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史学界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范式转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界论文,范式论文,中国论文,南京大屠杀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京大屠杀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惨绝人寰的重大事件。它也是触动中日两国关系敏感神经的诸多历史问题中的一个典型事件，同时也构成了中国人对日本侵华历史认识的一个象征。中国史学界对南京大屠杀事件一直极为重视，即使在特殊年代研究虽有曲折，但也没有停止。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对南京大屠杀史料的调查、搜集和整理，研究工作有很大的发展，研究范式也随着国内外社会环境的变化发生了一系列转移。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末，为南京大屠杀史料的积累时期。这些史料包括中外记者当年的新闻报道、留宁中外人士的书信、日记、调查、影像资料及西方留宁外交人员的报告；幸存中国官兵及其他一些人士的回忆性著作；中国政府在抗战期间及战后的调查；日本随军记者的报道、日军作战命令及阵中日志、官兵的私人日记；东京和南京法庭审判战犯的档案资料等等。这些资料为南京大屠杀研究提供了基础。但由于种种原因，许多资料或被销毁，或分散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给以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带来许多困难。
20世纪40年代末，由于中国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动，以及意识形态问题，导致南京大屠杀研究缺乏资料和宽松的政治环境。在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正处在“文革”前夕，各方面均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学术界亦是如此。在这种特殊环境下，中国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主要是以收集资料为主。研究范式则是实证方法，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南京期间所犯下的暴行。最早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是南京大学历史系。1960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小组组织了部分学生，在高兴祖等老师的带领下，对南京大屠杀事件展开调查，搜集了许多难得的照片和资料，于1962年编著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① 一书。该书是这一时期国内对南京大屠杀研究的第一本专著，揭露了日军在南京的杀、烧、淫、掠等方面的暴行，同时还涉及对安全区的描写，以及中国军民在日寇施暴的同时进行的殊死斗争。书中内容虽不十分丰富，并且因受到当时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有些观点还值得商榷，但对于从学术上研究这一事件，其作用不可忽视。特别是该书从学术角度在研究遇难人数方面，运用实证比较方法对日军集体屠杀人数和主要慈善机构收埋尸体数分别相加，进行比较论证，在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范式上，迈出了可贵的一步。另外，该书在南京大屠杀的分期上，根据日军进行屠杀的时间与杀人数量相对照来划分②，不管分期恰当与否，这种思路，对以后学者研究给予了很多启发。另外，1961年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撰写了《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③ 一文，被认为是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一篇具有学术价值的文章。该文也是以实证为基础，作者根据所能记忆的、印象最深刻而使作者“永世难忘的一些暴行实例，以及远东法庭在审讯和判决中所确认的一些事实和论断”写成，作为“挂一漏万的回忆和叙述”④。作者在文中从屠杀、奸淫、对安全区的破坏、德国外交部档案中发现的证据以及对远东国际法庭对南京遇难同胞人数的认定的说明，论证了南京遇难同胞在三十万以上的估计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并且与远东国际法庭的估计没有矛盾或抵触。⑤ 同时作者对当时只能从外国人的著作中看到一些零星的、不完备的南京大屠杀记载，而我国国内却“从未出版过这方面内容的书籍”，感到很遗憾。⑥ 在文章最后作者觉得“为了充实历史和教育人民，我国的历史工作者对于像轰动全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一类的事件以及外寇在我国的其他残酷暴行，似乎还应该多做些调查研究和编写宣传的工作”⑦。这篇文章虽带有时代的烙印，但作者在文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论述、研究现状及对史学工作者的期望，应该是相对中肯的。随后由于国内政治运动的发生，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整个70年代，中国史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基本停滞。因此，从总体上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史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学术性研究虽已涉足，但尚未真正展开。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中国史学界民国史研究的环境逐渐宽松，南京大屠杀研究也逐渐被重视。另外，自80年代初开始，日本少数右翼分子加紧了对历史上发动侵华战争和制造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否定，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又适逢日本“教科书事件”⑧，这些情况直接促成了80年代初以后中国史学界南京大屠杀研究热潮的形成。从1983年底起，南京市有关方面成立了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对南京大屠杀资料进行广泛收集，以利于开展全面深入的研究。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止，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在史料收集方面取得较大成果，为这一阶段的研究奠定初步史料基础，研究工作开始进入了系统化阶段，研究领域也开始由实证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及遇难人数向其他方面拓宽。
但是，这一时期，学术界对南京大屠杀研究主要是因为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否定侵略，否定南京大屠杀等政治问题而引起，再加上日本国内“虚构派”学者否定南京大屠杀，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学界的研究，政治意义大于学术意义，民族主义色彩还是比较浓厚，在研究范式上仍是以实证方法为主，主要是以受害者的身份，运用大量的史料来据理力争，通过编撰南京大屠杀的论文、史料集来回应和论证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所以作为研究者还不能主动的对南京大屠杀进行深入的研究。即使如此，各方所作努力的成果却是不容忽视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史料征集和收集，以及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采访，编辑和出版了一些史料集，主要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集》⑨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照片集》⑩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11)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12) 等。这些成果显示出南京大屠杀资料收集的系统性特点。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在国内外相继发现了一批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新史料：1985年，发现了当年担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代理校长魏特琳的日记，其中记载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大量暴行。1987年，原日军士兵东史郎公开发表了当年所写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日记，其他日军官兵的手记、日记在此前后也陆续公开面世。1990年，在德国外交部档案馆波茨坦分馆，发现当年德国驻华使馆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罗森博士致德国外交部的报告，其中有许多涉及南京大屠杀的内容。1991年，在美国发现传教士马吉牧师当年摄制的日军暴行纪录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副总干事费奇的日记和书信；在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还发现了贝德士文献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1994年，在美国华盛顿国家档案馆解密的一些档案中，发现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如涉及在南京等多个地方屠杀30万中国人的“广田电报”。同年，在辽宁省档案馆的日本满铁档案中，发现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档案。1995年2月发现当年鼓楼医院医生威尔逊的日记，他曾亲眼目睹了日军在南京杀、烧、淫、掠等暴行。1996年，发现了原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的日记。该日记在公开后被发现是记录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整的史料。同时还发现了拉贝精心保存的80多张现场拍摄的照片，且照片附有翔实说明。在获得新资料的基础上，中国史学界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和史料整理工作，又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编辑出版了一批新的史料集和专著，其中主要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13)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14)《南京大屠杀图证》(15) 《腥风血雨——侵华日军江苏暴行录》(16)《血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实录》(17)《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南京大屠杀》(18) 等。
这一时期南京大屠杀史料的大量发现和出版，对批驳日本右翼否定论调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中国史学工作者充分运用这些资料，采用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撰写了大量论证南京大屠杀史实和驳斥日本右翼文人的文章。(19) 研究视点也开始有新的突破。如对南京大屠杀期间反映日军对南京文化资源掠夺的研究(20)；对大屠杀的执行者侵华日军的心理研究(21)；对南京大屠杀发生原因的研究(22)；对南京国际安全区的研究(23)。这些新的研究视点的开辟，对于新的研究范式的产生起了推动作用，如文化心理范式就产生于这一时期。
总之，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在近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史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范式，因受国内外社会政治气候的影响，基本上局限于带有政治色彩和民族主义的实证研究的范围之内，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较为有限。这更多体现在是以陈述史学的方式，而未能够从学术角度进行深入研究、探讨。研究视点也较窄，主要是以证实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存在和遇难人数，来回击日本右翼学者，致使南京大屠杀问题有许多研究领域或是刚起步，或属于空白。但是这一阶段所搜集和整理出版的南京大屠杀资料，是南京大屠杀研究在起步阶段的重要史料基础，其贡献有目共睹。另外，在南京大屠杀宏观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多成果，从而为90年代末南京大屠杀的微观研究和范式转移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期，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范式在上一阶段的基础上，开始有突破性的变化，朝着多元化方向转移，对南京大屠杀研究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学界先后成立了一批有助于推动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团体和机构。学术团体如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24)，学术机构有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25)、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26) 等。由政府和高校共同搭建学术研究平台，稳定的科研经费和高素质的科研队伍使南京大屠杀研究由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相关研究深入展开，新的研究范式不断涌现。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及本世纪初，学界根据前一阶段所搜集到的史料，先后出版了一批有重要价值的资料。根据当时留宁西方人士的日记和书信等文献资料编辑出版的有：《拉贝日记》(27)《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28) 《魏特琳日记》(29) 等。此外，原侵华日军士兵东史郎的日记也在中国出版(30)。进入本世纪以来，史料搜集整理工作更是取得巨大进展。张宪文主编、海内外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学者共同参与编辑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55卷）于2005—2007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这部史料集的出版，对推动学界南京大屠杀的深入研究，其贡献将是不可估量的。
在这一阶段，南京大屠杀研究在学术团体、机构陆续建立和相关资料搜集、整理取得突破的基础上，其研究范式也发生了一系列转变，研究的学术意义开始逐步加强。虽然民族主义的立场原则并未改变，但政治色彩开始逐渐淡化，研究者的学术主体性逐渐体现出来。这一时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较前一时期有很大发展，许多新的视角和学科理论开始与南京大屠杀实证研究相结合，如社会心理学、国际法学、口述史学、法医学等等，使南京大屠杀研究范式向多元化转移，研究水准也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实证范式在这一阶段仍然是基本的研究方法。许多中国学者运用这个范式，取得大量成果。在系统研究南京大屠杀方面，孙宅巍所著《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31) 是一部代表作，该书通过实证对南京大屠杀的原因、范畴、规模以及安全区、性暴力、抗争、幸存者、影响和记忆等多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程兆奇经过多年对日本学界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关注，通过对日本南京大屠杀研究各方所编的大量原始资料的考察，运用证实辨伪的研究方法，对虚构派的种种歪论进行了质疑和检证。(32) 另外程兆奇有感于国内学界对日本虚构派的批判多从“观念”出发，学术上着力不够，指出“只有对日本右翼的论点和作为支撑的论据进行有针对的清理，对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论调才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33) 为此作者撰写了《日本右翼南京大屠杀论著评议》(34)《日本现存南京大屠杀史料概论》(35) 等文章，对虚构派予以有力的批驳。张生通过对大量德国所藏相关档案及其他相关资料的查考，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实证研究。他认为，“德国视角”的核心价值，是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一手资料，证明了日军在南京屠杀、奸淫、抢劫、纵火的罪行。在翔实记录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军人遭受的苦难的同时，德国人士还注意到了大屠杀对中国人抗战意志和爱国精神的激发作用。(36) 马振犊运用类比的方法，对侵华日军暴行与纳粹暴行原因进行了比较研究。他通过对比分析认为两者暴行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其共性在于都把屠杀与暴行作为实现称霸世界的野心与手段；差异在于纳粹屠犹具有民族矛盾的历史背景，加上纳粹党的疯狂理论与实践、发动和维持战争的需要；日军暴行则更多出于民族性格的阴暗面，“膺惩”中国民众，发泄兽欲和服务于战略需要。(37) 通过不同的暴行比较，来研究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原因，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尝试。曹必宏在南京伪组织埋尸数字问题的考证方面，采用了实证比较的方法分析对比南京伪组织、民间慈善机构等相关埋尸的资料，对伪南京自治委员会、伪南京特别市政府埋尸问题进行了一定深度的研究。(38) 这些从实证范式衍生出的研究方法与视角的运用，对我们深入观察和研究南京大屠杀给予很多启发。
这一时期，中国学者逐渐将其他一些学科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运用到南京大屠杀研究方面，形成了许多新的研究范式，为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南京大屠杀提供了新的方法论。
南京大屠杀研究心理学范式的形成，它是一些学者将心理学相关理论运用到南京大屠杀中的受害者、加害者或者某一个层面的对象，通过研究分析，得出一定的结论。这一时期许多学者运用该范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我们深层次的认识南京大屠杀具有很好的效果。
例如在研究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原因方面，以往国内学者主要是从日本军国主义有预谋的恐怖政策方面，通过实证重点论述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原因，那么研究的视角通常受到限制。王卫星在《南京大屠杀时日军官兵心态探讨》一文中，通过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与南京攻防战中日军官兵战场心态相结合，对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使人耳目一新。通过分析，他认为南京大屠杀虽然是日军高层的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但这一野蛮暴行是要通过数万名官兵去执行的，因此这种残暴的行为，只有心理变态的人才能够做出。他根据刊行的原日军部队的阵中日志、原日军士兵日记和其他的一些史料，分析了战时日军官兵的心态。他认为日军心理变态行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报复杀人；另一种是施暴取乐。同时作为战胜者的日军官兵在军中为显示武士道精神，以是否敢杀人作为是不是一个真正日本皇军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随便杀中国人是合法的，更是无尚光荣的。正是在这些扭曲心态的驱使下，侵华日军如同一群“兽类集团”，在南京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39)
姜良芹在《“速战速决”失败后的疯狂报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原因新探》一文中，则通过运用心理学视角对南京大屠杀时期松井石根的心态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松井石根“速战速决”政策失败后的恐怖报复行为。文章中分析说，松井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后，个人野心迅速膨胀，为了“速战速决”以早日“建功立业”，擅自下达进军南京的命令；在进攻途中，纵容官兵的种种暴行；而当经过苦战攻下南京后，因其“速战速决”计划遭到失败而气急败坏，松井心理上严重扭曲，便采取了以屠杀为主要手段的恐怖政策，屠杀令一级级地传达下去，以致全体日军官兵的暴行在南京大屠杀中达到空前野蛮的程度。(40) 这篇文章通过心理学的研究范式来分析一个关键历史人物，为我们考察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原因也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在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的方法上，张连红在南京大屠杀对南京市民心理影响方面作了一定的研究，并取得了许多成果。(41) 南京大屠杀给南京地区造成了严重损失，也对南京市民和中国人民的心理造成了严重创伤，其影响不仅具有历史性，而且具有现实性。他在《南京大屠杀对南京市民社会心理的影响》一文中，就南京市民社会心理所受到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惨无人道的残暴行为，给南京市民造成了巨大的心灵创伤和挥之不去的阴影，给市民心理带来了无穷的恐惧。有些市民所受的心理影响甚至一直延续至今。
在运用国际法的视角来研究南京大屠杀方面，日本学者走在了研究前列，但同样也给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范式。日本律师新美隆通过《从国际法看南京大屠杀》一文，从国际法的角度解析了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并且对日本“虚构派”给予驳斥。新美隆在文中说，《海牙公约》陆战规则第23条明确规定禁止“对已放下武器或已丧失自卫手段而乞降的敌人进行杀戮”。日军将虐杀的俘虏、降兵、市民，牵强的解释为残兵败卒、便衣，只不过是为掩盖其无差别屠杀南京青壮年的事实而编造的谎言而已。(42) 中国学者于洋运用这个研究范式在《践踏国际法的罪恶行径》一文中，分析和揭露了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虐待和屠杀中国战俘的违反国际法的罪恶，从法理的角度说明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是一种国际犯罪行为。(43)
在运用口述史学来研究南京大屠杀方面，中国史学界还处于起步阶段，文章和论著很少。朱成山曾撰文指出，口述史学作为一种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具有其独特性，对于拓展和加深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并且有进一步应用的前景和空间。(44) 虽然将该范式运用到学术研究上刚起步，但中国史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相关口述史料的收集整理已达到相当的水平。(45) 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多年来利用假期组织学生深入南京城郊进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受害者、目击者的寻访调查，在口述资料的积累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些口述资料对学者们的研究，将发挥重大的作用。
在其他的研究范式中，如在法医学研究范式方面主要是通过法医学理论及高新科技设备对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遗骨进行分析研究，确认死亡者的年龄、性别及致死原因等等，对回击日本右翼言论是一个有力的武器。通过法医学进行鉴定，在1947年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调查日军罪行时，就曾经运用过。(46) 1998—1999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江东门“万人坑”遗址进行再次发掘时，对挖出的208具尸骨，从法医学角度进行了勘察、技术鉴定和化学分析，确认这些骸骨是当年遭日军残酷杀害的南京军民的遗骨。(47)但是由于这项研究要求具有很高的法医学理论知识和技能，研究者甚少。这也说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需要更多学科领域的学者加入，开展全方位的深入研究。
这一时期，中国学界因政府的支持、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的陆续建立和稳定的科研经费，再加上史料方面的积累，以及国内外环境的宽松，研究范式也由原来的实证研究转向实证方法与多种学科理论相结合的综合研究，这种范式转移使南京大屠杀研究水平进一步提升。
三
当前南京大屠杀的研究，经历了前两个阶段的厚重积累，又迎来了中日两国组织历史共同委员会，研究影响两国关系的历史问题的时刻。处在这样一个研究机遇期，对于如何通过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来吸取历史教训，使中日两国世代友好下去，这就给南京大屠杀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即和平学与人类文明史的研究范式。当前的一些中国学者已将此提上了研究日程。如陈仲丹从对战争的反思与和平研究的兴起为切入点，展示了一个全新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新视点，即和平学的视点。他认为，这既体现了人们对战争灾难的积极反思，又表现了人们对和平的热诚期待，有助于学术研究的国际化，也有助于塑造南京这座战争“殉难城”的新形象。(48) 对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去透视南京大屠杀，美籍华裔学者张纯如在其作品中有所体现，一些学者已将其译成中文。当前在中国内地已有多种译本可供参考。(49) 另外，南京大屠杀期间，西方第三国的利益也遭受严重的损害，因此南京大屠杀还是一个国际性的事件。从国际化的视角来审视南京大屠杀这场悲剧，将使人类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日军暴行所受害的不仅有南京民众，还有生活在南京的英、美、德等与日本保持正常关系的西方国家的利益。通过这一视角也可以更全面的认识日军的残暴性及其暴行的覆盖面，因而可以进一步体会日军在南京所犯暴行的深层内涵。这些范式的运用给南京大屠杀研究提供了的新的契机，也将会给未来的南京大屠杀研究拓展更大的空间。
近期以来，南京大屠杀日渐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因此南京大屠杀史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的重要研究领域，而且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课题。加强国内、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包括与日本学界的对话、交流和合作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面对新的研究形势，中国史学界积极推动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国际化，使国际上更多的学者来了解、关注这一事件，并且能进一步参与到南京大屠杀学术研究中去。同时，学界表示以后还将继续在国内外广泛的搜集史料，为研究提供基础。希望以后能有海内外更多的学者加入，把大屠杀基本史料及重要史料搜集过来，形成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的国际化。为更好的指引今后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学界进一步提出坚持科学历史观，正确处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坚持严谨治学的态度，正确处理民族感情、个人感情与理性思维之间的关系，防止成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者。(50) 这些对南京大屠杀研究前景规划的科学建构和指引，将有益于国内外学者在南京大屠杀研究的立场上更加客观公正，也将有益于南京大屠杀研究范式的进一步多元化。
综上所述，中国史学界南京大屠杀研究范式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至当前，随着国内外社会环境的变化发展和史料的不断发掘，也随之发生转移。每一次范式转移，都给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以推动力，使其不断的向着广度、深度和高度发展，使人类不断的从中汲取新的教训和反思。
注释：
① 南京大学历史系编著：《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1979年内部出版。
② 南京大学历史系编著：《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第87—88页。
③ 该文原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现参考梅汝璈所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附录四，法律出版社、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
④ 梅汝璈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律出版社、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05页。
⑤ 梅汝璈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314页。
⑥ 见作者原文注释，梅汝璈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315页。
⑦ 梅汝璈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315页。
⑧ 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审定的教科书对日本侵略战争的罪恶进行了无耻的掩盖和处理。其中对日军犯下的南京大屠杀，文部省审定时将“占领南京后，日军杀害了大量中国军民”改为“日军在粉碎中国军队激烈的反抗中情绪激昂，在占领南京后杀害了大量中国军民”等，将屠杀原因归结为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极力缩小和淡化南京大屠杀暴行，掩盖事实真相。此举激起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对日本政府的态度提出批评，并通过外交途径交涉此事。日本“教科书事件”由此演变成一个国际问题。参考张海鹏、步平主编《日本教科书问题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4—95页。
⑨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编辑委员会、南京图书馆合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⑩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合编，1985年内部出版。
(11) “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著，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合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3) 朱成山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4) 中央档案馆等编，中华书局1995年版。
(15) 中央档案馆等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6) 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江苏文史资料出版社1995年版。
(17) 徐志耕著，中国人事出版社1994年版。
(18) 孙宅巍主编，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
(19) 这一时期实证南京大屠杀史实的文章有：邹明德：《日本侵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案》，《历史档案》1982年第4期；孙宅巍：《南京大屠杀与南京人口》，《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等近百篇。批驳日本右翼否定论调的文章有：高兴祖：《“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不容抹煞——评田中正明的九点质疑》，《日本学刊》1986年第4期；李松林：《日本学者田中正明篡改松井石根的〈战中日记〉——兼驳田中正明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等30余篇。
(20) 参见邸富生：《日本侵略者在南京文化掠夺始末》，《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孟国祥：《侵华日军对南京的文化大屠杀》，《紫金岁月》1995年第6期；高兴祖：《日寇在南京的文化大屠杀》，《美洲华人对日索赔专刊》1995年10月等文章。
(21) 参见刘燕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之文化心理剖析》，《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8期。
(22) 参见孙宅巍：《南京大屠杀原因探索》，《东南文化》1995年第3期；高兴祖：《南京大屠杀——日本军国主义有预谋的恐怖政策》，《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8期等文章。
(23) 参见孙宅巍：《试论南京大屠杀中的“安全区”》，《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刘惠恕：《南京大屠杀时期的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学术月刊》1995年第8期等文章。
(24) 该会于1995年8月成立。
(25) 该研究中心于1998年12月成立。
(26) 该所于2006年4月成立。
(27) ［德］约翰·拉贝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8) 章开沅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9) ［美］明妮·魏特琳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0) ［日］东史郎著：《东史郎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1) 孙宅巍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2) 程兆奇有关质疑右翼论点论据的文章较多，可参考《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一书。
(33) 程兆奇著：《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1页。
(34) 该文章收录在《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一书中。
(35) 程兆奇，《社会科学》，2006年第9期。
(36) 见张生：《德国档案中的南京大屠杀》，《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4期；《从南京大屠杀看中国抗战前途——南京西方人士的观察和预判》，《民国档案》2006年第4期；《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德国视角”——以德国外交档案为中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等。
(37) 见马振犊：《侵华日军暴行与纳粹暴行原因比较研究初探》，《民国档案》2007年第2期。
(38) 见曹必宏：《南京伪组织掩埋遇难同胞尸体数字考》，《民国档案》2000年第4期。
(39) 见王卫星：《南京大屠杀时日军官兵心态探讨》，《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
(40) 见姜良芹：《“速战速决”失败后的疯狂报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原因新探》，《民国档案》1999年第4期。
(41) 相关成果有《南京大屠杀对南京市民社会心理的影响》，《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南京大屠杀之前南京市民的社会心理》，《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南京大屠杀与南京市民的创伤记忆》，《江海学刊》2003年第1期；《南京大屠杀的后遗症：幸存者的创伤》，《江海学刊》2006年第3期。
(42) 见［日］新美隆：《从国际法看南京大屠杀》，《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4期。
(43) 见于洋：《践踏国际法的罪恶行径——侵华日军虐待中国战俘记录》，《环球军事》2005年第15期。
(44) 见朱成山：《口述史学视角下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45) 已出版口述资料较多，如朱成山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朱成山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幸存者调查口述》（上、中、下），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幸存者调查口述续编》（上、中、下），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等。
(46) 1947年1月下旬，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率法官和慈善机构代表，在中华门外多处埋尸地点挖出尸骨数千具。2月上旬，经过当时首都地方法院法医潘英才等鉴定，大量尸骨留有枪伤、刀伤、钝器击损的痕迹，成为证明日军在中华门外集体屠杀罪行的铁证。见《石美瑜关于调查战犯谷寿夫罪证挖掘被害人尸骨的勘验笔录》（1947年1月29日）；《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处为送谷案被害人遗骸鉴定书致军事法庭公函》（1947年2月5日），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南京审判》，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355页，第365—366页。
(47) 朱成山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江东门“万人坑”遗址的发掘与考证》，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48) 陈仲丹2005年12月在南京召开的“南京大屠杀史料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参见易青、姜良芹：《“南京大屠杀史料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1期。
(49) 近几年张纯如的英文历史著作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Ⅱ被中国学者多次翻译成中文，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例如［美］张纯如著，孙英春等译：《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美］张纯如著，马志行等译：《南京大屠杀》，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美］张纯如著，杨夏鸣译：《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等版本。
(50) 《坚持科学历史观，深化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张宪文2007年11月在“第二次南京大屠杀史料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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