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民歌四行诗之西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丝绸之路论文,海上论文,四行论文,中国民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四行诗民歌体有古老的历史传统，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诗经》时代已发展成熟，在“国风”中已形成了固定的格式。后由四言发展到五言，在汉魏六朝的乐府民歌中更大量出现。唐代以后又发展为七言四句的绝句和山歌体民歌，至今仍是中国南方山歌体的主要形式。在江南汉族及壮族、黎族、土家族、苗族、瑶族、侗族之山歌，乃至藏族之“堆谐”（六言四句）和维吾尔族之“柔巴依”等民歌体式均为四行诗体。
这种四行体民歌除每首（或每段）四行外，其结构形式还有如下特征：
1.以自然事物起兴，常常是第一、二句起兴，第三、四句是主旨。二者没有必然的联系。一般只有比兴的关系和感情上或音韵上的联系。如《诗经》周南之《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又如汉魏乐府古辞《高田种小麦》：
高田种小麦，终久不成穗。
男儿在他乡，焉得不憔悴。
再如南朝《大子夜歌》：
丝竹发歌响，假器扬清音。
不知歌谣妙，声势出口心。
近代土家族山歌：
高山点灯不怕风，深山砍柴不怕龙，
无心哪怕郎做官，有心不怕郎家穷。
此类山歌甚多，不能一一例举。
西藏最有名的仓洋嘉措情歌，在民间广泛流传，其第一首为：
在那东方山顶，升起洁白的月亮。
美丽姑娘的面容，渐渐浮现心上。
这是六言的“堆谐体”民歌，至今仍很流行，生命力极强。
2.四句之中，第二、四句押尾韵。
以上各例均可作证。这种形式的民歌体，是中国民歌的主要形式之一，由两三千年前的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乃至西域、西南边境康藏高原……直到南海之滨，至今广为流传。
但在欧洲，在古希腊、罗马乃至罗曼语族、日尔曼语族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古代民歌中，这种四行体民歌是没有的，即使偶然有也是极少的。而在近代，在中世纪以后，在一些欧洲国家中却出现了四行体诗歌。过去匈牙利学者对此曾作过专门研究，认为是由陆路传入欧洲的。这是一条道路。但我以为除陆路之外，还有南方的水路一条通道，也是不能忽视的。可以说南北两条丝绸之路都和四行体民歌的西传有密切的关系。
有许多证据说明，南方丝绸之路，由中国南方山歌体最流行的江南沿海地区，到印尼、马六甲的马来民歌班顿（pantun）经过葡萄牙人和其他如西班牙人、荷兰人、意大利人、希腊人的传播，在南欧诸国都有了此种歌体。这是相当重要的一条通道。
一
首先是印尼马来民歌，最流行的歌体是班顿体，即四行体。在《印度尼西亚民歌选》中，班顿四行体占了绝大部分（注：《印度尼西亚民歌选》张企程辑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1956年再版。）。据译者张企程先生说，此种歌体的特点是：
“前两行和后两行并没有意义以上的连贯性。前两行多半述说一种比喻以作后两行的引子，后两行才表达作者的中心思想。”同时，这种四行诗还押ABAB韵，不但押脚韵而且有时还押腰韵和头韵。下面这首班顿民歌是译得比较好的，大致保持了原来的韵律：
田里青蛙从哪里来？
是从小河里来到那田里。
甜蜜爱情从哪里来？
是从那眼睛再到胸怀。
班顿四行诗的特点与中国四行诗的民歌体，在句式、韵律与比兴结构等特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它们是从中国传过来的吗？回答是完全肯定的。
不仅从时间上看，中国四行诗民歌体的记载要早得多，而且还有人类学与考古学上的许多根据。
中国大陆西南地区的铜鼓文化、印纹陶器和有肩石斧，都和印尼、马来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有许多共同之处。而东南沿海人和南洋马来民族的相同之处更可从体质特征、语言、风俗等几方面明显地看到。人类学家林惠祥在《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一文中指出：
“从大体言之，马来人的直发、广头、短面、矮躯，与闽粤人相近”。（注：《林惠祥人类学论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98页。）
马来人与古越族文化上之相似就更多，如断发、文身、黑齿、短须、赤足、拜蛇、巢居与干栏。
由许多证据林惠祥先生得出“结论”：“马来人系从大陆南下，已无疑义”，大约在几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古越族由马来半岛南下，进入苏门答腊、爪哇诸岛，有的则由台湾乘舟南下菲律宾再到印尼。后来华人又不断由东南沿海移民印尼等地。（注：《林惠祥人类学论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301、31 2、317页。）《越人歌》的古越语记录，给我们提供了百越民族与南洋马来人关系的重要证据，据韦应稳先生的研究，古越语与今之壮、傣语族有亲缘关系，用古壮语可以读懂此歌原文。（注：参见《百越史研究论文集》第一辑，中央民族学院编1980年3月；《百越民族史论集》，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编，1982年2月。）日本语言学家泉井久之助的论文《关于刘向〈说苑〉第十一卷中的一首越歌》认为《越人歌》原文的记音，只有借助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占语和马来—玻里尼西亚语系的古马来语和古印尼语才能读懂，并作了试译。（日本《言语研究》22—23期，1953）于此亦可见，中国南方的古百越民族与南岛马来族之族源联系。
美国语言学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保尔·本尼迪克特在《台语、加岱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东南亚的一个新联盟》一文中说：“在亚洲大陆的真正印度尼西亚语底层由分布在中国南部、河内（东京）北部和海南岛的四种语言来代表，这四种语言形成一个单独的加岱语系。”他又认为台语、加岱语和印尼语这三个语系“在发生学上有联系，我们必须把它们分散的中心定在中国南部地区的某些地方……”并总结说：
“操原始印尼语的人民是从中国南部海岸也许经过海南岛往北迁移到台湾，往东迁移到菲律宾，往南迁移到越南、婆罗洲（即今之加里曼丹）、爪哇、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
唐宋以来，大批中国东南沿海居民移居东南亚。《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中国古代僧人前往南洋的即达60人左右，在马来语、印尼语中有大量汉语借词，这些都反映了印尼马来族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之密切，这是文化交流受大陆影响的具体标志。
从内容看，在班顿民歌中，有许多歌唱中国文学题材的作品。 据1962年雅加达出版的一本《印度尼西亚华裔文学》（梁友兰著）一书记载，印尼出版最早的一本马来民歌集《消遣娱乐性的班顿集》（茉莉花编）中，有大量作品取材于中国旧小说戏曲的内容，如根据《武则天女皇传奇》小说中的故事写成的班顿《李旦之歌》，以及《廿四孝之歌》、《山伯—英台之歌》、《陈三五娘之歌》等等。还有一本《元宵节班顿集》则是收集了许多雅加达华人闹元宵狂欢之夜的各种文娱活动，如舞龙灯、舞狮、杂耍、戏曲等华侨家院和化装游行中的精彩表演。这是三十年代的事。三十年代初期，华人企业中兴起了一种“菜农戏”，其乐队乐曲有浓厚的中国风味，在演出中大量歌唱班顿歌曲，从领班报幕，到人物对话乃至最后领班向观众谢幕请安，都吟唱班顿。印尼国家图书出版局出版的《马来民歌》一书中，直接吟唱中国人物和事件以及中国风俗习惯的作品有38首，用汉语借词“茶碗”（Cawan ）入歌的即有13首。而统治印尼和马来半岛数百年之久的荷兰和英国的事物在班顿民歌中出现的次数要少得多，只几首而已。
汉密尔顿的《马来民歌》中有一首民歌，写马来姑娘同信伊斯兰教的中国青年相爱的故事，姑娘把中国青年爱称为“灰鹭”，说只要你情真意切就会赢得马来少女的爱情。此类相爱的民歌不少，如：
鸽子在柚子树上安息，中国青年贩卖布匹；
“我养你直到老死，发誓不变心另娶。”
还有一首民歌以华人的生活习俗描写爱情，与马来人习惯显然不同：
干饭煮好又熬稀粥，晚饭就着洋白菜吃；
想起恩爱的生活太短促，进坟墓也要翻身坐直。
按印尼、马来人习俗，正餐吃干饭与干菜肴，并且用手抓着吃。稀粥只当点心吃，多为用椰浆煮甜糯米粥，绝没有稀粥就洋白菜吃的。所以这显然是说的华人生活，是福建、广东人的饮食习俗，于此亦可见华人与班顿民歌的关系。（注：参见许友年《论马来民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39—140页。）
二
新加坡马来半岛与中国的联系更加密切，印尼著名诗人阿米尔·罕渣的《马来古典文学及其国王》一文中说：“马来国王巴拉米苏拉（Paramisura）选择马六甲这个地方来建国是非常理想的，因为来自大陆和爪哇的一切商船，都要在马六甲靠岸进行贸易或等候开船的好季节。……1403年，中国皇帝遣使访问马六甲，这是第一次。当时巴拉米苏拉国王还向暹逻王进贡哩。1405年，马六甲国王遣使到中国回访，进贡方物，并要求得到中国皇帝的保护。中国皇帝即封巴拉米苏拉为新加坡国王，并赐王印及黄金大伞……”马来民歌中有一首这样唱道：
缠着镶嵌宝石的头巾，宝石雕绘着中国图形，
国王陛下头戴的王冠，也是中国大陆的制品。
马六甲正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站，在东西文化交流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以上的情况可以肯定，中国四行体民歌形式，由中国大陆传到南洋，并成为马来民歌的主要形式。这种形式又由欧洲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的人传到了西方。在这一方面是有不少蛛丝马迹可以追寻的。
应该说葡萄牙人在四行体民歌的西传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葡萄牙是西方国家中最早来到东方的，早在1498年航海家华士古·达·伽马已抵达印度。1510年葡萄牙人在阿丰索·德·阿尔布克尔克率领下占领印度果阿。
1511年8月，阿丰索·德·阿尔布克尔克又占领了马六甲。 这是通往中国的重要港口，也是连接西方的交通要道。葡人在当地看到“马六甲是中国商人的集散地。”（给葡王的报告，1512）他们在经商等活动中，与当地马来人与华人交往，最早向欧洲介绍了班顿民歌。现在还保存着一本17世纪所写的马来语和葡萄牙语对照的抄本，包括了好几首四行体班顿民歌。这是很有力的证据。
三
尽管欧洲古代没有成型的四行体民歌，但在18世纪以来，在许多国家都有了这种诗歌形式。德国学者古·梅耶尔在希腊也发现了这种诗体，他说：“当时差不多欧洲所有民族都有同样的四句一首的，自然现象起兴的民歌。”
我们看到，在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如希腊、阿尔巴尼亚、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这种诗体更流行，在汉译的外国民歌集（注：《外国民歌》（吴瑾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1月。）中也可以找到不少。 如希腊民歌《为自由而战》：
战友们看吧，黑夜已过去，我们的山顶闪着曙光，
我们不懂得什么叫恐惧，快伸出手来参加战斗。（廖晓帆译配）
阿尔巴尼亚民歌《春天的夜鹰》也是四行体：
夜莺夜莺，春天的夜莺，你啊唱不停今夜更欢畅。
今夜歌声更甜蜜，今夜歌声更嘹亮。
小小黄莺和金丝鸟，伴随那夜莺一起飞翔，
夜莺，黄莺，还有金丝鸟，同声歌唱：“永不相忘！”（瞿世雄译）
意大利民歌如《玛丽亚尼娜》：
温暖的太阳在那天空照，有位姑娘使我心欢笑，
她的美貌外人不知晓，我的心却为她燃烧。（盛茵译配）
意大利的stornell（反复乐曲）歌体如《柠檬树的花》等也是常用起兴的四句体。
西班牙常见的歌体Copla也是四句一首的。
而在罗曼语族国家中，这些沿海国家都有了四行诗而内陆的罗马尼亚却没有或极少此四句体民歌。于此亦可见它的流传与海上交通关系密切，这应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种文化传播的成果。它的传播路线，现在很难考证清楚，但从当时海上交通来看，从东方绕非洲好望角可直达欧洲，葡萄牙人对此接触最早，此体在葡萄牙民歌中也有，如《我象一只雄鹰》：
我好像一只雄鹰，展翅在高空飞翔，
当我把目标看清，就矫健地降落到地上。
想喝到清甜的泉水，你莫怕路途阻挡，
想得到忠实的爱情，要有雄鹰般敏锐的目光。（蹇艾译）
第二首的结构是典型的班顿的比兴结构，其自然现象的比兴，四句体的结构形式，都和中国—南洋的四行体民歌非常相似，其东方来源谅无疑义。
当然，南方丝绸之路不只全走海路，海陆结合的经中东阿拉伯国家通向南欧地中海诸国的商路亦很重要，并且更加古老。但需几经转折，不如海道直接、快捷。1498年葡萄牙华士古·达·伽马发现的新航线，打破了过去意大利城邦威尼斯等对东西方贸易的垄断。由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国家占领了马六甲和印尼，接触到马来民歌班顿，并传入欧洲，这一条海上通道在四行体民歌西传上的作用可能更大。现存最古老的葡萄牙语与马来语对照的四行体民歌的写本，即是明证。据以上分析，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海上丝绸之路，包括海路和海陆结合的商路，在中国四行体民歌—马来班顿民歌的西传中起了重要作用，这同欧亚大陆的北路一起，使四行体民歌传入欧洲。南方丝绸之路所起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当然，要深入地、仔细地弄清此类问题，还必须研究大量第一手的葡文资料。于此可见，许许多多的葡萄牙文的文书档案对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历史的极端重要性。听说澳门和葡国正在准备组织专人进行整理和翻译。我想这是非常需要的，希望早日完成这一重要的文化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