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投入产出效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投入产出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效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粗放型和集约型这两个概念，放到生产领域或国民经济整体的增长上来说，粗放型增长方式指的就是产出的增长主要靠扩大资本〔1〕、劳动的投入，而不主要靠技术的改进，从而产出的增长与投入增长比，是相对低下的一种增长方式；这意味着在这种增长方式下，资源消耗大、资金周转慢、损失浪费大、生产效率低、经济效益差。而集约型的增长方式指的是产出的增长主要靠革新工艺、改进设备、挖掘企业内部潜力而不主要靠扩大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从而产出的增长与投入增长相比，是相对高的一种增长方式；这意味着在这种增长方式下，资源消耗低、资金周转快、损失浪费小、生产效率高、经济效益好。
粗放型与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区别，也可借鉴西方经济学中对经济增长源泉分解的方法来理解。西方经济学借助总生产函数和资本产出弹性与劳动产出弹性的计算，将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分解为：由生产要素投入量增长所致和由要素生产率提高所致两部分。一个时期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可以基本上归结为要素（资本、劳动）投入量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两者综合作用的结果。这样，在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量增加起重要作用、要素生产率提高起次要作用的，可以称作粗放型增长方式；而要素生产率提高起主要作用、要素投入量增长起次要作用的，可以称作集约型增长方式。更简单地说，投入产出效益低下的增长，可称为粗放型增长方式，投入产出效益较高的增长，可称为集约型增长方式。
二
怎样推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关键的问题在于努力提高“要素生产率”，提高产出量对投入量之比，即提高投入产出效益。
但如前所述，总要素生产率提高是经济增长率扣除资本投入量增加和劳动投入量增加所作贡献后余下的增长百分点。它只说明全部要素的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事实上还包括未必与要素生产率有关的其他增长因素），不可能再分解为哪一部分是资本投入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哪一部分是劳动投入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再者，增长源泉分解方法是以资本或劳动投入量和技术改进（或称技术革新、技术进步，下同）相分离为假设的。这个分解方法只能分解出资本或劳动投入量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它不包括与之相伴而来的技术改进的贡献，也不能分解出哪一部分是资本投入生产率，哪一部分是劳动投入生产率，只能合并归属于总要素生产率。但是实际上，资本或劳动投入量的增加往往是与技术改进相结合的，资本或劳动投入量的增加往往伴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当然，也有资本投入的增加不包含技术改进的，如前面提到的粗放型资本投入增加，只是在原有低技术水平上的重复建设，并不包含任何技术改进。但是任何资本投入都是和一定的技术条件结合的，和过去的投入比，有的技术水平可能不变，有的可能就有改进，从而伴随着生产率的提高。一般来说，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总要伴随一定的技术改进，企业才会考虑增加资本投入。既然这样，理应把各种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它所内含的技术改进所导致的生产率变化分别计量出来，才能具体分析投入产出效益。但在实际计量时，投入可以分为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但产出就不可能分别为资本投入生产率提高所导致的产出增长和劳动投入生产率提高所导致的产出增长，而只能以全部产出量和某个要素投入量相比。
现在，如将全部产出量和资本投入量之比，近似地称为“资本投入产出率”，则全部产出量和劳动投入量之比，可近似地称为“劳动投入产出率”。值得提及的是，这两种投入产出率概念，仅涉及投入和产出这两个数量的比率问题，不涉及价值的最终源泉问题。下面就借助这两个“部分要素产出率”来具体分析投入产出效益和怎样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考察投入产出效益，首先要明确“产出”究竟以什么指标代表为好。若以T表示产值，G表示生产中的增加值，Y表示生产净值。 就国民经济整体说，也可用T、G、Y分别表示总产出、国民生产总值、 国民收入。三者各自的价值构成可写为：
T＝c[,1]+c[,2]+v+t+m
G＝c[,1]+v+t+m
Y＝v+t+m
这里c[,1]，是生产中使用的固定资产的折旧；c[,2]是生产的中间投入，即原材料、辅助材料的消耗；v是劳动报酬，即就业职工数L乘以工资率w； t是政府征收的生产税；m是企业的盈利，也即从产值减去固定资产折旧、中间投入消耗、工资开支和生产税以后的余额。产值T 是由市场需求决定的产量和市场形成的价格的乘积，它包含生产中的全部消耗和盈利；增加值G 只包括转移到产值中去的固定资产折旧和生产中净增的价值，后者包含工资、生产税和盈利；生产净值Y 则是增加值扣除固定资产折旧后的剩余。这样，“产出”就一个企业来说，可以用年产值或增加值或生产净值来表示，就国民经济整体来说，可用总产出或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表示。但从衡量投入产出效益的角度看，由于产值T 中包含中间消耗，产值随中间消耗的增加而增大，自然不适宜作衡量效益的“产出”；而增加值G已扣除中间消耗， 用以衡量效益就比较合适；生产净值Y则因扣除了固定资产折旧，作为衡量效益的“产出”， 就更加合适了。以下按通常用法，企业的产出以增加值G来表示， 国民经济整体的产出则以国民生产总值（GNP）来表示。
先从资本投入产出率说起。资本与产出之间的比，在西方经济学中通常用“资本—产出比率”来表示，如以K表示资本投入量，G表示产出量，则资本—产出比率为K/G。K/G的倒数为G/K， 即每单位资本投入的产出量，可称之为“资本投入产出率”，或称“资本投入效率”，提高资本投入产出率，就是提高资本投入效率。
一般来说，在市场竞争中，增加资本投入，都应伴随生产技术的改进，不带一定的技术改进的资本投入，是不能增加投入产出效益的，最多由于增加资本投入带动了劳动投入的增加，产出量得到扩大而已。资本与劳动具有相互替代性，生产同量产品，增加了资本投入就可减少劳动的投入；如果一味增加资本投入，不伴随一定的技术改进，其产出效益必将递减。
资本投入产出率G/K，如将其分子、 分母都除以与资本投入相配合的劳动就业量L，即得G/K＝G/L/K/L，这里，G/L是每单位劳动的产出量，即“劳动投入产出率”，或通常所说的劳动生产率；K/L 是资本—劳动比率，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称“资本技术构成”。G/K＝G/L/K/L意味着资本投入产出率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与资本—劳动比率成反比。资本—劳动比率K/L会使资本投入产出率降低， 但它使每单位劳动的装备水平提高，这又可使劳动生产率G/L提高， 从而使资本投入产出率上升；因此，资本投入产出率是资本—劳动比率与劳动生产率这两个比率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不伴随着技术的改进，从而不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只能导致资本投入产出率的降低。但一般来说，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意味着劳动者装备水平的提高和技术的改进，它必然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它是否导致资本投入产出率的提高，就视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程度是否高于、还是低于资本—劳动比率提高的程度。从1900年到80年代初美国经济发展的趋势看，随着资本的不断“深化”即资本—劳动比率的不断提高，资本—产出比率K/G 却没有上升而有所下降，亦即资本投入产出率G/K 不是下降而是有所上升（1950年后则基本上持平），这说明资本的“深化”伴随着技术改进，使按人时平均的产量（即劳动生产率）逐步上升，抵销了资本—劳动比率的逐步上升而有余，因而资本投入产出率反有所上升。〔2〕
因此，考察资本投入产出率，不能孤立地看它上升或下降来判断资本投入产出效益的高低，而须看它是否伴随着技术的改进和资本—劳动比率的变化以及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如果资本投入增加伴随着技术改进，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那末，可以说资本投入产出效益是提高了。如果伴随资本投入而来的技术改进，不仅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而且使单位产品的中间消耗降低，起着节约资源的作用，从而提高了增加值，这自然又是提高资本投入产出效益的一个因素了。
再从劳动投入产出率看。劳动投入产出率为每单位劳动投入的产出量G/L，也即劳动生产率。 提高劳动生产率当然一方面要靠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即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工艺水平以及由主人翁意识产生的生产积极性和自觉性。但也要靠劳动者装备水平（K/L）的提高。 在现代化大生产下，劳动投入主要靠资本投入的增加才能增加（虽然不可能是同比例的增加）。一般来说，没有资本的投入，没有企业的新建、扩建，就没有劳动投入的增加。当然，就个别产业（如农业、采矿业）说，随着技术的不断革新和资本投入的不断增加，劳动投入会出现绝对的下降。但从发展总趋势说，随着产业门类的不断扩增，劳动投入总会随着资本投入的增加而增加，只是相对缓慢而已。不过，资本投入的增加必须结合技术改进，随之增加的劳动投入才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劳动投入产出率的提高，除了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外，主要靠伴有技术改进的资本投入的增加。这里的关键在于伴有技术改进的资本投入增加，可以促进劳动者装备水平提高，才有劳动投入产出率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由上关于资本投入产出率和劳动投入产出率的分析，可以先得出如下一些结论：
1.增加资本投入必须伴有技术改进。不伴有技术改进的资本投入，只是保持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是粗放型、外延型的增长，是不可取的。只有在市场容量很大、供不应求严重的状况下，这种增长方式才可能存在，当供求趋于平衡、市场竞争激烈时，采行这种增长方式必然造成投入产出效益低下，以致陷入亏损的困境。
2.增加伴有技术改进的资本投入，会引起资本—劳动比率即“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但同时也会导致劳动投入产出率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只有这种足以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资本投入增加，才是可取的。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能超过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也可能与之持平或低于它，致使资本投入产出率有可能较前有所提高，也有可能与前持平或有所降低，但只要增加资本投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体现技术改进的效果，就可以提高投入产出效益。
3.在已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相当可观的经济规模的情况下，以现有企业为依托，在现有资产存量的基础上，着重增加更新改造的投入，促进技术改进，力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胜于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就可提高资本投入产出率，增加投入产出效益。
4.增加资本投入不但必须伴有技术改进，而且要通过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充分发挥由此形成的技术装备的使用效率，并使中间消耗的降低；同时，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仅靠劳动者装备水平的提高，还要靠劳动者自身素质的提高。
5.提高投入产出效益，不但要提高资本投入产出率和劳动投入产出率，更重要的是要依靠深化改革，在企业中形成一个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经营机制，一个善于自主创新、利用技术进步的机制。
三
以上，主要从微观经济出发来考察如何提高投入产出效益，推进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若从宏观经济角度考虑推进集约型增长方式，则还须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1.在积极推进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同时，要继续开辟适合于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以便更多地吸收日益增长的劳动力。
上面从微观经济角度考察提高投入产出效益时，特别强调增加资本投入必须伴有技术改进，以便节约中间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这种增长方式往往有利于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造成资本—劳动比率提高，吸收劳动就业量就相对地要少。在市场竞争中，企业从局部利益出发，为了追逐盈利，只要有条件（如有市场、有融资能力），都会倾向于这种增长方式，而不考虑吸收劳动就业容量能有多大。举例来说：假设某个企业准备生产年产2000万元规模的某种产品，有两种技术可供选择，甲方案：资本—劳动比率高，投资5000万元， 只需雇用职工 1000人；乙方案：资本—劳动比率低，投资只需3000万元，但须雇用职工2000人。设资本年折旧率都为1/10，则每年固定资产折旧（c[,1]）甲方案需500 万元，而乙方案只需300万元； 每年中间消耗（c[,2]）甲方案（因技术水平较高）只需800万元，乙方案则需900万元；工资率w 都为每年3000元，则工资支出总额（wL）甲方案需（3000元×1000人）300 万元， 而乙方案需（3000元×2000人）600万元；应缴生产税（t）， 因产值一样，同为100万元。这样，按上节所列产值（T）公式，两个方案的盈利（m）为产值扣除上述各项开支后的余额，即m＝T－（c[,1]+c[,2]+v+t），则甲方案的盈利＝2000万元－（500+800+300+100）万元＝300万元；乙方案的盈利＝2000万元－（300+900+600+100）万元＝100万元。如此，两个方案的增加值、增值率、劳动生产率、资本投入产出率、盈利率分别为：
尽管从资本投入产出率看，甲方案低于乙方案，但这个企业显然仍会选择甲方案而放弃乙方案，因为甲方案的增值率、劳动生产率、盈利率都高于乙方案，至于甲方案的劳动就业容量小，从企业局部利益看，会在所不顾的。但从宏观经济决策考虑，我国劳动力多，就业压力大，发展什么门类的产业，其吸收劳动就业能力的强弱，是不能不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样，就有个生产技术类型或技术结构政策的选择问题：既要积极推行集约型增长方式，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又要从我国实际出发，继续发展和开辟劳动密集型产业；既要遵循市场竞争规律，优胜劣汰，使企业选择更能盈利的生产技术类型，又要通过宏观调控和政策诱导，使适合于吸收较多劳动力就业的产业部门得到较大的发展。
2.注意充分发挥规模经济的效益。
具有现代先进技术的产业，它的生产设备能力要达到一定规模，才能随着产量的增加，收益递增，成本递减，收到规模经济的效益。但目前我国有些产业如汽车制造，各个地区纷纷兴办，十分分散，但其设备能力规模一般都很小，除少数企业外，年产量不过几万辆，甚至只有几千辆，远远没有达到可取得规模经济效益的规模。另一方面，有些产业各个地区互相攀比，盲目竞争，重复引进生产线（如家电生产），虽然具有一定规模，但由于市场容量有限，产量大都远远没有达到已有的设备能力，实现不了规模经济效益。这两种情况，都需要通过宏观调控，政策诱导，实行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使之达到应有规模或使规模经济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发挥。为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有必要新建项目或引进项目时，既要尽量提高技术起点，注意经济规模，又要注意市场容量及其增长趋势，使规模与市场彼此协调，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的效益。
3.协调要素在部门之间的配置和在地区之间的配置，以便取得优化产业部门结构和地区结构的宏观效益。
在市场经济中，本是市场机制对要素（或资源）在部门之间或地区之间的配置起着基础性作用，理应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作用，通过优胜劣汰，促进要素的优化配置。因此，竞争性产业主要应由市场配置要素，甚至基础产业也要引入竞争机制，使经济活动更富有活力和效率。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还应从宏观经济效益出发，以产业政策为导向，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进行必要的协调，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以促进要素配置的优化。从地域之间要素配置说，为缩小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促进全国经济布局合理化，在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同时，也应以国家规划和产业政策为导向，发挥国家的调控和协调作用，促使各个地区选择发展适合于本地区条件的优势产业，尽量利用本地区的自然资源，吸收本地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力避地区间产业结构的趋同化。目前中西部地区每年有上百万劳动力（基本上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东部沿海城市，在春节前后形成大规模涌动的“民工潮”，造成交通运输紧张、社会治安不稳。固然，这是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利益的驱动所致，东部沿海大城市需要廉价劳动力，而中西部广大农村也可得到一定的收益补偿，但这毕竟带有一定盲目性，不是一个长久的正常现象。为什么不能以资本与技术的流动来逐步代替劳动力的流动，鼓励东部沿海城市向中西部地区投资，双方联合开发资源，就近利用当地丰富劳动力资源，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呢？这就需要在利用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发挥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协调功能了。
4.防止经济增长率大起大落的波动，使投入产出效益逐步稳定提高。
一般来说，无论在粗放型还是集约型的增长方式下，经济增长率提高了，投入产出效益都会有一定的提高，只是一个在低水平的效益上有所提高，一个在高水平的效益上有所提高。例如，无论在发达国家或欠发达国家，在经济高涨时，企业利润率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但是经济增长率在大起之后紧接着大落时，投入产出效益也会大降，这不仅因为经济增长率大落时要素投入量会下降或增加滞缓，而且它们的生产率也会出现负增长。根据爱德华·F·丹尼森（1982 ）对美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分解计算，以1948—1973年（长期增长时期）和1973—1981年（滞胀时期）比较：
1948—1973年1973—1981年
（年平均百分比）
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经营性部分）〔3〕
3.59 1.80
全部要素投入量增长的贡献
1.60 2.13
劳动投入量（包括教育） 1.30 1.67
资本投入量（包括存货） 0.59 0.46
每单位投入的产出增长（即总要素生产率）的贡献
1.99 -0.33
根据这个计算， 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实际国民收入增长）1948 —1973年为3.59%，1973—1981年为1.80%，后期较前期下降近一半。各种增长因素在经济增长率总数中所占比重：1948—1973年期间，劳动投入量增长的贡献为1.03个百分点，占经济增长率总数的28.7%；资本投入量增长的贡献为0.57个百分点，占经济增长率总数的15.9%；总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为1.99个百分点，占经济增长率总数的55.4%。而在1973—1981年滞胀时期，资本与劳动投入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13个百分点，已超过经济增长率总数， 而总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为负数（-0.33%），成为负增长因素。 足见经济增长率起伏波动，投入产出效益也将随之起伏波动，以至出现负效益。
1978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以国民生产总值为代表）也有过大幅度的起伏，1979—1982年在8%左右，为中度增长时期；1983—1988 年在11%左右（1984年高达14%以上），为高增长时期；1989—1991年在4%左右（1991年较高，为8%），为低增长或增长率回落时期；1992—1994年在12%左右（1992、1993两年高达13%以上），又为高增长时期。如果按此分期计算，则各时期“总要素生产率”增长占经济增长率的份额，或投入产出效益也会有很大的起伏和差距，所以，加强宏观调控，防止总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的过度增长，保持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避免经济增长速度的大起大落，争取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会大大有利于投入产出效益的逐步提高，有利于增长方式逐步向集约型转变。＊
注释：
〔1〕本文所用“资本”一词， 仅指生产中使用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价值，不涉及“资本”的生产关系本质。也可用“资金”一词代替，下同。
〔2〕A.保罗·萨缪尔森等：《经济学》（第12版）中译本， 第1332—1333页及图36—3对现代经济发展基本趋势的分析。
〔3〕经营性部分的国民收入（non- residential businesssector）为国民收入总额减去一般政府部门、非赢利机构和私人家庭的雇用人员的收入，约占国民收入总额的3/4。
〔4〕《资本论》第2卷，第91—92、555页。
〔5〕《资本论》第2卷，第356页。参考文献：
标签：经济增长率论文; 劳动生产率论文; 生产率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论文; 投入资本论文; 投入产出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