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亚杰论逻辑认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识论论文,逻辑论文,皮亚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1-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边号：1000-9639(2003)增刊-0243-07
皮亚杰因其儿童心理学理论著称于世。除心理学外，他对生物学、哲学和逻辑学都有精湛研究。而其关于逻辑学的思想，较少有人关注。在逻辑学领域，皮亚杰不仅阐述了现代逻辑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而且对心理逻辑、逻辑的认识论等问题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研究。其研究结果丰富了认知科学理论。本文主要对其逻辑认识论理论进行理解与把握，并引以为借鉴。
自莱布尼兹倡导普遍语言和普遍数学，经弗雷格、罗素、哥德尔等逻辑学家、数学家的努力，数理逻辑创立，形式化方法成为数理逻辑的根本方法，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形式化的重要意义。但哥德尔、丘奇·图林、塔尔斯基局限性定理的证明，尤其是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的证明，也使人们进一步看到了形式化的局限。形式化是数理逻辑精神的体现，因而形式化成为逻辑认识论的重要问题，对形式化问题的研究解决，标志着认识的深化。皮亚杰正是以其儿童思维、智力发生发展的理论做基础，对形式化这一逻辑认识论的重要问题从三个方面做了探讨和研究。
一、形式化的程序和自然思维程序之间的关系
做为儿童心理专家，皮亚杰精通儿童心理即自然思维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而他又对逻辑怀有极大热情，精通数理逻辑（其儿童心理学理论即是用数理逻辑符号表示），自然，他会把形式化的程序和自然思维的程序首先加以比较。
皮亚杰同意数学家帕施的观点，认为“形式化的程序和自然思维的自发倾向是背道而驰的”。[1](p71)并且，皮亚杰为这种观点论证到，“如果我们承认用主体意识的内容来给自然思维下的定义，即一般的思维倾于向前看，而形式化却是回顾过去的——其目的在于确定所有断言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并使得所有中间步骤与结果都成为明显可见的。”[1](p71)形式化即是用形式语言构造形式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概念、命题的含义都是严格刻画的，定理的证明或推导是极其严格的。如一阶命题演算P的一个证明，它是一个有穷长的非空公式序列，其中每个公式，或者是一个公理，或者是该序列中在前的两个公式依据分离规则所得到的直接后承。证明的步骤清晰、明白，定理的得出具有必然性。这种定理的证明其实也就是提供了定理之所以成立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皮亚杰正是从这种角度说明了形式化的特征及和一般思维的区别。一般思维提供一个“断言”，形式化则去证明这个“断言”。
但皮亚杰的重点不在于说明两种程序之间的区别，而在于从发生学角度说明两者之间的联系，并以此为基础明确形式化的特征。皮亚杰认为，“从发生学的观点看来，形式化很可以被认为是思维发展中已经出现的反身抽象过程的一种扩展。”[1](p71)“反身抽象”是皮亚杰认知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他把经验分为两种：物理经验（如物体体积大小、重量）和逻辑—数学经验（如发现一组物体的总和与这组物体中各成分的空间排列位置无关，与计数的先后次序也无关）。物理经验到物理知识的抽象即经验抽象；而从逻辑—数学经验到逻辑—数学知识的抽象，称为“反身抽象”。经验抽象与反身抽象的结果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认知结构的完善化，就是把形式和内容区分开来，并且从低级形式出发，通过反身抽象来创建一些新的形式。通过多年实验、研究，皮亚杰发现，儿童的思维、心理或智力、认知存在四个从低到高的发展阶段，即感知—运动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和形式运算阶段。形式运算阶段不受具体事物的内容的限制，能脱离对当前具体事物的观察，通过假设进行推理，即进行命题间的运演。而形式化是指“把一理论中的概念转换为形式语言中的符号公式，并把一个证明转换成符号公式的有穷序列，从而把对理论中概念、命题、推理的研究，转化为对符号表达式组成的形式系统的研究。因而这种形式化方法完全抛开了使用的符号的意义以及符号系统的适用的范围，仅凭借相关的语法规则构造形式系统，之后再对此系统进行解释。”[2](p123)如此看来，如果说反身抽象从逻辑—数学经验到逻辑—数学知识还带有经验的性质，那么形式化则完全抛开了经验。它不是对经验的抽象，而是对理论的抽象，或者说对抽象的抽象。从形式化过程本身讲，它是从形式到形式，而反身抽象则是从内容到形式。因而“逻辑学家的形式化看来就是把获得了统一的过程向较高水平的扩展，而不是相反”。[1](p71～p72)不仅如此，形式化的这种扩展还表现了一种本质上是新的特点。“由于形式化可具有的日益增加的专门化和一般化，它显示出形成各种组合的可能性是不受拘束的，丰富多彩的，这就大大地超越了自然思维的范围。”[1](p72)通过考察公理化的历史，皮亚杰说明了形式化的这种新特点。欧几里得时期，欧氏几何的公理还是作为直觉的、不证自明的东西而被接受的，因而是从自然思维方面简单借用过来的。而非欧几何的公理的选取并不是因为其直观性和自明性，从这些非直观和自明的公理出发，非欧几何这种抽象的形式理论被构造出来。因而，非欧几何的产生，使这种反身抽象变为一种有了分化的活动，这种活动考虑了它的目标，并把这种目标一般化。这样，反身抽象获得了新的能力，能给直觉性变得越来越少的理性提供基础。而当形式化通过它本身的这种功能而变成专门化的时候，便假定人们有完全的自由按体系的需要去选择公理，形式化也就不再依赖自然思维所提供的元素。这便是希尔伯特开创的“形式公理化”阶段。在这一阶段，“公理系统本身不需要有一个预先给定的对象域。系统的初始概念没有直观的具体内容，它们的意义完全由公理规定。……由于基本概念没有直观内容，其他的概念也能使一个系统的公理为真，一个系统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或模型。一个形式公理系统可以刻划多个不同的对象域，对初始概念作不同的解释，一个公理系统的公理和定理就成为不同对象域的真命题。”[3](p162)也正是因为一个系统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从而刻画不同的领域，或者构成新的领域。皮亚杰认为形式化的再组合日益多样化，在组合的种类方面具有更大的自由。并且他举三值逻辑和多值逻辑为例，说明形式化再组合的多样性和自由性。卢卡西维茨修改了经典的二值原则，建立了三值逻辑。后他又把三值逻辑推广到了多值逻辑。卢卡西维茨三值逻辑的提出是为了解决亚里士多德关于未来偶然事件问题。而波斯特建立多值逻辑则是从纯形式考虑出发，直接假定命题变项的真值个数大于二，由此来建立任意有穷多个值的逻辑系统。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这种新逻辑系统的创立充分说明了形式化再组合的多样性和自由，以及对反身抽象的扩展和对自然思维范围的超越。皮亚杰划分的儿童思维四个阶段中的最后一阶段，即形式运演阶段，儿童可不再局限于它的有限的和具体的方面，而是依据某些或所有可能性的组合去推论某一特定的现实。皮亚杰用命题符号p、q和逻辑联结词
、·、v、描述了这一阶段的认知结构。设两个命题p、q，p、q都有真假二值。儿童能够系统地推知p、q之间所有可能具有的逻辑关系，即：
“这十六个组合（倘在三个命题的情况下，就有256个组合，等等）组成了性质完全不同的新的运算，可称作‘命题’的运算。”[4](p101)在自然思维的形式运演阶段，两个命题只有这十六个组合，而逻辑形式化的结果则不仅在一个形式系统内部推出大量的定理，而且是多种系统、多种逻辑的创立。
结合其发生学，通过考察公理化的历史，皮亚杰证明了形式化是自然思维发展中反身抽象过程的扩展，但比之更自由、灵活，因而大大超越了自然思维的范围。这使我们从逻辑之外的角度了解形式化的特征乃至作用。
二、形式逻辑予以公理化的是什么？
“公理化”和“形式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公理化”是“形式化”的前提，但两者并不等同。形式系统构造之前不假定任何对象域，构造之后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且全部用形式语言陈述。形式公理化系统构造之前不假定对象域，而古典公理系统的对象域是先于公理而给定的，且基本上是用自然语言加上特定的符号语言陈述的。因而，就两者的符号化抽象化程序而言，形式化比古典的公理化要高得多。皮亚杰在这第二个逻辑学认识论问题的论述中，一些地方用“公理化”概念，一些地方用“形式化”概念，如这第二个问题他也称为“被逻辑形式化的是什么”。他没有严格区分这两者，但这并不妨碍他对问题的讨论。
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代表卡尔纳普一开始就建议把任何逻辑都归结为一种普遍句语，而自然语言就是这句法的比较忠实的反映，但它的精确形象则由现代逻辑的形式化语言来提供。塔尔斯基随后证明必须要有一种确定意义的普遍语义学。这样，逻辑结构就只能是语言的结构了。逻辑被看作仅是对语言的研究，逻辑是语言的形式化。
皮亚杰认为，假如我们把逻辑看作一种语言，并像现代实证主义那样把它跟一种语法和一种一般的语义学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逻辑就不是这个词的本来意义下所指的认识的一种形式，而是认识的纯粹形式，这种纯粹形式的公理化只是与分析性或同语反复的性质有关。”[9]
通过其发生和研究，皮亚杰表明：智力是先于语言而存在的，这种前言语的智力就已经包含着一种逻辑，也就是与活动格局的协调（联合、归类、顺序、对应等等）有关的逻辑。通过实验发现，在聋哑儿童身上，智力运算的发展比起能说话的儿童当然要迟一些，但分类、顺序、对应等等这些基本运算，甚至某种复杂程度，一点也不缺少。这是证明了动作的先语言组织。相反，在盲童身上，发展的迟缓显得更大一些。这是因为在动作图式形成时缺少感觉一动作控制，而如果说语言能够部分地弥补这一缺陷，它却并不足以代替总的协调，它是在这些总协调较晚形成时建立在它们之上的。皮亚杰这种“智力先于语言”或“逻辑先于语言”的观点在心理学上曾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乔姆斯基语言学的创立给皮亚杰这种观点提供了论据。乔姆斯基的语言学证明：语言不是通过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模式归纳地获得的，而是人类生而具有的认知能力的结果。这与皮亚杰“智力先于语言”的观点是一致的。在《结构主义》一书中，皮亚杰对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结构主义评价道：“这种新的立场成为对逻辑实证主义而言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逆向’：由布龙菲尔德热忱地继承的逻辑实证主义，企图把数学和逻辑学归结到语言学上去，把整个心理生活归结到说话上面去，而最新的语言学则是从逻辑中派生出语法学来，把言语从被理性定向的心理生活中派生出来……”[5](p58)不过乔姆斯基把语言能力诉之于天赋性质和遗传的观点是有困难的，皮亚杰则用构造论来说明语言结构。
除去通过发生学及乔姆斯基的语言学反驳逻辑实证主义视“逻辑为一种语言”的观点，皮亚杰又通过发生学对奎因批判经验主义教条的证实，说明纯粹形式的公理化不仅仅与分析的性质或同语反复的性质有关，进而表明“逻辑不仅是语言的公理化”。
按照逻辑实证主义把逻辑仅仅归结为一种语言的观点，这种语言的形式——皮亚杰称之为认识的纯粹形式——也就仅与分析的性质或同语反复的性质相关。卡尔纳普为坚持彻底的经验论立场，又说明逻辑与数学命题的认识价值，并把“逻辑—数学命题与形而上学命题区分开来，对命题进行了分析与综合的二元区分。分析命题仅根据其中所含词项的意义分析即根据语言即可确定真的命题，综合命题是要据语言之外的经验事实才可确定真的命题。数学、逻辑命题则属于前者，它们是没有经验内容的重言式。把分析性和综合性截然二分，奎因称之为经验主义的教条之一。他对这一教条首先进行了质疑。奎因认为分析命题分为两种：①逻辑真理，如“没有一个未婚男子是已婚的”。②可通过同义词的替换而变为①的命题，如“没有一个单身汉是已婚的”，用“未结婚男子”替换“单身汉”，②变为①。不幸的是，②依赖同一性说明分析性，而利用同义词定义，保全真值的可替性来刻画同义性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包含循环论证。因而，奎因认为，并不存在与经验毫不相关的分析性命题，要想根本划清分析性命题和综合性命题的界限，那是妄想，是形而上学的教条。
“东西尽管可以分，但是正如奎因所说，‘界线一直也没划出来’。对于说不清楚的东西，可能有人相信它，有人不相信它，孰是孰非，只能依靠证明。”[6](p143)奎因从逻辑上证明把分析性与综合性截然二分是不可能的。而皮亚杰以发生学的实验证明了奎因这一理论。1955年，一些心理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逻辑学家等在日内瓦成立了一个“发生认识论国际研究中心”，“其宗旨是系统地研究各学科特有的认识论问题与可以阐明这些问题的，有关精神和认知发展的种种事实之间的关系。”[7](p145)到1971年，这个中心已经出版了20多部著作，内容涉及逻辑、数学、物理学等认识论问题。在这个中心出版的《研究报告》之一（第四卷），曾经从发生学上证实了奎因对他称之为逻辑经验主义的教条之一——把分析性与综合性命题截然分开——的批评是有充分根据的。“人们发现分析性判断和综合判断之间是有中间情况的，一切关系开始时都是综合性的，而是在某些情况下根据它们的内涵（这是主体给予他自己所用的概念或运演的含义，如2+3=3+2中的“＋”号）才变成分析性的。”[1](P73)
之后，皮亚杰又进一步从发生学证明运演不是同语反复。逻辑实证主义者把逻辑、数学命题看作是毫无经验内容的重言式即永真式。假如我们把“同语反复”的特征仅仅理解为某些运演具有“永真”的性质的话，似乎我们就有充分理由说运演具有“同语反复”的特征了。但是，“‘求真’决不能归结到同一性，因为永真可以从一个既是同一化过程又是分析过程的组合体系产生出来。”[1](p75)皮亚杰和他的合作者几十年的研究成果表明：逻辑结构或认知结构的起点是动作的普遍协调作用，其根源是天赋，经过后天的同化作用和分化作用而发展。具体来看，皮亚杰的认知结构包括四个基本概念：图式、同化、顺应、平衡。图式即动作结构，最初的图式是遗传的。同化即是把客体纳入主体的图式中。当主体图式不能同化客体，引起图式质的改变，这就是顺应。平衡即同化与顺应两种机能的平衡。由最初的图式开始，经过同化和顺应的不断平衡，认知结构形成与发展。由此看来，逻辑上的永真式也是经过后天的同化与顺应的平衡而得到的。因而不能仅归总为“同语反复”的特征。从另一角度，即公理选择的标准，皮亚杰也证明“认识的纯粹形式”不能仅与同语反复的性质有关。每个形式化的体系都是以公理为依据的，选择公理的三个标准是：这些公理必须是充分的、前后一致的和相互独立的。仅仅从“相互独立”这条标准来看，公理也不能是同语反复的。
既然“纯粹的认识形式”不能仅仅与分析性和同语反复有关，把逻辑仅看作是语言的公理化便无法站住脚。
如果逻辑不仅是语言的公理化，那逻辑又是什么的公理化呢？皮亚杰认为，“逻辑就是自然运演结构的形式化”。
做为儿童心理专家，皮亚杰首先对自然思维作了分析。自然思维如果指的是主体有意识的思维，带有直觉性和不证自明的经验的话，那就得不出逻辑是自然思维的形式化。因为直觉和不证自明的经验在历史过程中和个体发展过程中都是变动的，因而不能成为逻辑的适当的基础。但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自然思维，就会得出“逻辑就是自然运演结构的形式化。”在个体认识发展史上，皮亚杰既反对经验论，也反对先验论，提出构造论。认为新结构和新知识是在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中构造而成的。通过不断建构新结构.皮亚杰发现了逻辑要形式化的那个东西。“我们可以越过那些可观察到的东西来尝试着建构结构，并不是从主体有意识地说的或想的什么来建构结构，而是从当他解决对他来说是新问题时，他依靠他的运演所做的什么来建构结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发现我们自己是在处理象INRC群这样可以逻辑化的结构。”[1](p75)INRC群也是皮亚杰儿童心理学中的重要概念。在十六种命题组合（第一个问题中已谈到）的基础上，皮亚杰等发现了另一种基本结构INRC群，即把命题组合之内的反运演和互反运演联合成为一个单一的“四变数群”。在命题组合系统的水平上，每个运演如p→q有一个反命题N，即
，这是互反命题的反命题。这就产生了一个交换群：NR=C;CR=N;CN＝R;NRC=I（I表示恒等性命题，指在任何命题中的运算都不发生变化）。皮亚杰认为，十六种命题间的组合是二级运演，而在此基础上的交换群内部的互相转化则是三级运演。对于这个群结构，主体自然是觉察不到的，然而这个群指出了主体每次把反运演和互反运演区分开来以便把它们组合起来时所能做的某种事情。“这样，如果我们从自然结构的特殊而有限度的意义上来理解自然思维，我们就可以把逻辑看作是这些结构的形式化，以及随后的超越这些结构。”[1](p75)
三、为何形式化会有哥德尔意义下的局限性？
以发生学为基础，皮亚杰对“形式化的程序和自然思维的程序的关系”及“逻辑形式化的是什么”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就算这两个问题涉及“逻辑研究什么，逻辑是什么，”逻辑学家们各自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逻辑学家们却没有继续追问“为何形式化会有哥德尔意义下的局限性”。而皮亚杰则继续问了一个为什么。“如果说形式化有界限，那么就该问个为什么。”[7](p82)
尽管形式化有其独特的威力，但它已被证明具有确定不移的局限性。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丘奇·图林等不可判定性定理，塔斯基的真概念不可定义性定理都证明了这一点，皮亚杰认为，虽然这些局限性是可以替换的，因而是随着结构的向前发展而减少的，但它们在下列意义下仍然是真的，即：非常彻底的形式理论，如果只根据它自身的体系，是既不能证明它本身的矛盾性，也不能证明其所有定理的可判定性的，它还需要以“更强的”体系作为基础来作出这种说明。如初等数论的一致性，用有穷的方法不能得到证明，而必须借助比它更强的体系超穷算术，用超穷方法得以证明。而更强的结构只能出现在它以前的结构之后，如超穷算术出现在初等算术之后。而且最简单的体系结构又总是最弱的结构，如罗素的《数学原理》的逻辑对初等算术来说即是简单的因而也是弱的。在发生心理学中，儿童思维结构同样具有这样的特征。从感知—运动阶段，经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到形式运算阶段，儿童思维结构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弱到强的过程。这样儿童思维结构按其“强度”（即从简单到复杂，从弱到强）的排列呈阶梯式状。而且这从弱到强，从简单到复杂的结构既不是先天涌现出来的，也不是后天的经验刺激构成，而是由于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即主体的不断活动建构出的。因此皮亚杰认为，形式化和发生心理学一样，(1)存在着把结构按其“强度”排列的阶梯式体系。(2)需要对结构作建构主义的处理。因为结构的系统就好比其高度不断增加的螺旋体。正是因为“形式化跟发生学的建构具有类似性，这种类似性提供了一个解答：形式和内容的概念在本质上是相对的，形式或形式化结构是不能达到一种完全的自主性的。”[1](p75)通过对儿童心理结构的研究，皮亚杰发现形式和内容是相对的，感知运动结构对它们所调整的简单运动而言是形式，但对下一水平的内化的和概念化的活动而言则是内容；“具体运演”对上面这些活动而言是形式，但对11岁到15岁时已经出现的形式运演来说则是内容；这些形式运演对于以后各水平上应用于它的那些运演来说则又不过是内容了。同样地，皮亚杰发现在逻辑上也存在着形式和内容的相对性，初等算术把类和关系逻辑包括进来作为其内容，因而它是形式，而初等算术本身作为可数的东西的幂，则是超穷算术的内容。“不存在只有形式自身的形式，也不存在只有内容自身的内容，每个（从感知—运动性动作到运算，或从运算到理论等等的）成分都同时起到对于被它所统属的内容而言是形式，而对于比它高一级的形式而言又是内容的作用。”[5](p25)
根据形式化是建构的，且形式和内容具有相对性，这就不难推出形式化必定会具有局限。“在没有整合到一个更全面的形式中去时，它不能保证自身的前后一致性，因为它的存在本身是从属于整个建构过程的，它只是这个过程的一个特殊方面。”[1](p76)皮亚杰还引用拉德利哀的话来说明形式化的局限的必然性。“我们不能一下子就把思维可能有的各种运算一览无余。”[7](p182)
四、皮亚杰逻辑认识论研究的意义
就逻辑认识论本身而言，皮亚杰从逻辑外的角度进行了探讨、研究；就形式化局限的克服，皮亚杰提出了逻辑学与心理学的联结以及跨学科研究的原则。
人类认识史其实就是不断追问的历史。从论证形式化的优点，到发现形式化的局限性，这是人类认识的进步、深入。但逻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大都到此止步，没再进一步追问为何会有形式化的局限性等。皮亚杰恰恰注意到并研究了这类逻辑认识论问题，并给这一问题以一种逻辑外的解释。而皮亚杰关于逻辑认识论问题的研究，是与其心理学背景分不开的。三方面逻辑认识论问题的论述，都和其儿童心理学紧密相关，确且说是以发生学或儿童心理学为基础的，这是其理论特色之一。自康德在逻辑上举起反心理主义的大旗，直到弗雷格、胡塞尔对心理主义猛烈批判，心理学从逻辑学中被清离出去，逻辑学与心理学彻底分家，两者成为互不相关的学科。尽管有人同情弱心理主义，以解释逻辑的起源，但没有人再把两者联系到一起。皮亚杰则通过逻辑认识论问题的研究，重新为逻辑学与心理学的沟通搭起了桥梁。
这种桥梁不仅体现在三个方面逻辑认识论问题都与发生学相关，而且，第三方面问题即形式化局限性的克服要借助于心理学。“逻辑再也不能闭关自守了。它是形式化的科学，但现在形式化有了界限。于是出现在边界那边的现实似乎是一种直觉的现实，这就使人们想到也存在着一种边界‘这边的东西’，这个东西逻辑或许应该加以形成化或公理化，这可能不是主体的有意识的思维，而是主体的运算结构。这自然不是说逻辑就到此为止了，只是说它从这点出发，然后按照它的想法把它的公理体系延伸出去……。逻辑结构主义不是静态的，而是建构性的。可是，这种无止境地填补不断出现在新层次的空白的逐渐建构，同智力本身的心理发展非常相似。”[7](p140～149)“于是逻辑学家不得不寻思怎样去建构逻辑，这就是向逻辑学家本身的心理学求援，向他们的建构历史求援。”[7](p140)这样，从发生学的角度，皮亚杰给形式化局限问题的解决指出了一条道路。形式化方法是现代逻辑最主要的方法，它体现着现代逻辑的精神，因而这也是克服现代逻辑局限性的道路之一。
也许有人会认为逻辑学向心理学求援会重新导致逻辑上的心理主义。逻辑上的心理主义是指把逻辑对象和逻辑运算等同于心理过程，从主观心理出发去研究逻辑运算，从心理学规律推导出逻辑规律。皮亚杰所谓的向心理学求援“不是为了在心理学中获得逻辑的内在基础，而是着眼于它的一般认识论。”[7](P118)为避免陷入心理主义，在《发生认识论》中，他也谈到：“我们应该小心地把逻辑的认识论同逻辑学家的论证技术区别开来。在后者那里心理学显然是没有什么地位的。”[1)(p77)
由逻辑认识论以及其他科学认识论问题等对心理学的关注，皮亚杰进一步提出要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前面所提到的“发生认识论国际研究中心”就是这样一种跨学科研究机构，出版大量著作，丰富了人类认知历史。皮亚杰本人也是跨学科研究的极好例子。他精通逻辑、数学、心理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等，其心理学独树一帜．认识论上以“构造论”著称，对认知科学可以说做出了巨大贡献。这给予我们很大启示：加强逻辑学和其他学科的融合，会对逻辑学的发展更加有利。现代逻辑许多新分支的出现，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它们之中很多都是由于逻辑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而产生的，如法律逻辑、认知逻辑等。就认知本身而言，它涉及很多方面，如心理、思维、语言、逻辑等，它的发展需要多学科的合作。而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包括了所有这些方面，因而确实给逻辑学和心理学搭起了一座桥梁，给跨学科研究搭起了一座桥梁。他于70年代提出的跨学科研究的思想，由于人工智能等现代科学整体性的要求，今后仍然是指导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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