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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P，即国民生产总值，是国民帐户核算体系（SNA）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总量指标。目前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用来度量经济增长已成为普遍接受的观点。GNP成了比较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尺度。但是笔者认为GNP仅仅是市场活动的总量指标，因为GNP没有区别哪些活动是人们所想要的，哪些是人们所不想要的；没有区分成本与收益，甚至把损失当成收益；也就是说它只记录了有货币交换的活动，而忽视了家庭和志愿者所提供的服务。因此用它来衡量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存在着重大的缺陷与偏差，许多情况下，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产生政策上的误导。
一、经济增长度量方法的历史演变
在西方国家，最早对国民经济进行估算的是在1665年，由英国的托马斯·配第进行的。配第的核算范围相当广泛，他从税源的角度对国民经济进行核算和度量。随后，在法国出现了核算范围较小的核算方法。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理论是重农学派，这个学派认为农业是国民财富的真正的、唯一来源。基于这种思想，他们对国民经济的度量集中在农业，就不足为奇了。这种核算方法与当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是分不开的。在工业比较发达的英国，亚当·斯密提出了范围更广的国民财富论，认为整个制造业都创造财富，都应当列入国民经济核算的范围。但斯密及追随者忽视了我们今天所称的非常重要的服务部门。斯密认为这些部门的经济活动不会产生任何价值，因为它们不会增加有形产品的数量。马克思也认为只有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才创造价值。前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所采用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就是根据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而创立的用来度量经济增长的方法。这种把服务部门排除在外的核算思想与方法与当时不太发达的服务业有关。到了19世纪来，英国的经济重心已从制造业转移到了贸易和金融领域，在这种新背景下，斯密的看法逐渐失去了立论的依据，马歇尔创立了所谓新古典经济学，提出效用，而不是有形财富，是衡量一国财富和生产增长的真正标准。他认为律师劳动和各种各样的商业活动所产生的佣金收入在本质上与生产土豆和钢铁所带来的收入没有什么区别。一种活动的经济意义不在于它的性质，而在于它的市场价格，即以是否产生市场价格作为国民经济核算的依据和范围。根据这一思想，每一经济活动只要存在买卖行为，就会增加国民财富，就表示经济增长了。GNP指标的测算就是以这种思想为依据的，它意味着只有涉及到货币交换的活动，才会增加国民财富，结果把以下两大类的经济活动排除在国民经济核算范围之外，一是家庭和社区志愿者所提供的服务；二是自然界包括土地等自然资源所提供的服务。由于这些服务在价格系统之外，所以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就看不到它们的影子了。
如果说在过去，这种忽视还情有可源。如在亚当·斯密时代，市场经济只占很少的比重，自然界似乎可以无限地供应资源和吸收垃圾，社会、家庭结构非常稳定，以致人们很少考虑它们的价值以及不断增长的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影响。那么，最近几十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被排除在国民经济核算之外的自然界和家庭社会结构。由于它们没有被列入社会进步的指标范围，成了经济政策的盲点，这两个领域受到了很大的破坏。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用来衡量经济增长的GNP指标产生的时代背景，对于理解GNP指标的缺陷或许会有帮助。
1931年一批专家被召集到美国国会听证会，回答有关当时美国经济的一些基本问题，结果他们却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最新的经济数据只到1929年，而且是残缺不全的。1932年，也就是胡佛政府的最后一年，美国参议院要求商务部准备一份有关国民收入估算的详细资料。商务部就任命一位名叫库兹涅茨的年轻的经济学家来承担这一任务，设计一个统一的国民收入核算标准，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GNP或GDP的原型。大危机之后的30年代，英国经济家凯恩斯提出了新的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的作用不仅是协调工业发展和防止垄断，而且应当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在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国家普遍加强了对国民经济进行管理的职能，国民收入统计因而成了宏观调控的依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把库兹涅茨的工作称作凯恩斯“生理学”的“解剖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库兹涅茨的国民收入核算方法与凯恩斯理论两者正式地结合起来，在这过程中，追求GNP的增加成了一国经济政策的核心。在战争期间，GNP起着战争计划工具的作用，凯恩斯本人在本国财政部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在著名的“英国国民收入和开支及如何支付战争费用”一文中，奠定了今天我们所称的GDP或GNP的理论框架。在美国，人们把GNP核算方法所取得的成就与曼哈顿计划相提并论。因为它能使一国确定和利用闲置的生产能力，使产量超过传统看法所达到的水平。战后，凯恩斯主义者信心倍增，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对付经济危机的答案，那就是只要运用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详细的GNP知识，就能克服经济波动，确保永久繁荣。在美国“1946年就业法案”的颁布实施使GNP及其理论成为官方的政策。从此，奠定了美国的经济政策的基本走向。1953年，联合国统计司组织以斯通为首的专家小组制定出版了《国民帐户体系及辅助表》，简称SNA，它标志着西方核算体系的形成。GNP就是SNA中的一个最重要的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目前世界上已有150多个国家采用这种核算体系，把GNP的增加看作是经济增长的标志。
二、GNP指标在衡量经济增长上的偏差与改进
1.GNP指标的偏差与缺陷
如果一个市长宣布“今天本市‘活动’增加了15%，人们就会感到纳闷不解，因为他们并没有从中获得任何有用的信息，人们需要的是更具体的消息，是什么增长了15%，是盗窃还是种树？是交通事故还是慈善活动？仅仅列出活动数量不能表明一个城市现在的生活是更好了，还是下降了。经济活动与此相类似，除非你知道具体的内容，否则“多了”或“少了”没有任何意义，而GNP就是这样一种衡量经济活动的指标，说GNP增长了10%，与市长宣布的“本市活动增加15%”一样，没有任何实际意义。GNP本身只是对总产出的测定，即计算最终商品和服务的货币值，它没有区别经济活动的成本与收益，没有区分生产性活动和破坏性的活动，目前的GNP计算方法就象一台只会加，不会减的计算器，它一方面把市场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一切活动都当做收益，加到GNP中去；另一方面却忽视了货币交换领域之外所发生的一切活动，而不管这些活动对于一国经济增长是多么重要。根据GNP计算标准，一国癌病患者数量越多，医疗费用越高，GNP也就越大，癌病患者成了为国家做贡献的英雄；政府首脑和政治家们最高兴的事就是发生地震和暴风雪，因为事后的重建工作将使GNP大幅度上升。这相当于一个企业只考虑其交易量的增加，而不考虑成本与收益，资产与负债的比例。1993年美国前教育部长威廉·J·贝内特（Willian·J·Bennett）发表了一个研究报告，认为尽管美国经济指标不断上升，而社会指标却不断恶化，经济增长就是社会退化的代名词。例如离婚增加了律师、保姆等行业的收入。据统计，在美国每年离婚为律师业带来几十亿美元，甚至更多的收入，离婚后的分居也带来了房地产业的繁荣。还有犯罪活动的上升为犯罪防范和保安工业每年带来超过650亿美元的收入，光是一种叫做“俱乐部”（Club）的汽车防盗锁每年就使美国的GNP增加了一亿美元，甚至奥克拉荷马市（Okl-ahoma）的爆炸事件也使GNP上升不少。近年在我国许多城市居民住宅安装防盗网的数量大幅度上升，也带来了我国GNP的上升。根据GNP计算方法，中小学生在家看电视可以增加GNP，而与父母谈话交流则不会。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自然界。一国开采的自然资源越多，GNP增加也越多。各种矿产资源和海洋资源的不断枯竭就是GNP的不断上升。这与一个企业变卖资本当收入没有什么区别。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形象地比喻说，目前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把地球当做清产拍卖的企业。还有，环境污染会带来GNP的多次增加。首先，造成污染的化工厂的本身生产活动使GNP上升；其次，治理污染的活动使GNP增加；最后，由于环境污染引起发病率的上升，使医疗工业产值增加。再一个方面就是GNP计算标准忽视了家庭和社会志愿者活动的作用和贡献。这些领域正是目前西方工业化国家最迫切需要改进的领域，但由于它们没有涉及货币交换和价格，传统的经济学对此视而不见，没有列入GNP的统计范围，这意味着家庭和志愿者活动下降得越多，服务部门的市场化和货币化程度越高，GNP也就越大。此外，GNP忽视了闲暇时间的价值。闲暇时间的损失成为GNP的所得，闲暇时间越少，GNP也就越多。
总之，作为衡量经济增长和发展的GNP指标的缺陷表现在：第一，没有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人类经济活动。经济活动可分为两种，一是生产性的，可以增加社会福利，是人们所想要的，这类活动增加意味着经济增长了；另一种则是破坏性的，是人们所不想要的，这类活动的增加并不会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福利的改进。而目前的GNP统计方法没有区别这两类活动，而是记录了人类所有的经济活动。第二，没有记录非市场化的经济活动。经济发展程度越低，没有货币交换的经济活动所占比例越大，GNP统计结果与现实经济的偏差也就越大。换一句话说，用GNP指标来衡量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存在着巨大的偏差。如果以此作为一国制定政策的依据，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第三，没有区分经济活动的成本与收益。就象微观经济活动一样，总体经济活动也必须考虑成本与收益。只有净收益才表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水平。战后以来，为了所谓的经济增长，我们已付出了巨大代价：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土地沙漠化等等。不考虑成本的GNP增加并不能看作经济增长，或者扣除成本后增长幅度很小。
库兹涅茨本人也认识到他所创立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局限性。在1934年给国会提交的第一份报告中，他警告说，不能根据国民收入指标推算出一国财富的多少。当人们把GNP当作图腾来崇拜时，他的担忧也加深了。他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GNP概念所包括的内容也应当发生变化。到了1962年，他提出应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必须区分增长的数量与质量，成本与收益，短期和长期，增长什么和为谁增长。但由于库氏这些观点就象安装在整座大厦的地下室的炸弹动摇整座大厦一样，它动摇了GN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指标的基本前提以及作为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基础的传统经济理论体系，所以，学术界对他这些观点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库氏获得了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可许多经济学家并不认为他是一个光荣的统计学家。也尽管现在一些经济家认识到GNP指标的基本缺陷，可是在实践中他们并没有去纠正这些缺陷。西方最流行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也只用几页的篇幅来讨论如何修改GNP指标，以反映人们对环境和其它问题的关注。但这些修改只是技术性的调整，而不是对GNP的理论前提产生质疑。尽管前世界银行行长巴伯·科纳布尔（Barber Conable）也认为目前的核算方法忽视了自然资源的枯竭与环境的恶化，把出售不可再生产性资源当收入，因此，他认为必须寻找更好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可是世界银行的贷款战略仍是促进GNP的增长，仍把GNP作为划分各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准。根据设在华盛顿的世界资源研究所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表明，按传统的发展理论，70年代以来，印尼的经济发展是成功的，每年达7%。但这个研究表明这样的速度无法持续下去：宝贵的不可再生产的矿产资源正在被出售，大量森林遭到砍伐，地力正迅速的衰竭。这等于掠夺将来以支持当前的繁荣。考虑到这些和其它一些因素，这个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印尼真正的、可持续的增长率只有官方宣布的一半，如果把更广意义上的环境和社会问题考虑在内，那么实际增长率将更低。
经济学家之所以坚持旧的GNP核算标准，或许是因为：第一，他们认为新指标可能会涉及价值判断问题，而科学的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不应该涉及价值判断的。可是他们忘了，目前GNP指标实际上已经包含着价值判断标准。把经济增长的社会和环境成本排除在外，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因此，经济增长指标无法避开价值判断。按GNP判断标准，家庭破裂、犯罪、耕地的破坏、物种的灭绝、失业和闲暇时间的丧失等其价值者为零；第二，如果执行新的经济增长核算标准无法得到统计数据。正如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中所说的那样，经济学研究重点在于那些可测量的概念。当然，要精确地计算家庭、志愿者活动及我们所生活的空间与海洋的价值存在着一定的难度。但并不等于说，它们一点价值都没有。它只意味着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与市场价格可比的形式来确定其价值的方法。但我们仍可以大约地估计其价值，而不是完全忽视它们的价值，这样可以增加GNP反映现实经济的真实，减少扭曲程度。
2.对GNP指标改进的一些设想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利用现有的统计资料，对GNP指标进行改进，使改进后的指标更接近现实经济生活。我们把这新指标称作为“真实经济增长指标”，它可以弥补GNP指标的根本性缺陷。和GNP指标相比，新指标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比如家庭劳务和志愿者活动的价值；同时也减去了一些东西，如污染成本等。具体说来包括以下这些：
（1）增加家庭和志愿者活动的价值。一个社会中最重要的、也是直接影响福利水平的工作往往是在家庭和社区的背景下进行的。照顾老人、小孩，打扫卫生等各种家务劳动和社区志愿者活动由于它们没有涉及货币的交换，所以在GNP中没有得到反映，为了克服这个缺陷，新指标中必须增加这些活动的价值。它们的价值可按雇佣他人来做时的价格测算。
（2）减去犯罪活动引起的成本与损失。目前GNP指标把人们花在防止犯罪和修复犯罪造成的损失上的开支也包括在统计范围内。新指标可把与犯罪有关的工业产品的产值如防盗器材等从GNP中减去。
（3）减去防治过去经济增长造成的污染费用，交通事故导致的费用等防范性和修复性费用。在统计中，可把各种防治污染工业的产值从GNP中减去。
（4）减去自然资源枯竭与退化造成的损失。一个国家用完它的石油和其它资源存量，在国民经济帐户上，应表现为成本的上升或收入的下降，这相当于一个企业的核算方法。可是GNP指标却把成本当做收入，违反了会计的基本原则。新指标应把这部分从GNP中扣除。
（5）减去闲暇时间损失的价值。如果人们要工作更长的时间来保持过去的生活水平不变，那实际上生活水平就是下降了，因为闲暇时间少了。GNP统计方法忽视了闲暇时间的价值。闲暇时间的价值可根据工资率来确定。
做了以上这些调整后的新指标能更真实地反映人们对经济生活的感受和经历。这就是为什么按GNP增长的代价逐渐上升，甚至超过了收益。这样的增长实际是不经济的。
总之，用GNP指标来衡量经济增长存在着根本性偏差，即GNP统计方法把三个不是增长项当增长：修补过去增长造成的损害；从将来借资源；家庭、志愿者劳动的市场化。因此，必须对其进行根本上改造，才能真实反映一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但度量方法的变化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更重要的是，各国政府必须放弃对GNP图腾式的崇拜和追求，改变其经济增长战略与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