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研究前沿与架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洋论文,伙伴关系论文,架构论文,协议论文,TPP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09年底以来，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谈判动向引起亚太地区的广泛关注。这个此前规模并不大的自由贸易协议组织，随着美国、澳大利亚、秘鲁、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国的积极参与，以及日本宣布加入谈判的意愿后，再次吸引了包括加拿大、菲律宾、墨西哥，甚至中国台湾在内的亚太主要经济体的目光。TPP或将成为亚太地区新的竞争性区域合作机制，从而推动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和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建立，加速实现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员国提出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目标。因此，TPP的建立和发展将改变亚太地区的区域合作与自由贸易格局。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讨论。本文拟就TPP的建立和发展背景、国内外学者关于TPP问题探讨的观点和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就未来TPP谈判进程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
TPP的产生、发展背景与主要内容和特征
（一）TPP的发起、演变与发展
“坚持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和减少区域性贸易壁垒”是亚太地区各经济体追求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目标，也是APEC确立的宗旨。1994年APEC通过的《茂物宣言》提出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分别于2010年和2020年实现贸易与投资自由化。1997年，为加速实现《茂物宣言》提出的目标，APEC成员经济体领导人共同做出实施部门自愿提前自由化（EVＳL）的决定。然而此后不久，随着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EVSL计划即宣告失败，APEC推进其成员间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进程明显减速甚至停滞，并间接影响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新一轮谈判的开展。尽管如此，部分APEC成员仍坚持探讨先行自愿自由化（APEC-X）方案，先后构筑和发展了一系列地区合作与对话机制，如“10+1”、“10+3”、东亚峰会、东亚双边货币互换机制等，以期借此推动茂物目标的实现和更广泛的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TPP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和出现的亚太跨区域自由贸易协议（FTA）之一。
TPP是由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和文莱四国于2005年7月签订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SEP）演变而来。2002年，新西兰、智利和新加坡首先在墨西哥APEC峰会上就建立FTA举行了谈判，文莱于2005年4月加入谈判并最终签署协议。协议于2006年5月28日正式生效，成为亚太四国间就货物、服务、知识产权贸易和投资等相关领域给予互惠的经济合作协定。由于初始成员国为四个，故又称为“P4协议”。
原本名不见经传的“P4协议”，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经贸发展的影响本来很小，但随着美国高调宣布加入TPP谈判，引发了全球强烈关注。2008年9月22日，时任美国贸易代表的苏珊·施瓦布（Susan Shwab）宣布美国将考虑参加TPP谈判；2009年11月1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其亚洲之行中正式宣布美国将参与TPP谈判，强调其将促进美国的就业和经济繁荣，并为设定21世纪贸易协定标准做出重要贡献。随后，美国贸易代表罗恩·柯克（Ron Kirk）于2009年12月14日正式通告美国国会，美国将参与TPP谈判，并强调要建立一个高标准、体现创新思想、涵盖多领域和范围的亚太地区一体化合作协定。①与此同时，秘鲁、越南和澳大利亚也宣布加入TPP谈判，TPP谈判实现了由“P4”向“P8”的转变，并呈现亚太地区参与国家扩大的趋势。
2010年3月15日，TPP首轮谈判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会议达成建立面向21世纪高标准、全面自由贸易协议的共识，并承诺以开放姿态欢迎任何APEC成员和非成员参与。随后，2010年6月在美国旧金山、10月在文莱、12月在新西兰奥克兰、2011年2月在智利圣地亚哥、4月在新加坡、6月在越南胡志明市、9月在美国芝加哥、10月在秘鲁利马和12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TPP先后进行了十轮谈判，②就相关议题和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强调TPP是促进亚太地区经济整合的最佳途径。2010年10月，马来西亚正式加入TPP，成为第九个谈判国，TPP进入“P9”谈判时期。2011年11月12日，日本在参加于美国夏威夷召开的APEC首脑峰会期间，正式表示了加入TPP谈判的意愿；同日，美国宣布TPP“P9”协议纲要文件已谈判完成，拟进一步磋商，实现协议法律文本的签订；③加拿大、墨西哥等国也均表示出准备加入谈判的意向。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2010年TPP成员国的GDP规模已达16.84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总量的27%；如果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等陆续加入，GDP规模会增至24.91万亿美元，这一巨大的经济圈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0%，是欧盟经济规模的1.5倍，④TPP的扩张速度和经济规模正呈现出一种积极态势。
（二）TPP谈判的主要内容和特征
最初由新加坡、新西兰、文莱和智利四国缔结的“P4协议”是以2001年1月正式生效的《新西兰—新加坡自由贸易协议》为蓝本制定的（见表1）。其内容不仅涵盖货物和服务贸易自由化，还包括了海关程序、原产地规则、动植物检验检疫、贸易救济和技术障碍、电子商务交易、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和竞争政策等其他领域。此外，四国还签署了具有一定约束性的《环境合作协议》和《劳工合作备忘录》。“P4协议”生效后，在贸易商品方面不承认例外，全部商品实施零关税，并须在2015年前执行完毕（智利为2017年），因而从关税方面来看，的确可称之为高标准的FTA。⑤
随着新成员的加入和谈判进程的不断深入，TPP涉及的内容进一步扩大，在2011年5月美国蒙大拿州召开的TPP相关九国贸易部长会议上，各方进一步明确了TPP协议涉及的各方利益问题，以期逐步形成TPP第一阶段的“P9协议”，主要包括已有“P4协议”中的各项议题、TPP与现有各国FTA的法律延续关系、区域整合对创造就业、产业链延伸、中小企业促进和商业发展、新成员国加入程序和与原有缔约国间利益衔接、各国具体产品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开放的时间表以及知识产权、劳工和环境保护等特别关注问题。⑥
2011年11月1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表示，已与相关九国就TPP谈判协议纲要文件达成一致，并将尽快形成整个协议的法律文本。⑦随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TPP纲要文件的主要内容（见表2）。⑧
总结来看，TPP之所以号称是具有“高标准的21世纪”自由贸易协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首先，TPP的协议内容具有约束性。APEC长久以来的非约束性“协调单边主义（concerted unilateralism）”合作方式，⑨使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无法实现共同推进贸易自由化的目标。TPP为走在前面的APEC成员国加快自由贸易机制化的步伐，实现本国或本地区的福利增长，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性设计。其次，TPP的发展具有“弹性次序，多轨多速”的贸易自由化特征。前者是指减让项目无固定顺序，后者是指对减让时间表和速度不做硬性规定，⑩进一步延续了APEC曾经推行的部门自愿提前自由化手段而不是一揽子协议实施，如新加坡在“P4协议”生效当年即废除对其他缔约国的全部关税，新西兰和文莱则在2015年、智利在2017年分别实现，有效考虑了成员国的多样性。再次，TPP坚持开放性和包容性原则。在“P4协议”第一章第2条和第3条、TPP相关九国“蒙大拿会议”声明以及TPP贸易部长“檀香山领导人报告”中，（11）都明确表示TPP具有开放性，欢迎亚太地区各国和APEC成员积极加入，同时坚定支持APEC的广泛自由化进程。与此同时，对于TPP缔约各方原有的FTA协议，可根据各自实际情况自主选择适用原则，以最大限度保护各自的贸易利益。（12）最后，目前TPP拟包含的内容和条款具有高标准和全面自由贸易协定的特征。与以往的FTA协议往往集中于降低商品关税、促进货物与服务贸易的共同发展以及相关关税手续高效性等相比，TPP一方面要求缔约方完全取消关税，高于一般FTA消除90%以上关税的要求，并早于茂物目标实现的时间；另一方面，在“P4协议”和TPP协议基本框架中，增加了劳工、环境保护和其他“新加坡议题”等内容，明显具有设立全球新FTA标准的倾向和趋势。
TPP相关问题的研究前沿
（一）美国推动TPP发展的战略意图和动因分析的视角
TPP之所以登上亚太乃至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的舞台，并扮演引人注目的角色，关键在于美国的大力推动和积极打造。奥巴马政府已经逐渐将TPP视为美国主导未来亚太政治经济格局的一块战略基石，因此，美国推动TPP发展战略的意图和动因，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讨论。本文认为，其大致可从表层和长远两个角度来理解。
1.美国推动TPP发展的表层意图和动因分析
第一，开拓新市场，为实现美国出口倍增计划创造条件。根据吴正龙、盛斌和魏磊、张汉林的研究分析，（13）美国受金融危机和两场战争久拖未决的拖累，急需寻找措施走出危机，重振经济。美国政府于2009年初提出“五年出口倍增计划”，（14）希望未来五年美国出口额翻番，由此拉动就业岗位增长200万个，这意味着出口年均增幅应在15%以上。而相比欧洲自顾不暇的债务危机、高失业率和低增长现实，亚太地区庞大的市场空间，区内新兴经济体快速的经济增长，决定了美国实施新出口战略的核心就在亚太地区。2010年，美国出口亚太地区商品价值总额达7750亿美元，较2009年增长25.5%，占当年美国出口总量的61%；其中农产品出口价值总额830亿美元，占美国农产品出口总量的72%。此外，美国对亚太地区服务贸易出口总额1770亿美元，占美国对外服务贸易出口总量的37%，而中小企业出口总额也达到171亿美元。（15）如此背景下，美国必然需要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由其主导的全新FTA，确保其商业利益持续得到实现。自2009年11月奥巴马宣布加入TPP谈判，到2011年11月檀香山APEC峰会宣布TPP相关九国谈判纲要文件达成，短短两年时间，美国就迅速推动TPP谈判取得如此进展，可见其迫切希望获得经济实效的心态。
第二，建立21世纪自由贸易协定新标准，节约FTA谈判成本，推行美国的全球价值观。刘晨阳、魏磊和张汉林等认为，TPP作为FTA的一种新模式，已经将许多非传统贸易因素融入美国自由贸易政策实践。2008年，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提交国会的报告指出，应采取区别于传统FTA的模式与新兴经济体开展对话（以期获得更大利益）。（16）TPP谈判的主要内容几乎将所有涉及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因素都囊括其中，构成所谓“高标准、高质量”FTA的基本特征，目的就是通过建立新标准形成未来美国FTA谈判的基准样本，节约谈判资源，当然也可能成为未来新兴发展中国家贸易利益损失的潜在因素。与此同时，美国对其国内失业等问题进行“国际化”处理，将劳工和环保议题纳入谈判，希望对外贸易政策成为美国实现广泛政治、社会、外交和发展目标的“巧政策（smart trade policy）”。（17）表面上看，这种政策是维护和强化全球贸易规则体系，推动各种自由贸易权利，改变有关各国的国内政策和措施；深层上，则是对人权高于主权、扩大政治透明度、气候变化与清洁能源利用等价值观和理念的传播与扩散。
第三，利用TPP谈判推动APEC贸易自由化进程。杰弗里·J·斯科特（Jeffrey J.Schott）、C·弗雷德·伯格斯坦（C.Fred Bergsten）、盛斌和徐长文的观点表明，（18）APEC作为重要的地区经济合作组织，曾对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特别是WTO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做出过突出贡献。但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9·11”事件后，APEC在推动实现茂物目标方面的作用乏善可陈，而且会议议题不断泛化，缺少再次激活其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实质动力。而2006年以来，美国积极在APEC框架内推动FTAAP的建立，始终停留在“深入讨论和研究”阶段。为此，美国希望通过TPP在APEC成员国间达成FTAAP，进而实现APEC贸易自由化，并从长远目标上服务于WTO多哈回合谈判的完成。
在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近十个月的任期内，其在贸易政策上未有任何重大举措。然而2009年11月，奥巴马突然高调宣称自己是美国“首位心系太平洋的总统”并开启TPP谈判，除去上述表层的意图和动因之外，必然包含着其对外贸易政策和亚太区域合作战略的重要转变。对于这种转变，或者说从长远角度理解美国加入TPP的战略意图与动因，2009年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奥巴马亚洲之行前的一番表述中曾有过精辟概括：“如果美国继续在亚太事务中扮演旁观者，那么中国将在亚洲全速崛起，而美国则将逐渐被边缘化。”（19）
2.美国推动TPP发展的长远战略意图和动因分析
周忠菲、魏磊、张汉林、盛斌、陈松川、杰弗里·J·斯科特、C·弗雷德·伯格斯坦、黛博拉·艾尔姆斯（Deborah Elms）、伊恩·F·弗格森（Ian F.Fergusson）和布鲁斯·沃恩（Bruce Vaughn）等国内外学者分析认为，美国主导TPP的意图和动因的核心无疑在于取得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的支配和霸主地位，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美国的各种国家利益。（20）近15年来，美国长期忽视亚太区域合作，一方面表现为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美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冷漠和21世纪以来布什政府奉行的单边主义政策；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全球经济危机导致美国实际影响力和综合国力的下降，而东亚一体化进程在危机面前迅速加快，逐渐形成“10+1”、“10+3”、东亚峰会、东南亚合作论坛等一系列区域合作对话机制。（21）在这一时期的区域合作中，中国除了与周边邻国和部分亚太国家建立区域贸易集团外，还在政治、安全和外交等方面形成了相当的影响力，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限制了美国的地区均势战略，这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对于美国来说，维持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性存在，既可以从东亚经济的繁荣中获益，也可以保障其战略和安全地位。（22）为此，美国在APEC框架内无法改变被动局面的情况下，就只能另辟蹊径，通过推动建立TPP，寻求逐步恢复其在亚洲的威信和主导地位。
综上所述，美国通过推动TPP，首先以经贸协定为基础，利用部分亚太国家——例如新加坡——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和担忧心理，吸引他们共同加入TPP，从而在经济上与中国争夺话语权；其次，当TPP逐步形成与“10+1”、“10+3”等实力相当的合作机制后，美国会展开全面的制度竞争，稀释、分化和瓦解原有APEC框架下亚太或东亚区域合作机制；最后，美国将TPP逐渐过渡为FTAAP，“将东亚和美国共同嵌入亚太市场”，（23）形成美国主导的、“合乎法理”的亚太自由贸易体系。与此同时，TPP也绝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由贸易机制，在经贸之外的影响将不可避免地扩展到政治和军事领域。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ary Clinton）在夏威夷的演讲中清楚地表述了美国的战略考虑：“美国在跨大西洋体系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在跨太平洋体系中也正在扮演同样角色。”美国主导TPP的经贸吸引力将增强成员国之间的凝聚力，同样也会形成政治和军事上的共同意识。（24）简言之，美国加入TPP的长远战略意图就在于保证美国在亚太市场准入等经济利益、构建符合美国理念的价值观，维护和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方面的支配地位。
（二）东亚主要国家对于TPP意图的分析视角
尽管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TPP有了迅速推进的迹象，然而从战略来看，TPP成功的关键在于有更多亚太国家的参与；只有在地域和经济规模上不断扩大，才能实现拉动出口、创造就业、进而构建亚太地区新的“结构动力（architectural momentum）”，（25）向实现FTAAP的方向迈进。因此，除中国外，日本、韩国和东盟等东亚国家和地区一体化组织对于TPP持何种态度或采取哪种行动，就显得尤为重要，他们对于各自利益的判断，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未来东亚乃至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和调整。
1.日本
根据高兰、刘昌黎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分析，（26）日本对于加入TPP，甚至推动FTAAP的相关问题高度关注。在2010年11月横滨APEC会议上，日本前首相菅直人曾将参加TPP的重要性提到日本“第二次开国”（27）的高度。其实，日本加入TPP在日本朝野各界和经济团体中已有共识，只是各方对如何加入和加入后的发展仍有不同态度。从表3显示的信息可以看出，相比其他TPP谈判国，日本在工业制成品出口方面享有极大优势，因此，对于其国内工业界和绝大多数经济行业来说，日本加入TPP会带来出口扩大、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同时可以缓解贸易摩擦和克服贸易保护主义，各主要经济团体已成迫不及待推动之势。此外，根据日本当前签订FTA的形势来看，只有新西兰和美国是日本TPP的主要谈判对象，其加入TPP的门槛已大幅降低，而此刻如果能将日本的经济利益与美国的亚太战略利益绑在一起，日本加入TPP不仅能获得丰厚的商业回报，同时还可以与美国共同主导TPP，起到遏制中国崛起，提升自身在亚太区域地位的作用。
但是如表3显示，日本仓促加入TPP之日，也可能将是日本农业破产之时。长期以来，日本农业因生产规模小，劳动力成本高，一直缺乏国际竞争力，长期依靠政府补贴和贸易保护。尽管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宣布日本将加入TPP谈判，但是，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的研究，如果日本对世界19种主要农产品废除关税，在不采取措施的情况下，日本的粮食自给率将由目前的40%下降至14%，GDP减少约79000亿日元，约340万人失去就业机会。（28）因此，日本学界、各农业团体和地方政府普遍认为，日本不能轻率参与TPP，必须强调粮食安全，制定相应的区分性农业政策和地域政策，才能考虑加入问题。
2.韩国
徐长文曾对韩国的FTA基本战略作了概括，即寻找巨大的经济体及主要贸易国家、可参与的国家及经济市场、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29）韩国是APEC的12个创始成员国之一，其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特点决定了韩国必须走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因此，对于任何有助于本国企业开拓外部市场、开展经济交往的机会，韩国都不会放过。韩国是目前东亚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与美国和欧盟均签署了FTA的国家，随着《韩美自由贸易协定》于2012年1月1日正式生效，（30）韩国对于TPP的发展更多持观望的态度。如何解决《韩美自由贸易协定》中涉及劳工就业、牛肉和汽车零配件等方面的履约问题和国内就此产生的反对浪潮才是韩国未来一段时间关注的焦点。此外，韩国仍会将双边自由贸易谈判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对建立某种紧密的经贸共同体并不积极，它更期望能够在东亚经济中扮演参与和平衡各方力量的角色。韩国总统李明博曾表示“虽然（TPP）会有相对的收益，但目前还不很清楚是否会有实际效益”。（31）
3.东盟
东盟作为东亚地区一支重要的政治经济力量，是目前亚太地区各种区域合作机制的领导者和主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东盟分别与中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成功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一定程度上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发挥了“大国平衡”的作用。正如盛斌所指出的，目前的“10+1”、“10+3”、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等合作机制都是建立在以东盟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基础上，可以说，近年来东盟在自由贸易协议的构建中，始终是重要的“显著遍及角色”，（32）并居于东亚合作的“轮轴”地位。（33）但是，东盟在东亚地区合作中扮演的“小马拉大车”（34）角色，正在经历领导力弱化、利益链条日趋复杂、自身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进程乏力等问题，对真正建设和深化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时，东盟长期处于大国政治的挤压下，存在着强烈的防范心理，对任何可能削弱其东亚区域合作主导地位的举动都保持着敏感和警惕。如果TPP通过不断吸纳东亚经济体而扩大，面对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治理能力，东盟将很难保住自己在东亚合作中的“轮轴”地位。因此，以东盟整体而言，对TPP持谨慎和排斥的态度。（35）
此外，由于东盟各成员国间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差异较大，在面临承诺义务化、合作机制化以及各自国内压力等多重难题的形势下，东盟内部也有冲突和矛盾，各国对东亚贸易自由化进程推进的认知存在差异，对美国主导TPP的发展以及未来其推动的FTAAP建立的立场和态度也不尽相同。例如新加坡、文莱和越南态度鲜明地支持自由化，并率先加入TPP谈判，以求“平安”或希望从对美贸易中先分一杯羹；马来西亚虽然加入了TPP谈判，但表示会将TPP列为该国第十个五年规划，这显示了马来西亚并不准备第一批加入TPP；（36）泰国和菲律宾虽均对TPP表示了积极关注，但认为短期内难以达到TPP规定的标准或很多条款将影响国内经济部门，还没有决定加入TPP的时间表；（37）作为东盟中最大的经济体，印度尼西亚则明确表示不急于加入TPP，认为加入TPP对印尼带来的损失或将大于利益。（38）总体而言，多数东盟成员国还主要聚心于以所谓“东盟模式”即协商一致、软制度和非干预性原则来塑造东亚乃至亚太区域合作格局；（39）同时，适度借助区域外大国力量，利用现有东亚区域合作机制，制衡中日韩等区域内大国，避免东盟自身的影响力受到过度削弱。
（三）TPP发展的制度特征、新标准与技术议题和经济效应视角
除了上述对于TPP参与各方意图的讨论外，政策环境、技术环节和经济效应测算等问题也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TPP谈判的推进速度和战略实施的具体化，非常值得关注。
1.对TPP参与国制度特征影响的讨论
作为TPP当前最重要的推动者和关注者，美国和日本都面临着许多国内制度特征需要考量。从美国方面来看，克雷格·范·克拉斯特（Craig Van Grasstek）、克劳德·巴尔菲德（Claude Barfield）和菲利普·I·莱维（Philip I.Levy）以及盛斌都认为美国党派政治带来的“经济民族主义”（或称“经济孤立主义”）（40）是美国推动自由贸易进程中最大的制度障碍。例如奥巴马总统本人，作为行政部门的首脑，其贸易保护主义立场虽有所软化，但又因其代表民主党人的基本思维，在具体保护措施上从不手软。（41）因此，克雷格·范·克拉斯特曾称他为“被动的自由贸易主义者”。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始终对贸易自由化持一种骑墙和暧昧的立场，实际上就是平衡其所代表的民主党选民利益和美国对外战略的表现，可以称其具有“高超的政治技巧”。然而，这种态度会对TPP的未来发展和其他参与各方的心理带来负面影响。此外，2010年美国中期选举后，由于民主党失去众议院的控制权，民主和共和两党在国会分庭抗礼的局面再次出现；而在国会没有再次通过“贸易促进授权”（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TPA）（42）之前，一切FTA谈判都很难实施。可以预见，在党派争执之下，自由贸易主义无法赢得民主党选民的选票，TPP在程序上也无法顺利过关。
日本面临的情况则更多的是产业团体或利益集团间的纠葛，这与日本多年形成的财阀体制息息相关。其中，以日本经济团体联盟为首的产业界全力支持日本加入TPP，而由35位地方知事、92位国会议员以及各农业团体组成的坚决阻止日本加入TPP的对策会，态度则十分强硬。（43）面对产业团体间的意见冲突，执政的民主党政府反应局促，甚至束手无策；不仅难有政策推出，反而导致党内分裂，吵声一片。当下的日本正处于战略分歧点上，野田佳彦首相在2011年11月12日表明日本将加入TPP谈判的意愿后，迅速在日本国内引起舆论的严重对立。因此，盘根错节的日本政治经济体制也很难聚焦TPP的具体推进日程。
2.TPP谈判中新标准和相关技术议题的讨论
根据李文韬、徐长文和刘昌黎的研究，（44）TPP在新标准、相关程序和技术议题上的谈判任重而道远。TPP协议共有二十章的内容，主要涉及货物和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标准、非关税壁垒减除标准、政府采购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劳工准则和环境合作标准等具有约束性的新标准，包括关税分阶段全部减除、实行45%附加价值标准的原产地规则（45）、完税手续货到48小时完成、强力实施反倾销、反补贴、反技术贸易壁垒措施和减除妨碍竞争行为、政府采购实施无差别国民待遇、知识产权保护需承诺《关于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议）全部权利和义务、各国制定严格劳工法规和劳工保护法令、不能以放宽环境规制促进自由贸易等新标准，存在明显忽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差异以及强权政治的影子。从TPP谈判各方关心的主要议题看，TPP先入成员的条件可适当放宽，后入成员的条件则需严格；新成员既往缔结的FTA与参加TPP后的废除关税时间表之间的关系和各国主要出口产品例外情况的处置等议题仍处于谈判之中，尚未有定案，值得继续跟踪关注。一旦形成协议文本，则将对未来FTA谈判机制增加新的标准。
3.TPP战略对亚太相关国家经济影响的讨论
万璐利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模拟分析了美国TPP战略的经济效应，（46）认为如果美国加入TPP，则TPP成员国在GDP、贸易条件和福利等方面会受益，而区外国家的相关利益将会受损；如果美国仅限于与现有TPP成员合作，那么其得到的宏观经济正效应是有限的，而如果日本也加入TPP并与美国进行贸易自由化，那么美国获得的宏观经济正效应将扩大；同时，为保护国内部分工业部门的利益，美国会积极推进与韩国等其他亚太国家的双边贸易合作。（47）黛博拉·艾尔姆斯和罗伯特·斯克利（Robert Scollay）分别从美国参与亚太经济可获得的贸易增长、商业机会和福利提高角度进行评估，后者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估计表明，不包括美国在内的亚洲贸易集团对美国造成的商业损失将达250亿美元。（48）黄凌云和刘清华应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实证模拟了东亚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后的经济变化，研究了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后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建立自由贸易区将有力地改善东亚地区的社会福利，同时区域内成员间也具有贸易创造效应，但是中国相关产业会受到相当程度的冲击，中国应重点关注其在矿产及资源类、纺织品、电子类及制造业等领域所带来的负面救应。（49）
（四）对中国应对TPP发展策略分析的视角
1.TPP的不断发展与美国介入对中国政策影响的分析
根据盛斌、李巍和崔荣伟、C·弗雷德·伯格斯坦和杰弗里·J·斯科特等人的研究，（50）结合上文的讨论，我们一方面看到TPP不断发展可能给美国等国家带来的商业利益，另一方面也不难理解美国介入TPP是“项庄舞剑，意在中国”，其核心在于“平衡中国战略”。（51）关于TPP对中国的政策影响，主要有以下观点和看法。首先，美国欲以加入TPP之名，行重返东亚主导地位之实，通过不断扩大TPP的参与范围，形成对华贸易竞争压力，试图逐步瓦解APEC贸易自由化运作方式，（52）并最终迫使中国加入TPP以提高对话叫价的砝码。其次，以建立TPP赶超并削弱中国在“10+1”、“10+3”和中日韩对话等机制中的影响力，伺机寻求突破，利用东亚地区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促成有益于美国利益的格局出现。（53）再次，美国希望通过携手有关TPP国家制定新的贸易标准，约束中国发展空间，规范中国市场行为，传播美国的全球价值观并督促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如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B·斯坦伯格（James B.Steinberg）提出的“战略再保证”概念，强调美国希望看到一个繁荣和成功的中国，但是中国也应该向世界表明其发展不以其他国家的安全和福祉为代价。（54）话语之间虽包含合作与共赢之意，但竞争之辞也溢于言表。
2.对中国应对TPP发展的战略和具体措施的分析
魏磊和张汉林、陈松川、盛斌、徐长文对于中国应对TPP发展的战略和具体措施进行了相关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应当以开放的心态和迎接机遇的眼光看待TPP的发展，不排斥甚至可以在适当的时机加入TPP。（55）
从积极的方面看，首先，TPP在贸易标准方面确实有进步之处，在熟悉了解其具体内容的基础上，可以结合中国实际，逐步提升中国贸易产品和服务的品质，如中国应在国际劳工标准和绿色环境标准制定中发挥作用；不断提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为贸易自由化奠定坚实的国内产业基础；认真研究和讨论国内农业发展和农产品市场竞争问题等。其次，将TPP的发展变压力为动力，积极促进中国进一步发展与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区域有关国家的全方位关系，使已有区域合作机制更具活力和吸引力，并继续与日韩开展相关FTA谈判，以动制动，抵消TPP机制带来的冲击，争取最大限度地以“中国速度”实现符合自身利益的东亚FTA战略。再次，还应当继续稳定和发展中美两国经贸关系，因为合则两利，分则俱损；利用企业跨国发展、消费者福利和商业利益说话，寻求共识，减低战略和贸易冲突机会。此外，还需关注几个敏感问题，例如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在加入TPP问题上的关系，警惕台湾地区借经贸发展之名，行国际政治操作之实；及时关注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对贸易自由化的影响，以便调整宏微观应对策略等。
TPP发展趋势展望
尽管国内外学者已对TPP的产生背景、美国和其他利益相关国参与TPP发展的战略意图、TPP的贸易标准与技术议题、中国应对TPP发展的致策选择等多方面进行了广泛研究，囿于TPP谈判尚在进行中，对于TPP建立后的双边经贸关系、具体贸易行为、产业发展和宏观经济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尚待深入。通过对TPP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回顾，笔者对TPP发展前景和趋势有如下几点展望。
（一）TPP谈判面临技术议题和标准过高的阻碍，理想与现实仍有一定差距
随着TPP发展声势和范围的不断扩大，虽有关各国一再声明希望达成协议，但谈判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TPP相关谈判国已签署的近30个双边和多边FTA整合和尚未建立FTA谈判国间的协调问题。根据刘昌黎的总结，面对这一高技术难题，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用新的TPP协议取代现存诸多FTA；二是TPP与现存诸多FTA并存，同等适用，各成员国企业自由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协议加以利用；三是将TPP变成一个混合体，TPP适用普遍原则，现存双边FTA适用例外原则。（56）对此，美国倾向于第二种方案，而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则倾向于第一种方案。尽管形成“高标准的21世纪协议”的初衷很美好，然而，谈判各方在各自国家利益面前，还未能就此技术问题达成妥协。其次，美国在谈判之初，就强调TPP协议必须包含劳工和环境保护条款，而原有“P4协议”虽附有劳工和环境谅解备忘录，但缺乏对成员国的法律约束力。为此，如何处理新“P9协议”与“P4协议”条款的协调关系，也成为TPP谈判国间矛盾问题之一。各国国情和发展速度不同，谈判条款需要在宽泛和具体之间寻找平衡，并为潜在加入国留有必要的空间和讨论余地，而随着更多谈判国家的加入，这一问题可能更加凸显。再次，新TPP协议将涉及所有商品的关税减让，最终实现全部免税，但对于日本的农产品、新西兰乳制品和牛羊肉、越南的渔业产品和纺织品的贸易关税，以及韩国对于美国牛肉和进口汽车的强硬态度等长期存在的贸易摩擦议题，当前的TPP多边谈判的形式可能面临重重困难。（57）可以预见，TPP相关各国的谈判仍将处于讨价还价的博弈过程，能否达成最终协议文本值得继续观察。
（二）美国国内经济形势严峻，日本产业界争执不断，TPP推动力仍显不足
美国经历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长持续疲软，失业率始终在9%～10%的高位徘徊，64%的美国人预备基金不足1000美元，整个经济形势以消费低迷、高失业率和实体经济空洞化为特征，短时期内难以扭转。（58）与此同时，在先后持续近十年的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中，美国军费开支巨大，政府财政赤字更是雪上加霜；而国会两党还未能就美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方向达成共识，美国各主要城市甚至爆发各种“占领”活动，许多中低产阶层民众借此表达对美国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担忧。
在如此背景下，美国政府积极推动TPP成形的意图恐难迅速实现。一是国会难以就TPA授权达成一致，因此即使奥巴马政府签署TPP协议，可能也无法兑现和实施协议内容；（59）二是国内失业率持续高涨，此时民主和共和两党积极推动自由贸易的任何实质性举措，无异于2012年总统大选来临前的“政治自杀”；三是自由贸易谈判中是否具有美国认可的社会价值观，（60）是美国推动TPP发展的重要考量，因此难免自束手脚，容易对谈判伙伴指指点点，影响谈判进程；四是美国各种利益集团错综复杂，对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影响显著。以纺织业、橡胶制品和部分农业利益集团为代表的相关产业担心自由贸易对他们造成冲击，反对TPP的声音也很强大，又因其背后庞大的工人和农民群体，这种反对可能会减慢TPP的实现速度。可见，美国推动TPP发展也感力不从心，未来TPP前途仍不明朗。
日本方面，国内势力强大的各产业团体就TPP问题相互争执，政府左右为难，决策难产。当前迫于各界压力，日本执政的民主党政府不得不采取渐进政策，迂回讨论是否加入TPP。首先，表态积极参与TPP的谈判和相关讨论，以热心参与者的姿态了解、熟悉和交流TPP有关问题和意见，为未来可能的决策进行铺垫；其次，不断加强对TPP的研究和分析，建立分析对策会，召集不同党派、团体和各方利益体代表共同研讨对策，以寻求合理加入TPP的时机；再次，逐渐调整国内农业政策，寻找既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振兴农村经济的发展之路，又能减少贸易自由化对农业冲击的药方，改变当前农业生产和经营的落后局面。如果上述阻碍依然存在，国内各方又难以就此达成共识，则日本短期内正式加入TPP的可能性不大。
除此之外，由于日本长期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不可能轻易放弃在既有地区合作机制中的重要影响力。随着东亚地区实力结构的不断变化，特别是东盟致力于引入区外大国加入东亚合作进程，由其主导的东亚峰会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未来中日韩首脑峰会将可能逐渐脱离现有“10+3”的框架，加强以地缘概念为基础的区域合作。与此同时，中韩积极推动双边FTA谈判先行，对日本也形成一定压力，日本显然不能一味关注TPP，而忽略推动中日韩FTA可能形成的区域共同利益。
（三）TPP“倒逼”中国内外统筹发展，或促中国稳健推进东亚贸易自由化
根据目前TPP谈判的进程和发展，结合对美国和相关各国战略动机和意图的分析和判断，TPP“倒逼”中国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或可促使中国稳健推进东亚区域贸易自由化。
从国外方面来看，首先，中国已先后与智利、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东盟签署并开始实施自由贸易协定，并与澳大利亚、韩国以及中日韩三方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从贸易范围上讲，TPP对中国当前的贸易利益影响不大，这有利于中国根据自己的方式和速度推进东亚区域合作。其次，由于美国推动TPP发展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中国推动既有的“10+3”、东亚峰会、APEC等地区合作机制发展则须谨慎，任何涉及谋求地区主导地位或改变东亚现存秩序的区域一体化战略，都不应过早、过急地加以推动（61），避免给东亚各国造成“中国企图谋求地区霸权”的误解，导致合理利益的损失；相反，中国可通过发展次区域合作建设，特别是加快中韩、中日韩FTA建设进程和大中华区的经济整合力度，迂回发展，提高整体的对外经济竞争力。（62）再次，应继续坚持中国在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的开放态度，尊重东盟当前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领导地位，避免图快冒进地推动地区一体化，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紧密和深化中国与东亚各国双边经贸和政治关系，适时推行以双边合作促多边融合的战略。最后，还要继续坚持加强与美国的沟通与合作，稳定发展中美经贸关系，利用双方经济上紧密的互补性，部分抵消TPP可能对美国产生的经济效应，进一步巩固中国在亚太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从国内方面看，美国当前主导TPP的现实，实质上推动了中国国内对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共识凝聚。中国在研究TPP发展的同时，应进一步通过宏观调控等政策手段，调整现有国内产业结构和对外出口产品结构，升级和改造现有生产标准，完善环境保护和劳动力权益保护，逐渐变外需型贸易拉动为内需型消费拉动、变粗放性经济增长为集约性经济发展、变“数字GDP”为“绿色GDP”，更加有力地促进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在当前的情况下，中国可能加速中韩和中日韩FTA进程，在有关议题上与日韩达成妥协，以具体贸易行为便利化为突破，深化和扎实合作关系，为未来达成中日韩FTA奠定基础。与此同时，继续推动和巩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加快相关政策落实，积极推广和扩展自贸区经济合作形式；并加强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相关领域的双方合作，着力解决双边贸易的具体问题；向东盟国家提供相应的援助和支持，缓解其对中国的顾虑，以此领先TPP谈判速度，平衡和调整东亚地区实力结构，应对美国重返东亚的挑战。
（四）后续TPP谈判中东亚国家间双边贸易关系变化将成为研究重点
纵观当前对于TPP的研究和讨论，不难发现，从各种战略意图、格局和利益上对TPP的分析较为全面，而对后续TPP谈判中贸易标准设定、新贸易议题和由此可能带来的东亚各国间双边贸易关系变化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特别是中国是否考虑加入TPP和处理与TPP谈判国间的经贸关系，以及如果日本采取实质行动加入谈判，中国如何应对等问题还需要认真研讨。
结合近期在吉隆坡进行的TPP第十轮谈判进展情况和已公布的协议纲要文件内容，就贸易标准设定和新贸易议题而言，TPP各方围绕着原产地规则、服务和投资条款、知识产权的相关议题进行了小范围多边谈判，而在工业制成品、农产品和纺织产品方面仍在进行双边磋商，但在许多具体问题上都直接将美国和大多数东亚发展中经济体间的发展差异问题摆上了谈判桌。对此，美国决定在2012年年初与部分TPP谈判国单独展开双边谈判，希望在推动法律文本和一揽子关税方案的确定上取得进展。（63）由此可见，后续的TPP谈判中，TPP成员国间的双边贸易收益分析、相关产业发展和安全分析、原产地规则便利化、服务业开放程度、知识产权保护和贸易救济措施限制等具体规则的适用性研究尚有待关注。
此外，中国目前对是否加入TPP应持何种态度？按照当前TPP谈判情况，中国哪些国内产业会受到负面影响？如果TPP后续谈判顺利，中国可能选择何种时机加入？如何处理与美国、日本以及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双边和多边经济关系等问题，仍值得深入探讨，这是今后研究TPP相关经济影响的重点。
*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了东北亚开发研究院中日交流中心的支持和《当代亚太》编辑部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特此感谢。
注释：
①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Statement by Ambassador Ron Kirk on TPP,November 13,2009.http://www.ustr.gov/about-us/press-office/speeches/transcripts/2009/november/address-united-states-trade-representative.
②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TPP Negotiation Update,October 22,2011.http://www.ustr.gov/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trans-pacific-partnership/tppnegotiation-updates.
③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Outlines o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November 12,2011.http://www.ustr.gov/about-us/press-office/fact-sheets/2011/november/outlines-trans-pacific-partnership-agreement.
④蔡成平：《从TPP看日本政情》，FT中文网，2011年11月25日。http://www.ftchinese.com。
⑤New Zealand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Text of P4 Agreement,May 11,2011.http://www.mfat.govt.nz/Trade-and-Economic-Relations/2-Trade-Relationships-and-Agreements/Trans-Pacific/4-P4-Text-of-Agreement.php.
⑥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Joint Statement from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Ministers Meeting on Margins of APEC in Big Sky,Montana,May 19,2011.http://www.ustr.gov/about-u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1/may/joint-statement-trans-pacific-partnership-ministers-me.
⑦《奥巴马称TPP基础框架达成明年前形成法律文本》，齐鲁网，2011年11月13日。http://news.iqilu.com/guoji/20111113/599376.html。
⑧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Outlines o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⑨盛斌：《美国视角下的亚太区域一体化新战略与中国的对策选择》，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73页。
⑩刘晨阳：《“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与美国的亚太区域合作新战略》，载《国际贸易》2010年第6期，第56页。
（11）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Trade Ministers' Report to Leaders.
（12）New Zealand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Relationship with Other Agreements of P4 Agreement,September 30,2011.http://www.mfat.govt.nz/Trade-and-Economic-Relations/2-Trade-Relationships-and-Agreements/Trans-Pacific/3 Understanding-P4.php.
（13）吴正龙：《对TPP的几点思考》，载《中国日报》2010年9月16日；盛斌：《美国视角下的亚太区域一体化新战略与中国的对策选择》，第72页；魏磊、张汉林：《美国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的意图及中国对策》，载《国际贸易》2010年第9期，第56页。
（14）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2010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09 Annual Report,March 2010.http ://www.ustr.gov/2010-trade-policy-agenda.
（15）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The United States in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November 12,2011.http://www.ustr.gov/about-us/press-office/fact-sheets/2011/november/united-states-trans-pacific-partnership.
（16）刘晨阳：《“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与美国的亚太区域合作新战略》，第58～59页；魏磊、张汉林：《美国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的意图及中国对策》，第55页。
（17）盛斌：《美国视角下的亚太区域一体化新战略与中国的对策选择》，第72页。
（18）Jeffrey J.Schott,“Roadmap for the FTAAP:Take the TPP Turnpike”,Presentation at APEC JAPAN 2010 Symposium,Sponsored by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Tokyo,December 9,2009; C.Fred Bergsten,“Focus on Trade Agenda Could Reinvigorate APEC”,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Interview with C.Fred Bergsten Repost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Asahi Shimbun,November 6,2010,http://www.iie.com/；盛斌：《美国视角下的亚太区域一体化新战略与中国的对策选择》，第72页；徐长文：《TPP的发展及中国应对之策》，载《国际贸易》2011年第3期，第38页。
（19）C.Fred Bergsten,Asia-Pacific Perspectives on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Trade System,the East-West Center/US Asia Pacific Council 8th Annual Washington Conference,Washington,D.C.,May 23,2011.
（20）周忠菲：《从APEC到TPP——美国区域政策新动向》，载《中国经贸》2010年第12期，第30～31页；魏磊、张汉林：《美国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的意图及中国对策》，第55页；陈松川：《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新格局及中国的对策》，载《亚太经济》2010年第1期，第6～7页；C.Fred Bergsten and Jeffrey J.Schott,“Submission to the USTR in Support of a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Paper Submit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on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January 25,2010,http://www.iie.com; Ian F.Fergusson and Bruce Vaughn,“The 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CRS Report for Congress,December 7,2009,p.5; Deborah Elms,“U.S.Trade Policy in Asia:Going for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East Asia Forum,November 14,2009,http ://www.eastasiaforum.org/2009/11/26/u-s-trade-policy-in-asia-going-for-the-trans-pacific-partnership。
（21）魏磊、张汉林：《美国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的意图及中国对策》，第55页。
（22）宋伟：《中国的东亚区域一体化战略：限度、方式与速度的反思》，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5期，第51页。
（23）C.Fred Bergsten,Embedding Pacific Asia in the Asia Pacific:The Global Impact of an East Asian Community,Speech at the Japan National Press Club,Tokyo,September 2,2005.（24）《安邦：中国应该如何看待TPP？》，FT中文网，2011年11月14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
（25）Hadi Soesastro,Architectural Momentu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East Asia Forum,June 14,2009.http ://www.eastasiaforum.org/2009/06/14/architectural-momentum-in-asia-and-the-pacific/#more-5132.
（26）参见高兰：《日本TPP战略的发展特征及其影响》，载《世界经济研究》2011年第6期，第76～77页；刘昌黎：《TPP的内容、特点与日本参加的难题》，载《东北亚论坛》2010年第3期，第14～18页；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JETRO）,“Japan Looks to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o Transform Its Economy”,JETRO Survey Report,February 2011,http://www.jetro.go.jp/en/reports/survey/。
（27）“第一次开国”意指日本明治维新。
（28）刘昌黎：《TPP的内容、特点与日本参加的难题》，第15页。
（29）徐长文：《TPP的发展及中国应对之策》，第38页。
（30）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U.S.Trade Representative Ron Kirk Calls for Swift Passage of Trade Agreements,October 3,2011.http://www.ustr.gov/about-u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1/october/us-trade-representative-ron-kirk-calls-swift-passa.
（31）《韩国总统李明博接受日本〈朝日新闻〉的专访》，中国新闻网，2010年11月15日。http://www.chinanews.com。
（32）盛斌：《亚太区域合作的新动向：来自竞争性构想的洞察》，载《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3期，第134页。
（33）沈铭辉：《东亚合作中的美国因素——以“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为例》，载《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6期，第59～60页。
（34）翟崑：《小马拉大车——对东盟在东亚合作中地位作用的再认识》，载《外交评论》2009年第2期，第9页。
（35）《韩国总统李明博接受日本〈朝日新闻〉的专访》。
（36）吴正龙：《对TPP的几点思考》。
（37）菲律宾贸工部长Gregory L.Domingo表示，为达到TPP加入标准菲律宾需进行修宪、修法或其他考量，难度甚高，因此菲律宾无法达到立即加入TPP的标准，也没有决定加入TPP的时间表，但会通过双边渠道，与TPP会员国建立互信，以便未来参与TPP谈判时能达到标准；泰国外长素拉蓬也于2011年年底表示，英拉总理已向美方表达了加入TPP的意向，但仍需一段时间认真研究协定的内容，因为其中很多条款可能影响本国经济部门。参见：《菲律宾甚难符合加入TPP之条件》，国际商情网（中国台湾），2011年7月26日，http://news.cetra.org.tw；《素外长称泰国有意加入TPP》，凤凰网，2011年11月21日，http://finance.ifeng.com。
（38）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于2011年11月19日在东亚峰会闭幕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不必着急加入TPP，印尼将研究其是否符合本国利益。”参见《印尼总统称不急于加入TPP将考虑利害》，大华网，2011年11月20日。http://www.dawanews.com。
（39）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第23页。
（40）参见Claude Barfield and Philip L.Levy，“In Search of an Obama Trade Policy”，AIE Outlook Series Online，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August 2009,http://www.aei.org/outlook/100063。
（41）具体事例包括美国于2009年实施的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法案中的“购买国货条款”、中美轮胎特保案、单方面终止墨西哥的“跨境卡车项目”、WTO多哈回合谈判的消极推动态度和指责人民币汇率操纵等。
（42）贸易促进授权（TPA）是美国国会只能通过或否决总统与其他国家或组织达成的贸易协议，但不能做任何修改，同时必须在90天内由参众两院进行表决。这一程序也被称为“快速通道授权”（Fast-track Authority）。然而2007年7月1日布什政府期间，该授权已到期，目前未有延续。这项授权通常是国会和政府之间政治较量的重要焦点。
（43）刘昌黎：《TPP的内容、特点与日本参加的难题》，第17页。
（44）李文韬：《美国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战略构想的政治经济分析》，载《亚太经济》2009年第1期，第41～42页；徐长文：《TPP的发展及中国应对之策》，第38页；刘昌黎：《TPP的内容、特点与日本参加的难题》，第17页。
（45）“P4协议”第4章原产地规则规定，完全取得而生产的产品和符合关税编号变更标准或累计附加价值超过45%的产品（总价额-非原材料价格/总价额×100%＞45%，其中总价额按FOB计算，非原材料价格按CIF计算）才符合TPP的原产地规则。参见New Zealand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Text of P4 Agreement”，May 11，2011。
（46）FTA的经济效应是指区域贸易一体化带来的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效应，同时考虑贸易流量和存量的影响。
（47）万璐：《美国TPP战略的经济效应研究——基于GTAP模拟的分析》，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第62页。
（48）Deborah Elms,U.S.Trade Policy in Asia:Going for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Robert Scollay,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the Proposal for a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FTAAP）,An Issues Paper for the APEC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ABAC）,Auckland,August 18～22,2004.
（49）黄凌云、刘清华：《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中国经济效应研究——基于GTAP模型的实证分析》，载《国际贸易问题》2008年第12期，第60页。
（50）盛斌：《亚太区域合作的新动向：来自竞争性构想的洞察》，第136页；李巍、崔荣伟：《小心，美国的TPP谈判》，载《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2期，第18～19页；C.Fred Bergsten and Jeffrey J.Schott,“Submission to the USTR in Support of a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51）张茉楠：《未来TPP对亚太经贸格局的影响及中国对策》，中国网，2011年2月12日。http://www.china.com.cn。
（52）包括协调的单边主义、非约束性自愿原则并配合经济技术合作。参见蔡鸿鹏：《亚太自由贸易区对APEC机制化进程的影响》，载《世界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第9页。
（53）C.Fred Bergsten and Jeffrey J.Schott,Submission to the USTR in Support of a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54）盛斌：《亚太区域合作的新动向：来自竞争性构想的洞察》，第137页。
（55）盛斌：《亚太区域合作的新动向：来自竞争性构想的洞察》，第136页；魏磊、张汉林：《美国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的意图及中国对策》，第57～58页；陈松川：《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新格局及中国的对策》，载《亚太经济》2010年第1期，第7～8页；徐长文：《TPP的发展及中国应对之策》，第39～40页。
（56）刘昌黎：《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发展与困境》，载《国际贸易》2011年第1期，第42页。
（57）Henry Gao,The 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High Standard or Missed Opportunity? Paper 973 in the Research Collection School of Law,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November 2009.http://ink.library.smu.edu.sg/sol_research/973.
（58）刘中伟：《美债降级，中国损失有多大？》，载《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33期，第22页。
（59）美国与韩国、巴拿马和哥伦比亚已分别签署FTA协定，国会经过长达一年的激烈争论，终于在2011年10月21日批准上述协定实施。但是，国会同时还通过了奥巴马政府提出的《贸易调整援助改革法案》（TAA），为因贸易自由化或生产转移而受损的工人、企业及农民等提供联邦政府援助，改善和促进衰退产业或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对进口竞争的积极调整，同时补偿他们因贸易自由化而遭受的利益损失，由此可见贸易自由化在美国国内政治博弈中的竞争与妥协现状。参见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Statement by U.S.Trade Representative Ron Kirk on Presidential Signature of Trade Legislation”,October 21,2011,http://www.ustr.gov/about-u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1/october/statement-us-trade-representative-ron-kirk-preside。
（60）根据Jeffrey J.Schott对美国前贸易代表罗伯特·佐利克提出的贸易伙伴选择标准进行了总结，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国内政治考量（国会支持、谈判灵活、国民支持、就业冲击小）、经济政策考虑（出口扩大、投资者受到保护，包括劳工准则、知识产权、环保等新议题）、对方国家承诺（改革和与美国贸易利益的一致性）和外交政策考量（传统友好关系、共同价值观、民主法治化进程和地缘政治平衡性）。参见：Jeffrey J.Schott，“Assessing US FTA Policy”,in Jeffrey J.Schott,ed.,Free Trade Agreements:US Strategies and Priorities,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Washington D.C.,2004,pp.365-373。
（61）宋伟：《中国的东亚区域一体化战略：限度、方式与速度的反思》，第54页。
（62）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第31页。
（63）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Additional Strides Made at Tenth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Round,December 9,2011.http://www.ustr.gov/about-u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1/december/additional-strides-made-tenth-trans-pacific-par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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