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扎根精神”的中国本土管理理论构建范式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中国论文,本土论文,理论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编码：10.3969/j.issn.1672-884x.2016.03.003 管理理论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自蒸汽机代替手工作坊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优势已经统领管理领域几个世纪[1]。近代以来，亚洲经济异军突起，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并直接影响着西方国家的经济统治地位，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更是发展迅猛。目前，亚洲在全球经济版图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预计至2030年，亚洲经济实力将会超过美国和欧盟的实力总和。 在亚洲地区，中国经济30多年来的高速发展吸引了全球的目光，PLEGGENKUHLE-MILES等[1]发现，中国是亚洲地区最值得研究的国家。据统计，在亚洲顶级管理刊物——《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中，约58%的论文都是与中国企业管理相关的研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在亚洲地区的经济地位和对中国本土管理展开学术研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早在200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就在其“十一五”战略规划的讨论中强调：要将中国成功的管理实践提升到理论高度，构建中国管理理论框架，推动不同学派深入研究[2]。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开始积极关注和投身于中国本土的管理研究。 郭重庆[3]指出，在中国经济腾飞的同时，中国管理学界正处于一个理论的转折时期。孙继伟[4]认为，该转折时期的实质是中国管理学界为学术而学术，还是为实践而学术的交叉路口。当前的管理学界已普遍认识到，中国管理研究中仍存在严重的“知”“行”分离、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笔者曾在2010年完整介绍了作为研究方法论的经典扎根理论，并首次提出扎根现实、理论源于实践的学术精神——“扎根精神”是扎根理论的本质内涵，可用以解决我国管理学研究中的“知”“行”分离问题[5]。 迄今5年来，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的研究现状仍需要学者们进行反思和关注：①缺乏公认的中国本土管理理论构建范式，大量的研究仍停留在以国内定量数据验证国外既有理论的水平上；②抓取表层数据的研究多，分析管理实践问题中内在的深层因果关系的研究少，较难从现象的内外部环境特征入手建立起符合其自身规律和逻辑的系统性解释成果[6]。此外，扎根中国本土实践的原创性理论成果依旧匮乏，导致企业界长期运用常常“水土不服”的西方管理理论来应对本土经营问题，管理水平未能得到实质性提高，已经成为经济大国的中国仍旧不能摆脱管理弱国的现状。 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再次强调“扎根精神”对推动管理研究“知”“行”合一的重大意义，并根据近年来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实践经验，对扎根理论的三大流派进行更加深入地比较和梳理，纠正当前国内学术界对扎根理论的认知偏差，探寻中国本土管理理论构建应遵循的方法和原则，以期得到一个既扎根中国本土管理实践又符合国际学术规范的理论构建范式，搭建起中西方管理理论对话的桥梁。 1 文献背景 当今中国管理学界，“知先行后”现象普遍存在。王学秀[7]指出，与中国企业活跃的管理实践相比，相当多的管理研究者仍停留在思想、即“知”的层面，并未对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活动起到更大的指导作用，多数研究仍属“空对空”阶段[8]，即郭重庆[3，9]所指出的实践“插不上嘴”、理论“自娱自乐”、“做练习”的研究现状并未得到根本改观。 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倡导“行先知后”，即管理学应该首先直面中国企业的经营现实而非学派构建优先[10]，中国管理研究终究要回归实践，以探寻其中蕴含的真相和规律[11]，只有被实践认同的理论才有可能被西方管理学者认同[11]。正如郭重庆[9]所言：“中国管理学界应积极直面管理实践，以创建适合中国管理现状的理论。” 也有学者提出，“知先行后”、“行先知后”不是隔断的两个阶段，应统一于情境化中，体现“知”“行”互动与“知”“行”合一的科研精神[12]，要基于中国企业管理实际情况，整合西方管理理论，发展出新的管理理论，解决中国企业实际问题[13]。 关于西方既有理论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关系，徐淑英等[14]指出，发轫于欧美的管理理论并不完全适应中国情境，西方理论在应用到中国的管理实践时会不断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在当前的中国管理学界，扩展、修补西方的正统理论而回避中国情境的复杂性仍是普遍存在的现象[15]。 还有学者认为，世界正从“西方领导东方”模式向“西方融汇东方”模式转变[16]，“知”“行”合一、中西互融更符合中国管理现阶段的思维模式[17]。李平[18]认为，在中西互融的过程中，会经历应用式学习、探索式学习两个发展阶段和4种典型范式：①通过本土经营现象验证西方理论；②通过本土经营现象修订西方理论；③通过东方式研究方法解决本土经营现象，以取代西方理论；④整合东西方理论。其中，前两者代表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初级阶段的研究范式，后两者则代表高级阶段的研究范式。 综合现有文献可以看到，近年来学界讨论中国管理理论的情境化问题较多，但较少从方法论层面探讨本土化理论的建构问题。对如何选择研究问题、如何建构理论、如何选择研究方法、如何处理与实践的关系等，少有系统、全面的论述[6]，尚未提出一套系统的理论构建范式，仍缺乏解决“知”“行”分离问题的基本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韩巍[15]强调了定性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对于情境化问题最有效的研究方法，不可能是数学方法，而是历史分析，是定性研究中的深描，是对深层结构、机理的洞察、诠释和建构。徐淑英等[19]也指出：“在中国管理研究的初期阶段，意味着在发展概念和构建理论的时候要采用归纳法，也意味着定性研究是必要且适宜的研究工具。”此外，郭重庆[3]也认为，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范式，才能实现“洋为中用”、“中西合璧”的学术目标。如果能客观地看待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已经存在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就可以少走很多学术弯路[7]。谭劲松[20]指出：“真正要弘扬‘本土研究’，应该是用严格的国际规范，来发展以中国企业为研究对象，能够解释中国企业现象的理论，以构成中国管理学对普世的管理学理论的贡献。” 在西方主流学界采用的诸多定性研究方法论中，扎根理论克服了一般定性研究缺乏规范的方法论支持、研究过程难以追溯和检验、得出的结论说服力不强等问题，被认为是定性研究中比较科学的方法论，也被认为是社会学五大传统研究方法中比较适于进行理论建构的方法[21]。由此，徐淑英等[14]指出：“学者们要通过归纳性的方法或扎根理论的构建，研究他们所在情境中的实际问题。”EISENHARDT[32]和LEE[23]也曾指出：“与直接应用产生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理论相比，本土研究方法提出的理论也许能够具有更高的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当现象还不明了，现有的理论不能对研究对象进行合理解释的时候，使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是理所当然的。” 在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的建构中，作为一种已经存在近半个世纪的成熟的研究方法论，扎根理论应当也完全能够扮演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而且这也与曹振杰等[8]提出的观点相一致，即在构建中国本土管理理论中，应在方法论层面中西结合、建立统一范式以获得彼此认同的思想。同时也应该看到，扎根理论是最具争议的研究方法论之一[24]，其三大学派争论多年，使得中国管理学界多有误解，因而首先需要对其进行综合比较和总结，以期求同存异，取其精华。 2 扎根理论及其三大学派比较研究 扎根理论产生于社会学领域，是为了回答在社会研究过程中，如何在符合实际情境的条件下通过系统化的方式获得与分析资料以构建理论，并在解释、说明实践问题的同时指导实践活动。简言之，扎根理论就是从资料、数据中发现理论的方法论[25]。 2.1 扎根理论的起源及其三大学派简介 1967年，GLASER等[25]首次提出了扎根理论，后被广泛应用于护理学、教育学、宗教学和管理学等领域，并在长期的发展中出现了三大学派：①以GLASER等[25]为代表的经典扎根理论学派；②以STRAUSS等[26]为代表的程序化扎根理论学派；③以CHARMAZ[27]为代表的建构型扎根理论学派，各派别间一直存有争论。 经典扎根理论是扎根理论最初的版本，其最核心的方法论原则是避免研究者任何先入为主的假定而是让研究问题从社会过程及对其进行的研究中自然涌现[25]，继而按照不断比较的原则、遵循规范的数据处理步骤完成理论构建。程序化扎根理论最早被引入我国，得到广泛应用且为许多学者所熟知。这一学派虽然也强调理论忠于数据，但更侧重于借助预设等技巧探寻数据中的规律。经典扎根理论学派认为程序化扎根理论学派偏离了扎根理论的宗旨和要义，双方一直为此论战不休。建构型扎根理论成型较晚，已被引进国内并翻译成中文[27]，该学派既有继承和发扬前两大学派的思想，又有与之不同的观点，如认为数据中的规律虽然客观存在，但可被人所建构和认知，但经典扎根理论学派对此并不认同。 2.2 扎根理论中研究问题的产生与既有理论的作用 是从实践的情境中发现问题还是从文献的阅读和比较中发现问题是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而扎根理论最大的方法论特点是强调研究问题产生于情境之中，三大扎根理论学派对此持相同观点。扎根研究遵循“深入情境—发现问题—寻找案例—获得数据—初构理论—比较文献—构建理论”的逻辑，研究者一开始只是带着兴趣进入情境，让研究问题乃至其后的理论建构从获得的数据中自然涌现，而对既有理论文献的阅读和比较则放到了理论性编码之后。这是扎根理论核心理念的体现，即研究者在进入情境时一定要放下预设，避免先入为主的主观影响，真正从社会现实和实践中提升出理论[5]，这也是扎根理论方法论的精髓，后文还将深入讨论。 2.3 三大扎根理论学派的编码原则和程序及其对比 编码技术是实现以扎根理论范式构建出某领域理论的方法和程序[28]。在承认理论源于数据的基础上，经典扎根理论、程序化扎根理论和建构型扎根理论所遵循的编码原则和程序存在明显差异。 经典扎根理论认为理论源于实践、一切皆为数据，强调尽可能减少人的主观性，通过对数据的不断比较而逐步归纳出理论，其数据处理与理论构建程序由开放性编码、选择性编码和理论性编码三大步骤构成[29]。GLASER[30]还将理论性编码的理论形态分为18类(称之为theoretical coding family)，强调理论构成的多样性；程序化扎根理论的数据处理程序是“开放性译码—主轴译码—选择性译码”[31]，强调人不仅仅是社会力量的被动接受者，更是生活在这个世界的积极行动者，认为数据隐含了诸多假设，可以通过预设的方式进行归纳和整理，这正是其同经典扎根理论最大的分歧所在；建构型扎根理论的编码过程分为4个阶段：初级编码、聚焦编码、轴心编码和理论编码[27]，其编码过程融合了前两种扎根理论提出的编码原则，但强调人们可以用理论建构的方式认知世界。 程序化扎根理论的数据处理过程中包含着研究者预设的逻辑，STRAUSS等[31]认为，这是研究者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同时还认为要充分挖掘数据中隐含的因果关系。但经典扎根理论对此强烈反对，认为因果关系只是18种理论性编码形态之一，这样做将把人们的思维局限于因果关系而偏离了扎根理论的初衷，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同[32]。而建构型扎根理论试图整合两者之长，认为理论的客观性是第一位的，同时也强调，既不能夸大也不能忽视人的主观性。 2.4 扎根理论三大学派的认识论比较 扎根理论之所以成为最具争议的研究方法论之一[24]，表面上看是基于以下原因：①多样化命名导致误解。三大学派都称为扎根理论，初学者很容易将各学派混淆为同一理论构建范式，引发许多误会；②操作原则与方法差异导致误解。扎根理论各学派的操作步骤和编码原则不完全相同，但许多名词术语却非常类似(如编码程序的名称)，初学者往往难以厘清其共性和差异。但笔者认为，这些并不是三大扎根理论学派的根本差异。方法论来源于认识论，认识论的差异决定了方法论的不同，只有从认识论的高度上审视扎根理论，才能真正理解各学派的差异和共性。 从认识论来看，经典扎根理论、程序化扎根理论和建构型扎根理论分别体现了实证主义、解释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认识论。实证主义认识论追求研究过程的科学化、客观性和研究结果的普适化[27]。经典扎根理论坚持问题从情境中涌现、避免理论预设，具有很强的实证主义倾向[5，27]。解释主义认识论要求对研究现象应具有足够想象力的解释[27]。程序化扎根理论认为一套在关系命题中相互联系的完善概念体系可用来解释和预测客观现象中的问题[31]，更趋向于解释主义[27]。而CHARMAZ[27]认为：“数据和理论都不是被发现的。我们是所研究世界及所搜集数据的一部分。通过我们在过去和现在的参与，以及与人们、视角和研究实践的互动，我们建构了自己的扎根理论”，这显然是建构主义认识论的体现。基于不同的认识论，经典扎根理论强调理论构建的客观性，认为研究者只能以观察者的身份进行研究，从数据中得出科学的理论。程序化扎根理论则更强调人的主观认识能力，认为研究者要尽可能贴近数据才能揭示规律[31]，因而通过因果关系将既有经验和假设理论联系在一起。而在建构型扎根理论中，研究者是主、客观性的共同体，认为主观性和客观性都有其度，不能偏执，过度客观致使方法死板无法得到广泛应用，过度主观则致使客观本质属性丧失。 综上，扎根理论各学派的分歧源于其认识论的不同，编码技术和研究程序的差别是其认识论差异在方法论层面的体现。但无论有多少差异，三大扎根理论学派都一致遵循着理论源于实践、实践检验理论的认识论原则，笔者认为这是扎根理论所有学派的核心思想和共同精神，也是扎根理论能够为未来的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做出贡献的关键所在。 3 “扎根精神”及其在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中的意义 研究问题从实践情境中产生、理论建构扎根于数据是扎根理论最根本的方法论原则，体现了扎根理论的精髓和核心——“扎根精神”。 3.1 扎根理论的精髓和核心——“扎根精神” 虽然存在诸多差异与争论，但三大扎根理论学派都始终秉持着理论源于实践、实践检验理论的认识论原则。笔者把这种扎根现实、理论源于实践的学术精神命名为“扎根精神”[5]，是作为方法论的扎根理论真正的精髓。 广义上，即方法论的视角，“扎根精神”是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的科学思想的表现。狭义上，即方法的视角，“扎根精神”就是承认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并坚持按照科学规范的方法，从对数据的逐步归纳和提升中得到理论、实现理论与数据互动的严谨的质性研究原则：①经典扎根理论始终坚持“扎根精神”，因而其方法体现了实证主义的科学性；②程序化扎根理论通过寻找变量间的因果关系简化了问题，使初学者更容易掌握由数据发展为理论的方法，但其获得的理论也仍然扎根于数据；③建构型扎根理论则借助建构主义方式，通过解释主义的因果关系反映出实证主义的客观性。由此，“扎根精神”是扎根理论得到广泛应用的基础，不论三大学派有多少差异和争论，都是为了获得源自实践的理论而存在。带着浓厚的学术兴趣、深入情境开展实地研究、通过规范的数据处理程序得到源于实践、指导实践的理论，始终是扎根理论各学派一致秉承的认识论基本原则，这也正是当今中国管理本土研究所亟需的“知”“行”合一精神的体现。 3.2 “扎根精神”对中国管理本土研究的现实意义 纵观管理理论发展史，每个经典理论的提出无不源自于对企业丰富实践活动的深刻理解和总结，每个经典理论的广为流传无不因为其指导、预测实践的洞察力和前瞻性。无论看起来多么高大上的理论，只要丧失了与管理实践的有机契合都终将被抛弃，这是管理学实践导向的学科性质所决定的。笔者曾以经典的“霍桑实验”为例，论述了“扎根精神”在管理理论发现与创新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5]。对当前的我国管理学界而言，高举“扎根精神”的大旗，探究中国管理本土现象背后的规律并进行理论构建，对中国管理理论与实践水平的提升、乃至国家的繁荣富强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当前，中国企业正处于经营环境剧烈变化、管理问题纷繁涌现、理论指导严重匮乏的时期。一方面，在常常“水土不服”的西方管理理论指导下，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在实践中付出了昂贵的“学费”和巨大的代价，管理水平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提高；另一方面，一些成功企业的经验也亟需进行总结和推广，以惠及更多的企业进而推动中国企业管理水平的整体提升，然而，目前中国管理学术界却深深陷入追随西方理论、脱离企业实践的“知”“行”分离的怪圈。许多学者深居“象牙塔”内，在图书馆中翻着文献，靠网络上分发问卷和收集数据做研究，得出许多严重脱离实践、“自娱自乐”甚至“自欺欺人”的所谓理论成果。实务界迫切需要学术界积极投身于中国本土管理实践的沃土，建构中国本土的管理理论并用以指导未来的实践。 3.3 践行“扎根精神”的挑战与管理学者的使命 诚然，在当前的中国学术环境下，践行“扎根精神”并非易事，但是否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管理学者就无法践行“扎根精神”并做出真正有价值的理论研究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可以将管理学与其他许多学科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能否想象，研究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学者可以不进实验室做实验就获得了突破性成果？能否想象，一位研究野生动物的专家不去野外观察而是坐在图书馆里翻阅文献就取得了重大发现？能否想象，一位医学教授可以不做手术、不上临床和门诊、不接触病人就能够得到战胜疾病的妙方？管理学是门学以致用的学科，管理学的来源及本质已经决定其必然也必须是一门面向实践的学科，实践才是这门学科生存发展的源泉和根本！无论多么完美的管理理论，如果不能解释现实、指导实践就毫无价值和意义。管理学的实验室在哪里？当然是在鲜活的社会实践中！企业管理研究者的实验室就在企业里，公共管理研究者的实验室就在政府里，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实验室当然就在活生生的中国本土管理实践之中！ 鉴于此，“扎根精神”是管理学学科特征的内在要求和本质体现，违背了“扎根精神”，中国管理学研究者就无法获得真正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发现，更遑论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的构建和为普世的管理学做出贡献！无论外界环境如何，作为一名学者，学术研究的根本动力都必然来自对知识与真理发自内心的不懈追求。推进人类管理知识的提升并使之用于实践，从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应当是一名管理学者毕生的使命！如果管理学者不走出书斋、扎根实践做研究，而是长期沉浸和满足于体制的庇佑，在脱离实际的理论幻象中闭门造车、自娱自乐，则最终必将被现实和社会鄙夷并抛弃！笔者在近年来对扎根理论的深入学习和运用中深刻地认识到：“扎根”应当成为管理学者的生活方式！ 3.4 “扎根精神”与扎根理论在中国本土管理理论构建范式中的意义和作用 面对现实的困境与挑战，韩巍[15]已经认识到“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回避了中国情境的复杂性，缺乏解释中国问题的关联性，多是在扩展、修补西方的正统理论”。徐淑英等[33]也一再指出：“我们忽略了理论与实践的相关性，我们忘记了科学的终极目标是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我们也忘记了管理理论的意义在于改善管理实践。”如何才能实现“知”“行”合一，推进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的建构呢？秦宇等[6]指出，缺乏理论建构的方法论指引是一个亟需重视的问题：“研究者主要是按照国外现有理论的框架，从国内管理实践中获取定量数据，然后用于理论验证；由于缺乏理论建构的指引，研究的出发点多在于抓取表层数据而较少分析管理实践问题中内在的深层因果关系，较难从现象的内外部环境特征入手，建立起符合其自身规律和逻辑的系统性解释成果。”在讨论中国情境化背景下的我国管理研究时，现有文献主要还是介绍情境化研究的内涵、意义、思路与途径等概括性较强的内容，较少从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层面来聚焦于情境化理论建构的研究，即关于如何选择研究问题、如何建构理论、如何选择研究方法、如何处理与实践的关系等，还少有系统的、全面的论述。 为解决中国管理本土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已有学者提出“在方法论层面，中西结合建立统一范式获得彼此认同；在方法层面，结合中国国情，尝试从传统文化中提炼和发展相关管理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管理问题[10]”。在诸多研究方法论中，“扎根理论因具有细致的构建过程、持续比较和理论抽象的确切含义等特点而使得构建理论成为一个严谨精确的过程”[26，28]。由此，徐淑英等[19]认为，“在中国背景下研究中外企业，要准确把握复杂的中国背景，要得到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较高的模型，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是必不可少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扎根理论是解决中国管理学术界“知”“行”分离问题的一剂良药，而“扎根精神”是扎根理论的独特魅力也是其方法论精华。基于“扎根精神”、以扎根理论为主要方法论框架，形成一个中国本土管理理论构建的基本范式，既满足了当前中国管理本土研究的迫切需要，更是推动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知”“行”合一的有效工具和途径。此外，扎根理论已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比较科学的质性研究范式，在符合国际学术规范的理论构建范式下，中西方管理学界的对话才更有实际意义，可避免“鸡同鸭讲”、“自说自话”等学术对话问题的出现，以实现管理理论的中西合璧。 4 基于“扎根精神”的中国本土管理理论构建范式 基于“扎根精神”及扎根理论基本研究范式，本研究尝试整合各扎根理论学派方法体系，探索提出一个较系统的中国本土管理理论构建范式，以期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发展作出贡献。本研究将该范式命名为“中国管理扎根研究范式”。 4.1 提出“中国管理扎根研究范式”的工作基础 综合上文讨论可以得出，深入中国情境，有效运用扎根理论方法论，研究中国本土管理现象与问题是构建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的可行道路，徐淑英等[19]也早已指出这一点。但由于扎根理论不同学派间的隔阂和争议，使其一直未能在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中充分发挥作用。笔者认为，只有充分理解扎根理论的方法论精髓并在其不同学派间求同存异、扬长避短，才有可能弥合和跨越其分歧，取其精华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所用。 笔者近年来对扎根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于2010年首次提出“扎根精神”的概念，并阐述了其对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的意义[5]后，运用经典扎根理论分别研究了中国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外包问题[34]，发现了中国城市基层政府的不完全外包现象及其动因[35]，厘清了虚拟政府的概念并构建了其组织结构的一般模型[36]，研究了中国民营企业创业团队分裂的动因[29]、虚拟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虚拟化动因[37]等问题。通过这些研究工作，加深了对扎根理论各学派的认识和理解，积累了较丰富的扎根理论运用经验，使“中国管理扎根研究范式”的提出有了较充分的工作基础。 4.2 中国管理扎根研究范式的提出 基于以上工作，在综合比较扎根理论三大流派间的差异及归纳其共性的基础上，本研究以“扎根精神”为认识论内核，以建构型扎根理论为思想指导，以经典扎根理论严谨的数据处理与理论构建程序为主体结构，以程序化扎根理论因果关系及形象表现该关系的认知地图工具为辅助；同时，进行了适度的方法创新和完善，有机融合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提出了中国管理扎根研究范式的基本模型。 4.2.1 中国管理扎根研究范式的整体结构 一个完整的理论构建范式由两个相互衔接的阶段构成：①理论构建阶段，该阶段的目标在于提出理论命题和理论模型，所采用的最主要方法是定性研究方法；②理论验证阶段，该阶段的目标是对理论命题或模型进行检验，所采用的方法是定量研究方法[15]。基于此，中国管理扎根研究范式也分为基于定性研究的理论构建和基于定量研究的理论验证两个阶段。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间具有协同效应[38]。前者解释问题背后的基本原理，后者用于检验那些在定性研究中可被证实的结论[39]。由于包括实验、准实验、问卷调查、二手数据处理等定量研究方法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40]，而且与定量研究方法相比，定性研究方法较适宜用来理解现象、明确概念并提出解释概念之间关系的假说，因此，出于推动理论建构的目的，在构建理论范式的时候不应搞平衡，而是需要适度偏向对定性方法的应用[6]。由此，本研究在中国管理扎根研究范式的图示中突出了定性研究部分(见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