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_农民论文

日本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_农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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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在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产业结构的转变。根据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三趋势之一——配弟—克拉克趋势,在三次产业结构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将首先转入第二产业,从而导致第一产业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重下降和第二产业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重上升。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更多的劳动力将转入第三产业,从而使第三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渐次上升。

随着劳动力在不同产业的转移,劳动力在空间也实现了转移。产业转移表现为从传统产业到现代产业,从农业到非农业,从第一产业到第二、第三产业。空间转移表现为从农村到城市,从分散2到集中, 从室外到室内。前一转移的实质在于使劳动力从低边际产出部门转移到高边际产出部门,由低发展潜力部门转移到高发展潜力部门,从而提高社会总产出,增加社会总财富,并使经济的持续发展成为可能。而后一种转移的实质在于使规模经济得以实现,比较优势得以发挥,专业化协作成为可能,从而大大提高产业转换的经济效益。完整的城市化应该是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和空间转移同时完成。任何单一转移的完成都只是半城市化。

综观各国经济发展过程,劳动力转移的情况各不相同,部分发展中国家仅有劳动力的空间转移,而无劳动力的产业转移,从而导致“城市危机”或“超城市化”;有些计划经济体制国家仅有劳动力的产业转移,而无空间转移,出现“半城市化”;比较成功的经济发达国家劳动力产业转移与空间转移同时完成,顺利实现了产业结构转变,无论对哪一种类型经济的国家来说,劳动力能否成功地实现转移都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对于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人口众多,耕地面积少,人口密集程度高的大国来说,劳动力顺利转移的任务就更为艰巨。在这一方面,日本的劳动力转移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二、日本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状况

日本是一个国土范围狭小、土地条件较差、人口众多、人口密度较大的国家。日本全国总面积37.7万平方公里,其中山地和丘陵约占85%,耕地面积只占15%,按总人口平均(1.1亿)每人只占有耕地七分, 其中粮食面积为5 100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61%。〔1〕从自然地理条件来看,日本不是一个理想的农业发展国家。

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农业生产关系亦十分落后,由于农村中广泛存在的“纯粹封建性”农业生产关系,尤其是受封建领土地所有制的严重束缚,日本农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生产和技术水平十分落后,劳动生产率和商品化、社会化的程度十分低下。

同当代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日本是在一个比较低的起点上开始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经过“明治维新”时期的经济起飞和农业发展,本世纪20~30年代的农业停滞及战后的农业突飞猛进,日本在100 多年的时间中,比较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结构的转变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看,农村劳动力成功转移应该具有以下标志:

(1)第一产业在国民收入部门构成和就业人口部门构成中的比重应有大幅度下降,而第二、第三产业的相应指标应有大幅度上升。

(2)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或表现为土地生产率提高, 或表现为人均劳动生产率提高。

(3)农业可耕地面积不出现大幅度减少。

(4)农业产品自给率保持不变或略有增长。

(5)农业内部产业结构趋向于合理,粮食型作物所占比重下降, 经济型作物所占比重上升。

(6)第二、第三产业能够吸收大量劳动力就业, 不出现城市就业问题,不出现“城市危机”。

(7)农民收入提高,生活品质改善,城乡差别缩小。

(8)城乡协调发展,城市与乡村的边界逐渐模糊。

从这样几个标志来考察,日本可以说是比较成功地完成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1)日本顺利地实现了三次部门的转换。据统计1935年到1977 年,日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部门构成比例:分别从48.7%、23%、28.3%转变为11.9%、34.8%和53.3%。同期三次产业的国民收入部门构成比例分别从18.1%,36.6%和45.3%转变为4.7%、35.5 %和59.8%。

(2)日本土地生产率迅速提高,就主要农产品单位面积产量看, 1960~1986年,每10公亩水稻平均由401公斤提高到526公斤,每10公亩小麦由254公斤提高到357公斤,分别提高达31.2%和40.6%。1985年,日本每公顷谷物的单产高达5790公斤,远远高于整个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2960公斤。〔2〕日本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在1952~1972年的20 年间,提高了3.2倍。〔3〕

(3)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日本可耕地面积有所减少, 但农产品种植面积却有所增加。1960年日本拥有耕地812.9万公顷,1979 年减少到631.1万公顷,1980年又减少到563.6万公顷。但是,耕地的减少绝不是各种农产品种植面积的均衡递减,而出现了粮食种植面积的减少和蔬菜、水果种植面积增加的势头。从1960 年到1980 年水稻的种植面积由3308千公顷减少到2377千公顷, 而蔬菜和水果的种植面积却分别由254千公顷和615千公顷增加到408千顷和675千公顷。〔4〕

(4)日本城市化的发展虽然使耕地面积连年减少, 但是日本主要农产品的自给率却没有明显下降。1975年,日本食用农产品的综合自给率为76%,其中作为日本国民主食的大米不仅可以全部自给,而且还有10%的剩余。蔬菜、鸡蛋的自给率也分别达到99%和97%,猪牛肉、牛奶、水果的自给率在80%以上。到1980年,大米的自给率为87%,蔬菜和水果的自给率分别为97%和81%。〔5〕

(5)由于农林牧副渔因地制宜的全面发展, 日本农业传统的单一生产结构得到了改变。水稻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1955年为52%,1960年为47.4%,1977年降为37.4%,1980年降为30%,而畜牧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1955年为11%,1960年为15.2%,1977年上升到27.5%,1980年上升到29.9%;蔬菜业占总产值的比重1960年为9.1%,1977 年上升为14.7%,1980年上升为17.5%。从1960年到1977年,乳牛、肉鸡和猪肉产量分别增加3.2倍、6.8倍和7倍。〔6〕

(6)在日本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 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出来并被非农业部门吸收。在明治时期,农业部门向近代产业部门提供的劳动力总计达700万人,每年平均约达17万人。 来自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占近代产业新增就业劳动力总数的比重,在整个明治时期始终高达70%以上,在明治初期甚至超过90%,在1955至1975间,农业部门转到非农业的劳动力共达1450.4万人,平均每年高达72.5万人,其占同期非农产业部门新增劳动力总数的比重平均高达64%。〔7〕

(7)随着农业的发展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 农民收入也大为增加,1965年时每个工人收入为17.7万日元,每个农民收入为14.6万日元,到1977年农业收入为92.2万日元,工人为81.7万日元,高于工人收入10万日元。随着农业收入的增加,农民的生活条件也得到很大改善。实现了生活城市化和电气化,1978年每10000名农户拥有的汽车量为65.7辆。〔8〕

(8)在产业结构转变的过程中,日本逐步实现了城乡一体化, 即城市与农村不仅在地域空间趋向一体化管理,而且在经济活动上相互融合形成彼此依赖的有机体。日本在60年代形成了几个大城市圈,随着大城市圈范围的不断扩大,工农一体化也在广大农村日益发展。

从以上几个指标来看,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是解决得比较成功的。

三、日本农村劳动力转移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同日本一样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大国。我国陆地面积960 万平方公里,在全世界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仅次于前苏联与加拿大居第三位,然而我国的土地资源仍然很紧张。主要原因在于:一是自然地理条件不利,使相当一部分国土难以利用,从而限制了我国的环境容量;二是人口太多,土地资源相对不足;三是人口高密度地区面积过大,导致了生态系统明显恶化。我国人口已超过12亿,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1.2%。而我国国土面积仅占世界陆地面积的6.4%, 我国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25人;人均耕地面积为1.8亩。另一方面,同日本早期经济发展阶段所面临的问题一样,我国也有十分艰巨的劳动力转移任务,据初步统计,在未来的50年中,我国将要有10.61 亿人口在农业部门中转移出来。在解决人多地少,劳动力顺利转移的难题方面,我们可以从日本学习一些经验。

1.正确处理农业生产规模问题

农村劳动力能够顺利转移的一个关键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能为工业中就业及农业中转移出的劳动力提供足够的粮食。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手段是实现农业机械化。一般认为,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前提条件是扩大农业生产规模。

关于在小规模家庭经营基础上能否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问题,传统经济理论的回答基本上是否定的,其逻辑是:A, 小农经营排斥农业现代化;B,小规模家庭经营等于小农经营;C,在小规模家庭经营基础上不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9〕然而,从日本的经验中, 我们却发现在小规模家庭经营基础之上,是可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

从1961年日本《农业基本法》颁布以后,日本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迅速展开,到70年代中期,这一进程已基本完成。其基本水平赶上并超过了欧美发达国家。如在1987年,日本每100 公顷耕地主要农业机械平均拥有量达234.5台,居世界各国之首; 其每公顷耕地平均化肥施用量达372.8公斤,也属世界前列。〔10〕而在日本农业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却始终未根本改变其小规模家庭经营的基本经营方式。直到1986年,以农户为主体的家庭农业经营单位占农业经营单位总数的99.97%; 而每一农户平均经营的耕地面积仅仍为1.27公顷,所拥有的农业劳动力仅为1.13人,所投入的农业劳动全年仅为1902小时,所拥有的农业固定资产为304.1万日元,所生产的农产品产值为281.7万元。〔11〕

应该看到,这种在小规模家庭经营基础上实现的农业现代化,与其说是一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有意识的选择,不如说是一种适应客观条件实施相应政策的结果。在日本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日本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设想和行动时断时续,但受到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均难以实施,从日本的经验看,人口密集而土地缺少的大国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生产规模难以扩大,原因在于:

第一,这一类大国人均耕地面积在产业结构未变化前就十分少,在产业结构开始转移之后,虽有部分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然而与此同时,城市工业用地开始侵占可耕种土地,使人均耕地面积即使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之后也无法上升。

第二,由于土地稀少,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地价涨势会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会惜售土地,情愿把土地保留在手中。所以一般设想的零细兼业农户都放弃土地,专业农户集中土地,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计划不会实现。

第三,在东方农民的传统意识中,土地是收入的源泉,特别是当农民的土地是经过土地改革而分到手的情况下,农民对土地有很深的眷恋心态,既使当土地已不再能给他带来较多收入时,他也不会转让土地。

应该看到,日本的政府决策人比较早就认识到日本农村小规模经营短期内不易改变的事实,从而采取了以小规模经营为基础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此外在日本农业发展的历史上,政府从未用过强制的办法强行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而是采取因势利导的方法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其中一些作法很值得我们结鉴。

日本在处理农业生产规模问题上有以下一些较好的做法:

第一,在推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注重选择那些与小规模生产经营相适应的技术与方法。例如,优先扩大那些劳动消耗少而又最有利的农产品,减少收益低的农产品生产;又如,在农业机械的使用上,首先普及小型小马力的农业机械,而后再逐步普及大型农业机械;再如,在推广农用先进技术方面,注意推广那些不受耕地面积限制的技术,如优良品种和化肥。事实证明,这些做法都是与小规模生产经营相适应的,因而成效十分显著。

第二,为小规模家庭经营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创造宏观条件。例如,资金不足是小规模家庭经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而日本政府通过多方面的干预和支持从外部为农业户解决这一问题创造客观条件,包括(1)用国家财政支持和补贴直接增加农户的投资能力。(2)通过官方金融机构(农林渔业金库)向农户提供长期低利贷款和对其他金融机构的农业贷款进行补贴。(3)用农产品支持价格直接提高农户的农业收入。(4)利用政府直接支持和引导下迅速发展起来的农业合作社为农户筹资。又如,国家承担了大规模的农用水利基本建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国土治理,这些是小规模经营农户自身所无法胜任的。再如,国家通过积极支持和广泛干预为农户提供现代农业经营所必需的各种产前产后服务,在这方面,由政府一手扶植的农业协同组合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日本各级农协的业务活动几乎囊括了农业产前产后服务的所有领域。

第三,通过农用土地流动化来实现经营规模扩大化。由于人们对土地惜售,在日本不太可能靠土地零细买卖来集中土地、扩大农业经营。所以在80年代之后,日本的农业经营扩大是通过租赁和“农业委托”实现的。所谓“农业委托”是通过一系列有效率的农业组织形式使农地、农业劳动力及农业机械、设施等获得最佳组合的利用。这些组织有“栽培协定组织”,即仅受托栽培与相关业务的组织;“共同利用组织”,即两户或更多的农户根据机械、设施的利用规定结合的组织;“受托组织”,即受托经营全部农作业或部分农作业,而收取一定受托费的组织。三类组织分别有业务的重复和交叉。

2.掌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政策

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超城市化”或“城市危机”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不成功的结果。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未得到控制;第二,劳动力转移不是产业转移所致,而是由于在农村无法生存,被迫流落到城市。而在日本,这两个问题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因而并未出现“城市危机”。

首先,日本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基本是与经济发展速度相适应的。即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转移速度较快;在经济低速增长的时期,转移速度较慢,在战后经济复兴与高速增长起步时期(1947~1958年),GNP年平均增长率为8.6%,农业劳动力年平均转移量32.8万人,年平均转移递增率为2.1%;经济正式高速增长时期(1959~1970年)GNP年平均增长率为10.9%,农业劳动力年平均转移量为42.9万人,年平均转移递增率为3.6%;经济低速发展时期(1971~1980年)GNP年平均增长率为5.1%,农业劳动力年平均转移量为32.7万人, 年平均转移递增率为2.7%;当经济进入持续低速发展时期(1980~1985年),GNP年平均增长率为3.8%,农业劳动力年平均转移量为12.2万人, 年平均转移递增率为0.9%。〔12〕

其次,日本的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因而对农村人口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使较大部分的劳动力从农业中顺利转移出来。在这方面,日本政府依据劳动力转移不同阶段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也取得较好的效果。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以工业为中心的非农业部门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较强,政府就积极创造条件,促成这种转移,例如,政府选择重化工业作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产业,因为重化工业发展之初,并不需要文化水平太高的劳动力,所以大批在这些行业中就业的人是农村的中学毕业生。政府为了鼓励农业劳动力向农业外产业转移,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包括为转出劳动力开展职业技术培训, 加强职业介绍事业等。1961年日本颁布了《农业基本法》,要求在四年内农村就业人口从1400人减少到1 000万人或1 050万人,由于各种措施比较有利,10年内有429万人离开农村转移到工业和其他行业。

当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之后,以工业为中心的非农业部门劳动力吸收能力减弱,日本政府又将政策的重点放在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内部转移,在农村范围内解决就业和收入问题上。具体的转移方向大致为:向农业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转移,向农业的产前和产后部门转移,向农村工业尤其是1.5产业转移。所谓1.5产业是介于第一和第二次产业之间的产业。它是日本农村办的食品加工业,它不同于城市大食品加工业。1.5 产业的规模一般不大,基本上是手工劳动或半机械化,因此,吸收的劳动力量大面广。再就是向农村商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服务业、文教卫生和科学技术部门转移;向农村开发地区转移。由于这一类转移离农不进城,离土不离乡,农民即可以从事其他产业获得收入,又可以兼营农业,是一种转移农村劳动力比较适宜的方式。

第三,日本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出现农民兼业化趋势。这一趋势在客观上发挥了促进农业现代化、劳动力顺利转移的作用。所谓农业兼业化,是指农民除了从事农业劳动外,还在农业外部门从事劳动和工作这种跨行业劳动的普遍化。在农村家庭中,有一个以上成员从事农业外劳动,或者同一个劳动力每年从事一定时间(30天以上)的农外劳动,或兼营商业,其全年销售收入在一定金额(1975年规定为5 万日元)以上的家庭,叫做兼业农户。其中以经营农业为主而兼搞他业、并以农业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叫做第一种兼业农户(一兼户);从事农个劳动为主农业为辅,并以非农业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叫做第二种兼业农户(二兼户)。全部家庭成员都从事农业生产而不兼营他业的农户,叫做专业农户。

日本农民兼业的现象在战前就广泛存在,到50年代后呈迅速增加的势头,7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以后趋于稳定。1975 年, 兼业农户高达87.5%,专业农户约占12.4%。进入80年代,兼业农户在总农户中所占比重略有下降,但“一兼户”比例减少,“二兼户”比例增加趋势仍在继续。到1987年,在占总农户85.2%的兼业农户中, “二兼户”占70.5%。〔13〕农民兼业已成为农业经营的一种固定形态。

农民兼业化对日本农业现代化发挥了积极作用,表现在:(1)兼业化促进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在个体所有、分散经营的条件下,农民只有靠兼业增加收入才有能力购买农业机械。同时,农民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兼业劳动,必须设法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从而达到既不放弃土地又可以从事农业劳动的目的。(2)缩小了工农收入差别。 日本战前农民平均收入水平已相当于城市居民的一半。到1972年农民生活水平就超过了城市。而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不是靠农业收入而是靠兼业所得。(3)农民用兼业的方式从事农外劳动, 减少了“举家离农”式的农业入口外流,对缓解城市人口的过度集中有利。

兼业化虽有上述好处,然而准确地说它在日本的形成却不是政府农业政策诱导的结果,而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客观趋势。日本政府原本希望日本农业也走上英美国家的专业化道路,然而事与愿违。一方面,土地的私有化和土地增值强化了农民对土地的依恋与惜售心理,轻易不愿放弃土地,然而小规模的土地农业收入又不足以维持高水平的生活,不得不走上兼业的道路,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和农村经济的同步发展,使工农业之间、城乡之间差距缩小。农村也不再是以农业户为主的自然村落,而是农工商并举、城乡结合的“杂居”社会,农民可以就近上班使兼业化成为可能。

在我国农村的发展中,也已开始出现兼业化的趋势,日本的发展经验可以给我们一定的启发。

3.在选择大城市发展战略的同时,注意实现城乡一体化

日本在战后城市化与工业化齐头并进、转移农业劳动力的过程中,选择的是大城市发展战略,形成了东京、名古屋和京阪神几个“大都市圈”,即以某一个大城市为人口聚集的中心,周围发展卫星城,再向外幅射与扩展。

事实证明,日本的这一战略选择是成功的。由于大城市具有土地利用率高,人口容量大的特点,发展以大城市为主体的城市体系有利于吸收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人口,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持耕地、森林和潜在的绿化。日本在战后几十年时间内,耕地减少的幅度不大,不能不说是受惠于大城市发展战略。

而日本更为可取的地方在于,它在选择大城市发展战略的同时,并不是孤立地发展大城市,置农村发展于不顾,而是有计划地实现城乡一体化。例如,日本城市和农村的地域空间不再作为稳定的地域而相互分割,而是作为一个大的整体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统一规划管理,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统一调整。所以日本各城市的城市建设计划就包括城乡两大主体的统规统建。又如,城市功能的设置不再限定于城市内,而是把周围农村地带也包括在内,呈放射型移动。城市里的商业和娱乐业的设置空间和建设规模是严格按照幅射圈范围的大小合理调整建设的。最后,在经济活动方面,城乡也实行有机的结合,例如实现蔬菜生产工厂化,使城乡的垂直分工得到明显的发展。

日本大城市发展战略方面的上述正确选择是它避免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差距加剧、劳动力过分向城市集中,出现城市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注释:

〔1〕〔8〕郑勋:《日本农业现代化与农业金融》,《日本研究》1993年第1期。

〔2〕〔9〕江瑞平:《论日本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日本问题研究》1990年第2期。

〔3〕〔日〕日本中央大学经济研究所编:《战后日本经济》, 日本中央大学出版部1975年版。

〔4〕〔5〕〔6〕孙世春:《日本农业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及其特点》,《日本研究》1998年第3期。

〔7〕江瑞平:《关于日本农业基础地位的历史考察》, 《日本学刊》1992年第4期。

〔10〕〔11〕〔日〕家之光协会:《日本农业年鉴》1989 年, 第192、207、211和475页。

〔12〕李赶顺:《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劳动力转移》,《日本问题研究》1988年第2期。

〔13〕王振锁:《日本农业现代化的几点启示》, 《日本学刊》199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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