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我国工业增长质量的提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促进我国论文,质量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现阶段提高工业增长质量的重要意义
“九五”计划至2010年期间,是我国经济发展上一个重要台阶和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提高工业增长质量具有比以往更加突出的意义。
1.它关系到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包括扩大再生产的方式由外延型为主转向内涵型为主,生产经营的方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为主,产出增长的方式由数量型扩张为主转向质量提高型为主,其中心内容,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水平。而工业增长质量的变动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动有着直接而重大的影响。经济增长质量取决于整个经济的投入质量、运行质量和产出质量,也取决于各个产业部门的增长质量。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拥有50%左右的资产,40%左右的产出,“八五”期间工业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8.2%,工业既联结着第一产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部门,又对其他产业的增长和发展有较大的带动效应,因而工业增长质量不仅影响着整个经济的投入、运行和产出质量,而且影响到其他产业部门的增长质量。在工业增长质量低或增长质量波动的条件下,其他产业增长质量的提高必然在物质资源投入、产业运行关系上受到制约和冲击;工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没有取得进展,其他产业增长方式转变势必受到明显阻碍。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能否有效推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取决于工业增长质量的提高。
2.它关系到对外开放的顺利推进。随着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的不断推进,国内经济受到的冲击也日益增大,而首当其冲的则是工业部门。关税税率的大幅度调低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大量进入,使工业企业越来越面临着国际竞争的巨大压力和严峻挑战,特别是近年来相继进入的国际大跨国公司,具有明显较高的技术水平和规模经济水平,它们普遍带着名牌商标和市场信息,推行以占领国内市场为目标的一揽子投资计划和经营发展策略,而国外名牌产品的进入恰好适应了我国质量需求上升和名牌消费扩大的趋势,因此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很大,对民族工业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在这种条件下,工业部门只有尽快提高增长质量,才能迅速增强对外竞争能力,适应对外开放的新局面。否则,或者民族工业有被冲垮的危险,或者对外开放的进程要被迫放慢时间。面对国外商品和国外企业冲击,我国工业企业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推行民族名牌战略,通过创立一批具有民族特色的名牌产品,与国外名牌产品开展竞争,以此保住在国内市场的地位,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另一条是扩大对外出口和对外投资,进一步走向国际市场,去迎接新的挑战和竞争,并带动国内工业的发展。然而这两条路都有一个前提条件,这就是要尽快转变数量型的增长方式,提高工业增长的质量。
3.它关系到产业结构的合理变动。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处于经济高速增长和产业结构迅速变动的时期。这个时期产业结构变动的基本趋势是结构高度化,包括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而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下降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上升,基础工业的比重下降而加工工业的比重上升,传统产业的比重下降而新兴产业的比重上升。但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进程要以产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增长质量的提高为基础,尤其要求物质资源消耗比重大的产业部门尽快提高增长质量,这些产业部门主要是工业特别是其中的加工工业部门。如果在产业结构迅速高度化中工业部门的增长质量没有相应提高,物质消耗和能源消耗的比重没有相应降低,就会对农业、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部门形成过大的需求压力,导致产业结构陷入失衡状态。1984年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反复出现失衡局面,与工业高速增长中增长质量没有相应提高以至增长质量波动和下降有很大关系,它不仅导致工业内部的结构矛盾,而且引起工业与其他产业的结构冲突。结果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来促使产业结构趋于协调,又往往需要以降慢甚至降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为代价。因此,只有尽快提高工业增长的质量,才能避免产业结构高度化过程的波动和反复,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变动。
4.它关系到体制改革的有效推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到了啃硬骨头的攻坚阶段,既需要投入尽可能多的资金来加快改革,又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在工业增长质量波动和下降的条件下,工业经济效益持续滑坡,工业企业的亏损相当严重(1995年亏损企业亏损额已上升到883亿元),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宏观经济效益和国家财政收入,从而影响到对改革过程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工业高速增长质量低下,成为推动总需求膨胀以至引起高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导致宏观经济的较大波动,从而影响到体制改革过程的正常推进。仅仅从这两个方面看,就可以发现,促进工业增长质量的提高,对于加快我国体制改革进程也有相当重大的意义。
二、制约工业增长质量提高的主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增长质量的提高缓慢,存在着波动和下降的态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国有工业企业的体制问题尚未解决。改革以来, 国有工业企业的体制虽经多次改革和多种变动,但一直未能取得根本性进展。相对于计划、价格、物资等与企业直接相关的体制改革来说,企业本身的制度变革明显滞后。从80年代中期至今,处于承包制和股份制试点中的国有工业企业,大多数的投资责任和经营责任依然没有落实,产权约束和风险约束的机制基本没有形成,因此传统体制下的盲目扩张方式没有实质性改变,负盈不负亏的状况甚至会使企业的数量扩张倾向更为突出。国有工业企业的体制问题不仅决定了自身的经营机制,而且对非国有工业企业的经营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不明确,经营机制僵硬,在与产权相对明确和经营机制灵活的非国有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非国有企业可以从国有企业不明确的产权关系中获得很多好处和有利条件,因而靠数量扩张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获得迅速发展。这是导致一大批非国有工业企业热衷于短期数量扩张而不去追求改进效率的长期发展目标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状况,严重地影响了包括国有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在内的整个工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影响了工业增长质量的稳定提高。
(2)乡镇工业企业的发展层次较低。1984年以来, 我国的乡镇工业(包括村及村以下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其中有一大批属于不完全具备生产条件而土法上马的小企业。这批小企业的发展水平明显低于原来从社队企业成长起来的乡镇企业,它们的迅速扩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乡镇工业的发展水平。对于大多数发展层次低的乡镇企业来说,其基本特点是规模经济差和技术水平低,而企业规模较小和缺乏某些必要的互补性投入,又使它们的技术进步十分缓慢。由于企业规模较小,许多重要的机器设备不能使用,新的技术发明得不到运用,因而小企业在采用新技术方面比大企业遇到更多的问题。另一方面,采用新的生产技术要求更换原材料的种类、新的零部件和维修设备,要求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提高生产的专业化程度,而这些互补性投入要素在乡镇企业的发展环境中往往是不能全部具备或不容易得到的,互补性投入的缺乏使乡镇企业的技术改进和技术应用比国有企业更为困难。而随着乡镇企业的比重不断增大,其对整个工业的发展水平发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尽管大多数乡镇企业由于没有历史包袱,工资成本很低,经营机制灵活,可以利用国有企业的弱点,以至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保护,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但是,从整个工业的角度看,它们的发展层次低毕竟从总体上影响到工业增长的质量水平。
(3)工业部门的质量型投资相对不足。 质量型投资是相对于数量型投资而言的,指的是用于改善物资资源和人力资源质量的投资。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在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整个经济尤其是工业部门的数量型投资(用于增加物资资源和人力资源数量的投资)的比重逐步降低,而质量型投资的比重则不断上升。这种投资结构的优化既是经济发展水平上升的表现,又是工业增长质量提高的要求。但是,我国改革以来不论是整个经济还是工业部门,质量型投资比重的上升都相当缓慢。我国研究和发展经费(R&.I)占GNP的比重, 本来就低于发达国家和不少发展中国家,“八五”期间进一步下降,1990年为0.71%,1993年为0.62%,1994和1995年降低到只有0.5%。 国有单位技术更新改造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在1986—1988年期间有所上升, 1988 年达到35.5%,但此后就一直下降,“八五”期间除了1994年为31.3%之外,其余年份均低于30%,年平均比重只有29.1%,比“七五”时期下降2 .8个百分点; 国有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 也是在1986—1988年间较高,1988年达到44.9%,但1989—1992年下降到低于40%,1993年以后才较大幅度回升。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开发经费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1990年为1.38%,1991—1992年略有上升,但1993年以来又逐步下降,1994年只为1.37%。再从用于提高人力资源质量的教育和培训投资看,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在80 年代只有3.5%左右,而世界平均水平为5.5%左右; 国家财政教育支出占GNP的比重,1990年为2.5%,“八五”期间又有所下降,1993、1994 年均只有2.2%;在工业部门,大多数企业没有相对确定的职工培训经费, 企业中用于职员培训支出的比重很低。由上述可见,我国工业及工业有关的质量投资的比重不仅明显较低,而且呈波动和下降趋势。另一方面,在质量型投资相对不足的条件下,投资效益低的问题更为严重。以工业技术改造投资为例,据有关部门对山东省13个市、县、区的技术改造项目所进行的专题调查,在贷款50334万元的142个技改项目中,无效项目竟有43个,占用贷款12012万元,分别占项目和贷款总数的30.3 %和23.9%。在技术引进投资中,由于与技术引进配套的消化吸收的支出不足,以及企业体制方面的原因,技术引进投资的效益也很差,据有关统计,我国现已消化吸收的项目只占引进技术项目的10%左右,导致引进技术和资金的大量浪费。
以上两个方面,造成工业技术进步缓慢,很多老企业机器设备陈旧,生产技术落后,因而严重影响了工业增长质量的提高。
(4)市场机制尚未发挥有效的调节作用。工业增长质量的提高, 从根本上说要依靠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这也是我国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目的之一。但是,改革至今市场机制的作用尚未得到有效发挥。自80年代中期以来,工业生产受市场调节的范围不断扩大,目前工业消费品受市场调节的已达到95%,投资品受市场调节的也已超过80%,并且消费品市场已越来越明显地向买方市场转变,但市场需求对企业的约束作用却没有形成。前几年在经济高度扩张中,不少工业品库存积压增加,产销率下降,流动资金占用比例上升,而生产过程仍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这表明市场需求对工业增长的约束作用不明显,从而不能有效地促进工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增长质量的提高。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未能有效发挥,一方面是由于国有企业这个市场主体尚未真正确立,另一方面则在于市场规则没有合理形成。这既有市场体系不完善和发展不协调的原因,更有市场法律法规不能有效起作用的问题。后者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法律法规不健全,而在于已经颁布的法律法规得不到有效贯彻和执行,其中包括地方保护主义和严重腐败现象的影响。结果不正当竞争成为普遍现象,竞争机制和市场需求的调节作用难以正常发挥。
(5)宏观经济波动和工业波动的影响。1984 年以来的两次宏观经济波动和工业增长波动,尤其是高通货膨胀的发展和经济紧缩政策的实施,对工业增长质量的提高产生了较大影响。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影响了经济的有序运行,资金供给由高度扩张到明显紧缩冲击了企业的经营环境,工业增长速度的波动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和发展,这些都不利于工业的技术进步和增长方式转变,也不利于企业体制改革的推进。
三、促进工业增长质量提高的思路和对策
工业增长质量的不断提高,与整个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转变一样,从根本上说要依靠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推行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创造有利的经济技术条件,对于促进工业增长质量提高也具有重要意义。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看,“九五”时期主要应实施以下几项对策措施。
第一,实行区别对待政策,加快国有工业企业的改革步伐。
目前国有工业企业的改革遇到很多困难,面临多种制约,很难通过一个有效的模式来全面推进改革,而企业的经营困境和亏损问题日益严重,国有资产在大量流失,又使加快改革势在必行。在这种情况下,一条可行的途径是通过实行区别对待政策,来加快国有工业企业的改革步伐。
大体来说,可以把国有工业企业分为三类,实行三种不同的改革方式:第一类是关系重大、影响面广的国有大型工业企业,其中大多数都拥有雄厚的科技力量和较高的生产水平。这类企业(一般只包括各个主要行业中排在前几位的企业)的改革问题由中央来抓,直接操作,通过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及组建特大型企业集团等方式,尽快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提高国际竞争力。第二类是一般的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它们的数量大、涵盖面广,企业水平差别很大。这类企业可按照“公司法”的基本规定和中央的有关要求,在其主管部门的指导和协调下,由企业法实施具体的改革,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探索各具特色的模式。只要不搞私有化和不让国有资产流失,能够使企业提高效率和效益的一切路子都可以走。而中央只进行必要监督和协调。第三类是大量的国有中小型工业企业,其中的“中”主要指那些经济困难和亏损的中型企业。这类企业的改革可采取租赁、出售、以至破产等方式,尽快甩掉包袱,以减少国家的亏损负担和资产流失。以上三类企业和三类改革方式,关键是第二类,它们是关系到国有工业企业的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主体部分,因而应当尽量发挥企业、地方和部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允许进行各种各样的探索,并动员起广大职工的改革热情,由他们来推举企业的管理者和改革者。
通过上述分类改革,以不同的方式来加快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在充分调动地方、企业的改革热情和探索精神的条件下,以“公司法”等有关法规来进行规范,并加以必要的监督和协调。这样也许有助于推动国有工业企业尽快明晰产权关系和明确投资经营责任,形成产权约束和风险约束机制,从而促进国有工业提高增长质量,并增加与非国有工业的竞争力。
第二,推动乡镇工业企业进行制度改革和提高发展水平。
我国非国有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是解决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和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希望所在,也是加强市场竞争程度从而促进国有企业加快改革的重要力量。但是,随着乡镇工业企业在整个工业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它们中大多数企业的技术水平低,技术进步缓慢,将越来越明显地制约着工业增长质量的提高。乡镇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差,企业素质提高慢,既与企业的经济规模小有关,也与企业的组织结构和制度形式相联系。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进行相应的企业制度变革,乡镇企业建立起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工业现代化的企业制度。乡镇企业的制度变革既依赖于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也要依靠政府政策和法规的引导。对于大多数乡镇工业企业来说,经济规模小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在这种条件下,要使乡镇企业加快技术进步,提高发展水平,出路大体有两个方面:一是可以促使乡镇企业与大型工业企业相结合并协调起来,在不抑制乡镇企业经济活力的情况下,采取股份公司或企业集团的形式,以克服采用新技术的规模约束和互补性投入的制约。二是通过相应的政策和法规,促进乡镇企业尽快提高生产者的知识和技能,使生产者的素质与技术进步的进程相适应,并细化产业内部分工,加强企业协作关系,提高生产专业化水平。
第三,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规则,加强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
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是促进工业增长质量提高的根本性力量。虽然这种作用的发挥依赖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特别是国有企业这个市场主体的真正确立,但通过不断推进体制改革,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规则,可以逐步加强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目前完善市场体系的主要问题是加快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人才市场等几个基本要素市场的速度,相应地控制证券市场,期货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复杂度高和波动度大的市场扩张规模。前一类市场的加快发展要求推进劳动人事制度、金融体制、科技体制的改革,并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后一类市场的适度控制要求加强对市场运行的监管力度,并提高对市场波动的调控能力。完善市场规划的基本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其一,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各项法规的配套和协调,提高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其二,加强执法过程的力度,实施严格的管理,提高社会监督的作用。我国的市场规则未能起作用,关键问题不在于立法方面,而在于执法方面,以及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因此,必须加强执法和管理队伍的力量,提高其素质,整治其腐败,排除各种非法干扰,打击地方保护主义,并加强市场主体特别是企业法律观念,提高全社会的监督意识。
第四,促进工业部门增加质量型投资并提高投资效益。
适当减少数量型投资的比重,尽量增加质量型投资,是从投入产出角度推动工业增长质量提高的重要内容。这一点目前靠市场机制的调节难以实现,必须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引导和促进作用。在这方面,不少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做法和经验值得借鉴。如新加坡在70年代后期为了推动工业部门提高技术水平和增长效率,对于投资于高技术、高增加值部门的企业,对开展“研究和发展”工作的投资,实行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和刺激投资者从事研究和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同时大力发展职工培训,规定企业中按劳工工资的10%提取费用,上缴政府设立的技能发展基金,迫使企业经常派人参加由政府统筹安排的工人职业技能培训。再如,韩国在70年代为了消化从美国、日本引进的先进技术,提高民族工业的发展水平,把提高国民的文化技术素质放到第一位,十分重视智力投资,公共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被提高到年平均4%,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达21.9%,同时,高度重视职业技术教育,政府颂布的“职业训练法”规定,所有就业人员都要经过职业教育。这些大力扩大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质量型投资的政策措施,对于两国技术进步的加快和工业增长质量的提高起了重要作用。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我国在“九五”期间应当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节,大幅度增加工业部门以及工业有关的质量型投资,相应地要降低数量型投资的比重。根据我国工业发展规模已经很大而发展水平明显较低的特点,应当严格控制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扩张,工业技术更新改造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提高到45%左右,国有工业技术更新改造投资的比重应提高到50%以上(因为老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任务更加艰巨)。在科技开发投资主体逐步由政府为主向企业为主转变的过程中,研究和发展(R&.D)经费占GNP 的比重应提高到1.5%—1.8%,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开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应当提高到2%左右。要尽量扩大改善人力资源质量的投资, 公共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应提高到3.8%—4%, 并促使企业增加职工技术培训和管理人员培训的投资,形成确立的投入制度,逐步提高投入比重。必须通过有效的政策和相应的法律规定,使这几个方面的扩大投资尽快到位。同时,应当尽量扩大这些方面利用外资的范围和比重。
另一方面,在优化工业投资结构的过程中,还要通过推进有关的体制改革,提高对工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投资宏观调控水平,加强相应的监督和管理,从而促进技术改造项目决策的合理化和资金运用的有效性,加快技术引进后的消化吸收以至技术创新的进展,提高质量型投资的投资效益。
第五,控制工业增长速度,改善宏观环境和产业结构。
宏观经济波动会明显冲击工业增长质量提高的进程。而经济波动是由经济增长速度太快造成的,经济增长过快是由工业超高速增长推动的。从80年代中期以来的情况看,工业增长速度太快不仅影响了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定,而且导致了工业增长质量的波动和下降。因此,应当通过控制工业增长速度,来改善宏观经济环境,协调经济运行,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工业内部结构以及与其他产业的结构关系,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协调化的统一,为工业增长质量的提高创造有利的条件。作为“九五”期间的工业适度增长的目标,工业增加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应控制在12%—13%,年度增长率应控制在15%以内,并尽量减少增长率的波动。如果工业增长的实际速度超过了这个水平,那么市场条件、投入结构、宏观环境和产业结构的变动都将不利于工业增长质量的提高。要防止工业增长出现过高速度,除了要控制工业企业的数量扩张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减弱投资需求对工业增长的拉动作用。这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套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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