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安全程度的估算_经济论文

当前中国经济安全程度的估算_经济论文

当前中国经济的安全度估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宏观经济运行作出科学的评价是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宏观经济评价是一项系统工程。笔者认为,这一评价体系至少应该包括如下五种评价: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评价,中国经济的稳定度评价,中国经济的景气度或警度评价,中国经济的开放度评价,中国经济的安全度评价。由于前三种评价笔者已经撰文分析过,第四种评价与第五种评价有关,因此这里将对第五种评价作出说明。

关于中国经济的安全度问题,国内的研究至今主要是定性分析,缺少系统化定量分析;国外的研究虽有定量,但采取的是反向观察问题的不适当方法,即所谓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安全有影响(如少数人提出的中国威胁论、谁来养活中国等)。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安全度问题是指由于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对中国经济的渗透而产生的安全程度问题。经济安全(度)是国家安全(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显然,中国经济的安全度评价需要解决这样三个问题:用什么指标描述中国的经济安全?每个指标的安全程度划分及确定;所有指标的安全度综合。下面依次分析。

1.中国经济安全的指标体系构建

经济安全与对外开放密切相关。当对外开放程度很低时(如1978年以前),不存在经济安全问题,国家安全一般就是政治安全;当对外开放程度提高时,经济安全问题就逐步突出,国家安全就逐步由单纯的政治安全转为政治安全与经济安全并列,甚至要向经济安全为主转变(政治战转向经济战)。因此,衡量经济安全的指标都是和对外开放有关的指标。初步考虑可以选择如下指标作为反映中国经济安全的指标。

①市场安全指标。包括外贸总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关键产业原材料进口占其所需原材料总量的比重,支柱产业商品出口占其总产出的比重,敏感消费品进口占其消费总量的比重(如食品),走私进口(水货)占国内市场比重。

②产业安全指标,包括三资企业外方总资产占全国企业总资产的比重,各大行业,细行业的三资企业外方资产占所属行业的比重,三资企业各类产品总额占全国同类产品总额的比重,外方专利许可量占全国专利许可量的比重。

③金融安全指标。外资金融机构总资本占全国金融机构总资本的比重,外资金融机构所吸收的总资金占全国总资金的比重,三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外方欠帐总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外债余额占当年贸易与非贸易外汇收入的比重(外债率),外债本息占当年贸易与非贸易外汇收入的比重(偿债率),利用外资占全国总投资的比重,对外借款占当年外汇收入的比重。

④信息安全指标。外国人来华数量增长率,三资企业注册数量增长率,外籍企业员工增长率,国际互联网国内用户增长率。国内企业的情报安全意识强度,计算机网络安全情况。

2.中国经济安全指标的安全程度划分及其制定

经济安全程度可以考虑分为6个等级:很安全,相当安全,比较安全,轻度不安全,中度不安全,严重不安全,危险或危机爆发。

考虑到统计资料的缺乏和不准,在判断各个经济安全指标的安全等级时,拟加入主观分析、直觉因素。这样做当然不是最优的,但只要不能证明其不能成立,则其可能是次优的。另外,像经济安全这类经济问题,往往见仁见智,不同的判断很难直接检验其正确程度。依笔者之见,合适的做法应该是百家争鸣,百论并存,由时间来验证。

①中国市场安全度处于中度不安全。因为中国的外贸总额占贸易总额比重较高(以1993年为例,按官方汇率,外贸总额为1.6万亿元,贸易总额约为6万多亿,两者之比为1∶4);进口总额占国内总购进比重与出口占国内总销售比重由于进出口相近而与外贸总额占贸易总额比重基本一致,均为较高水平;关键产业如高技术产业与原材料进口比重不低;支柱产业如纺织出口比重较高,敏感消费品如各种食品进口较多。至于走私进口则相当严重(如90%的外烟为水货,不少家电也均为水货)。总之从市场上,特别是城镇市场上看,可以说到处充斥外国产品,据有关部门对37类消费品市场调查,国外品牌要占到25%以上(《中国信息报》1996.12.17)。因此将中国的市场安全度定在不安全的中度不安全水平上是合适的。

②中国产业安全度处于轻度不安全到中度不安全之间。到1995年年底,注册登记的外资企业达23.4万个,外资企业产值已达5000亿元,起码占我国工业总产值的15%以上;外商累计投资(1979年至1996年)超过1700亿美元以上,估计占我国企业国有资产的15%,占我国企业总资产的10%以上;啤酒行业60余家大中型工厂已有50家与外商合资(或将要合资);彩电行业,日本索尼公司、荷兰飞利浦公司、韩国三星公司等投资建厂预计几年后将在大陆彩电生产中占半壁江山;汽车工业是外国名牌的一统天下(上海桑塔纳、一汽奥迪、东风富康、北京切诺基、广州标致、天津夏利,从这些车名中可见“洋斑”),以致于我们在复关谈判中要求保护民族汽车工业时人家质疑我们的汽车工业不是幼稚工业;饮料工业产量估计25%以上已被外资企业占有;洗涤用品行业中的大企业几乎全被外商合资了,垄断了我国洗涤剂行业的50%以上的生产;39个工业大行业中,三资企业市场占有率超过10%的行业有23类,其中食品、橡胶等13类超过25%,电子及通信设备、服装及纤维制品、文体用品,皮革制品等4类则超过了50%(《中国信息报》1996.8.29);在专利申请批准量方面,60%的发明专利由外国人所有。因此,把中国产业安全度定在轻度安全的B级水平到中度不安全的C级水平是合适的。

③中国金融安全度处于由相当安全向比较安全退化。虽然我国金融政策规定不许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但由于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近3000亿美元,其中三资企业进出口又占一半以上,加之保险业务开放,数百家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外债偿债率为10%,外债率达100%,外方欠债达百亿美元(占我国出口收入的7%),外商投资额要占到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10%以上。因此,中国的金融安全度在一定程度上已受到外资,外债的影响。

④中国信息安全度轻度不安全。截止1995年底,我国已注册外商投资企业23.4万户,比上年底增加2.8万户;1995年全年来我国旅游、访问,以及商务活动等的外国人(及港澳台人)达0.47亿人次,比上年增长6.2%;外籍企业员工继续增加;国际互联网络上国内用户迅猛增长;国内企业的情报安全意识仍处于中下水平,计算机网络安全水平处于一般水平。因此,判定中国的信息安全度处于轻度不安全的B级水平是合适的。

3.中国经济安全度的综合判断

以上我们从市场、产业、金融、信息四个侧面对中国经济的安全度作了分析,下面进行综合性处理。综合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不加权综合,另一种是加权综合。前者是指对于所有安全指标,一视同仁,每个指标均具有同等重要性;后者是指给予不同安全指标以不同的地位,某些指标的重要性超过另一些指标。

如果是不加权综合,则由于中国市场安全度处于C级,中国产业安全度处于B级到C级,中国金融安全度处于AA级至A级,中国信息安全处于B级,因而可以判断中国经济安全度处于轻度不安全的B级水平。

如果按加权方法综合,则我们要首先赋予不同指标以不同的权数(权数之和为1)。比如中国市场安全度的权数为30%,中国产业安全度为40%,中国金融安全度为20%,中国信息安全度为10%,之后进行加权平均确定。由此,中国经济安全度处于由轻度不安全到中度不安全的B到C级水平。

显然,无论用哪一种方法计算,中国经济的安全度均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从定性上说,中国经济已进入不安全区间。虽然,目前这种不安全仍是轻度的,但需要引起我们高度的警醒。

引文至此,笔者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经济安全问题不仅存在于现在的发展中国家,而且也存在于发达国家的过去与现在。比如,战后日本为提高国家经济安全度(保护本国工业),实施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规定了外资进入的认可标准,不允许外国高技术企业在日本开办独资分公司,外资要拥有日本企业三分之一以上资本需日本政府批准;19世纪的美国也同样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立法授权美国总统可以否决外国直接投资;19世纪的法国更是以其严厉的贸易保护著称,可以说,法国工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禁止进口。至于现在,发达国家也仍然实行一定程度的保护国内经济安全的政策,其手段往往是间接的、隐形的(《经济日报》1996.7.17;《经营之神》,日本盛田昭夫著,经济管理出版社1988年)。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绝对自由的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因此,作为发展中的国家,作为具有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东方文化之国,中国的经济安全更具有特殊重要性,而作为人口大国,国土大国,中国更有条件维护自己的经济安全及经济独立。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对外开放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提高开放程度是有限制的,追求所谓外贸在国际贸易中的位次实质是贪慕虚名,为出口而出口是不可取的,为洋消费、高消费、新奇消费而进口更是不可取的,消费本身也需要正确引导;进口应以高技术为限,出口应以最必要的进口为限,何必要让国货背上一个“低档”名声?利用进口以买方身份来控制出口国是不可靠的,不安全的、乌托邦式的,利用出口以卖方身份来控制进口国也是不可行的,无意义的;要明确为什么要出口,为什么要进口,为什么要引进外资,对于我国来说,关键的是对内开放而非对外开放,是内部改革而非对外开放,是充分利用并支持利用“内资”而非盲目利用甚至高价利用“外资”。1978年以来外贸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长速度1.5倍以上不是只有利而无害,可以认为,外贸规模偏大而对我国经济达到的逆调节(冲击)已使改革的国际环境不够稳定,加大了改革的成本。严格来讲,中国并不缺少资金(目前居民储蓄超过3.8万亿元,外汇储备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真正缺少的是资金使用的效益,真正缺少的是资金使用的良性运行机制。中国人是聪明的,关键是要有一个激励机制。因此,当务之急是深化体制改革,为此,必须使开放服务于改革,改革必须在中国经济比较安全甚至相当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开放必须在中国已经具有相当实力的条件下扩大,安内才能防外。否则,过度开放所造成的中国经济不安全会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设置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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