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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3-9864(2000)02-0020-08
丁宝桢（1820-1886年），字稚璜，贵州平远（今贵州织金县）人。清咸丰三年（1853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湖南岳州、长沙知府，山东按察使、布政使、巡抚等职。光绪二年（1876年）八月擢升四川总督，十二年（1886年）四月卒于任。丁宝桢督川期间，对全川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都进行了改革。其为政清操自守，卓思力行，秉性刚毅，政绩显著。光绪帝谕赞他“莅川有年，办事认真，成效显著。”（注：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卷上。）本文将就丁宝桢对盐政的改革专此论述。
一、丁宝桢改革盐政的历史背景
盐业是封建政府的重要财源。清政府对盐业控制主要采取商专卖制，即专商引岸制度，又称官督商运商销食盐制。其特点为计口定引，按引征课，专商认岸，以岸定场，计引行盐，政府握引额以制产销，稽征榷，律考成。引，或称盐引，是食盐的专卖运销凭证，依据行引运道又有水引、陆引之分。岸，指运销食盐的区域。川盐的运销区域分为本省腹地和近川的湖北八州县“计口授盐”之岸，及近邻滇黔两省之岸；前者称为计岸，后者称为边岸。川盐行引之商分为坐商与行商两类。坐商称正商或引商。引商根据行引岸区之别，又称计商或边商；根据以岸定（盐）场原则，按照配引之场而别，又称潼（川北潼川府属盐场）商、犍（为）商、富（顺）商等。正商立籍于户部，是受理食盐专卖的法定官商，“父死子继，世守其业”。正商以其直接持引行盐，故又称引商；引商将其引岸典租给山陕客商代为行盐，这种客商称之为行商或号商。专商引岸制度，采取专卖经营特权与（盐）场（销）岸对应配销相结合的流通体制，有利于政府控制食盐流通规模，防范生产分化，避免市场竞争，以确保专卖特权的经营垄断。
清代自嘉庆、道光以后，盐政废坏，岸区倒悬，私盐泛滥，引积累累，税课亏损，运商疲竭，专商运销之制日趋衰落。川盐各岸引额，计水引30178张，陆引138229张（水引每引配盐50包，陆引每引配盐4包；按雍正、乾隆年间定额，每包规定配正盐100斤，耗盐15斤）；以每陆引折合水引0.08张计，共折合水引41236张，配运食盐200003700余斤；引盐正额课税315065两。道光三十年（1850年）川督徐泽醇清理盐政，“全省历年积滞未销盐引已达水陆合计二万七千另六十二张之多，盐税已积欠到三十三万两有奇”（注：吴炜：《四川盐政史》卷一。）。至光绪初，“各岸积滞未缴之引多至一百余万张，课税羡截等银短至一百六七十万两，盐法日坏”（注：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下卷，第172页。）。“四川财政，以盐款收入为大宗。”（注：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下卷，第278页。）盐课亏损，使清代四川财政状况恶化。
川盐额引，滇黔两边销岸约占三分之一强。咸丰初年，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下，滇黔各族人民继举义旗：李永和、兰大顺义军于滇边的昭通起事，由川南叙州入川，经过富顺、自流井、犍为、嘉定、五通桥等地；陶三春、张秀眉所领导的苗教各义军则占据贵州的威宁、铜仁、清江、镇远等地。它们都是川盐滇黔两边引岸的主要岸区。在清政府的镇压下，两边岸“处处被扰，人民离散死亡，十不存一；商人失业，引滞岸悬，直同废弃，而川省之利尽失”（注：《四川盐法志》卷十三，丁宝桢奏略。）。适值太平军定都南京，长江运道梗阻，淮盐在两湖的销岸废置，淮盐“片引不至，两湖人民尽苦淡食”（注：吴炜：《四川盐政史》卷五。）。后经湖广总督张亮基奏准，以川引济销两湖，采取通融代销或改拨代销之法，凡川盐边计各岸历年积滞盐引，全请改（岸）代（销）往销两湖，称为“川盐济楚”（注：关于“川盐济楚”问题，请参看鲁子健《论川盐济楚》一文，载《中国盐业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川盐运销两湖的规模，“约计入楚之盐，以旺月计算，约合川省水引九百余张，一千万斤上下”，岁增“川盐厘税二百数十万”。自此之后，“楚岸遍销川盐，喧宾夺主，川楚商民，均忘食淮旧制”（注：引自鲁子健《论川盐济楚》一文。）。
济楚一举，始自咸丰三年（1853年）。按清代盐法，这本为一时权宜措施。迨清政府在长江流域的统治恢复，江运畅通，两淮盐商要求归复楚岸，朝廷内外“禁川复淮”之议遂起。同治末年，经川、淮、楚三方议定，先采取“划界分销”之法。而到光绪初，两江总督沈葆桢奏请限期全复淮岸。丁宝桢在其奏请整顿盐务疏中称：“近时两淮议复淮纲，屡准部咨，令设法筹备停止济楚，虽审时度势，未能遽行，然亦终非长策。”（注：《四川盐法志》卷十三。）而要归还淮岸，必须恢复边岸，以疏导积引，“边引一日不复，则川盐壅积，仍必占销楚地，故欲收复淮纲，必自清厘边引始”（注：《四川盐法志》卷十三。）。迫于复淮情势，这是丁宝桢改革盐政的重要原因。
自乾隆、嘉庆以后，川盐引商逐步演变，渐渐游离出食盐流通领域，但却拥有川盐引岸专利特权，“不恃资本，而专倚官符行其垄断”（注：《宣统二年十月四川旅京同乡拟议改订盐法禀》。），成为寄生于盐业领域的特权阶层。行商直接从事引盐运销活动，首先必须向他们典租引岸，“除完纳课羡外，岁取岸租，月纳引息，如遇行号销行畅旺，则又加租，种种讹索，形同无赖。”盐商由正商向行商转化，导致了引盐流通成本不断增加。“行号畏累，无人代行。”边引行商，大多由陕西大贾办运；自咸同以来，滇黔“被兵既久，户口凋残，土田荒废，各岸店房器具久已荡然无存，旧商多已绝亡，间有存者，亦因失业多年，贫困无力。”更加以“秦中（陕西）又遭回患，家产荡然，不能重整口岸。”旧商已行疲敝，加以水陆险远，运输艰难，私枭猖獗，挟资行盐成了利少害多之事。丁宝桢在改革盐政奏疏中称：“今欲重整黔岸，商力既穷，非设局试为官运不可为力；欲办官运，非扫除从前积习，亦不能见效。”（注：光绪三年丁宝桢奏疏，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下卷，第171页。）
四川盐政积弊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勒索浮收，层层苛扰，商运流通环境严重恶化。早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川督徐泽醇就指出：“川省盐务之弊甲于各省，不惟吏胥暗中侵蚀，即各处关隘设立官员，明为稽察，暗则私放，只知自饱私橐，私盐则贪贿纵放，引盐复多勒索陋规，其间种种名目，不一而足。”（注：《清盐法志》卷二五五，四川十二）行商向正商典引租银规定须由总商代收，每引二十余两，用以扣充课税羡截、领缴引费及地方官吏委员规费、商局公费等，下余之数由总商分交各正商，谓之“引底”；其实引盐历年的羡截银两，行号早已缴清，全为总商侵挪。至于行商领引缴课，概须经过地方州县之手；稽察引张之责，或由场员、或由沿途州县、或由销岸有司担任，无不恣意勒索。商运引盐，签引、盘验、截角、缴残（引），无不收费；至于沿江各厅州县，关、卡、营、汛，厘卡林立。同治、光绪年间，“商运每边引一张，由县领引，各关投文，开签截验以及落地税，食盐、漱口盐，种种规费，共约需银二十余两；恣意盘剥，踵事递增；迨入黔境，局卡层层，如布网罗，每引一张，共约须银五十余两，而地方官之需索苛派不与焉。加以本省课、羡、厘金、厂价、运脚，每引一张共需银二百七八十两不等。成本既重，利息甚微，商人畏累，裹足不前。”（注：光绪三年丁宝桢奏定官运章程，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下卷，第183页。）
此外，还有土豪劣绅的勒掯，他们盘踞要津，私立陋规，肆意刁难，以种种名目勒收“经费”。而川江自嘉定以下，节节皆滩，每遇险阻，盐船必须盘滩，于是沿江又有痞棍纠集滩夫，盘踞滩头，勾结衙门差役，把持刁难，种种需索，不胜枚举。以上各级官吏、汛卡、豪绅的层层盘剥勒掯，严重恶化了商运流通环境，危及盐政全局。
专商引岸制推行日久，积弊已深，又兼以边岸久废，商力疲敝，复淮日逼，川盐将面临大片销岸丧失，场盐积压，人民淡食，课税亏损，盐民失业的险恶境况，这必然引起社会动荡，从而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丁宝桢改革四川盐政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
二、四川盐政改行官运商销制的经过及其主要措施
光绪三年（1877年），丁宝桢“沥陈川省败坏情况”，奏准改革四川盐政，废除食盐专商运销，推行官运商销之制，即由政府直接组织食盐由场至岸的购运批发业务，到岸后招商领盐销售的专卖形式。丁宝桢在论及封建食盐专卖的三种基本形式称：“官督商销，利归官与商；官运官销，权全归官，流弊皆大；惟官运商销，官商可相钳制。”（注：《清史稿》卷一二三，盐法。）
这次盐政改革，委候补道唐炯全面负责，荐贵州举人华联辉参办。奏定官运盐务章程十五条，由山东省借银八万两，再于藩库、川东道、夔关等厘税项下凑拨银五十万两以为开办经费，采取逐岸推行的策略。光绪三年（1877年），首先在贵州省除黎平府以外的十二府黔边岸推行。光绪四年（1878年），进而推行于云南省昭通、东川、镇雄三府之滇边岸。光绪六年（1880年），又将湖北省近川的鹤峰、长乐、恩施、宣恩、利川、建始、咸丰、来凤等八州县楚八计岸改行官运。在此基础上，为避免邻近各边的本省计岸引商侵越，相继将黔滇楚三边近川的本省叙永、永宁、泸州、纳溪、合江、江津、綦江、南川、涪州、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巴县、江北、忠州、丰都、长寿、石柱、宜宾、南溪、屏山、庆符、长宁、高县、珙县、筠连、兴文、江安、马边、雷波、巫山、万县等三十三厅州县腹地计岸同时归入官运，称为保边计岸。自此，官运边、计、楚三岸共额行水引19571张，陆引56046张。改行官运商销的主要措施有以下四方面：
1.建立机构，组织官运引盐的采购、运输批发业务。四川盐政向由总督兼管，实际主办者为盐茶道。盐道所司职务主要为发放盐引、办理奏销等简单事务。改行官运以后，引盐自厂至岸，一切购运发商以及缴销残引、奏销等事务，无不由官经理。原有盐政机构组织已无法担任推行新制的任务，故重新设立官运盐务总局于沪州，综理官运全局。总局之下，于犍、富、云（安）、宁（大宁）、射（潼川府蓬、射等厂）、郁（彭水郁山）等盐场分设厂局，于各销岸设售盐分局，专司购盐、押运、发商等事务。分局之下，又设子局分卡，主沿途盘验、提拨、巡缉，以护引路。厂商向井灶购盐运往岸局，岸局招募岸商认购盐斤，听其转输本岸各地零售。各岸盐斤采购自何厂，皆有一定。黔边各岸川盐由蓬、射、犍、富等场配运，滇边岸专配犍厂盐斤，湖北八州县计岸则配富、犍、云阳、大宁四厂引盐。其中富、犍两厂所配盐斤约占84%。厂局购运食盐，因各井厂盐价涨落不时，运盐先后不一，故采取分纲行盐办法，将全年之盐立为总纲，以各该年的干支定为纲名；另立二十四字散纲，厂局每月向井灶购盐两次，每次编为一散纲，待二十四字行完，乃合为一大纲。如此周而复始，厂局购盐，岸局发商，总局核定盐本，皆知纲领，不致紊乱。到岸盐价的核定，各边岸商因运盐远近不同，运脚不一，规定幅度，由岸商自行随市发卖；沿边计岸则由总局核定成本，在照本缴银基础上，分花、巴盐，每引准许长卖银22两至20两不等，作为商利。
2.改革征榷方法，裁革陋规浮费。商运时代，盐引由地方有司转发给商，盐税也由地方州县经征而纳于盐道。实施官运后，盐引改归局配，除井灶课（生产税）仍由地方州县征收外，其它税、羡、截、厘等流通税皆由官运局一并核入盐本，于商人赴岸局领盐缴纳盐本时一并收取，商人非先缴本完课不能领盐发售，从而杜绝了地方官吏侵挪税款及商人拖欠之弊。滇黔两省原征收税厘，规定统一由四川统一代征认解，免除了两省官吏私征苛派之弊。丁宝桢改革征榷同时，还对各级官府沿以为常的陋规浮费进行梳理裁减，对盐政机构中贪脏腐败之风进行认真整顿。光绪三年（1877年），在其《奏定官运盐务章程》中，首订“裁减浮费”一条，规定改行官运以后，引由局配，无须使费，各府州县关卡开签截验等费定以为额，年终由各关县备文赴总局请领；对边盐新加抽落地税厘等名目，永远裁革。商人在岸区开设子店，地方官不准需索苛派，不准私立局卡抽收。清代各级官吏之规费，考虑到系平日办公赡家所恃，采取筹补司道府公费及优给局员薪水等办法，规定于黔边盐局“收积平余备公”项下酌提成数，审定各道府缺分繁简，均匀分拨，备文赴局颁发。“至于从前一切节寿规礼，永远裁革，不准再收分毫。”（注：《清盐法志》卷二六七。）光绪四年（1878年），丁宝桢查知重庆厘局委员邹宗灏“贪婪藐法”，刁难盐船，勒索商银事件，奏请将其革职查办（注：《四川盐法志》卷首，光绪四年二月上谕。）。既而，丁宝桢又“廉知盐道蔡逢年贪劣多端，私受局员规礼，勒索帮费；因贪使费，涂改引张等情，严加参揭，逢年因此落职”（注：《清史列传》卷五十四，丁宝桢传。）。因盐务相继被参劾查办的还有候补知县王会章、大溪口委员张寿仁等等。此外，丁宝桢还对贿结官府，垄断盐利，“侵欺偷漏，肆其横霸”，以王余照为代表的豪富盐商进行打击，“参革拿办”，以顺应商情。刘愚在其《致黎简堂廉使书》中赞称：“丁公清操自持，以力挽颓风为己任，固可与有为也。然数月中劾罢一臬司、一盐道，人谓其威不可测。”（注：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卷，第549页。）
3.清理积引，融通畅滞，调剂场岸供求。按引法规定，当（盐）场（销）岸间的对应供求不时，或各销岸间引额盈亏失平，造致岸引失调，经报官立案，可以采取通融代销、改配改代之法予以调剂。通过改（岸）代（销盐引）改（场）配（盐），将滞岸之引改交畅岸之商代行，或将丰场之盐改由歉场之岸商采配，以疏通积滞，调节供需，维持场岸引的平衡。由于改代改配之引其行盐地区、载额、配销场岸均不如正引严格，故行商多借盐引的代改，贿请改行残积盐引，夹私越岸侵销，导致边、计、新、旧各引套搭，正引积滞，课税亏损，“辗转轇轕，愈积愈深，徒以饱官吏之欺侵，纵奸商之影射，而盐法且蹶而不复起也。”（注：《盐务官运章程》，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下卷，第184页。）官运推行，以清理积引，达到引销课裕为要务。其措施系根据“边积行边，潼积（潼川府射洪、蓬溪盐场历年积滞未配盐行运之引）行楚”的原则，采取“酌核带销”的办法，革除以前边、计、潼各引张套搭配运、界限不清、纠缠含混之弊。边岸官运既已开通，规定犍、富、荣三场滇黔边积引运销边岸，每年于额引外按成带销积引。所积潼引则全配济楚，由专商运配至川淮划界之原淮商引地行销，俟潼积销毕，再销计积，庶不占碍新引岸区。济楚仍行商运，另设官引局管理，规定“自开运之日起，先行新引，历年积引以次第销”（注：《盐务官运章程》，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下卷，第184页。）。官运局还宣布废除原正商窝引世袭之制，由官运局酌补引商底银（又称引底），收回引岸，废除引商割据，统归总局配运。这样官运局统筹各岸运务，可以及时调剂各岸间的供需，不致墨守各州县僵死的引额，从而有效地贯彻融销措施，酌剂盈虚，疏通壅积。又增设常平、裕济等仓为枯洪水的筹备，又设大盈仓调剂盈绌，以保证场岸供需之平衡。
4.整顿运务，治理航道。四川引盐，大多由水路运销，商号往往抑勒船价，船户为求补偿，或大量夹带私盐，或故意将盐船触滩碰撞，以“窃匿盐斤”，导致私盐泛滥，成为商运时代一大弊害。官运以后，于各厂局设立船行，各岸长（大）船、拨船之运脚及运耗盐斤定额，皆按照民间河规，由船局分岸牌示。船行委派会首以督率船户，并派管事押运。为防止盐船失事，又于官盐本内筹有“护本”一款，以为耗盐或失事配补盐斤之费。盐船由厂至岸，又逐段派驻押运委员接运稽察船户，并于险滩处所增设水勇船只，帮同盐船推驶。川盐边岸各运道，“发源滇黔，分流川江，皆窄狭崩崖，激湍乱石，节节有滩，盐船经过，每至险处，触石即漏，必须提载加纤，万分艰难，非议修沟，难期畅利”（注：光绪三年丁宝桢奏折，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下卷，第195页。）。在官运局主持下，通过集资捐款，“以工代赈”之法，先后对川江险滩逐步进行修淘，尤其着重于黔边四岸河道的整治：永岸纳溪至永宁河二百余里，共疏凿二十余滩，新修十四滩；仁岸合江至贵州茅台村小河五百余里，疏凿三十余滩；綦岸由江津口至贵州松坎河六百余里，疏凿江口、石梁等险滩并凿开巨石，重新开通新栈河道，免除盐船盘滩改行陆运之苦；涪岸由乌江至龚滩河段八百余里，“疏凿凡五十余滩”。其修淘治滩之法，“其崩崖巨石，锤凿所不济者，辄穴石实以火药，灌水银泥封，留窍置药线，而火以裂之；又为闸坝数重，束水而后施工”（注：《四川盐法志》卷十五，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下卷，第196-197页。）。
三、对丁宝桢改革盐政的评价
早于清道光年间，山东盐区因“纲盐倾败”，最早推行官运制度。丁宝桢由山东巡抚调任四川总督，将官运制度在四川推广。由于有了山东的经验以资借鉴，紧密结合四川实际，措置得体，办理缜密，又将盐政改革与吏制整顿结合进行，“一时成效大著，川盐地位有驾凌淮盐之势”；“由是论盐者又无不以官运为主”（注：左树珍：《中国盐政史》卷二，转引自鲁子健《清代食盐专卖新探》一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3期。）。既而两广盐区之潮桥二十余埠，东江柜平所辖诸盐埠，河东盐区之陕、豫滞岸，两淮盐区淮、徐六埠，淮北汝岸，长芦盐区天津局所辖三十六岸引地，永平府滦州、乐亭等七属盐岸，以及吉林、黑龙江等省，均相继效改官运商销之制。官运制度以其强化稽征的财政效应，成为晚清盐务专卖的方向。
丁宝桢改革盐政，采取因地制宜原则，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运销方式。在对滇、黔边岸推行官运制度同时，对运务正常、商运基本畅通的本省计岸三十八厅州县和济楚盐引，仍继续维持商运商销，但对运销环节则加以整顿，“将一切官商之弊除去”；“设立官引局领引发销，严禁需索改配等一切使费，并不准委员按时市银钱价值展转折合签截等费，以归简易而昭核实；并将领引及应纳之税羡截银两与盐道改代公费，以及厂厘、渝厘，一一斟酌著为定章……”。官引局采取灵活的配运措施，“如犍盐不敷采配，准该商持引赴富厂配运”等等（注：光绪三年十月丁宝桢奏，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下卷，第198页。）。另外，对本省腹地计岸的汉州、巴州、蓬州、射洪、盐亭、通江、井研、大足、荣昌、隆昌等其它四十一州县（光绪后期增至68州县）：或因专商垄断，“价高民噪”；或因“卤衰销困，商倒岸悬”；或因地近井厂，私盐泛滥，课税亏损。其食盐供应，允许“民在近厂买盐以食，正杂课银归入地丁摊征”（注：《清史稿》卷二十三，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卷，第413页。）。这是一部分本省计岸的特殊情况，称为“盐课归丁州县”。归丁州县废引不行，实行票盐法，由商民于附近盐厂购买灶户配引后的余盐自由贩销。归丁州县原设盐垣，派委员绅灶户经理，故又称垣盐。垣盐采取按斤抽厘的办法，但因“盐无票据，所到之处辄被地棍书巡拦阻搕索，穷贩积忿成仇，动即纠众滋事”（注：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下卷，第201页。）。丁宝桢整顿盐政，截撤盐垣，于盐厂改设票厘局等措施，规定贩民买盐，每挑以八十斤为限，给予护票一张，随挑抽收厘钱挑赴归丁州县地界售买，“沿途关卡验票放行，兵役不得妄拿，诚以肩挑贫民藉此谋生，而归丁地方得免淡食”（注：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下卷，第204页。）。官引、票厘两局的设立，其顺应民情，畅通盐销，“既可借裕饷源，亦可潜消巨患。现在官引、票厘两局一设，商民颇为称便”（注：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下卷，第202页。）。
在丁宝桢主持四川盐政时期，官运商销制取得了积极成效：
首先，在销引供盐上，官运开办头年，其边计楚各岸应销正额引张“一律全完，并带销黔边积引已及八成”。计自光绪四年（1878年）起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止，官运局每年除应销额引二万四千张全行销竣外，并带销积引约计五千五百至六千张，一般约占每年所销额引数的24-25%。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止，官运局历年积引100432张已全行销竣，不敷行销，又奏请每年增销余引六千张。“较之未办官运以前，边楚兼行，每年销引不过七八千张，多销几及三倍。”（注：光绪五年二月丁宝桢奏，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下卷，第210页。）
其次，官运局征收税羡与盐厘杂款数，光绪四、五、六年，分别为1031539两、1199309两、1276640两；从光绪七年（1881年）起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每年税征均保持在一百三十余万两上下。“几与司库之地丁、税羡、津贴三项相等，是其款项繁巨，实为川省大宗。”（注：光绪五年丁宝桢奏，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下卷，第209页。）
第三，在平抑盐价上，官运局梳理引销，划一征收，简化承岸手续，又对盐的生产及价格进行统制，裁减浮费陋规，从而降低盐本，抑制了盐价。“官运开办以后，民皆食贱，而私枭因商盐价可敌私，别无可图，无能掺越，相率敛迹。”（注：《丁文诚公奏稿》卷十六。）在“黔边及近边各计岸民间食盐，从前价贵至一百数十文者，今则落至七八十文；贵自七八十文者，今则落至四五十文，是以商民称便。”（注：光绪五年丁宝桢奏，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下卷，第212页。）
第四，官盐采购贯彻纾厂恤灶措施。商运时期，“商人购盐，长短应付，复乘艰窘，故抑其值，而豪富大灶，又复垄断，计无如何，率多卖私”（注：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卷五，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下卷，第194-195页。）。官运局每次购盐，必先期牌示，集众随市公议价值，“某灶承卖盐若干，价若干？书立据约，先给半价，俾作资本，余盐清银楚。富灶不能把持，穷灶无苦借贷，行之两月，富厂增锅一千余口，犍厂增锅数百口，工作穷民借以生活者，无虑数万”（注：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卷五，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下卷，第194-195页。）。
第五，官盐运务畅通，客观上带动了川滇黔三省的经济复苏和繁荣。丁宝桢在筹办官运盐务的奏折中称：“且以目前形势而论，川省户稠人众，黔省土旷人稀，但使边盐畅行，黔中人民逐渐复业，口岸引地不下数十万，而移家就食，置买田地，招来开垦，相因而至，残破之区或可藉此转为富庶，于黔省大有裨益。”（注：《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三十九。）仅在官运开办头一年，“向来商号，四岸共二十五家，近复添九家。”（注：《丁文诚公奏稿》卷十五。）“船户踊跃承运，沿江添制船只者数十家。”（注：《丁文诚公奏稿》卷十五。）在各岸区运道上，“沿途店栈愈开愈广。”（注：《丁文诚公奏稿》卷十五。）运道畅通，不但给沿江沿河地区增加了经济活力，而且给岸河地区的人民增加了就业机会，川滇黔三边“凋残之余，即可藉此兴复”（注：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卷五，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下卷，第194-195页。）。
四川盐政，自光绪三年（1877年）丁宝桢创办官运开始，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止，大致可划称为官运盐务前期。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岑春煊总督四川，为筹措改练常备新军饷款，看到滇黔边岸官运成效昭著，每年获利甚丰，出于敛财的目的，遂将现行商运商销基本正常的成都、华阳等本省内地计岸三十八厅州县（额行水引3932张，陆引28990张）全部改办官运，“以裕饷源”。于省城设立计岸官运盐务总局综理其事。至此，四川盐政，除去民运民销的归丁票地和商运济楚外，皆推行官运商销制。这可称之为四川官运盐务的后期。丁宝桢创办官运盐务的背景，主要针对商运疲惫，边岸废弛的特殊情况，其目的在于“销引裕课，恤商便民”，而“治法尤在有治人”，加以领导有其人，用人得当，因而成效显著，不失为一次较为成功的盐政改革。但官运盐务毕竟是一种封建垄断的官商体制，其弊病在官运后期暴露得尤为明显：首先，封建权力直接插手盐业经营，必然将封建衙署政治的一套搬到商业活动中来，以致机构林立，人员冗杂，经费繁重，一旦管理疏失，势必胥吏玩法，百弊丛生。其次，官运盐务制度的特点，也恰恰是官运盐务制度弊病的根本所在，是由政府垄断食盐由场至销岸的采购运输批发环节，扼食盐流通之枢纽，“而势权在手，不顾其安始也。横空悬一把持之令，以劫制人殆尽。人畏其威势，莫敢支吾。”（注：《李榕致阎丹初大司农》，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下卷，第232页。）可以借权任意挟制盐灶和岸商，将官运作为财政掠夺机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岑春煊推广计岸官运盐务，其与丁宝桢创办滇黔官运盐务所处的历史背景、推行目的和效果显然不同。迨至光、宣之交，清政府更加强化盐业经营的封建垄断，通过官运的征榷功能，一再加厘加价，厘税科目增至数十种。四川盐务税厘年征额，由光绪四年（1878年）的1031539两遽增至宣统元年（1909年）的6203772两。难怪曾任江西道监察御史的川人赵熙愤责盐务官运之专制称：“晚清盐法，取钱之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