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新文化运动”：鲁迅杂文前期形态的内在嬗变及其历史情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化运动论文,鲁迅论文,杂文论文,形态论文,情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23X(2003)06-0040-08
在作为“新中国的圣人”(注：语出自毛泽东：《鲁迅论》，《文献》第二期(1938年11月出版于上海)。)的鲁迅，和作为伟大文学文化经典的鲁迅著作，开始遭受越来越多尖锐质疑的今天，鲁迅众多的反对者和保卫者似乎都不愿意承认：对于鲁迅的“圣化”(注：语出自汪晖：《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文学评论》1988年第6期。)和鲁迅著作的经典化，只是充满了太多窘境的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整体流程中一个出于无奈的小片断和小侧面，而并不与以真理化身自居的某一个或一群人的单厢情愿的社会谋略有关。外在的客观历史情势和内在的民族文化心理惯性，决定了少数个体历史人物的“圣化”，和被“圣化”了的这少数历史人物的个人言语进一步化约为群体话语、时代话语甚至民族-国家话语，在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进程中是势所必至的一个环节。
就这个意义而言，中国现当代的社会文化进程是一个资源储备严重匮乏却急于有所建设的冒进的历程。在这样一个文化历程中，鲁迅及其著作被抬上圣坛，祭为公器，对生前就希望自己连人带文一起“速朽”的鲁迅本人来说，自然不是什么幸运，但对于鲁迅以外的其他现当代中国人来说，如果在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的进程中被“圣化”的历史人物中不包括鲁迅，被经典化、权威化的文学文化著作中没有鲁迅的著作，那么许多人难免就会感到遗憾和悲哀。换句话讲，在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赖以生发迁延的历史情境中，可追究的问题不是有没有个人被“圣化”、个人言语被经典化的现象，而是谁被“圣化”、谁的言语被经典化，以及这当中不同的个人和个人言语究竟又是经过怎样各不相同的途径被逐步“圣化”和经典化的问题。
这里将要展开讨论的内容，自然并不直接针对以上这方面的问题，但我以为，在开始进行下面关于鲁迅杂文及其原生的时代文化背景的考察之前，提出上述问题是必要的，因为在被“圣化”和经典化前后，鲁迅及其著作的实际社会形象和实际社会价值，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要想隔着难以规避的圣人和经典的光环，打量到鲁迅及其著作的本真形态，显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对这层光环的存在和普遍中见特殊(注：鲁迅身上的这种“圣人”光环的一个特殊性，表现在它对历史上的鲁迅和他那些实实在在留存至今的著作，具有特殊的选择性的遮蔽和简化。这一点在“圣化”和“妖魔化”鲁迅的人们那里，有或正或反的各种不同的具体表现方式。)的色彩，保持足够的警觉。在本文所允许的篇幅内，我将把以下的考察局限在鲁迅1920年代中期以前的杂文写作这一个案范围内。
一
1920年代中期之所以在这里构成我们考察鲁迅杂文及其时代文化背景的一个阶段性的时间标识，主要是为了突出鲁迅介入这一时期发生的“女师大风潮”前后个人社会角色意识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杂文写作风格上的明显变化。1920年代中期——确切地说，是1925年5月发表《忽然想到(七)》——以前，在鲁迅藉以显示自己的社会形象和实现自己的社会文化价值的主要方式——公开的写作活动中，(注：除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外，鲁迅当时还以北洋政府教育部职员和北京部分大中学校兼任教师的身份从事社会工作，但这些工作的社会影响力显然都不及前者。)最夺目的是一种强烈认同和坚决捍卫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宗旨的、以社会改革和历史进步为旨归的整体化的理性思辨激情，而带有个人特征的意绪情趣，则表露得相当有限。比照1925年5月以后鲁迅杂文写作中语言形式、篇章修辞和内涵题旨各方面骤然趋于鲜活、放达的个性化表现，1925年5月之前问世的这批鲁迅杂文，一方面显见着这一时期鲁迅在杂文写作艺术上既有意探索、创新但又难免流于拘谨的痕迹，(注：由于迄今为止对于鲁迅杂文的研究多局限在由鲁迅生前自编文集所确定的框架内，而不以清晰完整的鲁迅杂文写作时序为依据，所以对于类似1920年代中期这种错杂在《热风》、《坟》、《华盖集》以及《集外集》、《集外集拾遗》、《集外集拾遗补编》等多种文集中的鲁迅杂文写作形态的转折点的观察和判断，目前似尚无可以参考对证的既有研究结论。但也有个别论者曾注意到：鲁迅杂文从《热风》中的《新青年》“随感录”，到《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以及《坟》中的一部分，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了从试验到成熟、从比较单调刻板到日益丰富多彩的变化(参阅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尹慧珉译，岳麓书社1999年9月版，第131-138页)。)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鲁迅在积极涉足由报刊所支撑起来的社会舆论空间的同时，审慎地节制和淡化着自己个性流露的微妙心态。(注：这种心迹正如鲁迅后来在《野草·题辞》(1927)中所描述的那样：“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页)。)
纵观鲁迅1925年5月以前发表的总计110余篇杂文，我们大概只能从其中的20余篇(注：具体篇目大致如下：《渡河与引路》、《随感录五十八》、《随感录五十九》、《随感录六十五：暴君的臣民》、《无题》(1921)、《无题》(1922)、《即小见大》、《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娜拉走后怎样》、《记“杨树达”君的袭来》、《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辨正》、《“音乐”》、《论照相之类》、《咬嚼之余》、《诗歌之敌》、《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忽然想到(一至四)》、《通讯》(1925年3月致徐炳昶)、《杂语》、《夏三虫》、《春末闲谈》、《灯下漫笔》、《杂感》。)中，比较容易地捕获到那些可以直接传达出鲁迅个性特点的语言信息，而在这20多篇中，还并不是每一篇都把这些语言信息安排进了全篇的主题范畴。虽然不同性质的语篇或文字的数量对比远不足以准确地揭示潜含在一个写作者某一时期写作中的思想和艺术趣味倾向，但它至少可以清楚地说明：一个写作者一个时期内在面对多种不同的写作可能时，最终是如何进行抉择和力量分配的。
从鲁迅留日时期发表的8篇文言论文(注：已有许多论证详实可靠的研究报告证明，这8篇文言论文中除《文化偏至伦》和《破恶声论》以外的其余各篇中均存在程度不同的译述痕迹。但我以为，这并不影响我们在分析解读这8篇文言论文的基础上，得出并坚持如下结论：鲁迅留日时期在文化思想和社会思想上，接受了较之同时代一般的中国新派知识分子来源和范围远为宏阔复杂并且也更具深度的外部影响。)与作为鲁迅白话杂文写作先声的《新青年》“随感录”的比较中呈现出来的作者逻辑思辨水准的落差，表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时期的鲁迅似乎在刻意地规避自己早先曾经深入其中的那个交织着不少矛盾的复杂而幽深的思想世界。这种对于自身思想经验的刻意规避，使鲁迅恢复了调动自己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情绪潜能的精神活力，然而同时也就使这种复归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情绪不能不被一层自我怀疑的灰色意识所覆盖。
有资料显示，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初兴阶段，鲁迅似乎有点漠然地保持着一个局外人的冷眼旁观态度。(注：据周作人1952年忆述：“那年四月我到北京，鲁迅就拿几本《新青年》给我看，说这是许寿裳告诉的，近来有这么一种杂志，颇多谬论，大可一驳，所以买了来的。但是我们翻看了一回之后，也看不出什么特别的谬处，所以随即搁下了。那时《新青年》还是用的文言文，虽然渐渐你吹我唱的在谈文学革命，其中有一篇文章还是用文言所写，在那里骂封建的、贵族的古文。总结的说一句，对于《新青年》总是态度很冷淡的，即使并不如许寿裳的觉得它谬”。(周作人：《鲁迅的故家》，止庵校订，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355页；类似的记述也见于周作人1960年代初期撰写的另一回忆录《知堂回想录》)。这里所说的“那年四月我到北京”，是指1917年4月1日周作人自绍兴携家眷移居北京，其时已在胡适、陈独秀在《新青年》上高张起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大旗之后两三个月。)而突然把鲁迅从“看客”的立场上卷到以《新青年》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前沿的外力来源，从宏观的社会文化背景上讲，是来自张勋复辟的短暂丑剧上演过后表面复原而社会心理深层和政治军事等社会实力角逐格局急速陷于动荡不安的时代现状，(注：参阅周作人：《鲁迅的故家》，止庵校订，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353-354页；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止庵校订，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3-14页；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陈永明等译，岳麓书社1999年8月版，第12-13页。)从与鲁迅个人切实相关的具体事件来讲，则是应钱玄同的反复催促(注：《狂人日记》创作于1918年4月2日，在此之前，钱玄同为给《新青年》组稿而频繁造访鲁迅，已持续有近8个月之久。参阅《鲁迅年谱》第一卷，同前，第365页。)而写出的《狂人日记》经《新青年》刊载后，很快就在新文化运动阵营赢得了广泛的瞩目和高度的评价。
就鲁迅个人的感受而言，《狂人日记》一炮打响的接受效应，显然是一种比指向宽泛的文学文化革命口号强烈得多的社会召唤，这召唤既在他的期待之中，又出乎他的预料之外。多年前(注：筹办《新生》时间约为1907年夏。参阅《鲁迅年谱》第一卷，同前，第187页。)创办《新生》的挫折经验，从反面支持着他在沉寂中等待和寻求再次“入世”的机遇，而他认定已久的那种试图从根本上彻底解决问题的社会和人生的发展方案——“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1](P56)——，又总是足以将出现在他眼前的各种带着这样那样的现实局限性的“入世”途径映衬得一无可取之处。为了对不期而至的社会召唤作出及时的回应，鲁迅必须首先从自己思想深处的这种困境当中摆脱出来，这时候，鲁迅是通过重整自己的道德伦理责任意识，而找到合适的精神出路和新的思想支点的。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呐喊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1](P419-420)
——鲁迅写在《<呐喊>自序》里的这段在我们的理解中经常被过度泛化的话，在它的原始语境中，实际上正是鲁迅对于自己在发表《狂人日记》之后那种经历了主动调整的精神状态的细腻写照，而其中凸显得最分明的，就是鲁迅对于自己事实上已经成为一名文学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道德伦理意义上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二
道德伦理意识的兀然凸显，不仅是表现在鲁迅“后《狂人日记》”时期自我认同心理层面上的一个重要变化，而且同时也是表现在鲁迅紧随《狂人日记》之后的一系列作品的文本层面上的一个新的阶段性特征。从文学史的尺度上看，可以说正是对于道德伦理意识的这种阶段性的特别凸显，使《狂人日记》沿着反传统和启蒙的主题指向，和鲁迅后来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两篇论文(注：《我之节烈观》(1918年7月作，次月刊)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年10月作，次月刊)篇幅较长，在《新青年》上刊发时不在“随感录”专栏内。)、27篇“随感录”(注：鲁迅死后，周作人在《关于鲁迅》(1936年10月24日)等文中，曾不止一次提到，被鲁迅选入《坟》中的这27篇“随感录”中有两三篇或四篇是他写的。但至今尚未见有能够证实周作人这一说法的可靠凭据。)以及其它4篇小说(注：《孔乙己》(1919年3月作，次月刊)、《药》(1919年4月作，次月刊)、《风波》(1920年8月作，次月刊)、《故乡》(1921年1月作，5月刊)。)，结成了一个似乎共有同一个意义重心的整体化的大文本。
尽管时至今日也还没有任何一位态度严肃的读者或评论家，在面对以上这些作品时，能够全然无视否认其中反传统和启蒙主题的醒目存在，但是也不可否认，随着解读和评价角度的日益多样化，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以上这些作品中存在着远较反传统和启蒙的主题内涵更为深刻和丰富的其他各种意义层次上的主题。从某一部分作品的内在结构上显露出的这种多主题并存和多主题之中一主题凸显而其余主题退隐的状态，实际上也就是作者向这部分作品所敞开的那一思想侧面的状态。一个思想世界原本非常复杂深邃的作者，可以在某一特定的条件下，在自己的某一部分作品中展示出单纯通透的思想状态，反过来，一个思想原本比较简单浅白的作者，也可以在某些作品中故作高深玄奥；但是源于复杂的简单，终究还是一种形式特殊的复杂，而以简单为底衬的复杂，也只能作为一种略有变形的简单存在。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不妨把鲁迅始于《狂人日记》的《新青年》写作阶段，概括成一个复杂本体的表现形式的简单化过程。
对于这个过程两端的情形，我们不难经由对鲁迅这时期作品的具体分析而获得较清楚的了解。但若要揭明这一过程的成因，我们却不能不从191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总体背景中，去寻绎和分辨那些影响和支配了鲁迅思想变化的各种文学文本以外的因素。
整个1910年代的中国社会本身，是一个庞杂浑融动态开放系统，但在鲁迅的思想世界和作品世界里，它缩略成了能够被辛亥革命这一事件所照亮的那一部分。不过，即使仅就这一部分而言，它展露在鲁迅的思想和作品中的，也还不是被革命的光焰从正面映照得明晃晃的那些地方，而是在革命的辉耀下显得更加昏暗迷朦的那些地方。这一点在以往的鲁迅思想和鲁迅作品研究中，通常被概括为鲁迅对于辛亥革命不彻底性的批判。这样的概括诚然不错，但是，鲁迅的这种批判是否就等同于我们这些因为已经确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历史必然性而对于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辛亥革命大不以为然的后来者们的批判?换句话说，鲁迅对于辛亥革命的这种批判，究竟是一种单纯为了批判而批判的批判呢，还是一种为了有所立而有所破的批判呢?
答案不言而喻。那么，鲁迅所欲立的，又是什么呢?在鲁迅挚友许寿裳的回忆录(注：许寿裳：《回忆鲁迅》，1944年10月25日《新华日报》。)中特别显明的青年鲁迅对于何为理想的人性、中国的民族性中最缺乏什么以及它的病根何在这三个相关问题的思索细节，特别是青年鲁迅对于这三个问题中第二个问题的判断是最缺乏诚和爱(注：关于“诚”与“爱”的议论，也见于鲁迅1918年1月4日致许寿裳的信中：“来论谓当灌输诚爱二字，甚当；第其法则难，思之至今，乃无可报。”(《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同前，第345页)。)这一细节说明：早在1910年代留日时期鲁迅的思想视野刚刚开始从自足封闭的个人生活和传统价值观念界面上向危机日迫的整个时代和社会的思想文化界面上延展的时候，鲁迅思想的聚焦点和出发点就落在了道德伦理范畴。关于中国民族性中最缺乏诚和爱的判断，实际上就是对于中国社会私德层面上缺乏足够的人格信誉基础，而公德层面上又缺乏必要的良知自觉基础的道德现状的批评。
或许是受《民报》时期章太炎某些思想观点(注：关于《民报》时期章太炎的道德思想，已有研究者做过精辟分析。参阅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中册)，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729-731页；张灏：《思想与时代》，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259-265页。)的影响，当鲁迅于1908年藉《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及未竟稿《破恶声论》诸文，第一次较系统地公开表述自己社会文化思想时，他把自己对于中国民族性的道德伦理意义上的批评，从正面更深一层地推展为这样一种对于中国社会进步的建设性规划：个性意识的解放应当优先于一般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社会成员个体的价值诉求或权利诉求的合理性及进步性，应当取决于社会成员个体的道德完善程度。无论是《摩罗诗力说》对于域外摩罗诗人生平创作、人格风貌及社会历史作用的介绍，还是《科学史教篇》和《文化偏至论》对于个人的超越精神和超越意志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历程中的重要性的论证和强调，抑或是《破恶声论》对于妨害个人的意识自觉和意识自由的种种强势舆论的反拨，都是为了在廓清催生和助长中国民族性弊端的各种社会历史条件的同时，论证出一个以社会成员个体的道德伦理品质优化为前提和归宿的有特殊针对性的社会发展方案。
然而，到了由流血革命开启的1910年代，在鲁迅的这种道德伦理蓝图与社会现实之间却出现了更为显著的反差。这显然造成了鲁迅思想此后一度陷于消沉的一个理由，但另一方面，这也使得当初勾画在青年鲁迅思想中的这幅道德伦理蓝图，在革命后的岁月里，开始渐渐转化为一种鲁迅据以剖视自我和社会的批判性的思想资源。
三
与《狂人日记》表面上看似外向而实质上饱含着内在的悖反意向的呐喊不同，鲁迅1918和1919这两年的杂文写作，显示出毫不含糊的新旧文化绝对两分和坚决反传统的思想立场。这当然并非鲁迅思想完整而较深入的反映，但是却代表着重返社会舆论空间的鲁迅对于自己原有思想的一种新的贯彻实践形式：将自己公开的写作行为本身也当作一种道德行为，将自己在这种公开写作活动中所表达的思想立场和认知态度，也当作一种建构或见证新的个人道德伦理模式的社会性素材。
而在鲁迅对于清末民初这一革命时代的感受和记忆中，最沉痛之处就在于作为社会多数和革命事业局外人的民众对于作为社会少数的革命者的酷烈牺牲所采取的漠然旁观态度。1922年12月，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以自顾来路感慨万千的口吻，提到自己当初之所以在大毒蛇般的寂寞包围中终于还是不免要呐喊几声的原由之一，是想“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1](P419)。如果抛开我们从后设的意识形态教条出发的种种解释，那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鲁迅在这里指涉的是一个充满内在张力的道德伦理情境：
同样置身于荒原似的大寂寞之中，“我”因为自感无力而安于“无可措手”的状态，甚至还为了安于这种状态而故意用了种种方法，来麻醉自己，(注：参阅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同前，第417-418页。)但在“我”的另一边，却是“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显然，当这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与“我”之间的价值和利益认同关系经同样“须听将令”和同样“做着好梦”的细节而得到确证之后，“我”继续安于“无可措手”和自我麻醉状态的选择，就成了一种不具有道德伦理意义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的选择，简单地说，也就是非道德(注：这里所谓的“非道德”，是从相对于道德伦理尺度形成的道德、不道德、非道德三种行为类型关系中界别出来的一种道德性质判断，指的是一种行为没有落在道德伦理尺度的衡量范畴内，不足以构成合乎道德的行为，但也不一定与道德伦理要求构成对抗关系，达到“不道德”的程度。)的选择。而“呐喊”，在同样的意义上，反过来也就成为了“我”可以选择的一种道德伦理价值层面的补偿和自赎行为。但是，这种至多只能对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尽到从旁赞和、慰藉之谊的“呐喊”，不论在社会实践价值上还是在道德伦理价值上，都终究不能完全等值于“猛士”们实实在在的“前驱”。(注：鲁迅1926年11月在《写在<坟>后面》中回顾自己写杂文的初衷时，解释了自己为“怕于读者有害”而每在作文时就“更谨慎”、“更踌躇”的原因：“我自己早知道毕竟不是什么战士了，而且也不能算前驱，就有这么多的顾忌和回忆。”(《鲁迅全集》第一卷，同前，第284-285页)。)因此，只能止于“呐喊”者，遵从“前驱”者主将“不主张消极”的意思，尽力给自己的“呐喊”装点出些亮色，甚至为此而不惜掩盖起自己的一部分真实的思想，也就成了一种合乎道德伦理意义上的应然律要求的行为。
我们在鲁迅1918和1919两年的杂文作品中看到的单向度情态，正是源自上述道德伦理逻辑对鲁迅这时期社会角色意识的支配作用。
不过让鲁迅在思想上付出了自我抑制代价的《新青年》时期诸文，最终并未能及时地在现实的社会文化空气中击出太大响动，当然也没能在道德伦理意义上产生任何显眼的社会性收效。1925年11月，当鲁迅将这些文章中的大部分结集成册时，他分明感受到了这一点：隔着时间的距离，他一方面看到，这些文章“评论的多是小问题”，在当初亟需反击围攻《新青年》的群敌时，也只发挥了“一小部分”的战斗力，因而是“无可道”的，但另一方面，他又看到，由于现在同过去“并没有大两样”，所以这些原为对付过去的时弊而产生的“应时”和“浅薄”的文字，现在却仍然葆有继续存留的价值，这使他不免感到“悲哀”。(注：参阅鲁迅：《<热风>题记》，《鲁迅全集》第一卷，同前，第291-292页。)这样的“悲哀”之中，当然有更复杂的况味，因为时弊的顽固在证实着社会的停滞和昏暗的同时，实际上自然也就使得鲁迅这些“无可道”的“应时”文字具备了某种程度的时代经典价值。而一当我们从鉴赏一时代经典的角度，去看待鲁迅1918-1919年之际的杂文作品，我们很容易注意到的一个特点是，这些作品所记录和评述的现象和问题，虽然大都紧密地联系着新旧文化激烈交锋的社会前沿思潮，但它们都没有涉及也没有被设定在专门的思想学术或理论探讨范畴，而是相反地都停留在了一般社会经验层次，并且在鲁迅这些作品中映现出的这一社会经验层次，又主要是沿着对于中国和外国两种形态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习惯的记忆与感受展开的。简单地说，鲁迅这些杂文是无法被我们当作一种与它的时代背景中存在过的那些知识精英层次的思想理论活动紧相关联的文献来接受的，汇聚和呈现在它们当中的基本内容，性质上均属一般社会经验。
基于这一特点，我们或许可以从所谓《新青年》派的几位最著称于史的杂文作者中大略地划出这样两条风格界线，一条是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和鲁迅之间的学理型思辨和经验型思辨风格的界线，另一条是鲁迅和钱玄同、刘半农之间的经验型思辨和情绪感悟型思辨风格之间的界线。
四
鲁迅杂文写作的一发而不可收的起始阶段，在1918和1919两年。这两年间，他写了40篇杂文，(注：1、这里不计入在鲁迅杂文集中间有收录的文言文和诗歌作品。2、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八卷《集外集拾遗补编》中，还据鲁迅手稿，收录了一篇作于这一时期但未见发表过的《随感录》。)除刊于《每周评论》的1篇《随感录》、刊于《新潮》的《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以及刊于《国民公报》的《寸铁》和《自言自语》(注：总题之下含7节，第1节为序，后7节系内容各自独立的6篇短文，原分5次刊出。参阅《鲁迅全集》第八卷，同前，第96页注释[1]。)之外，其余的31篇都发表在《新青年》上(其中27篇列在《新青年》“随感录”专栏中，两篇篇幅较长的《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列为一般论文，另有《渡河与引路》和《拳术与拳匪》两篇列入“通信”栏)。
这40篇杂文中，有接近半数是写作和发表于著名的五四运动之后。(注：这一事实与鲁迅本人在《<热风>题记》中“五四运动之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鲁迅全集》第一卷，同上，第291页)的说法不合。五四运动自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举行抗议巴黎和会与政府外交软弱的示威游行始，至同年6月28日中国政府拒签巴黎和约、全国学联宣布停止所有学潮止。而刊载鲁迅《随感录五十六》等4篇杂文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实际出版时间已在五四运动过后的1919年9月。)但就这些杂文的内容和主题倾向来看，侧重于从一般的社会经验层面上来把握和剖析新旧文化间的对抗关系，而决不轻易追逐社会热点事件和热点现象的特点，在鲁迅笔下并未因着五四运动的发生而有明显改变。
浸润在五四运动早经正统化和标准化的现当代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我们大概已经很难自然地推想到可能导致上述情形的两个最直接的原由：一是鲁迅当时并不重视五四运动，一是鲁迅对于五四运动有当时不宜公开的与众不同的看法。尽管透过鲁迅后来的著述中不止一次出现的感怀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片断，我们能够感觉到，在整个时代的风尚日益远离“五四”的岁月里，鲁迅会不时流露出一种近乎倔强和孤愤的“五四”情结，但这并不足以让我们有意改写鲁迅在近距离地面对着五四运动的时候的确保持了沉默的事实。毋庸讳言，这一事实背后，有我们无法探知其具体起因的某种作壁上观似的心态。(注：1920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一周年之际，鲁迅在写给自己旧时一名学生宋崇义的信中，披露了自己当时对于五四运动的与众不同的看法：“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指五四运动——引者注)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同前，第369页)。)然而五四运动本身的意义，实际上也并不主要成之于它即时性的社会效果，更多地是随着紧接其后的中国现代社会文化、政治文化和思想文化的历史进程而不断丰富、充实和复杂起来的。
在其发生和进行的当时，五四运动只能表现为一场席卷全国重要城市的学生、知识界、工商界等社会层面的民众政治抗议运动，这时无论是谁对它所采取的或冷或热的任何态度，实质都只能是一种对于民众政治抗议运动的态度。而当由五四运动所展开的中国社会各方面文化形态的转折趋向越来越明朗化、现实化之后，五四运动本身的意义和人们对它所抱有的态度，就转而提升到了超越于某一具体事实之上的历史经验和历史记忆范畴。鲁迅后来抱持的“五四”情结，其实正是鲁迅对于中国现代文化历程的历史经验和历史记忆在一个特定角度上的凝聚。而鲁迅杂文跨越五四运动而一以贯之的主题倾向和风格表现，则流露着鲁迅对于未经“五四”转折以前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宗旨的坚守意态。
对带着强烈的道德自赎意识进入到思想文化革命阵营的鲁迅来说，随着时间流逝而意味渐现深刻的五四运动，事实上消抹了他起初认准的那个因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重新从中国社会地平线上凸显出来的“前驱”和“猛士”的群体形象。一个曾经在与旧文化和旧知识分子的截然对立中体现出牢不可破的稳定性和凝聚力的新文化和新知识分子的统一体，就此终于分裂。一个散布在政治化架构和职业分途迹象渐趋突出的社会空间里的知识分子生态图景，却越来越鲜明。
鲁迅对五四运动的冷淡和他当初对《新青年》的一度冷淡，在完全相反的方向上，说明他的思想世界与他所面临的现实社会环境之间存在显著的错位关系。前者是经他刻意调动起来的那种相对乐观的理想主义情绪和悖异于此的复杂现实处境之间的错位。后者则是他积蓄既久的那种比较悲观、含混的实际生活经验和作为一个复杂时代的单调前奏的具体事件之间的错位。
鲁迅通过确认自己作为一个与革命的“前驱”和“猛士”同处一时代的觉醒知识分子的道德伦理责任，曾有效地克服了后者对于自己的困扰。但是面对前者，他的这种与革命的“前驱”和“猛士”同路的道德伦理意识，却只能加剧他的苦恼。因为这种意识不能不促使他把诸如文学革命或新文化运动这类社会思想文化革命的提倡者们人格道德层面上的缺失，同这类革命的流弊紧密联系起来。(注：在1920年5月4日致宋崇义信中，鲁迅提到：“近来所谓新思潮者，在外国已是普遍之理，一入中国，便大吓人；提倡者思想不彻底，言行不一致，故每每发生流弊，而新思潮之本身，固不任其咎也。”(《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同前，第369页)。)在1919年12月发表的一篇被后来许多技术型的文学批评家们嗤之以鼻的小说《一件小事》中，鲁迅以一个看似透明的“我”的故事，含蓄而辛辣地指出：那些像“我”一样穿着皮袍、坐着人力车、有条件探讨“国家大事”或“文治武力”问题的思想高雅的知识分子们，在个人道德水准上很可能还不及一个为他们拉车的人力车夫。
一个如鲁迅所期许的同仁众志成城、齐心协力且足可让人格纯正的理想主义者待之以长久的革命时代，也许本来就尚未来临，也许它已经来而复去，倏忽消逝。
总之，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循环圈里，一切都在变动中，连同为了求得变动而产生和存在的目标或范本，不管它是人是物，也不管它是什么样的人或者物，然而一切又终归于不变，连同对于变动的欢迎和盼望，忧惧和抵制，以及真正能够制驭和维系得了人们的思想、情感、意志的那种唯“我”是尊、唯物质是尊的价值观。
这种隐伏在鲁迅内心深处的难以自洽自适的灰色体验，藉着发表于五四运动之后的部分杂文(如《随感录五十六：“来了”》和《随感录五十九：“圣武”》等)，开始有所外显。稍后，对于间隔在新旧文化冲突前沿之外的一般民众的批判性观察，以及对于那种披着新文化外衣而行旧文化之实的假的新知识分子的揭露和批评，也开始出现在鲁迅的杂文中(如《随感录六十五：暴君的臣民》、《随感录六十六：生命的路》、《智识即罪恶》、《估<学衡>》)。——这些“开始”，在鲁迅自己的思想天地里，实际上只是昨日重现：在这里“开始”的，都是早见于鲁迅留日时期几篇文言论文中的一些话题。
绕过了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呼声高涨的1910年代的最后两年，登上时代文化舞台的中年鲁迅，再次展示出了他青年时期已曾达到的思想深度。
五
从1920年到1925年5月介入因“女师大风潮”而起的论战为止，鲁迅总共发表了近80篇杂文。1920年整整一年没有发表一篇杂文的事实，仿佛暗示五四运动过后的鲁迅在面对社会舆论空间时经历了一段短暂的犹疑时期。(注：据北京鲁迅博物馆所编《鲁迅年谱》，1920年鲁迅除发表少量的小说(《风波》和《头发的故事》)及译作外，著述方面的心力主要用于钩稽、研究中国小说史料和搜集整理艺术文物。参阅《鲁迅年谱》第二卷，同前，第34页。不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14卷“日记”中1917-1920年的“书帐”显示：1920年鲁迅购进的古籍、碑拓等文物资料，较此前两三年，数量不但未见增加，反有显著减少。)
事实上，在1919年12月《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刊出由陈独秀起草的《新青年杂志社宣言》，宣布了约束《新青年》同仁持论倾向的若干“共同意见”之后，《新青年》的“随感录”等论文专栏里就再也见不到鲁迅的作品了。(注：鲁迅在1919年12月以后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的作品有小说《风波》和《故乡》(后者系自《晨报副刊》转载)及少量译作。)虽然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表明鲁迅当时对于这份组织性色彩鲜明的《新青年杂志社宣言》的反应和态度。但根据已有的一些研究结论，(注：参阅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同前，第256-259页。)我们能够知道，尽管这份宣言的思想背景和具体观点来源直接与1919年6月西方多国知识界领袖在巴黎联名发布的《精神独立宣言》有关，但它的面世，在当时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却主要是体现着胡适等英美派知识分子所崇奉的杜威实验主义的流行趋势，而这一点对于鲁迅，即便在当时还不到很反感的程度，至少也是会觉得有些隔膜的。
即便是像五四运动那样轰轰烈烈了一场并且最终也算凯歌高奏了的社会运动，在鲁迅看来，似乎也还不远足以从根本上触动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注：可参阅本文第四节第三段末的脚注内容(即本稿第7页脚注④)。)因而它也不应被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同仁们拿来当作在思想文化领域已经功德圆满、大家尽可各自散去别谋他途的理由。
1920年5月，鲁迅在答复一名昔日学生的信中，透露了自己力图规避社会活动的想法：“仆以为一无根柢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现在要图，实在熬苦求学，惜此又非今之学者所乐闻也。”[2]1920年底至1921年初之际，在北京的胡适和在上海的陈独秀就《新青年》的前途发生争执时，鲁迅的回应也是明确倾向于胡适所提的主张，(注：参阅胡适：《答陈独秀》、《致李大钊等<新青年>编委》，《胡适书信集》上册(耿云志、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258-259、264-266页。)无论是继续维持《新青年》，还是在《新青年》以外另办一个新的同仁刊物，总之是希望“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注：参阅鲁迅1921年1月3日致胡适信(《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同前，第371页)，以及鲁迅在1921年1月22日胡适致北京《新青年》编委的信后所签注的意见(《胡适书信集》上册，同上，第266页)。在前一次表态时，鲁迅比较认同胡适第一次提出的三条主张中的第二条，即将《新青年》编务移交给北京同仁，恢复“不谈政治”、“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特色，但鲁迅同时也指出，为此而由北京同仁专门重新发一宣言，是不必要的。第二次表态时，鲁迅在由周作人代署的意见中，一方面明确表示“赞成北京编辑”，另一方面则表示，“《新青年》的趋势是倾于分裂的”，“索性任他分裂”，总起来的意思是，由北京同仁另办一新刊，“但不必争《新青年》这一个名目”(此语系鲁迅自署)。)
但是，个人的意志终究难以扭转时代风气的转移，何况1920年代之初的鲁迅对自己当时所能看到和想到的抗拒时代风气裹胁的具体途径，本来也并不抱有十分的确信。另一方面，五四运动的潮起潮落，也使鲁迅有些意外地认清了从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阵营里分化出来的两类投机分子的真面目。在新文化的激流势不可当地汹涌起来之际，这些投机分子当中的一类脚跟立转，摇身一变，迅速挤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功臣之列，另一类则一改腔调，收起唇枪舌剑，转而大讲新旧文化融合、互通的道理。而一当社会气候稍有变化，这两类人物就又故态复萌，露出嘲骂新文化的本来嘴脸。(注：参阅鲁迅：《<热风>题记》、《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一卷，同前，第292、285页。)
对手逍遥更逍遥，而自己的战友们却已现出风流云散之势，这让人不能不感到悲凉和无奈的遭际，在鲁迅的经验中已经不是第一次。但也许更重要的是，不得不再次直面这种遭际的鲁迅，也毕竟不再是先前的鲁迅了。外在的社会身份和内在的社会角色意识的变化，以及与此相匹配的社会阅历和专能素养的进一步丰富、深化，实际上已经使1920年代之初的鲁迅在应对这种遭际时，具备了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更强且更加有方向感和回旋余地的主动性。关于这一点，鲁迅后来在为他的一本自选集所作的序言里，有清楚的说明：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3](P456)(注：按鲁迅在这篇序文的说法，迄至当时，他仅有《呐喊》、《野草》、《彷徨》、《故事新编》、《朝花夕拾》这五种作品，“可以勉强称为创作”。这表明在写这篇序文的时候(1932年12月)，鲁迅还保持着不把自己的杂文作品当作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创作”的观念。)
尽管这是一段时过境迁之后的忆述，但我们从关于“随便谈谈”、“散文诗”、“短篇小说”这三类体裁明晰有别的处理方式的介绍上，还是能够突出地感受到：鲁迅在《新青年》团体“散掉”之后，在心理意识上的确是把自己从一个刻意服膺革命“前驱者”的战士的角色，转换成了一个战斗意气内敛而艺术创造意识和写作技术意识开始发扬的面向社会的作家的角色，并且，在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社会角色意识强化起来之后的鲁迅心目中，“随便谈谈”这种锤炼自“战阵”的写作体裁，固然是不可放弃的，但它在艺术上显然不必像“散文诗”和“短篇小说”那么考究，——单就这段引文来看，鲁迅这里所谓的“散文诗”，就是写得不那么“随便”的“随便谈谈”。但这里真正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鲁迅对自己变成“游勇”以后的心态描述：“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曾有研究者把这种心态的出现，解释为鲁迅进入1920年代以后的杂文写作艺术技巧上臻于纯熟的原因。(注：参阅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同前，第132页。)联系1920年代特别是1921-1925年这一时期前后鲁迅杂文作品的主题和语篇风貌的具体变迁情况，我们很容易对这种解释的可靠性作出肯定的判断。
自1921年起的五年间，鲁迅发表了约120篇杂文，其中有三分之二是1925年一年内发表的，在这三分之二之中，又有一半以上是发表在这年5月鲁迅开始“对于女师大风潮说话”(注：语出自鲁迅：《<华盖集>后记》，《鲁迅全集》第三卷，同前，第178页。)之后。换句话说，鲁迅在1921-1924年四年中发表的杂文总数，只相当于他在1925年的前五个月或后七个月中的杂文发表量。这种数量关系当然可以从一定的程度说明1925年在鲁迅杂文写作史上的不寻常意义。而事实上1925年也确实是鲁迅在杂文写作方面迎来的第一个不仅收获累累而且佳作迭出的金色时节。仅在鲁迅这年前五个月发表的30多篇杂文中，后来被中国现当代散文接受史证实为上乘之作的，就至少可以列出10篇——《诗歌之敌》、《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忽然想到》(一至九)、《看镜有感》、《战士和苍蝇》、《夏三虫》、《春末闲谈》、《灯下漫笔》、《杂感》、《导师》。
不过细致深入的文本解读所显示的另一个更能显示出鲁迅杂文写作形态的转折趋向的阶段，却还是在1921-1924年。单从写作技术层面和作品数量上看，这一阶段还不能算在鲁迅杂文的成熟期和丰收期内。但如果比照着鲁迅1918和1919两年以《新青年》“随感录”为主的杂文写作，从展露在作品中的社会视野的深广度以及作者思想感情的奔放程度，来分析鲁迅这阶段产出频率并不很勤快的约四十篇杂文，我们就会发现：1921-1924年实际上是鲁迅在杂文写作上从形式运用与内涵开掘双方面逐步地重新发现自我和自我解放的时期。
这种自我的重新发现和更进一层的自我解放，有多方面的表现。但最值得重视的，还是鲁迅作为一个“不取媚于群”(注：语出自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同前，第99页。)的“摩罗诗人”的神往者及追随者的那种性情和气质的重新焕发。这是一种把诗人的超越品格、抒情才能和诚挚敏锐的精神感受力，与一个不得不跋涉在社会历史泥浆中的老大弱国国民的苦涩深沉的身心经验紧紧糅合在一起的性情和气质。
正是在这种渐又苏生过来的性情和气质的支配下，鲁迅在他这时期所写的作品中，不但益趋自如地展现了他个人在文字表现技能方面和多种写作体裁形式的构造创新方面的特别素养，而且同时也展现了他观察和剖析社会现实中的具体人事或风气时尚的独特方式。当然，以上这两方面的独特性，是同时展现在鲁迅这一时期的杂文和非杂文作品中的，而且在非杂文的作品(包括《呐喊》、《彷徨》和《野草》的一部分以及《故事新编》中的《补天》)中展现得更有艺术神采，也更为淋漓尽致。
从鲁迅这时期的杂文当中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原先凸显在《新青年》“随感录”中的那条分割新旧文化两阵人马的疆界，变得模糊了，原先依循这条疆界进行的新文化和旧文化两派人物简单两分的思辨，也越来越少见了，另一方面，超出新旧文化的“战阵”和“学术思想艺文”的精英圈子之外的一般社会现象、一般社会文化生态以及一般社会人物，则开始成为鲁迅杂文的醒目议题，并且它们一经纳入鲁迅的杂文世界，往往也就会被一股轻灵闪亮、富有个性色彩和感性意趣的思绪激流，迅速地带到一个时空延展幅度较开阔、适于屏除某些认知迷障的历史经验或社会心理的特定情境中，而不再会被那么容易地推进那种非新即旧、非正即反的简单、狭隘的价值修辞框架之中，去领受生硬的、非褒即贬的理性审判。
经由《娜拉走后怎样》、《未有天才之前》、《论雷峰塔的倒掉》、《说胡须》、《论照相之类》这几篇杂文，我们可以明显觉察到：最迟在1925年到来之前的几个月里，鲁迅实际上已经发展起了一种整体上与当时知识分子精英圈子内或一般社会文化层面上的流行语汇和流行思维保持疏离的、独属于他自己的杂文语言和杂文构思方式，换句话说，鲁迅的杂文由此终于逸出了别人也能够摆弄自如的《新青年》“随感录”那样的套路，现出了自己特别的形与神。
收稿日期：2003-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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