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辩证思维中把握思想解放的时代要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解放论文,思维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23；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638（2008）05－0001－05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这是党的十七大对解放思想恰如其分的历史定位和科学评价。在2008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又引用《诗经》中的“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如将不尽，与古为新”来强调思想解放永不停顿。然而，怎样才能使新一轮的思想解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真正成为我们行动的先导呢？本文拟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方法，在坚持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统一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积极探讨思想解放的时代要求，以求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
第一，必须把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文革”结束后，面对当时“两个凡是”造成的思想禁锢局面，邓小平同志振聋发聩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P144) 针对改革过程中的根深蒂固的“左”的思想，他特别强调：“‘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2](P375) 为此，他一而再地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大胆地试，大胆地闯。”[2](P372)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经历了三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每一次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是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的思想解放，拉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序幕；二是1992年“市场化改革姓社不姓资”的思想解放，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三是1997年“改制后的公有制姓公不姓私”的思想解放，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迈向21世纪。三次思想大解放使广大党员干部的精神状态已根本改变，大家敢说敢做，创新观念已日成时尚。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实践，最突出的一点就在于打开了人们思想解放的闸门。然而，对于如何创新，如何发展的问题，人们尚存在许多错误的认识。有些人认为解放思想就是胆子大一点，再大一点。有的人甚至认为，只要同过去通常的看法、已有的结论、常见的观点不一样，就是解放思想，就应该给予肯定。于是乎，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之风盛行，这无疑是对解放思想的一种误解。
究竟何谓解放思想？对此，邓小平同志有个经典的定义：“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1](P364) 从理论上来说，思想和实际、主观和客观不相符合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主观、思想保守，落后于客观实际；二是主观思想失去了客观根据，摆脱客观规律的控制，漫无目的地自由放飞。由此决定实事求是对解放思想有两种不同的要求：一是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思想跟上客观实际的变化发展；二是纠正盲目空想的主观主义，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使主体从超越时空的思想观念中解脱出来。换句话说，面对客观实际，主观思想的“过”与“不及”都必须纠正、突破。科学地把握解放思想的内涵，就必须全面地理解它的基本要求，如果只讲一个，那是片面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我们不能忘记，1958年搞“大跃进”时，也曾有过解放思想的口号，但当时是把“解放思想”与“破除迷信”连在一起，结果把许多符合客观实际与规律的东西也当作迷信加以批判，提出了不少带有空想色彩的口号和指标，造成浮夸成风，损失惨重。进入历史新时期，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口号，从一开始就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相统一，从而使解放思想扎扎实实地推进，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历史告诉我们，解放思想最本质的要求就是必须以实事求是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最大的实际。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要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宏伟目标，前进中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如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党的执政能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等等。因此，我们现在讲解放思想，就要勇敢地面对这种基本现实，使我们的理论、观点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客观实际相符合，并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这就要求我们在提倡解放思想时候，不仅要把人们的精神状态往“大胆”上引，更应该往科学精神上引。要求人们深入社会生活实际，调查研究，准确了解和把握社会矛盾，更加踏实更加深入地“求”是，“真正仔细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P364) 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防止把解放思想仅仅停留在原则要求、口号层面上的现象，真正以科学精神武装我们的头脑，提升我们解放思想的层次和水平。
第二，必须把坚持理论创新与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必须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精神，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灵魂，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一条规律。《共产党宣言》公开阐明：“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3](P291)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遵循着这条历史规律，不断破除陈腐观念，推进理论创新，因而才具有如此巨大威力和创造力。马克思主义政党也只有把不断解放思想，推进理论创新作为自己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武器，才能算得上是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2](P292)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发展又很不平衡的东方大国。在这样的国家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艰巨事业。这就迫切需要我们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勇于变革、勇于创新，大胆地根据中国的实际和世界潮流，探索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新道路，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这一点目前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然而，令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是，有的人往往把解放思想理解为从马克思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借机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甚至把四项基本原则渲染成一种思想束缚，譬喻为四根绳子，似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思想不解放的表现，声称抛弃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最大的思想解放。邓小平对这种观点早就进行了坚决的驳斥，他说：“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对立面去了。”[1](P279) 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一个事物的质是该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质和事物是直接同一的。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换句话说，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内在规定性，如果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的社会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就不是社会主义了。
四项基本原则是不是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让我们从历史和现实中去寻找答案。1978年以来，我们党实行的一系列大政方针政策，都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提出和实施的。正因此，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才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后。西方舆论和政治势力大肆鼓噪，他们就是看准了所谓的“民运”分子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从直接层面的原因来说，就是在改革中放弃“立国”原则的必然结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情况下谈论“解放思想”，其结果只能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使主观思想背离客观实际，这同解放思想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也就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1](P278)
坚持理论创新与四项基本原则的统一，还应该看到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也有一个不断充实和丰富的过程。邓小平就曾指出：“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1](P165) “但是这些原则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却都有新的意义，都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1](P180) 江泽民在2001年中央召开的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突出地强调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内涵和精神实质，深化了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七大又一次明确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古人说：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政治根本。面对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我们只有在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根据新时代新实践发展的要求，不断对其内容进行丰富、充实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棵参天大树才能够更加枝繁叶茂，长青不衰。
第三，必须把增强民主意识与增强执政党意识统一起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总结解放思想的历史经验，就必须要弄清楚思想解放的原动力何在？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曾给予科学的回答：“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动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4](P1350) 这就是说，亿万人民群众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打破思想僵化的最大动力，只有人民群众，才是推动思想解放的主体力量和原动力。基于这样一种科学认识，在30年前，他就明确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1](P144) “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怕的是鸦雀无声”。[1](P145) 这个说法，在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人们思想极端禁锢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巨大作用。解放思想，首先就要让人们敢讲真话，如果有好的意见不敢讲出来，对不好的东西不那么敢反对，何以解放思想，开动脑筋？
改革开放30年，是公民民主意识逐渐增强的30年，这一点从2008年“两会”代表对住房、医疗、上学、农民工待遇、食品安全、就业等问题的讨论和争议中就能得到充分体现。然而，毕竟“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比较多，民主传统比较少”，[1](P332) 再加上长期以来人们在理论认识上往往把民主只是当作工作方法，而忽视了民主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固有的属性，或者仅仅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用理论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掩饰实际生活中的民主政治缺陷。因此，为了继续推进新一轮思想解放，党的十七大用我们熟悉而平和的语言，明确地表达了我党进一步增强民主意识的信心和决心。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等等。毫无疑问，只有我们的“民主制度一年比一年健全，民主生活一年比一年扩大”，[1](P243) 人民的民主意识才能真正不断增强，邓小平同志在上世纪所提出的“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2](P220) 的目标才可能真正得以实现。
改革开放30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党自觉意识不断增强的30年。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基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明确提出：“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力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大鸣大放’这些做法显然不适宜于达到这个目的。”[1](P257) 他清醒地认识到，在我们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以后，实现民主，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否则势必把党搞乱，结果只能给全国人民带来灾难。为此，他向全党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1](P276) 对这个问题，他提出了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这就是说，随着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根本变化，我们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应该发生相应的变化，即真正地实现由革命党思维向执政党思维的转变。
执政党是掌握了公共权力的政党。要执好政，首先就要真正树立执政党意识，增强执政党权威。所谓执政党意识，即意味着执政党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权力由何而来，应该对谁负责的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要牢记我们的政权来之不易，党的执政表示了人民对党的高度信任，因此，我们理应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众所周知，我们的党员和广大民众很多是受革命理论甚至是造反理论的教育而成长起来的。革命党奉行的是“斗争”哲学，强调革命、斗争、暴力，其路径是先破后立，其活动可以完全不受法律的约束。而执政党倡导的是“共生”哲学，强调秩序、稳定、建设、发展、和谐，其路径往往是先立后破，其活动必然要在法律许可的一定范围之内，以求达到求同存异，共存共荣，共生共赢。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解放思想，不断增强执政党的意识，就必须使每一个党员都清楚地知道党自身的活动同样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并努力成为遵守、实施宪法和法律的模范。只有这样，党的执政权威才能真正树立，执政地位才能真正获得价值认同，广大民众的积极性也才能真正地调动起来。对此，党的十六大就曾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第四，必须把树立中国特色意识与树立全球意识统一起来。1982年，在经过拨乱反正后的第一个党代会上，邓小平鲜明地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P3) 立足于中国传统和中国国情，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依靠中国人的力量来处理中国的问题，这便是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论基点。在实践中，我们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且不断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体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就是这一理论体系在新世纪新阶段与时俱进的时代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这一理论体系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新的壮丽史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然而，我们在明确认识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我们在新阶段继续解放思想必然要求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孤立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之外，如果以国情特殊为理由，进而否定人类普遍的价值观念，离开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其结果只能导致新的自我封闭。列宁在晚年就曾提到：“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5](P167) 邓小平在改革初期也曾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2](P64)“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2](P78) 把握这种双向互动的关系，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用宽广的眼界，从宏观全局上来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树立鲜明的时代意识。只有对全球化状况有一个总体的把握，才能清楚地看到自己在整个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了解世界未来发展的趋势，进而制定出符合自身发展的对策和思路。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既是我们真正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30年，也是中国真正参与全球化进程的30年。30年来改革开放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实践，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分析各国发展经验教训中，在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中，探索出来的适合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发展的一条崭新道路。
牢固树立全球意识，对于全面、准确地把握中国社会主义“特色”之道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跟前的，是一幅有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6](P359) 这一论述揭示了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固然不能走别人的老路，照搬别的国家的模式，但“特色”不等于孤立，不等于封闭，更不等于离开整个世界整体联系。马克思曾经要求我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7](P394) 但如果我们自愿封闭，不去主动了解和接触资本主义，我们又怎么能完成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呢？基于这样一种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党的十七大报告五次提到了“经济全球化”问题，并明确地提出要“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由此可见，只有牢固树立全球意识，不断融入整个世界发展潮流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一步一步走向更加辉煌的彼岸。
实践无止境，思想解放亦无穷期。在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大潮中，我们只有以辩证的思维把握思想解放的时代要求，带领人民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才能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愈走愈广，真正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
收稿日期：2008－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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