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人”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02)02-0026-08
目前，经济学对人的解说归根结底便是对“经济人假说”的看法，对这一假说的修正、补充或重新理解，形成了主流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而对这一假说的怀疑、争论或批判，又引发了形形色色的非主流经济学流派。在经济学说史上，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亚当·斯密关注的是各国财富的增长和作为来源的社会劳动及其分工。但是，把财富的本质归为劳动，则必须要关心其中生产财富的劳动的社会关系。大卫·李嘉图就明确把调节财富在社会三大阶级之间的分配规律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其后，西方经济学只继承了关于交换过程研究的某些因素，社会经济关系被日益简化，经济学的列车开上了资源配置的轨道。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的经典定义把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概括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1](P494)可以说，“边际革命”以来至新古典理论的研究不仅排斥经济关系，而且对财富的狭隘的商业眼光、经济学的静态方法和追求精巧工具的运用，使发展着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丰富历史内容被忽略，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和实际的研究内容也被忽略了。从马克思经济学的人本主义看，经济学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个基本方面的研究，即对人的物质生活的社会性生产的研究，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关系及其历史发展，构成有机的总体，是人的本质和能力及其发展的具体体现，马克思总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基本范畴来概括物质生活的社会性生产内容的。很明显，经济学不是孤立地研究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和人与人的交往关系，而是紧紧围绕人的主体能力发展的实际过程，将二者丰富的内容有机统一于对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研究之中。
一、经济人假设的蕴含、创设及其流变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大厦的基石，而亚当·斯密则是经济学殿堂的奠基人。他与几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学发展有着源流关系，在他所创立的经济学体系中，人只在两种意义上进入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一是作为经济分析出发点的人的动机和行为；二是作为财富生产要素的人的作用。在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社会发展的最原始的动力，不仅个人的经济行为由此得到解释，而且社会的发展也最终导源于这种经济的“第一推动力”。其后的西方学者有的也强调经济学对人的研究，如阿·马歇尔就曾经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2](P23)但是，就整体来说，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是淡化对人的研究。古典学派对经济现象的研究是从孤立的个人出发的，所以，斯密对人的动机和行为探讨采取了本性论方法，并持同情心和自利性二元论看法。他认为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制度保障，主观上自利的经济人也能达到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结果，“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像在其它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是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在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3](P27)在《国富论》所构建的经济学体系中，斯密就深受经济史学家孟德威尔的观点影响，把人的自利性看作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是一切经济行为的原始动机，一切经济现象则是这些行为的后果。他第一个系统地运用“经济人”假设，分析交换、分工、价值和自由竞争，进而以“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确立了市场经济的自然秩序理念。斯密之后，经济学经过约翰·穆勒的综合，“经济人”被当作适应经济分析需要而进行过严格抽象的概念。按照穆勒的观点，经济学只研究人类活动的某一方面，即以取得和消费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行为，相应地，经济学视野中的人，只能是抽象掉自利性以外的一切属性之后的“经济人”。虽然“经济人”的自利属性是一个非现实的抽象假定，但其构成经过合理地省略了某些品质和特征，并不会影响所得出的结论。以发展边际革命创立起来的主观主义学派，进一步发展“经济人”的思路，形成以“效用极大化原则”为特征的经济理性主义。奥地利学派继承边沁关于追求“幸福”的功利主义哲学，又引进实证主义的“行为”概念，这样个体对最大快乐的追求或等价地追求最小痛苦，被确立为经济行为的道德原则，经济学成了围绕财富取得和消费这一快乐和痛苦的理性选择，边际计算成为基本的方法论工具。为了满足这种精密分析的需要，帕累托明确引进了“经济人”概念，并作了更严格的规定，使之成为具有完全充分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能选择使自己偏好最大化的代名词。
古典经济学之后，经济学研究的趋势是进一步抽象掉劳动概念的人本性质。纵观以往对经济人概念的批评，依其视角的不同，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是伦理视角性批评；二是非现实性批评。19世纪初，西斯蒙第最先从伦理视角向斯密的《国富论》发难。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大部分是精神科学”，必须注重人的道德情感，因此，他总是以深厚的伦理情怀审视经济人观念，抱怨它诱人追逐“私利”，而“私利”则“促使人去抢夺别人的利益”。[4](P461)19世纪40年代，德国的历史学派则对经济人观念展开了更系统的伦理批判。李斯特指责斯密的《国富论》是“使最冷酷的自私自利成为一种法则”，是“以店老板的观点来考虑一切问题”的学说，是一种“将国家与政权一笔抹杀，将个人利己性格抬高到一切效力的创造者的论调。[5](P292)历史学派强烈批评古典经济学对自利的张扬，认为在经济人观念中，人几乎成了若干种具有强烈自利倾向的原始生命本能的集合体，只受纯粹自私动机的驱使。这种以孤立个体的经济动机为基础的经济分析，无异于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部单纯的利己主义的自然史。从伦理视角出发审视经济人观念，使人形成这样一种基本看法：经济人仅仅关注自己的物质生活，却无视自己的精神生活；只关心自己经济活动的结果，而不在乎取得这种结果的方式；只知道追求收入、利益、效用的最大化，只知道追逐物的目标，根本不懂得追求自我完善，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
斯密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不是根据某种永恒不变的人性提出来的，只是根据经济人的经济环境和条件提出来的，而没有根据现实人的特点分析经济人的行为和动机。不管在历史上对人有过多少抽象，但只要是从人本身出发进行抽象，是决不可能得出人具有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的假设的，这种假设只能从人之外的某种根据提出来。因此，斯密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并不能运用于现实的人，在面对实际的经济现象时缺乏解释力。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指出：“人类行为比经济学家模型中的个人效用函数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复杂。有许多情况不仅是一种财富最大化行为，而是利他的和自我施加的约束，它们会根本改变人们实际作出选择的结果。”[6](P27)在诺斯看来，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建立制度化的财产所有权，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活动，使个人的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的收益率。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人的利他行为，为了解释制度的稳定与变迁，需要超越个人主义的成本—收益计算原则，他把诸如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负担约束等其他非财富最大化行为引入个人预期效用函数，从而建立了更加复杂的、更接近现实的人性假设。诺斯强调意识形态是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它对人的行为具有强有力的约束，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因此，政府应该通过向意识形态教育投资，来对个人意识形态资本积累，进行补贴。诺斯强调意识形态对经济人的约束作用，可见他是承认有限理性假设的，即经济人只能在特定的制度环境约束中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同时他也承认机会主义假设，但他认为特定的意识形态对经济人的机会主义具有“淡化”作用，人类的利他行为和克服了“搭便车”的大集团行动，就来源于意识形态的影响。从非现实性角度批评经济人观念的主要代表人物赫伯特·西蒙也认为完全理性实际上并不存在，可供现实人选择的目标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往往相互冲突，人们在作出决策时，总是受到个人和社会联系的制约，因而不得不在效率标准、利润目标、个人价值等因素之间寻求协调。这意味着，实际上人们根本无法求得传统经济学所要求的最优解，而只能以满意解作为目标。而威廉姆森则接受了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设，他认为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常常走到机会主义上去，也就是说，经济中的人都自利，不但自利，只要能够利己，就不惜去损人（性恶论）。他会借助于不正当的手段谋取利益，其动机强烈而复杂。他会随机应变，投机取巧，有目的、有策略地利用信息，按个人目标对信息加以筛选和扭曲，如说谎、欺骗等，并会违背对未来的承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在所有时间，都以机会主义方式行事，但总有那么一些人在有些时候采取这种行为方式。所有这些非现实性的批评，只是对经济人概念的内涵作出了某些修正，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经济人假设在经济学中的地位。
二、经济人假设招致批判的方法论意义
经济人假设不断弱化的发展过程，源于对这一假设批判力量的推动。传统经济学在阐述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坚持自己的分析角度时，对西方正统经济学进行了批判，指责后者忽视了生产关系的研究，因而是不科学的，甚至是庸俗的和辩护性的。这种批评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它与西方非主流学派对主流学派的批判不谋而合。但是，这两种批判又有很大的不同。西方非主流学派批判主流学派以制度给定为前提，放弃和否定了人与人关系的研究，而忽视了对在历史上与生产和消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实的社会制度和主体行为的分析，也就放弃了经济学的主要对象和基本阵地。因此。正统经济学还不是“经济学本来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与此同时，非主流经济学充分利用了主流学派的研究成果，做出了自己的创造，在理论上和方法上推进了对人与人关系的经济分析，开拓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丰富了经济学的内容，使之更加接近和有效地反映了现实经济生活。这样，经济学就变成了“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7](P255)与此不同，传统经济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与其说是一种科学批判，不如说是一种政治批判更为恰当。由于掺杂了意识形态的因素，传统经济学的批判完全采取了否定一切的非科学态度，仅用几句否定式的简单口号，就将其当作废物一样地抛弃掉，因而也有失公正或者很不公正。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性不在于它没有研究什么，而在于它研究了什么和怎样研究，以及这种研究是否包含着某些科学成分。新古典经济学以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作为既定前提，着重分析了人们的物质偏好、生产函数的技术特征、要素边际生产力等物质技术因素在决定经济变量中的作用，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方面，即人与物的关系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正是由于它的这种科学性对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有一定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再加上基于这种科学性而形成的科学的表述方法，才使它成为西方的正统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不研究生产关系总是事实，不能因为它是主流经济学，就认为它的选择是对的，其他选择和作法都是错的。正是由于它是主流经济学，处于统治的地位，因而造成了现代经济学中严重的工程化倾向，缺乏主体性也许是它的致命弱点。[8]
我们知道，经济人假设遇到的强有力挑战，主要来自西蒙的有限理性说。经济人最大化行为假设，是以完全理性为条件的，这种理性假定决策者总是用敏锐的目光，对眼前的一切都深思熟虑。他不仅明白自己当前面临的选择范围，而且对未来的选择余地也了如指掌，他知道可能选择的策略所导致的后果，至少也能给未来的可能状态确定一个联合概率分布。他权衡了一切互有冲突的局部价值，并把它们综合到单一的效用函数中，按照对它们的偏好，排列所有未来可能状态的优劣秩序。由于具备完全的信息和理性，经济人能够找到实现目标的所有备选方案，预见这些方案的实施后果，并依据某种价值标准在这些方案中作出最优选择。但在西蒙的有限理性学说看来，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不可能把所有的价值考虑统一到单一的综合性效用函数当中，了解所有备选方案及其实施后果，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因此，决策过程中人们寻求的并非最优解，而是满意解。其实，有限理性说只是修正了最大化的约束条件，而不是修正最大化行为本身。在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中，没有考虑交易费用，既然经济人是理性的，能够轻而易举地得到完全的信息，从而能够洞察一切，又不受任何条件约束，自然能够寻到最优的方案。然而，现实世界是存在交易费用的，于是在斯密看来是最优的选择，在西蒙看来则得不偿失。实际上，决策者所面对的是两个最大化体系：一个体系中未包含交易费用，另一个体系则将其包含在内。于是，在前面看来最优的方案，在后者看来则是得不偿失；相反，在后者看来是最优的方案，在前者看来则是满意的或次优的。[9](P29)经济人寻求满意解，正是其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它实际上等于实现了净收益的最大化。可见，个人的行为总是追求最大化的，不管他的目标是利己还是利他，他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总是有效率和有实际意义的。
西方经济学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把自利性和理性作为解释一切经济现象的万能钥匙，这势必排斥经济范畴的历史性质，把特定的历史的生产方式当作永恒的自然形式。而马克思则从社会的个人出发来考察经济问题，注意到了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延续性，经济学本质上被看成是一门历史科学。马克思认定人与物的关系是物质生产的内容，作为人与人关系的中介是经济关系的构成部分，但是，他更侧重于研究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来丰富对人的现实性的认识，包括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经济活动的动机和行为，并通过分析这些动机和行为实现的社会形式，揭示特定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虽然确立了劳动是财富的主体本质，但是，它的无批判的前提和非历史观的形而上学性质，使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10](P89)，它“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了”[10](P25)，并通过对“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的分析，肯定了私有制，从而肯定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掩盖其非人化的后果。在马克思那里，古典经济学只关心劳动的某种经济意义，不考虑劳动的属人性质，它所理解的劳动并不是真实的人类劳动，而是异化劳动，它实质上是在劳动的概念上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因而，自古典经济学之后，与西方经济学抽象掉劳动概念的人本性质，降低劳动范畴在揭示人的本质、人的社会经济关系乃至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中所处的基础地位不同，马克思的批判强化了劳动范畴在其经济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也强化了其经济学的人本性质。正如他自己所说：“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发现其中每一个范畴，例如商业、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10](P101)不可否认，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以往历史的结果，“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11](P12)经济分析中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其动机和行为只能由这些经济范畴所涵盖的经济关系来解释，经济关系的客观内容成为经济主体的主观动机。潜在的自然资源是无限的，相对人的需要满足而言，真正的约束在人自身的能力，经济发展的主要过程是人的能力提高的过程，劳动时间有效利用是资源配置的真正意义；人与自然的矛盾在于人们未能真正认识生产力的本性和正确估计自身行为的自然影响与社会影响，而根源在于社会制度的制约，人只有成为自己社会关系的主人，才能最终成为自然界的主人；一切生产都是对自然的占有，但生产的真正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发展，随着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劳动将由谋生手段变为生活目的本身，财富的尺度不再是直接劳动的时间，而是自由支配的时间；当人的社会性活动具有自发性联系时，个体活动的目的是预期的，而活动的结果则往往是非预期的，这将促使人类选择和创建一种“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制度。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12](P926)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对于实现经济学由崇物到重人，突破经济学的功利或道德境界，在更高层面上审视人类经济生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面临的问题，真正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发展”，无疑具有深刻的启示。
综观经济学对人的研究，确立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强调经济学研究人，首要的是一个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当代人类在经济生活领域中所面临的问题，尤其是中国社会经济领域正在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需要重新审视经济学的哲学传统，强化经济学的人本精神。有不少人受多年来“西学东渐”的影响，主张弘扬以理性主义为内核的近代西方文化意识，实现对中国经济学性质和方法的根本改造；有的面对经济和社会的难题与困惑，则疾呼经济学的人类关怀；有人则以革命经济学转变为建设经济学为根据，强调经济学的实证性，根本否定经济学的批判性。因此，有关经济学性质的理性和价值、实证和批判的关系问题，的确是事关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实际上，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窄化，使当代人类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难以历史和逻辑地置于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其根源是一个哲学传统和方法论问题。从马克思经济学的人本主义看，经济学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个基本方面的研究，即对人的物质生活的社会性生产的研究。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关系及其历史发展，构成有机的总体，是人的本质和能力及其发展的具体体现。根据马克思的论述，物质生产过程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构成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其一，费用和效用比较的效率问题，即资源有效配置。马克思归结为社会总劳动的有效利用问题，包括单个物品的时间节约、社会总劳动在各种需求之间的分配。其二，扩大再生产问题，即经济增长，例如增长方式、增长因素、均衡增长条件等等和能力的发展问题。其三，人和自然物质变换过程中的和谐，即可持续发展问题，例如大工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等等。当然，经济学不是孤立地研究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和人与人的交往关系，而是紧紧围绕人的主体能力发展的实际过程，将二者丰富的内容有机统一于对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研究之中。当代经济学的缺陷恰恰在于研究内容的或缺，不能真正达到这种统一，从而不可能完整地、总体地从人的本质和能力出发来阐明社会经济的发展，体现经济学的人本精神。
三、经济人假设的局限性及其超越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斯密和新古典经济学不是作为理性和价值、实证和批判的统一，必然有一个对存在世界认识和追求的境界问题。西方经济学关心的只是个人现实经济生活的功利，效用极大是经济学家求解的主要问题，“帕累托最优境界”成为追求的最高境界。在功利境界中，人从“自我”的立场出发，关心的是对于自我之利的追逐，追求个体行为的最大利益是处于这种境界中的人类行为的基本动因。古典经济学以来的各种西方经济学流派主要研究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的效用最大化问题，便是属于人类在功利境界中的经济学说，效用最大化便成为功利经济学求解与面对的主要问题。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人类自主生产能力的增强，人类的自我与趋利意识也在增强，从而进入了追逐自我之利为核心的功利境界的觉悟时期。自亚当·斯密以来的西方经济、文化体系，尽管看似变幻不绝，其实仍是主要在功利境界状态中来认识和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由于受功利境界的局限，这种经济学还没有到达对人的经济行为作价值判断与规范分析的觉悟与境界，而只是把人抽象为一个简单的价值要素，按照经济人行为本身的狭义客观性进行实证分析。而道德境界则是把利己与利人、个人快乐和最大多数人的幸福统一起来的人生境界。道德境界范围内的经济学研究是把个人与社会这两个主题同时纳入了经济学研究之中，使人、由人组成的社会与在社会体包含之中并作为基础的经济三者联系起来进行研究，采用规范方法与实证方法相结合，亦即经济的浪漫主义原则与经济的现实主义原则相一致的分析方法。它不光研究经济现象中的“是不是”的问题，亦要讨论人类经济行为中的“该不该”的问题；它不仅研究“实际”存在的经济现象，更加注重对人类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本质问题的研究。20世纪以来，主流经济学总是扮演使人类走向效率和福利向导的功利境界的角色，但是，丰裕社会存在的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诸多矛盾，显示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认识的狭隘性。走出经济学功利境界的狭隘视野，事实上已成为当代经济学发展的关键，由此经济学会更加规范化和科学化，会有更多的建议而不是道德形态上的攻讦，并且将超越功利和道德境界。
人们责难经济人假设把人抽象为唯利是图的人，无视人性善、公正、正义等倾向，张扬了人性中最低级的本能，亵渎了大写的人；仅仅把人看作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看作目的本身，以致使人尊严扫地。这种观点表面上似乎冰清玉洁，但实际上，这种对待经济问题的伦理主义倾向，不仅对经济学的发展是不利的，对于我们真实地理解和规范社会现实也是极其有害的。我很赞同有些学者的观点，对经济人的理解和阐释，只有在以社会的制度化结构框架为背景的前提下，才是可以接受的。虽然古典经济理论只是把社会的制度结构作为一种现成的存在来对待，忽视了制度结构在社会经济过程中的主动作用，但斯密的经济人仍然是确定的市场结构中的人，他所建构的经济理论既是对市场制度条件下人的行为的理论描述，也是对市场制度结构作用机理的理论建构。斯密把市场制度看作理性经济人假设合理性的重要基础，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经济人始终都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在市场制度体系中相互关联的一个整体。
对经济人假设的非现实性批评，确实导致一批诸如交易费用、不完全理性、信息不对称等非常有价值的发现。但是，那种企图以“真实人”代替“抽象人”，以“复杂人”代替“简单人”的倾向却会造成混乱。经济学要研究的是共性，它寻求的是一种基本的人类行为的共同趋势和统计规律，与单个的经验事实原则上没有逻辑对应关系，这也反映了社会型经验科学（如经济学）与逻辑型经验科学（如经典之学）之间在理论与经验的关系问题上的一个重大区别：后者具有“齐一性”，一般不允许例外发生；而前者则不同，否定后件推理在这时并不完全适用，个别“反常”并不足以证伪理论。经济人观念没有决然排斥经济主体那种个别的差异性的感性行为的存在，并不与任何意义上的某种特殊性、或然性直接冲突。制度化结构并不针对任何特定的个体，而是针对它所要规范的一般对象的，所以说，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特定的制度化结构，它并不要求在这个结构空间中每一个行为者，每一次都能针对某种确定的背景作出无误的判断，它只是保证每个行为者在遵循其一般性规则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判断去行为。制度化结构本身并不关心某个行为者的成败，它关心的是所有行为者的“理性试错”，在统计意义上的整合效果，即制度化结构按照自己的“效用趋向”——以成功褒奖那些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者，以破产惩罚那些按另一种方式行事者。科学理论是对经验的抽象，当它直接与经验比较时，必然是“非现实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把经济人假设理解为一个工具性假定，这与那种要求理论假设与实际严格一致的观点相比，或许更合理些，当预测现实成为对理论有效性的重要判据时尤其如此。如现代经济理论的“完全竞争市场模型”，虽然不存在现实的对象与之对应，但它的逻辑结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衡量现实市场的尺度，成为我们规范社会现实的理论背景。
经济人假设没有考虑人的行为的道义性因素，在成本—收益、替代、一般均衡等经济分析中也没有考虑道义类型的约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化传统、伦理规范等因素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不存在或不作用，而只是说它们与制度化规则的作用方式不同，与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分属不同的领域。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化规则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主体的行为结果。所以，经济理论要提高自身的社会效用，就必须放弃道德化的诉求方式。如果人们出于道德理由不能接受某些行为的结果，我们需要做的既不是使道德制度化，更不是使制度规则道德化，而是在参照道德理想的条件下调整社会的制度化结构。制度化规则和道德规则同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发挥着作用，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我们却不能采取越俎代疱式的统一，而只能在这两种不同的社会约束方式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在它们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追求社会效应的宏观整合。经济学是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对如何满足人们需要的人类行为以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研究的经世济民的致用之学，所以，它的方法不能伦理化，而必须是满足逻辑性和实证性要求的解剖分析型的方法。因此，经济学在对现实进行真实模拟的基础上，提出理性经济人人格、需求偏好的外生性及其稳定性等前提性设定是完全必要的。这不仅是为了理论推导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完成对现实的指导和规范。[13]
很明显，经济人假定既不是对人性的一种断言，也不是对人的一种伦理期望，而是一个以制度化结构为基础的关于人的行为方式的界说。它的提出是为了说明经济过程因何发生，如何发生，如何规制及经济发展的微观动力机制。经济人假定揭示了人类行为的基本特征，消解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给经济学研究带来的困难，从而使科学的经济分析成为可能，即使是强烈反对经济人假定的李斯特也承认这一点。[12](P926)不管经济人抽象有多少缺点，重要的是它有利于经济学家作出某些一般性的结论，从“利益最大化”原则推导出描述现实的大量实证性命题。全面的“真实人”的构想，不管表面上多么诱人，却难以产生与之相媲美的理论成果。经济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在于对这种制度空间中经济人的行为作出解释和预期。经济理论不仅要寻求经济主体在制度化的经济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普遍的行为模式，而且还要追问这种普遍性存在的深层基础。不同的制度提供不同的行为空间和选择条件，对个人选择的分析必须以对制度的把握和理解为前提。制度化结构不仅是经济行为的界限——个体行为选择的边界，而且也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实体，它为我们提供了判别恰当的或可预期行为的标准，尽管这个标准本身并非一成不变。正是由于这个参照系的存在，虽然现实中存在着诸如不确定性、复杂性及超载信息等方面的困难，人们的经济行为仍然可能是规则的。正是基于此，经济理论才成为可能，它对人们经济行为的确定的解释或预期才成为可能。总体上，对经济人概念的批评是富有成效的，使其更适合于最一般的经济分析，更切合人们现实的经济活动方式，提高了经济人与经济环境的匹配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对经济人概念的批评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即把对人在制度化结构范围内的行为方式的理解、预期与对人的伦理约束、期望相混淆；把理论抽象与对现实的经验描述相混淆，这实质上是撇开经济人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制度化结构这一根本基础审视经济人观念的结果。这种审视方式误导了人们对经济人概念的理解，也影响了经济人假定在经济分析中正常地发挥作用。在创建中国经济学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对经济人假设作出选择，并时刻关注这样一个问题：超越了经济人假说，经济学又将如何？
收稿日期：200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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