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自立军起义的性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性质论文,立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00年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事件之一。这次起义，自立军既采取了暴力革命的行动，又打出了“勤王”的旗号。它究竟属何性质？本文试就自立军的纲领、组织成分及实际行动和与兴中会的关系等方面加以评析。
一
自立军的纲领、组成成分及采取的实际行动等，基本上是革命的。自立军的纲领中充满了对清政府的仇恨，表露了推翻清政府，建立新自立国的革命愿望。
1899年冬，唐才常在上海组织自立会的前身——正气会，从挽救民族危亡出发，针对清政府“权臣乖国，逆后当朝”造成的“祸变之生，暗无天日”的局面，在其纲领的《序文》中悲愤激昂地宣布：不能“低首腥膻，自甘奴隶”，并说“非我种族，其心必异”，这具有强烈的反满倾向。而在其下文中说道：“君臣之义，如何能废？”〔1 〕提出要保留光绪皇帝，显然与上文矛盾，这与反满革命并列，又显得那样苍白无力。
1900年7月，唐才常以“保国保种”为辞， 邀请沪上“名流”在上海召开“国会”（又名“中国议会”）。其宗旨中尽管有“请光绪帝复辟”之言词，但它的革命性更加鲜明，明确指出要“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决定不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2〕， 从而否定了清政府的合法统治地位。1900年8月7日，大通自立军起义，一开始便发布了形似“讨贼勤王”檄文，宣布此义是为了“清君侧”“而谢万国”，“请皇上复辟”〔3〕。但它把斗争矛头对准了那拉氏、 刚毅等反动派。自立军的上级机构自立会发布的《自立会通告旅汉各国侨民示》中也可以看出这种反清的鲜明态度，文中说：“我等谓满州政府不能治理中国，我等不肯再认为国家，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变苦境为乐境，不特为中国造福，且为地球造福……。”〔4〕在这里， 它毫不含乎地指出要推翻清政府，建立“新乐境”。从湖南省博物馆所藏唐才常《历代商政与欧洲各国同异考》来看唐的思想体系，“新乐境”乃是指以发展资本主义为前提的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的社会，其理想的国家制度便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制，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显然，这种政治纲领已超出改良主义范畴，体现了资产阶级的革命精神。
以上可见，自立军的政治纲领中虽有某些保光绪的字眼，但主要的方面是把矛头指向了清政府及满洲贵族的统治上，明确表示要推翻清政府，建立新自立国，这与改良派那种改良政治，而不敢触动清反动统治的软弱态度有很大区别。
再从自立军的组织成分看，革命派也是主要的。自立军首领唐才常，在戊戌变法时同谭嗣同都是维新派的左派。唐在主讲长沙时务学堂时“尝以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之言论启迪后进，亦举各国之盛衰及政体之优劣互相比较，以资鼓励”〔5〕。 自立军的参加者赵必振说：当时“尤以唐才常倡导种族革命之说最力，闻者愈多，兴起者愈广……乃前清末叶种族革命之最大动力”〔6〕。 可见唐才常在戊戌变法时就有了革命思想并积极进行宣传。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死难，对唐才常刺激很大，他“思有以颠覆满清”，开始向革命道路迈进，出走日本。庚子夏正月初旬，唐才常与林圭等商谈关于康梁不与革命派合作之事，“会商结果，决心放弃改良主义因循误国之等等主张，于是详订方案，整理军事，誓与中山携手，保持自立会与革命派密切而悠久之关系，向民主革命光明大道共同迈进。”〔7〕这表明唐又向革命迈进了一步。
自立军前军统领、大通起义的发起者秦力山这时的思想已经超出改良派的要求而主张革命了。1899年秋，秦力山到日本东京大同学校，“日读法儒福禄特尔、卢骚等学说及法国大革命史，复结识孙总理、章炳麟……诸人，渐心醉革命真理，种族观念油然以生。”〔8 〕已经有了革命思想。义和团运动爆发，力山亲赴北方劝说义和团改“扶清灭洋”为“革命排满”，被义和团斥为二毛子，于是南下汉口访林圭，参加了长江自立军运动。可见，秦力山在自立军起义前已开始革命行动。中军统领林圭更是一个典型的革命者。他奔走于会党与新军之中，新军士兵多从之。当时有“庚子长江流域革命大舞台为林氏一人所筑也”〔9 〕之说。他“性尤任侠，夙具大志，其脑海早输入种族革命思潮，每欲促进共和，铲除专制，年甫弱冠，即散家财，广结纳隐图大举”〔10〕，很早就准备起来革命。他在自立军中与兴中会一直保持着联系并密切配合。右军统领沈荩“所持之主义，乃唯一之破坏主义”。当唐才常提出勤王口号时，自立军内部争执不下，沈荩等说“一切勿顾，文字小道，尤不屑厝竟，无论若何方面，吾惟可以达吾目的者是用。”〔11〕即不管打什么旗帜，只要反满就行，反映了他朴素的革命思想，代表了会党的思想主张。
自立军的基本组织力量是会党与新军，会党中以哥老会为主。哥老会是具有悠久反清斗争传统的会党组织，它主要由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流氓无产者组织而成，虽然存在着不少落后性甚至破坏性，但他们处于社会的最低层，长期遭受清政府的压迫，反清斗争是很坚决的，他们参加自立军并成为主要力量，不能不影响自立军的起义性质。新军下层官兵，长期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又接受了新思想，不少人具有强烈的反清思想，历来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者争取的主要对象。武昌起义成功就是他们的功劳。故张难先先生在《庚子汉口之役》一文中总结自立军失败的教训中有“绝对从士兵学生痛下功夫”一点。
由此看出：自立军从领导阶层直至其基本组织力量都是主张革命的。自立军在其行动上采取了一系列革命的方式。第一，自立军行动抛开历史上勤王那种“伪诏”形式，不用清政府名义而以“中国国会”及自立会之名下达命令，显示出革命气象。“中国国会”是因自立会名较激烈而成立的，“它是由张园、愚园两次会议上决定的。两会同时又指出了建立自立国，推翻清政府的目的。所以“中国国会”及自立会成为新政权的象征。自立军在其文告及命令上都用此名义。自立军通告外侨下面落款为“汉口中国自立会启”，自立军官印有“中国国会分会驻汉之印”〔12〕之字样。以上表明自立军已与清政府决裂，行革命之道。第二，自立会规定有隶属军队。《自立军现在布置及其将来兵事》中《军事编制》第一、二、三、四、八、十二等条款规定：起义“发动之初，集兵两万分七军四十营”，“发动之始日加募健儿三十营，三日成军。”〔13〕五、七条规定：自立军由总会领导，军官层层委派。这样，自立会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第三，自立军采用革命的组织形式。自立军“拟先组织五军，分中、前、后、左、右各军……其各军分文事、武事两部，文事以文人主之，武事以江湖豪杰主之。”军队组织具体，文武权限分明，便于领导作战和提高战斗力。各地又在重要地方设置机关，招待各方志士。如“在汉口曰宾贤公馆，在襄阳曰庆贤公馆，在沙市曰致贤公馆……”〔14〕。这些地方成为各地组织中心。自立会会员之间联系吸取会党“富有票”经验。自立会散发富有票，此票“仅为富有会员之凭证，此票亦可转让，以便发展会员”〔15〕，它“在联络情感，遵守信约方面，皆有便利”〔16〕，成为自立会会员之间联系的纽带。自立军组织形式几乎完全模仿会党，为采用革命的暴力行动创造了条件。第四，自立军采用了革命的暴力手段。据当时《申报》记载：“自北省‘拳匪’作乱，若辈即趁机而起，分散票布，要结党徒，期于七月二十八日晚间，纵火为号，戕官吏，劫军装，占据城池，与王师抗拒。”〔17〕即制订起义计划。大通秦力山起义一度攻占盐局，击毁敌船多艘，而对“沿河两岸居民，秋毫无犯”。其它各地纷纷行动。毛泽东同志说：“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暴烈的行动。”〔18〕唐才常选择暴力手段，正说明自立军起义是一次革命。第五，自立军打算起义后建立新政权取代清政府。即在占领地“礼饰略地各弁县收各州县丁地征册，及各督税局历年薄据”并“札委权知各州县，抚缉流散，编练团队”，建立自己的政权。并且决定“所有清国专制法律，建设文明政权后一律废除”〔19〕。
以上所述使我们看到：自立军起义不是为了“勤王”、“改良”，而是为了革命。
二
自立军在行动上与兴中会有着密切的联系。自立军起义对中国民主革命形势的发展影响很大，在它失败后，革命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自立军在建立过程中，兴中会积极帮助与支持唐才常。戊戌变法失败后，唐到日本，由毕永年出面介绍唐谒见孙中山筹商联合革命之事，唐犹豫不决，经“毕永年、平山周多方斡旋，始定殊途同归之约”，使唐向革命迈进了一步。在唐才常决定回国举事之时，临行前，孙中山和陈少白、平山周亲自为他饯行，“各举杯庆祝前任胜利”，林圭向孙中山请求指导，孙将在汉口俄国某商行任买办的兴中会会员容星桥介绍给他们〔20〕。回国后，毕永年和林圭联络长江中游一带会党成为自立军的基本力量。上述材料说明自立军是在兴中会的支持下组成的。自立军成立后与兴中会在行动上互相配合。自立军在成立后，林圭写了一封长信“托容星桥函约同时大举”〔21〕要求与兴中会配合行动。自立军又“与广东郑士良密约，郑在广东惠州同时起义，互相应援”〔22〕。自立军的这种主张是自始至终的，它实际上支援了兴中会的革命行动，因而也显示出了它的革命性。
自立军起义失败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影响很大，它促使爱国知识分子逐渐从康梁的思想影响下解放出来，他们“感到天下大势之所趋，其必经过一躺（场）之革命”〔23〕从而走向革命道路。刘敬安“以国是日非，决非和平手段所能匡救”〔24〕而创日知会。自立会会员吴良槐后来参加了同盟会，章太炎宣称与康梁决裂，参加到革命派的行列。自此革命派与改良派界线分明，各张旗帜，开始斗争。
辛亥革命后，革命政府给予自立军很高的评价。1926年国民政府在烈士墓侧建立纪念堂，碑文有“觥觥共和，金汤永固，不有逝者，谁为之先？忠魂千古，视此崇阡”〔25〕之言，将自立军起义视为共和革命的先导。自立军革命功绩得到了后人的肯定，并为人们所怀念。
三
自立军起义是民族资产阶级为挽救民族危机而发动的。当时，戊戌变法失败，民族危机更加严重，在此情况下，各个阶级、阶层为了救国这个大目标，必须联合起来才有可能取得胜利，自立军正是由众多的阶级、阶层联合组成的。由于参加的阶级、阶层不一，他们在斗争中的具体主张也不一致，因而，这就给自立军带来一些矛盾现象。其次，当时革命派与改良派的界线尚未划清。如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逃到日本，孙中山就想与之合作，陈少白曾访康有为劝其改弦易辙，共行革命大业，遭康拒绝。这说明孙中山对改良派（此时已变成保皇派）的反动面目也还未认识清楚。许多爱国志士也还没有摆脱康梁的影响，这也成为自立军矛盾现象的原因。第三个原因是“中国有数千年之习惯，非借忠君爱国之名词，不足以鼓动天下。”〔26〕这的确是历史的现实。即使到戊戌变法失败后，一般人，特别是上层人物对清政府的幻想都没有完全破灭。孙中山在《革命源起》中说，“由乙未（1895年）初败至于庚子（1900年）此五年之间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也……当初次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视余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咀漫骂之声不绝于耳……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以恶声相加”。可见当时风气未开，也是出现矛盾现象的一个原因。第四个原因是唐才常革命信念不坚定，徘徊于各派之间，力求达到他们间的妥协。唐才常尽管要求革命，但他思想上还受康梁思想的某些影响，为达各派的妥协联合，宁愿遮蔽其革命旗帜。如自立会在通告列强声明中有“借尊皇权以伸民权之语，当时对内则已改君主为民主相鼓励，而对一般愚人则又以保皇复辟等语以引入我范围，徐徐再以民主之说以开其智识”〔27〕从而模糊了革命目标，这是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第五个原因是自立军对康梁经济上的依赖。十几万人的大军，其费用除会员少量捐款外，其余全靠海外汇款，在经济上得康梁的大力支持，这迫使唐才常进一步遮蔽革命目标，“欲利保皇会款为起事之需，故不便与兴中会积极合作。”〔28〕“唐才常已得康有为款二万元。〔29〕”这表明自立军对保皇派有经济上的依赖关系。
总起来说，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虽采取了革命行动，但由于它本身未能摆脱康梁等改良派的影响，又希望争取更多的人参加起义，加之对康梁有经济上的依赖关系，唐才常革命信念不坚定，因而打出了“勤王”的旗号，来行反清革命之实。这是历史的现实，不足为怪，其革命性质并不受到影响。
注释：
〔1〕《正气会序》，《亚东时报》第19号。
〔2〕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81页。
〔3〕〔13〕〔19〕〔21〕〔28 〕冯自由：《自立会起事始末》，第12—17页。
〔5〕〔7〕〔16〕唐才常：《自立会庚子革命记》第62、69、75页。
〔6〕赵必振：《沈荩略传》，第259页。
〔8〕冯自由：《秦力山事略》，第241页。
〔9〕张篁溪：《林圭先生别传》，第236页。
〔10〕《林烈士圭革命事迹纪略》，第234页。
〔11〕黄中黄：《沈荩》（节录），第249—250页。
〔12〕〔14〕〔22〕〔27〕赵必振：《自立会纪实史料》（节录），第34—37页。
〔15〕吴良槐：《自立会追忆记》，第101—102页。
〔17〕叶德辉：《觉迷要录》卷4，第45页。
〔18〕《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页。
〔20〕张篁溪：《自立会始末记》，第7—8页。
〔23〕《康有为》，《苏报》1903年6月1日。
〔24〕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62页。
〔26〕黄中黄：《沈荩》见《辛亥革命资料》第一册，第289页。
〔29〕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
〔25〕张难先：《庚子武汉道义烈士墓碑》，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