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的统治及香港人民的抗日斗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日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41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实行军国主义殖民统治，企图抵销英国统治的影响。日军对香港的经济进行统辖，实行军用手票制度，大肆掠夺官、民物资与财富，残暴对待香港人民与集中营的战俘，弄得香港民不聊生。一座繁华的百年良港，成了地地道道的人间地狱。
日军在九龙半岛酒店设军政府兼理民政，并改变香港区划，将香港岛划为12区，九龙划为10区。每区设区政所，后更名为区役所，有正副区长各1人，副手若干人，他们的任务是管理物资配给、户籍调查、市面卫生和人口往来等地方事务。[1]为把香港变成日本帝国的一部分，日本侵略者费尽心机，“改换门庭”便是手段之一，如香港被改名为“香岛”，1941年被改为“昭和十六年”。香港的街道，也换上了日本天皇的名号，如皇后大道中，改为中昭和通；德辅道中，改为中明治通；半岛酒店也改为松本大酒店。总之，一切都日本化了。在文化上，日本为了实行奴化教育，着手在九龙设教员养成所，考得后，经6个月训练，即派赴各校任教员。还另编奴化教科书实行奴化教育。新闻报刊处在日本军政府的监督之下，戏剧宣传和电影均受到严格统制与检查。[2]
1942年2月20日，日本正式宣布香港为日军占领地，成立香港占领地总督府，以汇丰银行大厦为总督部，由陆军中将矶谷廉介任总督，平野茂为副总督，军政府完成其过渡使命而宣告撤销。
日军抢劫成性，富庶的香港及其市民成了任其宰割的俎上鱼肉。日本攻克香港，在庆祝他们“胜利”的“入城式”一过，便放纵士兵到处掳掠和寻欢作乐。滑稽的是，日军一边实施暴行，一边发布所谓安民告示，宣称“保护华人财产”，强调“香港战争是对付白种人的战争，”以此拉拢华人与之合作。可是，许多华人的店铺被封，尤其是象先施、永安、大新、国货公司、五金行、汽车行等大店铺。被封的公司、银行分别由“军部管理”和“金融班管理”。尽人皆知，所谓“管理”实为变相强抢罢了。更有甚者，日军明火执杖地行抢，有目击者说：日本军队在海军船坞附近，正在整理一捆捆的猎获物，它们都用麻袋扎起来，堆满一块空地，一个敌兵在票签上写下到站地名：“神户……”，不久，卡车将堆集好的“猎物”带到西环的码头，放进大轮船，这些轮船就一直驶向日本。[3]
日军更为恶劣的行径是大肆发行军用手票，对金融公开掠夺。英军投降后，日本第23军司令官酒井隆中将立即宣布，日军所使用的“军用手票”为香港合法货币，港币二元兑换军用手票一元。军票乃当时日本侵略军在发放军饷时的代用货币。军票不同于日元，并非银行发行的法币，而是由日本政府发出的全年储备的军饷，故不能在日本国内流通。但是，日军每占一地，即在当地强行以军票购买物资，强迫商人使用，借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到1943年6月31日，日军总督进一步通令：禁止使用港币，限人民于一定期间将所存港币向台湾银行比照4:1的比率兑换军票。此后日军便大肆搜查，一旦发现仍藏有港币而未兑换的居民，即以酷刑惩罚，毒打、灌水、“老虎凳”、“脱指甲”、“放飞机”等刑罚无奇不有。被施刑者往往因承受不了痛苦而死亡。[4]
与此同时，日军威逼被囚禁在集中营里的汇丰银行副主任英国人海地，签发所有库存的50元以上的大面额港币，随即杀人灭口，并将这笔大额钞票拿到仍使用港币的澳门抢购物资。
香港居民手上和存于银行的港币，从逐步减值到最后变成一堆军用票废纸。
如果说日军刚占香港时，人们处于极度恐惧之中，那么接下来的岁月则处在极端的煎熬中。日本把香港变成了流氓世界。居民毫无安全可言，生命如草芥，过路人可能平白送命。一个广东人在皇后大道西边，被日军罚在道旁顶石而立，只因他经过日军岗哨时，没有脱帽。[5]
劫后的香港物资匮乏，致使黑市活跃。那些因战争失业的人，为糊口，不得不加入黑市小买卖的行列，所以这些人有穿西服的、有穿短衫的，还有一些漂亮的小姐们。许多日用品都比以往贵了几倍甚至几十倍。商贩担心着会被日军以买为名勒索搜刮，购物者则怕买回以石灰粉或其他矿石粉冒充的面粉。千辛万苦买到的一点儿食品还须提防半途被抢去。
二
面对日军的暴行和黑暗统治，地下抗日活动一直很活跃。因此，日军为捕捉抗日分子，严格控制进出香港的人员，经常突击检查居民的户籍、证件，并有暗探、汉奸，随处出没，稍有嫌疑，即遭荼毒。日军越是凶残，抗日烽火越是熊熊。作为被封锁的孤岛，其抗日活动具有自身的特点，并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和影响。
香港整个为日军所占、不可能存在大规模的抗日部队，当时，能以武力抗击日军的只有中共领导的东江抗日纵队，以及由外籍军人组成的队伍——英国军人服务团。因此，小规模且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和频繁的地下活动，就成为香港抗日斗争的显著特点。如，他们安排爱国文化名人偷渡回国，营救集中营的“战犯”，从而保护了一批精英。更经常的活动是袭击日军仓库，攻击日军哨所，还进行广泛的地下宣传活动，发动群众，开拓游击根据地，给日军制造麻烦。这些小型经常的斗争使日军终日疲于奔命，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牵制了日军，同时协助并呼应了内地的抗日斗争。另一特点是借香港的国际性地位，展开国际合作，还向海外宣传抗日并吸收华侨捐资，利用香港的地理位置，为内地转运和偷运物资，有力地援助了中国主战场的抗日斗争。
1941年12月，日军大举进攻香港之后，东江抗日游击队派出曾鸿文、黄冠芳、江水等人，率领几批武工队员，进入“新界”。这是日军兵力难以顾及的地方，游击队遂谋求在此发展基地。初进港九，游击队收集了英军溃退时遗弃的大批武器弹药和生活物资，肃清了十五、六个匪帮，在新界、沙头角和大埔等地打开局面。
1942年5月，派进港九地区的几支武工队接受中共南方局的建议，成立港九独立大队。大队人员有内地派来的干部，有来自洋务工会、中华书局、东华三院等社团和企业的进步青年，其规模日益扩大，“从最初十几人发展到五、六百人，下属四个中队，大大小小打了上百次的仗，取得了十分出色的成绩。”[6]港九大队实力增强之后，在大埔元洲仔、元朗、锦田等地不断地袭击日军军营哨所，并歼敌缴械。1943年11月，港九大队在沙头角突袭并枪杀了令人切齿痛恨的汉奸、伪区长温二和大埔宪兵队翻译林老虎。
1944年4月，日军“扫荡”大帽山、沙田等地的游击区，企图消灭抗日力量。港九大队市区中队主动出击，一连数天在旺角、深水埗、油麻地、中环等地散发传单及《告港九同胞书》，并于4月21日深夜炸毁了旺角窝打老道街四号铁桥，迫使日军把队伍从游击区拉回市区。[7]1944年秋，为了牵制日军打通广九铁路的阴谋，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传奇英雄刘黑仔率领短枪队，发动了一次攻打沙田四号隧道的战斗。与此同时，港九大队还放手发动群众，使各地群众纷纷成立“游击队之友”、“妇女会”、“青年会”、“儿童团”等抗日群众组织。他们为港九大队提供情报，协助捉拿汉奸特务，从人力、物资等方面支援港九大队，有力地打击了在港日军。
在香港沦陷后，香港人民机智勇敢地保护转移滞留在港的内地文化名流，保存抗日力量，这也是对内地抗战的有力支持。
1941年，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浪潮，造成大批仁人志士避难香港，如邹韬奋、茅盾、范长江、胡仲持、宋庆龄、胡愈之、胡风、于伶、廖沫沙等，使1941年的香港，成为中国抗日民主运动和革命文化活动的中心，也是中国文化精英汇聚的中心。日军攻占香港后，这批著名文化人士，由于英军的迅速败降和撤退而被困留香港。当地党组织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营救这些“我国文化界的精英”[8]。负责此项工作的廖承志同志接到指示，立即召集在港的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开会，随后回到东江游击区，召开了有广东省党组织与部队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会议决定趁日军初占香港、阵脚未定之际，立即着手营救工作。在香港市区湾仔洛克道的一层楼上，设立了抢救偷渡指挥部，由刘少奇负责。具体部署为：首先设法让在香港滞留者转移住所，摆脱特务、汉奸的监视，然后分批渡海至九龙，由此向内地大后方疏散。护送和转移工作由九龙地区的游击队承担。营救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由九龙到西贡，坐船至上洞，由东江游击队彭沃大队在上洞接应，送至惠阳游击区根据地坪山，然后到淡水（当时的国统区），再乘船至惠州。“从这条路线撤退的人有张友渔、韩幽桐夫妇等。此外，还有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上官德贤女士、国民党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夫人姐妹以及电影明星胡蝶等”。[9]其他绝大部分的文化人士则走荃湾——宝安一线，即从荃湾到元朗，与难民一道通过沦陷区的日军封锁线到白石龙根据地、进入宝安游击区，其中包括茅盾、邹韬奋、胡风、胡绳、于伶、廖沫沙等人。还有一部分文化人士是直接走水路撤离香港的。这些人多半是居港时间长、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文化人，走关卡林立的陆路易遭不测，象范长江、司徒慧敏、金山、廖梦醒夫妇等就是从水路脱险的。到1942年1、2月间，滞困在港的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800余人历尽艰辛，终于逃脱了日军的魔掌，又在内地展开了新的抗日斗争。
在转移行程中，港九大队营救爱国人士的贡献，为人们永志不忘。他们有时冒着生命危险，在日军眼皮底下穿梭来往，观察脱险有利线路和地形；有时忍饥挨饿，把食物让给急待转移的受难人士；有时巧装打扮成难民，机智地帮助爱国人士离开九龙，回到内地安全区。在护送何香凝女士离港时，她不肯丢弃收藏多年的几箱字画，交通员绞尽脑汁，以谋万全之策，最后将字画藏入棺材，以出殡的方式，方顺利通过日军的岗哨。[10]
香港沦陷后，受到污辱和残害的不仅仅是华人，还有被俘的英、美、加拿大官兵以及印度警察，他们分别被拘于香港的三个集中营：七姐妹、深水埗及业皆老街。那些盟国的文职官员、妇幼则被囚于赤柱集中营。根据中共中央“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这一指示精神，港九大队特设国际工作小组，开展国际合作活动，他们的义举受到爱好和平的国际人士的一致好评。据不完全统计，从1941年冬日军占领香港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止，共有89位国际友人，其中包括英国人20人、美国人8人，印度人54人，丹麦人3人，挪威人2人，俄国人1人，菲律宾人1人，[11]被东江纵队救出集中营。实际数字还不止于此。
1981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1942—1945年抗战期间的英军服务团》一书。这本书是根据当年从集中营逃出，由东江纵队护送至大后方的赖特上校的遗稿和文件写成的，赖特上校对东江纵队港九大队从日军手中救出盟军人士的事迹倍加赞扬，书中提及的获救人员有2000人左右。[12]赖特上校回到后方，向英国军事当局建议组织一个营救战俘的团体。经英国国防部批准，并于1942年7月经中国政府认可，成立了英军服务团。东江纵队在以后的活动中，给予英军服务团以有力的支持，除帮助它在惠州成立办事处外，还助其建立情报站、布置营救的秘密交通线以及指导他们掌握有关秘密工作与地下斗争的艺术等。港九大队与英军服务团卓有成效的合作，使盟国军队获得了良好的安全保障和工作便利。[13]
港九大队及游击区的军民还营救了多名美国飞行员。1944年5月24日，美国5名飞行员在大亚湾轰炸日舰，被敌机击中，跳伞降落在大亚湾海面，被港九大队抢救脱险。1945年1月16日，又有2名美军飞行员军官被港九大队救出。这些遇救人员都重返前线，继续对日作战。[14]
由于重返前线的飞行员的宣传和介绍，东江纵队引起了美国舆论界及军事当局的重视，并得到其信任。1944年10月，以欧戴义博士为首的美方情报组，请求与东江纵队合作，希望建立电台并搜集日军情报。周恩来同志批准其“关于建立电台、搜集情报、侦查气象、训练爆破”等项要求。[15]为配合美方情报局的工作，东江纵队成立了特别情报工作组。在合作期间，港九大队提供了很多极富价值的军事情报，如1945年1月5日搞到的启德机场图、太古船坞图样及日军在港机关、油库、船坞等图片资料，对盟军最后消灭日军帮助颇大。美国将军陈纳德、在华美军总部和华盛顿方面都曾高度赞扬这个情报站，说它是“美军在中国东南部最重要的情报来源”，“它的情报被认为在质与量上都是经常优越的，对美国战略部队在华组织的成功有着决定性的贡献。”[16]
香港在转运物资，募集海外捐助方面，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卢沟桥事变后，购自国外的军用物资便源源不断地通过香港运入内地抗日战场。因运输线路不断被日军破坏，因而几经变易。最初是经粤汉铁路，继而为广九铁路，后又改为由香港至滇缅公路、滇越铁路，香港被日军占领后，运输活动转入地下，常以走私的方式进行。
由于一批进步文化人在香港的影响，许多受到教育的香港海员，很早即在远洋轮船上向华侨乘客宣传抗日。香港早已成立的一些爱国文化团体，如“保卫中国同盟”等，还以多种方式把中国内地与香港民众的深重灾难与中国战场的紧迫需要转达给国际社会，从海外华侨中募集资金和衣食、日用品、医疗器械、药品、文化用品等物资。另外，香港华洋杂处的环境，也为一些进步人士和难民提供了避难及转移的机会。
总之，香港人民的抗日斗争援助了内地主战场。香港与内地的民族团结精神，打击了日军的统治，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为今日香港的回归作了历史的铺垫。
注释：
[1][2][4]叶德佛：《香港沦陷史》，香港广角境出版社，1982年版，第104页、第106页，第121页。
[3]唐海：《香港沦陷记——十八天的战争》，转引自刘蜀永：《香港历史杂谈》，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
[5]萨空了：《香港沦陷日记》，三联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第102页。
[6][10][12][14]元邦建编著：《香港史略》，香港中流出版社1988年版，第179页，第183页，第184—185页，第185页。
[7][13][15]广东省档案馆编：《东江纵队史料》，1984年广州出版；第256页，第696页，第671页。
[8]廖承志：《东江纵队史·序言》，转引自《香港史略》，第181页。
[9]余绳武：《20世纪的香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页。
[11]《香港华商报》，1946年2月19日。
[16]黄作梅：“东江纵队的国际地位”，见香港《前进文萃》1946年6月10日，转引自广东文史资料第44辑《香港一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