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疚情绪：道德情绪的新进展及其未来
解 惠 本，孟 维 杰
(鲁东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山东 烟台 264025)
摘 要： 内疚情绪是人们认为自己的行为违背了自身的道德准则，或对他人造成了损害，继而产生的带有悔恨、愧疚、焦虑不安等的一种负性的情绪体验。因为内疚情绪是一种负性情绪，所以以往研究者更多关注内疚情绪给人们带来的消极的一面，而内疚情绪作为一种复杂的道德情绪，具有亲社会性积极的一面，近些年成为心理学家研究的热点。
关键词： 内疚情绪；道德；亲社会行为
一、引 言
近年来，道德情绪一直备受心理学家的关注，而内疚作为一种极其复杂和极具社会意义的道德情绪，在个体的社会行为和道德决策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早在弗洛伊德时代，内疚就成为了心理学家研究的对象。因为内疚是一种负性情绪体验，当时的研究者更多关注内疚对个体的负性影响，当个体处于内疚情绪状态时，其往往会感受到诸如悔恨、自咎、紧张焦虑等一系列不良的情绪体验，甚至可能会造成个体的行为退缩等不良行为反应。[1]
目前，研究者开始从道德视角关注内疚情绪积极的一面。从道德角度来看，内疚情绪促进了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发生，有益于个体道德水平的提高。[2]内疚情绪作为一种复杂的自我意识情绪，它的发展与个体道德的发展紧密相关。内疚情绪有利于个体社会关系的保持和维护，并且还会影响到个体其他道德情绪的发展形成。[3]现代生物技术以及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成熟，给传统意义上的道德情绪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方法。一方面，研究者利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面成像(PET)、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等脑成像技术来探究内疚情绪产生的脑神经机制；另一方面，随着内疚情绪研究的逐渐深入，研究者也对研究方法进行了不断的改进和创新，以期更加全面深入有效地探究内疚情绪。
在协同治理的实践中，妥协理性增进了社会管理高效这一科学技术价值，也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人的价值和人的行为主体意义”。 同时，这种浓郁的自由气质为社会各方参与管理社会事务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是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一种调节机制。探讨协同治理价值体系中的妥协理性，一方面深化了人们对妥协理性的认识，更好地把握其理论内涵与实质，另一方面也开启了人们探索达成妥协理性的方法与途径，对于构建我国当前稳定和谐的社会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为了展现内疚情绪研究的最新进展，本文将首先阐述内疚的内涵，进而逐一介绍内疚的不同分类、研究方法的发展以及其对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二、内疚的定义和分类
不同于喜悦、恐惧等基本情绪，内疚是一种极具社会意义的道德情绪。弗洛伊德认为个体之所以会产生内疚，是自我和超我产生冲突的结果。其中超我是个体已经完全内化的社会道德价值准则，而当自我产生违反个体社会道德价值准则冲动或者行为时，超我就会利用内疚情绪的不适感使自我放弃违反道德价值准则的冲动或者使自我做出补偿行为借此消除内疚情绪带来的不良体验。这是早期研究者对内疚的认识，然而对内疚定义的争论一直就没有中断过。研究者们陆续对内疚提出了自己的见解。Hoffman认为，内疚的产生是因为个体做了危害他人的行为，违反了自己内心的道德准则，从而出现内心的反省，并认为自己应对行为结果负有责任的一种负性的情绪体验。[4]另外，还有研究者从人际交往的角度出发，认为内疚是个体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依据自己所建立的道德认同标准，对自己所造成的行为后果进行评估，并最终将结果归因于自己，从而产生的不良情绪反应。[5]
综上，本文认为内疚是指个体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违背了自身的道德准则，或者对他人造成了损害，从而产生的带有悔恨、愧疚、自咎、焦虑紧张的一种负性情绪体验。个体往往为了消除内疚情绪所带来的不适感从而做出诸如道歉、补偿等亲社会行为。
到目前为止，研究者采用不同的研究范式，从不同的角度对内疚情绪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并根据不同的划分原则，对内疚进行了逐一的分类。生活中我们所提到的内疚往往是指人际违规内疚。它是指个体认为自己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了损害，并且认识到自己应该对行为结果负有相应责任时而产生的一种负性的情绪体验。[6]人际违规内疚的产生是因为个体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了实际的损害，个体为了消除内疚情绪带来的不适感，往往会做出道歉、补偿等亲社会行为。[7]
研究者们根据个体与受害者的关系、道德水平高低的不同、内疚产生来源不同等因素，又对一些更加复杂的内疚类型进行了探讨和区分。
1.替代性内疚
在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工人伊利奇，津津乐道地讲起中国河钢集团在当地“救活一座厂、带动一座城”的故事；
替代性内疚(vicarious guilt)是指当与个体有较高社会认同感或者人际关系比较亲密的人做了不道德的行为后，个体所产生的内疚感。[8]例如，有研究发现，当被试与偷东西的学生有直接接触或间接接触时，被试均会体验到一定程度的内疚感，[9]还有研究让被试写下自己孩子以前所做过的不道德行为或者仅仅让被试想象一下自己孩子正在做一件违反道德的行为，研究结果发现，被试都会产生相应的内疚感。[10]目前对于传统意义上的人际违规内疚的相关研究比较多，但对于替代性内疚的研究还比较少。特别是在国内还鲜有人进行研究。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作为一种典型的道德情绪，内疚情绪对于个体来说具有普遍的社会适应性。它能够提高个体的道德行为水平并且还可以抑制不道德行为的发生，因而具有很高的亲社会性。[23]从进化心理学角度来看，内疚是一种进化而来的情绪，可以促进个体道德水平发展，有利于个体人际关系的维护。[24]当个体产生内疚情绪时，往往会促使个体产生道歉、对受害者进行补偿、助人等亲社会行为。Tangney等人对儿童内疚倾向与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长达八年的追踪研究。结果发现，内疚倾向越高的儿童，越容易从事与社会公益相关的活动。[25]还有研究发现，当个体体验到内疚情绪时，在捐款时会捐出更多的钱[26]，会做出更多的助人行为[27]。国内研究者也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证实了内疚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例如，有研究者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考察了中学生内疚感与亲社会倾向的关系。结果表明，内疚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亲社会行为的发生。[28]张晓贤等人采用行为实验的方法考察了儿童内疚情绪对其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内疚情绪能够促进儿童亲社会行为水平的提高。[29]
群体内疚(collective guilt)是指个体所在的群体对其他群体做出了违反社会道德准则的行为时，个体基于群体成员身份而体验到的一种带有痛苦、自责的消极情绪体验。[11]当个体体验到群体内疚时，与人际违规内疚类似，个体也会为了消除内疚带来的不适感而做出补偿行为。但两者的不同点在于群体内疚指向的补偿对象并不一定是直接受害者，它有可能指向与受害者有共同身份的外在群体。例如，二战结束后，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的惊人一跪，这个举动的补偿对象可以说既指向了死去的犹太人，也在对犹太整个民族进行道歉。因此，尽管群体内疚是一种负性的情绪体验，但它同样会产生积极的社会行为。
3.虚拟内疚
由于使用量表法以及情绪材料存在上述种种缺点，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尝试采用人际互动游戏，人为操纵实验情境，并模拟真实情境来诱发被试的内疚情绪。在人际互动游戏中，研究者往往会引入容易导致被试产生内疚情绪的情境来诱发被试的内疚情绪。这种范式的优点在于实验任务更加接近真实情境，并且被试的内疚情绪体验更加具有实时性和持续性，还可以对内疚情绪所引发的具体亲社会行为进行实时测量，而不是像量表法测量的仅仅为亲社会行为倾向。另外，被试往往是不知道实验目的的，这就很好地避免了被试效应。由于上述种种优点，因此备受研究者青睐。[22]
4.内源性内疚、外源性内疚
少数研究者基于引发内疚情绪来源的差异，将内疚划分为内源性内疚(endogenous guilt)和外源性内疚(exogenous guilt)。[13]前者是指个体的内疚情绪直接来源于当前的任务情境，而后者是指个体的内疚情绪与当前的任务情境没有任何关系，而是来源于其他生活事件。这种对内疚的划分比较少见，国内也鲜有研究者进行探究。
三、内疚情绪的研究方法
在早期，研究者们大多使用量表的方法来测量个体的内疚倾向，而近些年来研究者们开始通过一定的实验范式来诱发内疚情绪。能否诱发出持续、稳定的内疚情绪是研究得以继续进行的前提条件，也是实验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目前，关于内疚的诱发方法主要有自传式回忆情绪诱发法、故事想象情绪诱发法、电影剪辑情绪诱发法、人际互动游戏法。
1.量表法
有Perceived Guilt Inventory[14]、Guilt Inventory[15]、Interpersonal Guilt Questionnaire-67[16]等单独测量内疚的量表，以及Test of Self- Conscious Affect[17]、Guilt And Shame Proneness[18]等可以同时测量其它道德情绪的量表。量表法的优缺点是显而易见的。虽然采用量表法可以对被试进行大量的施测，但是由于不同的量表基于不同的理论建构，因此量表测量可能会存在偏差。并且，量表法极其容易受到社会赞许性、个体因素等无关变量的影响。
2.自传式回忆情绪诱发法
目前，也有研究者通过各种脑成像技术对内疚产生的神经机制进行了探究。
3.故事想象情绪诱发法
是指让被试阅读描述内疚情景的故事片段，并要求被试对故事所描述的情景进行切身的想象，以此来达到诱发被试内疚情绪的目的。[20]这种方法虽然更加标准化。但是，这种方法是提前设计好的假设情境，并不是被试真实经历的情境，需要被试有意无意地进行配合。其是否能够真实地诱发被试的内疚情绪有待商榷。
4.电影剪辑情绪诱发法
5.人际互动游戏法
2014年3月1日，东营市开始实行商事制度改革。截至2016年底，全市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78357户，平均每个工作日新登记106.75户，与改革前34个月相比，平均每个工作日新增56.47户［2］，凸现了东营市“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蕴含的巨大潜力。
此方法是指让被试观看容易引起内疚情绪的电影片段来诱发被试的内疚情绪。与静态的情绪诱发材料相比，电影具有动态性，同时具备视觉、听觉刺激的优势，可以更有效地诱发被试的内疚情绪。[21]但这种方法的缺点与故事想象情绪诱发法类似，也是事先设计好的情境，而并非被试真实经历的情境，且需要被试有意无意地配合，那么每个被试所感受到的内疚情绪是否存在差异还不得而知。
虚拟内疚(virtual guilt)是指在现实生活中，虽然个体并没有违反社会道德准则或是损害他人的利益，但是只要个体认为自己做错了事或者认为自己的行为与他人的损害有间接联系时，个体就会产生相应的内疚情绪。[12]原因可能是其认为自己违反了自己所认同的道德价值观。因此，往往道德水平较高的个体会产生虚拟内疚感。
总之，目前内疚的研究方法已经有了足够的发展，为内疚情绪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但是现在还存在一些未能解决的问题，例如：对内疚情绪的诱发仍然难以量化操纵，是否能够真正诱发个体的内疚情绪还有待商榷，到目前为止包括内疚情绪在内的自我意识情绪模型仅仅处于假设阶段。
四、内疚的亲社会作用
2.群体内疚
是指要求被试通过回忆自己曾经感到内疚的生活事件，并尽量感受当时的内疚情绪，然后将回忆的事件以及当时的内疚感受用文字的形式描述出来。有研究者采用这种方法对内疚情绪展开了相关研究。[19]这种方法诱发的内疚情绪更加真实有效，但每个被试回忆的事件和情境不尽相同，诱发的内疚情绪程度、类型也难以控制，所以降低了内疚诱发的标准性。
3.1 直播后的沙蒿和柠条，在沙障的保护下，减少了风沙对苗木的危害，提高成活率。在不同规格的沙障内，当年造林成活率达到90%以上。
有研究者发现，当诱发被试的内疚情绪时，被试的前中间扣带皮层(anterior middle cingulate cortex)和双侧前脑岛处于显著激活状态。这两个脑区的激活与被试分担他人更多的疼痛惩罚，即做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密切相关。[30]还有研究发现，当个体处于内疚状态时，其大脑中主要有两个系统被明显激活，分别为共情系统和“疼痛矩阵”。[31]另外，有研究采用正电子成像(PET)技术对内疚情绪进行了相关研究，结果显示，被试处于内疚状态下，前旁边缘系统(anterior paralimbic regions)处于显著激活状态。[32]并有研究结果证实，以上脑区的激活会使个体产生相应的焦虑感，进而促进个体做出补偿或亲社会行为，借此来修复受损的人际关系。[33]
以上都是研究者采用相应的范式和技术手段对内疚情绪及其亲社会行为从行为层面以及神经机制层面所做的积极的探索。虽然内疚情绪是一种负性情绪，但它会促使个体做出补偿行为来消除心理上的不良体验，从而提高了个体的亲社会行为水平。所以，从道德视角来看，内疚情绪一方面可以促进个体道德自我的发展，进而可以提高个体的社会适应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另一方面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本研究结果显示，剖宫产、ARDS、肺炎、湿肺及羊水吸入综合征为新生儿气胸发生的高危因素。分析其原因为剖宫产可使新生儿迅速娩出，造成胸廓有效挤压不足，无法在娩出过程中有效挤出胎儿气道内的液体，增加气道阻力，急剧改变胸腔压力，造成肺泡过度膨胀破裂，诱发新生儿气胸[5]。新生儿发生羊水吸入综合征、湿肺、肺炎、ARDS等基础性疾病时，肺表面活性物质不足或痰液阻塞造成肺不张，降低顺应性，造成肺泡通气不均匀，肺泡过度扩张破裂，诱发新生儿气胸[6]。同时，早产儿因肺泡表面活性物质不足，造成肺泡广泛性萎陷，肺泡稳定性降低，肺泡内压力不均匀，若此时行呼吸机辅助通气，将增加气胸发生率[7]。
五、小结与展望
目前，内疚的社会行为研究是情绪以及道德领域的热点研究之一。当个体产生内疚情绪后，会促进其亲社会行为的发生基本已经是国内外研究者们的共识。总之，近年来针对内疚情绪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理清与探究。
要想做好群众美术辅导工作，除了营造良好的活动氛围之外，加大群众美术辅导工作力度也是群众美术辅导工作的重要环节。在时代不断发展的今天，社会上正在掀起群众美术文化的热潮，人们热爱美术、钻研美术，对美术抱有极大的热忱。为了满足群众对于美术文化辅导的需求，我们应加大对群众美术辅导工作的投入，提供更多有利于群众美术文化发展的资源，为群众美术文化的发展提供动力，鼓励更多的群众参与到群众美术文化活动中来。
近年来，创业投资的项目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调查显示，2017年中国创投的项目来源仍然以“政府部门推荐”（21.9%）、“朋友介绍”（14.0%）和“项目中介机构”（16.0%）3个渠道为主。但三者占比之和从2013年的64.5%下滑到2017年的51.9%。
第一，内疚、羞愧和后悔是极其容易混淆的三种情绪[34]，如何将这三种情绪进行区分并且探究每种情绪产生的根源所在，这是今后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之一。
《孔雀与藤》讲述了两位分属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度却有着丝丝缕缕的艺术勾连的天才艺术家的故事，这两位艺术家分别为西班牙设计大师马瑞阿诺﹒佛坦尼和英国艺术家威廉﹒莫里斯。这本随笔共183页，主体部分分为五章，分别为“佛坦尼和莫里斯”，“房屋”，“北方和南方”，“织物，设计和灯光”，“石榴”，“鸟”，“尾声”，非主体部分包括“阅读书单推荐”，“书中插图列表”，“致谢”。书中的插图共有46幅，包括两位艺术家的绘画、房屋和设计的作品以及拜厄特本人在佛坦尼宫殿里的照片等。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采用“纯软件”的形式开发了捣固车虚拟仿真驾驶系统，较传统的模拟驾驶系统有着场景逼真、沉浸感强、系统结构简单、开发成本低、周期短的优点，但其交互性与基于硬件操作台的模拟驾驶系统还有一定的差距。针对其不足，进一步研究使用Microsoft HoloLens混合现实设备，开发虚拟场景与硬件操作台相融合的混合现实驾驶系统。系统中，场景以全息影像的方式作为真实世界的一部分（混合现实），支持与全息影像进行交互，融合虚拟仿真系统便捷的交互性与硬件操作台的实际操作手感，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第二，内疚根据不同的划分原则可以划分为多种类型，比如人际内疚、替代性内疚、群体内疚、虚拟内疚等。那么，不同的内疚其产生机制是否相同，产生的社会行为是否存在差异？针对这些问题，目前还鲜有研究者进行探究，因此可以作为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
第三，内疚是一种道德情绪，目前对内疚的测量和诱发很难避免社会赞许性，这就降低了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外部效度[35]。因此今后需要开发能够尽量避免社会赞许性的研究范式，进而提高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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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内疚会影响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已经被大多数研究所证实，但是关于两者心理机制的研究还并不是很多。所以今后的研究可以结合道德认知、道德认同、道德判断等来探究内疚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心理机制以及脑神经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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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lt :New Progress and Future of Moral Emotion
XIE Hui-ben, MENG Wei-jie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25)
Abstract :Guilt is an nega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 in which people believe that their actions violate their own moral principles or cause harm to others, which are followed by feelings of regret, guilt, anxiety and so on. Because guilt is a negative emotion, researchers us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negative side of guilt, and guilt, as a complex moral emotion, has a pro-social positive side. In recent years, guilt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research.
Key words :guilt; morality; prosocial behavior
中图分类号： B842. 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1869(2019)03-0091-05
收稿日期： 2019-03-14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道德脱离理论视域下中学校园暴力及横向干预研究”(18CYJ03)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解惠本(1989-)，男，山东即墨人，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道德情绪研究。
〔责任编辑 常芳芳〕
标签：内疚情绪论文; 道德论文; 亲社会行为论文; 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