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不应被遗忘的人物——陈季同其人其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上论文,不应论文,文化交流论文,其人论文,中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起陈季同，今人能知道的怕是很少。他几乎被人们遗忘了。
但被遗忘的不一定就是该遗忘的。至少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陈氏本应占有一席之地。就近代中国人而论，唯有他同辜鸿铭、林语堂三人用西文所写的介绍中国及其文化的著作，可以说在西方真正畅销过。三人同属闽籍，人称“福建三杰”。其中，辜氏著作走红西方是在20世纪头20余年，尤以在德国影响为大；林语堂的著作最为畅销的时期是本世纪30—50年代，美英读者对之最表欢迎；而陈季同有关中国的书在欧洲流行时，比辜鸿铭还早近20年，时间是19世纪80—90年代，他可以说是有史以来中国人中最先以西方文字写作并出版了其介绍中国文化之著作的第一位畅销书作家。其书初以法文写成，故影响主要在法国。
在向西方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辜、林二人其实都不过是步陈季同的后尘而已。无论是在写作上还是思想上，均曾受到过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今林、辜二人已是人尽皆知，著作广为流传，独陈季同仍湮没无闻，这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疏忽。图时，同时也以“三代”社会为其摹本，老子的“小国寡民”和庄子的“至德之世”的理想模式，充满了对“三代”社会的美好回忆，描绘了一个类似“三代”社会无私有、无纷争和社会文明发展极其低下的社会。因此，与其说是历史倒退，毋宁说是以古鉴今和以古鉴未来；与其说是对古代社会的追求与怀念，不如说是以远古社会为参照对比现实社会，并有针对性地对现实的弊病进行揭露和抨击。因此，道家的社会理想并不是真正地把历史拉向后退。
一
陈季同字敬如，西文名字作Tcheng ki—tong， 福建侯官（今属福州）人，近代中国率先走向世界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早年肄业于福建船政学堂，1875年初，朝廷拟向西方各国派驻使节，选拔他先行进行考察，他随洋员日意格游历英、法、德、奥四国，完成任务后于次年归国，著有《西行日记》四卷。1877年，清廷派李凤苞、日意格率留欧学生刘步蟾等人出洋，他随同为文案。不久，李凤苞改任驻德、法公使，他仍为文案。旋授副将加总兵衔。后又升任驻德、法参赞，代理驻法公使兼比利时、奥地利、丹麦和荷兰四国参赞。在法国使馆供职期间，他“因为在法国人中有许多熟人，得以巧妙地辅佐中国公使曾纪泽在法国掀起一场反对舒埃·卢·富尔利的通卡政策的舆论”（注：巴斯蒂（M.
Bastid Brugureie ）：《清末留欧学生——福州船政局对近代技术的输入》，田正平节译自日本《东亚》1985年3月号。见陈学恂， 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5页。）。并参与有关中法越南问题的交涉， 多次为清廷购买船舰炮械，折验运回，一度很得李鸿章的信任。1891年，他因涉嫌骗取法国某银行巨款案，被招回国，前后在巴黎等地生活了近15年之久。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陈季同曾赴台湾任布政使，积极投身反割台斗争，参与组建台湾民主国。“他向那些坚决抵抗日本占领的台湾爱国者们宣传‘五·二五民主国宣言’的思想，并马上被任命为台湾民主国外务大臣”，因此有人认为他“是东亚土地上出现的第一个共和国的缔造者”。当时他还“竭力劝说人们，确立共和制度一定会得到法国的同情，使法国积极加入抵抗日本的防御阵线”。但不久他的期望落空，不得不逃回上海（注：巴斯蒂（M.Bastid Brugureie ）：《清末留欧学生——福州船政局对近代技术的输入》，田正平节译自日本《东亚》1985年3月号。见陈学恂， 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6页。）。
戊戌时期，陈季同属于维新运动的积极赞助者，很是活跃。1897年，他与其弟陈寿彭在上海合办了《求是报》，为“翻译主笔”。该报积极译介西学新知，宣传维新思想，是当时较有影响的倾向维新的报刊之一。次年秋，他还热心支持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所女学堂——上海中国女学堂。其妻法国人赖妈懿出任女学堂的洋提调。该学堂最初的日课章程，就是由其妻赖氏起草。（注：当陈季同主动提出已嘱其法国夫人草拟日课章程时，学堂总办经元善表示出不放心，及时提醒道：“嫂夫人所拟，大约全是西国学派。今中国创设女学，不得不中西合参者，此势然也。”（《沪南桂墅里池上草塘会议第二集》），见夏晓虹《戊戌前后新兴的妇女教育——以上海中国女学堂为中心》，《文史知识》1998年第6 期。）上海中国女学堂以效法西方新式教育为趋向，以“中西合璧”为宗旨，反映了男女平权思想对教育的影响。它的出现在旧教育体制中打开了一个缺口，成为女子教育社会化在中国兴起的标志，对以后各种女学校的兴办起到垂范作用。这一时期，陈氏还参与发起成立了当时较有影响的新兴社会组织“戒烟公会”，旨在移风易俗，曾吸引许多维新派人士和开明官员参加。《求是报》上就刊登过该会的发起旨趣和有关评论，还多次登载入会会员名单及捐款额数等。
庚子事变期间，陈季同也有所表现。他可能是学界至今还没有注意到的“东南互保”的最早创意人。目前有关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在谈到“东南互保”的动议时，一般只是提及盛宣怀、沈瑜庆和赵凤昌等人。但沈瑜庆在为陈季同所作的传记中，却专门述及后者的“首功”：“庚子拳匪起京、津，各国纷电调兵。季同曰：‘事急矣！为今计，南方数省建议中立，先免兵祸；隐以余力助北方，庶几有济。’著为条陈，由道员沈瑜庆上诸两江总督刘坤一与鄂、粤两督合议，东南互保之约遂成。”（注：《福建通志·列传》卷39《陈季同传》。）可见陈氏与东南互保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关系。庚子事变后，陈季同在政治上无大作为，曾主持过官报局和翻译局。1905年去世于南京（一说上海）（注：沈瑜庆《陈季同传》说其卒于金陵，即南京；前引巴斯蒂《清末留欧学生》，说其卒于上海。），年仅54岁。
有趣的是，陈季同还是晚清中国敢于冲破夷夏之防和世俗压力、最早正式娶西洋女子为妻的朝廷命官之一，堪称中西通婚史上的开风气之先者。戊戌时期，著名维新派人物唐才常曾发表骇人听闻的《通种说》，主张中外相通，实行华洋通婚以改良中国人种，其文中所举的第10条论据，就是专门以他和另一个人的跨国婚姻为例，说明实行此制不仅应该而且可能。其言曰：“吾闻华洋种族之通，不独各埠头各租界然也，即凤仪、陈季同之妻，皆西妇也。彼西人初不以吾中国之弱，而摒之不齿婚姻之列，则吾又何为闻通种之说，而狺狺争，睊睊谗也？”（注：《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2页。）曾朴的名著《孽海花》中，也曾对其法国妻子和英国情妇为争夺他而进行决斗的故事大加描绘。在晚清士大夫多昧于外情、视洋人为异类之时，他竟敢于“胆大妄为”娶洋妻；且于华人倍受欧美歧视、而自身又“豕尾”未除之际，尤能有西洋知识女性毅然置种族偏见于不顾，如此这般地爱慕追随，其人之非同寻常、极为风流倜傥可以想见（注：曾朴《孽海花》中有关陈季同的情节（书中名“陈冀东”），并非全是无稽之谈。陈季同除娶妻法国赖氏外，确有一英国女博士芍爽“慕季同才，随至中国”，并同他生有一子。见沈瑜庆《陈季同传》。该传还记述他“投射枪炮尤精稳，兼能驰骋。距马丈许，一跃即登其背；以枪击空中飞鸟，无不中”。）。
二
就陈季同一生的作为而言，他主要是一个文化人，其影响和价值也主要体现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由于长期工作和生活在欧洲，他通晓法文、英文、德文和拉丁文，特别是法文造诣极深，在晚清中国可谓独步一时。英国大汉学家翟理思等人，就称赞他法国语文知识极为广博。（注：见翟理思1898年版“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封面自题中文名为《古今姓氏族谱》）。）对于法国文学，陈氏尤为稔熟，谈起法国当时的各文学流派及其优劣得失能如数家珍。我国近代译介法国文学的先驱、《孽海花》作者曾朴有关法国文学的最初知识，就是由他启蒙的。曾朴在给胡适的信中曾坦承自己译介外国文学的活动，乃至“发文学狂”的主因，“大半还是被陈季同先生的几句话挑激起来”。他写道：
我自从认识了他，天天不断的去请教，他也娓娓不倦的指示我；他指示我文艺复兴的关系，古典和浪漫的区别，自然派、象征派，和近代各派自由进展的趋势；古典派中，他教我读拉勃来的《巨人传》，龙沙尔的诗，拉星和莫理哀的悲喜剧，白罗瓦的《诗法》，巴斯卡的《思想》，孟丹尼的小论；浪漫派中，他教我读服尔德的历史，卢梭的论文，嚣俄的小说，威尼的诗，大仲马的戏剧，米显雷的历史；自然派里，他教我读弗劳贝、佐拉、莫泊三的小说，李尔的诗，小仲马的戏剧，泰恩的批评；一直到近代的白伦内甸《文学史》，和杜丹、蒲尔善、佛朗士、陆悌的作品，又指点我法译本的意西英德各国的作家名著；我因此沟通了巴黎几家书店，在三四年里，读了不少法国的文哲学书。我因此发了文学狂……曾朴还记述了戊戌时期陈季同向他沉痛介绍法国文学界对中国文学及其价值评价偏低的现状、原因，以及应将我国名著向外译出，同时须翻译和了解西方文学，以改进旧式文学传统、提高中国文学水平的敦敦告诫。他后来翻译出了雨果的小说《九十三年》及剧本《吕伯兰》、《欧那尼》、《银瓶怨》，莫里哀的《夫人学堂》及左拉的《南丹与奈侬夫人》等著名作品，成为近代中国“译介法国文学的一位卓有成就的先驱者”（注：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316—317页。）。但曾朴本人深知，他有这一切，均得益于陈季同当年的教诲和指点，因此他尊陈为其“法国文学的导师”，“我国研究法国文学的第一人”（注：见曾朴译陈季同《读物展览馆》引言，《真善美》杂志1928年2卷2号。）。多年以后，在其自办的《真善美》杂志上，他还打算专门开辟一个“陈季同特辑”，以表达对这位文学前辈的深切怀念和敬仰之情，可惜后来因故未能如愿。
教诲出像曾朴这样出色的弟子，并非陈季同传播法国文学仅有的业绩。此外他自己还曾亲自上阵，向国人直接译介过法国文学作品。在《求是报》上，从第2册开始，他曾以“三乘槎客”为笔名， 连续译载过法国作家贾雨的《卓舒及马格利小说》。这是以法国著名将军布朗热的事迹和爱情故事为蓝本创作的一部半纪实性的长篇小说。后因刊物中途停办，没有译完，但它却是中国人译介西方小说特别是法国小说值得一提的早期作品，译笔也流畅可读。可惜除了这篇小说之外，我们目前尚未能得见他更多的文学译作。以陈季同的才华、高超的法文水平和对法国文学的深入了解，竟没能为国人翻译更多的法国文学作品，当然是一件令人遗憾之事。
陈季同不仅通晓法国文学，还“精熟于法国政治并拿破仑律，虽其国之律师学士号称老宿者莫能难”。甲午后他闲居上海，据说“西人有词狱，领事不能决，咸取质焉；为发一言或书数语与之，谳无不定，其精于西律之验如此，西人梯航之来吾国者，莫不交口称季同”。（注：见前引《福建通志·列传·陈季同传》。）陈季同研习西方法律多年，早在1877年作留法学生使团的文案时，除了做翻译，“另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就是学习国际法。到法国之初，只有他和马建忠被指定研习西国政法，因而两人一同在巴黎私立政法学校注册。（注：见前引巴斯蒂《清末留欧学生》，《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第 263—264页。）这种正规训练， 使得他日后得以成为中国极为少见的最具西方法律和法学知识的有用人才之一。
戊戌维新前夜，为了帮助国人了解西方法律，效法西方民主国家以法治国的实践，陈季同不惮繁琐，下决心把法国《拿破仑法典》（即《法国民法典》）译成中文。在《求是报》上，他从创刊号起，一直连载其所翻译的法典，先后刊登过《法兰西民主国立国律》（又作《拿布仑立国律》）、《拿布仑齐家律》、《法兰西报馆律》等篇什共12篇）。其中“齐家律”所译内容最多。这是继同文馆教习、法国人毕利干1880译《法国律例》之后，华人独立地将这一法典较为清晰地译成中文的尝试。
陈季同所译的“拿破仑法典”，是1872年（陈氏称同治十一年）经法国30名议员重订后的法典。在译文刊登之前，他写有一段“自识”文字，相当简明地介绍了该法典的由来，其在西方法律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法典本身的构成特点。由于这部世界上最早的资产阶级民法典自身的重要性，它的汉译传播在中西法律文化交流中自然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我国的法学史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研讨这些汉文译本。（注：参见李贵连《〈法国民法典〉的三个中文译本》，《比较法研究》1993 年第1期。）但是，他们对近代报刊上所发表的有关此一法典的译介，却似乎还未引起重视。其实像中国第一次资产阶级变法时期趋新人士对该法典的译介，以及这些译介与维新运动的关系，同样是西方法学在华传播史上值得探讨的课题。如在前面已提及的译者“自识”中，陈季同对西方以法治国于富强关系的认识，在当时的维新思潮中就颇具代表性。他公开批评了当时流行的所谓西方强在“轮船枪炮”、富在“通商开矿”的洋务派俗见，指出“轮船枪炮通商开矿若无律法以绳之”，必不能“亿万一心以致富强”，因而认定“拿布仑一律，洵泰西立国之始基，富强之根本也”。他明确表示，正是有鉴于此，他才“不惮繁难，先行寻绎拿布仑律例一书，以供参考。词陋学疏，在所弗计”。也是怀着这种法制“经世”的思想，面对当时“风气大开，报馆林立，动曰新闻体例、报馆章程，究竟若何，局外人多茫然不识”的现状，在友人的怂恿下，他又通融缓急，将报馆律部分先行译出，连载于报（注：见《求是报》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五日，第1 册“西律新译卷之一”和同年十一月十五日《求是报》第8册，“西律新译卷之十五”。）。 只是由于后来刊物停办的缘故，该法典最终也同其所翻译的小说一样，未能完璧，留下同样的遗憾。但尽管如此，陈季同所译的法典在当时的士大夫中仍然产生了积极影响。1899年出版的《东西学书录》，在介绍《求是报》时就写道：“（该报）所采多法国书报，而尤以所译拿布仑律为最佳。”
顺便说及，陈季同的胞弟陈寿彭（字逸如）也曾留学欧洲，精通英法两国文字，为晚清中国出色的翻译家。在传播西学方面，他较其兄的贡献还要大些。译有《火器考》、《蚕外纪》、《格土星》、《格影》等多种西学论著。《东西学书录》就收录不少他的译著目录。陈寿彭的妻子薛绍徽，更为晚清极为少见的知名女翻译家之一，他们夫妻合译的法国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八十日环游记》（1900年刊行），乃国人所翻译的首部科幻小说，也是法国科幻小说大师凡尔纳作品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弥足珍贵。
三
虽然，陈季同有着高度的西学修养，并为西学东渐作出过成绩，但他的最为难能可贵之处尚不在此，而在于他敢于并能够在西方世界弥漫着歧视华人及其文化的时代氛围下，自觉地、主动而又富有成效地向欧洲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苦心孤诣地证明着中华民族的文明。
陈季同一生用流畅的法文写了大量著作，在当时的法国多很畅销。我所见到的主要有巴黎Calmann Levy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自画像》（Les Chinois Peints par Eux—Memes，1884年第5版）；《中国戏剧》（Le Theatre des Chinois，1886年第2版）；《中国故事》（LesContes Chinois，1889年第3版）；《中国人的快乐》（Les Plaisirsen Chine，1890年）等。另据曾朴介绍，他所见到的陈季同的法文著作还有《黄人的小说》（Le Roman de I' Homme Jaune）；《黄衣人戏剧》（Le Homme de La Robe
Jaun ）； 《中国人笔下的巴黎》（Les Parisienne Peints par Chinois）；《吾国》（Mon Pays）等。他还说陈季同“所作法文的小说、戏剧、小品等，极得法国文坛的赞许，阿拉托尔佛郎士，向来不容易称赞人的，也说他文笔诚实而轻敏，他的价值可想而知了”。（注：见前引曾朴译陈季同《读物展览馆》“引言”。）此外，陈季同还用法文翻译有《聊斋志异》等中国文学作品。但无论是著还是译，他都始终围绕着一个不变的宗旨：让西方人更好地认识中国人，了解中国文化及其价值。
陈季同以中国为题材的法文著作，对于丰富法国的近代文学也是有其独特贡献的。法国当代学者巴斯蒂，就曾以陈季同的一个法文剧本为例谈到这一点，他说：“1904年，他曾以中国问题为题材用法文写成一部轻喜剧《英雄的爱》，毫无疑问，这是对法国文学的一个贡献。”巴斯蒂还赞扬陈季同为“巴黎文艺沙龙受欢迎的人，他用法语把许多富有魅力的中国民间风俗和文学作品介绍给法国人。这些作品后来由新闻记者富科·德·戴蒙翁编辑出版”。“在他的身上，显示出那些最早直接深入欧洲社会文化生活的中国人所创造的成果中最奇妙的混合物。此后福州船政局派遣的留学生中再也没有人能取得如此出色的成果，他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技术方面。”（注：见前引巴斯蒂《清末留欧学生》，《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留学教育》第266页。）
陈季同所译的《聊斋志异》，题为《中国故事》，是这一古典名著最早的法文译本之一，也是中国人独立向西方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最初尝试。它首版于1889年，采用节译的方法，共译出《聊斋志异》中的《王桂庵》、《白秋练》和《辛十四娘》等26篇作品。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生动有趣的故事，深受法国人民的喜爱，在一年内就再版三次。荷兰著名汉学家、西方汉学最权威刊物《通报》的创始人之一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曾发表文章，给予专门介绍，向欧人大力推荐此书。（注：该文载1890年4月1日《通报》第1期， 王丽娜在《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中，最早述及此点。）
《中国戏剧》则是中国人直接以西方文字较系统地向欧美传播中国戏剧的嚆矢。它从戏园的结构，中国戏的种类，角色的安排，表演的方法，开、闭幕，乃至虚与实等诸多方面，对中国戏剧进行了生动通俗的解说， 并在介绍过程中不时将其与欧洲戏剧加以比较， 是继巴赞（Bazin）《中国戏曲：元代戏曲选译》和儒莲（Julien ）《灰阑记》等译作之后有关中国戏剧在法国较有影响、且较为系统的介绍。出版一年内即予再版。后来法国研究中国戏剧的不少专著如卡米尔·普佩（Camille Poupeye）的《中国戏剧》（1933年巴黎版）等， 都参引过此书。民国时期，更多的华人自觉地投身到向西方介绍中国戏曲的行列中，如朱家健（Tchou Kia Kien）、蒋恩凯（Tsiang An—Kai）、陈绵（Tcheng Mien）、王光祈（Wang Kuang Chi）等， 他们都有过这方面的专著出版，但陈季同无疑属于他们当之无愧的前驱。
在陈季同所有的著作中，《中国人自画像》和《中国人的快乐》影响最大，两书都有过英文转译本。尤其前一本，更为他的成名作。该书首次面对欧洲读者，从一个中国人的立场出发，对本民族的社会生活和中西文化发表看法，从而开启了中国人独立从事此种文化交流活动的先河。该书1884年（即中法战争爆发那一年）出版后，在巴黎一度产生某种程度的轰动效应，一年内至少再版5次以上。次年， 该书由詹姆斯·米灵顿（James Millington ）英译为“The Chinese Painted
byThemselves”，Leadenhell出版社在伦敦等地出版，也“受到英语世界公众热烈而友好的欢迎”（注：见陈季同后来为《中国人的快乐》一书英译本所写序言。）。英译本书后附有一专门广告介绍说：“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所写的关于中国社会生活的书”，“作者尽可能地揭示中国的真相，并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的了解，起码不会比那些曾经到过中国的诚实程度不同的旅行者们所谈到的要少。全书内容生动有趣。人们认定，陈季同总兵的书摆脱了那种屡见不鲜的、因自尊而导致的习惯性偏见。”
《中国人自画像》在美国也产生了一定影响。1900年，美国芝加哥Mcnally 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本题为《中华帝国：它的过去与现在》（The Chinese Empire:Past and Present）的书，署名陈季同、约翰·格雷（John Henry Gray）等著，陈季同为第一作者。 它共收录了《中国人自画像》中的“妇女”、“结婚”、“离婚”和“宗教与哲学”四部分内容，构成此书的第8、9两章，译文直接采用米灵顿的英译本。出版者还特意为此书写有如下一段前言：
本书的每一章都由有关这一问题易于接受的最高权威所提供。我们相信，读者们会对陈季同将军所写的那些章节感到特别的兴趣，因为它们显示了作者异常广博的见识和敏锐的洞察力，表明中国人是有能力的。这些文章最初都是用法文写的，不过已经有了非常学术化的英文翻译。尽管这位中国官员更熟悉巴黎和法国，他在那里生活了很多年，但人们将发现他的观察在许多方面却惊人地适合于美国人的风俗习惯。
《中国人的快乐》一书也有英文译本出版。译名为“Chin Chin， or The Chinaman at Home”，译者为谢拉德（R.H.Sherard）。书上未标明具体出版时间。陈季同为此译本另写了一个简短序言。该书实际上是《中国人自画像》中“娱乐”一章的扩大，就像后来林语堂写了《吾国吾民》后，再将其中“生活的艺术”一节扩充成《生活的艺术》一书一样。他们都很懂得西方文明“化”下的人民从东方世界需要些什么。另外，陈季同之所以写此书，也是为了从这一独特角度让西方民族更好地认识中国人，正如他自己所表明的：“再也没有什么比娱乐更能显示一个民族的性格了。……告诉我你怎样娱乐，我便可以告诉：你是什么样的人。”此书的法文本直到1975年，还曾在巴黎重印过一次。
四
研读陈季同的书，需要明确一个背景，那就是当时的中国人及其文明正遭受来自西方世界的极端歧视，恰如陈氏书中所言：“把中国描绘成一个野蛮的堡垒，正是一种时尚。”因此，欲消除他们对中国的那些片面的认识、深藏的误解和可笑的偏见，便成为他上述两书的基本出发点。在有关中国妇女、饮食、溺婴、劳动以及中国文明的起源、特点和价值等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陈季同的“良苦用心”。在谈及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总是站在人生或人性的高度，很机智地摆出西方有关习俗的弊端，并从中国人的角度给予幽默轻松的批评。这些来自中国的批评在当时西方人的眼里是很新鲜的，有不少批评西人就表示欣然接纳。它们实在有助于淡化当时西方人歧视中国、认为中华民族极其野蛮的观念和心理。
以今人的眼光来看，陈季同当时对中国的某些社会习俗和制度（如父母包办婚姻、纳妾制、科举制等）的辩护，许多议论已不免显得过于隔膜，它所反映的是19世纪后期一个对西方世界有相当了解的中国士大夫的文化理想、思想观念和生活情趣。当他宣称“对现代文明了解得越多，我就越爱我们中国古老的制度，因为只有它真正实现了其所允诺的东西——和平与平等”时，就如同辜鸿铭发出“我不知西人之学，亦无以知吾周孔之道之大且极矣”的议论一样，使我们感到困惑和不解。或许，这是近代中国通晓西学而又热爱传统的又一典型。这里用“或许”二字，是鉴于陈季同主要文化观点基本上都是在其外文著作中表达的，而这些著作的对象又为西方读者，其中显然存在着写作策略的考虑。如果不正视这种策略因素，我们对其为纳妾制等所作辩护的评价，对他向西人推介中国人达观的生活艺术和哲学的认识，就可能会不得要领，至少将是很不全面和妥当的。
从陈季同著作的字里行间，人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他那颗跳动的灼热的中国心。事实上他本人在书里也毫不掩饰自己对本民族及其文化的热爱之情。在《中国人自画像》的序言中，他曾公开表示：“如果有时受论题的影响，我竟至于表现了对自己祖国的偏爱，在此先请求大家原谅，请求所有热爱自己祖国的人们的原谅。”这一点，与他的同乡辜鸿铭也极为相似。
陈季同还不愧为一个富有才华的智者。在《中国人自画像》和《中国人的快乐》两书中，我们就能不时地触及到他那闪烁的智慧的火花。如谈到儒教和基督教的特点时，他说，与基督教强调博爱不同，儒教的宗旨是强调自尊自重自爱自我修养，他译作“respect”， 也就是“敬”，既敬己又敬人敬事敬物，但“敬己”即自尊自重自爱，乃其起点或基点。这一见解从儒家教人“修己以敬”的观念而来，乃深研朱子所得，相当深刻。又如，在谈到东西方文明的关系时，他一开篇就写道：“许多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发明，都不是产生在那些从中受益的国家”，此言虽短而意绵长，令人疑惑又促人思索，最后你不得不微笑地予以颔首。另外，“宗教与哲学”，“谚语与格言”，“新闻与舆论”，“东方与西方”等篇什，也都机智而风趣，读起来既感有味，也启人深思。即使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它们也仍不失为一些很好的散文。
然而，陈季同却并不是一个狭隘地固守中国文化之人。从他的法文著作来看，他在内心深处虽多不欣赏近代西方文明，但对其却保持了宽容态度。他承认，西方文明树上所结的果实不少的确色味俱佳。对他来说，之所以亟亟于向西方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并非像李元度那种顽固的旧式士大夫那样，基于“吾道而西，大变其陋俗”的盲目信仰，而完全是出于一种清醒的世界意识和远大的文化眼光。从他对西方以法治国的民主政治的向往中，从他戊戌那年对曾朴的文学告诫中，我们都能明确地感受到这一点。此种世界意识和文化眼光，对我们认识和评价陈季同的文化传播行为、特别是其输出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陈季同还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出色诗人。著有《三乘槎客诗文集》、《卢沟吟》和《黔游集》等诗集。1895年，清廷降日割台时，他曾英勇地投身于反割台斗争。事败后，又满怀悲愤写下《吊台湾四律》，传诵一时。诗云：
（一）
忆从海上访仙踪，今隔蓬山几万重。
蜃市楼台随水逝，桃源天地付云封。
怜他鳌戴偏无力，待到狼吞又取容。
两字亢卑浑不解，边氛后此正汹汹！
（二）
金钱卅兆买辽回，一岛如何付劫灰？
强谓弹丸等瓯脱，却教锁纶委尘埃。
伤心地竟和戎割，太息门因揖盗开。
聚铁可怜真铸错，天时人事两难猜！
（三）
鲸鲵吞噬到鲲身，渔父蹒跚许问津。
莫保屏藩空守旧，顿忘唇齿藉维新。
河山触目囚同泣，桑梓伤心鬼与邻。
寄语赤嵌诸故老，桑田沧海亦前因。
（四）
台阳非复旧衣冠，从此威仪失汉官。
壶峤居然成弱水，海天何计挽狂澜？
谁云名下无虚士，不信军中有一韩。
绝好湖山今已矣，故乡遥望泪阑干。
诗中“伤心地竟和戎割，太息门因揖盗开”两句，早已成为人们谴责清廷和李鸿章卖国投降的常用语。而“绝好湖山今已矣，故乡遥望泪阑干”的诗句，爱国深情更是摧人泪下，至今读之，依然为之震撼。
也许因为自己是个诗人的缘故，陈季同一生用法文翻译了大量的中国诗，包含在他的各种法文著作中，并被转译成英文。他那诗人的才情、感觉和喜好，使他自觉而有效地充当了中诗西渐的早期使者。仅《中国人自画像》和《中国人的快乐》两书中，他所翻译的中国诗歌，就大大小小不下60首，包括《诗经》中的《出其东门》、《柏舟》等名篇，李白的《静夜思》、《戏赠杜甫》、《春思》、《下终南山过斛山人宿置酒》等篇，杜甫的《成都府》、《玉华宫》、《旅夜抒怀》、《赠卫八处士》、《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丹青引赠曹将军霸》等篇，以及孟浩然、常建、王翰、白居易等人的诗作（不计他引录别人的翻译）。特别是对白居易的千古名作《长恨歌》和《琵琶行》那两首长诗的翻译，更是匠心独运，前者用于说明中国诗歌中诗人的兴趣爱好是如何“与华丽的文体、生动的文采浑然一体”；后者则旨在表彰中国诗人在进行长篇叙事的时候，为避免雷同和令人生厌，在结构处理上是何等的精妙和无可挑剔。他坚信，在这一点上，《琵琶行》的艺术水平是“西方诗歌作品所望尘莫及的”。
在《中国人自画像》一书中，陈季同专列了《诗经》和《古典诗歌》两章，对中国诗歌进行较为集中的、精心选择的译介。他揭示了《诗经》之诗对丰富想象的巧妙运用和微妙细腻、令人着迷的情感浸透特点；强调那些古老的诗歌具有本民族独特的精神特质和历史认识价值，其中凝聚着“和平之爱、劳动和家庭之爱”，“给我们展示的并不仅仅是思想和情感，还有当时的风俗与制度”。在陈氏看来，《诗经》为中国诗歌之根，建安时期，中国诗歌之树得到茁壮成长，到了唐朝，这颗树已是枝华叶茂、硕果累累了。因此，《古典诗歌》一章专门译介唐诗。在选译时，他既注意到唐诗各个时期的发展变化，名家名篇，又兼顾到了诗歌的各种不同风格，很能引人入胜。无疑地，他属于华人中最早独立地用西方文字向外翻译介绍中国诗歌、译作较多且吸引过许多西方读者的先行者之一。在近代中国文学外播、特别是诗歌外播史上，应该有其特殊地位。
遗憾的是，我们现今不仅在中国翻译史专著和翻译家词典里，找不着陈季同的名字，甚至在通行的《中国近代史词典》中，也查不到他。除了《福建通志·列传》中有他的一个小传外，几乎再未见有对他专门研究的文字，这显然是不公正的。究其原因，恐怕与他去世过早，著作主要为法文，国人不易得见有直接关系。希望有条件者，能够关注此人，对其文化活动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相信一定会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中法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