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区域发展理论的主要流派及其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派论文,区域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区域发展理论的形成尽管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区位理论，如韦伯(Weber,A.)的工业区位论、杜能(Thünen,J.H.von)的农业区位论，以及克里斯托勒(Christaller,W.)和廖什(L
sch,A.)的中心地理论等。但由于传统的区位理论是从经济人的角度去分析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因而具有静态与均衡的特征，与动态非均衡的区域发展问题缺乏必然的联系。一般认为，系统的区域发展理论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战后各国致力于重建国民经济，区域发展理论才得到较大的发展。不过，由于区域发展问题较为复杂，涉及到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规划学等众多学科，加上战后以来经济发展思潮的不断演化，因而，区域发展理论也就形成了众多的不同的流派。比较有影响的有：以西方国家区域发展历史经验为基础所形成的历史经验学派；强调工业化与城市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学派；以强调乡村地区发展与空间均衡为核心的乡村学派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主流经济学家开始涉足区域经济研究领域，形成了独特的主流经济学派区域发展理论。
一、历史经验学派区域发展理论
历史经验学派区域发展理论大多根据欧美等发达西方国家区域发展的历史进程而总结出来的，其代表性理论有部门理论(Sector Theory)、输出基础理论(Export-Base Theory)、区域发展的倒“U”字型假说(Inverted “U” Hypothesis)等。
（一）部门理论
部门理论所揭示的是在技术变化条件下区域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也即区域不同产业部门的转换规律。该理论系根据大多数欧洲国家区域发展的历史进程而总结出来的，对其系统的阐述反映在美国区域经济学家埃德加·胡佛(Hoover,Edgar M.)与约瑟夫·费雪(Fisher,Joseph L.)所发表的题为《区域经济增长研究》(1949)论文中。
部门理论认为，任何区域的发展都存在着“标准阶段次序”，这种标准阶段次序可以表述为下列几个过程：(1)在大多数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第一阶段往往是自给自足型的经济。在这一阶段中，当地居民几乎完全与生活必需品的供给联系在一起，基本上没有贸易上的投资，人口是按照维持自给自足经济所必需的资源基础而分布的。(2)随着交通运输的日益发展，贸易往来和地区专业化生产也在区域中发展起来。第二阶层的人口开始出现，他们进行着简单的手工业生产，为当地农民服务。由于乡村手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市场和劳动力全部是由农业人口提供的，所以手工业分布与基本阶层农业人口分布直接相关。(3)随着区际贸易的日益发展，区域也开始趋向于从原来粗放的畜牧业转向发展系列农作物产品，如种植水果、生产日用农产品和发展蔬菜农场等。(4)随着人口的增长及农业生产和采掘业生产效益的下降，区域被迫开始实施工业化。区域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立足于建立在农林产品的基础之上，主要发展食品加工、木材产品加工和纤维纺织业等。工业化的后一个阶段则出现了诸如冶炼业、金属材料加工、化学工业、建材工业等。到这一时期，廉价的水力发电也开始出现了。(5)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区域实现了为出口服务的第三次产业专业化生产。这时，区域开始输出资本、熟练技术人员和为不发达地区提供专业化服务。
据此，在部门理论看来，任何区域的发展都必须经历两个相辅相成的成长过程。一方面区域经济必须经历由自给自足的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商品经济转换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运输成本下降起着关键性作用，因为只有运输成本降低才使得区际贸易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区域经济必然要相应地完成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的过渡。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则是区域工业化战略的实施。部门理论由于系根据大多数欧洲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而总结出来的，符合大多数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客观规律。但该理论的弱点也是很明显的，因为并非什么地区经济发展都必须经历这样的“标准阶段次序”。
（二）输出基础理论
输出基础(export base)概念最先由城市规划者们所采用，他们用它来预测城市经济的短期变化趋势。该概念后来被著名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North,Douglass,1993年度诺贝尔奖得主）在其论文《区位理论与区域经济增长》(1955)中用来预测区域经济的长期变化趋势，从而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输出基础理论。
在输出基础理论中，经济被划分为两个部门，即一个输出基础部门（包括所有的区域外部需求导向的产业活动）和一个自给性部门（包括所有的区域内部需求导向的产业活动）。通常假定，自给性部门不具备自发增长的能力。输出基础部门则随着外部需求的扩大而扩张，当它为地方经济带来额外收入时，其他部门也会随之相应扩张。区域总收入（或总就业）水平的变化可以通过“输出”需求的变化来测定，即通过输出基础部门的扩张与由地方乘数所决定的总体经济扩张之间的比例关系来进行测定。诺思根据对太平洋西北岸的实证研究分析得出结论：区外对木材、毛皮、面粉、小麦等产品需求的扩大，不仅会影响到那里的绝对收入水平，而且也会影响到诸如辅助性产业的特征、人口的分布、城市化模式、劳动力特征以及收入与就业波动范围等。他进一步指出，对区域输出需求的增加能对区域经济产生乘数效应，这不仅会导致输出产业投资的增长，也会导致对其他经济活动的投资增长。因此，按照诺思的观点，一个区域要求得发展，关键在于能否在该区域建立起输出基础产业，而此产业又决定于它在生产和销售成本等方面对其他区域所拥有的比较优势。
输出基础理论由于其简明实用并具有可操作性而受到了区域经济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一方面它被用来分析区域发展的成因或预测区域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它又被一些区域学者加以推广，以形成更为综合和实用的区域发展理论。
（三）区域发展的倒“U”字型假说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进程。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趋势较早进行实证研究的首推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威廉逊(Williamson,Jeffrey G.)。他在《区域不平等与国家发展过程》(1965)一文中，根据其在20世纪50年代对24个国家有关区域差异的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区域发展的“倒U字型假说”。
威廉逊把区域普通人均收入用作为指示器，将权变系数用作为度量区域收入差异的工具，通过对24个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区域不平等格局的经验考察得出了惊人的结果。当这些国家按其发展水平进行“排列”时，人们可以发现，区域不平等格局呈现为倒“U”字型状。其中，如巴西、哥伦比亚、菲律宾与波多黎各等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到达了倒“U”字型的顶端。威廉逊又将横断面分析法扩充到对单个国家区域收入差异变化趋势的分析上来，并从24个国家中的16个取得其所需的数据。其结果是，这种趋势分析进一步证实了所假想的格局：人们预料富国各区域之间会逐步趋同。事实上，它们也正在走向这个阶段，而不是趋向于区域收入差距的扩大；而穷国正相反，它们以区域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为特征。
威廉逊所得出的结论是：“在发展初期，区域间以收入差距扩大和‘南北’二元性增强为特征；在国家成长和发展较为成熟阶段，则以区际趋同和‘南北’问题消失为特征”(Williamson,J.G.,1965)。这一结论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前期被区域发展理论家所接受，并把它看成是发展中国家将会出现的或应该通过政策干预使之出现的模式。
二、现代化学派区域发展理论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期，受发展经济学中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区域发展理论也表现为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核心。其中，最有影响的区域发展理论有“增长极理论”(Growth Pole Theory)及其变体“核心－外围理论”(Core-Periphery Theory)。
（一）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理论最早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Perroux,Francois)于20世纪50年代最先提出的。他在著名论文《略论增长极概念》(1955)中写道：“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于一些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佩鲁的原始增长极概念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而非普通的地理空间。佩鲁将经济空间定义为：“存在于经济元素之间的经济关系。”经济空间可以分为三种主要类型：作为计划内容的经济空间；受力场的经济空间；匀质整体的经济空间。其中，作为受力场的经济空间与增长极概念关系最为密切，它“由若干中心（或极、焦点）所组成。各种离心力或向心力分别指向或发自这些中心。每一个中心的吸引力和排斥力都拥有一定的场，并与其他中心的场相互交汇”(Perroux,1950)。佩鲁正是从这种受力场的中心确定了他的增长极：增长在这里出现并扩展到经济的其他部分中去。事实上，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是建立在熊彼特(1949)关于创新与大规模厂商作用的理论基础之上。像熊彼特一样，佩鲁也认为，企业家创新是经济进步中最主要的因素，最具创新性的活动发生于大经济单元中，它们能支配其环境，即通过其规模、谈判能力及运营性质等而对其他经济单元产生不可逆或部分不可逆影响。此外，产业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理论在佩鲁的增长极理论中也起着主要的作用，它与熊彼特的发展是由创新波所产生的思想一起，构成了佩鲁增长极理论的两大基石(Hermansen,T.,1972)。
由于佩鲁增长极理论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因而所关心的主要是增长极的结构特点，即产业或企业的兴起、发展以至消退，对于增长的空间特征却重视不够。针对佩鲁增长极理论的这一缺陷，许多学者为把佩鲁的增长极概念转换到地理空间做出了努力。在这些尝试中，首推法国另一位经济学家雅克·布德维尔(Boudeville,Jacque,)所做出的贡献。他与佩鲁不带地理色彩的抽象经济空间概念相反，强调经济空间的区域特征，认为“经济空间是经济变量在地理空间之中或之上的运用”，并通过空间概念的转换，把增长极概念同城镇联系起来。据此，布德维尔认为：“区域增长极是配置在城市的一组扩张性产业，能通过其影响范围而引导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发展”(Boudeville,J.,1966)。直接由佩鲁的增长极概念而导出的增长极战略思想也由布德维尔做了系统阐述。在他看来，推进型产业或企业可以对区域经济产生两种类型的增长效应：(1)“里昂惕夫乘数效应”，主要通过经济中所存在的产业或企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而发生；(2)“极化效应”，即推进型产业或企业的建立或产出的增加会导致原区域中未曾配置的其他产业活动的出现(Coraggio,1974)。据此，增长极战略的实施可以分为两个相关的组成部分：怎样保障区域中的推进型产业地方化；怎样保障配置推进型产业的地方不至于变成“飞地”。因此，如果在极化区域的节点或城市中心所配置的是推进型产业或企业，而且这些产业或企业所诱导的增长又包含在区域腹地之中，那么区域经济就可以通过推进型产业的扩张而增长。然而，布德维尔的分析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就是推进型产业很难具有地方效用，其影响所及的地方往往在数百上千里之外。
针对佩鲁、布德维尔等人在分析增长极机理上的缺陷，英美一些学者则完全转而强调城市等地理单元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事实上，发展经济学家艾伯特·赫希曼(Hirschman,Albert O.)就在其代表作《经济发展战略》(1958)中谈到：“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在每一处出现，而一旦出现，巨大的动力将会使得经济增长围绕最初出发点集中。”对于任何具有较高收入水平的经济来说，它“必定而且将会在一个或几个区域实力中心首先发展；而在发展过程中，增长点或增长极出现的必要性意味着增长在国际间与区际间的不平等是增长本身不可避免的伴生物和条件。”这里所说的“增长极”或“增长点”基本上指的是极化空间或极化区域中的节点，即城市等地理单元。赫希曼还进一步分析了城市中心与周围腹地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中心对腹地具有一系列直接的经济影响，有利的影响称为“涓滴效应”(trickling-down effect)，不利的影响称为“极化效应”(polarized effect)。涓滴效应主要是通过中心对腹地的购买力或投资的增加而发生，或通过吸收腹地的隐蔽性失业人员而实现。引起极化效应的原因部分是由于中心效率高的生产者可以通过竞争来使腹地的经济萎缩；部分原因是由于选择性移民，掠走了腹地的关键技术人员、管理者以及更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青年人。赫希曼认为，从长期来看，地理上的涓滴效应将足以缩小中心与腹地之间的差距。因为，一旦企业的增长在国家领土的一部分生根，它显然会产生一种力量来影响国家领土的其他部分。这种趋势的不可避免性部分地是由于增长中的“极”会产生聚集不经济，从而促使工业的分散。并且，国家作为一只新型的“看不见的手”具有一种均衡机制，当极化效应超过涓滴效应而暂时占据优势时，周密的经济政策将试图纠正这种情况。
（二）核心——外围理论
赫希曼的不平衡发展理论其实也可以归之为“核心－外围理论”之列。不过，对核心－外围理论的系统阐述，首推美国城市与区域规划学者约翰·弗里德曼(Friedmann,John)。他最早在其代表性著作《区域发展政策》(1966)中提出了核心－外围理论的基本思想，并在代表性论文《极化发展的一般理论》(1972)中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
弗里德曼指出，发展是经由一个断断续续而又累积的创新过程而发生，并通过一系列体制改革而展现出一个社会的创造性潜力。发展来源于相对很少几个“变革中心”，这几个中心位于某个信息场内具有最高潜在相互作用的点上。创新经由这几个中心扩散到具有低一些潜在相互作用的地区。“核心区”是主要创新变革中心，其余所有地区都构成“外围区”，它们依赖核心区，其发展取决于核心区的制度。核心区往往是通过支配效应、信息效应、心理效应、现代化效应、联动效应和生产效应等6种主要反馈效应而巩固其对外围区的支配地位。空间系统是在核心能左右其他各地区所有人的重大决策时存在的，核心区位于一种从省级到世界的多层级空间系统内，外围区既由于行政管理组织、又由于供给和市场联系而依赖于核心区。创新从核心区到外围区的扩散，会使得核心区的增长促进相关空间系统的发展。然而，当核心区与外围区之间紧张关系加剧并最终阻滞核心区的发展时，只有加速核心区的扩展效应、并削减外围区对核心区的依赖才能得以缓和。总之，弗里德曼的理论涉及到所有的空间，尤其是把文化和政治过程纳入到经济发展过程之中，并把各具体地区的变量看成是一个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
三、乡村学派区域发展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由加速经济增长型战略向满足基本需求型战略的转变，以实现公平、消除贫困、增加就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取代了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最大增长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反映在空间背景上，以乡村地区发展为内容、空间均衡发展为核心的区域发展理论更是取代了以城市化为中心，空间不平衡发展为内容的传统区域发展理论，从而在区域发展理论史上形成了独具特色“乡村学派”区域发展理论。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选择性空间封闭(Selective Spatial Closure)理论；地域式发展理论(Territory Development Theory)等。
（一）选择性空间封闭理论
从依附论的观点来看，任何一种试图促进乡村与整个国民经济紧密联系的战略，都会加剧城乡之间不均衡发展的趋势，并阻碍城乡协调发展的“有机”功能经济区的形成。有鉴于此，施特尔与托德林(Sthr and Tdling)在一篇题为《空间平等：对当代区域发展学说的异议》(1977)的论文中提出了“选择性空间封闭”的发展理论。这一理论不赞成把各地方或各区域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以构成一体化经济，同时，也不主张各地方或各区域搞闭关自守。而是主张把权力分散给各地方或各区域“社区”，使得它们不仅能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规划其人力和物力的发展，而且还能够控制对其发展有消极影响的外界联系。
施特尔与托德林采用了“空间平等”即减少生活水平在空间上的不平等作为评价区域政策成功的标准。在他们看来，“生活水平”既要用物质进步来衡量，也要用“生活质量的非物质方面”进行衡量，这当中包括地方与区域凝聚力，个人与群体价值的自我实现，个人与社区参与地方政策决策的机会等。他们认为，在大多数市场经济或混合经济中，物质生活水平在空间上的不平等并没有缓解，或者，虽在某一层次上（如区际间）有所缓解，但往往会在另一层次上（如区域内）有所加剧。并且，区域集团正越来越不满于外部社会经济力量对他们所施加的不断加剧的影响。为了减少生活水平在空间上的不平等，他们提出了三种可供选择的战略：第一，优先考虑功能变革，即继续实行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再分配机制；第二，优先考虑地域的自主性，即把权力分散给“地方社区”；第三，实施功能变革与地域整合相互协调的复合系统模式。他们认为，第一种模式只能减少物质生活水平在空间上的不平等，但同时必然加剧非物质生活水平在空间上的不平等。而第三种战略则过分强调了专家治国论，并且也超出了现有的系统分析能力。因此，唯一的选择只能是优先考虑地域“自主性”模式，即采用不同层次上的选择性空间封闭这一区域发展模式。这就意味着，把越来越集中于按功能组织的纵向单元上的某些决策权力分散到按地域组织的横向单元上来，从而使得不发达地区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发展潜能。
（二）地域式发展理论
施特尔与托德林在论述其选择性空间封闭理论时，对“功能变革”与“地方自主性”两种模式进行了初步划分。而美国学者弗里德曼与韦弗(Friedmann,J.and Weaver,C.)则对“功能式”(Function)与“地域式”(Territory)区域发展模式进行了进一步详细论证。他们在其《地域与功能》(1979)著作中指出，区域发展规划有两种基本方法：功能式方法与地域式方法。功能式方法是同具有结点与网络的城市系统的经济活动分布和空间组织形式相联系的。这种方法强调效率，它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强调城市中心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强调最大限度地利用内部与外部规模经济，大型项目的上马以及最新科技成果的应用。尤其，它假设增长是由外部需求和创新所推动的，并且，发展能以自发的或诱导的方式从城市中心或有活力的部门自动涓滴到这个系统的其他部分中去。
地域式方法则与功能式方法相反，这个模式是与特定区域中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总动员相联系的。它让本地区人民参与区域规划过程，并使其成为一种必要的政治程序，它为个人、社会集团和以地域方式组织起来的中小团体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并且为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共同利益而发挥其所有能力与资源。在这种模式中，经济效益的评价标准并没有被完全抛弃，但目标将是以实现经济落后地区所有生产要素整体效率的提高作为评价标准，而不是以追求国际范围内部分生产要素的收益最大化作为评价准绳。因此，在这种模式中，区域将会有更多的自决权，可以自主地决定其发展道路。
地域式方法是在总结了加速工业化战略模式的缺点之后被提出来的，它试图改变现行区域规划中的“城市偏向”思潮，促进大多数人口对基本需求的满足和更多的平等，重新建立地方与区域“社区”，避免经济与政治决策集中化。
四、主流经济学派区域发展理论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际上，迈克尔·波特(Porter,Michael)、保罗·克鲁格曼(Krugman,Paul)等著名主流经济学家开始介入空间或区域问题的研究，从而带动了一大批经济学家致力于将空间问题引入到主流经济学研究之中。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包括有：以波特为代表所提出的“产业集群理论”(Industrial Clusters Theory)；以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等。
（一）产业集群理论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波特从20世纪80年代晚期起，开始对产业集群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形成了集群学派区域发展理论。他在其代表性著作《国家竞争优势》(1990)中，对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日本、美国的产业集群现象进行了研究，并从企业竞争优势的角度对集群现象进行了理论分析。他提出，国家竞争优势的产业是通过一个高度本地化过程创造和发展起来的，这些产业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能够进行持续的创新和升级，而产业的创新和升级关键取决于“钻石模型”：一国的生产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支撑产业；以及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等四个方面因素的相互配合，并通过地理集中而大大得以强化。因此，集群是指在一国内一群有着纵向紧密联系的企业，它们在整个产业内的紧密协作能有效地提升整个产业的竞争力，并进而提升产业所在国家的竞争力。
波特继而在《集群与新竞争经济学》(1998)论文中进一步对产业集群理论进行了阐述。他首先将集群具体定义为：“在某特定领域中，一群在地理上毗邻、并相互关联的企业和相关法人机构，它们以彼此的共通性和互补性相互联结。”波特认为，集群产生于多种因素，比如历史传统、已有的供应商渠道和相关产业（甚至集群）、一两个具有创新精神的大企业、偶然事件等。集群一旦形成，一种“自我强化循环”机制就推动其自然成长。随着集群的不断壮大，内部新的企业、产业会不断地产生和消亡，地方制度也不断完善，从而增强了集群所在地区的竞争力。波特认为，政府作为产业政策的制定者应该制定适宜的集群发展政策，政府应加强和建立现存的和正在出现的集群，而不是努力去创造一个全新的产业集群。
（二）新经济地理学
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克鲁格曼开始致力于“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他最早在其《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1991)著名论文中对其“新经济地理”思想进行了初步讨论，并在随后发表的一系列论著中对其思想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他认为，以前主流经济学由于缺乏分析“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工具，导致空间问题长期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学之外，现在，由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等分析工具的发展，可望将空间问题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范畴。他甚至认为，“新经济地理学”是继“新产业组织理论”、“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之后的最新经济理论前沿。
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报酬递增规律如何影响产业的空间集聚，即市场和地理之间的相互联系。他的基本观点是，产业在空间上的分布不均匀性是报酬递增的结果。他运用一个简单的“核心－外围”模型来分析一个国家内部的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在该模型中，处于中心或核心的是制造业地区，外围是农业地区，区位因素取决于规模经济和交通成本的相互影响。假设工业生产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而农业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生产活动将趋向于空间集聚(Krugman,1991a)。
克鲁格曼还进一步详细地论述了产业集聚的形成过程。他首先肯定了早期马歇尔的外部经济性思想，认为它使经济活动在地理位置上趋向集中，接着重新诠释了马歇尔的观点，认为产业地方化现象有三个原因，分别与基本要素、中间投入品和技术的使用有关，它们都产生了来自于供应方面的外部经济性：(1)劳动力市场的“蓄水池”效应。在同一个地方，来自同一行业的多数企业的聚集能集中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人。这个“蓄水池”的不断扩大，能帮助企业克服种种不确定性，加上规模经济的作用，报酬递增的效应便出现了。(2)中间投入品效应。一种产业长期集聚一地，可以吸引许多提供特定投入和专业化服务的供应商，并使之逐渐成为地区的生产中心；并由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作用，这种生产中心规模越大，越能吸引许多有效率的供应商。(3)技术的“外溢”效应。如果关于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的信息在一个地区内部相对于在远处更容易流动和获得，那么聚集在一个产业里的企业相对于较远离该地区的企业在理论上更容易获得正的外部性效应(Krugman,1991b)。
可见，报酬递增同时以规模经济和正的外部性形式出现，在产业集聚的形成进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前者使产业在特定区域集中，后者使不同企业和相关产业集中，造成地区专业化，这样，产业的空间集聚和区域专业化成为克鲁格曼使用报酬递增原则来分析产业集聚现象的两大依据。
五、简评
本文按照历史与逻辑的顺序对战后几大重要流派的区域发展理论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概括。当然，西方区域发展理论远不止这些。比如，从流派的角度来看，还应包括以沃尔特·艾萨德(Isard,Walter)为首的“区域科学”(Regional Science)学派的相关发展理论，以及包括依附论、新左派等在内的激进学派区域发展理论。而从所提及的几大流派来说，所包容的具体理论就更为广泛，限于篇幅，所涉猎的内容不免挂一漏万。
上述区域经济发展理论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既有其可资借鉴的一面，也有其不足的地方。首先，历史经验学派区域发展理论基本上来源于对欧美区域经济发展过程的实证考察结果，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普遍适应性，但也应该注意到理论产生的特定环境条件。因此，当我们将这些理论用于分析和规划区域发展实践时，一定要切合本国或本地区的国情或区情。其次，现代化学派区域发展理论对加速区域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提供了比较好的思路，但该理论实施的结果却容易造成二元空间结构加剧的后果。乡村学派区域发展理论虽然更多地关注乡村地区的发展理论与空间平等，却往往以牺牲效率为其发展代价。主流经济学介入区域发展问题无疑值得称道，然而新经济地理学等流派区域发展理论更多地注重抽象理论模型的构造，离实际应用仍有一定的距离。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在借鉴西方区域发展理论运用于实际所应注意的。
标签：增长极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 区域发展论文; 区域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集群效应论文; 空间分析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国家部门论文; 地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