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传以事解经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事解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 （2000）04—0131—07
《春秋》三传，注意之重点有所不同。《公羊》、《榖梁》较为重视诠释经文字句，推阐《春秋》的“微言大义”，而于相关史实，记载不够详备。《左传》虽然也注重阐发经义，但与《公羊》、《榖梁》相比，它更偏重于补充史实。后人对三传叙事之差别时有论及，并多以此来判定其是否传经，但对三传叙事的具体情况却很少予以剖析。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三传以事解经数量及异同
（一）数量
《左传》与《春秋》记载对应的条目约有1300条，其中绝大多数条目主要是通过补充事实来帮助人们理解《春秋》。 《公羊传》共约570条，《榖梁传》共约750条， 两书多数条目涉及到史实或与史实相关。两传比较具体地叙述事件以资解经者，《公羊传》有50余条，《榖梁传》有30余条。为便于比照按核，兹将有关条目列举如次。
《公羊传》：隐公三年载宋庄公弑与夷，四年鲁公子翚弑隐公，桓十一年宋执祭仲使之出忽立突，庄元年齐侯杀桓公，四年齐灭纪，六年齐侯归卫宝，十二年宋万弑闵公，十三年柯之盟，二十四年曹羁出奔，二十七年公子庆父兄弟三人之关系，三十二年季友杀公子牙，闵元年邓扈乐杀子般，二年郑弃其师，僖元年齐桓公杀姜氏，季友、庆父事，二年晋师灭夏阳，三年阳谷之会誓言，四年齐人执袁涛途，九年葵丘之会，十年晋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晋杀其大夫里克，十八年宋公伐齐，二十一年楚人执宋公，二十二年楚宋战于泓，二十八年晋侯伐卫，晋人执卫侯，三十三年蹇叔、弦高事，文十一年长狄事，十四年晋人纳接菑，宣六年晋赵盾弑君，十二年晋楚邲之战，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成二年逢丑父免齐侯，八年晋侯使鲁归汶阳之田于齐，十五年仲婴齐事，十六年晋人执季孙行父，十七年公孙婴齐事，襄元年宋华元围彭城；七年郑伯被弑，二十七年卫杀宁喜，二十九年吴季札让国事，三十年宋伯姬之死，澶渊之盟，昭四年楚执齐庆封，十三年楚公子比弑灵王，二十年曹公子喜时让国事，二十五年齐侯唁公，三十一年叔术事，定四年吴伐楚，八年阳虎、季氏事，哀三年石曼姑事，六年齐陈乞立公子阳生。
《榖梁传》庄九年小白入齐，十七年齐人歼于遂，僖元年公子友获莒挐，二年晋假道灭夏阳灭虢举虞，三年阳谷之会，九年葵丘之盟，十年晋杀里克，十二年楚人灭黄，十九年梁亡，二十二年泓之战，三十三年殽之战，文六年晋杀阳处父，十一年长狄事，十四年晋人纳接菑，宣二年晋赵盾弑其君，九年陈杀其大夫泄冶，十七年公弟叔肸卒，成公元年晋郤克等聘于齐，二年齐侯使国佐如师，五年梁山崩，襄七年郑伯被弑，二十三年臧孙纥出奔，二十五年吴子门于巢而卒，二十七年卫侯之弟出奔，三十年伯姬之死，昭四年楚子杀齐庆封，十八年郑火，十九年许世子弑其君，二十九年叔倪卒，三十一年晋侯使荀栎来唁公，定公四年伍子胥及蔡昭侯事，十年颊谷之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来归脤，哀十三年黄池之会。
以上所举《公羊》、《榖梁》叙述史实解经之例，已经初步证明了两书对历史事实的关注。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两书未能像《左传》那样广泛系统地采用史实来解经，根本的原因并非两书的作者主观上不愿意那样做，而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未能充分地占有史料（详后文）。
（二）异同
严格地说，《左传》以事解经的条目，所述事实与《公羊》、《榖梁》完全相同的几乎没有。如作大致的划分，三传所载相关事件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类，《左传》与《公羊》、《榖梁》记载基本相同，或叙述事件的角度不尽相同而主要内容并无明显矛盾，可以相通。第二类，《左传》与《公羊》、《榖梁》存在明显的不同，甚至格格不入。
《左传》与《公羊》、《榖梁》基本相同或可以相通者有：《公羊传》、《榖梁传》僖公二年载晋假道伐虢、灭虢举虞，二十二年泓之战，三十三年殽之战，襄公三十年宋伯姬事。《公羊传》闵公二年载郑弃其师，僖公元年公子庆父事，十年晋里克杀奚齐、卓子、荀息，三十一年取济西田，宣公六年晋赵盾弑其君，成公八年晋使来言汶阳之田归之于齐，襄公二十七年卫侯之弟奔晋。《榖梁传》庄公十七年载齐人歼于遂，宣公九年陈杀泄冶，成公五年梁山崩，昭公四年楚子杀齐庆封。
《左传》与两传不同且难以调和者如：《公》、《榖》文公十四年载晋人纳接菑，襄公七年弑郑伯事。《公羊传》庄公四年载纪侯大去其国，僖公四年齐人执陈袁涛途，二十八年晋侯侵曹伐卫，宣公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成公十六年曹伯归自京师，晋人执季孙行父，十七年公孙婴齐卒，襄公二十三年栾盈复入于晋。《榖梁传》僖公元年载公子友获莒挐，昭公二十一年蔡侯东出奔楚。
《左传》与《公羊》、《榖梁》在轻重详略上也存在差异。一般说来，《左传》以事解经的方法运用较广。因此，经文的许多条目只有《左传》补充史实，而《公羊》、《榖梁》则不见相应的记载，或者《公羊》、《榖梁》虽有补充而不如《左传》详赡。但也有少数条目正好相反：或者《公》《榖》涉及有关事件而《左传》无之，或者《公》《榖》叙述详于《左传》。两传补充史实而《左传》无相应条目者如：《公羊传》、《榖梁传》僖公三年载阳谷之会，定公四年伍子胥事。《公羊传》庄公二十四年载曹羁出奔，成公十五年仲婴齐事。《榖梁传》昭公二十九年载叔倪卒，三十一年晋使来唁公。两传叙事详于《左传》者如：《公羊传》、《榖梁传》僖公二年载晋假道伐虢，襄公三十年宋伯姬事。《公羊传》庄公十三年载柯之盟，僖公二十一年楚人来献捷。《榖梁传》庄公十七年载齐人歼于遂，僖公十二年楚人灭黄，二十二年泓之战，成公五年梁山崩，哀公十三年黄池之会。
《公羊》、《榖梁》直接叙事解经者共80余条。这些条目从十几字、几十字至数百字不等（最多者达600余字）， 与《左传》以事解经性质完全相同。此外，在更多的条目中，《公羊》、《榖梁》虽然没有叙述具体事件，但同样是以史实为依据来释阐经义的。此类条文触目皆是，无须列举。
二、三传以事解经之优劣
以事解经是三传共同采用的方法。三传许多条目对经文的阐释都以事实为基础，它们对史料的把握是否准确，运用是否恰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有关条目可信与否。
从总体上来说，《公羊》、《榖梁》以事解经明显不如《左传》，这不仅表现在运用史料的数量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史料的质量和运用史料所取得的客观效果方面。
（一）《公》《榖》史实多误
《公羊》、《榖梁》对史实的记叙及理解多有谬误失实之处。如：隐公元年《经》载：“郑伯克段于鄢。”《公羊传》云：“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榖梁传》云：“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公羊》、《榖梁》都认为公叔段为郑伯所杀。而《左传》载此事最终结局云：“大叔（段）出奔共。”《左传》隐公十一年载郑伯入许，谓许叔云：“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餬其口于四方。”《史记·卫康叔世家》云：“桓公二年，弟州吁骄奢，桓公绌之，州吁出奔。十三年，郑伯弟段攻其兄，不胜，亡，而州吁求与之友。……州吁自立为卫君，为郑伯弟段欲伐郑，请宋、陈、蔡与俱，三国皆许州吁。”据此知《公羊》、《榖梁》释“克”为“杀”、“能杀”，实因不明事实而曲解经文。
类似的例子如，《公羊》、《榖梁》隐公二年分别以夫人子氏为隐公之母、隐公之妻，三年以尹氏（《左传》作“君氏”）为天子之大夫，桓公五年释陈侯鲍卒之日期有二，桓公十二年载郑师伐宋，庄公三年葬桓王，四年纪侯大去其国，僖公八年禘于太庙用致夫人，十七年灭项，十九年邾人执鄫子用之，文公十二年子叔姬卒，十四年纳接菑事，单伯、子叔姬事，十五年齐人来归子叔姬，成公元年王师败绩于贸戎。《公羊传》襄公二十三年载栾盈入于晋，昭公十一年楚执蔡世子用之，十二年释伯于阳为公子阳生，十九年许世子事，二十五年秋再雩。《榖梁传》隐公元年以惠公仲子为惠公之母、孝公之妾，桓公六年子同事，庄公元年齐师迁纪郱、鄑、郚，二十二年陈公子御寇事，僖公二十五年纳顿子，襄公六年莒人灭缯，昭公二十一年蔡侯事，定公十二年堕郈。
《公羊传》、《榖梁传》叙事，多半与阐发《春秋》之义联系在一起。事实一旦搞错，据此推衍的所谓“微言大义”，自不免破绽百出。
（二）《公》《榖》含混空泛
《公羊》、《榖梁》涉及事实往往失之含混浮泛。如：隐公元年《经》载：“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云：“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榖梁传》：“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为公也。君之不取为公何也？将以让桓也。让桓正乎？曰：不正。……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先君之欲让桓，非正也，邪也。虽然，既胜其邪心以与隐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与桓，则是成父之恶也。”《公羊传》反复申说隐长而卑，桓幼而贵，且云桓之所以贵，乃因其母贵，又云隐桓“其为尊卑也微”。但桓公与他的母亲到底是什么身份，桓公与隐公关系究竟如何，却始终未能说清。《榖梁传》以为隐公让桓不正，又云先君欲传位于桓公是“邪心”，说法与《公羊传》不同，也同样没有讲出所以然来。类似的例子如：桓公二年《经》载“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公羊传》以为《春秋》书“及”，为贤孔父，又云孔父义形于色，《榖梁传》与《公羊传》一样，谓“及”有“累”的意思，指从君而死，然两传不能详知事件过程，这些说法也显得空泛。庄公八年《经》载“公追戎于济西”，《公羊》、《榖梁》两传不知戎来伐鲁，而煞费苦心地解释公追戎于济西这后一半事实，同样浮泛不着边际。闵公二年，鲁君遇弑，而《经》书“公薨”，僖公五年《经》书晋侯杀其世子申生，《公羊》、《榖梁》对弑杀之事均予确认，并据此加以发挥，解说《春秋》之义。但事实既付阙如，说理也就显得空洞。这类条目，《公羊》、《榖梁》都略于事实，因此解经往往不得要领，甚至含糊其辞。《左传》据事直书，或在叙述史实的基础上稍加点拨，效果就好得多。《左传》解经胜于《公羊》、《榖梁》，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三）《公》《榖》针对性不强
《公羊》、《榖梁》以事解经的条目，在对应经文方面多不及《左传》，叙事轻重失当，甚至完全没有必要的条目时有所见。如：隐公三年，《经》书“宋公和卒”，《公羊》无传，而于“葬宋缪公”条下详载宣公临终（在鲁惠公四十年）谓缪公之言，并及庄公弑与夷（桓公二年）事；隐公四年，《经》书“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公羊》载弑隐公事，而隐公十一年《经》书“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公羊》不及其事；桓公十八年，《经》书“公薨于齐”，《公羊》无传，而于庄公元年“夫人孙于齐”条下载夫人与弑之事；庄公三十二年，《经》书“子般卒”，《公羊》无传，而于闵公元年载子般之弑；闵公二年，《经》书“公子庆父出奔莒”，《公羊》无传，而于僖公元年“公子友帅师败莒师于犁”条下载公子庆父出奔及自杀事；僖公二年，《经》书“虞师、晋师灭下阳”，《公羊》、《榖梁》兼载取虢灭虞，而僖公五年《经》书“晋人执虞公”，《公》《榖》不传其事；僖公二十一年，《经》书“（楚子）执宋公以伐宋”，又书“释宋公”，《公羊》不及其事，而于“楚人使宜申来献捷”条下载此二事；僖公二十一年，《经》书楚子执宋公，二十三年，《经》书“宋公兹父卒”，《榖梁》不传其事，而于二十二年泓之战兼载此二事；宣公二年，《经》书“晋赵盾弑其君夷獆”，《公羊》无传，而于宣公六年“晋赵盾卫孙免侵陈”条下详载赵盾弑君事；成公十三年，《经》书“曹伯庐卒于师”，《公羊》无传，而于昭公二十年“曹公孙会自鄸出奔宋”载曹公子喜时让国事；定公四年，《经》书“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公羊》、《榖梁》述伍子胥干阖闾及楚拘蔡昭公事。
《公羊传》、《榖梁传》的这些条目，都未能做到与《春秋》相对应（《左传》相关条目则没有这个问题）。而且，由于《公羊》、《榖梁》将一些史料用于说明与此关系并不密切的经文，因而这些条目叙事的必要性也令人怀疑。如《公羊传》隐公四年叙公子翚弑隐公事，以为《春秋》不称翚为公子，是因其弑君而加贬；《公羊传》庄公二十七年叙公子友兄弟三人事，意在解释此年经文为何出现葬陈大夫的记载；《公羊传》僖公元年叙公子庆父事，是为了说明此年《春秋》何以称莒大夫之名；《公羊传》宣公六年载赵盾弑君事，是用以说明赵盾既有弑君之名此年何得复见；《公羊传》昭公三十一年叙叔术事，试图说明“贤者子孙宜有地”；《公羊传》、《榖梁传》定公四年叙伍子胥及蔡昭公事，则是为了说明“吴何以称子”。这类条目，由于两传对《春秋》的理解失之牵强，所述事件也随之而失去意义。
三、三传以事解经差别之成因
三传以事解经的条目多寡有别，质量也有高下之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资料的占有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言云：“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从《左传》叙事的实际情况看，作者显然有系统的历史资料作为依据。沈玉成云：“《左传》全文，其中绝大部分的内容与经文完全对应，或解释经义，或补充史实。”[1]（p.81 ）杜预曾将《左传》与《竹书纪年》作过对比，指出：“（《纪年》）诸所记多与《左传》符同，异于《公羊》、 《榖梁》。 ”[ 2 ]（p.2188）刘知几云：“然自丘明之后，迄于魏灭，年将千祀，其书寝废。至晋太康年中，汲冢获书，全同《左氏》。故束皙云：‘若使此书出于汉世，刘歆不作五原太守矣。’于是挚虞、束皙引其义以相明，王接、荀
取其文以相证，杜预申以注释，干宝藉为师范。由是世称实录，不复言非，其书渐行，物无异议。”[3]（p.423）《左传》针对经文，系统记载二百余年间各国之事，且能言之凿凿，事必有据，足证《史记》所云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之为可信。
在史料把握方面，《公羊》、《榖梁》两传明显不如《左传》。这从两传的行文即可看出。
有时，《公羊》、《榖梁》明言某些史料未能掌握，只能不知为不知。如：《公羊传》隐公二年云：“纪子伯者何？未闻焉尔。”《榖梁传》隐公八年云：“无侅之名，未有闻焉。”《公羊传》桓公九年云：“《春秋》有讥父老子代从政者，则未知其在齐与、曹与？”《公羊传》桓公十四年云：“夏五之名，未闻焉尔。”文公十一年《公羊》《榖梁》载叔孙得臣败狄事，均言长狄兄弟三人，“其之齐者，王子成父杀之”，而“未知其之晋者（何人杀之）也”。《公羊传》文公十四年云：“宋子哀者何？无闻焉尔。”《榖梁传》此年云：“其曰子哀，失之也。”范宁注：“言失其氏族，不知何人。”《公羊传》襄公二年云：“齐姜者何？齐姜与缪姜。则未知其为宣夫人与，成夫人与？”
有时，因不能确认有关内容是否属实，《公羊》、《榖梁》往往著一“盖”字，以示存疑。如庄公三年《经》载“葬桓王”，《公羊传》云：“此未有言崩者，何以书葬？盖改葬也。”僖公元年《经》载“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公羊传》云：“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盖狄灭之。”僖公二十五年《经》载“楚人围陈，纳顿子于顿”。《榖梁传》云：“围一事也，纳一事也。而遂言之，盖纳顿子者陈也。”定公四年《经》载“吴入楚”，《公羊传》云：“吴何以不称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盖妻楚王之母也。”《榖梁》解释与《公羊传》大致相同，亦云“盖有欲妻楚王之母者”。哀公十二年《经》载“孟子卒”，《公羊传》云：“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称孟子何？讳娶同姓，盖吴女也。”
此外，两传用“盖”字的还有许多。如《公羊传》：僖公二年城楚丘；八年郑伯乞盟；禘于太庙，用致夫人；十四年城缘陵；襄公五年叔孙豹、鄫世子巫如晋；十一年诸侯会萧鱼；昭公八年蒐于比蒲；哀公四年蒲社灾。《榖梁传》：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六年大阅；庄公二十四年郭公；僖公八年郑伯乞盟；定公十年颊谷之会。这些条目，两传都以“盖”字表示存疑。
有时，因传闻异辞，疑莫能明，《公羊》、《榖梁》干脆不加取舍，诸说并存。如：隐公二年《经》载“纪子伯莒子盟于密”，《榖梁传》云：“或曰：纪子伯莒子而与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纪子以伯先也。”庄公元年《经》载“齐师迁纪郱、鄑、郚”，《榖梁传》云：“纪，国也。郱、鄑、郚，国也。或曰：迁纪于郱、鄑、郚。”僖公元年《经》载“夫人氏之丧至自齐”，《榖梁传》云：“其不言姜，以其杀二子贬之也。或曰：为齐桓公讳杀同姓也。”成公元年《经》载“王师败绩于贸戎”，《公羊传》云：“孰败之？盖晋败之。或曰：贸戎败之。”襄公十九年《经》载“诸侯盟于祝阿”，“公至自伐齐”，《公羊传》云：“此同围齐也，何以致伐？未围齐也。未围齐则其言围齐何？抑齐也。曷为抑齐？为其亟伐也。或曰：为其骄蹇，使其世子处乎诸侯之上也。”
除上文所列，两传诸说并存的例子还有不少。如两传称“或曰”的条目有： 《公羊传》闵公二年齐高子来奔； 僖公三十三年殽之战；成公十七年用郊。《榖梁传》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八年祭公来；庄公三十一年筑台于秦；文公三年王子虎卒；成公二年鞌之战；昭公十八年宋、卫、陈、郑灾；二十五年有鸜鹆来巢；定公六年城中城；九年得宝玉大弓。其它如，《榖梁传》隐公八年“无侅卒”条称“或曰”、“或说曰”，庄公二年“公子庆父帅师伐於余丘”条称“其一曰”，三年“桓王崩”条称“传曰”、“或曰”，文公十二年“子叔姬卒”条称“其一传曰”，十八年“夫人姜氏归于齐”条称“一曰”。
《榖梁传》庄公七年云：“《春秋》著以传著，疑以传疑。”这里讲“疑以传疑”，实际上正可用来说明《公羊》、《榖梁》对某些史料未能把握的无奈。《公羊》、《榖梁》所谓“无闻”、“未闻”、“未有闻”、“未知”，是承认不了解有关事实，“盖”、“或曰”、“一曰”、“其一曰”、“其一传曰”、“或说曰”之类，表明它们对某种判断没有把握。这类条目是如此之多，足以证明两传在占有史料方面存在缺憾。《春秋》文辞简约，记载史实，许多条目不详过程，只录结果，如法官之终审判决。而其原始资料，则如同办案之卷宗。意欲说明法官判决的旨意及依据，当然不能信口开河，而应根据相关事实资料。文献不足，阙疑传疑，对于解经者来说，实属无可奈何之事。如果凭借想象，甚或任意弯曲、编造，其结果必然造成谬误。《公羊》、《榖梁》解经出现的一些失误，与不明事实有很大的关系。
（二）成书背景与流传形式
1.成书背景。《汉书·艺文志》云：“《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孔子作《春秋》，“约其辞文”，又云：“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据此，知孔子修《春秋》，弟子传《春秋》，为免时难，不能无所顾忌，都有意回避了详尽的事实材料。左丘明作传，情况却大不相同。《十二诸侯年表》云：“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离开事实，以空言说经，难免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左氏有感于孔门弟子退而异言，惧失《春秋》之旨，故依据史实，“具论其语”而成《左氏春秋》。《公羊》、《榖梁》偏重义理，《左传》详于史实，与其成书背景不同有关。三传运用史实的诸多不同，也与此有关。
2.流传形式。《左传》成书，即著竹帛，定型较早。《公羊》、《榖梁》在早期则以口说流行。《汉书·艺文志》云：“（《春秋》）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又云：“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榖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榖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十口相传，难免失真。《公羊》、《榖梁》的流传也是如此。一方面，由于以口说流行，没有一个定本，经师在讲授时发挥余地较大，容易掺进一些增饰附会的东西；另一方面，原本正确的东西也容易在流传过程中渐渐失真。特别是在旧史散佚、没有相关文献可资参考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现在两传以“公羊”、“榖梁”命名，实际上它们在流传过程中都综合了各家之说。《公羊传》称“子沈子”、“鲁子”、“司马子”、“子女子”、“高子”、“子公羊子”、“北宫子”，《榖梁传》称“榖梁子”、“尸子”、“沈子”，两传诸说并列的传文至少有数十条（已详前文），对诸家之说加以取舍而未明言的当更多。兼综各家之说，加以比较、取舍，在某些具体的条目上可能会后来居上，但两传以口说流行，总的趋势是渐离本真。叶梦得云：“《公羊》、《榖梁》，吾不知其所从受，然其书《榖梁》间有称尸子、沈子，《公羊》称子沈子、子北宫子、子司马子、子女子、鲁子、高子等，必皆其所受学者也。是其渊源皆出孔子者邪，抑各以其所闻而自相传授者邪？然而《榖梁》载尸子言初献六羽曰始厉乐矣，则非经意也。而《公羊》载鲁子言晋文公会温为温近而践土远，故不言狩，高子言逆妇姜于齐为聚乎大夫，故略之，北宫子言晋执戎蛮子为辟伯晋而京师楚，司马子言齐人伐山戎为操之急，子女子言齐仲孙为吾仲孙，其去经意皆远甚，则二氏其亦多门而莫知所从欤？使数子皆出乎孔子或孔子门人，必不如是驳矣。”叶氏还认为《公羊》、《榖梁》因“不得见鲁史，不知事之实，徒以义传之，以求合于事”，故解经多有“乖违”。[4]（p.301）孔子《春秋》，约其文辞，去其繁重，虽语焉不详，但当时典册俱在，七十子之徒生当其时，亲接夫子，了解有关史实，应非难事。《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孔子亲授《春秋》，基本事实当不至有大误。孔门弟子对孔子笔削之意虽不敢轻易评论，而对其笔削的依据似无不知之理。即或疏于按核，退而异辞，也不至背离事实太多。后来鲁史散佚，情形就不一样了。《公羊》、《榖梁》流传至今，史实谬误随处可见，上文已择其显者略加举证。古今学者论及于此者，更是不可殚举。史实既失，解经基础便不可靠，阐释经义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偏差。宋张洽云：“啖、赵[以]为三传所记，本皆不谬，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妄加附益，转相传授，浸失本真，故事多迂诞，理或舛驳。其言信矣。”[5]（p.7）事失所本，义离其真，两者互相影响，更陷入恶性循环之中。顾颉刚认为“《公》《榖》之义，诚多牵强”，他在列举大量例证之后指出：“凡此皆据一二字各逞私臆妄为解说，或无中生有，或颠倒史实，要皆为凭空撰语自圆其说者。《公羊》诞矣，《榖梁》尤甚焉。”[6 ]（p.29）
收稿日期：1999—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