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人类学论文,晚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思考的空间。读过这些人类学笔记之后，我们发现，马克思放下了《资本论》的写作而专心去研读摩尔根等人的人类学著作了。弄清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转向，应该对于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
人的问题，或者说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自始至终都是马克思理论思考的中心。为了确立一个既能解释世界又能改造世界的“实践哲学”，马克思从未停止过自己的理论探索。从哲学的批判到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再到人类学的批判，马克思思想的发展有着一个逐步深化的理论轨迹。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能用精神或观念来解释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1页。）。按照这样一种思维的逻辑，马克思从哲学走向了经济学，又从经济学走向了人类学。
在1879年以后的几年间，马克思对摩尔根、菲尔、梅恩、拉伯克、柯瓦列夫斯基等人的人类学论著做了大量的摘要和评论。这些摘要和评论主要涉及人类史前社会、古代社会以及东方社会的特殊道路等问题。马克思晚年对于人类学的倾心研究，是出于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的理论需要。唯物史观不仅需要解决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而且还需要弄清人类社会从何而来的问题。如果说马克思通过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基本解决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的话，那么他还需要借助人类学来弄清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及其演化过程。更进一步地说，唯物史观在确立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同时，还必须看到人类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以及不同民族的特殊发展道路。
事实上，人类社会的起源问题始终为马克思所关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从哲学的角度阐述了人类社会的生成演变规律。在《资本论》这部巨著中，马克思对人类史前社会的探究主要是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联系起来的。他一再强调，“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解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3页。）。与此同时，马克思也看到，并不是所有对后来社会形态起作用的概念都能够运用于史前社会。马克思在他生命最后的十年中，通过研读大量的人类学著作来思考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并且力求揭示人类原生的公有制社会形态如何被后来的私有制社会形态所取代，最终又回到一个更高水平的公有制社会形态的历史进化规律。
19世纪60年代，人类学的研究在克服了传统的思辨人类学的前提之下，借助于经验科学尤其是进化论的思想和方法而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理论成果。其中最具影响的当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和《人的由来及其选择》（1871）。巴霍芬的《母权论》（1861）、梅恩的《古代法》（1861）、韦茨的《原始民族人类学》（1859）、巴斯蒂恩的《历史上的人》（1860）、泰勒的《文化的起源》（1860）、麦克伦南的《古代婚姻》（1865）、 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1865）以及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
这些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之所以引起马克思的注意，主要在于它们都是从实地调察入手，为研究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材料。在对这些著作所做的摘要和评论中，马克思虽然持有一些保留态度，但他还是肯定了这些著作中所包含的唯物主义思想和社会进化理论，并且从中找到了关于社会进化的基本逻辑和丰富事例。在马克思看来，摩尔根等人为我们具体地研究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可信的思想内容，为深化唯物史观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最新的研究资料。
二
纵观马克思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他从思辨哲学的阵营中反叛出来之后，一直在清算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影响，力求用经验的和历史的方法来建立一种崭新的并且富于革命性的历史观。马克思既反对宗教神学和黑格尔哲学的人类社会预成论，同时也反对庸俗经济学家们的历史目的论。对于马克思来说，只有摈弃那些臆想的和思辨的论证，诉诸经验的和实证的研究，才能真正弄清人类社会发展的种种问题。唯物史观正是立足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现实领域，才有了批判现在和预见未来的理论依据。如果要使唯物史观在分析人类黎明时期的远古历史方面具有科学性的话，那就还需要进入历史研究领域，用人类学、民族学的考古学等经验学科来完善自己的理论研究。
在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所做的“摩尔根笔记”相当重要，他把摩尔根的原始社会理论看成是唯物史观的独立发现，看成是人类史前史研究的重要理论成果。马克思从摩尔根的著作中得到这样一个思想，即在人类社会从原始的无划分状态向文明的阶级社会状态的过渡中，氏族组织起到了核心作用。氏族是摩尔根最重要的发现，是他用来考察古代社会的中心概念。按照摩尔根的定义，“氏族就是一个由共同祖先传下来的血亲所组成的团体，这个团体有氏族的专名以资区别，它是按照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注：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文版，第62页。）。氏族组织不仅具有普遍性，而且相对于其他社会组织形式还具有一种原始性。摩尔根用纯粹的物质原因论证了氏族组织出现的必然性：家庭无论如何都不能承担残酷的生存斗争的重荷（人类的家庭形式经历了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父权制家庭——一夫一妻制家庭），因此在氏族组织中不仅有原始集体主义的观念，而且还有原始共产主义的形态。在对人类家庭形式演变过程的考察中，摩尔根还发现人类血亲关系对社会组织的束缚以与社会财产关系的发展是成反比的。一个社会的血亲关系越是发达，其社会的财产关系就越是萎缩，社会就越是落后。
从社会进化论的角度出发，摩尔根从大量的实证材料中发现，氏族社会早期阶段的亲属关系是按母亲计算的，“当子女的父方尚无从确定而只有母方才能作为识别世系的标准时，这就是氏族的最古老形式”（注：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文版，第66页。）。他在研究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婚姻现象时，就把氏族的稳定性与按女方计算亲属关系联系起来。他认为，母系氏族被父系氏族所取代，是由社会生产以及财产状况的演变引起的。财产关系的变化导致人类从野蛮时代走向文明时代，此时血亲关系也逐渐被地域关系所取代。私有制、国家以及阶级冲突，都是随着史前社会晚期氏族组织的瓦解而产生的。摩尔根还提出，人类的年龄与圣经年表完全不符，人类存在的历史可以不断地上溯，直到渺渺漫漫的远古时代。
马克思的“摩尔根笔记”主要涉及了人类自身生产及其血亲关系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问题。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问世以前，马克思已经注意到了血亲关系在史前社会中的核心地位。限于研究资料，马克思对人类自身生产所形成的双重关系只有一些初步的论述。借助摩尔根的研究成果，马克思把他的关于史前社会受制于血亲关系的看法同摩尔根的原始社会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发展和完善了唯物史观的两种生产理论。马克思完全赞同摩尔根的基本观点，强调血缘关系是人类的第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形式。在史前社会中，支配社会活动的不是财产关系，而是血缘亲属关系。我们不能象分析现代文明社会那样把财产关系作为研究史前社会的出发点，而是应当看到血亲关系在史前社会中的支配作用。血亲关系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逐渐退缩，既有人类自身生产上的原因（近亲繁殖的危害性），也有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而最后导致血亲关系这种社会组织形式瓦解的还是人类的社会生产活动。
在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的研读中，马克思进一步地确证了自己的人类社会起源理论。他提出，正是在财产关系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形下，遮盖在血缘家庭关系上的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被彻底撕开，金钱关系成了主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基本关系。于是，氏族内部出现了等级差别，酋长和部落首领通过既得的权力为自己大捞好处，氏族组织的管理机构逐渐变成了纯粹的政治权力机关，氏族社会开始转化为“政治社会”。
尽管“摩尔根笔记”不是一部理论专著，但是马克思在他所做的摘要和评论中，已经把唯物史观向前推进了一步。马克思不仅看到了人类自身生产及其血缘关系对于史前社会的制约性，而且强调了人类生产活动及其财产关系对于瓦解史前社会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在这里，人类社会起源的“历史之谜”有了一个较为完满的答案。恩格斯后来所写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就是对马克思的这一新发展的理论总结。
三
马克思在潜心探究人类社会的共通性和规律性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的特殊性和变异性。如果说马克思在50年代和60年代主要是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话，那么他在70年代以后则更加关注东方社会的特殊发展道路。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马克思已经对东方落后国家在资本主义殖民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前途阐述过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就一般的社会发展规律而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将会导致人类之间的普遍交往。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打破了各民族闭关自守的状态，历史将逐渐成为全世界的历史。随着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的建立，资本主义已经渗透到东方社会而使世界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
进入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方兴未艾，极大地动摇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殖民体系。在伊朗，有1848年至1852年的巴布教徒起义；在中国，有1851年至1865年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印度，有1857年至1859年的民族大起义。这些东方国家的人民开始觉醒过来，他们要求新的生活，要求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力而斗争。为了弄清东方社会的历史和现状，马克思研读和摘录了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第一册、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等著作。
马克思深入地研究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社会的村社制度，并且对东方社会和欧洲社会进行了比较。马克思之所以高度评价了柯瓦列夫斯基的研究成果，是因为柯氏从两个方面把握了公社土地所有制解体的原因：一是公社解体的外部原因，即财产关系的变化和氏族部落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社会结构重组；二是公社解体的内部原因，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东方国家而引起的各种后果。当然，马克思也指出了柯氏对于东方农村公社解体过程所持的“西方中心论”的错误观点。马克思力图对东方社会的特殊历史道路进行深入的分析，找出推动东方社会进行变革的现实动力。
如果说马克思曾经把西方列强对东方社会的入侵看成是一场“社会革命”的话，那么马克思晚年开始注意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当地人民后退。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转换下，马克思开始思考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东方社会是不是一定要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东方社会有没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在《共产党宣言》的俄文版导言中，马克思这样追问道：“俄国村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公共土地占有形式——是否能直接过渡到最高度的土地占有形式，即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土地占有形式呢？或是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1页。）。 马克思在分析了俄国公社的二重性之后，强调俄国公社所处的历史环境有利于它保持公有制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步入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看来，过去对资本主义的起源及其演变的论述应该限于西方各国而不具有普遍适用的意义。资本主义的出现在西方和东方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
尽管马克思给我们留下来的只是一些摘录和评论，他还没有来得及将他的思想系统化就去世了，但是他已经向我们表明了这样两个观点：一是不能从抽象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模式出发去解释各个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应该从各民族的具体历史条件着眼去分析他们的特殊发展道路。二是在确定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性的同时，也要看到不同民族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因此，历史的“单线发展论”和“多线发展论”都是不可取的。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不仅需要唯物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的支撑，而且还需要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研究。
马克思是一个充满着科学态度和战斗精神的思想家。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和批判，也从来没有给自己的理论体系划上过句号。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转向，给唯物史观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一个方向，同时也奠定了一个理论的基础。当代世界的巨大变化，尤其是许多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问题，向唯物史观提出了挑战。从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转向中，我们可以找到回应这个挑战的思想方法及理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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