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时俱进的国家统—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与时俱进论文,思想论文,国家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创立独立、富强、统一的现代中国是孙中山立志革命的出发点，去除腐败的满清统治与创建现代统一的国家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两大目标。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曾设想用革命手段将满清专制统治及传统的封建一统制度一起根除，在“共和国”基础上重建现代统一的新中国。革命后，始料未及的社会局面及风云变幻的政治局势，迫使孙中山对中国统一问题陷入更加艰苦的思考与探索。在共和国政权与自治的实施，列强与军阀对中国社会的严重影响、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关系等问题上，他都因应形势不断修正着自己的认识，更新着自己的国家统一观念，并坚定不移地持守着建立现代统一国家的目标。
一、以革命为手段，以共和为目标
从最早的革命文献《兴中会宣言》中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因不忍于中华民族被列强“瓜分豆剖”，痛心于中国受不思改革的满洲贵族统治而日趋落后，而立志从“排满革命”入手以解救为列强“蚕食鲸吞”的国家。他起而革命既鉴于国家日益被鲸吞和割裂，而他对国家统一目标的追求又与改革中国半殖民地命运、改革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改变中国受满洲贵族统治的现状联系在一起，即与革命联在一起。在他的观念中，革命即能制止列强分裂，革命即能恢复汉民族独立地位，革命即能统一中华民族于共和民主政治之下。因此，革命成为他追求国家统一的手段。早在辛亥革命发生前十六年，孙中山就开始了他暴力革命的活动，并早在武昌起义之前，组织过十数次武装起义对满清贵族的无道统治予以打击。辛亥革命后，鉴于北洋势力控制下的中央政府违背法律，解散国会，滥行无道的行径，孙中山又以“二次革命”、“护国”、“护法”为旗帜，与军阀政府对抗，继续革命直至身殁。革命几成孙中山终身从事并为之付出全部的事业。
孙中山开始实行暴力反清时很为人侧目，他不仅因此被清政府驱赶、通缉，还被国人传说为乱臣贼子、江洋大盗。在孤独地摸索了五、六年后的二十世纪初，为清政府极端不智行为震惊的国人才开始同情他的所为。此后，国内渐行渐高的爱国风潮及不断激进的思想宣传，促使一批学子、儒士走近倡导革命的孙中山，并初步形成目标一致的革命团体。
然而，直至辛亥革命发生前，主张改革中国社会的各派人物一直在进行着“革命”还是“立宪”的争论，当时，立宪派对革命条件不成熟的分析可谓恰如其情，对革命将导致“流血”、“内乱”的预测亦不无道理，但为立宪派故意忽略的另一面——清政府不配也不会承担立宪改革的事实，不仅为革命派所把握，而且为历史所证实。革命派不是靠声音强大，理论正确压倒了立宪派，而是在清政府倒行逆施行径的反证及国内日益高涨的民主风潮形势推动下，赢得了历史对革命的选择。历史的最终选择与孙中山最早选择的吻合，使孙中山被人们认定为革命的先行者。
革命会导致内乱，还将引来分裂，这是当初反对革命的立宪派最为响亮的理由。企望国家统一的孙中山为什么不以此为惧，认定要以革命手段谋求统一呢？多年后，孙中山在与日本神户新闻记者的一次谈话中有过如此解说：中国如不能脱离奴隶的地位，即使是统一的，“于中国前途只有害而无利”。他举英国占香港一例说：
“香港的海军当局计划香港的防守事宜，想要香港对面的九龙地方，又看到北京政府很软弱，很容易欺负，可以多要求，所以向中国政府提出来。不只是要求十几方里，而是要中国割两百多方里，当时北京的统一政府，非常的怕外国人，当然是听外国人的话，准英国的要求。于是香港政府便派兵进九龙，接受领土。本地的土人，一遇到英国兵，便和他们开战并打败他们，（英国人）于是向中国政府交涉，中国政府便打一个电报到两广总督，要他执行。两广总督得到了北京统一政府的命令，当然是严厉执行，便马上派五千兵，去打退本地的人民。”（注：胡汉民.总理全集.上海书店据民智书局1930年版影印，谈话第612页；）
孙中山说：这样的统一政府是听外国主人话的政府，对本国人杀人放火也会做，虽然名义上是统一的，对中国人民却有害无利，中国人“又何贵乎这种统一政府”（注：胡汉民.总理全集.上海书店据民智书局1930年版影印，演讲第74页。）。可见，孙中山选择从破坏入手，是不愿中国人在软弱无能的政府统治下做双重奴隶，不愿眼见着中国国土一点点被腐败政府出让与列强。他希望在提升民族地位后，重新进行内外关系的整合，再创现代的国家统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孙中山的革命有这样两个指向：
其一，推翻满清贵族统治，打破封建大一统模式，恢复汉民族自立局面。因为被“瓜分之原因，由中国之不能自立也，……不能自立之原因，由于满洲人秉政”（注：汪精卫.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456页.
），要免除被瓜分的危险，“非倒满洲政府，别无挽救之法也”（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6页。）
其二，革命后要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华民国，一个现代的统一的国家。“驱除鞑虏”的革命不是要建洪秀全那样与清朝对峙的偏安朝廷，是要建使汉民族及其他各少数民族“许为同等之国民”，享有同等权力的现代统一的国家。
这样，孙中山在选择以革命为手段的同时，还选择了以共和为目的。
为什么要选择共和为革命的目标？这首先是因为孙中山坚信共和制度能够有效的避免中国的内乱，是保证革命后国家重新统一最佳方式。孙中山认为，历史上每经一次变乱，必然会出现“地方豪杰互争雄长，亘数十年不能统一”的局面。究其原因，在于“举事者无共和之思想。而为之盟主者亦绝无共和宪法之发布也”（注：胡汉民.总理全集.上海书店据民智书局1930年版影印，演讲第75页.）。他认为中国正处“万国眈眈虎视的时候，如果革命家自己相争，四分五裂，岂不就是自己亡其国……所以我们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3页.）。共和政府不仅可以保证各地方利益不受侵犯，由此避免争战而达成国家统一，还可以“保其独立及领土完全”（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61页.）。其次，建立共和制度是时代发展的需求，是历史进步的潮流，处世界潮流之中的中国应“取法乎上”，不能再落后于时代。再次，孙中山认为中国人民本就具有共和制度的传统，“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2页.），中国上古的三代之治，就是共和思想的最好体现。基于此三点认识，在比较了各国民主政治之后，孙中山认为美国的共和制度最优越，最适合于中国所用，于是坚定了在推翻满清后，建立美国式共和制度的决心：“非改建共和，不足以言救国，非推翻清室，不足以建共和”（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62页.）。
孙中山设想的共和国，既是改造中国的新制度，又是革命后统一中国的最佳方案，他认为共和制度可以促进国家统一，国家的统一又是共和制度完善与发展的保证。因为共和政体可以避免国内争战而使统一顺利实现，国家统一了，国内局势安定了，共和政府才能顺利施政，共和制度才能最终确立。在他看来，国家的统一与共和制度的建立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以革命为手段，以共和为目的而求国家统一的思想，包括了破坏与建设两个阶段，前者的任务在于排满，后者在于创造共和，两者是有机的结合，“革命党宗旨不专在排满，当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并行不悖”（注：郝盛潮.孙中山全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页.），“如果仅有破坏而无建设……犹不得为革命也”（注：汪东.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32页.）。出自追求共和目标的迫切，首义后匆忙回国的孙中山在革命尚处前途未卜时，仓促地组建了共和政府，意在以既成事实削弱专制基础，即使共和基础不稳而需再战也在所不惜；当袁世凯逼清廷逊位成功后，他将临时政府总统的权位让给袁世凯，以为只要清政权不再统治中国，国内不再争战而实现南北统一，让权给旧官僚也行。但是牺牲权力并没能换来共和制下的国家统一，辛亥革命后仅两年之后，孙中山又率革命党再度革命。
史实证明，孙中山设计的“共和、统一”的框架，与当时中国社会现实之间尚有距离。建立“共和”制度是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探求救国真理的尝试，它在中国这样古老的专制国家里没有实施的基础。除中国民智太低，没有民主意识以外，革命派中大多数所热衷的也只是“排满”的民族革命，对于政治革命皆五更深的了解。孙中山希望在这样的基础上将西方经过几百年才发展成熟的民主共和制度在中国全盘学来，显然不太现实。正如吴湘相先生所说“所谓民主共和仅仅为名义而已，实质民众无人知晓”（注：吴湘相.孙中山先生传.远东图书公司1982年版，第1015页.）。各方势力抱着对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不同的理解参与革命，革命后所建立的共和政府便不免会陷入思想上的混乱，不仅达不到统一国家的目的，而且给掌握着军队的政客提供了可乘之机。
因革命未能求得真共和，孙中山从1913年至1925年始终处在为重建共和而再革命的斗争中：当袁世凯背离约法、滥行权力，并残杀组建反对党的党魁时，孙中山坚决主张用武力与袁氏政府一拼；当袁世凯将总统权力扩充到与专制皇帝一般，乃至要恢复帝制时，孙中山以“欲求达共和之目的，倒袁为必经之路”（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89页.）为旗号，积极策动倒袁的护国运动；当段祺瑞专制作风愈演愈烈，拒不恢复国会和约法时，孙中山直斥段氏“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专制之手段”（注：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4页.），由此开始了长达多年的“护法斗争”。
孙中山也说过：“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伤国民的元气”（注：胡汉民.总理全集.上海书店据民智书局1930年版影印，演讲第183页.），重施革命手段，是因为辛亥革命破坏专制政治不彻底，“吾人虽革去满洲皇统，而尚留陈腐之官僚统系未予扫除”，“吾人所已破坏者一专制政治，而今有三专制政治起而代之”（注：胡汉民.总理全集.上海书店据民智书局1930年版影印，演讲第293页.）。辛亥革命后，行专制政治的“官僚武人，都把政府霸占住了，政府不在人民之手，完全在武人官僚之手，所以如果不继续奋斗，以前的奋斗就要亡于满清武人官僚之手”，为了不丧失前次革命成果，“惟有重新革命”（注：胡汉民.总理全集.上海书店据民智书局1930年版影印，演讲第530页.）。另外，官僚武人当政，不仅集权，而且乱政，“大武人要作皇帝，小武人当然可以称霸，以后中国的乱事，当更没有止境”（注：胡汉民.总理全集.上海书店据民智书局1930年版影印，演讲第149页.）。这些军阀又都依靠外国势力发展势力，最终仍是要走到卖国、分裂的路上去。因此军阀当政的国家，“尚不得谓国家之统一”（注：胡汉民.总理全集.上海书店据民智书局1930年版影印，宣言第43页.），真要统一，“还是要军阀绝种”，须以革命党的力量去扫除一切军阀势力。
辛亥革命后的继续革命始终围绕着维护共和成果：恢复国会和约法，亦即建立真正民主政治制度下的国家统一。孙中山一再强调“约法与国会，共和国之命脉也”（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81页.），只有国会和约法存在，才有国家统一可言，只有真正的“共和巩固，民国统一”，才能达到“永无僭乱”（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95页.）之国家统一。
正是出自对共和制度的绝对信仰和不懈追求，孙中山才屡败屡战、矢志终身地革命，他对自由民主的热爱，对统一的渴望都具化为对共和的追求，而不容任何反对或歪曲共和的丑行存在。他曾饱含情感地表达：“唯余酷爱之共和，不但须有共和之名，且须有共和之实。……余酷爱如生命者，名实相符之共和。余自信为中国最爱和平之一个，唯余所酷爱之和平非一时的乃永久的。除去一切共和之障碍及为乱之种子，使国家大法得能确定……永久的和平之基础方能确定”（注：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5页.）。
二、建立“县”自治基础上的统一国家
实现“民治”是孙中山所追求的现代统一国家的核心内容，出于对中央专制严酷束缚的痛恨，孙中山早年曾非常向往美国式的联邦制度，并将其确立为革命后的建国模式。然而，历史和现实的中国国情，促使他作出了新的选择。
早年的香港生活经历让孙中山深刻感觉：脱离了清朝统治后，地方的改革和建设便可以顺利而且迅速，所以地方自治及联邦制在他心里成为理想的制度。1895年孙中山策划第一次武装起义时，请何启为起义后设计的就是地方自治的方案。他最早明确表示要以联邦制作为新建国家制度，是1897年在横滨初晤宫崎寅藏等人时，他当时说：
“夫支那古来革命之历史，实未有完全之方案。一方摇动则百方之群雄起而割据，互相雄长，常亘数十年而不统一。夫统一，则岂必一王之为尊也？今我辈革命……又在使英雄各充其野心，万弩齐发，万马齐足，一朝布置，作联邦共和名下，公推有夙望者，雄长一部，而中央政府，遥领而熟驭之，亦不至甚见纷扰”（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3页.）。
1900年，北京政府无法收拾大乱局面而西逃时，孙中山等兴中会党人在力劝李鸿章独立于南方的《平治章程》中也展示着带有联邦思想的政治主张：
“……于部内立一中央政府，以总其成，于各省立一自治政府，以资分理。……所有该省之一切政治征收正供，皆有全权自理，不受中央政府遥制，惟于年中所入之款，按额拨解中央政府，以为清洋债，供军饷，于宫中府中费用。省内之民兵及警察队部，俱归自治政府节制，以本省人为本省官，然必由省议会内公举。”（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9-92页。参见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184页.）
获知辛亥武昌首义成功的消息后立即取道法国东归的孙中山，在巴黎回答新闻记者关于未来新建中国的构想时明确告之：中国同欧洲面积相仿，不适合中央集权，所以打算依照美国的形式实行联邦制。（注：吴传国.国父“省地位”主张之研究.正中书局1989年版，第75页.）及至当选临时大总统后，在就职宣言中孙中山仍说：
“…武昌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国家幅员辽阔，各省自有其风盛所宜，前此清廷强以中央集权之法行之，遂其伪立宪之术，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注：胡汉民.总理全集.上海书店据民智书局1930年版影印，宣言第6页.）
在清政府大一统专制制度统治下，各地的自主改革皆不得畅行，各种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新思想都因受专制制度压制而不得发育，发生于各地的群众运动，如收回利权运动、铁路风潮等，也大都是地方与清中央利益冲突的结果，……此状让追求社会发展的人们自然地会生出一种冲破中央一统制度束缚的念头。加上革命前各种民主主义的宣传及革命起义也大多是以省为中心，带有明显的地域性，孙中山因而认为：“国家之治，原因于地方，地方自治之制既日发达，则一省之政治遂于此进步，推之国家亦然，如此做去，将来中国能日致强盛”（注：胡汉民.总理全集.上海书店据民智书局1930年版影印，演讲第284页.）。于此，辛亥革命前及至革命成功后的一段时间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一直都致力于地方革命，希望通过一省的独立来鼓舞、带动全国革命，达到群起响应的效果。联邦制思想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联邦制在较长时间里成为革命派的理想目标，除有美国革命经验的影响外，还有避免国内各方势力互相争斗的主观愿望在起作用。
武昌首义后，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行省立即脱离中央而独立，但这些独立行动并不是出于统一的革命规划，而是各自响应，各组政府，以致地方势力膨胀，社会动荡不安。尽管临时政府很快建立，混乱局面并没能立即得到治理。民国建立后，国人期望于国家的不只在于行民主共和，更冀望能免遭列强瓜分，建立富强独立的民族国家。尤其是当时蒙古、西藏在外国插手下意欲独立，更让国人觉得非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不可。因而民国建立后不久，孙中山联邦制思想便开始发生变动。在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宣言中，孙中山已明确主张要“保持政治统一，将一造单一之国，行集中之制”（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96页.），并且肯定地认为“吾国今日当采单一国制已无研究之余地”，“宪法亦必采用单一国制自不待言”（注：罗家伦.《国父年谱》增订本上册，中国国民党党委员会1969年版，第797页.）。
如作历史的观察，不难发现孙中山改变联邦制观点的原因：
其一，辛亥革命后，各省都督握有不可忽视的力量，组织上，“中央行政，不及于各省，各部亦备员而已”（注：胡汉民.胡汉民自传.传记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5页.）；财政上，中央政府向各省哀告求助者多，各省向中央请示支援者少；（注：黄远庸.《远生遗著》上册，吴相湘主编《中国现代史料丛刊》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版，第316页.）行使权力则中央受制于各省者多，而各省听从中央者少。（注：崔书琴.三民主义新论.台北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0页.）这些现实情况都与争取国家独立统一的革命初衷、建立统一国家政权的设计不相一致，与孙中山在任临时大总统时强调的“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内政统一、财政统一”的理想不相符合。亲身感受了省区尾大不掉，俨然如一独立小国，中央完全无法臂指地方的实情后，孙中山不再主张联邦制而趋向单一制国家。
其二，临时政府北迁后，孙中山游历了国内许多地方，受到各地民众的欢迎和景仰，孙中山从中感觉到新建的民国已得到国人的普遍认同，应孚众望成为统一有序的民主国家。他向党人表达其理由说：“中国自广州至满洲，自上海西迄国界，确为同一国家，同一民族。此种事实……国人本其智力与热忱，已完全了解此种意义。现在余游历北部之观察，更给余以铁证，确知此种见解之正确无讹”（注：崔书琴.三民主义新论.台北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11页.），因而冀求扫除统一障碍，建立能凝聚全体民众的单一制民国。
中国历来有力求统一的传统，封建社会实行统一惟一的办法，就是将一切政务完全收归中央管理，中央完全控制地方，反复出现的中央一统制度造成人们心中的一种误识：集权就是统一，分权就是分裂。袁世凯在民初修改《临时约法》而集权，就是循此观念、步此后尘。孙中山为免国家遭受割裂的命运，主张行单一国制虽也是出自国家统一观念，但它是不排斥地方自治的统一，是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统一，是“使国家统一与省自治各遂其发达而不相妨碍”（注：胡汉民.总理全集.上海书店据民智书局1930年版影印，宣言第63页.）的统一，因而是不同于封建专制集权的现代的国家统一思想方案。
袁世凯图行帝制而死后，留存的军阀为祸更烈，北京政府逐渐演变为某一派军阀的传声筒，中国政治几乎陷于无政府状态。深受军阀互争之害的各地政权在求助中央无门，呼吁地方无效的情形下，开始谋求“省自治”，并兴起“联省”运动。联治运动的出现，是中央与省之间关系不协调的结果，也是民初民主运动的一种病态。孙中山对这种病态的运动持不赞成态度。他认为联治是伪自治，惟有除去军阀障碍才能行真自治，而联治是在毫无民主政治基础的情况下，想由省宪而联国，由分权而联治，终是不可能成功的。他严正地指出：中国自秦朝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而联邦制则必将削弱这种意识”（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29页.）。而且此时的联治“不是有利中国的，是有利于个人的”（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94页.）。在对“联治”运动的批评中，孙中山表达了如下几点思想：
1.无国家的独立、统一和自由，便无“省自治”可言。
联省自治派认为中国不统一之乱象是军阀政府权力过重所致，所以主张分其权力于各省，让各省自治。孙中山认为这样会更乱，“吾人不谋所以毁灭大军阀之暴力，使不得挟持中央政府以为恶，乃反欲藉各省小军阀之势力以谋削来中央政府之权能，推其结果，不过分裂中国，使小军阀各占一省，自谋利益，以与挟持中央政府之大军阀相安于无事而已，何自治之足云”。他指出“真正的自治，必待中国全体独立之后，始能有成，中国全国尚未获得自由而欲一部分先能获得自由，岂可能耶”，并特别强调“自由之中国以内始能有自由之省，一省以内所有问题惟有于全国之规模中始能解决，则各省真正自治之实现必在全国国民革命胜利之后”（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57页.）。孙中山还针对清末以来一直存在的各省权力过大的情况说：“要中国成统一国家，就要打破各省的界限”，此时搞“联省自治”就是搞割据，是“把一个国家弄到四分五裂”。（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4页.）
2.“县自治”是摆脱“官治”实现“民治”的最佳方案。
孙中山反对联省自治，但并不反对地方自治，他明确地说“我所主张的地方自治，是在兵事完结之后，把全国一千六百多县都划分开，将地方上的事情让本地方人民自己去治，政府毫不干涉，”（注：胡汉民.总理全集.上海书店据民智书局1930年版影印， 宣言第43页.）由此标明县自治的思想。所谓县自治，即使“省隶属中央，县由县民组织，中央与省政府，为人民公仆”（注：胡汉民.总理全集.上海书店据民智书局1930年版影印， 宣言第299页.）。孙中山认为，这样才能保证中央政府对地方行之有效的管理，防止地方分裂。而各省“联治”，目的不是发展民主，是为扩大各自势力，建立地方专制以与中央专制相抗，所以“只能官治，不能达自治”（注：胡汉民.总理全集.上海书店据民智书局1930年版影印，演讲第204页.）。他还认为“民治”“不宜以广漠之省境施行之”，如以省为自治单位，“仍不啻集权于一省”，（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20页.）只有以县为基础实施自治，才能使人民自动参与，有了人民自动参与的基层组织，便能构成国家统一的坚实盘石。
3.中国应按自己的国情来确定国家统一的方法。
联邦制观念初起时就以美国为模式，后来“联治”派为反对单一国制主张也一再以美国的成功经验为词。孙中山认为这种观点的错误在：解决中国的问题时，不从根本上比较中美两国的不同情况，“只就美国富强的结果而论”，以为中国所希望的，不过是国家富强，而忽略了中国急需的国家统一问题。孙中山指出，按“联治”派的观点做去，“就是将本来统一的中国，变成二十几个独立的单位，如一百年以前的美国十几个独立邦一样，然后再联合起来”，这是极端谬误的。中国眼前一时的不统一“是由于武人的割据”，这与美国统一前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我们求国家统一要做的工作是铲除这种割据，“不应该把各省再来分开”，如果一味仿照美国去搞联邦，提倡“联省”，而不去铲除这种割据，那就是“为武人割据作护符”，（注：胡汉民.总理全集.上海书店据民智书局1930年版影印， 著述第140页.）就是要把中国搞到分裂的路上去。
这样，孙中山就在反对“联治”的同时，系统表达了以“县自治”为基础实现单一国制的思想。这是他鉴于民初政治混乱、风气败坏的现实，为维护国家统一，制止国家纷乱，防止武人专权和地方割据而采取的应对方案。
因为孙中山有过由联邦制到“单一国制”的观点转变，自民国迄今，人们对“联省自治”运动及孙中山“单一国制”主张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评价。笔者以为，孙中山单一国制的思想，有其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特色，也基本符合民国初年国家统一大业的实际需要，因为，孙中山所指责的地方军阀利用省自治以行割据之现象，当时确实存在；中国尚受着列强窥伺的严重威胁也是不容忽视的史实。
但这并不等于说“联治”派没有值得肯定之处。孙中山称他所批评的“联治派”为“我国一般文人志士”（注：胡汉民.总理全集.上海书店据民智书局1930年版影印， 著述第140页.），是不否认他们的忧国之心和爱国之志的表徵。在社会处于转型的特殊时期，出现各种不同建国方案是正常和必须的，不同观点始终争论不能达成一致的原因，主要因于民主政治体制的确立需要藉助广泛的智慧，需要有相当长的验证时期，在有几千年中央一统制度传统的中国，新的民主政体的建立更需要在各种冲击之下经受检验，只有等到为大家所理解、所接受并尊重后始能确立。而民国时期的始终争论，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各种思想观念进一步发展的效果。正是在与“联治”思想的争论中，孙中山又发展出“均权制”思想，即以中央与地方的均权来实现程度较低的分权或集权，从而避免单一制的专断和联邦制的离析。
孙中山单一国制下地方自治的统一主张，既有利用历史传承的一统习惯维系全国统一的一面，又有以真正“民治”基础上的地方自治来均衡地方与中央权力，防止分权、集权之弊的一面，这在地方势力膨胀、西方势力虎视耽耽的当时情势下，确有维护统一、调和关系的可行之处。即使对今天的中国统一问题，也不乏可借鉴的思想内容。
三、从“反满兴汉”到“五族共和”、“民族同化”的思想演进
“民族统一”，在孙中山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发表的宣言中，被排列在将要实行的领土、军政、内治、财政等五大统一之首。这是孙中山能准确认识中国国情，把握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表现。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实现社会转型时的重新统一中，民族统一确是应予首要关注的内容。
但孙中山对中华民族的认识，开始时并未摆脱汉民族优等的情结，辛亥革命的开端就立基于“恢复中华”，即争取汉民族的振兴。是艰苦的革命过程中各少数民族同志争相投身，各尽其力的行动，让孙中山认识到了多民族的团结对完成革命、实现统一的重要意义，因而在民国建立初期，将民族主义和民族统一具体化为“五族共和”。其后不久，鉴于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在列强唆使下频生纷乱，并听任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分裂活动的情况，孙中山以少数民族无能力自主为词，提出以汉民族同化各少数民族，以抵制列强的瓜分，进而实现中华民国统一的主张，此即“民族同化”思想。
从1893年孙中山首次提出“驱除鞑虏，恢复华夏”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都是以“反满兴汉”为主要内涵。当时孙中山及革命党人将中国日渐贫弱的现状归结为“政府无振作也”，“追原祸首，其咎在满人”，（注：三民主义历史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第124页.）认为拯救中国必须进行反满革命。当时的反满革命又以兴汉为目的，即为了实现汉族独立与统一，确立汉人主政。在孙中山看来，“我们汉人有政权才是有国，假如政权被不同种族的人所把持，那就虽是有国，却已经不是我们汉人的国了”（注：三民主义历史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第50页.）。从这一时期孙中山的言行中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倡导的民族主义，是要倾覆满洲政府，还汉族主权的民族主义；他所要建立的国家，是以汉人主宰下的民族共存与发展的国家，因而这时的民族统一即汉民族为主的民族统一。
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态势并没有立即改观，国内除汉民族外，其他少数民族也未真正摆脱被压迫、被歧视的地位，中华民族对外仍存在一个独立的问题，对内仍存在一个统一的问题。此时孙中山一方面认为推翻满清政府即意味着民族主义已完成，不再将民族主义举为旗帜，一方面仍思考和研究着民族统一的问题。就在民国成立之年，他提出了以“民族统一”为首的五大统一，并提出了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五族共和”原则：“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注：胡汉民.总理全集.上海书店据民智书局1930年版影印， 宣言第6页.）“民国合五族而成，凡五族之人，皆如兄弟，合心合力，以为民国之前途着想尽力”。（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1页.）翌年颁布《临时约法》时又专条载明：“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族无分汉满蒙回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
实际上，革命前国内外宣传刊物中过激的排满、仇满宣传已经引起孙中山对民族主义内涵的反思，他意识到不能以一次民族革命导引起另一个民族矛盾和憎恨，因而曾明白地批评并纠正过一味排满的观点：民族革命“并不是恨满洲人”，并不是一“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注：三民主义历史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第50页.）主张将当政的满洲贵族与一般满族人民区分开来，反对单一的种族复仇思想。与此同时，各少数民族包括满族中一些爱国志士积极参加革命组织和从事革命活动的事实，也使孙中山感觉到，辛亥革命应是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同争民族独立解放的事业。武昌起义各省独立时，满、蒙、回、藏、壮、苗、土家、维吾尔、哈萨克等各族人民无不踊跃参与，在事实上使辛亥革命成为多民族共同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斗争。这使孙中山认识到：在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受压迫、受歧视的不仅仅是汉族，还有其他少数民族，“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中，满族独占优胜之地位，握无上之权力，以压制其他四族。满洲为主人，而他四族皆奴隶，其种族不平等，达于极点，种族不平等，自然政治亦不平等，是以有革命”。“凡革命之功用，在使不平等归于平等”。（注：上海时报.1912年9月8日。）这已显然将民族主义内涵扩及到包括汉、满、蒙、回、藏五族，而不再是只要求“恢复华夏”，争取汉民族主政的民族主义了。
建国初期，“五族共和”是一个极具现实针对性的提法，因为革命初胜时，巩固新生政权，加强边防，维护国家统一已成必须应对的任务。梁启超在建国前曾预言，臣服于满清政权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将乘满清政权覆灭之机发生动乱。孙中山对此也有所提防，他深知帝国主义“莫不以开疆辟土为心”，而其入侵我国总是以边疆地区为下手之处，“日人驻兵于南满，俄人驻兵于蒙古，英人驻兵于西藏，法人驻兵于滇黔，日思瓜分”，（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0页.）已成事实，乘机作乱的可能随时存在。居住于边疆的多是些少数民族，他们以前已为这些地方的开发作出过巨大付出，革命后，边疆地区的安宁、稳固、国家统一的最终实现也须仰赖于他们，此时采取正确措施处理好汉族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关系尤为重要，孙中山此时强调民族大联合和“五族共和”是非常切合时势需要的，只有提倡民族大联合才能依靠周边少数民族共同抵御列强，才能有效地巩固边防，维护祖国统一。1912年2月，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通电蒙古额尔沁亲王说：“俄人野心勃勃，乘机待发，蒙古情形，尤为艰险，非群策群力，奚以图存”。他要求蒙古亲王将此声明通告蒙古同胞，使蒙汉团结一致，“戮力一心，共图大计”（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辛亥革命资料.中国社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页.）。可见其“五族共和”、“民族联合”的意向和力量。
“五族共和”并不是孙中山首先提出，而是孙中山为调和矛盾而接受的一个口号。孙中山回国组建政权时，国内已有众多力量因参与反清革命而形成为新的群体。这个混杂的群体中有人名主革命实主立宪，有人则仍希望另立君主当国，他们并不同意孙中山建立民国的观念，因而暗地里诋毁革命党组建政府的活动，甚至煽动满族与汉族的矛盾。也就在此时，有人提出了不同于三民主义的“五族共和”。面对参与了推倒满清政权的“众人”，未能切实领导这次起义斗争的孙中山不仅放弃了“政权由革命党独揽”的打算，而且力行退让政策，因确感“五族共和”比汉人一族主宰要进步而欣然接受，并公开宣称“五族平等地取得国家参政权”（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30页. ）。
“五族共和”视其他四个民族与汉族平等的做法无疑是一个进步，但将平等局限于五族之内，仍是一种对其他少数民族平等的忽略，因而它并不能真正调动起国内各民族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真心向往和追求，也不能成为中国民族统一正确的思想政策，被否决和更改再所难免。
民国政权被北洋势力把持以后，面对边疆危机不断，国内争战不休，初生的民国处于愈益分裂的状态。孙中山痛感“把所有世袭的官僚，顽固的旧党和复辟的宗社党都凑合一起”的所谓“五族共和”（注：胡汉民.总理全集.上海书店据民智书局1930年版影印，演讲第260页.）之错谬，尤其是俄国在蒙古，英国在西藏的步步紧逼，让孙中山感到：少数民族边疆没有汉族文化的影响，离开与内地的密切联系，缺少汉族势力的帮助，是万不能抵御列强的侵夺的，因而迫切地希望将中国各民族能“融成一个中华民族”（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94页.）。他说“五族共和者，直欺人之语，盖藏蒙满皆无自卫能力”（注：胡汉民.总理全集.上海书店据民智书局1930年版影印， 演讲第205页.），“中国五族的人，藏族不过四五百万人，蒙古不过百万，满人只数百万，回教虽众，大多数都是汉人，讲到五族的地位，满洲是处于日本的势力范围之内，蒙古向来是俄国的范围，西藏几乎成了英国的囊中物，由此可见他们都没有自卫的能力，我们汉族应该要帮助他们才是”。要讲民族主义，就“必要满蒙回藏都同化于我们汉族，成一个大民族主义国家”。他认为，美利坚民族就是“几国人都合一炉而冶之，成了一种民族”，所以才成“光华灿烂”的美国。因而“不能笼统讲五族的民族主义，应该讲汉族的民族主义”，最好“拿汉族来做中心，使满蒙回藏四族都来同化于我们”，“使五族同化成一个中华民族，组织成一个民族的国家”（注：胡汉民.总理全集.上海书店据民智书局1930年版影印， 演讲第319页.）。这是他首次明确提出组成完全的民族国家，正式以“民族同化”思想取代了“五族共和”。
从上述孙中山关于以汉族同化各少数民族的说法中，我们感觉得到，他仍含有汉族优越的成份，但他的同化主张总的说来是建立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首先，孙中山主张在尊重各民族意愿的前提下实行以汉族为主导的自然同化，即在承认诸民族“平等处于中国之人”，“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9页.）的前提下，通过语言、文字以及各种文化的潜移默化使落后文明向先进文明靠拢”，并不是要实行强硬的政策逼使各民族同化于汉族，这根本不同于帝俄的“俄罗斯化”和德国“日尔曼化”。其次，孙中山提出民族同化的目的，是为融合成中华民族，不是要使汉族对少数民族在文化上实行征服。孙中山认为汉族由于文化先进于少数民族，所以主张以汉族为中心来同化各少数民族，但他又主张“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7页.），“举汉、满等名称尽废之，努力于文化及精神的调洽，建设一大中华民族”（注：陈旭麓，郝盛潮等.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
孙中山认为国家是由“土地，人民，主权三大要素组成的”（注：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页.），而人民是属于某个特定民族的，因而国家是民族的国家，两者是统一而不是对立的。对于国家来讲，独立自主是最基本的原则，对于民族来说，独立自主是最基本的自由。因此，民族的独立统一便与国家的独立统一紧密联系。孙中山追求民族独立统一的过程，也是他追求国家独立统一的过程。
民族的独立，只有在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干涉以后才能成功，“五族共和”所以很快被放弃，除了其提法欠科学以外，当时没有明确地反对帝国主义干涉，没能摆脱帝国主义的盘踞与纠缠也是主要原因之一。民族同化的提出缘于帝国主义所制造的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其目的就是要形成一个强大的中华民族，以实现民族统一进而实现国家统一的理想。
四、和平与武力两手兼用
建立兴中会，立志革命之初，孙中山就认准武力是推翻清王朝、求得民族独立解放和新统一的有力手段，“和平之法无可复施”（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2页.），所以不断组织武装起义，率领同志作过多次流血斗争，直至民国建立。此后，因民国中央政府被北洋势力窃据并扭曲为专制工具，孙中山又相继组织了二次革命、护法斗争，参与了护国战争。之所以一再以武力相抗，是因为他对占据要津的统治集团将为一己之利损国害民直到国破民亡的后果有清醒的估计，对其反动、残忍的本性有深刻的认识，知道不以武力便不能制服、无由推翻，亦无从达到走向共和的目的。然只有过读书、行医经历的孙中山，既未曾入行伍又未曾操兵械，只是个不具有握武力取天下之实力，却不乏待人以怀柔心肠的文人，所以，一旦有和平解决国是的可能，他总会灵活地抓住机会谋求和平。他曾先后提出并尝试过南北和议、北伐、裁兵、废约、开国民大会等和平的或武力的统一方案，使和平与武力两手兼用成为他国家统一思想中的又一特色。
或因事先缺乏预料，或面对多变的现实情况，是孙中山不断变换谋求国家统一手段的原因。革命初胜孙中山被推举到临时政府大总统位置时，立宪派及各地方势力实际把握着社会局面，临时政府不仅无能统驭全局，甚且不借助非革命党势力不能完成“倒清”任务。这种出乎他预料的形势迫使他放弃武力北伐计划，按社会主流的意图，接受袁氏“劝退”清朝后以民国首领身份实行南北统一的和平方案。临时政府北迁后，孙中山本想投身铁路建设，只以合法方式督促袁氏政府建立民主政治下的统一国家，却不料袁氏图谋不轨，践踏《约法》，暗杀国民党魁，他又只得放弃和平建设的理想，为维护革命成果抵制反动行为重用武力予以抗击……。必须退让则退让，可以和谈则和谈，遭遇反动则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是孙中山在民国时期的基本做法，是孙中山务实、灵活和不乏策略的表现。但无论用何方式，其“民治的统一”目的不变。在长期的实践和不断总结中，孙中山形成了自己和平或武力统一的原则：以南北和议为基础实现和平统一；以革命派为主导力量实现武力统一。所坚持者：实行和平统一时，必须以接受南方革命派的基本主张为前提，因为“君主专制之气在北，共和立宪之风在南”（注：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5页.），不以南方主张为统一的主导思想，就不能实现“民治的统一”；实行武力统一，则必恃南方革命武装以进行，因为“南方之力统一北方，自然无分裂之忧”（注：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7页.），而北洋政府实是“破坏和平之蟊贼”（注：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7页.），因此，决不能让军阀以反动武装制造黑暗的统一。此外，孙中山还有一个坚守不变的原则，即反对任何外来干涉。当日本政府乘“南北和议”遇分歧而插手，要求南方多让步时，孙中山立即表示“南北和议……恐为强有力者所制，是为所虑”（注：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7页.），提出“仿辛亥前例，双方各派同数代表，委以全权，定期开会，一切政治法律问题，不难据理判断，依法解决”（注：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18页.），表现了国事自决的正气。
同时兼用和平和武力两种统一方式，又是孙中山站在不同角度，为不同利益着想的结果。孙中山深切感觉：和平统一是民众的要求，为“顺乎民意”，他时常寻求和平统一途径，特别是当他看到连年战争造成的“民政之不修，财力之支拙，风俗之淫靡，赌博之纵恣，掳人于郭内而不能禁，杀人通衢而不能救，行旅相戒，动罹祸患”（注：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79页.）的社会情状，了解到“人民对连续不断的纷争和内战早已厌倦并深恶痛绝”，“坚决要求停止这些战争，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家”后，（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27页.）出于对饱受战乱之苦的国家和人民的深深同情，他不能不尽力谋求和平统一的方案。即使在作武力统一的准备时也不放弃对和平统一方案的力争。1921年国民党在广州建立了革命政府并打算武力北伐时，孙中山仍发表《和平统一宣言》，表示“当竭尽心力以敦促和平统一之进行，并务以求达护法事业之圆满结束”（注：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9页.）；1925年，国民党在南方布置的北伐已初具基础，孙中山亲至韶关督战时，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商讨国家统一大计，顾念民众利益的孙中山立即抓住这和平统一的时机，力排众议，毅然北上。并发出“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的正义号召。
武力统一是民国时期孙中山从来不曾放弃的方式，因晚清政府极端腐败的性质及近代中国过于黑暗的政治统治，让孙中山很清醒地意识，武力是创立新的国家统一的必须的形式，他曾明言：武力统一是“自己的本意”（注：郝盛潮.孙中山全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9页.）。所以在辛亥革命前，他将大部分时间用于武装斗争的准备和实践，北洋势力占据民国政权后，他明确表示“欲统一中国之现状势不能不籍武力，武力统一乃我辈热心者也，籍言论或妥协统一，恰如沙上楼阁，行即崩溃，复陷于四分五裂之状也”（注：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33页.）。尤其当北洋势力为集团利益大行卖国求荣政策时，孙中山更加肯定地认为“非以武力声罪致讨，歼灭群逆，不足清乱源，定大局”（注：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2页.）。为此，他进行过多次武力北伐的策划和准备，并为之付出大量的心血和精力。
谋求和平统一方案是顾念民众的需求和利益，不放弃武力讨伐是鉴于北洋政府的恶劣及各派军阀不放弃争夺地盘和权力的野心，然而孙中山始终没能用和平或武力手段完成统一国家的大业，反而陷入更深的困境：他设想的和平统一方案屡遭军阀的恶劣行径阻断，针对军阀专制的武力讨伐，又因只能依靠他人武力而陷入地方打中央的军阀互战，这使孙中山长时间处于和平统一无法进行，武力统一又无实力支撑的两难境地。屡遭挫折的孙中山看清了被借用的军人“不是为主义而战争，是为个人升官发财而战争”，明白了“借人之力……终不可靠”（注：胡汉民.总理全集.上海书店据民智书局1930年版影印， 演讲第320页.）的道理，因而决心改组国民党，并建立一支每个战士都能“为主义而奋斗，为主义而牺牲”的属于国民党的军队（注：胡汉民.总理全集.上海书店据民智书局1930年版影印，演讲第179页.），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注：胡汉民.总理全集.上海书店据民智书局1930年版影印，宣言第65页.）。他认为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战胜北洋势力及国内一切军阀势力，赢得国内统一。这一方案孙中山没能在身前完全实现，由其追随者在他身后继承遗志取得成功。
五、以列强、军阀为斗争对象
虽然“反满”革命是从痛恨列强瓜分中国开始，孙中山也曾明白指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在经济上“使中国永远成为工业落后的牺牲品”（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2页.），政治上“无异毁破人之家室，离散人之分子，不独有伤天和，实大拂支那人之性”（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3页.），但武昌起义前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未曾见过孙中山公开反帝的言论，能见到的倒是对列强在华利益维护，对列强债主地位认可的声言。这是因为孙中山自忖没有反帝的力量，害怕遭列强干涉，并且崇信“国必自倒而后人倒之”及“弱肉强食”的进化论，所以认定救国必先“排满”。“排满”的辛亥革命固然蕴含着反帝的内容，但当时的孙中山出于对西方政治理论的祟信及对西方势力强大的惧怕两种心理，不仅不以西方列强为革命对象，甚且指望他们能给予反满革命以支持，不仅以为不必用革命、暴力方式去与列强相抗，甚且以为只需去掉封建的满清政府，改造中国为资本主义现代国家，帝国主义列强就自然不再侵略中国而会视中国为平等伙伴。这是孙中山等人对资本主义强势“公理”的本质还没有认清的结果。
孙中山及以他为首的革命党对列强可能插手革命的忽略，是武昌首义胜利后种种料想不到的困难发生的原因之一。而建立民国后，专心于民主政治建设的孙中山为争取西方国家的政治和财政支持，继续采取对外亲和、甚至是妥协的态度，又是临时政府北迁后民主政治出现众多变数的原因之一。革命政府“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注：胡汉民.总理全集.上海书店据民智书局1930年版影印，宣言第40页.）的认识结论，孙中山很晚以后才得出。
孙中山直到袁氏政府集权并准备称帝时，才对帝国主义操纵军阀势力以控制中国，军阀依靠帝国主义争抢地盘、发展势力的相互关系有所醒悟。1915年3月，他首次向国内人民揭露了日本正在利用一次大战的国际形势及与袁氏政府的亲密关系加紧侵华的图谋，指出，中国如果再退让，“则将来欧洲战事完结之后，列强相继而来，效尤日本，则中国瓜分之惨祸立至”（注：郝盛潮.孙中山全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这是他开始视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为中国国土分裂的罪魁，意识到巩固共和制度必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但此时，主要是反对与袁氏政府相勾结的帝国主义国家，是因反专制的袁氏政府连带反对袁世凯政府其所依靠的日本帝国主义。
1919年五四运动中，孙中山在保持着与青年学子们一致抗日态度的同时，仍相信美国会主持人道，法国能尊重主权，英国将主持公理（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16页.），指望在大国帮助下废止不平等条约。哪知华盛顿会议中，西方列强均坚持条约特权，力倡“共管中国”，接着又在“关余问题”上为难南方政府，这使孙中山对西方列强所抱有的希望和幻想全部化为乌有，真正明了“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达到民族独立的主要障碍，同时也是反革命势力最强大的部分”（注：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页.）。
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中，孙中山第一次大胆、清晰地陈述：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同二十几个国家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中国就是有二十几位主人”的国家，帝国主义“只知道掠夺中国权利，并不为中国尽些微义务”（注：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页.），并且通过各种不平等条约，控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命脉，所以受二十几个主人控制的中国从来未实现过国家统一。中国“十三年来之战祸，直接受自军阀，间接受自帝国主义”（注：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6页.）。帝国主义还不断制造边疆危机，恶化少数民族的生存环境，加剧国内民族问题，因而，欲实现国家统一，“尤在推翻帝国主义”（注：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4页.）。孙中山不仅由此得出帝国主义的统治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阻碍，实现国家统一必须推翻帝国主义的结论，还首次主张实行解除中国所受种种压迫的“废约”运动。
北洋势力集团在袁世凯丧生后抢夺权力的作为，让孙中山对军阀危害民国的实质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当段祺瑞出兵平复张勋势力时，孙中山便一针见血地说：段氏“今日反对复辟是假的，争后来之势力是真的”（注：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3页。）；段氏、冯氏内部起讧，国内各地争战纷起时，孙中山又直言：此是“武人与官僚的罪”，是辛亥革命没有彻底铲除封建陈土的缘故。他认为：中国的武人是满清时代陈土之一种，中国的政客也是满清陈土之一种，辛亥革命时没能认清，故没有铲除。现在，我们须先搬去这些陈土，才能立起统一国家的基础来（注：胡汉民.总理全集.上海书店据民智书局1930年版影印， 演讲第180页.）。只要中国“政权仍掌握在封建军阀手里”（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85页.），就不能说完成了革命，不能说达成了统一。因为封建军阀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莫不与列强之帝国主义发生关系”（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5页.），寻求支持，而帝国主义皆竭力与中国军阀相勾结“以为反动”。每一个在中国捣乱的外国人就是一个皇帝，这一个皇帝就很可以利用一个大武人来听他的话，所以中国要解决的就是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打破军阀，第二就是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注：胡汉民.总理全集.上海书店据民智书局1930年版影印，演讲第531页.）。在这种认识基础上，孙中山明确地将帝国主义列强与国内军阀指为国家统一的斗争对象。
在艰苦探求中华民族独立、统一的路径中，孙中山认清了列强与军伐相互依存的关系及对国家统一大业的危害，明确将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列为实现国家统一的斗争对象，这不仅抓住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弥补了辛亥革命时期反帝、反封思想的缺失，而且起到了广泛的社会动员作用。1924年后，国内各界民众追随着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踊跃投身反帝、反军阀运动，终于赢来国家统一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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