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宁波籍工商人才群体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宁波论文,近代论文,试论论文,群体论文,工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近代宁波籍工商人才的崛起，是近代中国工商界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从社会历史环境和群体特征诸方面分析近代宁波工商人才群体在近代中国险恶的社会环境和激烈的商界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各种因素，足以肯定宁波帮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 宁波籍工商人才群体
A TENTATIVE DISCUSSION OF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TALENT GROUP OF NINGBO ORIGIN
Sun Shangen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talent group of Ningbo origin is an attention-catching social pbenomenon in the domai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modem China.From the perspective ofthe historical social environment and the group charactenistics,this article analyses all the factors that exercise influence on the rise of talent group of Ningbo origin in modern complex Chines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tense commercial competition.The paper fully recognizes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held by businessmen of Ningbo origin representing Chinese national bourgeoisi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m Chinese society.
Key words The businessman of Ningbo origin
1916年孙中山先生视察宁波时指出：“宁波人素以善于经商闻，且具坚强之力”。“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①宁波这一地偏处东南一隔，其面积不及全国的千分之一，可谓泱泱大国的弹丸之地。但近代以来，从这里走出家门、艰苦创业的几代宁波人却创造了辉煌的经济业绩，从中不仅产生了一批饮誉近代中国的经济强人，而且形成了一个有着鲜明地域特色、经久不衰的工商人才群体。这在近代中国无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在我国人才史上也是一个饶有兴致的问题。本文试图从社会历史环境和群体特征诸方面对此现象的成因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其一，适宜的商业社会环境是近代宁波籍工商人才群体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历史件。
宁波境内地少人多，这里的自然条件发展农业文明显示先天不足。但同时这里又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宁波地处东海之滨，全国海岸线的中端，自古有“鱼盐市舶之利”。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很早就把目光投向海洋并孕育了较早的商品观念和风险意识。唐宋以来，宁波一直是我国对外贸易和对外交往的重要口岸。宁波人经商的历史更为悠久，从商致富，代有其人。到明清时期，宁波人的商业活动已相当活跃，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成为当时在各地有影响的一支商帮。同时宁波本土商品经济也得到大发展，成为南北货物转运中心和集散地，城市商业网络进一步健全，特别是钱庄业已有一定规模。这种历史环境使宁波形成了一种务实、尚实的社会舆论氛围。人们重实际，尚功利，商品经济意识比较活跃，崇本抑末思想禁锢较少。“古道遗风，鲜有存者”。②
进入近代，宁波等地首先被辟为向西方国家开放的通商城市，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猛烈冲击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促进了宁波城乡的发展；同时洋货的涌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刺激了宁波人原本强烈的商业因子。孙中山先生说：“宁波开埠在广东之后，而风气之开通不在奥省之下。”③近代宁波人身处当时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他们领风气之先，对新事物反应敏捷，在重义轻利观念仍严重束搏国人之际，率先挣脱传统社会的羁绊，纷纷涉足商品经济活动。
工商人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近代宁波是一座商业相当发达的城市。志书称近代宁波“西国通商，百货咸备，银钱市直之高下，呼吸与苏、杭、上海相通，转运既灵，市易愈广，滨江列屋，大都皆廛肆矣。”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宁波一地商人数量大增。宁波开埠之初，就有不少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地主、商人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以后经商人数迅速增加。据统计，到1900年，宁波城乡人口30万，受雇人员达12万，其中从商占60%⑤。社会商业化程度的提高，使大批宁波人受到商品经济的熏陶，在宁波城乡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商业社会氛围和舆论环境，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猛烈冲击，与商品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思想意识和社会规范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以商为业、以商为荣成为人们普遍的价值取向，经商致富的事例成为人们竞相仿效的榜样，如有关“五金大王”叶澄衷在上海发迹的传奇故事，就曾给船王包玉刚的童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⑥在近代宁波城乡，一般十来岁的孩子就被人家送入店铺学做生意，否则就会被人视为没出息而遭受非议。经商成为一种时尚和习俗，正是这种习俗造就了近代宁波人的商业天赋。许多后来称雄全国的宁波籍工商巨子，最初就是在家乡受到商品经济的启蒙教育而走上实业之路的。
如果说宁波是大批宁波籍工商人才事业的起点，那么近代中国工商业中心的上海，则是他们在商品经济活动中经受磨炼、增长才干并一展雄姿的广阔舞台。
宁波与上海交通便捷，俗称一苇之航。鸦片战争前即有不少宁波人在上海经商。1844年上海开埠后，由于其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广阔的腹地为依托，上海迅速发展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和远东金融贸易中心。上海的崛起，吸引了大批宁波人前往创业，“挈子携妻游申者更难悉数。”⑦据统计，到清末，在上海居民中宁波人已达40万人⑧。他们之中有官僚、地主、商人，但更多的是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学徒、苦力等。他们来到上海这个陌生的世界，成为移民。在这个新的环境中，由于他们脱离了原有的秩序，不再受土地、家庭乃至原有生活环境的束缚，为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同时，上海得天独厚的条件又为大批宁波籍工商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较为有利的环境。
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最为发达的工商城市和金融贸易中心，这里不仅有发达的交通和通讯事业，而且市场广阔，资金容易筹集；同时，作为近代中国最为开放的城市和外国资本势力在华的桥头堡，上海与国内外都有广泛的经济联系，从而使上海具有开展各种经济活动的优越条件。近代宁波籍著名企业家刘鸿生说：“上海工厂之所以较能发展者，因有其经济环境之条件在焉。”⑨其他各业，莫不如此。在社会政治方面，由于近代中国社会运行的失控状态，清政府对上海这样的通商口岸城市的统治极为薄弱。在上海，总商会作为资产阶级自治团体就是一个不仅足以控制上海金融、贸易和影响全国的商人团体，而且“在司法、经济和军事等领域中，都承担着相当的政府权力。”⑩外国租界的存在更使当时上海的工商业者得到一定的安全保障和政治自由。这都为工商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
近代上海的开放和发展，为大批宁波人提供了机遇，也使他们面临着风险和挑战。他们一踏进上海，就被无情地推上竞争的舞台。当时上海不仅外国资本势力无孔不入，国内各大商帮也云集于此。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竞争是唯一的生存原则，也是人才辈出的重要机制。列宁指出：“竞争可以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培养进取心、毅力和大胆进取精神。”(11)充满竞争和风险的商品经济环境是造就大批企业家的肥沃土壤；田园式的安宁与舒适只会造就出舞文弄墨的雅士，唯有在激烈竞争的商场上，才会挤压出大批工商人才。大批宁波籍工商人才正是在商品经济这个大学校里学会了生存和发展，从而迅速成长起来。
适宜的商业氛围是工商人才成长的重要条件。长期生活在宁波、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的众多宁波人，熟悉商品经济的环境，他们商机敏捷，有较强的商品经济意识和竞争能力，从而为其日后称雄竞争激烈的中国工商界创造了条件。
其二，抓住对外开放的历史机遇，迅速由旧式商帮转化为新兴经济力量，是造就宁波籍工商人才辈出局面的重大契机。
近代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在被迫的条件下进行的，它曾给中国人民带来无数的灾难和屈辱。但开放毕竟是一种推动历史进步的要素。它打破了已经僵死的传统社会经济格局，为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创造了条件，也为近代中国人的多种发展和创造提供了可能。
五口通商后，当举国上下还没有从这一事件中醒悟过来时，商机敏捷的宁波人就看到了这一变故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他们审时度势，充分利用身处当时中国对外开放前沿地带的地理条件和长处对外贸易的先天优势，抓住对外开放的历史机遇，捷足先登，纷纷涉足新兴行业，特别是从事当时颇有风险而无人问津的对外经济活动，从而促进了宁波帮的近代化进程。他们或充当买办代理洋商经营而起家，或经销洋货、附股洋商企业而获利，或从事沿海埠际贸易和国际贸易而发迹，在当时上海、天津、汉口等各大商埠的对外贸易业中，宁波人都占有很大的优势，如上海“海通以来，挟土物与外人交易，或居间逐什一利，以宁波人居多。”(12)不少人宁波人由于经销洋货而致富，成为名闻上海滩的巨商大贾，如曾为学徒的叶澄衷、虞洽卿、朱葆三的发迹，莫不受益于此。叶澄衷原在黄浦江上划舢板，后开店经销五金等日用洋货而获厚利，迅速发展成为积资800余万元两的“五金大王”。近代宁波人在买办业中的势力尤为注目。据近代甬属定海县志载，“充任各洋行之买办所谓康白度者当以邑人为首屈一指。其余各洋行及西人机关中之充任大写、小写、翻译、跑街，亦实繁有徒。”(13)在上海，被外商雇用的买办多为宁波人，如上海第一家洋行——英商怡和洋行买办杨坊就是宁波人，此后开设的英商平和洋行买办朱葆三、德商鲁麟洋行买办虞洽卿、英美烟草公司买办邬挺生以及近代中国著名的颜料买办周宗良等都是宁波人。在天津，宁波掮客为数众多，开埠以后，以掮客为业者，“通常都是宁波人。”(14)十九世纪末以后，外资银行纷纷在华设立。近代宁波人由于其在钱庄业中的优势地位和丰富的金融才干而受到外商青睐，纷纷进入外资银行成为金融买办。买办实际上是在近代中国门户开放的历史条件下从事对外贸易和金融业的新式商人。拥有众多的买办是近代宁波帮一大人才优势。大批宁波人涉足买办业，不仅为近代商帮积累了巨额货币财富，而且使他们与外国资本势力建立了广泛的商业和人事关系，成为近代中国最早接触和熟悉西方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人，由此获得了许多近代管理知识和开拓市场的经验，为宁波商帮培养了众多精通国际贸易和金融业务的工商人才。宁波籍买办广泛投资于近代工商业，成为民族资本的一支重要力量。如曾为德商鲁麟洋行买办的虞洽卿在航运业方面就兴办了宁绍、三北、鸿安等轮船公司，总吨位占近代民族航运业的13%(15)。英商开平矿务局买办刘鸿生则创办了火柴、纺织、水泥等几十个民族企业，被誉为“企业大王”。
近代宁波人还充分利用对外开放的历史条件，顺应时代和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经营领域；同时努力吸取西方经营思想和管理方法，引进先进技术和生产工艺，使自己由旧式商帮迅速转变新兴经济力量。近代以前，宁波商人经营的行业主要有药材业、沙船业、海产品业和钱庄业。进入近代以后，宁波人除了纷纷问津新兴行业外，还扬长避短，发挥自身优势，把传统行业近代化，如钱庄业向近代银行业的渗透或转化，沙船业向近代轮船业的演变，药材业向西药业的渗透，无不显示出宁波籍企业家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应变能力，从而有力地巩固了宁波人在这些行业中的优势地位。十九世纪后期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后，对新事物素极敏感的宁波籍钱业资本家就开始有意识地向近代银行业渗透或转化。1897年成立的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就是由宁波人严信厚、叶澄衷发起创办的。近代宁波人还相继集资创办了四明银行、中国垦业银行等。由于宁波人对银行业的进取意识，在近代中国实力较强的中国、交通、南三行（浙江实业、浙江兴业、上海银业），除上海银行外，宁波人都有很大势力，从中产生了一大批宁波籍银行家和钱业资本家，如秦润卿、宋汉章、盛竹书、卢学溥、孙衡甫、俞佐庭等在近代中国金融业都享有盛誉。
宁波商帮在明清时期开始形成，但在当时众多商帮中并不显眼。进入近代以后之所以能迅速崛起，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面对新的挑战，能审时度势，抓住对外开放的历史机遇，纷纷涉足对外经济活动特别是买办业，由此造成了一支精通近代经营管理的外向型人才队伍，从而使自己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相反有的商帮如晋商、微商，虽然在历史上曾经兴盛一时，但进入近代以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墨守成规，缺乏应变能力，因而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其三，由家族同乡关系凝结而成的团结互相之力是形成近代宁波工商人才群体并经久不衰的社会组织机制。
家族同乡关系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重要基础，在中国广大民众中有广泛的影响力。近代宁波人在经济活动中成功地运用这一关系，由此形成的团体力量和互助意识，有力地推动了宁波籍工商人才群体的形成和壮大。
首先，亲邻相帮和同乡扶助的习俗不仅推动大批宁波人走上经商之路，而且为他们日后的成功创造了条件。近代宁波人外出经商有所成就，往往将自己的同族同乡携带出去，久而久之就出现了一地以从事同一行业见长的现象。如经营钟表业的多为勤县樟村人；从事药材业的，大多是慈溪人；经营银行业的，则以三北人居多。许多后来称雄中国工商界的宁波籍工商巨子如叶澄衰、朱葆三、虞洽卿、秦润卿，早年都是由同乡或亲戚带往上海学徒创业的，从而为他们日后的成功提供了机遇。对此，近年致力于研究中国资产阶级问题的法国学者白吉尔夫人指出：“乡谊情感是个人只身跨入激烈竞争环境的前提。”她说：“有多少大亨，在他们于数年或数十年前到上海时，还是光着两只脚的！据他们的正式传记者称，他们所获得成功，应当主要归功于他们的智慧和勤奋。然而实际上，他们是得到早在上海定居下来的同乡的具有决定作用的帮助的。”(16)
各地的同乡会组织也是近代宁波人进入商界的重要途经。同乡会往往具有为同乡介绍职业的功能。上海开埠后涌入的大批宁波人，特别是在上海没有亲戚关系的宁波人，都是通过“四明公所”等同乡会组织找到职业的。“在相当长时期内，四明公所成为宁波人至上海进入商界的一个主要途经。”(17)宁波旅沪同乡会还在上海设立中小学和职业学校，在校学生有数千人之多，成为宁波籍工商队伍的重要补充。不少在外地的宁波籍企业家还有意识地从家乡吸收管理人员和工人。如刘鸿生1920年捐款在定海设立定海中学，免费招收本地青年就读，日后定海中学成为向刘氏企业输送人才的摇篮。
同时，大批外出谋生的宁波人在创业之初几乎都曾得到同乡和同乡会组织的帮助和提携，这不仅使他们在当地迅速站稳脚跟，而且为他们日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帮助。如天津宁波帮首领王铭隗，因为与李鸿章关系密切，经营军火而发迹，他对天津宁波帮的形成就起了很大作用。王铭隗对于宁波同乡到天津谋职的，均竭力介绍到天津各大洋行去任买办，对于愿经商的，则帮助解决资金，这有力地促进了近代宁波人在天津的发展，使天津成为近代宁波人在我国北方的大本营。
其次在创业过程中，近代宁波人借助家族同乡关系，相互支持，相互依存，风雨共济，大大增强了抵御经营风险和各种超经济因素干扰的能力，使他们在近代中国险象环生的社会环境中得以渡过艰难险阻，从而取得成功和发展。
钱庄是近代宁波商人经营的重要行业，但钱庄囿于组织脆弱，经营作风保守，在近代上海的几次金融风潮中，不少钱庄破产倒闭。但宁波籍钱庄却多次化险为夷，在上海钱庄业中一直独占鳌头，这是众多旅沪宁波籍人士特别是工商业者大力支持的结果，也与故乡宁波的钱业同行倾力相助有关，同时在沪的宁波籍钱庄也由于相互支持而增强了实力。上海的宁波籍工商企业实力雄厚，多是宁波籍钱庄的忠实股东，它们是钱庄抵御金融风潮的可靠后盾。而同时也正是由于有宁波籍钱庄和银行的支持，众多宁波籍工商企业才得以发展壮大。虞洽卿创办的三北轮船公司就是由于获得四明银行的全力支持而多次渡过难关，发展成为长江中下游和沿海航运业中最大的商办航运集团。
各地的同乡会组织为宁波人的工商活动提供了方便和帮助，它们为同乡调解商事纠纷、通报市场信息，进行职业介绍和救济扶贫工作，成为身处异乡的宁波籍工商业者的可靠后盾。精明强干的宁波人还利用各地的宁波同乡组织和关系，建立了许多推销商品、获取原料和经济信息的商业网络。各地同乡会还切实维护宁波籍工商业者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在反对外商倾轧的斗争中显示了同乡团结的巨大威力。近代以来，原来长于沙船业的宁波人相继集资创办了宁绍、三北、鸿安、长和等轮船公司，但其开业伊始，都曾遭到外国轮船公司的排斥和打击，只是由于得到沿海和沿江各埠宁波同乡的大力支持，才经住了风险并得到发展，成为近代中国民族航运业的一支重要力量。如在1919年的“宁绍轮船公司风波”中，英商太古公司不仅百般刁难，而且降价倾轧，使宁绍轮船公司陷入困境。为此，虞洽卿等人通过宁波旅沪同乡会，发动上海、宁波等地同乡联合行动，相约不乘载外轮，还组织“航业维持会”，集资达十余万元，迫使英商妥协，还使宁绍公司添置了一条新轮。
应该指出，近代宁波籍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重视和依靠家族同乡关系，并不是任人唯亲，相反，他们多有择贤而任的倾向，即使在亲友中也不例外。不少家族财团有传侄不传子的倾向，意在亲属上择其贤者而传之。特别是对于经营管理和技术人员，许多企业家都是面向社会，不分地域，广招贤才。如刘鸿生、竺梅先、金润痒、方液仙都曾高薪聘用留学生和工程技术人员乃至外国专家。大中华橡胶厂创办人余芝卿更是知人善任，为弥补自己的不足，他大胆起用学徒薛福基和管帐吴哲生分管技术与管理工作，使其事业如虎添翼。即使家族色彩很浓的行业如钱庄，也面向社会，起用业务专才为经理，放手让他们经营。如镇海方家在上海的寿康钱庄屠云峰，承欲钱庄谢纶辉，安康钱庄赵文焕，赓欲钱庄盛筱珊，都是当时上海钱业界的一时人选。尽管他们与方家非亲非故，但都有职有权，经营有方，使方家钱庄在上海滩上信誉日隆。
不可否认，这种源于传统的家族同乡关系在不少方面还带有一定的封建色彩和狭隘的地方观念。但在近代中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这种由家族同乡关系凝结而成的团体力量和群体效应为在外创业而一无所凭的宁波籍企业家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从而有力地促进了这一人才群体的形成和发展。
再次、顽强开拓，脚踏实地，艰苦创业，是近代宁波籍工商人才得以在竞争激烈的中国近代工商界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
宁波境内地少人多，历史上人地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生计颇为不易。生存处境的艰难，铸成了宁波人不怕艰苦、顽强开拓的性格。所谓“地狭人稠，生活难艰。饥驱寒袭，追而之外，航海梯山，视若户庭。”(18)向外开拓、勇于闯荡成为宁波人的一个显著特征。明清时期，宁波人外出经商已蔚成风气。进入近代，外出创业更成为几代宁波人的人生抉择。甬人“民性通脱，务向外发展，其上者出而为商，足迹几遍国中。”(19)五口通商后，上海迅速取代宁波而崛起，发展成为全国对外贸易中心和最大的工商城市。宁波的优势丧失了。面对严峻的挑战，大批宁波人毅然告别家园，纷纷前往与宁波一水之隔的上海谋生创业，使偏处一隅的宁波人得以跻身于全国经济中心，参预全国性的经济活动和中外经济往来，在这个商品经济的广阔舞台上，长袖善舞，一展雄才。上海是近代宁波人创业的大本营，也是他们走向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桥梁。在上海站稳脚跟后，众多宁波籍企业家以上海为依托，向全国各地拓展，势力遍及穷乡僻壤。十九世纪末和本世纪四十年代，鉴于国内动荡不宁的社会环境，大批宁波人曾两次大规模地飘洋过海，前往日本和欧美等地以及港澳地区创业。他们披荆斩棘，奋力开拓，硬是在陌生的异国他乡开展出一方方属于自己的天地，为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宁波人耻于安守家业，他们宁愿背井离乡，到广阔的外部世界拼搏创业，而不愿在狭小的家园抱残守缺，碌碌无为。他们冒险犯难，到处为家，勇于在外省外域落地生根，使在外创业的宁波人具有顽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同时，近代中国恶劣的社会条件和经营环境，迫使在外创业而一无所凭的近代宁波人选择了一条充满荆棘的创业之路。他们含辛茹苦，脚踏实地，艰苦奋斗，以此作为同困难和环境作斗争并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有力武器。近代宁波人重实干，重经验，不玄想，不空谈。他们大多白手起家，一步一个脚印，成就自己的事业。上海开埠后大批涌入的宁波人，多是从最卑微的苦力活做起，学徒、伙计、木工、裁缝、车夫等等，无所不干。所谓“吾甬人以冒险之天性，斩荆披棘，经营所业，其间筚路褴褛，坚苦卓绝……”(20)就是当年宁波人在上海滩创业的真实写照。即使后来名声显赫的宁波籍经济强人如朱葆三、叶澄衷、虞洽卿、秦润卿等，也都由于家境贫寒，早年由乡人或亲戚带往上海谋生，从零开始创业。近代宁波人深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道理，为此即使财大气粗的家族财团，其拔擢亲友也不是一下子把他们放在重要位置上，而往往让他们从做小工、当学徒开始，经受磨练，增长才干，从而为他们日后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后任上海总商会主任委员的俞佐庭，是镇海望族李家的表亲，就是由李家从学徒提拔起来而崭露头角的。近代宁波商人经营的一些优势行业也靠众多宁波人不辞辛劳、苦心经营而获得的。如宁波商人独领风骚近百年的药材业，宁波本地药材资源不丰富，这是由众多宁波药材采购商多年开拓经营的结果。他们不畏艰辛，长年跋涉在高山崇岭、大川险滩，采购各种药材，足迹遍及全国各地，使宁波商人的药材业得以常盛不衰。
尤为可贵的是，宁波籍企业家创业有成后，即使家财万贯，多能保持克勤克俭，励精图治的创业本色，他们富而不奢，自奉甚俭，洁身自爱。生活上精打细算，力戒奢侈，事业上则着眼于长远发展，大多善于理财，这无疑是他们企业得以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因素。俗称“宁波人门槛精”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宁波籍企业家的发家秘诀。如曾担任上海商会副理事长的蒉延芳，一直自奉节俭。针对抗战胜利后社会上奢侈成风，他积极提倡节俭，反对浪费，其子结婚时，他不办酒席，只设茶点招待。他还自行设计了一种经济实用的男式服装，一时颇为流行，有“篑装”之称。以创办中国第一家毛巾厂——三友实业社而著名的陈万运，一心扑在企业发展上，而生活上十分节俭，经常短褐布衣，50岁以后就戒荤茹素，不出入娱乐场所，以厂为家，不留私蓄，死后两袖清风，别无长物，连丧葬费用也是亲友为之设法解决的。
近代宁波籍企业家大多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爱国心。他们为发展民族工商业呕心沥血，自强不息，与唯利是图之辈不可同日而语。他们不愿坐享其成，不株守本业，而是锐意进取，顽强拼搏，有着发展民族经济、抵御外国侵略、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状况的强烈愿望，并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到“实业救国”的行动中去。刘鸿生原为英商开平矿务局买办，佣金收入相当可观。但他觉得“中国之所以受气，是因为没有工业，没有科学。因而就想到用口袋中的现钞做点事”。(21)为此，他不顾外商威逼利诱，毅然放弃唾手可得的巨额佣金收入，将全部力量投入民族工业，相继创办了几十个近代企业，并敢于同外商竞争，为发展民族经济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充分反映了近代宁波籍企业家的创业精神。
近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否定了企业家的能力和作用，就会堵塞经济进步的通路”。(22)近代宁波籍工商人才群体为中国社会经济的近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以宁波帮为代表的中国近代企业家的作用往往加以忽视，在人才学研究中，他们的地位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似乎只有激扬文字、叱诧风云的文学家、军事家、政治家是人才，而默默无闻的企业家则不是人才，这种认识无疑是片面的。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迫切需要造就一支庞大的企业家队伍，尽管近代宁波籍企业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现在已有根本不同，但他们强烈的商品观念和开拓进取意识以及顽强拼搏、艰苦创业的实干精神，仍能给当代企业家以有益的启迪！
本文来稿日期：1995年3月20日
注释：
①③《杭州民国日报》1916.8.25。
②（天启）《慈溪县志》卷一，风俗。
④（光绪）《鄞县志》卷二，风俗。
⑤《宁波工商史——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第11页。
⑥《环球航运家包玉刚》第8页，中国海洋出版社。
⑦《上海碑刻资料选辑》转引自《宁波帮企业家的崛起》第6页。
⑧董启俊：宁波旅沪同乡会，载《宁波文史资料》第5辑。浙江人民出版社。
⑨《刘鸿生企业史料》下册，第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⑩(17)张仲礼《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第441、4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1)《列宁全集》第1卷第615页，人民出版社。
(12)黄苇等编《近代上海地方志经济史料选编》第321页。
(13)(19)转引自《宁波帮企业家的崛起》第16、1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
(14)《海关贸易报告》1866，天津，第96页。
(15)丁日初、社洵诚《虞洽卿简论》，载《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
(16)（法）M·C·白吉尔《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结构》，载《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4期。
(18)（民国）《定海县志》方俗志，风俗。
(20)刘鸿生：我为什么相信共产党，载《新闻日报》1956.10.4。
(22)转引自钱小明《论近代的上海企业家》，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8辑，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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