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的经验与“自由派”的立场之窘困——沈从文佚文废邮校读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窘困论文,自由派论文,乡下人论文,札记论文,立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近年整理出版的现代作家全集中，北岳文艺出版社于2002年推出的《沈从文全集》（以下简称《全集》）无疑是颇为出色的一部，它不仅印刷精美，而且收文相当完备，加上编者认真的校注，遂成为广大读者可以放心阅读的读本和诸多研究者足以凭依的文本。
自然，作为现代最为多产的作家，沈从文大半生在众多的现代报刊上发表的文字堪称巨量，指望一次辑录就网罗无遗，那其实是任谁也无法做到的。所以，在《全集》之外仍有遗珠，也就在所难免了。辑录在这里的几篇沈从文佚文与废邮，即是笔者随意翻检旧刊物时偶然发现的。它们虽然并非重要的创作，但其中透露的若干信息，对研究者来说或许不无意义，故此略加校理，重刊于此，以广知闻。窃以为，沈从文借评论《三秋草》之机揭示出“现代派”诗潮的京海差异，确乎别具慧眼，足以纠正当今学界不加分析地看待30年代“现代派”诗潮的笼统模糊之论；中间两篇废邮则于不经意间表露了沈从文在文学和教学活动中的某些苦乐，也折射出30、40年代文坛和学界的境况，有裨于知人论世；随后三篇文字，尤其是《〈七色魔［魇］〉题记》一篇，不仅透露了关于《七色魇》本身的创作旨趣，而且事关沈从文40年代思想和创作之“思变”而又“复旧”之困局，确乎颇多以往研究所不知，足补近年议论之片面。所以，笔者在校读过程中，参考相关文献，顺手札记若干感想，现在一并录呈如次，聊供研究者参考。
一 从《三秋草》说开去：
沈从文关于“现代派诗”的京海差异观
沈从文虽然不以诗人著称，但30、40年代的他无疑是最关心新诗发展的人士之一，而卞之琳则是他最为欣赏和器重的新诗人。早在1930年冬天，时在上海的沈从文偶然从寒假南归的徐志摩那里第一次看到了卞之琳的二十几首新诗，激赏不置，主动给卞之琳“写了一封不短的信，说是他和徐先生都认为可以印一个小册子。”①他们俩便代卞之琳为那个“小册子”拟名《群鸦集》，交付新月书店出版，沈从文并自告奋勇地写了《〈群鸦集〉附记》，发表在1931年5月出版的《创作月刊》创刊号上，热情洋溢地向读者推荐道：“弃绝一切新旧词藻摈除一切新旧形式，把诗仍然安置到最先一时期文学革命的主张上，自由的而且用口语写诗，写得居然极好，如今却有卞之琳君这本新诗。”②可惜的是，由于“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接连发生，出版业受到影响，加上徐志摩的意外去世，《群鸦集》终于未能出版。这件事似乎成了沈从文的一块心病。据卞之琳回忆，当他1933年春假到青岛找孙大雨、沈从文玩的时候，“谈起印诗事，从文说他出钱给我印一本，虽然我曾见到他抽屉里有几张当票，他终于做了一本小书的老板了。回北平后，经当时《清华周刊》编辑马玉铭兄介绍到某印刷局印我在二十一年秋天三个月内写成的十八首诗，即《三秋草》。”③《三秋草》因此得以于1933年5月在北平印刷问世，成了卞之琳出版的第一部个人诗集，而促成其出版的出资人乃正是沈从文。并且，沈从文还很快为《三秋草》写了评论文章，6月间就发表了——按照当年书评的惯例，这篇评论也题作《三秋草》，刊载于《西湖文苑》第1卷第2期上。这就是辑录在此的这篇诗评《三秋草》。可能由于《西湖文苑》是杭州出版的一本小刊物，当年的传播很有限，而沈从文也未能及时地把它收入集中，所以这篇诗评遂长期散佚在外，久已不为人知。
如今回过头来把诗评《三秋草》和此前的《〈群鸦集〉附记》等相关文献略加校读，给人深刻印象的倒不是沈从文在这些文章中热情不减地向读者推荐了一位杰出的新诗人卞之琳，而是他借评论卞之琳之机反复表达了自己对30年代新诗发展趋向的一些独到观察和深入思考。我们不难发现，在沈从文的观察和思考中，既有对纵向的新诗史脉络的独特把握，更暗含着对正在形成中的南北京海文学差异格局之敏感，这差异也表现在所谓“现代派”诗潮中。
按，自上世纪80年代“现代派”诗潮重新“浮出历史地表”以来，一直是现代诗歌研究的热点，而几乎所有的研究都不加分析地把30年代的“现代派”诗潮描述为无间南北、一道同风的整体，即使其间有所区别，至多也不过如柯可（金克木）当年的评论所说，有主知和主情两种不同的风格而已。可在当年的沈从文看来，事情并非如此单纯，差异近乎不可通融。早在1931年所写的《〈群鸦集〉附记》中，沈从文即对当时新诗坛上正在形成的南北京海不同诗风表明了自己的评判。一方面，他认为南方一些新诗人走的是以“好奇邪僻”的趣味来达到“入时热闹”的诗路，并将这种诗风称为“上海趣味”；另一方面，他指出北方一些诗人——从冯至到卞之琳等——虽然人数不多，却一直沿着新诗的先驱者所开创的注重“去华求实”、“口语白描”的平淡朴实诗路，不断有所推进。显然，沈从文更欣赏这后一条诗路，所以他强调：“当我把诗的趣味，放在新诗最初提出那一个方向上去时，我以为之琳有几首诗，达到了一个另外的高点，使我觉得更喜欢了。运用平常的文字，写出平常人的情，因为手段的高，写出难言的美。”④沈从文并不吝褒贬地强调：“要热闹一点的诗歌，似乎已成为上海趣味所陶冶的读者们一项权利，这权利在北方读者看来是很淡然的。之琳的诗不是热闹的诗，却可以代表北方年轻人一种生活观念，大漠的尘土，寒国的严冬，如何使人眼目凝静，生活沉默，一个从北地风光生活过来的年轻人，那种黄昏袭来的寂寞，那种血欲凝固的静镇，用幽幽的口气，诉说一切，之琳的诗，已从容的与艺术接近了。诗里动人处，由平淡所成就的高点，每一个住过北方，经历过故京公寓生活的年轻人，一定能够理解得到，会觉得所表现的境界技术超拔的。”⑤
如果说《〈群鸦集〉附记》对南北不同诗风之比较，或许还兼指左翼诗潮而言，那么到评《三秋草》时，沈从文的辨析与评判就完全是专对所谓京海合流的“现代派”诗潮而论了。在文章的开篇，他就描述了自己对一类诗的印象，此类诗以“变体文字”、“病的感情”和“感觉错综”的修辞为特点，这无疑指的是上海的“现代派”诗风。沈从文认为这些上海“现代派”诗人的作品就像“来路货领带”一样是舶来品，乍看华丽生涩、眩目惊人而其实平平常常。所以他虽然客气地说“我欢喜这类诗歌”，但心中其实是很不以为然的，而对北方新诗人卞之琳则赞美有加。
如所周知，在1934年伊始新文坛上就爆发了所谓“京海之争”，而沈从文不仅是那场论争的发起者，而且被公认为“京派文学”的重镇。从《〈群鸦集〉附记》到这篇评《三秋草》的文字，以及此前和此后的《现代中国文学的小感想》（1930年）、《窄而霉斋闲话》（1931年）、《上海作家》（1932年）、《文学者的态度》（1933年）、《论穆时英》（1935年）等文章来看，沈从文对京海文学差异的观感和褒贬不仅其来有自而且相当坚持。由于沈从文乃是论争一方的代表，所以他的观感和评判自然难免当事者的偏见，这是我们应该有所警惕的，但他的观感和评判也不完全是偏见，而包含着一些可贵的文学洞见，那无疑是值得我们参考的，何况沈从文对他所在的京派文学阵营也并非一意回护、没有批评。事实上差不多同时，沈从文即直言不讳地批评一些京派文学元老如周作人和俞平伯等人滑向了畸形的“趣味自由主义”，更指斥沾沾自喜的废名其实已经堕入“趣味的恶化”，⑥这些意见就曾给我深刻的启发。可惜的是，我们对作为“批评家”的沈从文还缺乏应有的注意。沈从文的文学批评诚然不够学理化，而多属印象式的观感，但他的印象与观感却不乏真知灼见。即如上述他对30年代“现代派”诗潮内在差异的辨析就相当敏锐和准确，足以提醒我们注意这样一个文学史事实：所谓“现代派”诗潮并非像我们惯常想象的那样一道同风，而有着不可忽视的南北京海之别，而他对造成差异的原由之提示，也启发我们进一步去探索和思考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文学现象的同中之异或异中之同。
这种同中之异或异中之同的辨析，对30、40年代的文学研究是特别重要的工作。因为30年代以来，新文学进入了一个分合错综的发展时期。所谓“分”的显著事例有左翼文学与自由主义文学的分道扬镳，并且不论在左翼文学阵营还是在自由主义文学圈子里，事实上还存在着内在的分歧，即如自由主义文学就有所谓京派与海派的分张。而所谓“合”也同时存在，即使尖锐对立的左翼文学与自由主义文学其实也共享着某些文学理念如文学的真实性等等，而南北分张的京派与海派文学亦不无声气相通之处，如“现代派”诗潮和趣味主义文学思潮其实都是京海合流而成的，但即使在南北京海合流中仍然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分歧。面对如此分合错综的情形，我们特别需要注意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的辨析，才可使我们的文学史叙述免于笼统模糊之谈，而做出准确到位的判断。
二 与“流氓左派”的遭遇及其他：
关于沈从文没有存底的两封“废邮”
《复王誌之函》和《给小莹的信》都是收信人在未经沈从文同意的情况下发表的，所以它们乃是沈从文自己也没有“存底”的两封“废邮”。
《复王誌之函》是从王誌之以笔名“含沙”发表的一篇声讨沈从文的杂文《废邮存底——借用于〈大公报·文艺副刊〉》中辑录出来的。按，王誌之自20年代末以来，虽然曾以各种笔名出版有长篇小说《爱的牺牲》（1929年）、戏剧集《革命的前夜》（1930年）、中篇小说《风平浪静》（1933年），但直到30年代中期仍然默默无闻。据其在上述杂文中的申诉，他为了维持生活，大约在1935年间曾经两度向沈从文担任文学编辑的《国闻周报》投稿，一篇得以发表，另一篇则留置在接替沈从文担任《国闻周报》文学编辑的萧乾手中，迟迟未见发表，王誌之觉得萧乾不用他的稿子没有任何理由，他听信一些传言再加上自己的想象，便认定沈从文的“喽罗”萧乾之所以滞压他的稿子、打破他的“饭碗”，乃是由于沈从文的背后指使——“根据我所得到的消息，我之所以有今日，可以说是由于你一手造成的！”于是王誌之便在1935年12月3日致函指斥沈从文把持文坛，并扬言：“假如你要花言巧语地在你们那一帮人把持着的地盘上来兴风作浪，我是绝不示弱的！假如你还要更进一步，做出什么卑污毒辣的手段，则我仍然可以用相同的礼物敬奉的！”受到如此攻击的沈从文还是很理智地在次日复函王誌之，说明事情的原委和自己的态度，那便是辑录在此的这封《复王誌之函》。然而王誌之并未收敛，反而恼羞成怒地于12月5日再次致函攻击沈从文。这一次王誌之真如他自己所说的“一不做，二不休，撕下脸皮不要，直截了当地”“吐出心中的不平”，仿佛他和沈从文有着不共戴天的阶级仇恨。一方面，他把自己的稿子未被采用这样一件小事提升为文坛帮派的打压以至于阶级压迫的大事，从阶级论的高度上纲上线地教训人性论者沈从文：“你缺乏认识，在先把事情看得太‘平常’，在这儿又把‘人’和‘世界’看得太简单了！同是一个‘人’，有主子与奴才的分别，有完人与坏蛋的不同；同是一个‘世界’，有黑暗与光明的差异，还有所谓‘文明’和‘野蛮’的悬殊。”另一方面，由于自以为是个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一个受迫害的左翼文学青年，王誌之似乎觉得自己因此就具有一种可以“穷凶极恶”的革命精神和肆意漫骂的权力，于是他便肆无忌惮地对沈从文进行嬉笑怒骂和人身攻击。“狗”、“干儿子”、“混蛋”等等“国骂”加“革命骂”便一股脑倾泄到沈从文头上。面对王誌之近乎下流的嬉笑怒骂，沈从文保持沉默，不再理会。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王誌之仍无意就此甘休。后来，他又在1936年8月20日天津出版的《北调》月刊第4卷第2期上发表了杂文《废邮存底——借用于〈大公报·文艺副刊〉》，借此将他和沈从文的私信公布于众，并声称自己之所以“敢于公开者，用意在于打狗，使那一批狗像相同者，稍知敛迹而已。”发表这篇杂文的《北调》月刊编辑显然是王誌之的同调，他在署名“编辑室”的编后记中特意强调：“《废邮存底》，是一篇如实地暴露所谓（作）家门［们］底把持文坛的真象［相］；也许有人以为在当前正用国防文学这一口号来号召作者群大团结起来的时候，像这种揭人之病的东西不该发表，但我以为愈是要团结，愈应该把文坛的黑幕揭开，使一些充分表示着bur⑦性格的人们，知有所惧，而后团结才会巩固。”事情闹到这个份上，似乎演变成了年轻的左翼作家之群与把持着文坛的为统治阶级帮忙帮闲的走狗文人集团之间的严肃斗争。
文坛有派别、有分歧、有矛盾，甚至有斗争，这原本是自然而且正常的事，只要那矛盾和斗争是严肃的是非之争而非发泄私怨，则论争双方都足以让人敬重。就此而言，王誌之对沈从文的攻击就难说是严肃的了，因为究其实他的所作所为只是泄私愤而已。从王誌之的言行来看，他其实并没有什么非要坚持的政治和文学的严正立场，一切只是混碗饭吃，所以凡事只看对自己有利与否。不错，当王誌之走上文坛之初，曾经追随过新兴的左翼文学思潮——他是北平“左联”成员，与鲁迅有些通讯联系——学会了一些阶级分析和文化斗争的方法，但在创作和理论上都无独到贡献，生活甚且难以维持，于是便转而向自由主义的京派文学阵地投稿，求援于沈从文、萧乾。为此王誌之不惜谦卑请托走门路，而一旦所求不遂，便前恭而后倨，将一腔私愤发向沈从文，其立论又回到对自己有利的左翼批判立场，其方法则是将一己的私愤变换为堂皇的公仇，夸张地把自己投稿失败的小事情渲染为所谓为统治阶级帮忙帮闲的走狗文人集团沈从文帮派势力如何压制左翼文学青年的大“事件”。如此行事，连王誌之自己也觉得难免“假公济私”之讥，所以他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篇私人的旧账，说起来，有人认为太无聊，我自己也觉得没有发表的必要”，并且连他自己也坦白“我过去为了骗稿费也放了些屁，假如这样也被称为‘家’，则阿猫阿狗也无往而不‘家’了！”王誌之的“骂”显然继承和发扬了一些歪斜的左翼文人之“辱骂与恐吓”的传统，并且有意效法鲁迅笔法。如“假如我要向你‘承认错误’呢，哎呀，你又不愿意。啊哟，怎么才好呢？总而言之，只有悔之晚矣了！……”就显然是在模仿鲁迅嘲讽陈西滢、章士钊及顾颉刚等人的口吻，⑧可是他“画虎不成反类犬”。因为鲁迅的“骂”乃是为了公仇和社会正义，他从不为泄私愤而骂，并且鲁迅坚决反对把人身攻击、流氓口吻的“辱骂与恐吓”带入文坛论争和文化斗争之中。而王誌之只学到鲁迅杂文文字的表面刻毒来达成其假公济私、公报私仇之目的，他的所作所为正是鲁迅认为应该首先扫荡的“恶劣的倾向”。
究其实，像王誌之这样自以为投身革命的左翼文人，不过是投机革命的“革命小贩”和利用左翼的“流氓左派”而已。这样的人，在30年代文坛上为数不少，成了一个值得研究的典型现象。对此，鲁迅曾经有过深刻而且痛切的分析：“在左联结成的前后，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飘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这衣钵流传不绝”，⑨并一针见血地指斥他们“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⑩而其最恶劣处即是“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所以摆出一副唯我独革的“革命总管”而其实是“奴隶总管”的架势，肆无忌惮地攻击、诬陷那些不听他们指挥或者让他们觉得不自在的人。被攻击、被诬陷者若答理他们，则“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的”——对国家、民族、革命和文学都有害，而攻击者反会因此获利，因为那正好让他们“可作为‘文章’，取点稿费，靠此为生”。(11)当时的这类带着流氓气、行帮气的左派文人之典型，便是打着“国防文学”旗帜来声讨鲁迅兼以诬陷巴金、黄源、胡风等人的徐懋庸。所以鲁迅曾以徐懋庸的攻击函为例，恳切地告诫巴金、黄源、胡风等：“因为这信中有攻击他们的话，就也报答以牙眼，那恰中了他的诡计。……我们决不要把笔锋去专对几个个人，‘先安内而后攘外’，不是我们的办法。”(12)王誌之可说是“流氓左派”的另一个典型，只是“名气”比徐懋庸小多了，加上文献湮没，知之者更少，故略作介绍如上。而令人尊敬的是，尽管王誌之对沈从文的攻击持续了半年多，从私信发展到公开漫骂，不但无聊而且无耻，但被攻击的沈从文却严守沉默，不予置辩，采取了近似于鲁迅所主张的态度。
顺便说一下，所谓30年代文坛上的“恶劣的倾向”，在我看来至少有两种：一种即是沈从文曾经批评过的海派“商业竞卖作风”，另一种便是鲁迅所谓“心术的不正当”(13)的一些左翼文人的流氓行帮作风。文坛的流品不齐，原本是难免的事，而“流氓左派”的玷污左派、败坏文坛，则尤其不可不察，因为即使严肃的作家——不管他们是严肃的左翼作家还是严肃的自由主义作家——也生活和工作在他们所制造的“恶劣的倾向”的环境与语境中，那就难免受到一些消极影响了。即如晚年鲁迅心情之糟糕，30年代沈从文、老舍对左翼的反感，其实都与一些“流氓左派”的行事作风有关。对这些事实，治文学史的人应该注意，更应该有所分析，而切忌把“流氓左派”就当成真正的左派，切忌把一些严肃作家对“流氓左派”的反感完全等同于对整个左翼文学的合理评判——倘若那样，则会造成双重的遮蔽和误解。
与《复王誌之函》所应对的“流氓左派”不同，《给小莹的信》要回答的是一个老友的女儿，一个天真的中学生的问候，所以沈从文的复信写得亲切生动，趣味盎然，其中关于战时西南联大诸教授们艰苦守望而且“苦中作乐”的性情趣味，固然令读者如见其人、如在目前，而沈从文殷切的家国情怀和寂寞的个人心境也不难体会，所以在此也就无须解释了。
需要解释的是另外一个问题：除了显而易见的外部压力，40年代的沈从文自己究竟有哪些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难以突破的限制，以致使他在其最为擅长的乡土叙事上既无法作出新的突破也难以重复昔日的辉煌，而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困境？把辑录在此的其他几篇佚文及废邮与他的相关文字联系起来校读，那就多少可以看出问题的一些眉目来。
三 沈从文的“常”与“变”：《〈七色魔［魇］〉题记》的讯息
《〈七色魔［魇］〉题记》（以下称《〈七色魇〉题记》）原载1944年11月1日昆明出版的《自由论坛》周刊第3卷第3期，由于《七色魇》未能按预期完整出版，而揭载《〈七色魇〉题记》的《自由论坛》乃是昆明的一份小周刊，当时即流传不广，战后也存留无多，所以这篇题记也便湮没不闻了。按，在1944年1月1日出版的《自由论坛》第2卷第1期上还发表过沈从文的另一篇文章《一种新的文学观》，该文后来又重刊于1946年9月1日出版的《文潮》第1卷第5期，《全集》虽然收录了这篇文章，但依据的是《文潮》本。据此估计，《全集》的编者可能没有注意到《自由论坛》，否则，发表于同一刊物上的这篇题记就不会被遗漏了。此外，1992年岳麓书社版和2005年江苏教育出版社版的《七色魇》集也都失收了这篇题记。
在《〈七色魇〉题记》中，沈从文披露了不少重要讯息。
有些讯息是关于《七色魇》本身的，如《七色魇》的创作、结集、题名和文体。按，《七色魇》包括七篇作品，即《水云》、《绿魇》、《黑魇》、《白魇》、《赤魇》、《青色魇》、《橙魇》七篇，因为各篇篇名多带“魇”字，故总名《七色魇》。最早的一篇《水云》1943年1月就在刊物上发表了，在1944年1月和8月又发表了《绿魇》、《黑魇》，其余各篇后来也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有的篇章如《赤魇》和《橙魇》又分别演化成小说《雪晴》和《凤子》的一部分。这是后话。据《〈七色魇〉题记》，到1944年双十节，上述七篇作品均已完成，作者并将它们编为一集，题为《七色魇》，自称是“一九四四年完成的一个集子”，但《七色魇》集显然没有能够及时出版；抗战胜利后，上海出版公司发布的一则出版广告，又列入了沈从文的一部集子《魇》，(14)那极有可能是《七色魇》集的改名。准此，则《全集》编者断言“1949年初，作者曾以《七色魇集》为书名，编成一作品集”，所说编辑时间和题名都不甚准确。关于《七色魇》的文体，作者在这篇题记中自谓：“说它是小说，实缺少小说所必需的中心故事。说它是散文，又缺少散文叙事论世的一致性。就使用文字范围看来，完全近于抒情诗，一种人生观照，将经验与联想混揉，透过热情的兴奋和理性的爬梳，因而写成的。就调处人事景物场面看来，又不如说是和戏剧摘要相近，尤其是和那个‘错综现实与过去，部分与全体’的电影剧本相近。”并强调说“对于文体的分类我并不发生兴趣。我正企图突过习惯上的拘束，有所实验。这个集字［子］的各个篇章，可说是这种实验的第一次成果。”这意味着《七色魇》乃是作者的跨文体实验的结晶。不待说，像沈从文这样一个业已成名而且成熟的作家，却在其乡土抒情叙事写得驾轻就熟之际，如此自觉地避熟就生，转而从事一种新的艺术实验，这是颇为难能可贵的。自然，既是实验，也就未必笃定的成功。这且不谈——不论人们怎样看待这些作品的文体实验及其得失，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作者确曾将这七篇作品视为同一实验的结晶而编为一集，所以在收入《全集》时，其实是应该按照梁启超所谓“原书篇第有可整理者，极力整理，求还其本来面目”(15)的原则，尽可能遵循作者的原意，将这七篇作品收集在一起为好。《全集》的编者既已知道作者有《七色魇》集之编，却还是把这七篇作品分拆为两部分，分别收入散文和小说集中，这种处理是不大妥当的。
不过，《〈七色魇〉题记》最重要的讯息却与《七色魇》无关。事实上，在这篇题记中沈从文用了更大的篇幅来剖白其整个思想和创作的“常”与“变”。所谓“常”的一面是再次强调了其反政治功利主义的创作态度、用文学来重铸民族感情的创作旨趣，及其既自谦而又自傲的“农民的保守性”，这些都是沈从文一以贯之且为人所周知的东西。所谓“变”的一面是沈从文在其中充分而且明确地表达了他对其乡土小说的反省和中国农民问题实际的再认识，较之过去，这些反省和再认识确实有很大的进展，所以特别值得注意和重视。
说来有趣的是，促动沈从文做出反省和再认识的触媒，乃是1944年夏天大后方文坛上庆祝“某某先生”创作二十周年的活动，其中西南联大国文系主任罗莘田（罗常培）关于那位作家的讲演短文里的几句话，尤其引起了沈从文的敏感，甚至成了他这篇题记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据沈从文在题记中所述，他1944年10月前的大半年都住在昆明郊外的乡下，埋头读书写作，偶尔进城一次，却发现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的名字“被人派到为某某先生庆祝写作二十年消息上，登载出来了”。这“某某先生”是谁，沈从文故意按下不表，或许当时的读者不难猜出，今天的我们却需要一点考证。好在到1944年从事创作正好二十年并且举办了庆祝活动的，不会有许多人，而有一位作家恰好符合这两项条件，他就是老舍。查1944年4月16日昆明文艺界曾经举行茶会，纪念老舍从事创作二十周年，4月18日陪都重庆文艺界人士为纪念老舍从事创作二十周年，也曾举行茶会祝贺。这些消息在当时重庆的《新华日报》和昆明的《扫荡报》等媒体上都有报道，还有多篇祝贺诗文发表。让沈从文敏感的，正是昆明那次庆祝活动的主席罗莘田“还有一篇演说文章发表，说到有个什么贩卖乡土神话的作家，想打倒他的老朋友，老朋友那么活跃，那里打得倒！”按，沈从文所说罗莘田的“演讲文章”，应即是《我与老舍——为老舍创作二十周年》一文，该文就发表在1944年4月19日的昆明《扫荡报》副刊上。由于沈从文蛰居乡下，没有及时看到这篇文章，直到他写这篇题记的“两个月以前，有一次进城时”经人提醒，才注意到罗莘田的文章，其时大约在1944年8月，已是那次纪念活动和罗莘田文章发表的数月之后了。沈从文所引述的那几句话只是大意，原话在《我与老舍——为老舍创作二十周年》中是这样说的——
假如，让我这三十多年的老友说几句话，那么，老舍自有他“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地方，既不是靠着卖乡土神话成名的作家所能打倒，也不是反对他到昆明讲演的学者所能诋諆。然而，我们却不能不希望他有更伟大的成就以塞悠悠之口。(16)
虽然罗莘田所谓“靠着卖乡土神话成名的作家”并未指名道姓，但沈从文显然认为那影射的就是他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如此对号入座并非多疑的误认。因为他不仅是30年代以来新文坛上最著名的乡土小说家，而且他的乡土小说也确是以对湘西农村自然美、人性美的理想化抒叙著称的，这给他赢得了大量读者和诸多好评，也招致过不少批评和非议，誉之者赞为尽善尽美的田园牧歌，而批评者则恰恰认为那些田园牧歌掩盖了中国农村社会落后、黑暗和矛盾的真相，其如诗如画的抒写误导了读者对乡村社会现实的认知。
按照近年学术界的流行说法，当年对沈从文乡土小说的批评主要来自意识形态化的左翼批评，这诚然但也不尽然。罗莘田就是正宗的京派学者而非左翼人士，可他的批评口气是相当重的。并且，在罗莘田之前，一些非左翼的京派批评家和京派学人已有类似的批评，只是口气委婉含蓄一些，所以常常被研究者们忽视了。例如，李健吾在1937年就把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与芦焚刚问世的乡土小说集《里门拾记》进行了比较评价，他虽然肯认“沈从文和芦焚先生都从事于织绘。他们明了文章的效果，他们用心追求表现的美好”等共同点，但重点实在二人差异的辨析，以为“沈从文先生做得那样轻轻松松，……他卖了老大的力气，修下了一条绿荫扶疏的大道，走路的人不会想起下面原本是坎坷的崎岖。我有时奇怪沈从文先生在做什么。……沈从文先生的底子是一个诗人。”而芦焚的《里门拾记》则在不无诗意的抒情笔墨之下表达了几乎完全相反的乡土中国性相，令人感到那个乡里村落世界的“一切只是一种不谐和的拼凑：自然的美好，人事的丑陋”，以至于李健吾如此感叹：“读完了之后，一个像我这样的城市人，觉得仿佛上了当，跌进一个大泥坑，没有法子举步。……这像一场噩梦。但是这不是梦，老天爷！这是活脱脱的现实，那样真实。”所以李健吾比较的结论是：“芦焚先生和沈从文的碰头是偶然的。如若他们有一时会在一起碰头，碰头之后却会分手，各自南辕北辙，不相谋面的。”(17)尽管李健吾的话圆润周到，似乎不加轩轾，但其实暗含着褒贬：比起芦焚的作品来，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如诗如梦，美轮美奂，但不真实，对读者不无误导。这和罗莘田的批评——“靠着卖乡土神话成名”——差不多是一个意思，只是罗莘田说得更不客气。顺便说一句，罗莘田所谓老舍“不是靠着卖乡土神话成名的作家所能打倒”云云，似乎也暗示沈从文对老舍有所批评。这话也并非空穴来风，只要翻翻沈从文关于抗战“文艺运动”的诸多批评，时常隐然把老舍视为他所反对的“从政”的空头文学家之典型（另一个常被沈从文暗讽的“从政”者是郭沫若），并不体谅老舍在重重困难中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苦心和劳绩。这在老舍的老友罗莘田看来，当然是不公平的，所以他在为老舍鸣不平之余，也特意鼓励老舍加强创作“以塞悠悠之口”。老舍在40年代后期之专注于《四世同堂》等长篇小说的写作，可能与所谓“悠悠之口”的讥刺及罗莘田的激励有关。
当然，罗莘田所谓“靠着卖乡土神话成名”的讥刺也深深地刺激了沈从文。事实上，正因为罗莘田的批评那么重而又在那样一个场合说出，加上他的联大国文系主任的身份，沈从文就不能不正视、不能不做出回应，这回应就成了《〈七色魇〉题记》借题发挥的主要内容。
沈从文的回应自然难免有一些反唇相讥之词，但更多的是严肃的文学反思和社会思考。就文学的反思来看，沈从文一方面继续讥嘲一些人“滥用作家名分作政客活动，或用社会方式支持作家地位”，继续指责“文学思想受近代政治功利主义的影响，使一切作者与作品，附属于一种政策，成为宣传点缀物的趋势”；但另一方面，当他说“某某作家”之所以“贩卖点‘乡土神话’，也许只是因为所见到的‘身边神话’，实充满了乡愿委琐油滑气息，同时他又已经学得忠恕待人，不好意思要身边人物在他笔下受难，倒并非不能画虫画鬼的”，这实际上是承认他过去的乡土小说确有“贩卖点‘乡土神话’”之嫌；并且当沈从文分辩说“党派帮伙的包庇性，与文学的求真标准，实两件事情”的时候，他其实还是肯认了“文学的求真标准”的正当性。承认和肯认这两点，在沈从文是颇不容易的。如所周知，1936年沈从文在其《从文小说习作选》的序言中，曾针对人们说他的乡土小说如《边城》“美而不真”，而颇为振振有辞地反驳说——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文字少，故事又简单，批评它也方便，只看他表现得对不对，合理不合理；若处置题材表现人物一切都无问题，那么，这种世界虽消灭了，自然还能够生存在我那故事中。这种世界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18)
次年，沈从文又在一篇带有自叙传色彩的小说中让男主人公——一位小说家——宣称：“美是不固定无界限的名词，凡事凡物对一个人能够激起情绪引起惊讶感到舒服就是美。”(19)上述两段话大体上代表了沈从文30年代的小说美学观念，因为它强调为了美感可以不在乎真实、可以回避苦难，所以不妨简称之为“愉快的抒情美学”。应该说，正是坚持这样一种美学信念，那时的沈从文深深地沉浸在他所构建的田园牧歌和人性颂歌中，像《丈夫》那样的关涉农民卑屈生活与悲惨命运的作品不过偶一为之，愉快抒情的他对左翼及其他批评家所要求的“生活的真实”和“文学的写实”是不屑一顾的。而现在，沈从文终于承认了自己的乡土小说确有点贩卖“乡土神话”之嫌，并进而肯认了“文学的求真标准”。这种反省表明沈从文对自己既往小说创作和文学观念的不足有所认识，从而也就暗含着新变的可能。
正是循此而进，沈从文在《〈七色魇〉题记》中进而对中国的社会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反思，尤其对农民的悲惨命运问题及其根源，有了更为接近真实的认识。在此时的沈从文眼中，农民不再是在充满自然美、人性美的田园中和谐生活的一群，他们的悲惨命运，也不再是什么不可琢磨的命运使然，而是各层统治者剥削、压榨的结果。深感痛愤的沈从文因此反复表白说：“对于这个多数（“多数”指农民—引者）的重新认识与说明，在当前就是一个切要问题。一个作家一支笔若能忠于土地，忠于人，忠于个人对这两者的真实感印，这支笔如何使用，自不待理论家来指点，也会有以自见的。”“一个有良心的作家，更不能不提出这个问题：关心老百姓决不能再是一句空话。”沈从文的这些表白，事实上宣告了他结束其“乡土神话”式的乡土叙事和“情感错综”的心理叙事试验如《七色魇》之类，而决心开始一种更注重揭示农民苦难现实境遇的新乡土叙事之路。这无疑是一个值得赞赏的新变。当然，这种转念并不意味着沈从文对其过去的乡土叙事的彻底否定，而是他自觉到自己过去那些过于理想化的乡土叙事毕竟遮蔽了农村社会的阴暗面和农民命运的悲惨真实之后，所做的自我修正。再往前回溯，早在1934年写出美丽的杰作《边城》时，沈从文就有过朴素的意识：“我并不即此而止，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原来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他们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变成了如何穷困与懒惰！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20)可惜这“朴素的叙述”迟迟未见，直到1938年创作《长河》时才有所变化，不再是单纯的田园牧歌了，只是变化还不那么自觉。就此而言，应该感谢罗常培的那句批评——“靠着卖乡土神话成名的作家”，话虽然难听了些，却格外有力地促成了沈从文的反省和改变。的确，即使为沈从文计，愉快的抒情再美也已经足够了，该有点变化了。
四 “寄语上官碧，可忧下民红”：“乡下人”的经验与“自由派”的立场之窘困
按说，从写作《〈七色魇〉题记》的1944年10月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10月，沈从文应有足够的时间如他所宣告的那样在乡土叙事上贡献出“有以自见”的创新，但事实是他在这期间的创作，除了寥寥数篇啰啰嗦嗦、了无新意的乡村传奇与抒情之作外，并无真正进展，后来甚至重新为其既往的田园牧歌式的乡土叙事辩护，给人原地踏步、欲进反退之感。
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辑录在此的另外两篇沈从文佚文及其他相关文字，或多或少地表达了一些耐人寻味的讯息。《新废邮存底·四十二·经验不同隔绝了理解》和《两般现象一个问题》也是《沈从文全集》失收的两篇佚文，它们分别发表在1947年2月15日出版的《人民世纪》第1卷第8期和同年3月1日出版的《人民世纪》第1卷第9期上。顺便说一句，这份《人民世纪》周刊是在天津出版的；而在此前的1946年，上海也有一份《人民世纪》周刊出版。前一种《人民世纪》的撰稿人是京津的文人学者，大多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后一种《人民世纪》的撰稿人是上海的文人学者，多是中间偏左的知识分子。在40年代后期差不多同时，一南一北出现了两份同名为《人民世纪》的刊物，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言论诉著于“人民”，可见“人民革命”的大势所趋，真是形势比人强；然而如此不约而同的以“人民”相号召，并不一定意味着两刊论者“英雄所见略同”，实际上倒可能是南辕北辙的。
这种“似而不同”尤其表现在对占中国“人民”大多数的农民问题的理解上。如所周知，这其实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属下的左翼作家等知识分子最关心的问题，并且他们多年来一直在为此而艰苦奋斗着；而从《〈七色魇〉题记》来看，40年代中期的沈从文终于突破了他以往的“美与善”的静观，而看到了中国农民的现实处境及其悲苦命运的根源，并且深切地体认到如何解决这个“大多数”的问题，对重建“民族”和“国家”至关重要。可是，这个难得的“所见略同”在看似接近的表象之下，却包含着巨大到不可通融的分歧。那分歧，既可能源于沈从文所谓双方“经验不同隔绝了理解”，更可能由于二者立场的不同而难以沟通。
立场的分歧，影响到的将不仅是“看法”，而且关系到“办法”。沈从文正确地看到国民党及其所代表的各层统治者是“没办法的”，因为他们是靠剥削农民而生存的既得利益者，正是问题的根源；他也敏感到共产党是“有办法的”，但共产党的那种阶级斗争的“革命”办法，又是他所自认的“农民的保守性”和他未明言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保守性”所无论如何也不赞成的。事实上，早在1944年沈从文就开始担心国共双方因此而产生的冲突，抗战胜利后果然内战再度爆发，沈从文对国民党的统治固然失望以至绝望，而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更感不解而且恐惧。所以，他对内战的两派——保守腐败的国民党和激进革命的共产党，都持反对态度，在40年代后期的不少杂文中对内战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以为“任何民族，决无将人民用饥饿与杀戮两种方式加以收拾，剩下一群有钱有势伟人，而能立足于世界也”。(21)但相比较而言，沈从文更惧怕也更反对革命。这一点往往被当今的研究者有意无意地掩饰掉了，那当然是出于维护沈从文清白无瑕的好意。因为那样一来，沈从文自40年代后期以来思想上日益加重的痛苦、心理上愈来愈严重的恐惧，以及创作上的欲进还退直至搁笔不作，就只有一个解释——来自“主流”即共产党和左翼文人无端的政治迫害。这种在目前很流行的解释当然不无道理，但它只注意到了革命的政治及其文化人对沈从文的不理解和批判，却完全无视沈从文对革命的不理解以至反对，并且对沈从文“农民”概念不加分析，仿佛那就代表了广大的下层农民的利益和要求，其结果是在我们的文学史叙述中又多了一个可以大加声讨的大冤案，却无助于解释40、50年代中国社会大变动之交政治与文学的复杂互动关系。
事实是，这种互动在40年代后期的沈从文那里有颇富意味的表现。如上所述，就在1947年2月15日出版的《人民世纪》第1卷第8期上，沈从文发表了他的《新废邮存底·四十二·经验不同隔绝了理解》，重新肯定了他过去的乡土叙事和农民的善良，并抱怨别人因为“经验不同”不能理解他过去的乡土叙事作品。而在紧接着的第1卷第9期《人民世纪》上沈从文又发表了杂文《两般现象一个问题》，重新揭出了“国家重造，应从‘人’的重造开始”的救国救民之道。这一信一文对他1944年曾经痛心疾首的农民“卑屈”与“悲惨”的命运问题，都不再提了。可恰巧就在此时而且就在沈从文的朋友中间，却有人忧心忡忡地拿“下民”的悲惨命运及其有可能走向革命的问题来询问沈从文。提问的是一个署名“友松”(22)的人，他在第1卷第9期《人民世纪》所载沈从文文章的同一页之下半栏上发表了一首纪行的古体诗《述行踪——孟实从文》，该诗写于1947年2月7日天津旅次，表达了作者“萧萧出燕市”之后一路看到“道旁多新鬼，驿舍有废墟”的观感，而后出现了这样两句：“寄语上官碧，可忧下民红？”如所周知，“上官碧”乃是沈从文的笔名，“友松”亦夹注说明是“从文笔名”。联系那个“人民革命”的历史语境，说“下民红”之“红”隐喻着“革命”，大概不算牵强的解释吧。尽管此时的“国军”仍然占据军事上的优势，而《人民世纪》的主编张才中在同期发表的打头文章仍然题为《请珍重自己的历史吧！——今日国是仍期待国民党的努力》，但“友松”却没有张才中那么乐观，他“萧萧出燕市”，从民不聊生的现实中敏感到“下民红”的危险，充满忧虑地写诗询问常以“乡下人”自居的上官碧即沈从文：“可忧下民红？”这一问可谓意味深长——“友松”所谓“忧”其实兼有“忧”与“惧”的双重意味。
然则沈从文究竟忧也不忧？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沈从文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自然有忧惧而且表示反对，见于他40年代后期的多篇文章，这是无须讳言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对“下民”和农民，沈从文则是有忧有不忧、前忧后不忧。这需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如前所述，他1944年在《〈七色魇〉题记》里确曾深为忧愤地指斥：“近三十年来，这个‘多数’的农民，在中国这么一大片土地上，活得如何卑屈，死得如何悲惨，有一个人能注意到没有？”并且正是有激于此，他曾经发愿说自己的笔将会对此“有以自见”。然而，沈从文的这种忧愤似乎并没有保持下来、发挥出来。从他当时和此后所写的乡土题材的小说和散文来看，农民的生活看来并不错而且相当安稳。例如就在他的《七色魇》之一的《赤魇》里，写一个来自昆明的大学教授“我”（这个“我”显然带有沈从文的身影）来到呈贡县乡下找房子，很幸运的是“我”不仅找到了一所好房子，而且还摊上了一个好环境和好房东，于是作者情不自禁地抒情道——
房子好，环境好，更难得的是也许还是这个主人。一个本世纪行将消失、前一世纪的正直农民范本。
从下文的叙述，我们知道这个“农民”好生了得，他的房子建设了整整十二年，不但庞大坚实，非比寻常，而且雕花石鼓，富丽堂皇，全呈贡县里数第一！至于能够造起这样一所大房子的那个农民如何正直，作者没有描写，读者自然难得其详。而查有关资料，沈从文1939年5月11日曾经为了寻租房子而来到呈贡县杨家大院，“杨家大院为当地一大盐商所有，建筑很是讲究。后来沈从文一家即住在前楼两间正房里，从房中可把附近滇池和西山的风光尽收眼底。杨家大院背靠一片山坡，沈从文闲暇时常躺在草地上看浮云变化，思索人生，……”(23)这或许就是《赤魇》里那个“正直农民范本”的家之范本吧。这样一个大盐商的家院和家业，大概是《边城》里的船总父子所无法比拟的，不过，在沈从文的家乡也不能说没有近似的，例如芷江县的熊公馆就未必逊色多少。所谓“熊公馆”乃前清进士、民初国务总理熊希龄（字秉三）在芷江县的老家，如所周知，1947年末沈从文曾为此写过一篇散文《芷江县的熊公馆》，那正是“友松”问他“可忧下民红”之后。其时熊希龄已经去世十年，身后不免寥落，然而纵使如此，老瘦的骆驼比马大，其老家仍然架子未倒，俨然《红楼梦》中的荣宁二府一般。沈从文在文中虽然称熊家为“地主人家”，但他的“地主”并不是一个阶级分析的概念，在他这个“乡下人”眼里，地主和佃户都是农民，只不过一有田，一无田而已，而这种关系只要出以正直善良、为人忠恕淳厚，加上乐天知命，那就不会造成彼此的矛盾；所以他的这篇散文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一边描绘着熊公馆的阔大风雅，一边表现着主人的老母等如何忠厚宽和，始终营造出一种尊卑有序而又主仆一家的和谐关系。作者不厌其烦表现的尤其是后一点——
两侧长廊檐楹下，挂着无数腊鱼风鸡咸肉。当地规矩，佃户每年照例都要按收成送给地主一点田中附产物，此外野鸡、鹌鹑、时新瓜果，也会按时令送到，有三五百租的地主人家，吃来吃去可吃大半年的。老太太心慈，照老辈礼尚往来方式，凡遇佃户来时，必回送一点糖食，一些旧衣旧料，以及一点应用药茶，总不亏人。老太太离开家乡上北京后，七太太管家，还是凡事照例。所以这种礼物已转成一种负担，还常得写信到北京去买药。第三进房子算正屋，敬神祭祖亲友庆吊礼节全在这里。除堂屋外有大房五间，偏房四间，归秉三先生幼弟七老爷住。七老爷为人忠恕淳厚，乐天知命，为侍奉老太太不肯离开身边，竞辞去了第一届国会议员。可是熊老太太和几个孙儿女亲戚，随后都接过北京去了，七老爷就和体弱吃素的七太太，及两个小儿女，在家中纳福。在当地绅士中作领袖，专为同乡大小地主抵抗过路军队的额外摊派（这个地方原来从民三以后，就成为内战部队移动来往必经之路，直到抗战时期才变一变地位，人民是在摊派捐款中活下来的）。遇年成饥荒时，即用老太太名分，捐出大量谷米拯饥。加以勤俭治生，自奉极薄，待下复忠厚宽和，所以人缘甚好。凡事用老太太名分，守老太太作风，尤为地方称道。第三院在后边，空地相当大，是土地，有几间堆柴炭用房屋，还有一个中等仓库。仓库分成两部分：一储粮食，一贮杂物；杂物部分顶有趣味，其中关于外来礼物，似乎应有尽有，记得有一次参加清理时，曾发现过金华的火腿，广东的鸭肝香肠，美国的牛奶，山西汾酒，日本小泥人，云南冬虫草，……一共约百十种均不相同。还有毛毛胡胡的熊掌，干不牢焦的什么玩意儿。
这颇有点现代荣国府的气息，然而饶是曹雪芹笔下有情，他在《红楼梦》里也用乌进孝收租、刘姥姥进大观园等情节略加平衡并寓反讽，而沈从文对“芷江县的熊公馆”主人们富而有仁几乎可说是津津乐道、备极推崇。自然，沈从文是为一位去世的乡前辈写纪念文章，按所谓“归美逝者”的惯例，多所美言是可以理解的，但即是如此，把一位在现代政治上并无什么建树的旧官僚兼大地主及其家人美化到如此程度，也殊为少见——这样的文章纵使在古代也难免美而近谀之讥的。而倘使沈从文对“熊公馆”主人忠厚宽和及由此形成的尊卑有序、主仆一家的和谐关系之描写是由衷之言，那更提醒人们对他一贯表白的“乡下人”身份和“农民的保守性”，还是应该有所分析，而不要一味听任愉快的美感，想当然把他理解成“下民”的代言人。沈从文未必意识到，但事实上出身于军官世家的他原本就不是个单纯的下层“乡下人”，而他所谓的“农民”在不少时候乃是“地主”，当然是他想象中的正直善良、仁义待下的“地主”。由于这种特别的“乡下人”情结在沈从文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致他一下笔就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此所以沈从文40年代中后期以来所写的一些关于湘西的“乡村传奇”或乡土抒情之作，仍然承续着他的湘西小说的一贯旨趣，其笔下的人物无论是“上民”还是“下民”，无不随性任命或随情任性地生活着，既有诗性又有传奇性，而惟独少见所谓“卑曲”与“悲惨”及因此而应有的造反的“蛮性”。是啊，既然一切看来都是一个和谐社会，沈从文又何忧之有？
然则包括“下民”在内的农民当真是生活在那么一个和谐社会么？那其实是未必的。仍以沈从文的家乡湘西为例吧，差不多同时的另一位作家就提供了几乎完全不同的观感——
正和许多旅行者常有的怀抱一样，我希望在旅途中遇到甚么人生的奇迹，甚至于带了一本新出的歌集，准备在被土匪捉了的时候，请他们不加杀害，我教他们唱歌。但在实际生活中，平凡往往多于奇异。我没有听到不平常的事，只看见了豪绅地主掌权的地方惯有的人民大众的愁苦。
这里所说的人民大众，包括着汉苗。湘西永绥、乾城和凤凰一带，是汉苗杂居的地域。……
……
在乾城、子坪和得胜营，我都遇到了场期（“场期”指赶集的日子——引者），但没有看见苗女的盛装，也没有听到男女之间优雅的情歌。朋友告诉我，近年因为时世不宁，苗女的盛装不常见了。几斤重的富豪们的银饰，大都埋藏在地下。好的衣服也都收着不穿了。苗歌也不常唱，生活太艰难，唱的和听的，都没有心情。
自然嘉惠于湘西人民的恩泽，非常的微薄。湘西和贵州一样，不毛的山岭，多于肥美的平地，“地无三尺平”，是描写这里的恰当的成语。苗民和汉民的贫民，终年吃不到大米和小麦。……刻苦的人家，酸菜都不吃，只啣一小块盐巴，就这样咽饭。
和人民生活的简陋相对照，政府的捐税却非常的繁复。豪绅地主的官儿们，对于捐税名目的创造，很有天才，想象力非常的丰富。湘西的杂税，不下几十种。……
除了缴纳苛杂外，农民还有屯租的重负。到了民国，因为苗民久不反抗，屯田制度废弛了。那些屯田，由湖南省当局分给苗民耕种，收取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田租。农民总是旧欠未清，杂租又起。“八一三”事变以前，苗民不堪其苦，作过一次大规模的抗屯运动。这次运动被奸人所卖，又失败了。苗民依然在苛杂和屯租双重的轭下，悲愁的过活。下面是一首叙述屯租之苦的苗歌：
朝荷锄，夕荷锄，年年月月欠屯租，
男耕田，女耕田，子子孙孙欠饷钱。
一年到头替人锄，苗家没有一块土，
终生劳碌替人耕，苗家没有地安身。
……
湘西的浓雾，笼罩着群山，也笼罩了群山之间这些人间的悲惨和黑暗。
湘西，你到什么时候，才能看得见大阳？
高山哪有长长雾？
云雾收了见太阳。
在夜晚，在所里一间小房子里，老石有些忧愁，却也不无信赖的唱着这个他所爱唱的苗歌。(24)
这篇文章发表在40年代的延安刊物上，作者署名“立波”，应即沈从文的湖南老乡周立波。把周立波对湘西的描写和沈从文笔下优美和谐的湘西相对照，显然是迥不相侔的两个世界。如此悬殊的差异，如果像沈从文所说的那样，只是由于各人“经验不同隔绝了理解”所致，那自然无话可说。可是对周立波所说的一切，沈从文是真的不知情吗？从《〈七色魇〉题记》中那些悲愤地为农民请命的话来看，沈从文其实是了解实情的，并因此曾发愿说自己的“这支笔如何使用，自不待理论家来指点，也会有以自见的”，这可见他也不是无动于衷。既然如此，沈从文后来的创作又为什么没有按照他已经肯认了的“文学的求真标准”去如实揭示农村社会的黑暗现实和农民的悲惨命运，反倒在40年代后期再次为其过去的那种“神话”般美丽的乡土叙事辩护，并且宣称“我们似乎需要‘人’来重新写作‘神话’”呢？(25)
这的确是一个耐人寻味而又并不费解的问题。耐人寻味，是因为沈从文逡巡不前、欲进还退的表现，显露出进退失据的窘相；并不费解，是因为把他的这种看似奇怪的表现放在他的思想实际中来看，原本就在情理之中。究其实，沈从文不是不知、不忧下民之苦，而是更忧“下民红”即怕他们起来闹革命。就此而言，他的“经验不同隔绝了理解”的自我辩解还不够中肯，因为与经验不同相关的，更有立场的不同。他之所以逡巡不前、欲进还退，即在于他虽然认识到了占中国人民大多数的农民的悲惨命运及其现实根源，但他随即就发现倘若他如实地去揭露和表现这一切，那必然会在客观上带来动摇现存社会秩序、呼应“人民革命”的效应，而动摇现存社会秩序乃是他的根深蒂固的“农民的保守性”所不能赞同的，“人民革命”则是他所秉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保守性”所深为忧虑而且难以接受的。所以，说了归齐，沈从文在激昂地为农民请命之后，却终于悄然放弃了激昂的诺言而未能在创作上“有以自见”，归根结底就是为此。
不待说，要沈从文去为革命而写作，那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但身为“乡下人”的他，大半生写了那么多讴歌乡村社会美丽的愉快抒情之作，而像《丈夫》那样揭示下民“活得如何卑屈，死得如何悲惨”的不愉快之作却写得那么少，这毕竟是有失平衡、过于单纯了。所以，沈从文后来曾经追悔莫及地在《丈夫》书影边上写下这样的题识：“我应当和这些人生命在一处，移植入人事复杂的大都市，当然毁碎于一种病的发展中。”“这应当是举例用最合长处一例。可惜不知善用所长，转成下坠，终沉覆于世故围困中。”(26)这些话虽然是沈从文在1949年初的那段特殊的精神状况下写的，但还是比较真实地表露了他的愧悔的心声。这也提醒我们，在继续欣赏沈从文优美的湘西抒情叙事的同时，对他的“乡下人”的经验与“自由派”的立场之限度，应该有所认识。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曾经强调——
在北京苦写了两年后，沈从文渐露头角，开始受到英美派胡适、徐志摩、陈源等人的注意。……表面看来，这一批英美派教授和学者跟这个连一句英文都不会说的“乡下人”实在没有甚么相同的地方。……他们对沈从文感兴趣的原因，不但因为他文笔流畅，最重要的还是他那种天生的保守性和对旧中国不移的信心。……胡适等人看中沈从文的，就是这种务实的保守性。他们觉得，这种保守主义跟他们所倡导的批判的自由主义，对当时激进的革命气氛，会发生拨乱反正的作用。他们对沈从文的信心没有白费，因为胡适后来致力于历史研究和政治活动，徐志摩一九三一年撞机身亡，陈源退隐文坛——只剩下了沈从文一个人，卓然独立，代表着艺术良心和知识分子不能淫不能屈的人格。(27)
而如所周知，1948年3月郭沫若也曾经把沈从文视为自由主义文人的首领，指斥他“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28)把夏志清和郭沫若的话两相对照，他们其实不约而同地指证了同样的事实，所不同的只是夏欲褒而郭欲贬而已。由于显然地心存褒贬，所以夏志清和郭沫若的话都难免夸大之嫌，然而所谓夸大仍然是对事实的夸大，并不意味着夏志清和郭沫若的话都是捕风捉影之谈。人们只要稍做耙梳即不难发现，沈从文对乡土中国之自然状态与礼俗传统之迷恋及其反对社会革命的自由主义立场之保守，确是不可讳言的事实，并且这一切在郭沫若的批判之前就多所表现了。不言而喻，要一个经验自足的人拓展其经验，是多么难为人的事，要一个有定见的人改变其立场，更是难上加难了，然则何必强人所难呢！所以应该承认，沈从文始终保持了自己的经验和立场，是并不足怪也不足责的事。当然，同样应该承认的事实是，革命——不管它后来出了什么问题，但在当年确已是民心之所向、中国之所需、大势之所趋，所以不但蒋介石无法阻止它，恐怕连最伟大的湖南人、沈从文的老乡毛泽东也无法使它停下来。对此，沈从文从其经验和立场出发表示难以理解、甚至表示反对，而郭沫若等革命文人不能理解沈从文的不理解、更反感于他以为民请命之名来反对革命，如此这般各是其是、互不理解、彼此冲撞的矛盾，正是那空前绝后的大革命时代必有的悲剧性冲突，所以它发生了是并不奇怪的——如果他们当年就能够相互理解、和谐共处，那倒是奇怪得让人难以理解了。
革命过后，沈从文坚决而且适时地转行搞文物研究了，直至终老，留给人们的则是一个似乎经久不息的憾问：假如沈从文仍然保守他的乡土经验并且仍然坚守他的自由主义立场，而时代又容许他比较自由的继续写作，他的乡土叙事或许还会有比《边城》更出色的收获吧？我知道，这个憾问乃是许多爱好和研究沈从文的人所共有的，我自己就是这样的爱好者之一，也曾经这样憾问过，所以也颇能理解大家如此憾问中所预设的答案和批判的意向之所指。然而，如今拜读新编的《全集》、重理过去的问题，却觉得即使时代容许沈从文那样做，他其实也很难给自己和读者一个满意的结果。因为，一则在真切明了农民“活得如何卑屈，死得如何悲惨”的现实之后，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委实难有好心情再去写些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牧歌了；二则即使沈从文有那份好心情，可要想重复写出如《边城》那样的田园牧歌杰作，也是不大可能的事。事实上，沈从文在40年代中后期也确曾“欲进还退”地试图重新写些关于乡土中国的美丽“神话”和“传奇”，但成就平平，了无起色。这也印证了一个老掉牙的文学原理——创作之所以为创作，就在于它不可重复，连作家自己也难以重复自己。
如此看来，夏志清的判断也有可补充的余地，那就是“乡下人”的经验和“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在显著地成就了沈从文的同时，也显然限制了沈从文的发展——从人生到创作皆然。就此而言，沈从文的转行委实有些“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意味，晚年的他就曾坦承“我的转业却是有益而不是什么损失”。(29)一个老人在其声名重振之际，却能如此明达其生命转折之得失，真令人肃然起敬。
2007年10月下旬草于西北师大旅次，2007年11月上旬补订于清华园寓所
注释：
①卞之琳：《我的“印诗小记”》，《我与文学》第145页，生活书店，1934年。
②沈从文：《〈群鸦集〉附记》，原载1931年5月出版的《创作月刊》创刊号，此据《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310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③同①。
④沈从文：《〈群鸦集〉附记》，此据《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310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⑤同上，第312～313页。
⑥沈从文：《论冯文炳》，《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148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⑦按，bur看似是英语等西语语词，其实可能是汉字拉丁化新文字，大概指的是“巴儿”狗。因为《北调》是一份带有左翼倾向的刊物，该刊从第2卷第1期开始开设了“中国语写法拉丁化及方言土话的研究”专栏，自第3卷第1期又分为“汉字之部”和Sin Wenzzh Bu（新文字之部），积极推动汉字Latinxua Yndung（拉丁化运动），自第3卷第6期又自标为“新文字·文艺·世界语综合月刊”，所以此处的bur很有可能是汉字拉丁化新文字。
⑧参阅《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例如《而已集》中的《通信》、《辞“大义”》等篇。
⑨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6卷第5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⑩同上书第529～530页。
(11)同上书第534页。
(12)同上书第528～529页。
(13)同上书第530页。
(14)这则广告刊登在施蛰存、周煦良主编的《活时代》半月刊创刊号上，1946年4月，上海出版公司。
(1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40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16)罗常培：《我与老舍——为老舍创作二十周年》，此据《中国人与中国文》第121页，开明书店，1945年。
(17)刘西渭（李健吾）：《读〈里门拾记〉》，《文学杂志》第1卷第2期，1937年6月1日出版。
(18)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全集》第9卷第5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19)沈从文：《主妇》，《沈从文全集》第358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20)沈从文：《〈边城〉题记》，《沈从文全集》第59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21)沈从文：《试谈艺术与文化——北评通讯之四》，《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389页。
(22)“友松”可能是曾为西南联大教授、北京大学教授的陈友松，他是湖北京山人，留美博士，教育学家，他在40年代经常同沈从文在同一报刊上发表文章，有些刊物就是沈从文编辑或参与编辑的。
(23)吴在勇：《沈从文年谱》第21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
(24)立波：《雾里的湘西》，载1940年4月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青年》第2卷第6期。
(25)沈从文：《北平的印象和感想》，《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286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26)沈从文：《题〈沈从文子集〉书内》，《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457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27)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65～166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
(28)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大众文艺丛刊》第1期《文艺的新方向》，香港，1948年3月1日。
(29)沈从文：《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386～389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