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艺中的“等高线”图景——文艺随机性琐议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论文,等高线论文,随机性论文,图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艺是社会发展的函数，或谓与社会发展、进步正相关。这是一种广泛流行的文艺社会学理论。他们首先肯定人类生活，尤其是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决定因素，进而说明没有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根本不可能有文学艺术的发展。于是文学艺术就被纳入到社会历史主义的框架之中。许多学者根据这一理论勾勒出一幅与社会历史轨迹相协调、相同步的大体呈上升曲线的文学艺术发展史的宏观图景。当然他们也见到了某些生产力低下经济生活简古时代神话的不朽与社会经济相对落后或社会发展呈现某种衰退却有伟大文艺家出现的事实，于是又表述了特定时期社会经济发展与文艺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作为上述理论的补充，以形成文艺社会历史主义的自洽性、普适性。处于复杂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文学艺术，一种社会精神现象，受制于社会运行机制这几乎是勿须证明的。而且文艺史大量事实也表明，文艺史确有被社会发展变化曲线决定制约的发展曲线，两者呈同步或准同步的一面。但与此相悖的文学艺术现象也绝非少数更非偶然。无论就中外文艺史做总体考察，还是就局部进行微观探求，人们发现：一，不仅距今遥远的古代，而且几乎处于我们生活之前的每一时代都有一定数量的葆其不朽高出绝大部分甚或全部作品的杰作。二，除却特殊原因，如长期大规模战争或其它巨大灾变造成文艺发展断层外，社会历史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并不保证所有的文学艺术的发展与其同步，当然也不保证发展后期的文艺一定高于发展前期的作品，或是相反。三，一种文艺样式、文体形式的过时并不表明这种样式形式的文艺全部过时，一种文艺样式文体形式的产生并不保证按其规则写、谱、画的每部作品都比旧的成功或更有价值。四，处于同一社会历史时期，受同一文化传统熏陶，执同一创作方法，生活道路基本相同的文艺家的作品，可能是各有妙处，不可互易，也可能巧拙有别，高下悬殊；更有下笔有如神传之千古的大作。五，不同种类的文学艺术并不一定在各民族那里有相同的社会历史、社会发展阶段同时产生，一起繁荣。在世界各民族那里，社会发展与文艺发展、各门类文艺发展呈现出更多更大的非同步性，歧异性。正如傅雷先生所说，西方文学与诗的繁荣发展可以追溯到近三千年前之久，在造型艺术中，巴德农神殿的楣梁雕塑已经代表了一个高峰；但音乐的表现力和构造复杂的结构直到十八、十九世纪才有可能。因此音乐史有音乐史的节奏。书法艺术几乎是中国的专擅。几个世纪都有过辉煌的代表。可正当西方音乐如日中天，我们这个诗的王国在这个领域却是一片沉寂。六，总之，不论世之盛衰治乱，先后优劣，都可有伟大文艺家文艺作品产生，都不必然决定某一门类的文艺产生和繁荣。那么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是否伟大作品，与世不同步的杰作有与那些大量的与世合拍、协调、同步的文艺家、文艺作品有不同的发生机制呢？从现象上看，那些伟大文艺家及其作品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关系中处于不那么紧密，也不那么确定状态中，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随机性、不确定性。它们似乎有某种挣脱社会历史、社会经济、社会文明作用场的倾向，对社会生产仿佛采取了一定的“淡化处理”的态势，表现出对传统社会学的相应疏离。为了探明究竟，我们愿从科学与文艺、科学史与文艺史、科学家与文艺家的粗略比较中着手进行。
二
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大体说来或许是随着社会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进步而进步。粗略地看，人类自揖别动物界至今，创造了一个由低到高的社会发展历史，科学技术因之而有了一个与之大体相符的上升图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发展是递进的、累加的，具有明显的继承性。一般地说，前一代科学技术水平低于后一时代，后一时期的科技成果包含、高于前一代的成果，可以替代前一代的成果。前一代或前几代的伟大发明发现成为后一代人们的常识和普通技能。以前的伟大天才科学家、发明家也成为后代的人梯而被超越。欧几里得几何学、微积分、牛顿力学无疑是天才的产物，在科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它们早已成了中学、大学教科书的部分章节；布洛卡的脑定位研究，孟德尔遗传实验等杰出成果已被包含在更为完备的当代脑科学与遗传理论之中了。几乎自然科学技术史上的所有天才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的发现与发明全部包容在现代人的更加深广的知识结构中和实践操作系统里。文学艺术史上固然有许许多多类似科学技术史的被继承、被包容、被超越从而被取代的事实，但却同时存在着大量如是情景：李白的出现并没有取代屈原，南北朝的民歌也没有令人忘记诗三百篇。波特莱尔的诗才掩盖不住荷马的光辉，众多获诺贝尔奖的大作也难以动摇但丁、歌德、雨果、托尔斯泰的辉煌地位，明清至今的小说早已蔚为大观，红楼梦依然是一颗耀眼星辰。现代艺术的曼妙难能消解古典的温柔蕴藉，西方袒露的强烈、眩目的华贵取代不了东方虚静的意味与冲淡的雅逸。古今中外天才文艺家恰如诸峰对峙，众水分流，永远是各尽其妙。
科学技术发展以累进式进行，不断上升、不断超越，与社会发展呈类似的上升曲线，是由科技活动的目的、性质、科技活动的主客关系决定的。科技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主体控制客体的有效信息，因此科学家的任务是最大限度逼近客体，要求尽量大或最大的客观性，尽量减少甚至全部排除主体主观因素的干预。其理想是即使找不到纯粹的中性方法也要得到中性结果。科学活动虽然也是一种人格活动、文化活动，在科学活动中有气质、性格、心胸、个性、偶然的情绪、心境的参与，但它们或是作为活动的动力因素，处于活动的边缘，或成为活动的一定文化风格，为大脑逻辑运演、分析认知理性服务，并不介入智力、认知、理性内部、深层，更不进入活动的结果——定理、定律、数学模型与理论假说之中。因此科学活动是通过智力操作将完整有机对象进行逐次抽象、无穷竭的分解、严密论证、制定明晰概念，转化为化学物理量、数学语言，或通过综合将概念拼合成概念式整体的人工物，求得同现实的整体对应。总之，客观性、量化倾向、精确、严密与明晰是科学也是工程技术的特点。正是这种量化特点不仅使不同科学技术成果之间具有可比较的性质，还可以编制成可操作的程序，理论上被师学继承，实践上被应用而成为后继者的知识增长点，创造性实践的起步阶梯。于是科学技术活动、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就成了类似接力赛式的活动，有了递进的、累加的、持续的又不断被超越的特点。造成这一现象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科学活动的量化特点。科学家的智力活动包括非逻辑直觉与可量化的认知与逻辑运演。如前所述，科学活动的结果不仅非智力心理因素都被排除，就是直觉也须转化为逻辑理性溶入科学定律这一结果之中。于是科学家的线性一维的认知可以等值地转为概念性语言和量化的数学语汇。因此科学家的智力活动也可以被师学、掌握、运用，被继承、超越、发展。而文学艺术家的创作是审美活动，是心灵整体的活动。科学家的认知仅是心灵的一侧面、一因素；文艺家的创作是知、情、意、欲求、气质、个性全部心理，感知、表象、联想、体验、创造（灵感、直觉）全部能力，意识与无意识、正常心理与异常心理、第六感与神秘沉思、瞬间萌生的奇思妙想与一切难以预料的主观任意性的协同活动。文艺家在静观背景下的心灵整体性调动便是审美创作。这种特殊角度下的心灵各种因素的整体效应便是美、审美。审美中虽包含认识，却与科学家的认识不同。它已在审美整体中失去了它的独立与自主，具有了表现美的特性。如克罗齐所说，文学艺术是直觉品（意即美）。全体大于部分之和。因此其中的各个部分都不复有独立形态的特性与功能，而成了构成美、表现美的与整体不可分的因素。譬如人物画像脸上的一点红，已不再是物理学家的红色粉末、化学家的四氧化三铁，而是人物形象的有机构成，从而具有了表现功能。他进一步说，因此直觉品中可能包含了足够多的论理章节，既 已属于直觉品而不能剥离，其功用、性质也便是直觉品的了；在哲学与理论著述中，尽可以有许多直觉品的片断。因是哲理整体的构成部分，已成了服从论理整体目标的非独立因素。审美是包含认识在内的各种心理因素的整体效应。因此将认识、反映从中抽取出来非但不可能，还要把它当作创作活动与艺术作品的核心因素从而强调文艺创作与文艺作品的认识功能，实在是舍整体论取还原论的失误。既然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是心灵活动，那就不像科学家的认识活动可全部量化，只有一部分可能量化，可被师学，还有相当部分不能被量化。这当中还有许多方面不能被师学，如性格的内倾与外倾，主静与主动，反应的速度、力度、灵活度；情感体验的反映敏锐程度、微妙程度、强弱程度；悟性的深浅、迟速、广狭、精粗。人的心理是先天与后天的统一体。先天素质的不同形成了一系列后天心理的从形到质的独特的个性色彩、基调、品味，形成了一系列的不可强化不可比的因素。这些对科学家说来也许无足轻重，对文艺家说来却是极其宝贵的。文艺家凭靠它们形成了一个个独特的不可重复的艺术世界，构成了文艺作品的生命特质，一部分作品的精、气、神；一部分作品的风骨、气韵、神采。傅雷先生曾译法国保尔·朗陶尔米关于舒伯特与贝多芬比较研究文章，颇能印证上面的论述：要了解舒伯特不能只停留在他平易的外表，必须注视那妩媚的帷幕包裹着的深刻的人生烙印。他的儿童般的心灵深藏着可惊可怖的内容，骇人而惊异的现象，无边边际的悲哀，心碎肠断的沉痛。他是快乐、风雅而又感伤的维也纳人。他虽然温婉亲切，却很胆小，不断追求梦幻，以慰藉心灵深处的一种抑郁、悲哀、绝望。这颗高尚、纯洁、富于理想的灵魂不能以现世的幸福为满足，常有向往“他世界”的惆怅，使他的心灵染上了特殊色调。作者认为，舒伯特对人间幸福所抱的洒脱中掺有悲剧意味。但与贝多芬的悲剧意味不同。他的悲剧意味带有幻想与神秘，而贝多芬的悲剧意味则是现实的命运的挣扎与心灵的苦斗，因为贝多芬的根牢牢扎在现实之中，绝不到它之外去建造欢乐，忍受痛苦。舒伯特与贝多芬的乐曲中有同样的有力和伟大。但舒伯特的心灵更细腻，更富于诗的气质，他的灵活头脑更留恋细节，擅长烘托每一个意境。贝多芬的不同凡响与独一无二的特点在于力与动的强大浩瀚。但他缺的正是前者的细腻而蕴藉的诗意、一种烦恼、一种惆怅。一切情感方面的伟大贝多芬应有尽有。但另有一种想象方面的伟大，或者说一种幻想的特质使舒伯特超过了贝多芬。舒伯特多仰仗天然真率的领悟，这几近于诗意的想象而非哲人的玄览。贝多芬却更带思想家的气质，喜作抽象思考，有坚决的主张和坚定的信念。因此舒伯特虽更有修养却不如贝多芬胸襟阔大，纯粹的观念使他望而却步。他的全部优点在于他的温厚、亲切的一颗心和丰富的幻想。在贝多芬身上充沛无比而为舒伯特所无的是意志。贝多芬既是英雄精神的显赫歌手，在他与命运的抗争中也是当之无愧的英雄。在舒伯特的天性中绝无英雄气质，他主要是女性性格，缺乏刚强，浑身都是情感。他对一切都寄于同情，推心置腹。他的心隐隐约约与所有心灵密切相连，他不能没有人与人的交往。而贝多芬则是伟大的孤独者。舒伯特的浪漫气息不减于贝多芬，但不完全相同。贝多芬的浪漫气息从情感出发的远过于从想象出发的。在舒伯特的心灵中形象所占地位不亚于情感。因此，舒伯特音乐中的画家成分千百倍于贝多芬。贝多芬当然热爱大自然，但他的爱田野是为了能够孤独，也为了获得一种生理方面的快感。但他的这种爱不免有些空泛。舒伯特的感受却十分细腻而微妙，这种特点在他的作品中有突出表现。另外贝多芬并不超越自己，广阔天地对他已经足够了，可舒伯特有突出的超自然的感觉，这感觉引他到一些光怪陆离的领域中去。再从音乐与技术方面看舒伯特与贝多芬虽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有极大的差别。他们的作品同样有力，激动人心，同样悲壮，但用的是不同的方法，有时竟是相反的方法。在贝多芬音乐中强力节奏具有震撼心灵的体力，而旋律本身却往往不大吸引人，和声往往贫弱。而在舒伯特的作品中，节奏往往软弱无力，旋律却极其丰富、优美，和声具有特殊魅力，他们才华不同处还表现在：贝多芬非惨淡经营则写不成作品。他必须反复修改、删削，总之他没有一挥而就的才干。舒伯特却最擅长即兴。几乎从不修改。贝多芬一生不断努力，不断探索创新，在舒伯特身上却没有更新，没有演变，然而他的作品绝不单调，更不使人厌倦。
三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文艺家的创作绝不像科学家只运用逻辑理性、认知的心灵单一侧面，而是身心的全部投入，包括先天与后天的生理心理结构—功能，包括理性与非理性，包括心性、气血、阴阳刚柔的各个方面，包括确定的与随机的、稳定的与飘忽的心理因素，包括心灵整体的鲜明特征与精微幽缈的超微结构特性。凡此种种的都或隐或显地化入到作品中去，成为美的有机构成。因此创作绝不是一种形象反映认识过程，也不是形象思维过程，因为思维总是要指向客体，逼近客体。文艺创作是在审美框架中主体与客体、物与我的生克制化过程、交流互渗过程，主体（包括主观心理、精神）拥抱、熔铸客体，客体激扬催发文艺家的神思、灵性。总之，经过感官先天信息加工程序的“改制”，价值需要的评估，情感体验的晕轮效应，人格心胸的渗透，审美观照的折射，创造力的升华化合，主客体始成一个具有新质的主客合金。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可粗略比为打刀。打一把刀，由矿石开采起到在洪炉里打成一把刀的每一步都是应用的理化原理，是指向对象的智力活动，工匠的情感、气质、心性并没有物化到利器上面。文学艺术品却是文艺家的心性、人格、修养、秉赋、才气的表现。文艺家的精、气、神与客体合二而一了无痕迹。因此文学艺术的目的从来不是忠实再现客体本来面孔，文艺家也从来不奢求如科学家那样解析客体。人们也从不要求文学艺术提供科学才能提供的中性真理，其实严格说来，科学也不能提供纯中性真理。如果不是这样，莎翁的戏剧、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战争与和平、红楼梦，早就该像一部部老旧史书尘封在图书馆无人问津，或是人们从荷马史诗直读到西线无战事，从诗经读到晚清小说，中外历史便可了然于心，不必再读卷帙浩繁的史籍了。而且随着历史脉络的掌握，还会熟记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剩余价值、市场经济机制、牛顿定律、测不准原理。如果文学艺术中有理，有客观历史事实，已经是心观照下的理、事件、史实，不是科学家知解力分析论证的理、事件、史实。是处于审美整体之中并表现审美整体效应的非独立的理、事件、史实。人们吟一首诗与思索一则定理的目的不一，心理结构也不同，好小说一生中可反复阅读多次，而历史教科书哲学读本，除非是研究，看一遍也就算了。去电影院与科学演讲厅，人们都是迈动两条腿，但却怀着两种心态。这些日常经验很有说服力，而有些理论家偏爱做有违经验的文章。在文艺创作中，主体既作用于客体，客体也作用于主体；主体既决定客体，客体也决定主体；主体既规定客体，客体也规定主体；主体既向客体渗透，客体也向主体渗透。主体客体是创作过程的一体两面，是共同织进文艺世界的交汇缠结的经线纬线，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佛家水晶球，是彼此互根的“太极图”。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文艺家创造性愈强，在化合过程中，主体便起着积极、主动的作用。因此，素材的多寡、品第高下很重要，为作品提供矿石，文艺家的才、气、学、识，更重要，它不仅提供矿石，而且提供冶炼、锻造的方法、决窍、精妙之道，为作品塑造神魂。如果文艺家是大才、天才、奇才，那么主体、主观在创作中的主动性、主导性就更加突出，甚至冲出社会文化场，创造出不朽的篇章。什么是天才？当然这是一个永远探求不出最后结果的课题，而且永远不能道其精。但约略地说是指创作主体生理心理结构功能的独特性、优异性、超常性。如感受力的敏锐、微妙、想象力的新颖独创、情感体验的丰富、精微难传，直觉的洞彻深邃、语言、色彩、声音的精妙巧切组合的传神能力。文艺家的创作生理心理结构功能系统是在生物性生理心理结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系统。它既包含了先天与后天的可比性方面，又包含了不可比方面。它们共同参与到创作活动中去。其中不可比的独特性、优异性、超卓性，在艺术生命的孕育中，艺术魅力的构成中，艺术表现力的形成中起关键的、主导的作用。正是这种不可比性使文艺家有一颗充满悟性与灵气的心，有心对物的无可替代的不可重复的体味、感悟与妙得。正因如此，同一素材，经平平之心成平平之作，经非凡心灵的孕育、天才的点化而成为上品、神品。完全可以说，艺术天才可以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他们建造了一个令人类惊叹、沉醉、超越卑俗通向圣洁的世界，一个与人类共始终的魅力无穷的世界。他们使一匹马、一只蟹、一缕炊烟、一片落霞、一堆瓦砾、一丘黄土，一颦一笑，这些生活中琐屑平凡的现象具有了迷人的意蕴与不朽的艺术生命；使月亮这颗科学家眼中悬在太空的死寂的岩石，地球的一颗卫星幻化出千万诗、画、乐章，浮现出万种风情。正是艺术天才与宇宙人生的良缘佳会、伟大心灵与造物的灵妙撞击，神思的微妙运作，直觉的瞬间萌动，遂使主体与客体默然契合产生出永远拥有未来的杰作。由艺术天才创作的这些历久不衰的作品，无论是产生于远古还是现代，无论是出自异域还是本土，它们都是一个个高峰，令人叹为观止。它们既高高超出同时代的一般性作品，也超出各个时代的平平之作，形成了漫长文艺史诸峰对峙的雄奇阔远的景象。
四
通过上面粗略论述是否有如下几个方面值得思考呢？
一、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是如下的文艺史宏观图景：一部分是与社会发展史、文化发展史同步或准同步呈大体上升曲线的大量平平之作的依附性图景；一部分是由不同时代、地域、不同民族的艺术精英、天才创作的、呈时空随机分布疏密错落的类似地形图上等高线的伟大作品的超越性图景。等高线式的作品不是一时的偶然的，有它产生的深刻的内在机制。
二、文学艺术研究，文学艺术史研究既要探讨“上升线”与社会的广泛内在有机联系，还要在考虑“等高线”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考察创作此类作品的天才型创作主体生理心理结构——功能的生物侧面，先天构成。这样，在文艺史、文艺家、文艺创作、文艺作品的研究上，除了要有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视角外，还要有生物学、生理学、脑科学视角，除了考虑确定性还要考虑不确定性，除了考虑因果联系还要考虑统计联系，除了考虑可比性还要考虑不可比性。
三、文学艺术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不是呆滞的而是富于弹性的。在这里使人注意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机制，在很多领域很多方面给人的主动性、创造性、生命意志留下了回旋余地。人是环境的产物，而环境又是由人来改变的。这就给人的创造性、意识超前性、主动性等统称之为主观能动性的各种因素以充分发挥的可能。研究表明，生物性先天才能的发挥与一定程度的知识文化相关，但超越一定限度，便失去了两者的正相关性。而文学艺术优异才能的充分发挥，伟大作品的出现并非自人猿揖别的那一刻始，而是需要社会物质文明与社会精神文明的适度发展水平，人的精神的适度成长，文艺实践经验的适度积累。犹如种籽必须有土壤、阳光、空气、水分才能发芽，但开出什么花、结什么果则在种籽而不在环境条件了。一般性作品，在创作的主客关系上，主体受客体制约要强，受社会文明社会发展的影响要大，因而表现出与社会发展的同步性。卓异的禀赋与才能当然也要接受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影响，譬如文学艺术表现的社会生活的时空特点、形态水平、创作方法的历史承接，文体的流变，表现手法、修辞方式，词汇量的新旧、繁简、多寡，这些使文艺杰作有了可师学可继承可比较的方面。但是天才、旷世奇才还有卓异的不可比的另一面，使得他们主观世界蕴含着巨大潜力。这些潜力表现在对创作素材的匠心独运，对文化模式潜力的极大发挥，对模式的一定突破甚至创造新模式。因此他们的创作和作品表现出对社会物质文化存在的某种超前性、突破性、创造性，对传统的超越性，这便造成了里程碑式文艺作品与社会发展的非同步性。而且这等天才的出现服从于生物统计规律，呈时空随机分布。由于我们看到了文艺家、文学艺术既受社会存在、社会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与制约，又受生物因素、遗传基因作用的情景。“认为存在着人的意识活动的这样一些形态，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不受社会生活方式影响的纯生物学过程，这未必是有根据的，认为有某些意识活动的形态不依赖于在人身上完全保持其作用的一系列生物学的规律，也同样是缺乏根据的。”世界著名脑科学家俄国的鲁利亚在其主编的《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基础》中的这段话以及再根据我们上面的论述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呢？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物性自然存在是否也决定社会意识呢？文艺与文艺史家是否可以从社会存在与自然存在两个方面去探索研究呢？是否可以认为社会存在（客体）起主要作用的文学艺术采取的是与社会发展同步的发展方式，自然存在（主体）起重要作用的文学艺术采取的是带有某种超越性的与社会发展非同步的发展方式呢？
四、文学艺术是大脑的创造。人脑的机能大部分是随机的。随机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脑——耳目、神——与外物相接的不确定性；一是脑神经生理生化排列组合的不确定性，即创造、决策的不确定性。譬如前者，发明人可因挺直状的自然物的启发创制出笔直的车辕子，像中国。也可因彩虹而联想生产出拱形车辕子，像朝鲜。譬如后者，彼时彼地有人以表意方式去创作，此时此地又有人以再现写实的方式去构思。因此，虽然各民族经历的社会历史阶段大体相似，但各民族的文艺史与其社会发展史以及各民族文艺史之间表现出纷繁杂多的歧异性。有的民族那里很早就有了某种艺术门类，而有的民族则过了相当年代才有此种艺术；有的民族具有的某门艺术却为世界其它民族所无，即使有些民族同时拥有某种艺术，但其艺术精神却有鲜明的差异。正是脑的随机工作程序造成了文学艺术范围内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不确定，造成了各民族社会历史形态的约略的一致性与文学艺术史的歧异性，造成了文学艺术多元化特征。由于脑的随机性，我们可以说在文学艺术领域遇到的是一个掷骰子的上帝。
五、那些堪称伟大的文艺家，多有突出的沉思参悟的直觉理性品格，即诗人兼哲学家的气质。参悟宇宙人生奥义是人类大脑机能的边疆，是永不可解之谜。这是从人类早期一直延续至今的精神活动，其因在人之内，其根在脑的深层。在这里我们想引述铃木大拙对日本十七世纪诗人芭蕉及其一首俳句的赞叹：“当芭蕉在那偏僻的乡村小道上，发现了这一株平淡无奇、几乎被人忽视的野花绽开在残垣破墙边时，他感到这朵小花开得如此纯朴，如此谦恭，毫不眩人耳目。然而当人们看它的时候，它又是那么温柔，那么洋溢着圣洁的光辉，要比所罗门的荣耀更为灿烂！”“这位诗人在每一片花瓣上都读到生命或存在的最深神秘”。“那时在他心中颤动的情感，颇近似于基督徒的所谓的神圣之爱，这种爱伸展到宇宙生命的至极深处”。这位日本学者接下去深情无限地说，“喜马拉雅山可以激起我们崇高的敬畏感，太平洋的波涛可以引起人无限的遐想。但是，一旦人的心灵或诗意般地、或神秘地、或宗教性地敞开时，他就像芭蕉一样，甚至在每一片野草叶子上都感觉到有着某种真正超乎一切贪鄙、卑下的人类情感的东西，它把人提升到一个犹如净土一样光辉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无关乎宏大壮丽。在这一方面，这位日本诗人具有特殊禀赋，能超越一切数与量的尺度，在细微事物上发现伟大”。一切天才作品的这种伟大发现，指向无限的意蕴，主要关乎诗人持有的特殊禀赋、与社会存在社会发展总体的上升曲线关涉不多，这是天才之作进入等高线的又一原因。
六、科技主要关心物质文明，与人类生存原欲关系直接密切。生产力的提高主要靠生产工具的不断创新和科学定律的不断发现。因此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生产、再生产、经济、社会发展大体相同步。文学艺术满足人类精神需要，而审美需要是人类天性原欲的一种。虽然它不及物质需要那样基本迫切，但正如心理学研究所证明，需要的迫切性并不保证其在一切场合的优先地位。因此人类远在琢磨第一件生产工具时，他们便同时在林中、山下、水畔赤身呼啸歌舞，这是人类最早的艺术门类——机体艺术，用造物给的器件手舞足蹈、引吭而歌。因此在人类整体生产生活水平经济状态相当低下的时候，便有艺术活动与之相并行，而且可能已有第一批伟大表演艺术家诞生。因为科学智力，包括科学天才必然受到严格而冷酷的客观限制，譬如必须走从火的发现到火的制造的漫长道路。艺术天才是造物所设，是自然演化的结果。科学指向客观，障碍在科学家之外，文学艺术是心对物的观照体悟，关键在心之内，在心的等第、巧拙、刚柔。科学在彼，文艺在此，在心，心是天造地设，服从生物遗传规律，不因时代先后高低兴衰治乱而改变而失效。因此只要社会经济文化达到一定程度，这种希有的随机出现的天才便会创造出里程碑式的作品，共同构成文艺史的“等高线”图景。这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科技、文艺与社会存在社会发展的关系，证明社会存在与天才型文学艺术的松散的不确定的关系，进一步阐释文艺“等高线”产生的机理。
“等高线”类的作品，当然与其所出的时代潮流，社会状况，文化氛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学界已谈滥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它们生于一个时代却拥有一切时代，一定与那些平平之作有什么不同的特殊机制，本文的着眼点则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