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一种灵魂叙事——戴来小说的叙事伦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灵魂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14)03-0059-05 在“70后”女作家中，戴来无疑有着与众不同的个性化品质，这不仅在于她自觉超越自身的生命体验，观照、理解、展现自我经验之外的生存景观和精神状况，更在于她的小说，是一种“灵魂的叙事”[1]。不过这一灵魂叙事被戴来彰显于日常生活尤其是爱欲书写中，颇具“道成肉身”的意味，可谓风景别样。拨开戴来小说重重情爱迷雾，敞亮开的是生命与存在、爱与真、自由与关怀等人类灵魂的内核，她的写作根旨，也便成为对人类灵魂内核的诸种演绎。 一、生命伦理叙事：揭示生存病相，叩问存在 戴来曾说，我们都是有病的人。戴来小说致力于揭示居于社会边缘的人群的生存病相，她的笔触深入到现代人生存的缝隙之中，以其灵动、微妙、细腻而又丰富的个人化叙事姿态，对现代人的病态生活及其精神境遇进行了不懈地探索，在艺术地呈现现代人孤独、茫然、焦虑、空虚、荒诞的精神景观的同时，叩问存在。 戴来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是颓然的城市“游荡者”，他们困顿于当下的生存状态，对人生、对生活没有明确的目标，甚至缺乏严谨的生活态度。他们游离于常态生活之外，以特别的方式生活着，如自觉或不自觉地逃避社会、家庭、婚姻；或盲目地折腾、失败地反抗、无原则地忍受；或发呆、独坐、睡觉；或偷窥、偷情、游荡、失踪；等等。茫然、焦虑、空虚、失败、无所皈依是他们普遍的精神情况。短篇《缓冲》中的卞通、《给我手纸》中的岑晟、《后来》中的“我”、《向黄昏》中的老童、《突然》中的老缪，长篇《缝隙》中的黄一丁、苏武，《练习生活练习爱》中的范典典，《鱼说》中的周密，《对面有人》、《还不到时候》、《要么进来，要么出去》、《别敲我的门，我不在》等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安天，无不是这些城市“游荡者”中的一员。戴来用细腻的笔触冷静地描绘了这些城市游荡者的生存状态，深刻揭示了存在的荒谬与虚无。如《缓冲》中的卞通被父亲指责为是天下最自私最没有责任感的人，不结婚不要孩子，不想也不愿对家庭、社会负责。从报社辞职后，他整个白天都躺在床上抽烟、听音乐、适量地喝酒，傍晚就慢慢步行去离家五公里的大公园散步直到公园关门再以更慢的速度步行回去。他可以和麦洁做爱、喝酒、说心里话、听音乐，但却不能谈婚姻、未来。他喜欢崔健用音乐积极表现出的那种消极、颓废和愤怒的情绪。当爱情渐行渐远、激情与理想成为时代的大背景，甚至拾回的流浪猫也全无征兆地死去、突然想在儿童节向倪一求婚却被告知她已离世，生的沉重简直要化为怒号，却被戴来以灵动的笔法在“啦啦啦啦”的歌声中和“报喜鸟西服，喜报千万家”的广告词里轻轻推开，一切存在的命理不过是存在只是作为一种存在而存在着，只要存在着就已是在某个途中了。小说用如散步一样的叙述让一种颓废的情绪在文本内外弥散开，宣泄出切肤的生存之痛和沉重的存在之思。 这些城市“游荡者”，有时也奋起反抗、挣扎。但这种反抗和挣扎，最终还是被无情地消解，以残酷、荒诞或悖谬的失败告终，让人心灰意冷。《缝隙》中的黄一丁，可谓是“勇敢”的反抗者。怀着对如复制般日复一日死水样生活的厌倦和对意外的强烈渴望，他有了情人。当这种关系在经过三年的波动期后成了半死不活的婚姻大树的一个分支时，他“勇敢”地让妻子捉奸在床，充分享受了两个女人面对面的强烈视觉冲击后，他又一次成功逃离了让他厌烦的生活，在远离家乡的城市开始了新的生活，包括对只比儿子大两岁的女店员马楠散发着青春气息和淡淡香水味的肉体的迷恋。马楠的突然失踪尽管让黄一丁两次如梦魇般身陷囹圄，但总有意外的机缘让他成功脱身。而最后在恍惚中走进陆蕾母子的生活，“使黄一丁觉得自己好像跑了一千公里，就是为了换个地方当丈夫和父亲，重新负担起家庭的责任和义务”[2]。《对面有人》更是呈现了一副日常生活中令人震颤的荒诞景象：一个处于正常状态的男人安天的日常生活被莫名其妙地偷拍之后以影像的形式流传网络，为了寻找真相和摆脱这种公共娱乐性，他挣扎、反抗，而这一过程却演变为他和刘末、丁婧、许晟、孙亦基三女一男之间病态的情感纠葛，以致最后安天陷入心灵的无望和虚幻的绝境。《练习生活练习爱》中，范典典用偷窥来对抗存在的虚幻、心灵的孤独，以他人来确证存在的真相，获得生存的意义，但却在窥视他人的同时，又被他人窥视，“偷窥者、被窥者在这里形成一种不分主客的客观存在，这种荒诞的存在关系在空间层面上消解了作为主体性人的存在真相”[3]。 昆德拉称小说是“关于存在的一种诗意思考”，“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4]。戴来的小说观未必是明确的存在主义的，但其小说对人的存在的关注是超拔的。对人的存在的关注，即是对“自我”的本质的探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物质时代，同时也是一个价值失落的时代，价值的全面陷落造成了人的异化，种种异化导致了人的“自我”的分裂和丧失，于是，生存悖谬成了无处不在的东西，空虚、绝望成了人的基本存在感受。置身于世界的荒谬性之中，小说家所能做的，就是揭示它的荒谬性。戴来的小说，用日常生活叙事的形式，把貌似平常的生活推到存在的聚光灯下，残酷地显示出荒谬、绝望的生存图景，向存在发问，这样的写作姿态是独特的。“当欲望和消费日益成为新的时代意志，谁还在关心存在?谁还在坚持揭发存在本身的疾病?又有谁还在倾听这些存在的私语以及作家对生活的抗议?”[5]戴来的不同凡响之处或许正在于她始终关注存在，在日常生活叙事中，解析人类灵魂内在的黑暗和疾病，揭示存在的冲突，追问存在的真相。这也是戴来小说所坚守的伦理立场。当然，戴来小说也写欲望，但仅从寻找刺激、猎艳、猎奇、纵欲等角度我们又很难解释戴来小说中人物的行为，无论是岑晨、黄一丁等的背叛家庭发生婚外情，还是周密与哑女疯狂的性爱，或老缪对女性乳房的注视，都难仅用消费时代的欲望故事来框定。实际上，戴来通过欲望所要书写的是我们的绝望：人生的无意义、存在的荒诞、生活的庸常、生命的衰退、反抗的无效，等等。而戴来小说中的偷窥、偷情、逃遁、同性恋、婚外恋等非常态的生活，更确证了人类存在的大绝望：在绝望中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唯有付出变态的代价。这种变态地活着的代价，进一步暴露了物质主义时代人类存在的深渊状况。 二、情爱伦理叙事：展现情爱困境，呼唤真爱 戴来小说情爱叙事的纷繁驳杂极易引起读者的反感。婚外情、同性恋、乱伦、嫖娼、淫乱，等等，共同构成戴来小说情爱叙事奇观，但在“乱花渐欲迷人眼”中又让人禁不住疑问、深思作家的叙事意旨和伦理立场，是如大多“70后”或“新生代”作家的为消费主义服务的欲望书写，还是如朱文所说：“理想、追求、民主、自由等等，等等”“这些玩意，我的性里都有”[6]，或者如昆德拉所言：“情欲场景是一个焦点，其中凝聚着故事所有的主题，置下它最深奥的秘密。”[7]细绎戴来小说中的情爱叙事，我们发现，她的意旨是丰富的。她构设一个又一个纠结甚至残酷的情爱或性爱故事，展现了欲望时代人们情感、婚姻所遭遇的空前困境，在泛滥的情欲场景和充满道德歧异的日常行为中拷问人性，表达人类对自由、平等、美满情爱的憧憬与渴望。戴来小说中情爱的凸显，不是其叙述的终极目标，而是人类借以拷问自身的途径。 伴随着现代性的追求，灵肉一致、平等互爱、个体本位的现代情爱观念也得以确立。戴来小说的情爱叙事深刻暴露了现代情爱观念在欲望高扬时代的乌托邦幻象性。《爱人》、《找呀找》、《粉碎》表达了寻找真爱的美好主题，但戴来展现的却是这一路途中最残酷的景况。《爱人》中的小芸怀着满腔的爱希望找到一个可以让她去爱的男人，最终却只能与塑料模特朝夕相处，深情款款。而马力则陷入对妹妹的乱伦之爱和无尽的纠缠伤害中不能自拔。《找呀找》中的大可，为了寻找一位带着糖炒栗子味道的女孩，迷失在走马灯似的更换女友的荒唐生活中。《粉碎》中古天明的叔叔古随恒为了爱，与嫂子林芹私奔，带给哥哥一生梦呓般的痛苦生活，林芹也因内疚而早逝。而古天明与同母异父弟弟小山女友的爱更直接导致了小山的跳楼自杀。小芸、马力、大可、古随恒、古天明都试图寻找灵肉一致的现代爱情，其结果却是或沉醉于精神的想象，或发生惊世骇俗的乱伦和反人道的背叛，或沉沦于荒唐的肉欲。到底世间有没有真正的爱情?我们能不能找到真正的爱情?对此，戴来曾说道：“很早以前，我就固执地认定，上帝在制造女人的同时，肯定捏造了另一个与之对应的男人，以后的事，上帝就不管了。而这一对男女能否在茫茫人海中互相寻觅到，你不能不说其中有运气的成分在内。当然还有耐心。这份耐心有时真会让人发疯。得承认，有些人苦苦找了一辈子都未必能找到真正的爱情，可你没找到，不能说就没有这回事。”[8]50戴来是相信真爱存在的，不确信能否被找到，甚至怀疑一生都找不到。小芸、大可等的悲剧表征了爱情的实质不过是精神的想象和肉体的幻想。戴来小说中残酷的情爱景象想象，也折射出创作主体对于灵肉一致的爱情的憧憬、怀疑终至覆灭的矛盾而又复杂的心理。 婚外情是戴来小说情爱叙事的重心，《给我手纸》、《闪了一下腰》、《剧烈运动》、《没法说》、《亮了一下》、《请呼3338》等小说虚构了情态各异的婚外情故事，戴来借此展开的是她对婚姻与爱情的关系、婚姻伦理等问题的思考。婚姻的基础是爱情。真正的爱情当如弗洛姆所说：“在爱中萌生出这样的二律背反：相爱的双方融合为一，但仍为二体。”[9]相爱、忠诚、关心、信任、负责、平等、独立、相互尊重是夫妻间应遵守的基本婚姻伦理。这些在戴来小说中都荡然无存。《给我手纸》中的岑晟、《闪了一下腰》中的商梁、《剧烈运动》中的程翔都是在家庭生活中得不到尊重、没有主动权、丧失自我的男性。对于岑晟来说，“否定他的想法否定他的意愿乃至否定他这个人能给刘逸梅带来快感”[10]。而在和刘莹的交往和生活中，商梁从来都没有掌握过主动权，只是被动地参与。在程翔家里，“就算何天雯什么也不说也是她说了算。连性生活的节奏和方式都是按何天雯喜欢的进行……而他却连反抗的姿态都懒得去做”[11]。不管是岑晨、商梁，还是程翔，不仅他们的婚姻很难说出自爱情，在没有爱情或爱情早已褪色的婚姻中，他们又从身体到思想都被控制着，成为完全无力把握自己甚至彻底失去行动愿望的人。费尔巴哈说：“爱就是成为一个人。”无论是恋爱或婚姻中的双方，都必须保持并保证彼此的人格独立，一旦一方丧失自我，势必走向反叛。或许正因此，岑晨在买房时很轻易地就和售楼小姐汪菁发生了婚外情，商梁也有意和抽中南海牌香烟的女孩发展了婚外情。即使程翔，最后也在一种报复性心理下对妻子谎称自己就是新闻中对女中学生实施性侵犯的罪犯，不惜将自己置于让妻子厌恶恶心的极端境地。婚姻双方没有了爱情、理解、关心、信任、平等、自我、尊重，就只能在相互折磨、相互欺骗中将生命耗损下去，婚姻也沦为“人这一生最大最复杂的一场生活秀……演的人很投入，看的人很忘我，其实大家早就心照不宣了”[12]245。正如《亮了一下》中洛杨与尚云的婚姻，夫妇双方甚至不再有最基本的温情和尊重，两人只是在秋毫不犯的客气中虚与委蛇，洛杨在年轻貌美的情人那里享受着肉体的欢娱和精神的慰藉，妻子也忙里偷闲，煞费苦心地与情人幽会。但不管怎样，日子都要过下去。 《前线 前线》、《在床上》、《向黄昏》、《突然》等小说展现的是老年人的情爱和性困境。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退休在家闲散生活的老人，他们正常的性爱及情感要求常得不到理解和满足，于是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排遣着情爱与性的苦闷。《向黄昏》中的老童更愿意和别人家的老婆一起逛街、聊天；《突然》中的老缪在试图和渔具店爱脸红的女店员瞎聊未成后，蹲在桥边人行道旁观赏女性乳房；《在床上》中的老张在难挨的失眠之夜躲在卫生间里给女同事打电话；而《前线 前线》中的老石则在发廊以交易的形式获取性资源。 两性情爱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但并没有单纯为情为爱的文学，情爱叙事总是与现实的时代文化环境联系在一起，却又常常表现出超时代的深层意蕴，表达人类生存的永恒性境况。戴来小说中的情爱叙事，无论是对青年人寻找真爱的描绘，对中年人婚姻困境的展现，还是对老年人性爱需求的书写，都更表征出人文关怀立场上的真诚言说，而不是怀着恶劣的趣味，把情爱、性等当成商业社会的消费品去大肆渲染，或者立足道统去非议与讨伐。即使对被普遍认为不道德的婚外情，戴来也认为他“渴望能触摸一下这个叫‘爱情’的东西……作为一个人来说是值得同情的”[8]51。 戴来小说用奇妙的构思尽数展现了当下时代人们爱情、婚姻、性的困境与绝望。在她的笔下，灵肉一致的爱情只存在于想象中；在“爱”的交往关系中，剥离了性的期待与幻想是荒唐虚假的，个体不能在“爱”中获得生命存在的意义；婚恋双方的情感基础不是彼此理解和心灵的契合，而往往是性的挑逗，即便婚外情，也不过起于绝望，止于肉体的欢娱和精神的慰藉；婚姻中的双方在精神、肉体上都无法再达成一体，人格上也失去了独立，爱的光辉被琐碎、平庸的日常生活磨灭，婚姻中充满了怀疑、控制、背叛、欺骗、冷漠、隔膜；婚姻爱情中的矛盾不能在相互尊重、平等对话中解决；个人情感被放任，夫妻伦理迷失等等。这种爱的荒原景象，既凸现了社会转型、价值重建的伦理危机时期的社会精神病象，也表达了作家对重建人类情爱伦理的关怀与思考。 三、知识分子伦理叙事：探查精神迷途，寻求救赎 在中国文化中，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士”一脉相承，其言行的价值意义总是指向“弘毅”、“忠孝仁义”、“舍生取义”、“为天下忧”等伦理规约，负载着兴国安邦、匡时济世等宏大历史使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冲击、摧毁了一切传统的价值规范和价值评判体系，包括知识分子唯精神化、宏大使命性特质以及精英身份传统，知识分子被迫从“中心”走向“边缘”，不但从“人类良心”、“时代代言人”、“文化启蒙者”、“精神导师”的地位跌落下来，被物质和欲望的世界吞噬，同时也茫然深陷于精神的迷途。 戴来在小说中用戏谑、嘲讽或残酷的笔法，通过对形态各异的在物质与精神的冲突中茫然挣扎的知识分子形象和生活的速写，探查了物质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迷途。《红烧肉》中的小军爸爸是物质时代孤独的精神坚守者。他除了写诗和能说会道，对其他事一窍不通。他自信并让妻子也相信他是个暂时被诗坛忽略了的诗人，无论家里经济如何拮据，他都能安心地伏在桌上写那些他自信将流芳传世的诗句，写了足有三箱子，却只能堆在床底下。他没有经济力量让孩子过好的物质生活，让老婆出去游玩，但他用言语让他们心满意足，用身体让妻子得到“陶冶情操的娱乐”。可渐渐长大的儿子已明白了“语言这个东西是最具欺骗性的，只有钱才是最迷人最可爱最实实在在的东西”。小军爸爸未尝不知晓这个道理，可他除了写诗，再无所长。当市场经济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秩序时，他无法如做木工活的刘胖子、卖肉的中年男人那样很快融入其中，只是孤独茫然又固执地坚守着摇摇欲坠的诗歌理想，当肉体生命存在的基础也被下岗抽出后，他只能用老鼠药来结束一家人的性命。这是一个理想和时代精神严重矛盾的知识者坚守精神的悲剧。 《给我手纸》中的诗人程功，《还不到时候》中安天的弟弟和弟媳——一对年轻有为的大学讲师夫妇，《折腾》中周密在大学教书的弟弟，《看我，在看我》里的作家高瞻等可以说既是物质时代里名利上的成功者，同时也是精神上的沉沦者。程功尽管小有诗名，其实诗“臭不可闻”，“狗屁不通”，他关心并津津乐道的只不过是朋友的私生活。安天弟弟的成功在安天看来不过是对未来盲目的乐观。周密弟弟在欲望时代里也免不了沉沦于欲望，有了情人。被大众追捧的知名作家高瞻得以闻名的竟是一本名为《扣你一脑门屎》的小说。这些知识者试图以知识分子精神的坚守者自居，但其做派已将他们沉沦世俗罅隙的精神图景展露无遗。 周密、华天宏、范典典是戴来着力塑造的自由写作的知识者形象。但写作只是他们的生存手段，他们的灵魂在惶恐、厌烦、绝望、虚无的深渊中挣扎，欲望或者性成为他们根本的依恃。像《折腾》中的周密时常感受到“来自内心的焦虑、对自我的怀疑和麻木、对世界的怀疑和麻木，这些情绪常常像一头困兽般在屋里打转，最后一头冲到401，拉着哑巴跳上她那张能暂时缓冲一下他焦虑的大床才算完事”[12]179。《半支烟》中的华天宏对容易得像翻书页一样翻过去的日子充满了惶恐和不安，只能听音乐、打升级、聊天，看让人脸红的网页，玩失踪，跟踪妻子，闹离婚，与旧上司偷情，试图通过这样的折腾来获得对生活崭新的认识，获得生命的重量与意义。而《练习生活练习爱》中的范典典则挣扎于写作还是偷窥的二难选择中。“她已经很难把精力集中到电脑前，两只脚不自觉地就站到了凳子上，哪怕对面什么动静也没有，似乎只有站上去了才能安心。”“眼下的写作已经变成了一场痛苦的便秘……可马力那儿才是她的兴趣所在，所以，在电脑前坐定还是站到那只该死的凳子上去，成了每天范典典自己和自己的一场艰苦的思想斗争。”[13]在一个以物质与欲望为本质的时代，自由写作的知识分子失去了可以安放心灵的精神圣地，在彻底虚无的精神荒野中，他们的写作不再依恃和指向任何价值准则和人文理想，他们也不过是一群“伪自由”者，在欲望的漩涡里翻转，忍受着灵魂被时代磨碾的疼痛。 戴来小说中失败的精神坚守者、沉沦者、“伪自由”者等知识分子形象，是当下知识阶层生存状态和文化人格的文本镜像。在叙写时，作家借助于戏谑、反讽等诗学策略颠覆了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宏大叙事”的诗学传统，展现了知识分子群体在“一个让传统知识分子精神尴尬的自行黯然退场的时代”里的精神颓败景象。作家在探查知识分子精神迷途时，将其放在当下价值观念嬗变、精神向度迷失、传统和现代道德伦理体系解体、新的体系尚未形成的社会转型时期，立足个人化与日常经验的生存伦理，真实地触摸和言说现实，这一方面体现了创作主体真诚言说社会现实的勇气，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即“作家很少高屋建瓴地去审视和剖析造成知识分子传统价值颓败的深层原因，也很少仔细追踪知识分子人物内心道德伦理价值变化轨迹，作家在世俗化的叙事情景中将知识分子阶层‘解圣化’甚至‘审丑化’，却没有明确为文本内外的知识分子指明一条可实践性的精神救赎路径”[14]，这又深刻暴露了商业主义时代知识阶层自身精神的困顿无力和普遍的价值虚无主义立场。 余华说：“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15]“排斥道德判断”，“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这也正是戴来小说的叙事姿态和伦理立场。戴来以这种超然和同情，述说着生命存在、爱情、精神等在终极意义上的无望、感伤、迷茫，为无论哪一种境遇下的人物困顿的灵魂立言，如卡夫卡一样，以诗人式的奇想，在绝望中重新唤起了我们对充满希望的通达的生命世界的梦想。而这，又分明折射出戴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家，在喧嚣的欲望时代对温暖、自由、清明的人生图景的渴盼与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