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损害了美国吗？——对萨缪尔森的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自由贸易论文,萨缪尔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萨缪尔森的理论分析
在萨缪尔森的文章中，作者在李嘉图技术差异论的框架下，通过一组简单的数字模拟得出自由贸易可能损害一国福利的结论。原文假设：有两个国家，分别是中国和美国；两个部门；一种生产要素(劳动)；中国的人口数量是美国的10倍，而美国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10倍，在两种产品的生产上，美国都具有绝对优势，但是，就相对优势而言，美国在第1部门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在第2部门具有比较优势；两国消费者的偏好相同，都是将收入平均花费到两种产品上，即所谓的“穆勒式”偏好。在这样一组假定情况下，作者进行了三组数字化模拟来证明其结论(模拟结果见表1)。
表1：萨缪尔森的数字实验
状态国家
第1部门
第2部门
第1部门 第2部门 以商品1衡量的商品2 实际国民 人均实际
生产率生产率 产出产出 的机会成本(P2/P1) 收入国民收入
(一)封闭美国
2 0.5100 25 450 0.5
状态中国0.05 0.2 25 100
0.2550 0.05
世界
--125 125 -
125
0.1136
(二)自由美国
2 0.5200
0 1
100 1.0
贸易中国0.05 0.2 0 200 1
100 0.1
世界
--200 200 1
200
0.1818
(三)中国在 美国
2 0.5200
0
0.25
200 2.0
2部门具有
中国0.05 0.8 0 800
0.25
200 0.2
技术进步世界
--200 800
0.25
400
0.3636
(四)中国在 美国
2 0.5100 25 450 0.5
1部门具有
中国 0.8 0.2800 200 4
400 0.4
技术进步世界
--900 225 -
4500.409
资料来源：根据Samuelson(2004)计算整理而得。
模拟一：作者假设两国开展自由贸易，比较封闭状态下和自由贸易状态下两国的总福利和人均福利的变化，结果发现自由贸易优于封闭状态，两国分别按照比较优势原理进行完全专业化生产分工，即美国生产产品1，中国生产产品2，然后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交换，两国福利都得到了提高。这一模拟实验与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实验是一致的，揭示了比较优势法则，是对自由贸易的支持。
模拟二：作者从自由贸易的状态开始，假设美国的生产率不变，而中国的出口部门(第2部门)存在一个外生的技术进步。然后，在自由贸易的前提下，比较技术进步前后两国总福利和人均福利的变化[表1中状态(二)和状态(三)的比较]，发现中国在出口部门的技术进步对两国都是有利的，这一技术进步强化了已有的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两国的福利水平都得到了改善。
模拟三：作者仍然从自由贸易状态开始，假设美国的生产率不变，而中国的技术进步发生在其进口部门(第1部门)，而且技术进步的幅度正好使两国在两部门上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相同，在这种情况下，两国没有从事贸易的动力，然后比较技术进步前后(都是在自由贸易的前提下)两国福利的变化(表1中状态二和状态四的比较)，发现这种技术进步降低了美国的福利，而且这种福利损失是永久性的。
根据以上三个实验，萨缪尔森认为，自由贸易在一些情况下会提高贸易参与国的福利水平，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却会使贸易参与国的福利受到损失，从而对美国一贯的自由贸易政策取向产生怀疑。
二、是否应该质疑自由贸易？
从上述的介绍可以看出，文章在李嘉图技术差异论的框架下，运用几组简单的数字化例子就将一个复杂的经济问题清晰简洁地表达出来，充分表现出萨缪尔森作为一代经济学大师所具有的对现实问题高度的抽象能力，以及杰出的经济学直觉和素养。但是，作者对自由贸易精神的质疑仍然是论据不足，而且所得出的结论在政策层面的意义甚微，乏善可陈。
第一，原文的分析并不能否定自由贸易的基本结论——自由贸易会给参与贸易的各方带来福利上的改善，即相对封闭状态而言，自由贸易会改进国家的福利水平。虽然文章仅仅指出了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技术进步可能会使美国从贸易中的获益缩小，但是并不能证明封闭比开放好，保护贸易比自由贸易好。从表1的数字模拟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在一些情形下能够使贸易双方都受益[状态(三)与状态(二)相比，中、美两国的人均福利都增长了100％]，在另外一些情形下，会使贸易一方(美国)的福利降低[状态(四)与状态(二)相比，美国的人均实际收入从1.0降到了0.5]，但是这些比较都是在自由贸易的前提下进行的，并不能说明自由贸易比封闭好，如果对自由贸易和封闭状态下的福利进行比较[状态(二)、(三)、(四)与状态(一)作对比]，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否存在技术进步，或者存在哪一种技术进步，自由贸易下各个国家的人均福利水平总是不低于封闭状况下的福利水平，而且，对世界而言，自由贸易下的福利水平都高于封闭状况下的福利水平。为什么呢？原因正是在于比较优势原理发挥作用的结果。由于在开放状况下，各国都会根据比较优势原理来调整生产结构，从全球的角度而言，社会分工从国内延伸到国际，每个国家都从事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生产，然后在国际市场上交易，全球实际收入意义上的总产出必然会由于这种国际分工而大大增加，这恰恰反映了亚当·斯密关于财富增加依赖于社会分工的思想。虽然萨缪尔森的原文给出了美国利益遭受损失的可能性，但是作者并没有提出和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即使文章对自由贸易提出了质疑，但是作者仍然表现出对这一问题谨慎和严谨的学术态度。比如，在原文的结语中，作者写道，“从我的(对结论的)修正中并不能得出，一国应该或者不应该引入选择性的保护主义”(Samuelson,2004)。
第二，原文是在自由贸易的前提下考虑后进国家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影响，即是关于后进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赶超效应(catch-up effects)。正是由于技术进步和后发优势，使得许多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这在历史上不乏列举。18世纪6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使英国生产力迅速膨胀，超过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而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经济强国；20世纪以来，美国经济迅速增长①，很快超过了欧洲的老牌经济强国，如英国、法国和德国等；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日本采取外向型经济战略取得巨大成功，超过了英、法等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些例子都说明，后进国家可以通过后发优势和技术进步赶超发达国家。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发达国家从全球化中的获益会受到威胁②，但是，造成这种威胁和赶超效应的不是自由贸易本身，而是后进国家的技术进步。后进国家的技术进步以及要素积累会改变国际贸易格局和贸易条件，带来一国内部生产结构和福利分配格局的调整，但并不能改变自由贸易提高福利水平这一基本命题的正确性。
第三，原文关于技术进步的假定是不现实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作者假设中国在美国的出口部门突发一个巨大的技术进步是不现实的，因为在自由贸易状态下，中美两国的专业化分工只能导致各自加强其原有的比较优势，而一方在对方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发生巨大的技术进步是不太可能的；另一方面，作者假设只有中国具有技术进步而美国没有技术进步或者中国的技术进步率高于美国的技术进步率，这也是不现实的。从现实的情况来看，中美两国都在不断地发生技术进步，但是如何能证明中国的技术进步快于美国呢？就高科技知识存量而言，第三次科技革命首先发生在美国，1990年代以来以新能源、生命科学、基因工程等为标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也发生在美国，美国的高科技知识存量和科技人才远远高于中国，即使两国技术进步增长率一样，中国在绝对数量上仍然没有美国的增长多。另外，如果我们看一看中美经济增长的源泉，不难发现，中国的技术进步率远低于美国。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于丰富廉价的劳动力，粗放型的生产方式以及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而美国的优势在于高科技产业和发达的服务业及成熟的市场机制，美国拥有全球近二分之一最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新产品的研究与开发、科技创新是美国的优势所在，1990年代，高科技产业创造了美国经济10年繁荣的奇迹。因此，认为在自由贸易情况下，美国会从中国的技术进步中受损也是无稽之谈了。
第四，萨缪尔森的文章认为，中国的技术进步会造成美国贸易条件的恶化[状态(四)与状态(二)相比，美国出口品的相对价格降低了，从1降到1/4]，进而危及到了美国的福利。这只是一个方面，当中国的技术进步发生在美国的进口部门时，这种技术进步不是恶化而是改善了美国的贸易条件，从而使美国进一步从自由贸易中获得更大的受益[状态(三)与状态(二)相比，美国出口价格从1提高到了4]，恰恰相反，在出口部门获得技术进步的发展中国家却往往因为经济增长带来贸易条件的恶化而发生“贫困化增长(Immiserizing growth)”的经历。历史上，巴西就曾因为经济增长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而发生贫困化增长的经历，但是还没有发达国家经历过贫困化增长。另外，就现实情况而言，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LS)的统计数据，从1990年到2003年底，美国的进口价格指数提高了5.4％，而出口价格指数提高了5.9％，如果我们扣除石油产品，进口价格指数仅上升了1.7％。所以，美国的贸易条件非但没有恶化，相反，却在过去几十年得到了改善。
第五，就分析方法而言，萨缪尔森的文章采用的是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主要针对中国技术进步前后不同的均衡状态进行比较，作者的这种分析并不全面。他仅仅列举出了美国从中国技术进步中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这种列举并不具有全面性和严密性，我们还可以举出在别的一些情况下，中国会遭受福利的损失。比如，当中国的劳动力增长时，中国的贸易条件会恶化，从而中国的福利会受到损害。但是这能否为中国选择保护贸易政策提供支持呢？答案是否定的。另外，新增长理论告诉我们，国际贸易会带来溢出效应进而使技术和知识在贸易伙伴国之间传播，最终缩小国家之间的技术差异，而原文仅从静态和比较静态的角度考虑技术进步对贸易的影响，忽略了贸易对技术进步的动态作用。
第六，萨缪尔森的文章并不能作为保护主义者援引的理论依据。贸易保护主义者一直在寻求贸易保护的理论支持和精神领袖，但是绝大多数对保护主义的辩护都经不起严格的推敲，并不能为贸易保护提供充足的理由。这一次，萨翁的文章同样无法为保护主义提供论据。正如作者在原文的结语中所说，“即使在自由贸易的世界中比较优势变迁的车轮真的带来损害，一个民主国家试图保护自己的努力(走向保护)也可能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对于全球化，一个务实和科学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当一些发明A在过去损害了你的国家的利益，另一些发明B在未来将给你的国家带来利益，而这些发明(A和B)都带来了世界总产出的增加时，相对于院外活动所引起的关税和配额而言，选择自由贸易对每个地区仍然是最优的，因为这些院外游说将引起民主和福利的扭曲”(Samuelson,2004)。那么，现实中贸易保护主义的根源是什么？这需要从贸易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这一角度考虑，即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经典贸易理论告诉我们，贸易自由化必然会对一国内部不同阶层间的收入分配造成影响，即所谓的收入分配效应。著名的斯托珀-萨缪尔森定理(the Stolper-Samuelson Theorem)告诉我们，当某一商品的价格上升时，该商品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提高，而另一种生产要素的报酬则下降。所以，贸易自由化必然提高一国丰裕要素的实际收入，降低稀缺要素的实际收入。实际收入降低的那些要素必然会反对自由贸易，从而形成保护主义集团。因此，关于利益补偿机制的问题，应该在一国的不同阶层之间进行调整，即通过收入再分配机制，从贸易中获益的阶层补偿从贸易中受损的阶层，从而实现帕累托改进。利益的补偿机制不应该在贸易伙伴国之间进行调整，因为自由贸易对每个伙伴国而言都是福利的改进，不存在补偿问题。
最后，我们应该清晰地看到，在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是最大的受益者和倡导者，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二战后，美国一直在全球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在关贸总协定下，发达国家的制成品贸易平均关税降到了10％以下，美国也从对外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1980年代中期，美国贸易政策开始从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1990年代以来，美国开始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1994年，美国专门提出“国家贸易战略”方案，该方案提出对美国传统市场和新兴市场采取不同的出口战略。同时为了保护本国市场，美国一直打着公平贸易的旗号，不断引用其国际贸易修正案中的“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迫使别国开放市场，并以反补贴、反倾销、特殊保障等为由，限制其他国家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当其认定贸易伙伴实施“非公平贸易”，就竭力运用多边协定或国内法进行单方面制裁。另外，在乌拉圭回合和WTO多边贸易谈判中，美国极力倡导将其具有比较优势的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产业纳入谈判的议程，为其进入各国市场寻求渠道。
三、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吗？
1990年代以来，在美国国内的部分学者和一些政客中流行这样一种偏见：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贸易往来会损害一部分美国人民的利益，主要表现在来自低工资国家的产品输入会对美国劳动力市场造成冲击，使美国工资差异扩大，失业率上升。因此1990年代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针对中国的出口实施各种贸易限制以及特殊条款(201、301条款)以保护其本国市场。那么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尤其是中美贸易对美国的工资和就业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呢？
在学术界和政策领域广泛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差异的变化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根据国际贸易理论，贸易和技术的变化都会对生产要素的使用和生产要素的报酬产生影响。国际贸易的发生会引起产品供求以及产品价格的变动，价格的变动将导致要素的使用和收益的变化，从而产生要素报酬的不等，这在贸易理论里面最为有名的就是S-S定理；另一方面，技术的变动会引起产出的变动，同样会导致要素使用和要素收益的变化，比如偏向熟练劳动的技术进步会使非熟练劳动的报酬下降。
根据Feenstra等人(2001)的研究，1979—1995年间，美国受过高中以及高中以下(12年及12年以下)教育的全职工人的实际工资分别降低了13.4％和20.2％，而同期受过大学及以上(16年及16年以上)教育的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了4.4％，而受过18年及18年以上教育的劳动力的实际工资增长了14％(Katz and Autor,1999)。美国熟练劳动力相对工资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呈下降趋势，但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以来，熟练劳动力相对工资呈现出明显上升的趋势。因此，非熟练劳动和熟练劳动的工资差异很大。此外，就美国制造业中非生产性工人与生产性工人相对就业的变化情况而言，这一比例总体上呈上升趋势。1970年代到1980年代早期，熟练劳动力就业的增加可以归结为熟练劳动力工资的下降，可是19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和就业量都呈上升趋势，为什么呢？这表明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曲线发生了向外移动，从而导致相对就业和工资的同时上升。
同时，很多研究也表明(Feenstra and Katz,1994; Katz and Autor,1999)，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以来，除了美国，很多发达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瑞典、英国等国的蓝领工人的工资率呈下降趋势。对这一变化的原因，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是由来自低工资国家的竞争以及偏向熟练劳动力的技术进步引起的。但仔细考察后不难发现，技术进步是主要因素，而贸易的影响很有限。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从长期看，美国流入和流出的贸易流量，尤其是与发展中国(比如中国)的贸易流量占其GDP的比重还很小，不足以引起工资的巨大变化。1913年美国贸易占GDP的比重为6.1％，但是1970年该比例只有4.1％，1980年上升到8.8％，1990年为8.0％③。由于美国产业结构从传统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商品贸易占制造业产值的比重仍然呈现出大幅上升趋势，从1913年的13.2％增长到了1990年的35.8％④。另外，商品贸易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中间品贸易的比重越来越大。就所有制造业而言，美国进口中间品在全部中间品投入中的比重1974年为4.1％，1984年为6.2％，1993年为8.2％(Campa and Goldberg,1997)。
2.从进口价格的变化来看，美国80年代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价格增长率高于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价格增长率⑤。根据S-S定理，当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价格上升时，非熟练劳动的报酬应该上升，可是这与观察到的1980年代以来非熟练劳动实际工资的下降趋势相矛盾。因此，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并不是非熟练劳动相对工资下降的原因，贸易对工资的影响并不显著。
3.从产业内和产业间的就业变化情况来看，由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资竞争，国际贸易将会导致不同产业部门的扩张和收缩，从而引起非熟练劳动力在部门间的流动，而偏向熟练劳动的技术进步将会改变部门内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力的比例。研究发现，1979—1987年间，非生产性劳动力的相对就业增长了0.546％，其中三分之二来自于产业内的劳动流动；非生产性劳动的年相对收入增长了0.719％，其中二分之一以上是由产业内劳动流动解释的(Berman,Bound and Griliches,1994; Bernard and Jensen,1997)。因此，产业间劳动的流动小于产业内劳动的流动，贸易并不能作为美国劳动力工资和就业变动的主要解释因素。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虽然与美国的贸易关系日益密切，但与美国的贸易量在美国总贸易量中的比重仍然较小。
4.之所以说技术进步是主要因素，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已成为全球性趋势。制造业是美国主要的物质生产部门，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制造业的比重不断下降。然而，比重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制造业产量的缩减，1997年制造业生产的产品大约为1960年的16倍，正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利用较少的劳动资源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成为可能。根据Feenstra等人的研究，美国的制造业工人并非最大受害者，从1995年至2002年，美国大约削减了200万个制造业岗位，降幅为11％，但同期的巴西制造业人数减少了20％；日本减少了16％；中国制造业人数从9800万降至8300万，减少了15％。制造业人数下降的原因在全世界都大同小异：科技进步和竞争压力使工厂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能够在减少工人数量的同时提高产量，虽然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许多，但全球的工业产值却增长了30％。
四、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以及贸易自由化？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含义。对有些人而言，经济全球化意味着机遇，而对另一些人而言，经济全球化意味着痛苦的调整。除个人外，各国政府对经济全球化也莫衷一是。当全球市场融合为一体化时，各国政府担心失去各自的政策独立性。作出调整以适应全球化是对各国政策的一项重大挑战。根据Temin(1999)的观点，经济全球化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商品、要素和金融资产市场被全球范围内的套利活动所统治。根据传统的国际经济学理论，全球化有三个渠道：国际商品交换、金融资产的跨国移动和国际移民。这些被认为是100年前第一波全球化就具有的特征，而在最近的第二波全球化浪潮中，除了上述三个特征以外，还表现出了一个新的特征，即生产的国际分割和由此导致的中间品贸易。在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呢？
1.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我们只能去调整和适应经济全球化。
2.从长期来讲，贸易自由化对全球福利而言仍然是有利的。自由贸易的精神仍然统治着全球的商品交易。无论是技术差异论还是要素禀赋论，从本质上讲，自由贸易都是将分工从一国内部扩张到不同国家的不同部门，每个国家从事自己最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生产，然后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交换，对全球总福利而言，这是一个帕累托改进。
3.从短期来讲，贸易自由化必然会带来一国生产和消费结构的变动，这些变动必然伴随着一些调整成本，尤其是劳动力在部门间转移和替代的成本，如何降低贸易自由化的调整成本是政策应该关心的问题，比如，通过改变关税削减的方式可以达到降低调整成本的目的(李坤望，2002)。
4.贸易自由化会带来一国内部利益的重新分配，福利受损的阶层将会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反对者，为了实现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各国有必要建立收入补偿机制或政策，使贸易的受益者拿出一部分收益来补偿贸易的受损者。
5.新的贸易模式的出现，比如由于国际生产分割引起的中间产品贸易和外包并不能改变自由贸易的精神，正如曼昆所言，“专业服务的外包是一种新的贸易模式”。外包仍然遵循传统贸易理论的原理，其福利效果仍然依赖于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如果是小国情形，外包对贸易双方而言是福利的改善，如果是大国，那么只要贸易条件恶化带来的利益损失小于外包带来的成本节约，外包仍然是对福利的改善(巴格瓦蒂，2004)。
总而言之，贸易自由化已成为全球性趋势，在此过程中，虽然可能会产生一些代价和贸易摩擦，但贸易给参与各方带来的利益是不容置疑和否定的。
五、总结性评述
萨缪尔森的文章只是从理论上说明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的技术进步(发生在属于美国的出口部门)可能会恶化美国的贸易条件。即便这只是一种理论“游戏”，也并不能证明自由贸易对美国来说是一件坏事，因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从社会福利上看自由贸易仍然要优于贸易保护。另外，从现实经验看，美国的贸易条件不仅没有恶化，反而在不断改善，所以萨缪尔森的理论结果也无法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正因为如此，有人指出萨缪尔森的文章“没有任何政策含义”(Dixit.A and G.Grossman,2004)。在萨缪尔森的文章发表以后，美国国内一些贸易保护主义者欣喜若狂地以为找到了一面旗帜，这实在是一种错误的理解。自由贸易虽然可以改善贸易参与各方的总体福利水平，但也同时会影响一国的收入分配格局，某些要素所有者或部门会因为贸易而受损。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人或阶层都拥护自由贸易，即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同样如此。在贸易政策的制定中，不同的利益集团会通过院外活动等途径来影响政策的制定，所以现实中要实现自由贸易并非易事，贸易保护主义很难真正根除。
注释：
①当时美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美国大陆远离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在战争中大发军火财，另外，以计算机自动化、电子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也发生在美国。
②比如，欧洲国家在1940年代曾担心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会危及欧洲的福利，美国1970年代曾担心日本的崛起会危及其领先地位，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美日“汽车大战”。
③Feenstra(1998)发现其他发达国家也表现出了与美国类似的情况。
④Feenstra(1998)指出除了日本和英国以外，其他发达国家也表现出了与美国类似的情况。
⑤Lawrence and Slaughter(1993)和Lawrence(1994)均发现其他发达国家也呈现出类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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