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特征及其成因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俱乐部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省际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在扩大，以可比价格计算，中国的人均GDP标准差从1978年的330上升到了1999年的1171。应该看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一定的地区差异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但是，这种差异长时间的存在和过分的拉大都会影响到整体经济的效率，也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再者，从社会福利、政治稳定性方面考虑，地区间经济发展失衡，从而引起的收入分配地域性差别也会影响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因此，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对于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显得意义重大，而如何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也正成为研究的重点。
当然，如何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则要深入分析造成省际间经济发展差异的深层原因。从理论上讲，解释经济系统之间经济增长的理论体系，不外乎侧重于从要素总量入手的总量分析方法和从经济结构演化角度入手的结构分析方法。总量分析方法主要采用动态最优化方法，将增长的动因归结为要素供给总量在数量上的增加和质量上的提高；结构分析方法则强调，发生在非均衡要素市场上的要素由生产率较低部门流向生产率较高部门的转变过程，即工业化过程支持了实质经济增长。事实上，任何一个经济系统的增长过程都同时伴随着要素总量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转变，因而两种分析方法在考察特定的增长过程时是相辅相成的。
本文以收敛性理论为基础，结合结构分析方法考察中国省际间经济增长差异，并分析影响省际间经济增长差异的因素。本文的结构安排是：第二部分对有关收敛性理论作简要的文献回顾和评述；第三部分对中国省际间增长差异作统计描述；第四部分对造成省际间经济增长差异的因素进行计量检验和实证分析；最后是本文的基本结论和政策含义。
二、经济增长收敛性理论的文献回顾及评述
近十几年来，经济增长的收敛性问题正引起经济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期间不仅涌现出了大量构造模型的理论文献，而且也不乏将理论模型付诸于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收敛性问题之所以引起如此高度的研究热情，这与最初收敛性理论所预测的经济增长趋同和经济增长差异日趋扩大的现实世界构成强烈反差密切相关，而正是在对这一矛盾的解释和讨论的过程中，经济增长收敛性的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对收敛性的分类也日益细化。
一般将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区分为β-收敛和σ—收敛。β-收敛是指初期人均产出水平较低的经济系统趋于在人均产出增长率、人均资本增长率等人均项目上比初期人均产出水平较高的经济系统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即不同经济系统间的人均产出增长率与初始人均产出水平负相关。σ-收敛是指不同经济系统间人均收入的离差随时间的推移而趋于下降。β-收敛是针对产出增量而言的，而。σ-收敛则是对产出存量水平的描述。关于两种收敛性质的一般性评述可见Sala-i-Martin（1994），为行文方便，本文中所提到的收敛性若不特别指出则均指β-收敛。
针对新古典增长理论预测出的收敛性，Baumol（1986）采用Maddison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自1870年以来在16个较富裕的国家间显示了较强的增长收敛性。然而DeLong（1988）认为Baumol的选样有偏，分析结果不能令人信服，在包括了更广泛的样本分析后，DeLong发现并不存在显著的收敛性。Romer（1986）基于Arrow（1962）提出的知识创造是投资的一个副产品，而且重复相关联的学习过程受制于报酬递减这两方面的假设，发展出内生增长理论模型。Romer模型中，知识资本对一般消费品生产具有递增效应，而且“干中学”的知识外溢产生了规模经济，这使得起初产出水平越高，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就具有更高的人均知识资本存量，从而也就会产生更高的人均产出，因此Romer从理论的角度提出了对增长收敛性的怀疑。Lucas（1988）将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并将人力资本区分为通过正规的脱产教育所产生的一般化人力资本和通过“干中学”导致的专业化人力资本。
通过在产出形式中包含一般化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Lucas得出结论：具有较低水平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经济系统在稳态中将持续地具有比起初就具有高水平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水平的经济系统更低的产出水平。在引入专业化人力资本后，Lucas指出，国际贸易对两国经济增长模式产生了锁定：即起初具备丰富人力资本的国家在生产高技术含量的商品上拥有比较优势，并通过专业化生产和两国间的贸易不断积累高技术含量商品的生产经验，巩固对该商品专业化生产的优势和垄断地位，由此将持续地获得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反之最初就处于人力资本劣势的国家将只能专业化生产低技术含量的商品，由此获得较低的经济增长率。Lucas的研究支持了与经济收敛性不一致的理论结果。然而，Barro，Sala-i-Martin（1997）发展的技术扩散模型则认为，知识技术在技术领导者和跟随者之间可以发生低成本模仿，这就使得经济系统之间产生一定的收敛性质，其中经济系统的开放程度是决定收敛速度快慢的关键因素。
面对新理论的兴起，经济学者们开始转向实证分析，力求从经验数据中寻找判断理论正确与否的依据。一些学者提出了“俱乐部收敛”的概念，将收敛性的理解进一步深化。Galor（1996）认为“俱乐部收敛”的概念与条件收敛不同，它指的是初期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经济集团各自内部的不同经济系统之间，在具有相似的结构特征的前提下趋于收敛，即较穷的国家集团和较富的国家集团各自内部存在着条件收敛，而两个集团之间却没有收敛的迹象。Galor将这种现象归结于微观层面上劳动要素禀赋的异质性，Ben-David（1998）则将生存消费的假设引入新古典增长模型进行分析，得到了与经验数据一致的结论，从而解释了“俱乐部收敛”现象，Deardorff（2001）则以专业化和国际贸易为背景，进一步阐述了“俱乐部收敛”存在的原因。由此看来，“俱乐部收敛”有其理论依据并的确存在，即在初期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经济集团内部，其增长速度和发展水平趋于收敛，而集团间的增长差异却无法缩小。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现象已引起学者们的关注。Jian，Sachs，Warner（1996）对中国自1953年到1993年的经济发展做了考察，结果发现，1978年改革后地区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的收敛。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出现与中国的农村改革有关，并且收敛性在具有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自由化的沿海地区尤为显著。魏后凯（1997）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地区间存在着明显的增长收敛。然而，王绍光，胡鞍钢（1999）对中国地区间增长收敛性的存在总体上持怀疑态度。根据蔡昉，都阳（2000）的研究，中国省际间的人均GDP增长趋同是有条件的趋同，除了地区因素外，他们认为需要考虑人力资本、投资率、贸易依存度等因素；蔡昉，王德文，都阳（2001）还指出，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也是影响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条件收敛的因素。刘强（2001）的研究结果显示，大规模劳动力的区际迁移是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收敛的重要诱发因素。
当然，由于收敛性理论提出时间不长，并且一直处于发展过程中。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对最新理论进展做进一步总结的基础上，为中国省际间的经济增长差异提供进一步的实证分析，从而推进对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研究。在对省际间增长差异做分析之前，需要对目前中国地区间的增长差异有一个概念性的认识和把握。为此，笔者首先对中国省际间经济增长差异的变化作统计描述，以期揭示差异变化的特征，以此为基础，分析影响省际间经济增长差异的因素。
三、中国省际间经济增长差异的统计描述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际间人均GDP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在1990年以前一直趋于缩小。为考察其原因，笔者采用水平法计算出分地带的各省份在1978—1999年期间以可比价格衡量的人均GDP增长率，结果显示，地区间的初期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率都沿东中西三大地带的空间推移逐渐下降，东中西三大地带间的差异并未减小，而三大地带内部各省份间的经济增长却出现较为明显的收敛迹象，因而相对差异的缩小源于三大地带各自内部省份间人均GDP水平差异的缩小超出了三大地带间差异扩大的程度。
进一步，笔者采用如下的回归方程：у[，i，t]=α[，1]+α[，2]·ln（y[，i，0]）+ε[，i，t]分别对东中西三大地带内部各省份进行回归分析，其中у[，i，t]为1978—1999年期间各省份的真实人均GDP增长率，у[，i，0]为1978年各省份的初期人均GDP水平，ε[，i，t]为随机扰动项，得到的回归结果见表1。
表1
注：（1）本表同样没有包括台湾省以及1997年刚成立为直辖市的重庆市；（2）[*]表示在99％水平显著，[**]表示在95％水平显著；（3）数据资料来源见表1。
由表1可见，除西部的收敛迹象并不显著外，东中部两大地带内部的收敛迹象十分显著，均以约2％的速度收敛。至此可以看出中国改革以来省际间人均GDP的增长出现了较为显著的“俱乐部收敛”现象，即分东中西三大地带各自内部的收敛明显，而三大地带间的差距却没有缩小，甚至在不断地拉大。
笔者认为中国目前出现的“俱乐部收敛”现象主要源于：中国采取的市场化改革在空间上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内地逐级推进的渐进式战略，这使得东部地区不仅从资源总量的获得上比中西部地区处于明显的优势，而且东部地区从产业结构的转变和工业化进程的角度来讲步伐也快于中西部，因而其在结构转换的带动下资源的配置效应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另外在体制方面东部地区较为灵活的政策机制和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使其产生了比所有制结构较为单一的中西部地区更高的经济效率，因而三大地带间的差异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三大地带各自内部相似的起始发展水平，类似的结构特征和政策环境使得各自内部省份间的收敛得以出现。
我国省际间相对差异在1990年后再度上扬，这说明三大地带各自内部省份间的收敛已不足以带动整体经济而言的省际间人均GDP水平相对差异的缩小。地带间的趋异超过了地带内部的趋同，从而人均GDP水平的绝对差异在1990年后出现加速上扬。因而省际间发展水平的差异能否由倒“U”曲线假说预示的那样随我国市场化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而自动趋于下降，值得提出疑问。笔者认为，如果不采取措施，那么省际间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将来还会持续扩大（见图1）。
图1
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造成了省际间经济增长的差异呢？为此有必要进行计量检验和实证分析。
四、造成省际间经济增长差异的因素分析
笔者认为目前中国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具有条件收敛的特征，而影响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因素则包括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度以及地区因素等。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虽已有学者进行尝试，但在分析影响条件收敛的因素时没有引入反映工业化进程的变量。笔者认为，在工业化初期工农业两部门生产率相差较大的情况下，中国各省份间工业化进程也应是影响条件收敛的重要因素。因而本文的分析将进一步引入反映各省工业实力的变量，建立回归方程并采用逐步引入变量的方法，分析影响省际间经济增长条件收敛的重要因素。
回归方程采取如下的形式：
其中，у[，i，t]是以可比价格衡量的1978—1999年间各省份人均GDP的增长率，у[，i，0]是1978年各省份的人均GDP水平。H[，i，0]代表初期各省份间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笔者采用1978年各省在校大学生的人数来反映。RTG[，i，t]是1978—1999年期间各省的贸易依存度，考虑到若对各省每年的贸易依存度简单求平均会忽略年与年之间由于人均GDP的不同对权重的影响，因而贸易依存度数值是通过分别计算1978—1999年期间各省的真实进出口总额和真实GDP总和并相除获得。RIу[，i，t]是各省在1978—1999年期间以可比价格计算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这个变量反映了各省在此期间工业化进程的差异，D[，i，t]是引入的地区虚拟变量，反映在此期间内其他未分离的地区因素对省际间的经济增长差异造成的影响。
我们的回归结果表明，这个期间内各省份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绝对收敛，这与观察到的σ-趋异现象吻合；其次在依次引入人力资本、外贸依存度、工业化进程以及地区虚拟变量后，回归方程的解释能力逐渐提高，在包含所有解释变量的回归Ⅴ中，F值在99％的水平上显著，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令人满意。可以看出在考虑了导致不同稳态的诸多因素后，各省份间表现出较为显著的条件收敛迹象，收敛的速度约为2％，同时人力资本、外贸依存度和工业化进程对各省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注意到地区虚拟变量在解释省际间的经济增长差异中作用显著，它的引入不仅改善了回归方程的拟合结果，而且该变量的t检验值在99％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省份间分东中西三大地带的“俱乐部收敛”现象确实十分明显。
1.人力资本投资 Romer（1990）曾指出，人力资本在知识生产中具有规模效应，这使得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地区倾向于产生更快的技术进步和增长速度。从Lucas（1988）发展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中可以看出，如果人力资本相对物质资本丰裕，则定义在更广泛基础上的广义产出增长率，就会随着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之间的不平衡程度加大而上升；相反如果人力资本相对物质资本稀缺，产出增长率趋于随不平衡程度的加大而下降，即具有更低人力资本的经济系统经济增长率反而更低（见图2）。
图2
事实上，在人力资本相对稀缺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的高成本使得密集使用人力资本的教育部门会产生较一般产品生产更高的成本，从而导致人力资本流向一般产品的生产而不去生产稀缺的人力资本，结果牺牲了长期的经济增长效率，使得经济系统有可能在一个低水平的状态下徘徊不前。
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就造成了能利用的资金少，由于着眼于短期利益的需要，常常在将资金和人才是用于物质生产，还是投入回报周期长的教育部门的选择上更倾向于前者，从而使得有限的人力资本水平无法提高；相反，具有较高人力资本存量的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可以通过教育部门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通过生产过程中的干中学效应进一步积累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并通过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使得对先进生产技术的学习和管理理念的引进比落后地区更快更容易，从而提高该地区的生产能力和经济增长率，进一步扩大与落后地区的发展差距。
2.对外开放度
Helpman（1991）认为有形的商品贸易促进了无形思想的交换，并指出通过与发达地区的贸易往来有利于获得知识，产生对国内经济的溢出效应和对本地R&D的刺激，导致生产力从而是技术进步的加速，进而在长期中持续地推动经济增长。钱纳里（1995）分析了准工业国家在结构转变过程中，采取不同的贸易战略对增长产生的影响，结果发现，贯彻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国家，其要素利用的效率要明显高于采取内向型发展战略的国家。Barro，Sala-i-Martin（1997）发展的技术扩散模型中特别指出，经济系统的开放程度，包括FDI(Foreign Direct lnvestment）的引入，是促进技术扩散从而是决定收敛速度快慢的关键因素。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整体开放度不断扩大，经济领域的各方面与国际间的合作都在进一步地拓展和深化。计量分析结果显示（沈坤荣，1999），中国外贸总量的增长与GDP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联，对外开放度的整体提高确实对我国经济水平的整体进步功不可没。
然而，由于中国的领域广袤，各省之间存在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产业结构等多方面的差异使得各省份的对外开放程度参差不齐，这导致由对外开放而产生的效率提高和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各省的表现不一。我们的回归结果证实了在1978—1999年间各省的人均GDP增长率与各省的贸易依存度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联。也就是说，不同的省份间，市场开放度的差异部分地解释了省份间经济增长的差异。
另外，省际人均GDP水平与人均FDI水平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联，已有的研究结果（沈坤荣、耿强，2001）显示，引进越多FDI的省份通过获得技术的外溢效应保持了较其他省份更快的经济增长率和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
3.工业发展水平
正如钱纳里等（1995）指出，经济增长的过程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产业结构的变化。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经济增长还将由工业部门的扩张带动，因而工业化进程在地区间进展步伐的差异必然会导致地区间生产率从而是人均GDP增长率的差异。
由我们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各省份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与各省份的人均GDP增长率之间有正向的关联。因而工业发展水平的低下正是中西部地区生产率无法提高，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能提升的重要原因。事实上，中西部工业主要还是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类型，产业链条短、加工层次低，主导产业与周围地区的经济联系松散，无法形成紧密的地域生产综合体，因而其效率要低于以加工工业为主的东部经济。要消除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差异，落后地区在工业发展水平上向发达地区的赶超在所难免，而现在政府推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正是希望通过实施诱导性的政策，在市场引导的基础上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
当然，需要指出，由于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体制方面的因素对解释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可或缺。一般认为，经济组织形式的有效率变迁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即一个能够使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靠近的制度安排将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中国目前的市场化改革正是改进微观经济组织效率，使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靠近的过程。然而，不同省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不一，市场化程度在地区结构上的分布存在差异。总的说来，处于沿海开放地区，交通环境良好以及政策较灵活、改革先行一步的地区在增强市场观念，培养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主体上，取得了较其他省份和地区更大的发展；相反，处于中西部内地的省份和地区由于政策、观念、经济基础和对外联系等多方面的因素，在市场化的进程中慢了一步，结果导致整体上较为逊色的增长表现。如何定量分析我国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程度值得探讨。笔者认为，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上，一个重要的指标是非国有经济在全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实证分析（沈坤荣，1999）的结果显示，非国有经济比重较大的省份获得了效率优势，产生了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这初步证实了市场化程度高的省份比市场化程度低的省份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
五、基本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以收敛性理论的最新进展为理论背景，对中国省际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差异作了统计描述，并着重分析了影响省际间经济增长差异的因素，由此得出本文的基本结论：
（1）中国省际间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而相对差异则在经历了几次波动后又趋于扩大。中国省际间经济增长并不具有明显的绝对收敛性，但呈现出明显的分为东中西三大地带的“俱乐部收敛”特征。
（2）中国省际间经济增长的条件收敛迹象十分显著，人力资本水平，对外开放度以及工业化进程对各省经济增长起着明显的正向作用。
（3）体制因素也影响了中国各省份的经济增长，其中市场化程度尤为显著。因而市场化改革应进一步向中西部地区推进，改进该地区的微观机制，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由此可见，中国省际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差异的扩大主要是由三大地带之间的差异引起的，因而政府目前推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于减小地区间的增长差异，协调我国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宏观经济的高效持续运行十分必要。另外，对中西部落后地区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扩大对外开放、提升工业化水平则是促进中西部落后地区利用后发优势，缩小与发达地区增长差异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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