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三统
——文明中国的理论表述及其诉求
敬姣姣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
摘要： 甘阳在《通三统》一书中认为中国文明是完全外在于西方的，提出“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西方”的思路。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话语体系中，西方的影响无处不在，因此中国文明谋求复兴的必经之路就是研究西方，本文试图从文明传承与文明冲突的角度略作分析，探讨如何构建“中国话语”秩序。
关键词： 通三统；文明冲突；中国话语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认为冷战后世界的绝大部分问题产生于文明的冲突，这一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同。文明冲突本质上是一种文明等级论，东方与西方文明本身都不是一种纯然的自然的存在，都是人为建构的文化实体。东方在文化和地理两种实体层面的互动阐释中获得自身存在的身份，欧洲文化中心论则在这种身份阐释中始终强调欧洲文明主导世界话语体系的根本性的内核——欧洲的文化和民族优于非欧洲的文化和民族。事实上，东方作为西方眼中的他者，不应该是臣服于西方文明的形象；相反，作为具有独特文化辨识度与精神内涵的东方文化，应当也必然是西方文化强有力的竞争者。
男性的西方与女性的东方、理性的西方与非理性的东方常作为人们言说东西方的话语方式，这种言说方式背后的深层逻辑是唯欧洲中心论的。作为东方文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领先世界多数国家地区数千年，但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中国一直无法与西方平等地交流与对话，固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体系全盘瓦解，文化休克与经济落后使得中华文明在国际交往中常常伴随着屈辱与压迫。在普遍社会感觉结构下，甘阳的“通三统”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西方一整套的强权话语体系发声，其目的是寻求构建一个平等对话的秩序。
全球化时代的今天，“通三统”虽然被用作讨论中国文明主体性的问题，却与孔子以来的“春秋大一统”理念息息相关。在《通三统》中甘阳指出：春秋大一统有三个方面的含义，首先指以往风俗各异的先民们在长期交往中逐渐形成的共同的文化认同；第二指中国这个历史共同体同时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具有政治统一性而反对分裂；第三指中国这个历史文明共同体具有高度的政治连续性，表现为每一个后起的新时代能够自觉地承继融会前代的文化传统。①
近代西方以民族和宗教为边界构建现代国家形制——民族国家。西欧的民族国家是原生型的民族国家，民族成分较为单一；其他的许多民族国家则是在民族国家的影响和压力下构建民族国家的，是模仿型的民族国家，它们取得了民族国家的形式，但并不具备原生型民族国家的民族条件，往往生活着多个传统民族(即文化民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国家并不排斥国内民族的多样性，甚至绝大多数的民族国家都存在着多个传统民族。
1.2.2 苗床设置 定植前要对采穗圃地块进行全面平整，苗床大小及长度根据地形确定，宽度一般不超过1.5 m。同一个苗床内地面要平整，定植前要深翻土壤，结合整地施入适量有机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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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人印象中，年近三十的西达里亚油田早已风光不再，资产折耗率高，各项指标均显“老态”，在中低油价下实现盈利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林业作为我国的重要资源，在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林区的造林改造正在继续进行。然而，在长期的改革过程中，除了上述造林成本不足和造林方法的不足之外，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困难。除了林区经营管理不善外，树种结构比例失衡、地方资源利用不合理、分类不清等问题也不容忽视。此外，近年来我国沙尘暴、干旱、暴雨、水土流失等气候灾害的频繁发生，对更新造林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就要求我们从提高更新造林的成本、改善更新造林入手。加强林区管理，分类经营，加强育苗、育苗、灌浆。为了促进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应充分利用当地环境和资源的优势，合理利用资源，丰富知识，创新技术，转变观念。
第三世界文学的主要形式是民族寓言表现为个人经验向集体经验的投射，第一世界文学的主要形式是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表现为个人经验与集体经验的分裂，这其中反映的是文化的不同，但同时东西文化又是异质相生的，提出了异质文明如何在强势文明的霸权下获得认同的途径。当下全球化导致民族国家内部结构有所松动，给发展中的民族国家带来挑战，但“通三统”在本国获得认同亦需以儒学复兴为前提，而儒学复兴仍要面对很多问题。不同于印度、波斯、阿拉伯等非西方文明，中国在历史上几乎是完全外在于西方的，西方也完全外在于中国。但在近代对西方的学习中我们以前对西方有许多根深蒂固的错误认识，这种对西方的错误认识又反作用于对中国的认识上。西方如今自身仍处于政治经济文化不继的深渊中，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不应该沿着西方的道路前进但当下的“儒学复兴说”失之窄化传统内容，“彻底重建说”失之忽视传统价值，“西体中用说”又失之割裂体用。自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下民主、自由、民族、国家等话语方式进入中国，但过于迫切地想要得到西方世界的认同，急于把自己纳入这样那样的模式容易忽视中国文明的独特性，而不以作为强势话语的西方话语为标准则无法在国际社会立足，“通三统”作为中国走出去的文化表述必须与政治经济力量共同作用于全球化的舞台。
“通三统”有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如何获得承认，在多民族国家获得承认的难题在于民族国家如何调和国内公民身份和民族认同的重叠问题，这是民族国家政权稳定的基础。
多民族国家通过族际政治整合来维持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就是其中基础性的内容，文明中国事实上就是一个族际政治组合的问题②。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有高度的文明凝聚力和历史连续性，历来承继融会、一以贯之的文化风貌就体现了这种文明的强大整合能力。“通三统”作为一种传统表现为自觉承继中国历史积累的文明传统，而不是只认自己的新统而不认前代的旧统。“通三统”的真正思想力量不在于要把三种不通的“统”并包进来，在于以一贯之道去“通”这三统③。甘阳指出当代中国有三种传统并存：一个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以市场为中心延伸出来的传统，市场与自由的传统又称邓统；一个是共和国以来毛泽东时代形成的以平等为主要特点的强烈追求平等的传统又称毛统；一个是中国是千年来形成的以儒家文化为主的高度注重人情乡情的传统又称儒统。甘阳通过“三统”的深刻分析，从中华文明的传统中找到中国政统的一贯之道——儒家传统，通过追述儒家文化传统将文化传统、革命传统与改革政治整合在一起，指出全球化问题引出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碰撞的局面，从大文明格局看中国与世界关系：全球化不代表文明和文化殊途同归的一体化道路，反而突出了不同种族、不同人民的文明属性。中国要在现有的民族国家秩序中，要在作为想象共同体的民族国家想象中加入古典中国的想象。今天的文化传统已排除不了自近代“西学东渐”以来的西方文化因素，因此中国要想“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建设文化强国”，必须“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西方，重新认识古典，重新认识现代”。
黑格尔曾说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异质文明要想在强势文明体系下实现突围，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异质文明自身就是一种强势文明，这是诉求平等的前提。“通三统”建构中国话语的过程中不可能自说自话，它必然将参与到全球化的话语体系之中。中国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所积累的文化与传统是中国成为“现代国家”最大的历史资源，21世纪的中国在世界话语体系中能开创怎样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能否从历史之中汲取足够丰富的文化理念。近代以来，中国进行了一系列民族国家建构活动，为的就是进入与西方同一的话语体系之中，获得表述自身的权利。但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与中国自身表述的多民族国家概念并不相同，民族国家的概念起源于欧洲近代早期，与其碎片化的封建体系背景相对，与“公共领域”的显化，特别是基督教世界普世主义的断裂及公民社会的崛起相联系。作为政治组织形式的民族国家体现为国内公民身份和民族认同的重叠，作为政治理想的民族国家则体现为民族自决原则，任何民族都有组织自己国家的权力。诚然，我们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单一民族国家的概念并不能与中国的国情接轨，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并不具有普遍性。
注释：
①甘阳.通三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2，第1—2页
②周平，贺琳凯.论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J].思想战线，2010.04，第5页
③秦际明.“通三统”与秩序的政教之旨[J].学海，2016.05，第165页
参考文献：
[1]甘阳.通三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2.
[2]周平，贺琳凯.论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J].思想战线，2010.04.
[3]秦际明.“通三统”与秩序的政教之旨[J].学海，20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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