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统治与现代化导向的叠合交错——论武汉工会的战后整改（1945～1947），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叠合论文,威权论文,武汉论文,战后论文,导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3699（2009）04-0060-06
相较于革命史学对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意识形态化的定性结论，近二十年来的研究逐渐将其界定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意识的弱势独裁政府。尽管这个政府仍然实行专制统治，但其有限的社会控制及有限的集权能力使得其下属的社会团体一度得到发展。抗战结束后还都南京的国民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战后复员工作。中外学者尽管立场、视角各有不同，但对“接收过程发展成了不成体统的你争我夺”这一结论均无异议。问题在于，战后复员，既不只是“哄抢蛋糕”，也绝非仅仅复战前之“原”，其中包括对政府下属社会团体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造过程。整改过程实际上显示了威权政治模式下政府追求独裁统治的主观愿望与现代化导向的客观规律二者间叠合交错的特点。
而正是这一特点，使得战后国民政府对工会的整改，既有符合现代社会管理运作的一面，也有其局限性。两者的胶着混融，加之几年间高度紧张的国内政局，使得这一过渡时期的政府、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本文拟以武汉工会为对象，考察战后国民政府对工会的整改情况，管窥这一时期政府的威权统治与现代化导向的专业管理两种原则部分叠合的问题与局限。
一、武汉工会的整改背景
战后，武汉工会处于整体混乱状态。早年成立的各种工会因超过选举期加上战争变故，早已名存实亡。沦陷期成立的伪工会也面临重组。国民政府亟须通过整改工会的途径将人民团体纳入自身控制之下。战后国民政府制定的劳工政策中规定，“各业员工应依照从业类别依法组织工会”[1]。《收复地区人民团体调整办法》规定，“收复地区之人民团体，除系受敌伪指挥组织成立外，应一律勒令解散”，又“收复地区人民团体之调整，由该地县市政府办理”，“凡应整理改组或改选之人民团体，均由该地县市政府派员指导”[2]。在这种情形下，各级政府展开了整改工会的工作。本文按照与政府或产业、行业的隶属关系密切程度，将武汉工会划分为政府工会和产、职业工会两种类型。汉口市总工会、武昌市总工会、汉阳县总工会为政府工会，其更多地体现政府职能。武昌一纱厂工会、汉阳理发工会等工会为产、职业工会，除了执行政府政策外，其更多代表本产业行业的特定利益。
产、职业工会整改工作大致在1945年10月至1946年10月间。国民政府本希望能够提早完成整改工作，但在整改过程中问题纠纷不断，尤其是一些规模比较庞大的工会。因此，又不得不对原有整改进行修正。这样，导致虽然主体整改在1947年前告一段落，但是1947年后直到1949年仍然断断续续有整改工作在进行。
1945年10月，汉口市政府规定，“暂将本市各人民团体名称，一律改为筹备会，现有之各负责人，改为筹备会员，听候本府派员督导组织正式团体”[2]，指定“舒元吾为工会指导员”[3]，开始了对产、职业工会的整改工作。在1949年3月的政府调查表中，武昌市总工会下属各产、职业工会总共50个，其中1945至1946年间成立的就有32个。到1946年4月，经汉口市总工会指导成立的工会有“邮务、纺织、码头、人力车业等工会60余单位，约占本市工会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余少数未成立之工会，预计在一、二周内亦可尽数成立”[4]。通过行政手续挂牌成立后，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依法亟应召开本市各业工会会员代表大会，选举本会理监事，正式成立”[4]。一时间，刚刚成立的工会纷纷召开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工会理监事，并将其上报总工会和市政府。1946年4月30日，湖北省政府致电汉口市政府，明确“加强工人团体组织为本年度中心工作，亟应积极推动”，要求“务应于本年度内一律完成各业工会及市县总工会组织，尤应尽先于6月底以前完成运输、纺织、印刷、机器、冶炼、烟业等业工会之组织”[4]。经过汉口市总工会的整理，5月底，汉口市各业工会“正式选举成立者已有70余单位，占全市工会百分之九十以上”[4]。1947年，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选举工作在国统区各省市展开。汉口市政府积极配合，督促总工会“在整理或筹备中之工会自应赶速成立，以配合选改之据”，并开具正在整理或筹备工会之名单，督促其加快整改步伐[4]。
二、武汉工会的整改措施
（一）整改政府工会——打造忠实拥趸
政府首先指定可靠人选为政府工会的新负责人，并以其为班底组织成立整理委员会，待人员基本就绪后召开成立大会，举行就职典礼，一个工会的改头换面就宣告完成。以汉口市总工会为例，该工会尽管成立较早，但“未依照法定期限改选，早已无形消灭”，且“在本市沦陷期内，在敌伪指挥下，组织成立”[2]。1945年10月，汉口市政府令汉口市总工会“系依法应予解散，停止活动，听候另令处理”[2]。两天后，汉口市总工会理事长倪元“已于同日将属会所有器具文卷信印造具清册存会”，并“候命移交情形备文呈请鉴核，准予早日派员接管”[2]。10月16日，汉口市政府命令汉口邮务工会负责人“于本月18日上午九时前往该会暂为接管，并派本府社会科股长陈健同志监视交接”[2]。是日邮务工会常务委员刘光汉、张恩泽等人奉命前往接收。办理相关交接事宜后，11月18日，汉口市政府宣布邮务工会的张恩泽、周齐平、刘光汉等七人为汉口市总工会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并督促其尽早“前往该会接收，组织本市总工会整理委员会理事整理”[2]。
12月1日，新成立的汉口市总工会整理委员会在邮务工会会址举行第一次整委会议，敲定了内部组织及各部人选。“公推张恩泽同志为本会主任整理委员，周齐平、李雨田、李作舟三同志为本会秘书”[2]。自此，张恩泽出任整改后的汉口市总工会第一任主席。12月6日，整改后的汉口市总工会在隆重的气氛中举行“本会整理委员会成立暨整委宣誓就职典礼”[2]。典礼得到了各方的重视，党政军各方代表及各工会代表均到场出席。“钧府代表张科长及六战区长官部警备司令部暨党团机关代表莅临监视训词，秩序良好，情绪热烈，宣誓后全体通过上蒋主席致敬及电毛泽东氏速戢内乱电文二通，于下午五时礼成散会”[2]。至此，国民政府完成了对汉口市总工会的战后整改。
由政府指定人选而非基层选举产生的方式改造工会，无疑要打造一个忠实于政府的拥趸。国民政府将邮务工会的相关人选作为得力人选，前往汉口市总工会任整委会委员，并办理交割手续。在改造过程中，从资产清点到召开整委会大会，每一步都在汉口市政府的指令及其代表的监督下进行。汉口邮务工会成立较早，会员较多，经济实力相对厚实，是国民政府的官办工会；且邮务工会具有浓厚的党派背景。战后国民政府亟须尽快建立起社会控制体系，故对邮务工会委以重任。
政府工会作为各级工会的领导者，其地位具有科层性、垄断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在工会组织的领袖选择和利益表达地位方面，国家的角色是监护性的：既是它的保护单位，又是管制单位[5]。整委会致汉口市政府社会科的关于开会情况的描述，尽管有明显粉饰太平的迹象，但党政军领导“莅临监视训词”，到宣誓后分别致蒋介石和毛泽东内容截然不同的电文，既可以看出政府对其监控的程度极其严格，也可以看出政府欲在控制总工会的基础上，借电文表达服从中央是“民意所归”的意图。
（二）整改产、职业工会——整改路径与结构划分
整改中成立的工会有两种，一种是从上至下政府指令组织成立，另一种是从下至上工人自行组织报政府批准成立。前者数量远大于后者。武昌市皮鞋业职业工会就是后者。1947年3月1日，该工会组织者李鸿钧联名二十多人致函武昌市政府，“窃查本业工友渝归日众，在兹生活维艰之时资方操纵之际除有业工友岌岌不能自保，失业者更结群难生，且劳资冲突亦无团体从中合理仲裁而于政府推行复工政令及工友本身福利均难收成效。同仁等有鉴于此，为谋增进工友福利及拥护复工政令风行起见，拟组织武昌市皮鞋业职业工会先行推进工作然后设法生产补救使各工友能于更新……”[6]。3月7日，政府批示“准予依法组织”[6]。无论上下顺序如何，都不会影响到政府对工会的控制目的。政府用经整改后的政府工会监督各产、职业工会的整改。无论是政府指令组织成立还是工人自行组织报政府批准成立的工会，均由汉口市总工会整理委员会监督各产、职业工会的改造，并将情况上报市政府，由汉口市政府裁夺是否准予成立。
政府依照行政区划划分工会结构。汉口和武昌两地为市级区划，两市的总工会分别管理其他各产、职业工会。各产、职业工会下面再按职能划分不同的分会。汉阳为县级区划，人口规模、职业分类均无法与汉口、武昌相比，故在工会隶属结构的层级上也较汉口、武昌简单。以三镇码头业工会为例。1947年7月成立的汉口市码头业职业工会，下设13个分会，会员20 391人；各分会常务干事78人，组长576人[7]。1946年3月7日成立的武昌市码头业职业工会，下设13个分会，1947年改为“支部”，共57个小组，理监事14人，干事20人，会员2 397人[8]。在汉口和武昌，两个码头职业工会下属按地域划分的各个分会，上隶属本市总工会。汉阳因地域规模限制，故未采取按地域划分方式，而是按照划分码头业务的方式成立相关职业工会。汉阳于1946年3月成立了“码头业职业工会”、“竹木搬运业职业工会”、“抽包过垱业职业工会”和“笆挖缝包业职业工会”，均属汉阳县总工会，计有理监事31人，会员2 561人[8]（见图1）。
图1 汉口、武昌码头业职业工会及汉阳县职业工会组织隶属结构图
三、武汉工会的整改变化
由于政府工会的规模和数量不仅无法与占工会主体的产、职业工会相比，且其隶属政府的性质使其与直接反映地方工业经济概貌的产、职业工会不同，所以，以下对武汉工会概貌的分析，政府工会不包括在内。
（一）规模、比率与人数
整改后汉口工会的规模远远超过武昌和汉阳，这与武汉三镇当时的工业经济规模直接相关。整改后，汉口市产、职业工会总数为107个，总人数为290 625人；武昌市43个，工人人数9 583人[9]。
整改后的武汉工会，绝大部分为职业工会，只有小部分为产业工会。在产业不发达的旧中国，职业工会一直是工会组织的一种重要形式，与产业工会长期并存，并且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其组织的数目甚至超过产业工会[10]。以汉口市工会为例，汉口产业工会仅为水电业产业工会、蛋厂业产业工会等8个，占汉口各产、职业工会总数的7.47％，其余全部为职业工会，可见职业工会数目之多。
产业工会虽然数目不多，但并不妨碍其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8个产业工会的会员人数总共为39 839人，占各工会会员总人数的20.4％。产业工会的人数又以纺织业产业工会、印刷业产业工会、纸烟制造业产业工会、棉花产业工会的人数为主。在职业工会中，会员数超过1 000人的工会共有27个，占职业工会总数的27％，其余大部分职业工会会员人数只有区区数百人。产业工会的绝对数量少、相对人数多的特性，加之工人工作场所较为集中，既为其增加了与政府和资方谈判的底气，也为其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导致的管理混乱埋下隐患。
（二）理监事的专业化、党员化与扩充化
工会演变的过程中，工会领导的特征也在发生变化。来自下层的、以领导“一番事业”而自居的旧式工会领导人虽未绝迹，不过这种领导人已经日益罕见了[11]，代之而起的是一些更专职型的领导人[11]。整改后更换的理事及常务理事的专业背景更加突出。汉口市装修水管业职业工会新任理事长蔡鹏“历任营造厂设计师，经理”，常务理事赵诚三简历为“青岛大学，曾任专员等职”[12]。
在专业化趋势的同时，国民政府用加强理监事党员化背景的方式实行控制。从汉口市屠宰业职业工会改组后理监事的简历图中可以清楚看到，各产、职业工会领导层中，理事多具党派背景，监事背景多为该行业多年从业工人组成（见表1）。汉口屠宰业职业工会，其新任理事长李生亮曾为“第一区公益分会干事及汉口分团组长”，汉口驳船业职业工会新任理事长李静园为“区党部委员”[12]。这种理事背景中的专业化、党员化趋势明显优于监事的特点，体现出工会的权力重心所在。
国民政府在强化专业、党员背景的同时，一方面扩充工会理监事的数量，一方面精简会员数量，双管齐下，以求达到控制工会的目的。对照《指导人民团体改组整理总报告表》中各工会整改前后的理监事名单（见表2、表3）发现，各级工会理监事的名单比整改前均有不同程度的扩充。
与理监事层面的专业化、党员化、扩充化相反，整改后的武汉产、职业工会除少部分工会外，大多数工会会员人数相比改组前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指导人民团体改组整理总报告表》中有些工会的报表中未注明改组前人数，为量化分析工会整改后的会员变化带来一定难度）。汉口市印刷业职业工会整改前计6000人，整改后统计1652人；汉口市纸烟制造业产业工会整改前计3800人，整改后统计3 281人；汉口市旅栈业职业工会整改前计4000人，整改后统计1 485人。也有工会会员人数略有增加的，但数量极少，如汉口市装修水管业职业工会整改前计80余人，整改后统计187人；汉口市酒饭面馆业职业工会整改前计800人，整改后统计1 740人。究其原因，除了国民政府有意精简外，8年战乱造成的人口非正常迁徙、死亡等因素使得工会人员锐减，但战争胜利、西南后方大量工人返乡，造成部分工会工人数量较战争时期也有所增长。
四、整改中的主要问题
（一）身份认定
沦陷时期成立的伪工会人员的身份认定是整改中的问题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被申诉的人员多会被视为“汉奸”而受到惩治，但倘有党部为其开具的证明材料，则或许能躲过审查。福新、记尧记等十二家面粉厂14名工人联名呈报汉口市总工会，控告面粉业工会张义胜不但在沦陷时期充任“伪总工会及一区党部委员等职务”，且目前“该张义胜竟仍充整委，不仅会务无法推进，抑且后患堪虞”，“请准予改组该会，另行派员整理，以利工运”[14]。汉口市总工会根据此材料，做出“张义胜确曾充任伪职，与伪社会局长王锦霞并有密切联系”的结论，上报市政府“请改组该会，另行派员整理”[14]。但随后不久，国民党汉口市党部便否定了汉口市总工会的要求，“查明张义胜原为本市党部留汉地下工作人员，因身份暴露，与本市党部□□□委员亦愚同时被捕，被迫参加伪民众团体及党部工作”，并认为该人“在任伪组织工作期内尚未发现不当行为”，令汉口市总工会“所请改组面粉工会一节应毋属议”[14]。
不过如此一来，便出现党部与政府在关于某人的身份认定方面意见不同的现象，从而使得一些人能够利用这一空间上下其手。第一纱厂工会理事王财安、陶光楷尽管在沦陷时期“替敌人做事，贡献不少”，但由于有中统背景，故在一纱厂中对上拿工人要挟厂方，对下又百般哄骗[15]。尽管在1947年一纱厂的工潮中遭到工人的集体联名上书控诉，但二人缘于其背后复杂的党派关系，市政府始终未对其采取动作。即便代表市政府介入调停工潮的彭善丑等人，也认为该工厂内部派系复杂，“厂内中统军统两方各领导一部工人”，“工人不明真相，以致意见分歧”[15]。
这种利用体制漏洞上下其手、不择手段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的大量出现，并向政府渗透，是过渡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人更多充斥于政府和各厂矿企业的基层单位，处于国家政权与基层民众的要冲处。这种人在欺上瞒下的过程中，尽一切可能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达目的而不惜鱼肉乡里的行径，将民众由此产生的怨恨之情转移到了政府身上。在民众眼里，这种人是与代表国家政权的贪官污吏沆瀣一气的一丘之貉。不过，在处于政局紧张和经济崩溃的政府眼里，这种人潜在的侵蚀尚不足以构成威胁。这种人在政权交替的年代里呼风唤雨，而当新政权登台之后，他们娴熟的改头换面技巧再一次为其谋得利益创造了条件。战后几年之间国共政权易帜的背后，这种蚁溃堤坝的腐蚀变化令人深思。
（二）边界明晰
不同工会之间的责任边界明晰是整改中的问题之二。尽管《工会法》第6条规定“在同一区域内之同一产业工人或同一职业只能组织一个工会”，但整改中经常发生关于工会职业行业边界定义不清的纠葛。“一个业务成立数个工会以致业务混淆，时起冲突者亦不乏其例”，“工会因业务划分难清，迭起纠纷，此伏彼起，成为各业工会争执焦点”[16]。冲突加剧时甚至引起械斗，“既损政府威信亦复妨害社会安定”[17]。汉口市锯木业工人想要单独成立锯木业工会的请求遭到木作业工会的反对，木作业工会认为“锯工与木工同一性质，不能另行组织工会”，并得到政府支持[16]。
字义混淆产生的问题不仅出现在工会与工会之间，在工会与同业公会之间也时有发生。汉口市竹制篾器业同业公会发出通告，“凡营竹篾工商业者一概应向该会登记，否则难逃法律制裁”，致使“工人亦因该会名称含混，纷纷前往登记，致对篾业工会会务殊多阻碍”，后经政府批示“转饬该会予以纠正”[16]。
针对这一问题，汉口市总工会提议“各业工人申请组织工会或申请变更各该会组织，应呈由市总工会发交组织调查组详细调查其业务范围，签具意见，提交常务理事会通过，转呈钧府核示，不得越级迳呈市府办理”，并得到政府许可[17]。可见，政府工会的解决方案旨在明晰工会责任边界，然后确立各级工会与政府之间的层级秩序。
但这一问题在战后几年内并未得到有效解决。各级工会间的矛盾纠纷此起彼伏。矛盾双方竞相上报政府，攻讦对方。尽管政府试图进行调解，但许多工会仍然相互纠缠于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中，各不相让，致使矛盾纠纷长期拖延并日趋复杂化。1946年9月，汉阳区改为武昌市下属县成为单独行政区划，该辖区内许多工会则又将原先由武昌市政府处理的卷宗转呈汉阳县政府，从而耽搁了会务纠纷的处理。1946年4月间，汉阳区粮食工会与汉阳全川商船公会之间发生龃龉，随后上报武昌市政府。政府于7月8日做出调解记录，但并未得到汉阳区粮食工会的认可。及至汉阳区改县后，“职会所在汉阳区域所有前呈请钧府处理卷案调解纪录只有请钧府鉴核赐予将经过全卷移交汉阳县就近处理予以修正，以昭平允，实为公便”[18]。而这样拖延的后果便是此纠纷不了了之。之后再未见到有关该纠纷调解的案卷。类似的案件纠纷颇多。从上报政府到政府指示批复，时常要历经半年甚至一年时间；至于执行情况，则更未可知。尽管“权责明确”是政府对于工会整改所欲达到的目标之一，但“边界明晰”问题的持续存在，则展示出战后国民政府对工会的整改过程与建立一个权责明确的工会体系这一整改目标两者间的距离。
收稿日期：2009-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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