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夫家父《节南山》创作时世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世论文,家父论文,大夫论文,南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幽王骊山之难，标志着西周王朝历史的终结，开启了天王宜臼与携王余臣“二王并立”的特殊政治格局，拉开了我国春秋史悲壮的帷幕。史官用记史方式“实录”这一历史性剧变，启迪后人知古而鉴今；诗人以自己的艺术笔触，形象地再现了自己的痛苦经历，表达了他们对周幽王黑暗政治怨怒之愤和对西周王朝覆灭的哀挽之情，并对此作了痛苦而又深刻的反思，以警策后人。周大夫家父的《节南山》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
一、骊山之难与“二王并立”的史实索隐
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年），周幽王亲率大军讨伐西申， 导致西申侯（注：西申侯，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引《汲冢书纪年》曰“平王奔西申”。宋郑樵《通志·氏族略》引《瑞应图》曰：“周成王时西申国献凤，留中国，因氏焉。”盖西申始封于周成王时，其后以国为氏，曰姜姓西申氏。据《诗·大雅·崧高》之“申伯信迈，王饯于郿。申伯还南，谢于诚归”及其他史料考证，西申侯国的地望当在郿（今陕西省眉县东北），位于宗周以西，故曰西申。周宣王元舅申伯迁谢（今河南省南阳市东南）以后，其所遗部族申侯之国，仍曰西申；与此对应，迁谢申伯之国则曰南申国。其后均以国为氏，曰姜姓申氏。）与缯（姒姓国名）、西夷犬戎联兵攻周，破镐京，追杀周幽王、王子伯服及司徒郑桓公于骊山戏水之岸（今陕西省临潼市东南），西周遂亡，史称骊山之难。
对这一历史性剧变，《左传》、《国语》、《竹书纪年》、《史记》等先秦两汉的史籍均有详细的记载，并为许多研究《诗经》的学者注意而征引，但对两周之际“二王并立”的史实却很少有人注意。直到清魏源《诗古微·豳王答问》中论及周平王东迁原因时曰：“方平王之初立也，外迫戎、翟之祸，而岐、丰既非所有；内畏携王之逼，而西畿亦不敢居。”这是笔者所见到的《诗经》研究中最早提到携王的学者。今人晁福林先生在《论平王东迁》一文中详细地讨论了两周之际“二王并立”的历史事实，李山先生《诗经的文化精神》据此认为《诗经》的一些篇目为这一时期的作品，但论之未详。故有必要对此作较为详尽的论述。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王子朝乱时（周敬王四年，前516 年）诰辞中曰：
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
从王子朝诰辞中可以看出，在周幽王与周平王之间，还有一个携王，被诸侯所废替，周平王才成一统。但西晋杜预《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注》及《世族谱》、三国吴韦昭《国语·晋语·注》、唐司马贞《史记·周本纪·索隐》均以伯服为携王。惟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引《汲冢书纪年》云：
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为太子，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注：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曰：“《春秋经传集解·后序》：‘《纪年》无诸国别，惟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相次。晋国侯灭，独纪魏事。’案：殇叔在位四年，其元年为周宣王四十四年，其四年为幽王元年。然则《竹书》以晋纪年，当自殇叔四年始”。据此，“二十一年”当为晋文侯二十一年、周平王十一年，公元前760年。）， 携王为晋文公所杀。以本非适（嫡），故称携王（注：《新唐书》曰：“《大衍历议》谓丰、岐、骊、携、皆鹑首之分，雍州之地，是携即西京地名矣。”携与丰、岐、骊相连，很可能是镐京附近某地，携王所居当在丰镐周都旧地。《竹书纪年》云“以古非适（嫡），故称携王”，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据《逸周书·谥法》“怠政外交曰携”，认为携“非地名，而为谥法”；皆非。）。
《汲冢书纪年》所叙周二王并立的史实，《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提及携王而未详，《国语·周语》周太史伯阳父论周将亡、《国语·晋语》史苏论献公伐骊戎而不吉及《国语·郑语》周王朝司徒郑桓公与周太史伯论周将乱等三条史料中，虽未提及“二王并立”之事，但亦透露出骊山之难前周“二王并立”的信息。《史记·周本纪》载，骊山之难后，“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说文》：“即，食也。”段玉裁《注》曰：“《毛传》曰：‘即，就也。’”据此，“即申侯而共立”可解作“顺从于申侯已拥立天王的事实而一致拥立宜臼为平王。”由于平王非先王所立，所以清梁玉绳《人表考》云“其（携王）立较宜臼为正。”
我们将上引诸文相参，会获得一些具有重要价值的史实：
其一，太子宜臼被废黜后逃奔西申，从西申侯助周平王的史实及《今本竹书纪年》周幽王十年“王师伐申”和《国语·郑语》“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卑，必伐之”的记载来看，是可信的。据《太平御览》卷八十四和卷一百四十七引《竹书纪年》“幽王八年，立褒姒之子伯服以为太子”、《今本竹书纪年》周幽王“八年王锡（赐）司徒郑伯多父命，王立褒姒之子曰伯服以为太子”和《国语·郑语》韦昭《注》“幽王八年（桓公）为司徒”等记载，宜臼奔西申当在幽王八年。
其二，幽王生前由申侯、鲁侯、许男、郑子拥立原太子宜臼为“天王”。据《今本竹书纪年》“（周幽王）十年春王及诸侯盟于太室”“王师伐申”、唐虞世南《北堂书钞》（清孙行衍等校注《影宋北堂书钞》）卷二十二引《竹书纪年》“盟于太室”和《左传·昭公四年》“周幽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的记载及我们对宜臼奔西申时间的推断，宜臼称“天王”当在周幽王八年至十年之间（前774年至前772年）。《春秋》经文中对周王称“天王”者十二，称“王”者二，称“天子”者一。其中周平王凡两见，均称“天王”。《春秋》是纪写东周历史的史籍，周王多称“天王”、当于平王首称“天王”有关。正如顾炎武《日知录卷四·天王》引赵子曰：“称天王，以表无二尊”，而宜臼称“平王”是死后的谥号。
其三，幽王死后由其党羽虢公翰拥立王子余臣于携地，时称“携王”。《汲冢书纪年》所云之虢公翰当为《国语·郑语》、《晋语》所云之虢石父，亦即《吕氏春秋·当染》之虢石鼓，名翰，一名鼓，字石父，是封于西虢的文王母弟虢仲之后。西虢在西京畿内，世为王朝卿士。周幽王死后，虢公翰凭借自己的政治影响，依托西虢之地，拥立王子余臣为“携王”，继承周祀，自是情理之中的事。卫武公、郑武公拥立天王有功而为周平王卿士，但周自平王元年至桓王四年的五十五年中，史籍未载虢氏为王卿士事，一直到桓王五年（前715 年）虢公忌文任卿士（《左传·隐公八年》）。世为卿士的西虢氏遭平王如此冷遇，似与虢公翰拥立携王有关。骊山之难后，天王宜臼已立于西申，携王余臣又立于携地，形成了两个针锋相对的政治利益集团，是谓“二王并立”。一直到周平王十一年（晋文侯二十一年，前760年）， 携王被晋文侯仇所杀，这长达十二年之久的“二王并立”政治局面终告结束，周平王方成一统。
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西周衰亡，由来者渐。众所周知，西周自懿王时起，内外矛盾交织并乘，便开始走上衰败的道路。在周幽王统治的十一年中，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程度，西周覆灭是各种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二王并立”的出现则是引发骊山之难、导致西周覆灭的导火线。
二、家父的生活时代、职掌和采邑发微
《节南山》之末章署名作者为家父，那么家父为谁？他生活在哪个时代，前人众说不一。其职掌、采邑、族系如何，前人均未涉及。而弄清这些问题，却又是考定《节南山》创作具体年代的关键。
1.家父是历仕周幽王和周平王两朝的元老重臣
前人对家父的生活时代有周宣王、幽王、桓王三说。三家诗主“宣王说”。其“家父”作“嘉父”、或“嘉甫”，东汉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将其次于周宣王时。清翟云升《校正古今人表》据《左传·隐公六年》“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一语而疑之。毛诗主“幽王说”。《诗序》曰：“《节南山》，家父刺幽王也。”以家父为周幽王时人。南宋朱熹《诗集传》据《春秋·桓公十五年》有“家父来聘”（“聘”当为“求车”）疑之。北宋欧阳修主“桓王说”。其《诗本义》据《春秋·桓公十五年》之“天王使家父来求车”一语为凭，认为家父为周桓王时人。唐孔颖达《诗经正义》早已注意到《春秋·桓公八年》和《桓公十五》两家父与《节南山》诗之家父同名而非同一人，并列举大量例证说明“古人以父为字，或累世同之”。事实上，除《春秋》所记周桓王十六年（前704年）聘鲁之家父、周桓王二十三年（前697年）求车之家父外，在《左传》中亦凡三见：《隐公六年》（周桓王三年， 前717年）晋顷父子大夫嘉父、《襄公四年》（周灵王三年，前569 年）山戎无终国君嘉父、《襄公二十一年》（周灵王二十年，前552 年）晋栾盈之党大夫嘉父。古代家、嘉通音假借，盖家父亦曰嘉父，但肯定不会是一人。
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引东汉蔡邕《朱公叔谥议》曰：“周有仲山甫、伯阳父、嘉甫，优老之称也。”称“优老”者，当为德高望重、历事数朝之元老重臣。
仲山甫，姬姓，名皮，周宣王封于樊，亦名阳樊（今河南省济源县东南三十八里之皮城），曰樊侯，后因以封邑为氏，曰樊氏。（依宋郑樵《通志·氏族略三》）入为周宣王卿士，为周宣王“中兴”大臣之一，谥穆仲。《竹书纪年》载：（周宣王）七年，“王命樊侯仲山甫城齐”。当时，尹吉甫作《烝民》颂之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又《国语·周语》及《晋语》、《史记·鲁周公世家》，均有类似记载。据此可知，周宣王七年仲山甫已经对外是镇抚东方之伯，对内是补天子过失之臣，除其具有“柔亦不茹，刚亦不吐”（《大雅·烝民》）这种刚柔相兼的性格外，当于其资望有关。仲山甫为鲁献公次之，鲁献公在位三十二年，鲁献公卒至周宣王即位又二十九年，凡六十一年。据此推测，周宣王继位时仲山甫至少已是知天命之年了。从《烝民》所颂、史籍所载和对其年龄的推算来看，仲山甫在共伯和干王位时已是周王室大臣，周宣王即位后又入仕宣王朝为卿士，至周宣王三十二年举荐称为鲁孝公时，当是八十多岁的老臣了。故蔡邕称之为“优老”，《古今人表》亦列为智人。
伯阳父，嬴姓，周幽王时为太史。战国时有魏邑伯阳（今河南省安阳市西北）或其封邑。从《国语·周语上》及《史记·周本纪》载其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论周将亡”一事看，他是一位精通天文星象之学、知识渊博、思想敏锐的历史学家。他通过自然灾异预言周之将亡，虽不免有《国语》编撰者的附会成份，但从其真知灼见中，透露出了一位成熟的史学家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力和对未来社会的预见性，亦透露出一位正直的政治家对幽王朝昏庸无道统治的不满。据此，我们可以推测，伯阳父极可能是由周宣王朝入仕幽王朝的元老重臣。周宣王朝虽千疮百孔，毕竟是西周末期的中兴之世，而周幽王朝初期即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只有历仕周宣王与幽王两朝并熟悉其重大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情况的人，才会对未来社会有如此清醒的认识。
《节南山》作者家父亦应具有与仲山甫、伯阳父相似的政治才干和生活阅历，否则蔡邕不会将三人并称“优老”了。况且蔡邕先举由共伯和干王位时期入仕周宣王的仲山甫，次举由周宣王时期入仕周幽王的伯阳父，那么，后举由周幽王时期入仕周平王的家父，是合乎情理的。《诗序》曰：“《节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唐孔颖达《毛诗正义》曰：“韦昭以为平王时作，此言不废，作在平恒之世而上刺幽王也。”两说似互相抵牾，却说明《诗序》作者看到的史料家父为幽王时人，韦昭所看到的史料是平王时人，正好可证家父历仕周幽王、平王两朝。况且，从周幽王在位仅十一年时间推算，周幽王朝的大夫出仕周平王朝是很有可能的事。
2.家父就是《诗·小雅·十月之交》之宰夫家伯
《郑笺》：“家父，字，周大夫也。”南宋朱熹《诗集传》曰：“家，氏；父，字；周大夫也”。朱说盖本之于“春秋三传”注文。《桓公八年》西晋杜预、东汉何休、东晋范宁三《注》义同，唯何休《公羊传·注》为详：“家，采地；父，字也；天子中大夫氏采，故称字不称伯仲也。”家父食采于家邑，以邑为氏，此说得之。
赐姓、胙土、命氏为西周封建三要素，其实质是“基层社群地方权力的延续”，其“在族群衍裂以组成新族群的意义，大于裂土分茅别分疆土的意义”（注：许悼云《西周史》北京：三联书店，1994。）。封分制度是人口的再编组，同姓自然要有异氏来别之。据我们对宋郑樵《通志·氏族略》的初步统计，以国为氏者凡233，其姬姓氏国49， 姜姓氏国8，其余大都为周初所封古帝王及夏、商之裔以国为氏者。姬、 姜两姓氏族，大部是在周武王、成王、康王时期封建完成阶段封国为氏者。又，以邑为国者凡161，姬姓卿大夫食邑为氏者71， 且大都为西周以前所封之采邑。据此，家氏采邑之封当不会迟于此时。
《诗·小雅·十月之交》有“家伯维宰”，《郑笺》以家伯为字，清梁玉绳《古今人表考》家氏以字为氏。事实上，称家伯者，例同毛伯、原伯。文王子毛叔郑，始封于毛（今陕西省扶风县，东迁后在河南省洛阳市附近，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说）。其后以邑为毛氏，伯爵（据《毛伯敦》），故世称毛伯；世为周卿士，位居三公，故世称毛公，（周宣王时有毛公厝，据《毛公鼎》）。文王子原伯，始封于原（今山西省沁水县西北里许，后迁封于河南省济源县西北之原乡。依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说）。其后以邑为氏，伯爵，故世称原伯（《左传·昭公十八年》有原伯鲁）；世为周卿士，故亦称原公（《左传·庄公十八年》有原庄公）。据毛氏、原氏之例，家伯当以采邑为家氏，而非字。
周人氏后称伯者凡三：或以官爵称伯，或以国爵称伯，或以行次称伯。家伯之伯当以官爵称伯。我们可以《十月之交》“家伯维宰”之“宰”来分析。《郑笺》释“宰”为“冢宰”，清陈奂《诗毛诗传疏》释“宰”为“宰夫”。陈氏认为，“冢宰是执政之官，皇父为卿士，不当复有家伯为大宰”。陈说为是。据《周礼·天官·冢宰》，宰夫由下大夫四人任之，官位仅次于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其职掌是：“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叙群吏之治，以待宾客之令，诸臣之复，万民之逆，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职（正、师、司、族、府、吏、胥、徒）。”《春秋·隐公元年》有“天王使宰咺归惠公、仲子之赗”。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章炳麟《春秋左氏疑义答问四》均释“宰”为“宰夫”。宰咺代表周平王来为鲁惠公馈助表之物，正是行宰夫掌“邦之吊事”之职。又《桓公四年》有“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渠即周之阳渠（今河南省洛阳县城西之阳渠），则渠伯纠盖以邑为氏。渠伯纠代表周桓王到鲁国行聘礼，正是行宰夫掌“朝觐、会同、宾客”之职。据此两例可证，家伯即为周幽王时宰夫，其为士大夫，当以官爵称伯。（《公羊传》东汉何休《注》以家父为中大夫，爵同小宰，恐非。）
据上所论《节南山》之家父与《春秋·桓公八年》及《桓公十五年》之家父均为家氏父字，必为同氏。那么周桓王时家父当为周幽王时家父之后。周桓王十六年时家父代表桓王去鲁国行聘礼，其职掌同宰夫渠伯纠；二十三年代表桓王去鲁国求车，合宰夫掌“财用”之职。可见周桓王时之家父与周幽王时家伯一样均任宰夫之职。《节南山》之家父赋诗刺太师尹氏，“以究王讻”，希望周幽王的后继者“式讹尔心，以畜万邦”，正与宰夫“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职掌相合。据此可证，《节南山》之家父亦应为宰夫之职。
西周时代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上的贵族宗君制（贵族与君主共政）这一政体，是以其世族世官制及世卿制这一官制为组织保证来实现的。其特征是：先有世族，后有世官，具体的官职可以因人而异，不一定父死子继，但某一官职一般则固定地由某一世族或地位相当的某几个世族世袭；而执政卿士，即所谓三公六卿，则往往是由周王室的几个强宗大族世袭。由上述前提可进一步推论：《十月之交》的宰夫家伯与作《节南山》“以究王讻”的宰夫家父是同一个人，其可称之为宰夫家伯父，且历任周幽王、平王两朝。
又，《十月之交》四章《郑笺》称卿士皇父、司徒番、宰夫家伯、膳夫仲允、内史聚子、趣马蹶、师氏楀等七人为“七子妻党”，那么，“七子妻党”何以“穷王讻”呢？“七子妻党”实为《郑笺》的附会之辞。《十月之交》重在刺幽王宠褒姒，以至“艳妻煽方处”，终于导致天灾人祸，西周覆灭。七子之中，仅刺皇父而未及其余。皇父作为六卿之长，看到西周即将覆灭的结局，“作都于向”，与郑桓公寄孥虢郐作东迁打算，事相类。不过“皇父孔圣”之处在于他不像郑桓公一样做了周幽王骊山之难的殉葬品，而是提前“以居徂向”，委政隐退了。故诗人曰：“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在王室方骚、人心危惧之时，皇父委政他人，隐退自逸，不顾君臣之义，违民所望，正是诗人所刺。在外有犬戎之逼、内有“艳妻煽方处”而王室大厦将倾的情况下，六卿之长尚且难以驾驭复杂的政治局面，只得隐退离居，更何况司徒、宰夫、膳夫、内吏、趣马、师氏这类属官，岂能有用武之地呢？因此将宰夫家伯父列入“七子妻党”是不合乎诗意所指的。家伯既非“七子妻党”，又非周幽王亲信，赋诗“以究王讻”是有其政治思想基础的。
3.宰夫家伯父采邑的地望与氏族谱系
宰夫家父以家邑为氏，那么，家邑的地望又在何处呢？
我们先看看晋国姬姓贾、嘉二氏的地望及氏族谱系。贾氏，伯爵，晋之公族。周康王封武王子唐叔虞少子公明于贾（今山西省临汾县贾乡）（注：宋郑樵《通志·氏族略二》以今陕西省蒲城县西南之贾城当之；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从之，恐误；杨伯竣《春秋左传注》以为当在今山西省襄汾县东，亦不确。郑樵《通志·氏族略二》亦曰：“或言河东临汾有贾乡是也”，其与刘纬毅《山西历史地名录》之说相合，此从之。）为晋之附属国，谓之贾伯；旨世称之（《左传·桓公九年》有伐曲沃之贾伯），以国为氏。晋侯缗二十八年（前679 年）曲沃武公入晋都翼城（今山西省翼城县西二十里之唐城村），杀晋侯缗，取晋并贾，贾于是亡，其后仍氏贾。嘉氏，郑樵《通志·氏族略三》曰：“嘉氏，晋大夫嘉父之后，栾氏党也。”此本《左传·鲁襄公二十一年》和《国语·晋语八》为说。事实上，鲁襄公二十一年（周灵王二十年、晋平公六年，前552年）前165年，即《左传·隐公六年》（周桓王三年、晋哀侯元年，前717年）之嘉父，居晋都翼城，其父顷父， 身居九宗五正这一殷商以来传世之职。从《左传》叙其子，详其地，详其族，详其官，足见顷父必为当时极著声望之人，其族必为晋公族中之强宗。隐公五年（前718 年）嘉父纳因曲沃庄伯伐翼而奔随（今山西介休县东稍南约二十里有古随城）的翼侯于鄂邑（在今山西省宁乡县南一里），复翼侯为鄂侯（注：依《史记·晋世家》及《十二诸侯年表》，鄂侯卒于周桓王立哀侯之前，此时不应与哀侯并立，《史记》或另有所据。依《左传·隐公五年》和《今本竹书纪年》所叙，哀侯已立于翼，故鄂侯不得复入翼。）。足见嘉父一族对晋公室忠心不二。十四年后（鲁桓公九年，前703年），贾伯奉周桓王之命与虢仲、芮伯、梁伯、 荀侯联兵伐曲沃武公。嘉父纳翼侯，贾伯伐曲沃，足见两者在维护公室、打击私族方面政治立场的一致性。从地理位置上看，鄂邑在贾国西约一百二十里，而贾国在翼城和曲沃西北约六十里，嘉父纳翼侯于鄂邑，自然有以贾国为屏障的因素。在官族即为世族，把政治利益和宗族利益连为一体的周人来说，除了维护晋公室这一共同的政治利益之外，两者必然有其宗亲血缘关系。那么，我们可以推测，顷父为贾伯之别族在晋都翼城为九宗五正之官，其子亦为晋大夫，其后以字为氏称嘉氏。《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之嘉父即其后。嘉父纳翼侯于鄂邑，其必在鄂邑有相当的政治势力，其采邑当在鄂邑或鄂邑之附近地区。
在讨论了贾氏、嘉氏的地望和氏族关系之后，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家氏采邑的地望及其与贾氏、嘉氏的氏族关系。宋郑樵《通志·氏族略三》曰：“宋朝家静，登进士弟，蜀人也。又有家彬、家仲，并眉州人。望出南安，京兆。”《竹书纪年》曰：晋鄂侯六年（前718 年）“庄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万救翼，荀叔轸追之，至于家谷。”郦道元《水经·浍水注》曰：“又有女家水，出于家谷。……有范壁水出于壁下，并西北流至翼广城。……二水合而西北流，至浍交，入浍。”浍交，即浍交镇，亦即今大交镇（山西省绛县东北四十里），女家水又在大交镇东，亦即翼城西南，家谷即女家水之源头处地名（注：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曰，女家水在翼城县东南，恐误。此从《地形志》、《大清一统志》说。）。古人往往依山傍水作邑而居，女家水之源曰家谷，女家水傍之邑亦可曰家邑。女家水与范壁水下游邑名浍交者，当为二水合而西入浍水处，取交汇意名之。家为平声麻韵，交为平声霄韵，均为见妞，古音为一声之转。据此，浍交本当为浍家，后取二水交汇意而易名曰浍交。浍交亦曰浍家，当为家氏始祖就封之采邑，亦即家邑。宰夫家伯父为西周王室大夫，当在丰镐地区另封有食邑，故宋代家氏有以京兆为其郡望者。周平王东迁之后，家氏之后世袭其职，周桓王时家父即是。贾、嘉为麻韵，家为模韵，均为见妞平声，古音为一声之转。又从我们对其氏族来源的讨论中可以看出，三氏必同出一源。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贾氏为家、嘉二氏之祖，又由贾氏析出家氏，后由贾氏或家氏中析出嘉氏。
综上所论可知，家氏，姬姓，望出晋国之家邑；家氏之族世为晋室公族，其以家氏世族而为宰夫世官，仕于周幽王、平王两朝；《节南山》作者家父即《十月之交》周幽王朝之宰夫家伯，故亦可称之曰宰夫家伯父。周幽王郦山之难后，家伯父又为天王宜臼之宰夫。
三、从诗文本看《节南山》的创作年代
宰夫家伯父历仕周幽王、平王两朝，那么，《节南山》的具体创作时代在周幽王朝还是在周平王朝呢？清姚际恒《毛诗传笺通释》以诗中“节彼南山”之南山即终南山为证，以为周幽王时作；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引三国吴人韦昭说以为周平王时作，孔氏疑之；清魏源《诗古微·诗序集义》以为是西都之雅而非东都之雅。我们可以从对文本的分析中认定，《节南山》为骊山之难，二王并立初期，亦即为西周覆灭而周平王未东迁时期的作品。故姚、韦、魏三人均可谓持之有据。
1.《节南山》的主旨是刺周幽王重用太师尹氏乱政误国
前人对诗旨的说解，主要有三说：一是齐诗“刺争田”说。东汉班固的《汉书·董仲舒传》及其所引董仲舒对策文认为《节南山》是刺“卿大夫缓于谊而争于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详辨其误，此不赘述。二是毛诗“刺幽王”说。《诗序》曰：“《节南山》，家父刺幽王也。”而非《诗序》最有力的朱熹《诗集传》亦曰：“家父自言作为此诵，以穷究王政昏乱之所由。”三是清方玉润“刺师尹”说。其《诗经原始》易《毛序》“幽王”为“师尹”。方氏释之曰：“诗以直刺尹氏为主，言王因之不宁，乃是臣子爱君之心。”以诗的主要篇幅刺师尹为政之失为据，以为诗是“刺师尹”而非“刺幽王”，失之于浅。
在列举了前人关于《节南山》诗旨三说后，我们通观全篇来归纳《节南山》诗旨之所在。首章言尹氏不仁，国秉在握却不亲视国政，终致民望尽失，“国既卒斩”。二章言尹氏为政不平，终致“天方荐瘥，丧乱弘多”，天人交怨。三章言尹氏身居高官显位，责任重大，却使众民困穷。四章言尹氏不亲身理政，而委政姻亚。五章言天降穷极之乱，乖戾之变，正是尹师不临国事，为政不平，委政姻亚的必然结果。六章言至今仍“乱靡有定”、“俾民不宁”使诗人“忧心如酲”。七章言诗人身历丧乱之祸，驾车避难在外，然四方昏乱，无处远循，前途渺茫。八章言诗人在颠沛流离之中，将西周之亡，离乱之苦，归咎于统治者内部矛盾所致。九章言上天降此灾祸，使“我王不宁”是因为周幽王不但不惩改邪心，反而拒谏，远贤臣而近小人。三章已及“天子”，此章又言“我王”，道出“我王不宁”的原委在于委政尹氏，穷其乱本，归之于王。十章“以穷王讻”为点睛之笔，斥周幽王之讻在于任用尹氏，亡国祸民。全诗以主要篇幅写太师尹氏为政之失，似专咎尹氏；但诗人在结尾巧妙地把太师尹氏之乱政与周幽王之昏愦联系在一起，使批判锋芒直指周王室的最高统治者，思想内涵更为丰富，主题更为深刻。诗人这种以铺陈手法张本而示末的谋篇布局之章法，正是其极富艺术修养的外在表现。
2.《节南山》之太师尹氏就是《十月之交》之皇父卿士
《节南山》诗前三章三言太师尹氏，《十月之交》又有皇父卿士。阮元《揅经室集·三》曰：“幽王时不用皇父，任尹氏为太师”。此以皇父与太师尹氏为二人，其实一也。
《小雅·十月之交》中“皇父卿士”，始“做都于向”，后“以居徂向”。这与《竹书纪年》所载周幽王元年“王锡（赐）大师尹氏皇父命”、五年“皇父作都于向”史实相符。足见为同一人。按周制太师均为兼官，故陈奂《诗毛氏传疏》曰：“周公以冢宰兼大师，大公以司马兼大师，皇父以司徒兼大师”。《十月之交》“皇父卿士”与“番维司徒”并提，显为二人，陈氏以为司徒兼太师之皇父或为另一皇父。《十月之交》之卿士皇父位列司徒番之前，其职掌当为冢宰兼太师。由此可知，太师尹氏皇父任冢宰则为周幽王元年至五年，“以居徂向”当在六年。
《十月之交》的太师尹氏皇父临危隐退，委政他人，营邑于向，以三有事之多藏者和庶民三有车马者均随之居向，其所作所为，与《节南山》太师尹氏“何用不监”、“弗躬弗亲”、“弗问弗仕”，“琐琐姻亚，则无
仕”不亲理国政之事是完全相符的。所不同的是，《节南山》重在刺其在位而不监国政，《十月之交》重在刺其离居而隐退自逸。《汉书·艺文志》有尹佚而无史逸，而《古今人表》反之，次于武王时；《古今人表》有尹吉甫而无皇父卿士（《常武》有“大师皇父”），次于宣王时；《古今人表》无太师尹氏只有皇父卿士，次于幽王时；盖班氏均以为一人。据《兮伯盘》铭文考知，尹吉父，兮姓，尹氏，名甲，字吉父。据此，太师尹氏即皇父卿士当为兮姓，但清梁王绳《古今人表》以《左传·隐公二年》疏引西汉刘向《世本》为据，谓皇父卿士姜姓。据清黄汝成《日知录集疏》统计，向地见《春秋》经传者凡六。《春秋·隐公二年》之“莒人入向”之“向”是姜姓国（《左传·隐公二年》有“向姜不安莒而归”）在今山东省莒县南七十里之向城。但《诗·小雅·十月之交》“作都于向”之“向”即《左传·襄公十一年》之“师于向”之“向”，在今河南省尉氏县西南四十里。前为国名，后为邑名。足见梁氏以皇父为姜姓之误。由此看来，《节南山》之太师尹氏就是《十月之交》所刺之皇父卿士，亦即《竹书纪年》所说太师尹氏皇父。
陈奂《诗毛氏传疏》曰：“史伯说幽王时事与此诗（指《十月之交》）正同，疑皇父即虢石父，或皇父徂向更以虢石父代之。世远年湮，迄无考证。”《国语》虢石父，即《竹书纪年》之虢公翰，姬姓，虢氏，名翰，一名鼓，字石父。而皇父为兮姓，尹氏，字皇父，名未详。《汉书·古今人表》有虢石父、皇父卿士，二人并次于幽王时，显然班氏以为二人，况且西周官制有三公六卿之说，卿士未必一人。
3.诗人所写为骊山之难后的亡国之象
首章曰：“国既卒斩，”《郑笺》曰：“天下诸侯日相侵伐，其国已尽绝灭”。清姚际恒《诗经通论》曰：“诗人愁苦，必用危言耸听，如曰‘国既卒斩’及下篇‘褒姒灭之’是也，其实未斩未灭也。”陈奂《诗毛氏传疏》曰：“言国祚已尽灭断绝”。以上三说的歧误在于对“国”、“既”二字的训解。“国”在诗经中可以训为诸侯方国，如《陈风·墓门》之“夫也不良，国人知之”；可训为诸侯方国之国都，如《邶风·击鼓》之“土国城糟，我独南行”；可训为周王朝的国运，如《大雅·桑柔》之“於乎有哀，国步斯频。”亦可训为周王朝之国家，本诗“国”凡三见，皆是。三章“秉国之均，四方是维；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国与方，天子与民对举而出，词义互见，国即为周天子之国，方即为诸侯之方国。此“国既卒斩”与六章之“忧心如酲，谁秉国成”两“国”字亦同指同天子之国家。“既”是一个表已然态的时间副词，姚氏谓此已然之词乃诗人为表达情感或艺术构思的需要所采用的夸饰、虚笔之法。统观全诗均写亡国之象，何以夸饰？何为虚笔呢？故这句诗意为“国家已经完全破灭了”。纵观西周王朝，可谓“国既卒斩”者有二：一是周厉王时国人暴动，流王于彘，共伯和摄行天子事（注：唐司马贞《史记·周本纪·索隐》引《竹书纪年》曰：“共伯和干王位。”《庄子·襄王篇·释文》引作“共伯和即于王位”。《今本竹书纪年》曰：“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摄行天子事。”）；二是周幽王骊山之难，宗周破灭。据上所论，本诗所指显然是后者。
二章曰：“天方荐瘥，丧乱弘多。”“瘥”《毛传》曰“病”，三家诗作“
”。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曰：“言无降凶荒，人民流散，田芜不治，故云‘天方荐’，与董说‘争田’事无涉，义较毛作‘瘥’为长。”王说得之，惟释“荐瘥”义尚暧昧。以上诸家释诗歧异和暧昧处在“瘥（）”字上，且均疏忽了“方”字的含义。“方”当为表已然态的时间副词，与《小雅·正月》之“民今方殆，视天梦梦”“方”之字义同。《说文》：“瘥，愈也。”“愈，病瘳也。”诗中引申为免除了天灾人祸，而非指自然疾病痊愈。据此，上句可释为：“上天惩罚我们的一个又一个的天灾人祸刚刚过去。”下句“丧乱弘多”是遥应上文“国既卒斩”而来，可释为：“却战乱再起，百姓死伤狼藉，流离失所，不计胜数。”此释与上下文义贯通，亦与骊山之难前后的史实相合。“国既卒斩”写国破山河碎，“丧乱弘多”写家亡无所归。正如清方玉润《诗经原始》所评：诗人“再唱一笔，乃其为政之失”。五章曰“昊天不佣，降此鞠讻。昊天不善，降此大戾。”其中两“此”字就指代的是国破家亡的悲惨现实。
4.诗人描写的是卿大夫对二王并立之乱的茫然心态
七章曰：“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郑笺》曰：“四牡”喻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此可谓大臣自恣失职说。东汉王符《潜夫论·三式篇》清汪继培《注》曰：“此引诗以明大臣怨乎不以，则以四牡项领而不得骋，喻贤者有才而不得试。”此可谓刺贤者不遇说。宋朱熹《诗集传》曰：“言驾四牡而四牡项领，可以骋矣；而视四方则昏昏乱，蹙蹙然无可往之所，亦将何所骋哉？”此可谓刺丧乱无居说。朱说得之，但仍说得比较朦胧。本章是上承“国既卒斩”、“丧乱弘多”、“乱靡有定”、“俾民不宁”而来，诗人既不是刺尹氏自恣失职，亦不是抒怀才不遇之情，而是以自身经历抒写战乱流离之苦。
从目前已有的历史资料看，周幽王时期的上层社会成员，在晚期已颇有逃难的想法，如周幽王五年太师尹氏皇父作都于向，预先安排避难之所；周幽王九年司徒郑桓公寄孥虢郐之间，早作东迁之计。但大部分贵族未作充分准备，大难来临时，惟有仓促逃难，而只得将重器宝物窖藏于地下。如1975年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出土窑藏铜器37件，又陕西省扶风县庄白的微史一家窑藏铜器103件。以上诸器时代不一， 有早到周成王时代，最晚的为西周末期（注：许倬云.西周史.北京：三联书店，1994，314.）。如此完整保存的窑藏铜器，若是周厉王奔彘时所藏，宣王亲政，一切恢复正常，原藏主人定会启封；惟有周幽王骊山之难，原藏主人仓猝逃难，或死于战乱，或东迁成周，或另去他邑，窑藏才永未再启。可见骊山之难这一突变不仅下层人民流离失所，即就是绝大多数贵族阶层也难以幸免。
诗人所述这种国破家亡的离乱之苦，不仅是遥应“国既卒斩”、“丧乱弘多”而抒，更是直接承六章“乱靡有定”、“俾民不宁”而来。骊山之难后，战乱仍无止息，国人仍不安宁，最让诗人“忧心如酲”的是“谁秉国成”。显然，这里的“秉国成”已不是指太师尹氏皇父“秉国钧”了，也不是周幽王、或周平王承继一统之“秉国成”，而是指二王并立，兄弟争国。天王宜臼父在而子自立于西申，携王余臣父死而子继于携地，一天不能有二日，一国不能有二主，这正是诗人“忧心如酲”之处。因此，诗人仰天长呼“谁秉国成”，盖“谁主沉浮”、“谁执牛耳”之意。这也是诗人“瞻四方”“靡所骋”茫然心态产生的直接根源。诗人所写兄弟争国的情形，与《小雅·雨无正》的描写是极为相似的。“暬御之臣，憯憯日瘁”，是因为二王并立，兄弟争国，“正大夫离居”，“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西周王朝的公卿大夫诸侯方伯，均不知所从，观龙虎斗。宰夫家伯父“忧心如酲”，茫然慨叹是很正常的心态。
5.诗人“以究王讻”是希望周平王知古鉴今
从诗人的创作动机来看，“国既卒斩”、“丧乱弘多”、“乱靡有定”的社会现实生活是其直接来源，国破家亡的哀情和遁无所往的愁苦是其直接动因。
诗人以呼告手法，五言昊天，如“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师”，“昊天不佣，降此鞠讻”、“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吊昊天，乱靡有定”、“昊天不平，我王不宁”。我们从诗人老天爷啊老天爷的大声疾呼中，强烈地感受到了诗人走投无路而愤怒到快要暴发的情绪。这正是《节南山》最突出的艺术特点。同时，诗人仰首向天，怨叹天道无情，降下灾难，也是西周末期周人天道观的一种表现。华夏民族自有史以来至西周，经历了一个由神意政治进而为天意政治。在周人眼里，天是一种有意识的人格神。降及幽厉之际，宗周灭亡前后，人们对于天，不再像西周鼎盛时期那么寅畏虔恭，而是持怀疑态度，开始“怨天忧人”了。至春秋时期，天意之尊严已所剩无几了。因此，诗人呼天不应，不免怨恨人事，咒骂人谋的不臧及执政的非人。写现实生活中的天怒人怨，抒诗人之怨天忧人，这是“二王并立”时期诗歌创作时代风格的重要特征。正所谓乱世之音怨而怒，亡国之音哀以思。西周覆灭，诗人哀挽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诗人在末章点明作诗是为了“以究王讻”。试想，周幽王虽昏乱无道，周道衰落，天命不佑，但在以王权为中心的政治格局中，在以王命为核心的周文化背景下，宰夫家伯父作为周之世臣，岂敢在周幽王尚未死于戏时，以诗歌形式“究王讻”呢？岂敢自署其名传之于世呢？这也是为周幽王及其统治势力所不能允许的。尽管在周夷王时，“诸侯或不朝，相伐”，周厉王甚至要“下堂而见诸侯”（注：《礼记·郊特性》）王权已不再像西周盛世那样显赫辉煌了；尽管西周贵族宗君制的政治体制赋予了贵族对王权制约的权力，天子有过而不知悔改时，贵族甚至有放逐、诛杀之权；但周幽王不像厉王奔彘而后亡，他是由于不能容忍宜臼自立于西申而征伐战败被弑的。因此，周幽王若尚在位，虽说王纲废弛但王权亦然在握，诗人不能也不敢赋诗“以究王讻”。这一点，清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已注意到了，他说：“若以为刺幽王，非惟失臣子事君之道，且使小人得以藉口，则必不敢直题姓氏矣”。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周幽王初灭之后所写。
诗末“式讹尔心，以畜万邦”两句，前人均解“尔”为“幽王”，意即诗人希望周幽王能改邪归正，重新治理国家。此解与上述诗旨、诗歌所写的内容均不相合。我们认为，周幽王初灭后，作为幽王暴政的目击者，宰夫家伯父总结骊山之难、西周覆灭的历史经验，希望奉周祀的天王宜臼能以史为鉴，任用贤臣，畜养万邦，中兴周室。这也是诗人刺古鉴今创作动机的直接表白。
综上所述，《节南山》是以骊山之难、西周初灭、二王并立、兄弟争国这一重大的历史剧变为其时代背景而创作的。家父就是《十月之交》中的宰夫家伯，亦即宰夫家伯父，他是历仕周幽王、平王两朝的元老重臣。家氏是贾氏的支族，其郡望在离贾国不远的家谷之水女家河畔的家邑，当在今山西省绛县东北四十里的大交镇附近。家氏、嘉氏均源于贾氏，且同为晋国的公族。宰夫家伯父是家氏入仕西周王朝的大夫，东迁后仍在东周王朝任宰夫这一世职。其支族有留在丰镐故都者，其后即以京兆为郡望。《节南山》的主旨并非刺“争田之讼”，亦非仅刺太师尹氏皇父，而是刺周幽王重用大师尹氏皇父而乱政亡国。诗人所写的“国既卒斩”、“丧乱弘多”是一种亡国之象，它是骊山之难西周覆灭的真实写照。诗人所写的“瞻四方”而“无所聘”的茫然心态，是在二王并立、兄弟争国的政治格局中，贵族士大夫们无所适从、彷徨观望政治态度的内心独白。诗人表白自己赋诗“以究王讻”的真正创作动机是刺古而鉴今，希望周平王宜臼能从前辈的历史悲剧中吸取教训，安邦定国，永奉周祀。这也是家伯父尽自己宰夫职守的一种具体表现。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节南山》一诗创作时间当为骊山之难，西周覆灭而周平王尚未东迁时，即周平王元年（前770年）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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