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汉时期中国地名学的奠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汉论文,地名论文,中国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地名渊源解释
中国传统地名学源远流长，其内容以地名渊源解释为主流[①]。先秦时期，地名渊源解释寥若晨星；到了两汉时期，特别是东汉中后期，这方面的内容逐渐丰富起来。
我国第一部具有地名学研究内容的著作是《汉书·地理志》（简称《汉志》）。《汉志》是《汉书》十志之一，它不仅叙述了公元2年西汉王朝103个郡国及其下辖1587个县级政区的名称和地理沿革，还介绍了175座山名和361个陂泽湖池名称，其记载的地名超过4500处，很多汉代以前文献里所记载的地名赖此得以知其所在，正如清儒王先谦所说的那样：“班志地理，存前古之轨迹，立来史之准绳，兼详水道源流，使后人水地相资以求往迹，可谓功存千古者也。”[②]所以，谭其骧先生将《汉志》称作“我国地理学史中一部划时代的代表作”[③]；有人则风趣地说，把“地理学”换成“地名学”，也是如此[④]，意谓在地名学史上也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在《汉志》出现的地名中，一方面是对前代地名沿革的承续与变易的总结，另一方面也奠定了我国地名大势的基础，书中出现的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太行、恒山、荆山、大别、华山、王屋、太室（嵩山）、会稽等山，震泽、彭蠡、居延等湖泽，黄河、江水、济水、沔水（汉水）、渭水、沁水、湘水等江河，勃海（渤海）、东海、南海等边缘近海，基本上可以勾勒出我国地名的地理骨架。
《汉志》也是我国最早系统地解释地名渊源的文献。据笔者初步统计，《汉志》对60处地名作了渊源解释，成为我国地名学研究的开端，如表1（见下页）所示：
表1.《汉书·地理志》的地名渊源解释
注1：《汉书·百官公卿表》：“县有蛮夷曰道。”
注2：甲为天干之首，以甲为名盖为家族中的长子。
由表1可知，以故国为名是《汉志》地名渊源解释最多的一类（26处），表明地名的继承性是相当明显的；以山水为名类中，仅阳城一处表示山，其余11处均表示水，以方位为名类也全都由山、水的相对位置而命名的，其中因山名仅5处，因水得名却有7处，这些事实表明中国历史的早期，我们先民对水的依赖比山更为强烈。
《汉志》以后，地名学研究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仅东汉时期对地名渊源的研究即不乏其人，著名的有应劭、圈称等人。
应劭字仲瑗，东汉末年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市西北）人。他年青时刻苦学习，博览多闻，灵帝时举孝廉，尝为汝南主簿，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出任泰山太守，后投靠冀州牧袁绍，为军谋校尉，建安初卒。《后汉书》卷四八有传。著作有《汉书集解》、《地理风俗记》、《十三州记》、《汉官仪》、《风俗通义》等，其中不乏地名研究的真知灼见。在《汉书集解》中，应劭对248处地名作了注释，其中对152处作了渊源解释，比《汉志》渊源解释多出一倍以上，大大丰富了《汉志》的地名学内容；《汉官仪》也有15处地名渊源解释；另据《水经注》所引，《地理风俗记》有关地名渊源的解释有26处，《十三州记》有3处。以上除去相互重复的以外，为应劭所解释渊源的地名达180多处。大体说来，可以归纳为以下13类（凡《汉书集解》一律简作“应劭注”，其余标出具体书名）：
1、方位地名 这类地名共有49处，以阴、阳地名居多。例如南郡襄阳县，应劭注：“在襄水之阳”；太原郡阳曲县，应劭注：“河千里一曲，当其阳，故曰阳曲也”；涿郡中水县，应劭注：“在易、滱二水之间，故曰中水”；河间国，应劭注：“在两河之间”。方位地名指出了地名的相关位置，可以了解当时山脉与河流的走向及其相互关系，城邑、聚落的位置，藉此也可以探索古今河道的变迁。
2、山水地名 应劭最早提出了因山名县的地名命名原则[⑤]，在《汉书集解》中有37处山水地名的释名，《地理风俗记》中有4处。例如江夏郡，应劭注：“沔水自江别至南郡华容为夏水，过郡入江，故曰江夏”；涿郡“其南有涿水，盖氏焉”[⑥]；酒泉郡，应劭注：“其水若酒，故曰酒泉也”；常山郡井陉县，应劭注：“井陉山在南”。这41处地名释当中，因水得名25处，比因山得名的11处多出一倍以上。
3、故国旧邑地名 战国、秦、汉时代，去古未远，有些政区地名常常以该地的故国、旧邑命名，应劭所释有17个这样的地名，如代郡，应劭注：“故代国”；九江郡钟离县，应劭注：“钟离子国”；泰山郡莱芜县，《十三州记》：“鲁之莱柞邑”[⑦]。汝南郡南顿县是应劭的家乡，其《汉书集解》注：“顿迫于陈，其后南徙，故号南顿，故城尚在。”类似“故城尚在”之类的言辞，在其它地名释名中找不到，可见应劭对家乡的地理状况是非常熟知的。
4、人物地名 应劭在《汉书集解》中有13个人物地名的释名，如代郡灵丘县，应劭注：“（赵）武灵王葬此，因氏焉”；长沙国罗县，应劭注：“楚文王徙罗子自枝江居此”；南阳郡冠军县，应劭注：“武帝以封霍去病，去病仍出匈奴，功冠诸军，故曰冠军”，等等。
5、地形地名 这类地名主要是依地形的高下，冠以词义相同或相近的词命名，共有8个。如右扶风雍县，应劭注：“四面积高曰雍”，道出了雍县（今陕西凤翔县）的地理景观；河内郡平皋县，应劭注：“以其在河之皋，处势平夷，故曰平皋”，简明扼要地刻画了平皋（在今河南温县东黄河北岸）所处的地理位置；“丘”是平原上的小山包，应劭指出山阳郡瑕丘县、魏郡斥丘县都是因“丘”而得名的史实。
6、对称地名 《汉志》中不少地名词义是对称的，如东西、内外、上下等，应劭对内黄、东阿、西鄂、下博、下邳、下邽、下相、北屈、北皮9个地名作了渊源解释，如魏郡内黄县，应劭注：“陈留有外黄，故加‘内’云”。信都国下博县，应劭注：“博水出中山望都，入河”，没有解释地名渊源，但《水经·浊漳水注》引“应劭曰：太山有博，故此加‘下’。”东郡东阿县，应劭注：“有西，故称东”。
7、部族地名 《汉书》中记载的不少部族地名，应劭给予了明确的阐释，如牂柯郡夜郎县，应劭注：“故夜郎侯邑”；玄菟郡高句骊县，应劭注：“故句骊胡”；雁门郡楼烦县，应劭注：“故楼烦胡地”。为应劭所释的部族地名还有夷安、僰道、僰道、句町、上邽等处。
8、词义地名 即从词义本身探索地名的渊源。今湖北境内，汉魏时代有一条夏水，《水经·夏水注》引“应劭《十三州记》云：江别入沔为夏水源，夫夏之为名，始于分江，冬竭夏流，故纳厥称，既有中夏之目，亦苞大夏之名矣”。汉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县级政区叫“道”，犍为郡有僰道，《水经》江水“又东南过僰道县北”句郦道元注：“县，本僰人居之，《地理风俗记》曰：‘夷中最仁，有仁道，故字从人’。”[⑧]《太平御览·州郡部》引应劭《汉官仪》：“京兆，绝高曰京，京，大也，十亿曰兆，欲令帝都殷盈也。”
9、避讳地名 东郡寿良县，应劭注：“世祖叔父名良，故曰寿张”（世祖即光武帝刘秀）；河内郡隆虑县，应劭注：“避
帝名，改曰林虑也。”
10、帝意地名 地名是人类命名的，专制时代君权高于一切，因而有些地名折映着帝王的心境。如中山国苦陉县，应劭注：“章帝更名汉昌”；蜀郡青衣县，应劭注：“顺帝更名汉嘉”；武陵郡索县，应劭注：“顺帝更名汉寿”。汉昌、汉嘉、汉寿三个县名，反映了东汉皇帝希冀汉朝昌盛长久的理想。安平、饶安、重安等县名则反映了帝王希望其统治平安的心理。
11、物产地名 应劭注释《汉书》诠释了四处物产地名，如金城郡“初筑城得金”，颍川郡长社县“其社中树暴长”，珠崖郡“郡在大海中崖岸之边、出真珠，故曰珠崖”，等等。
12、移民地名 为应劭所释的移民地名有新丰、新秦、新郑、阳都四处。京兆尹新丰县，应劭注：“太上皇思东归，于是高祖筑城寺街里以象丰，徒丰民以实之，故号新丰”；新秦，应劭注：“秦始皇遣蒙恬攘却匈奴，得其河南造阳之北千里地甚好，于是为筑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应劭的释名，合理地揭示了新丰、新秦城市创立和地名产生的历史过程。
13、地名总称 《汉书·高帝纪上》：韩信力陈项羽可图、三秦可并之计，应劭注：“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汉书·景帝纪》：“三辅举不如法令者”，应劭注：“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共治长安城中，是为三辅。”
以上13个类别是为了说明应劭对地名渊源研究贡献而作的大致分类。尽管应劭解释地名时曾发生过一些错误，像零陵郡泠道县“泠水出丹阳宛陵”之类的解释还错得太离谱，但总的说来，应劭《汉书集解》等著作与《汉志》相映成辉，开创了我国地名渊源研究之风，为后世对地名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与应劭差相同时的圈称，字幼举，东汉末年陈留郡（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东南）人[⑨]，《后汉书》无传。《隋书·经籍志》著录汉议郎圈称撰《陈留耆旧传》二卷，《元和姓纂》卷二引录圈称撰《陈留风俗传》，可惜此二传早已亡佚，亦向无辑本。
好在郦道元《水经注》中有它的佚文，共凡二十余条，涉及地域虽仅东汉陈留一郡之地，但其中不乏地名渊源的解释。例如长垣县（今河南长垣），《水经·济水注二》引《陈留风俗传》：“县有防垣，故县氏之”；浚仪县（今河南开封），《水经·渠水注》：“《陈留风俗传》曰：‘县北有浚水，像而仪之，故曰浚仪’”；尉氏县（今河南尉氏），《水经·渠水注》：“圈称云：尉氏，郑国之东鄙弊狱官名也，郑大夫尉氏之邑”；襄邑县（今河南睢县），《汉志》颜师古注：“圈称云：襄邑宋地，本承匡襄陵乡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秦始皇以承匡卑湿，故徒县于襄陵，谓之襄邑”；雍丘县（今河南杞县），《水经·睢水注》：“圈称曰：县有五陵之名，故以氏县矣”；己吾县（今睢县东南），《水经·阴沟水注》：“《陈留风俗传》：县，故宋也，杂以陈楚之地，故梁国宁陵之徒种龙乡也，以成、哀之世户至八、九千，冠带之徒求置县矣。永元十一年陈王削地，以大棘乡、直阳乡十二年自鄢隶之，命以嘉名曰‘己吾’，犹有陈楚之俗焉。”
如果说班固、应劭、圈称的地名渊源解释主要是或附属于正史系统，那么《尔雅》、《说文解字》、《释名》中的地名渊源解释属于小学系统的范畴。
《尔雅》是我国第一部词典，系西汉前期学者缀辑旧文递相增益而成。全书三卷，现存十九篇，其中第九至十二篇释地、释丘、释山、释水（合称《释地四篇》）是专门解释地理名称的，一共解释了15类236个地名，所收地名可统计如下（见下页表2）：
表2：《释地四篇》所收地名
《尔雅》对于地名渊源的训释方式有五种：（1）说明：“两河间曰冀州”；（2）描写：“河出昆仑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3）同义对举，指某个地理实体有两个名称，即同地异名，如：“东陵，
；南陵，息慎；西陵，威夷；中陵，朱滕；北陵，西隃雁门是也”；（4）分解：“江河淮济为四渎”；（5）并列：“水自河出为灉，济为濋，汶为
，洛为波，汉为潜，淮为浒”，“徒骇、太史、马郏、覆鬴、胡苏、简、镠、钩盘、鬲津：九河”。
《说文解字》，东汉许慎（公元58年——147年）撰。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后汉书》卷七九有传。其撰著的《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是我国第一部字典。该书以六书理论系统地分析字形、解释字义，将9353个篆文归纳为540部，创立了部首检字法，其中与地名有关的字约有450个，而解释字义中所提到的地名，则为数更多。
从《说文》对地名用字的释义中，即可考见许多地名产生的渊源，了解古人对地名命名的规律。与物产有关的地名，如天水郡骥县，《说文》：“骥，千里马也，孙阳所相者”，这与该地出产良马有关；又如安定郡卤县，《说文》：“西方咸地也”，显然与该地产盐有关，《汉志》于该郡三水县下注：“有盐官”；再如益州郡的弄栋县、上郡的桢林县皆与出产林木有关，而“秦”之得名，则与禾有关，《说文》：“秦，伯益之后所封国，地宜禾”，又云：“一曰秦，禾名”。有相当一部分地名，还与地理环境关系密切，有山丘处以山丘命名，有水泽者以水泽为名，《说文》中提到华阴县因在华山之北得名、陶丘因丘得名、菏泽县以菏泽水为名、洨县以浿水为名、浿水县以浿水为名、泾阳县以在泾水之北得名、荡阴县以在荡水之南得名，等等，不胜枚举。
《释名》系刘熙所著。刘熙字成国，东汉末北海人。《释名》体例与《尔雅》相似，共分八卷，释文27篇，其中第2至第7篇释地、释山、释水、释丘、释道、释州国（合称《释地六篇》），均系探讨地名得名原由的文字，其中探讨具体地名渊源的是《释州国》篇，所释地名有青、扬等13州，燕、宋等13国，河南、河内等18郡，《释水篇》则诠释了江、河、淮、济四条大河。
刘熙在诠释地名渊源时，既充分注意到了方位在地名命名中的作用，如“东郡、南郡，皆以京师方面言之也”，“西海，海在其西也”；“济北，济水在其北也”，“汝阴，在汝水阴也”；也注意到了山川等地形特征对地名的影响，如“荆州，取名于荆山也”，“兖州，取兖水以为名也”，“上党，党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党也”，“颍川（郡）因颍水以为名也”；同时还考虑到了天文分野和历史变革对地名的影响，如“古有营州，齐卫之地，于天文属营室，取其名也”，“卫，卫也，既灭殷，立武夷为殷后，三监以守之也”，“吴，虞也，太伯让位而不就，归封之于此，虞其志也”。
二、地名通名的归纳
地名一般都由通名和专名构成，通名显示地名的类别，专名是指其一类别中地名的特称。以上关于地名渊源的解释，都是指地名专名而言；其实汉代学者对地名通名的探讨，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应劭在他所著的《风俗通义》卷一○《山泽篇》中诠释了17个地名通名的确切含义：林，“树木之所藂生也”；麓，“山足也”；京，“丘之绝高大者为京，谓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性自然也”；陵，“言其独高广也……今王公坟垄，各称陵也”；丘，“丘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像形也”；墟，“墟者，虚也……败为丘墟也”；阜，“阜者，茂也，言平地隆踊，不属于山陵也”；部[⑩]，“部者，阜之类也，今齐、鲁之间，田中少高卯，名之为部矣”；薮，“薮之为言厚也，草木鱼鳖，所以养人君与百姓也”；泽，“水草交厝，名之为泽，泽者，言其润泽万物，以阜民用也”；沆，“泽之无水，斥卤之类也”；沛，“沛者，草木之蔽茂，禽兽之所蔽匿也”；湖，“湖者，都也，言流渎四面所猥都也，川泽所仰以溉灌也”；陂，“言其下钟水以繁利万物也，今陂皆以溉灌”；渠，“渠者，水所居也”；沟，“沟者，沟也，广四尺，深四尺”；洫，“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故谓之洫”。与以往著作相比，《禹贡》只有9个地名通名，《汉志》有40来个通名，但均无一作出解释；应劭虽仅记录了17个通名，但是他全部作了普遍意义上的诠释，比之《禹贡》、班固，自然在中国地名学史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17个通名，均系山、水、地形等自然地理通名，有的虽局限于齐鲁地区，但大多数通用全国，像麓、陵、丘、阜、泽、湖、陂、渠、沟等地名通名还一直沿用至今。
《尔雅》训释地名通名的方式也有五种：（1）说明：“绝高为之京，人力所作；非人为之丘，地自然生”；“大野曰平，广平曰原，高平曰陆，大陆曰阜”；（2）比喻：“山如堂者密，如防者盛”；“如陼者陼丘”；（3）反义对举：“崖内为隩，外为隈”；“山大而高嵩，山小而高岑”；（4）递解：从大到小：“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从小到大：“大陆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离心状排序：“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坰”；（5）描写形状：“方丘，胡丘”（方形的丘叫胡丘）；“左高咸丘，右高临丘，前高旄丘，后高陵丘”。
《说文》中的地名，可分一般地名和山水地名两大类。在244个一般地名中，大体上又可分为都城名、诸侯国名、四夷国名、州名、郡名、县名、乡名、邑名、里名、亭名、聚名、墟名、关名等等，其中以县名为最多，达88个，这是秦汉郡县制度在字书上的反映，其次以乡、亭、邑名为多，也有62个。在206个山水地名中，山名又有山、丘、陵、阪等几种，水名也有水、泽、池、浸、泉五种。可见《说文》中记载的地名类型是很丰富的。从空间范围上讲，大至一国一州，小至一聚一墟，皆有所反映；从时间先后来说，上自尧舜，下逮秦汉，也都有记述。这对于探讨地名起源、地名变迁以及对先秦、秦汉地名考证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许慎对通名的探索，详见下文表3。
《尔雅》在对地名进行释义的同时，也对少数地名作了音训；《说文》不仅释义，而且释形、注音，较《尔雅》前进了一大步。许慎一般是先述字义，次述字形，后述读音，至于地名渊源解释，虽不如释形、释义、注音之常见于每一个地名，但《说文》的诠释涵盖了地名要素的全部内容，标志着我国古代地名学的研究在这方面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因此，许慎以其《说文》开了我国地名语源学研究的先河。
东汉时另一部地名语源学的代表作，便是刘熙《释名》中的“释地六篇”。《释地篇》所释地名通名有：地、土、田、壤、原、陆、衍、隰、泽、卤，共计10个；《释山篇》所释地名通名有：山、阜、陵、冢、陂、冈、涌、嵩、岑、乔、甗、磝、
、岵、屺、埒、岨、甽、林、麓，共计20个；《释水篇》所释地名通名有：渎、川、涧、滥泉、沃泉、氿泉、肥泉、雍沛、涌泉、渎泉、掌、汜、泾、湄、海、沟、浍、洲、渚、沚、坻、潏、岛，共计23个；《释丘篇》所释地名通名有：顿丘、陶丘、昆仑丘、髦丘、宛丘、阿丘、亩丘、圜丘、方丘、融丘、乘丘、陼丘、泥丘、都丘、梧丘、画丘、载丘、昌丘、址丘、阻丘、沚丘、营丘、阳丘、宗丘，共计24个；《释道篇》所释地名通名有：道路、岐旁、剧旁、衢、康、庄、剧骖、崇期、逵、
、蹊、
、亢、涂，共计14个；《释州国篇》所释地名通名有：邦、都、井、邑、丘、甸、鄙、县、郡、邻、里、党、乡，共计13个。以上总计为刘熙《释名》所释通名104个，使《释名》成为汉代文献中诠释地名通名数量最多、内容最全的一部著作。
《尔雅》、《说文》、《释名》三书，所释地名通名中内容很多是相同或相近的，可列表对比如下：
表3：《尔雅》、《说文》、《释名》三书地名通名的对比
注：《说文》段注：“州，洲，古今字。”
三、地名命名规律的总结与地名学思想的发展
春秋时，孔子已经提出命名事物应该遵循的“名从主人”原则[(11)]，当然也包括地名在内。随着地名诠释内容的不断丰富和完善，汉代学者们逐渐总结出一系列地名命名或更名的规律，大大丰富了我国地名学思想的宝库。
西汉初年，谷梁赤在写定《春秋谷梁传》中，即已提出了“水北为阳、山南为阳”的地名命名原则[(12)]，东汉灵帝时的经学家服虔则补充说：“水南为阴”[①③]。刘熙在《释山篇》中总结了另一种命名原则：“山东曰朝阳，山西曰夕阳，随日所照而名之也。”这些原则均被后世广泛袭用，并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14)]。
我国地名学史上对地名进行规律性总结的，首推应劭，他不仅最早提出了“因山为名”的雏形[(15)]，而且总结了秦汉郡名的命名原则，他著《汉官》曾写道：“秦用李斯议，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凡郡，或以列国，陈、鲁、齐、吴是也；或以旧邑，长沙、丹阳是也；或以山陵，太山、山阳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东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树生庭，雁门雁之所育是也；或以号令，禹合诸侯，大计东冶之山，因名会稽是也。”[(16)]这段文字，应劭突破了以往只对地名作个别研究的旧窠，把秦汉时代的郡名当作群体来进行综合考察，从而归纳出六条命名原则，总结了一套地名命名的规律，涉足了群体地名研究领域。这无疑是地名学史上一个里程碑，因而历来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
圈称在诠释酸枣县得名时也有了规律性的总结。《水经·济水注二》：“僕渠又东北迳酸枣县故城南，韩国矣。圈称曰：昔天子建国名都，或以令名，或以山林，故豫章以树氏郡，酸枣以枣名邦，故曰酸枣也。”在这里，圈称提出了地名命名的两条原则：“或以令名”，据王先谦的解释，令名“如闻喜、获嘉之类”[(17)]，是指以皇帝诏令为名；“或以山林”，是指以自然界物质为名。这两条原则兼具了自然、人文因素，与应劭归纳的地名命名六条原则相辅相成，共同谱写了我国地名学史上一个光辉的篇章。
上文曾提及，陈留郡己吾县的命名，圈称称之为“命以嘉名”。这与应劭“取其嘉名”[(18)]的思想遥相呼应，是对后世美愿、祥端类地名的最早归纳。同时，圈称还在《陈留风俗传》中引皇帝诏书说：“章帝东巡过县，诏曰：‘陈留菑县，其名不善，高祖鄙柏人之邑，世宗休闻喜而显获嘉应，亨吉元符，嘉皇灵之顾，赐越有光，列考武皇，其改菑县曰考城’”[(19)]。既然嫌“地名不善”而将其更改，说明当时运用“命以嘉名”、“取以嘉名”这一原则已相当成熟。文献记载如此，地下出土文物也证实了这一点，据周振鹤教授《新旧汉简所见县名和里名》一文之总结：“里名以嘉名为多，这是中国地名的特点，因而如万岁、万年、长乐、千秋、安汉、富贵等里名便为许多县所共有。”[(20)]
值得注意的是，刘熙对地名的命名作了理论上的探讨。他认为名不虚生，皆有所因，其《释名》自序说：“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他撰著《释名》一书的目的就是要揭示这个“所以之意”。《释山篇》：“石载土曰岨，胪然也；土载石曰崔嵬，因形名之也”，总结了以地形为名的命名原则；《释州国篇》：“兖州，取兖水以为名也”，又最早总结了因水为名的原则。刘熙在《释州国篇》诠释了燕、宋、郑、楚、周、秦、晋、赵、鲁、卫、齐、吴、越十三国国名之后说：“此上十三国，上应列宿，各以其地及于事宜制此名也。至秦改诸侯置郡县，随其所在山川土形而立其名，汉就而因之也”，就是说这些诸侯国名均系因地因事而命名的，秦统一后，郡县之名皆随山川土形而命名，汉朝因袭了这一点。这是与应劭、圈称同时代的又一次对秦汉郡县地名所作的规律性总结。不止此也，刘熙在诠释了河南、河内等18个郡名后说：“凡若此类郡国之名，取号于此，则其余可知也，县邑之名亦如之”，他在总结郡国名称的同时，举一反三，指出“县邑之名亦如之”，则比应劭仅仅总结郡名规律向前迈进了一步。
四、成因简析
两汉时期在地名学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为中国地名学的总体发展奠定了基石。究其成因，既有学术本身发展的原因，也有社会背景的因素。
首先，地名学与学术发展的大环境有关。先秦文献，自秦火以后，文献典籍损失极为严重，故西汉初古文献非常缺乏。汉武帝时，“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21)]，但就地理书而言，“史迁所记，但述河渠而已”[(22)]。到了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籍，古籍得到了很好的整理，此后文献逐渐丰富了起来，不仅数量增加了，内容也充实了。以地理书籍为例，据班固《汉书·艺文志》、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刘光蕡《前汉艺文志注》，西汉没有新撰的地理书，只有前代留传下来的《禹贡》和《山海经》；到了东汉，地理书籍大量涌现，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卷三著录有9种，顾櫰三《补后汉书艺文志》卷五著录有33种，姚振宗《后汉艺文志》卷二不仅在侯、顾二家基础上另外又新著录了4种，而且还把地理类分成宫殿都会总志之属、州郡之属、外纪之属、杂记之属四门，除相互重复的，则侯、顾、姚三家著录的地理类文献达37种之多。这些地理文献门类繁多，内容新颖，其中不乏地名渊源解释的内容，如前述应劭《地理风俗记》、《十三州记》等。
地理类中有一门被姚振宗称为州郡之属的区域性总志，据《隋书·经籍志二》云：“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东汉的郡国之书有《南阳风俗传》、圈称《陈留风俗传》（3卷）、卢植《冀州风土记》、赵宁《蜀都乡俗记》、《巴郡图经》、王逸《广陵郡图经》等，可惜全已亡佚，只有圈称《陈留风俗传》赖郦道元《水经注》的引述才保存了一鳞半爪，从佚文看，圈称此书涉及地域虽仅陈留一郡，却解释了长垣、浚仪、尉氏、襄邑、己吾、雍丘、酸枣七个县名的渊源。由此推测，郡国之书中这类内容不少，但今人再也难窥其全貌了。
其次，是注释《汉书》的产物。《汉书》自其始出即以难读著称，故行世不及百年，到东汉末年已有应劭的注释。《后汉书·应劭传》：“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汉书》，皆传于时。”应劭不愧为诠释名物制度的能手，对《汉书》中各种专用名词均有解释，如《百官公卿表》：“光禄勋”，应劭注：“光，明也；禄，爵也；勋，功也”；《食货志》：“周景王时患钱轻，将更铸大钱”，应劭注：“大于旧钱，其价重也”；《陈胜传》：“胜故涓人将军吕臣为苍头军”，应劭注：“时军皆著青巾，故曰苍头。”可见，汉代的典章制度他都加以诠释，诠释范围涉及《汉书》所有的纪、表、志、传（例繁不备举），《地理志》当然亦在其中。所以，应劭诠释《汉志》地名其实是他注释整部《汉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应劭对汉代官制特别熟悉。《后汉书·应劭传》：“删定律令为《汉仪》，建安元年乃奏之……（二年）著《汉官礼仪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他对《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十二种职官名称作了渊源解释。正因为如此，他的《汉官》才能对秦汉郡名总结出了六条命名原则。
再次，是小学的副产品。西汉初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尊《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并设五经博士，在官学里讲授经义。这就促进了训诂的繁荣。经学家们纷纷给先秦留传下来的儒家经典作注解，然后把这些随文而释的各种注解汇集起来，按照一定的体例分类编排成书。《尔雅》就是这样一部训诂汇编。由于经书传授、校释成果的不断积累、叠加和总结，推动了语言文字学（小学）的发展，东流时期又出现了一系列小学专著，影响最大的要数许慎《说文解字》和刘熙《释名》。这些作为经学附庸的纯粹的语言文字学，就涉及了不少地名渊源和地名通名。
当然，班固、许慎、应劭、圈称、刘熙等学者诠释的地名，数量最多的是政区地名。最初的政区地名是出现在春秋时期的郡、县。秦始皇并吞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下辖一千左右个县，此后，我国政区地名的体系就基本上确立了。
西汉初年，推行郡国并行制，分封了七个异姓诸侯王。在后来翦除异姓诸侯王的同时，又分封了不少刘氏同姓诸侯，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只有15个郡。事实证明，同姓诸侯不但不能“屏藩皇室”，而且已成为中央统治的离心力，于是汉景帝采纳晁错“削藩”的建议，直接剥夺诸侯王国所属的支郡，汉武帝时又实行“推恩令”，进一步吞食王国领域，于是王国的实际地位只相当于郡级。到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实有郡国103个。至于西汉县级政区，包括县、道、侯国、邑四种类型，县分一般县和陵县、奉郊县，道集中在西北和西南诸郡，侯国与邑则兴废无常。西汉初约有千把个县，到成帝元延、绥和之交，全国发展到1587个县级政区。
东汉承袭西汉制度。中间虽一度有王莽改制，但光武帝刘秀将王莽更改的地名全部恢复了原名。东汉顺帝时，全国有105个郡国、1180个县级政区。
以上政区如果加上郡、国、县级政区的旧名和新名，两汉政区地名总数恐怕不下三千。这些政区地名，直接成为汉代学者诠释的对象，如班固诠释渊源的60处地名，有59处是政区；应劭诠释渊源的180多处地名当中，150～160处也是政区；《说文》中解释了88个县名，当然也与此有关，其余依次类推。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秦汉）郡县的增置、地名的更易取舍，导致了对地名渊源与沿革研究的重视与加强。”[(23)]政区数量之巨、变迁之剧，促使人们对它们的来龙去脉作一些或深或浅的理论探索，西汉初成书的《春秋谷梁传》和应劭、圈称、刘熙等人朴素的地名学思想，便由此而产生，其中尤以应劭、刘熙的贡献最大。
另外，西汉的开疆拓土、人们视野的扩大，也对地名学的发展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出击匈奴，攻占河西走廊地区，先后置为酒泉、张掖、敦煌、武威四郡，将河西走廊首次纳入了中央版图。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又析天水、张掖、陇西三郡交界处置为金城郡。应劭在《汉书集解》诠释地名和《汉官》总结秦汉郡名命名原则时，均已包括了酒泉、张掖、金城三郡。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攻灭朝鲜及其属国，置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其中玄菟郡辖高句骊县，应劭注：“故句骊胡”。要不是西汉灭了卫氏朝鲜，应劭诠释高句骊县名的渊源是不可能的。
注释：
① 参见陈桥驿：《论地名学及其发展》，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一辑，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② 《王祭酒（先谦）年谱》光绪二十六年条。
③ 《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页三五四。
④ 徐兆奎：《中国地名史话》，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页三一。
⑤ 《水经·江水注二》引述。
⑥ 《水经·圣水注》引“应劭曰”。
⑦ 《水经·淄水注》引述。
⑧ 《水经·江水注一》引述。
⑨ 《元和姓纂》卷六，上声“二十阮”。
⑩ 《风俗通义》原作“培”，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版）下册页四七三引清人卢文弨《群书拾补》曰：“当作‘部’”。今从之。
(11) 《谷梁传》桓公二年引述。
(12) 《谷梁传》僖公二十八年。
(13) 案《左传》服注已亡，此语见《水经·洧水注》引述。
(14) 例如，清人段玉裁补充说：“日之所照曰阳，然则水之南、山之北为阴可知矣。”
(15) 应劭释夷陵县得名：“夷山在西北，盖因山以名县也”（《水经·江水注二》）。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四云：“因山名也”。南朝宋盛弘之在《荆州记》释“嵩梁山”时，最后明确将这条原则归纳为“因山为名”（《太平御览》卷四九引）。
(16) 《汉官》自南宋以来亡佚（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六），该佚文见《水经·河水注二》、《艺文类聚》卷六“郡部”、《太平御览》卷一五七引录。
(17) 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八、2b，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新化三味书室刊本。
(18) 《水经·淄水注》引“应劭曰”。
(19) 《水经·汳水注》引《陈留风俗传》。
(20) 载《历史地理》第十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
(21) 《史记·太史公自序》。
(22) 《隋书·经籍志》。
(23) 韩光辉：《中国地名学的地名渊源和地名沿革的研究》，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一九九一年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