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科学、缺理性的学术主张——从生产到生活，从群体到个体，从工具到玩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群体论文,理性论文,个体论文,学术论文,玩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07-03-04；录用日期：2007-03-15
中图分类号：G 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000(2007)03-0196-04
近年来，我国体育科学界出现了一种引人注意的学术主张：“从生产到生活，从群体到个体，从工具到玩具。”所谓“从生产到生活”是指我国体育应从过去的“为生产服务”转移到现在的“生活需求”；所谓“从群体到个体”是指我国体育应从过去的注重群体转移到现在的关心个体；所谓“从工具到玩具”是指我国体育应从过去的“政治工具、生产工具”转移到现在的“玩具”[1]。笔者认为这种学术主张反映了有关学者急切创新、力求从社会发展中探寻体育新功能的愿望，参考了一些国内外资料，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它的另一面有不够实事求是的缺点，是缺科学、缺理性的。现就这个问题同体育学术界同仁交流商讨。
1 “体育为生产服务”的实践和认识客观存在
提出“从生产到生活”这个主张的主要理由有三：(1)现在的中国“脑力已在生产活动中跃居主导地位，体力已不能作为关键的生产力衍生要素，这势必导致从物质生产需要‘强身健体’转化为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体力不直接做功于生产，体育的社会功能就从促进生产劳动转变为提高生活质量”[2]。这些话里包含一个重要意思是说，人的体力已不是搞好生产的关键因素，因而没有必要使体育促进生产了。(2)改革开放前，中国体育“没有真正进入老百姓的生活”，把人培养成为生产的工具[3]。(3)“通过愉快而健康的身体活动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是当前体育发展的新趋势。”[4]
怎么看待这3条理由？第3条是正确的。但是仅凭第3条得不出“从生产到生活”的结论。让我们主要来讨论前两条。
有关学者提出了一个叫人争论不休的问题：现在的中国，脑力是否已在生产活动中跃居主导地位？我们可以暂时不去管它。因为不论脑力是否已跃居主导，都不能消除体育促进生产的作用。依据常识，脑力劳动者在生产和管理生产的工作中，不需要很强的体力，但是仍然需要体力。计算机工程师不需要像搬运工那样强度的体力，大公司总裁不需要像卖菜个体户那样辛苦。这是客观事实的一面。但是还有更重要的另一面，即没有一定的体力是当不好计算机工程师和大公司总裁的。只讲生产方式的改变同体力需要的差别，看不到任何方式的生产都需要一定的体力，这最多是半实事求是。近年来我国媒体有一项共识，即中年知识分子因缺少体育锻炼而出现较多的英年早逝。这从事物的消极角度提醒我们，脑力劳动者要把生产、工作搞好，还是需要有包括一定体力在内的健康身体的。没有一定的体力作基础，人的脑力也好不了，也难以发挥良好作用。换句话说，不论过去或现在，不论在以体力劳动为主、还是在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社会里，体育为生产、工作做贡献，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说到这里，让我们了解一下近年来我国增加脑力劳动者的情况很有必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1990年中国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占总人口的1.244％，约占劳动者总数的2.506％。2003年上述两个相应的百分比是5.681％和8.541％。14年里，我国知识分子的总人数从1422万人增加到6487多万人，增加了3倍多，这个速度是相当快的。但是即使这样，我国近8亿劳动者中91.459％的人仍然主要以体力劳动为主。如果把高中文化程度的人也计算在脑力劳动为主的范围内，按2003年的数字，我国以体力为主的劳动者，仍然在80％左右。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中国不需要通过体育来增强体力，不需要体育为生产服务，只能是非科学的主观认识。从理论上说，不但在当前的中国否定不了“体育为生产服务”的实践和认识，就是在经济发达国家，在几百年后的世界上，也否定不了“体育为生产服务”的实践和认识。在人类社会里，只要有生产，有从事生产和体育活动的人，就必然有“体育为生产服务”。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不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的体育没有真正进入老百姓的生活。面对几亿人参加体育锻炼的实践，能说都是“在生活以外的”吗？能说我国体育人口都是被迫在工作时间里参加活动的吗？凡是从过去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体育积极分子都可证明，当年他们的体育锻炼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是生活的需要，否则他们就不会成为体育积极分子。强身健体不只是从物质生产需要出发的，它本身就是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现在我国建设小康社会，人民的生活更需要体育，提出“体育走进生活”的口号也是可以的，但并不能证明过去的体育不是生活需要。“体育为生产服务”同“体育是生活的需要”这两件事实和概念不是相互对立而是能够同时存在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现为“你大我小”或“你小我大”，而不是“有我没你”或“有你没我”。有人以为，现在的体育方针政策中不再提“为生产服务”，就否定体育为生产服务的实践和认识，这是误解。体育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建设小康社会服务，是今天大家公认的。难道经济建设、小康社会建设不包括生产在内吗？当然包括。
至于说体育把人培养成生产工具，明显是有固定成见、歪曲事实的语言。我们可以不必详细讨论。
2 群体利益要坚持，个体利益要加强
按照有关学者的意见，“从群体到个体”的主要内涵是：过去我国的体育“只讲社会责任，不顾个体差异。重视社会群体，忽视人文精神”[2]。在另外有关文章中还讲到过去的中国体育“过分关注抽象的群体利益”，“体育的人文价值被否定，对个体的人文关怀更无从谈起”[5]。现在应当“从群体的政治需要转向人的发展需要；从政权的强制性功利需求转向个体健康幸福生活的主动需求”[3]。
首先，让我们研究这里对过去中国体育的评价是否符合实际。21世纪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关注群体利益、社会责任，是不错的。正是因为“关注群体利益”，体育为千千万万的个体带来了增进健康的实际利益。那种利益完全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不是抽象的。20世纪50年代，70％以上的机关干部坚持参加工间操[6]；到1983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职工达2000多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0％以上[7]。这都是史学家们记录在案的。正是因为注重社会责任，我国的运动技术水平有了空前快速的提高，成为世界竞技体育强国。如果说那时在高水平竞技体育和有组织的广泛群众性体育活动中曾经出现过某些束缚个性的缺点，符合实际，但那些缺点绝不能被极度夸大为全国性的“体育人文价值被否定”。实事求是地讲，当世界上工业发达国家的领导人在体育工作中只关注学校和军队体育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就已经关注着占中国人绝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的体育[8]，难道这不是人文关怀、人文价值？中国体育这方面的人文关怀、人文价值要早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过去我国的主流媒体没有使用“人文”这个词汇，不等于党和国家不尊重人的利益和价值，没有人文关怀。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主流意识包含“人文”的主要内容，这是铁的事实。共产党的主流意识从来没有反对关心个人利益，反对的只是仅顾自己利益、侵害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思想行为。谈论过去中国体育“不顾个体差异”是完全主观的。如果真如此，中国哪里会有多种多样的体育活动？哪里会有世界纪录？这种议论是“以点代面”，“以一点代全国”。
用“政权的强制性功利需求”这样的词句来描绘那个历史阶段的中国体育本身，就不客观。广大人民群众选举出来的政权号召或要求人民参加某些体育活动，怎么是“强制性”？“规定”同“强制”是两回事。“强制”是强迫别人做，你愿意不愿意都得做；“规定”表现在实践中可能是多数人自觉自愿地去做，少数人被迫去做。如果说，过去中国开展有组织的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是“政权的强制性功利需求”的话，那么一百多年前不少工业发达国家就在军队和学校实行制度性的体育课教学和身体训练[9]，是否也是“政权的强制性功利需求”？现在世界各国或多或少都有关于体育工作的法规，各国体育人并不都是百分之百地自愿遵守本国的体育法规，总有少数或个别人对某项法规不愿意而被迫遵守。我们不能因为有人被迫遵守某项法规，就从总体上责难这个法规是“强制性功利需求”。
有的学者认为，前些年大批厂矿企业取消做工间操的规定后，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大幅下降，以此证明过去的工间操制度“注重群体，忽视个人”。这是表面看问题的结果。当年的工间操制度并没有忽视任何个人利益，它对参加做操的每个人都有利而无害。如果说，当年在工间操时间内不许去参加别的体育活动，束缚了个人爱好，也很难有说服力。因为工间操制度并没有限制任何人在业余时间去参加任何做操以外的体育活动。现在有一部分厂矿企业由本单位主管决定，恢复了工间操制度。这迫使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
客观真实地讲，21世纪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既关注群体利益，又关注绝大多数人的个人利益，虽然在关注个人利益方面有不足之处。
用“从群体的政治需要转向人的发展需要”这句话来阐释“从群体到个体”的主张，文字上有毛病。“群体的政治需要”可以简称“群体”，但是“人的发展需要”不能简称“个体”。考虑到这点，我们对“从群体的政治需要转向人的发展需要”这个提法，暂不讨论。“从政权的强制性功利需求转向个体健康生活的主动需求”也不完全适合作“从群体到个体”的具体内涵，因为前者的关键词用的是“转向”，后者的关键词用的是“到”。如果有关学者坚持用“从群体到个体”这个简化语，我们只能理解“到”是关键词，而不能理解“转向”是关键词。“从群体到个体”的含义是离开了“群体”，到达了“个体”。
说到“个体健康幸福生活(对体育)的主动需求”，也并不是过去根本没有，唯独现在才有。在20世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多数中国人在大多数时间里，生活是幸福的，这是过去和现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在那个历史阶段，多数人也把参加体育活动作为自己健康幸福生活的一部分，这是年纪大些的我国体育积极分子的亲身经历。当年党和国家的主要体育文件把“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作为开展体育工作的主要目的。1954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体委党组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的指示》中说：“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增强人民体质，是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10] 在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物质条件好多了，体育工作者的经验也丰富了，我们有可能、也应办到，通过体育更多更好地关注个人利益，更好地在体育活动中满足个体多种多样的需要。但是今天同过去一样，仍然需要在体育工作中关注群体利益，而且关注群体利益依然是更普遍、更重要的。不要说中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极少有人主张不需要在体育工作中关注群体利益。
“从群体到个体”这种提法脱离实际，肯定实行不了。如果硬要实行，定会损害大家的包括每个人的利益。
3 论据同主题脱节的主张
主张“从工具到玩具”这种提法的理由文题不符。看主题，它表达的意思是，21世纪的中国，作为工具的体育将“转移到”作为人们玩耍的玩具。就是说，要“离开”体育的政治功能、生产功能，转化为休闲娱乐功能。但是提出的理由却是，体育的政治功能“淡化”[2]。淡化与离开是两回事。很明显，仅凭政治功能淡化得不出“从工具到玩具”的结论。我们不必为此多费笔墨。倒是可以着重谈谈体育与政治的关系，谈谈体育的休闲娱乐功能的价值，这有助于我们来判断“从工具到玩具”这个主张的是非。
体育与政治的关系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谈。一是从个人参加体育锻炼的角度，二是从做体育工作的角度。两个角度看体育与政治的关系，政治的分量不完全一样。本文主要是从做体育工作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笔者认为，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体育”和“政治”这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以来，一直到它们两个当中的一个消失之后，体育永远具有为政治服务的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年，从当时国内外十分严峻的政治实际出发，党和国家的政策强调体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有时虽有过头之处，但其基本精神是正确的。现在由于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我国体育为政治服务的功能不很彰眼，但是还强烈存在。冷战时期有冷战时期的政治，和谐时期有和谐时期的政治。建设和谐社会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并且首先需要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体育有没有政治功能以及这种功能的大小强弱，同整个社会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近年来我国党和政府关于全面工作的文件仍然一直强调政治思想工作、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体育的政治功能不可能突然消失。恐怕谁都不能否认，2008年在中国举办奥运会不仅有体育意义，也有政治意义。2006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正式呼吁有关国家在都灵冬季奥运会期间停止战争。这证明体育的政治功能还相当强烈。江泽民同志在1999年接见中国女子足球队的讲话时，谈到当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美国接见我国足球队这件事，说“那是有政治意义的”[11]。主张“从工具到玩具”的学者也认为在国际上拿金牌是“为国争光”，而为国争光是什么？还不是政治？
什么是政治？商务印书馆2001年修订的《新华词典》解释说：政治是“阶级、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国内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并为经济基础服务。”[12] 体育锻炼作为人的生活的一部分，只要这个人会参加政治活动，他的体育锻炼就会带有为政治服务的作用。因为体育锻炼为他带来的身体健康必然要在他的政治活动中发挥正面或负面的作用。换句话说，不管这个人在政治活动中起积极或消极作用，只要他从体育锻炼中获得了健康，体育就为政治“服”了“务”。现在世界上有些政治家口头上否认体育与政治有关，然而在自己的实际行动中却一点也不疏忽通过体育活动谋取政治利益，这对一些政治评论家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因此，要想把体育为政治服务的这个“工具”抛弃掉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应去企图抛弃它。抛弃的应当是危害人民利益的政治，而不是一般的政治，更不是对人民有利的政治。
有的学者认为体育为政治、为生产服务脱离了马克思关于体育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倡导[1]。这不是误解，就是偏见。马克思当年讲的体育，不是现在中国人通常使用的广义的体育，而是作为教育意义的体育。中国共产党关于体育的论述和实行的方针政策，不论过去和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完全同马克思的倡导保持一致，“德、智、体全面发展”这个著名口号的存在就是有力的见证。
主张“从工具到玩具”的学者批评说，过去中国把本来是文化的体育办成为政治的体育[5]。有的文章甚至公然写道，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体育主要是为政治服务”，“体育仅仅为政治服务”[11]。这未免太过分了，这些说法很明显不符合客观实际。我国体育构成广义文化的一部分，这在上上下下的绝大多数人眼里是共识，怎么成了政治的体育？就在改革开放前，体育的主要功能也是增进健康，政治功能是派生的。不能依据体育为政治服务的若干事实就把体育的本质改了，譬如北京举办奥运会能为中国的政治服务，奥运会本身的体育性质并没有改，改了就不是奥运会了。体育的本质未改，体育仍是文化的体育，而非政治的体育。其实，文化也有为政治服务的功能，难道我们能据此把“文化”改成“政治”吗？
“玩具”表达的是体育的休闲娱乐功能。21世纪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并不是没有娱乐功能。当时生活在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都知道“文化娱乐”中就包括一般体育活动。过去许多农村文化站和城市中的职工文化俱乐部都是既开展唱歌唱戏等文化活动，又开展体育活动。50年前有的媒体的确宣传过“玩玩乐乐”是“资产阶级体育思想”。改革开放前，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在体育部门的实际工作和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也的确长时间对娱乐功能不够重视，我国体育的娱乐功能曾有不正常的削弱，但离“遗失”的地步尚远。现在并不需要“挽回中国体育早已遗失的娱乐”[2]。在体育学术领域，以前的学者们也把“娱乐”作为体育的功能之一。20世纪80年代在《体育论坛》杂志上开展的关于体育功能的讨论中，主流意见就是如此。在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体育的休闲娱乐功能越来越受欢迎，加强体育休闲娱乐功能的客观条件也越来越成熟，这是不争的客观现实和共同认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把休闲娱乐作为体育的主要功能，无论如何也不宜采用“倡导娱乐、健康第一”的口号[11]。因为体育的主要功能是增进健康，娱乐的主要作用也是促进健康。当你的健康受到威胁的时候，你就会真切地感受到，健康同娱乐相比，健康是第一位的。现代的中国人，即便不是人人都讲人生观，但是绝大多数人还是要讲为社会作贡献。不要忘记，七千万中国共产党党员是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人生目的的。活着就是为玩乐，这样的人虽然有，但不是很多。我相信，主张“从工具到玩具”的学者也不是那种“活着就为玩乐”的人。除了“活着就为玩乐”的人外，谁都不会把休闲娱乐的体育作为自己生活的终极目的。
从功能来说，体育既是“工具”又是“玩具”。工具功能和玩具功能是同时存在的。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里，有时体育的玩具作用较大，而有时工具作用较大。把过去本来就有的东西——“玩具”说成没有，又把根本不可能离开的东西——“工具”企图离开，这就是所谓的“从工具到玩具”的本质。
4 笔者的几点思考
还有以下几点想法同有关学者共勉：
(1)上述3点学术主张有两个共同的缺憾是：对过去，否定了不该否定的事物；对现在，过分提倡应当提倡的事物。这两点都是“务实”不够，因而使“求真”打折扣。过去我国的体育工作在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关注群体利益等方面，有做得过头或不足之处，在总结历史经验时应当给予否定，但是不该否定那些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基本原则，否定那些基本原则不仅对过去的人们缺乏公正，而且更重要的，会遗害今后的工作。现在应当大加提倡休闲娱乐体育，但是过分提倡也会祸害大家。“从生产到生活”、“从群体到个体”、“从工具到玩具”作为一个整体，它在体育学术界和体育界的客观影响，具有削弱政治意识、削弱群体意识、削弱生产意识的作用。而这样做恰恰是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利的。到头来，对我国体育的发展也不利。如果主张在工作中应更加注重发挥体育的服务生活功能，更加注重个体，更加注重娱乐功能，这就完全正确了。
(2)讨论问题切忌用不同的内涵表达同一个概念。有的文章在解释“从工具到玩具”这个主题时，一方面讲，“中国全盘接受西方体育时，一直把它当成工具使用，并否定其玩具功能”，“新时期的中国体育正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其社会功能的转移”，另一方面又说，“功能的转移并不意味着其‘工具’作用的消失，而是指它作为政治工具，不再强调为‘专政’和阶级斗争服务，转向为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的安康。”[1] 用这样的方式讨论问题，如果是因为作者一时疏忽，或者思维不够严谨、缺乏逻辑，可以谅解；但是如果是故意利用转换概念的手段，则有失学者的诚信，应受到批评。
有一篇文章在解释上述中国体育3个社会功能的转变时说：“这种功能的转变是渐进的、不完全的——也就是说，中国体育这种功能的转变并不是突然非此即彼的，而是说它对社会和人的作用点的转移、增加，或重心倾斜的渐变。”有了这段话是否就可以拒绝考虑本文对“3个转移”的不同意见呢？否。因为这种解释同文章的主题“从生产到生活、从群体到个体、从工具到玩具”的含义是相悖的。
(3)按照我国语言文字规范和人们的共识，“从”什么“到”什么中的两个主体词汇表达的应是完全分隔、互不交叉的现象，例如从天到地、从东到西、从和平到战争、从“文革”时期到改革开放等，而不能讲从动物到牛、从睡眠到呼吸、从打篮球到“盖帽”、从宣传到办报纸等。本文讨论的3个观点“从生产到生活”、“从群体到个体”、“从工具到玩具”都属于不符合我国语言文字规范和共识的，因而它们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尽力使文字通俗化、简化，好。但是通俗化、简化，都必须在科学的基础上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