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社会资本研究

企业的社会资本研究

陆丹[1]2009年在《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及社会资本的转型》文中认为在改革开放叁十周年的总体背景下,民营企业的发展一方面受益于国家-社会的让渡转型,另一方面也参与并促进了此一转型过程。此外,要理解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就必然要理解民营企业的动力机制、条件、局限与障碍在哪里。以往的研究对我国民营企业的发生发展做出了有效解读,但他们都较少关注民营企业自身在发展中的变化,更少有学者应用社会资本理论来解释中国民营企业在其发展及转型中的特殊作用。因此,本文在社会转型背景下来考察民营企业的发展,关注的是我国社会转型及在此转型过程中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价值支持及动力机制等;而在分析中国转型社会中的民营企业时,笔者找到了一个在社会理论中更具综合力和解释力的分析工具——社会资本理论,从对民营企业发展研究这一角度来说,此种解读具有提出学术新视角的意义。本文首先假定:第一、中国民营企业无论是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或者其它类型中的哪一种,在其初期阶段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这种快速发展一定有其内在动力,这种动力便是本文提出的原生性社会资本;第二、这种内在动力要发挥作用则一定有其需要满足的条件,这种条件便是本文所指本土文化、以及基于文化的社会优先价值和社会关系;第叁、民营企业经历转型必然是与其外部环境变化相契合的,此处的外部环境指现代化;这种契合导致了社会资本的转型,形成本文提出的次生性社会资本。本文以社会资本作为考察中国民营企业不同时期变迁的主要尺度;存在于中国民营企业不同阶段的社会资本具有不同的性质,换言之,是不同质的社会资本将中国民营企业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基本划分为创业期、发展期两个阶段。民营企业拥有社会资本的从原生性趋于次生性转化即从社会资本轻便型向沉重型模式过渡,与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结构性条件相关;民营企业要解决现在发展的困境,需要新型的次生性社会资本,即基于交互方基本对等的互惠型社会资本,而这种社会资本的基本社会结构性条件是:构成社会结构的基本关系之间具备新的让渡关系,进而多方关系因相互钳制而相互依存,而使得结构变得稳定、持久。因此,本文认为民营企业的发展与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是相关联的,社会资本的变迁不仅反映了民营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也反映了社会优先价值的变化,进而反映出社会整体结构的转型。具体来说,民营企业社会资本的变迁分为以下创业阶段和发展阶段。在第一阶段,民营企业利用传统社会网络中的亲属(家族、乡缘等)资源取得了有利于企业入场的、较低成本的原生性社会资本,此时的原生性社会资本对民营企业来说是轻便的,助其快速发展;在第二阶段,原生性社会资本逐步变得沉重,开始变为民营企业运行的负担,企业一般趋于摆脱这种原生性社会资本,另而选择适应市场规范、社会发育、法制环境的次生性社会资本,次生性社会资本则要求相应的社会结构出现。

易畅[2]2008年在《基于公众角度的企业社会责任与社会资本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企业社会责任与社会资本都是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需要增加企业的费用,而增加的这些费用能否给企业带来效益,这一直是许多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本文探讨的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转化为企业社会资本的问题,把企业自觉履行的社会责任转化成企业获取稀缺资源能力的社会资本,来加强企业发展的可持续竞争力。信任是社会资本创造的基础条件,社会资本的形成不仅需要信任等道德的铺设,而且其创造,也需要一定的信任预设资源。目前企业的发展阶段正遵循着“机械企业”、“经济企业”到“社会企业”的过程,公众对企业的要求、期望不再是仅仅满足基本的产品、利益需要,而更多还要看企业是否满足公众的健康、安全、环保等需要,具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公众才会信赖、认可,进而获得社会信任,增加企业的社会资本。企业社会责任既有企业的认知又有公众的认知,它们之间存在差异,因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时应该把公众认知放在首位,了解公众的切身利益,获取公众对企业的信任感。本文通过实证调查研究,获取资料后进行分析得出,企业履行各种社会责任对公众信任程度的影响,使企业了解公众的需求,最终实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向社会资本转化。

王丽丽[3]2017年在《单位认同与社区认同的互构》文中提出“单位”研究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最具活力的议题之一。大量的学术成果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从宏观角度入手,对单位制度的变迁史、单位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加以分析;二是聚焦中观角度,从单位组织的内部构造、运作逻辑及组织与人的关系加以探讨。而微观角度的研究,尤其是对“单位人”的生活史和命运史的微观透视,则较为薄弱,造成单位研究“只见制度不见人”的单向度缺憾。受单位制浸染,单位化最为彻底、单位记忆最为深厚、单位惯习最为完整的单位人,不是至今仍旧身处单位中的单位职工,亦不是单位体制下的全部社会成员,而是那些退出单位坛场却还怀有强烈单位意识的退休人员。在单位工作时期,单位组织承载着公共性,造成单位人完全依附于单位组织,透过单位组织获取物质生活保障以及公共精神生活资源。单位人在持续的交往和频繁的互动过程中,不断建构自身的价值体系和行动方式,形成了高度划一的集体意识与单位认同。随着单位社会的消解和终结,社区发展、社区建设凸显为重要的实践议题,社会成员的原子化趋向使得新的符合时代特点的社区认同亟待产生。本研究试图将“单位人”带入单位研究的分析视阈,透过“退休人员”这一特殊“单位人”群体,反观单位对“单位人”集体认同的构建,寻求社区生活公共性建构的新路径。通过对于田野对象G社区的实地考察,发现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典型代表,G社区公共性生成的困境很大程度来自于传统的“单位”色彩和因素。因此,本研究重在揭示“后单位”时期社会成员单位认同与社区认同之间复杂的互构特点,以期探索社区认同实现的有效路径。首先,回顾单位居住区的形成及其特征。G单位居住区的变迁与驻区单位的变迁史密不可分。从社会建构的角度分析单位制及其变迁、单位内部组织功能两方面对于单位人的单位意识生成的影响。从主观建构的角度分析单位人对单位光荣与辉煌、苦难与危机以及日常生活情感等方面的“记忆痕迹”。揭示“单位人”集体认同形成的背景,即单位社会时期单位人纵然生活在社区,社区公共性是由单位主导和承载的公共性,其认同的来源依旧是单位。其次,描述单位社区公共性建构的特殊路径。单位制度的解体使得单位人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依附性也随之解散。单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剥离开来,大部分转由社区组织承接。传统的单位人不得不去适应一种新的社会整合形态与社会生活方式。单位人社区认同的建构成为“后单位”时期基层社会治理中新的命题。“单位”之于社区生活的“场域”来说似乎应该完全处于“撤场”或者“离场”的状态,然而在G社区中单位时期延续下来的各类组织传统和文化传统在社区层面依然发挥着效用。后单位社会背景下社区中存在着单位“隐形在场”的现象,体现出单位“权力资本”的潜在运行、单位“文化资本”的历史积淀和单位“关系资本”的内在延续等特征。再次,分析社区认同形成的障碍因素。单位社会即使消解,却也遗存了丰富的资源,通过单位人的惯习作用在社区生活场域中展现出来。“单位”尚未完全撤离新建的社区场域,既具有一定的正功能,其负功能也是显见。制约社区认同实现的困境因素中,来自单位社会的力量还是极为强大的。障碍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单位的衰败及其衍生的干群矛盾,导致干群之间关系上难以弥合,行动上相对独立,领导干部对群众的动员能力减弱甚至消失;二是小圈子的生成与封闭运行,导致社区活动和社区工作在影响力和辐射力上大为减弱,社区非正式组织妨碍社区公共性生长;叁是老龄化造成社区活力不足,导致社区各项事务与活动参与率不足,社区整体气息沉闷,缺乏内在的活力;四是行政化社区与居民之间产生区隔,导致社区工作者与社区居民信任与合作关系难以建立。最后,探索社区认同实现的可能路径。“单位”与“社区”不是后者简单地取代前者的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交互性、共生性和谐变性。既有的研究通常于政府与社区或者国家与社会的维度上构想社区的模型并评估社区的走向,从而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对于社区形成前中国社会的单位属性有所忽视,割裂了传统单位与现代社区的内在关联,抛离了过去既有的基础进行社区构建。社区建设乃至社区治理应遵循多样化视角和多元化路径,尤其是在典型单位制色彩较浓的地区,更需尊重历史本身的衔接与承递。针对当前的G社区公共性建构过程中“单位”并未完全“离场”的状态,本文认为需要将单位内部的组织资源、人力资源等这些碎片化的“单位”资源重新整合进公共性构造转换的认知图式里,使其在新的社区公共性建构过程中发挥积极正向的功能。通过考察单位时期留下的遗产及其功能,在社区建设时期不做弃置而是为之所用,继而促成新的社区认同与社区整合,可能会成为社区公共性建构的新路向。

孙捷[4]2003年在《企业的社会资本研究》文中认为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通过社会联系获取稀缺资源并由此获益的能力,这种社会联系主要是指通过建立在人们相互信任与合作基础之上的持续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数量的大小和质量的高低决定于这种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和数量。企业的社会资本是企业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一种资本形式,它构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对于企业的成长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实证分析证明,企业内部的社会资本与外部的社会资本都与企业的绩效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性关系。社会资本可以通过企业家、员工、其他企业、政府、新闻媒介、社区和网络等途径的渗透,对企业发挥各种作用。社会资本影响交易费用、监督机制、知识共享、信息传播、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等因素,进而从根本上影响企业的绩效。社会资本的丰富或缺失是导致家族企业的兴起、成功以及在发展中面临困境甚至衰亡的重要原因。解决家族企业发展瓶颈的关键就是要将家族信任扩展为社会信任。因此,企业要获得全面发展,必须注重对社会资本的培育、积累、投资和运用。

王利晓[5]2008年在《试论中小企业的社会资本构建问题》文中提出社会资本近年来愈来愈成为企业关注的热点问题。社会资本是指行动主体通过基于信任基础上的关系网络状态获取稀缺资源并由此获益的能力。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中小企业的社会资本构建问题。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中小企业受自身条件影响,社会资本缺失比较严重,目前文献中对于中小企业社会资本问题的研究也非常的有限。本文在研究的过程中综合使用了文献分析法、定量定性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希望通过研究对中小企业的社会资本构建问题提出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价值,促进中小企业更加快速健康的发展。本文是在全面阅读了国内外关于企业社会资本的大量文献之后,根据目前理论界研究的现状和薄弱点,然后结合目前企业发展的现实进行选题研究的。首先我们从企业的优势和劣势两方面分析了中小企业社会资本的现状,从企业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两个方面研究了中小企业社会资本的缺失原因,提出了企业社会资本的缺失内部主要是人才的流失和企业文化的薄弱造成的,外部主要是基于信任的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贫乏和创业者本身的局限性造成。然后本文综合理论界关于企业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成果,论证了构建中小企业社会资本的基础是基于信任的企业关系网络,提出了中小企业社会资本的构建内容:一是技术创新促进企业社会资本的形成;二是竞争优势加快企业社会资本的积累;叁是人才管理是构建企业社会资本的必要条件;四是企业文化建设是构建中小企业社会资本的保障。我们以奥斯本计算机公司为例,应用本文理论对其企业的社会资本构建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最后提出构建企业社会资本的同时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倡导信誉意识,注意软约束。

姜庆志[6]2015年在《面向新型城镇化的县域合作治理绩效影响机制研究》文中提出新型城镇化是党和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部署之一,也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作为一场国家规划性变迁,它内在地要求实现政府治理体系的转型与升级,从传统城镇化的“政府主导”转向新形势下的“合作治理”,由此创造的“制度红利”将成为未来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县域地处我国城乡经济结合部,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着力点,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传统城镇化引发的社会结构及社会利益的变迁与调整已映射到县域治理领域,县域治理模式需要朝着更具包容性的合作治理方向调适,以应对公共事务复杂化和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挑战。然而,正如一切新生事物的发展都步履维艰一样,县域合作治理在发展之中常常陷入“合作失灵”的窘境。如何矫正合作治理失灵、取得最佳的合作治理绩效,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县域治理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这种理论关怀,本文着眼于县域合作治理绩效影响机制,希冀透过打开这一“黑箱”来探究县域合作治理绩效提升的种种面向,进而开掘县域内政府、市场和社会叁种力量的糅合之道,以回应实践需要和补充已有研究的不足。为此,本文基于合作治理过程,以政府合作网络管理为核心构建解释框架,利用问卷调查数据和访谈资料,借助中介模型和调节模型对合作治理绩效影响机制的诸多假设进行验证、总结与延伸讨论。本文的写作框架由“一绪论、五章、一结语”七个模块构成。模块一:研究缘起及相关阐释。该模块主要阐明县域合作治理绩效影响机制研究的现实背景和动因,从理论与现实两个维度梳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县域合作治理绩效的研究意义,并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厘定合作治理、合作治理绩效、县与县域治理、新型城镇化等概念;同时,在确定以量化研究为主的方法原则后展示和说明本项研究的逻辑结构、创新意图及局限之处。模块二:文献综述及理论基础。该模块围绕县域合作治理这一主题,在充分搜集国内外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从“合作治理”、“城镇化与治理”、“县域治理”叁个方面进行综述,以此判明与本主题相关研究的特点和状况,厘定本项研究的独特价值和切入方位。在总结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述治理理论、社会网络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和协商民主理论,以为本文选题立意的确定、研究假设的提出和研究结果的讨论提供学术支持。模块叁:解释框架及研究假设。该模块依循合作进程的研究逻辑,结合县域治理的特质,构建“合作治理前情要素—政府合作网络管理—合作治理绩效”的中介模型和“政府合作网络管理—任务复杂性—合作治理绩效”的调节模型,并以此作为本项研究的解释框架,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模块四:研究设计及资料搜集。该模块根据前文确定的研究方法和解释框架,选择本项研究的资料搜集工具及数据分析工具,完成多组变量的操作化及测量,并陈述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获得相关资料的情况。模块五:数据分析及假设验证。该模块使用Lisre18.8和SPSS20.0两个统计软件,利用SEM和多层次回归模型,对中介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中提出的叁组研究假设进行验证。此外,还结合问卷数据及访谈资料,对所调查地区政府横向活动进行梳理,总结合作治理的主要特点,以辅助理解和分析量化研究结果。模块六:研究总结及政策建议。该模块结合调研整理和搜集的案例,对实证检验所得结论进行总结,并对相关问题进行延伸讨论。在此基础上,根据所得理论认知,针对合作治理存在的困境和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模块七:结语。该模块从总体上概括了本项研究过程,并指出后续研究的方向。本文的创新意图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研究选题的创新。通过国内外研究综述发现,学术界以新型城镇化为背景探讨“县域合作治理绩效影响机制”这一前沿性议题的,相当鲜见。因此,本文以此为研究的选题,具有鲜明的创新性。(2)解释模型的创新。本文秉持科学理念,基于合作治理进程,以政府合作网络管理为核心构建中介模型和调节模型,尝试将现有实证研究中多变量“直接模型”发展为含中介变量与调节变量的“过程模型”,这在国内公共管理学界同样鲜见,具有开拓性。(3)研究方法的创新。本文基于合作治理参与者和知情者搜集了问卷数据,并利用Lisrel8.8和SPSS20.0两个统计软件,通过SEM、层次回归等模型进行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分析,揭示潜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这种尝试在国内公共管理学界也不多见。(4)学术观点的创新。本文基于本土化的研究立场和实证性的研究范式,对合作治理的相关议题进行深度开掘,形成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学术观点。如合作治理在县域层面体现了“转型”的时代特质、当前政府横向合作以“资源交换类”为主、合作治理前情要素对合作治理绩效具有显着正向作用、政府合作网络管理在合作前情要素与合作治理绩效间起着中介作用、合作治理前情要素有助于政府合作网络管理能力的提升、任务复杂性在政府合作网络管理对合作治理绩效的影响机制中发挥负向调节作用等。这些命题和见解在国内学术界具有独到性。

杨跃[7]2004年在《理性与躁动》文中提出“培训”这一大众日常生活中呈现的教育活动,却长期处于教育研究视域之外。本研究从文化社会学视角将当下中国现实生活中近乎全民的“培训热”这一文化现象作为透视时代文化特质与社会性格的窗口,将大众“培训热”的考察深进社会学的核心主旨和潜隐议题:“现代性与焦虑”:分析了“培训热”投射出的种种大众“焦虑”心态:个人(包括家长)的“饭碗焦虑”、“成功焦虑”、“身份(自我认同)焦虑”甚至“身体焦虑”以及企业与员工间的“信任焦虑”。正是这些“润物细无声”的种种“焦虑”造就了培训的火红和混乱。繁荣与无序并存,理性与躁动共生,正是当下中国“培训热”的真实写照。在现象白描的基础上,又着力分析了“培训热”所蕴藏的“社会焦虑”如何被社会本身所建构?“全球化陷阱”、“专家神话”、“媒介权力”这些“匿名权威”如何为大众焦虑的社会建构推波助澜。 本研究秉持“面向现象”的研究方法论,借鉴了文化研究、社会心理学、消费社会学、符号学等视角和方法,尝试多维度的社会研究,综合运用了访谈、现场观察、文本分析等多种方法,透过不同视角洞察种种“培训热”表象,解读当下中国大众情感的生存境遇及其困厄的社会根源。本研究不是对“如何进行和选择培训”等问题进行的规范性研究,而是试图透过“培训热”的各个“窗口”揭示出其背后的众生百态和社会特质;并且着力从社会批判视角进行“重思”与“否思”,通过对“培训(教育)公平”和“培训市场化”的追问以及对大众“培训热”的文化审思,加深对“培训热”的人文反思。 本研究通过揭示“培训热”的复杂性说明,表面红火的“培训热”正是中国大众遭遇传统与现代力量的冲突而心生出莫名焦虑的折射!其背后深隐着大众的无助、无力和无奈!透过“培训热”这扇窗口,触摸到中国大众对社会剧变持有的一种焦躁不安的心态和缺乏理智的群体躁动。社会的焦躁风气与个体的浮躁心理,在社会互动中相互强化、互为因果。“培训热”绝不意味着我们正迎来一个凯歌高奏并人人受益的“终身学习”时代,也绝不意味着一个真正的“学习型社会”之建构会如此迅速而容易!我们呼唤信仰和理性的回归,呼唤新的信仰和理性的重建!

卞国凤[8]2010年在《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民间互助变迁研究》文中认为乡村互助是乡村社会生产生活中一直普遍存在的现象,在乡村社会生活中不仅发挥着较之国家乡村社会保障体系更大的作用,而且是国家乡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一种不可缺少的补充,它构成乡村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建立在乡土文化传统基础之上的“互助”恰恰是我们理解乡村社会的关键,是我们在新农村福利建设中有必要加以利用的内容。然而,目前学界对乡村社会民间互助给予的关注并不多,不仅国内的社会保障理论研究没有涉及传统文化所铸就的观念、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因素,而且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也没有考虑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这是我国福利制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和不足。一个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设置会受到文化传统尤其是福利文化传统的影响,国家社会福利体系应建立在民间福利传统的基础之上,或对民间福利传统有所承继。那么我们的民间福利传统又是怎样的呢?以往的研究要么在思想领域给予追述,要么以个案的形式把民间互助给予单纯的经验呈现,而缺少对民间互助传统系统性的解读。对于这一互助传统由古至今的变迁情况以及在我们的社会生活情境已经改变的情况下,互助传统有没有发生质的改变等问题更没有专门的探讨。而这两个问题恰恰为我们思考如何设计我们的社会福利体系,尤其是乡村的社会福利体系提供关键依据。本文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对民间互助传统进行的一次系统性解读。本次研究在目前仅有的关于乡村社会民间互助片断性和分散性的研究基础上进行了一次系统性研究的尝试,把乡村社会民间互助放在“乡村文化传统”、“乡村社会变迁”、“乡村基层社会生活实践”等情境中给予综合性的考察。本文的重点在于探讨民间互助在近代以来乡村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转变问题,因此,本研究以近代以来的乡村社会变迁为线索,通过对不同时期乡村社会互助的范围、类型、表现形式、维系力量、功能、意义等内容所进行的系统性讨论,来探讨乡村社会互助在乡村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究竟什么变了?为什么变?什么没变?为什么没变?以期在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的变迁情境中发现民间互助体系的规律性认识。并在此基础上简要地与国家社会福利体系进行对比,以分析乡村社会中现代福利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应如何实现国家福利制度与民间互助体系和理念的结合。其焦点是分析乡村社会民间互助所反映的传统要素在乡村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适应性。乡村社会民间互助传统由古至今,如果想要了解它在近代乡村社会变迁中有没有发生改变,需要我们了解它的原生态内容。于是作者对乡村社会民间互助传统进行了从思想理念到实践行动的溯源式追问。从中发现乡村社会民间互助的基本价值取向:一,基于父权主义、强调家庭作用的血缘互助是传统社会民间互助的基本形态。二,在互助情境中强调个体的伦理义务首要性是传统社会民间互助的道德要求。叁,在报答的互惠格局中,交往礼俗成为乡村社会民间互助的主要实现途径。总之,传统文化中的“血缘伦理本位”、“差序格局”的价值观支配了民间互助。这无疑启发我们,只有形塑了传统民间互助理念及其行为的传统文化特质发生质性改变,民间互助传统才会发生真正的改变。在明确了乡村社会民间互助的基本价值取向的前提下,作者对乡村社会中民间互助存在的基本范围、类型、实现途径、特点及其功能等进行了介绍,从而对本次研究对象——乡村社会民间互助进行了常识性概括。在晚清、民国时期的“被动”社会变迁和人民公社时期政治力量强制下的“国家计划”社会变迁中,乡村社会民间互助虽然在互助范围、互助内容和互助形式上发生了变化,但在支配理念上以及对乡村社会生活发挥的民间保障功能上依然没变。这一变迁特征归根结底是因为乡村社会传统文化价值观在社会变迁中发生了适应性调整,这一调整使乡村社会民间互助仍然在动荡和高压的时代对乡村民众继续发挥了多项功能。自乡村体制改革和开启市场化进程以来,虽然乡村个体重新有了自由选择互助合作的权利,但随着“利益”、“理性”等因素介入到乡村社会生活,乡村社会民间互助在互助内容、发生前提、关系基础、实现途径甚至支配理念上都发生了变化,从而形成了新的特点。本文从叁方面总结了对近代以来乡村社会民间互助的变迁状况研究所得。首先,对乡村社会民间互助有了总体认识。乡民间的互助不是一种简单的行为,它是一个持续互动的过程,不断被不同情境中的交往礼俗生产和建构着,内部充满了复杂性和变化性;在乡村现代化进程中,民间互助呈现出血缘性互助范围缩小且稳定性被打破,非血缘性互助范围扩大,传统互助范围的封闭性被打破等发展趋势;随着乡村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礼治秩序的逐渐解体,作为一种社会交换行为的乡村互助已经不再以传统伦理义务作为人际互助合作的主要依据,而是转向利益考量,乡村民众正在通过利益首要性这种普遍性规则来构建新的互助秩序。民间互助发展到今天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其作为乡村民众社会支持资源的特点并没有发生改变,从这一意义上来讲,互助是延续的,而促成其延续的原因在于,新时期以来传统文化中“关系取向”价值观的适应性变迁。市场化时代,人们依然通过交往礼俗来建构自己的关系网络,形成自己的互助圈从而获取社会支持资源。其次,对乡村社会民间互助与国家福利体系之间的差异有了具体的认知,通过对比,作者发现乡村社会民间互助为乡村民众构筑了国家福利体系之外的非经济福利。人们把由亲人、邻居、朋友等初级群体提供的非制度性社会支持安排到乡村社会福利体系中去,以国家经济福利为经,乡村社会民间互助传统下的非经济福利为纬,从而自发地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福利体系的立体建构。最后,本文认为,乡村社会民间互助作为民间的一种非正式制度既具有自身的体系,也具有适应社会变迁的调适能力。地域性民间习俗等小传统在乡村社会变迁中表现出的强大生命力和能动性让我们不得不承认,非正式制度不仅在内容上蕴含了有关的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甚至宗法理念,而且还可能存在形成某种正式制度安排的“先验”模式,并且在正式制度创立和变迁过程中,取得优势地位或以“指导思想”形式构成正式制度安排的理论基础。这无疑启发我们,在新农村建设中,以小传统形式存在的乡土知识、地方性知识并不因为传统就一定落后,我们应尊重拥有这些“知识”的乡民的自主选择。这就需要我们在新乡村建设的制度规划中,把正式制度的设计与安排同乡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最大兼容。只有两种制度在乡村社会的最大相容,才能为乡村社会带来强劲的发展动力。

韦影[9]2005年在《企业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文中提出从社会学视角来看,企业提高技术创新水平的关键在于通过内外部社会资本有效的获取和利用知识。因此,对企业社会资本如何提升技术创新绩效的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社会价值。本论文在现有企业社会资本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社会资本通过正向作用于吸收能力从而促进技术创新绩效提升的概念模型,并以我国企业为研究对象,全面研究了企业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并着重分析了吸收能力对此关系的作用。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进行了数据收集,共发出调查问卷268份,回收有效问卷142份,有效问卷率为53%。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我们主要利用了因子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对模型所包含的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理论分析和定量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得到如下结论: (1) 在不考虑吸收能力作用的情况下,企业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关系维和认知维的水平对于提升技术创新绩效具有积极显着的作用。其中,加强企业与客户、供应商及其他企业的联系对于提升企业社会资本具有重要的作用。 (2)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企业社会资本的结构、关系和认知等叁个维度的水平通过提高吸收能力从而正向影响技术创新绩效的概念模型是可以接受的。路径分析和效应分解的结果证实了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确实存在。 (3) 结构方程模型的效应分析证实了企业社会资本通过结构维和关系维作用于认知维来实现其对吸收能力以及技术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认知维在结构维和关系维发挥效应中承担了中介变量的作用。 (4) 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所获数据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了涵盖企业内外部联系的企业社会资本测量模型。企业社会资本可从结构、关系和认知等叁个特征维度进行测量,各维度的测量由企业内外两个部分展开。企业外部社会资本各维度基本可从企业与客户、供应商及其他企业的联系,与科研院所、高校及技术中介组织的联系,与政府部门、银行、行业协会的联系等叁方面衡量。企业内部社会资本各维度分别从企业内生产部门与研发部门的联系、生产部门与营销部门的联系、研发部门与营销部门的联系等叁方面衡量。

尉明超[10]2008年在《中国情境下的企业社会资本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社会资本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观点被引入到企业管理领域。企业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在强调企业不是孤立的行动个体而是与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发生种种联系的企业网络的同时,也突出了利用关系网络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对于企业目标实现的重要意义。它作为企业所拥有的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的资本要素,在二者的配置和效能发挥中起着基础性的激励作用。为培养并维持企业的可持续竞争优势,构建符合企业发展需求的企业社会资本投资体系就变得意义非凡。目前,学术界已经认可企业社会资本在促进企业目标实现中的功效,但在企业社会资本的主体以及内涵的界定上仍存在一定程度的争议。所以在本文中我们以综述既有研究和解决争议为基础开始我们的研究。首先,本文中通过借鉴既有的企业社会资本研究成果以及林南社会资本界定的基础上,整合相关研究成果形成了涉及主体、内涵、组成要素以及功效的基本理论体系;其次,构建了基于AHP方法的多层次企业社会资本测度指标体系.以武汉某工业园区为样本进行的实证研究对具体指标的可靠性给出了检验;最后,应用这一理论视角对信任危机和家族企业的成长进行了比较深入的透析,上述问题的背后折射出转型经济下国家社会资本和企业社会资本的不足。充分考虑企业自身特性,通过区分企业相关关系网络的主次轻重来选择企业的具体社会关系网络投资策略,从而以更经济的方式来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动态的充足的企业社会资本存量支撑就变得十分必要。

参考文献:

[1]. 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及社会资本的转型[D]. 陆丹. 上海大学. 2009

[2]. 基于公众角度的企业社会责任与社会资本研究[D]. 易畅. 湖南师范大学. 2008

[3]. 单位认同与社区认同的互构[D]. 王丽丽. 吉林大学. 2017

[4]. 企业的社会资本研究[D]. 孙捷. 浙江大学. 2003

[5]. 试论中小企业的社会资本构建问题[D]. 王利晓. 西北大学. 2008

[6]. 面向新型城镇化的县域合作治理绩效影响机制研究[D]. 姜庆志.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7]. 理性与躁动[D]. 杨跃. 南京师范大学. 2004

[8]. 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民间互助变迁研究[D]. 卞国凤. 南开大学. 2010

[9]. 企业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D]. 韦影. 浙江大学. 2005

[10]. 中国情境下的企业社会资本研究[D]. 尉明超. 华中科技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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