108)《宫岛诚一郎文书》，B39。
(101)(107)《宫岛诚一郎文书》，B39，C7－3。
(105)《宫岛诚一郎文书》，C7－1，A53－3。
(106)《宫岛诚一郎文书》，B39，C7－2；《宫岛诚一郎关系文书》，2135。按：时间应在7月18日，详参上论。
(109)(110)(113)(114)(115)(118)《宫岛诚一郎文书》，B39。
(111)《宫岛诚一郎文书》，C7－5。
(112)《宫岛诚一郎文书》，B39，C4，C7－5，C12。
(116)按：《宫岛诚一郎文书》C7－5作“诚曰：临别一言，如公与我则可谓千载之知己也。顷仆与一亲友深虑两国利害，说某大臣，大臣深嘉纳之，曰：‘琉球之事，绝不至开祸端於贵国也。’此事不在世人所知，敢告之阁下”。
(117)《宫岛诚一郎文书》，B39，C7－5，C12。
(119)《宫岛诚一郎文书》，B39。
(120)原文如此。
(121)《宫岛诚一郎文书》，B39，C3，C7－1，A53－3。
(122)《宫岛诚一郎文书》，B39，C7－2，C9。
(123)何如璋：《复总署总办论争球事书》，《茶阳三家文钞》卷2，第6页。
(124)何如璋：《上李相伯论主持朝鲜与各国通商书》，《茶阳三家文钞》卷3，第3页。
(125)何如璋：《主持朝鲜外交议》附件一，《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72年版，第437页；《何少詹(如璋)文钞》卷1，第11～14页。
(126)《问答节略》(光绪六年四月十三日)附件一，《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05页。
(127)《北洋大臣李鸿章函》(光绪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光绪六年二月初九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394、397页。
(128)《宫岛诚一郎文书》，B39，A56－3。
(129)《宫岛诚一郎文书》，B39，c7－4。
(130)(132)《宫岛诚一郎文书》，C7－4。
(131)《宫岛诚一郎文书》，B39，C7－4。按：B39和C7－4两信内容不同。
(133)(135)(136)(137)《宫岛诚一郎文书》，B39。
(134)《出使大臣何如璋函》(光绪六年十月十六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38页。
(138)(139)《问答节略》附件一，《出使大臣何如璋函》(光绪六年四月十三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05页。
(140)井上馨：《别纸》(明治13年9月7日)，《近代中韩关系史资料汇编》第11册，台北，“国史馆”民国79年版，第25页。
(141)《宫岛诚一郎文书》，C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