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女性解放思想先驱的女权思想探析——以自由民权运动时期女性民权家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权论文,女性论文,探析论文,女权论文,日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 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4)05-0113-07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重新检视有关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研究典范，特别是对自由民权运动与近代日本女性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联的研究进行了重新思考、探讨，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填补了日本近代思想史及日本近代女性史研究的缺陷[1]。然而，国内学界虽然对自由民权思想有系统的分析[2]，但是很少注意自由民权运动中女性参与者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女权思想与自由民权运动的关系[3]，不论就思想史或女性史领域来说，自由民权运动时期的女性民权家作为近代日本女性思想解放的先驱，其女权思想仍有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在自由民权运动风潮的激荡下，众多女性逐渐觉醒，走出家庭，迈开步伐与男子一同关心并参与政治，投身于民权运动的大潮中。在与政治的初步交涉中，她们从“贤女”变身为“女杰”。以“女杰”面貌出现的这些女性，形成了性别与政治、性别与国家的“新女性”范式。她们或在男性民权家为主的政治演说会上登台演讲，抨击专制政治，伸张女权；或成立女子结社，讨论国家大事；或凭其独特的才华著书立说；更有甚者身先士卒用革命暴力手段来唤起暗沉女界中女性的觉醒，意图争取女权的实现。她们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将自己的女权思想纳入到民权伸张的话语中去，企图以此来获得女权，改变男女间权力关系的压倒性不平衡状态，并尝试着摸索新的社会性别秩序。但是，这些女性的抗争最终都被封杀在男性主导的言论体系、男性构建的社会性别秩序中。即便如此，自由民权运动中的女性在严峻的社会环境中，毅然为构筑新的社会性别秩序去思考、去实践、去斗争，并为今天思考女性解放问题的我们留下了诸多启示。那么，在这场由广泛民众参加并席卷日本全国的最大规模的国民政治运动——自由民权运动中，女性究竟提出了什么问题?她们在追求着什么?又充当着什么角色?这一思潮对日本近代女性解放之路有何意义?本文通过对自由民权运动时期岸田俊子、景山英子、清水丰子等三名女性民权家女权思想的考察，尝试着对以上问题进行初步的探析。 一、从“贤女”到“女杰”：自由民权运动中的性别再塑 在近代日本剧烈变动、近代国家建设急速进行之际，以“明六社”为首的启蒙思想家也在为“民心的改革”[4]这一巨大工程奋斗着。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他们迫切地意识到需要对女性进行文明的改造。于是，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启蒙知识分子极力倡导旨在提高女性地位的女性论，并积极地展开对女性的启蒙教育。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那些深受过去旧习以及封建制度压制的女性逐渐觉醒。然而，他们并非是立志去实现女性作为人的“解放”，而是沿着近代国家建设的方向，意图实现对女性的“改良”。同时也可以看出，在这些开始探索女性近代化方案的男性知识分子的脑海里，也有这样的意图：即他们积极地参与到近代社会性别秩序的编制中，并企图在社会性别秩序的构建中掌握主导权。也可以说，众多致力于近代人之解放的启蒙知识分子其实并未将女性解放同男性解放放在同一维度去思考。他们所描述的新女性图景，其实是借由女性问题的讨论所显现出的对于国家近代化的企望及想象，甚至有着再度确认男性作为道德启蒙及伦理卫戍者角色的作用[5]，更是企图在近代社会性别秩序的编制中掌握主导权。而且，他们对女性的改良设计，却也有着进一步强化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担格局的嫌疑。另一方面，对当时社会的男女关系感到不协调并试图要克服这种扭曲关系的女性也在历史的舞台上渐渐活跃起来。那么，她们又是如何定义女性的角色?是继续蛰居在家庭中，还是选择“出走”?她们首先面临的是如何转变固有的身份。在这个过程中，岸田俊子、景山英子、清水丰子对她们的身份又作了何种改变? 岸田俊子(1861—1901年)，号湘烟，明治时代的女性民权家、作家。1881年(明治14)，以生病为由辞去皇宫“御用文事”的岸田俊子在游学途中在土佐结识坂崎紫澜、植木枝盛等民权家后，立刻投身到了自由民权运动中。在随后的两年间，她在大阪、冈山、四国、熊本等地进行了批判政府、争取女权的演说。1883年(明治16)10月，岸田在大津四之宫剧场发表了题为《函入娘》的演讲，因被当局认为是不恰当的言论而遭拘捕。次年，她在自由党的报纸《自由灯》上发表了著名的《告同胞姐妹》，该文被认为是日本最早出自女性之手的女权论[6]。同年她与自由党副总裁中岛信行结婚。随着丈夫的荣升，成为贤夫人的中岛俊子也逐渐步入上流社会妇人之路。景山(福田)英子(1865—1927年)是一位在明治时代投身于日本女性解放运动的女性[7]。在板垣退助监修的《自由党史》中，她作为唯一的一名女流民权斗士而被提及[8]。1885年(明治18)，年仅20岁的景山参与了小林樟雄、大井宪太郎等旧自由党党员密谋的朝鲜改革计划，成为大阪事件中的“红一点”，也因此而被捕入狱。在当时社会舆论的渲染下，她被视为“女杰”、“女丈夫”，逐渐被塑造成偶像。但同时也有人将其视为世间的“坏蛋、毒妇、欺负士绅的无道者”[9](P278)，进行尖刻的指责和辱骂。面对世间的恶声指责，景山英子开始了对自己在大阪事件中的思想及行动的反省与自我批判。伴随着她后来充满挫折与苦闷的生涯，她渐渐诀别了曾经为之奋斗而未实现的女权伸张思想，重新开始了新的向社会主义女性解放的摸索。清水丰子(1868—1933年)，又名清水紫琴，明治时代的作家、记者、女权家。1885年(明治18)与民权家冈崎晴正结婚的冈崎丰子常陪同丈夫参加奈良的大同团结运动会及民权派组织举办的演说会，并多次登台作了有关女性教育、女权伸张等题目的演讲。1891年(明治24)，她以自己不幸的婚姻经历为基础，写下了第一本自传体小说《破碎的戒指》，该书也成为其蜚声文坛的代表作。其实在这之前的1888年(明治21)，她还为植木枝盛的著作《东洋之妇女》写过序文，这篇文章也成为其评论的处女作。此后又在《东云新闻》、《女学杂志》上发表了多篇评论文章。这个时期，岸田俊子在成为中岛信行夫人后便退出了政治舞台；景山英子则苦恼于生子、入籍等问题，无暇投入精力于政治世界。而此时的清水丰子作为一名女性民权家可谓在“孤军奋斗”[10]。 明治维新以后，急速进行的国家建设，从外观到内在的变迁无不与文明开化的宗旨相吻合。与此同时，有关女性的认识也随着开化风潮发生着改变。但不可否认，在这样的潮流中，“女大学”式的女性认识依然根深蒂固地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从岸田俊子、景山英子、清水丰子各自的经历来看，三人都接受过近代启蒙主义学校教育。但是在走入社会之前，却也对塑造传统女性角色的《女大学》等遗训都不同程度地表示理解和肯定，甚至有人视之为美德。为了构筑近代国家而提出的近代启蒙性质的教育其实并没有跳脱传统的意识，所设计的女性角色依然是被束缚在家中，以家庭为重的“贤女”。那么，在自由民权运动的大潮袭来之际，这些“贤女”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宫中生活倍感枯燥又忧世愤俗的岸田俊子辞官，走向社会，通过与土佐民权家的交往而投身于自由民权运动中。而景山英子与清水丰子等女性或积极与民权家交往，或参与民权派组织的演说会等活动，这些深受丈夫及友人、亲人影响而参与到民权运动中的女性，在民权运动的大潮中逐渐觉醒、走出家庭、迈开步伐与男子一同关心并参与政治，甚至要与男子同肩国家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她们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从“贤女”变身为女性民权家。而为了伸张女权，她们或是奋笔疾书，或是大声疾呼，抑或用革命暴力手段，试图在男性民权家为主的民权运动中发出被禁锢已久的女性之声，也因此而跳脱出传统女性角色，变身为“女杰”。与往昔被封闭在家中、远离政治的女性相比，对当时的岸田俊子等人而言，与男性民权家的交往、积极开展演讲活动，甚至可以说参加自由民权运动本身就为她们冲破压制女性的壁垒、改变女性角色、寻求新身份提供了一条途径。那么，在民权运动中，她们又是如何论述自己的女权思想呢? 二、“女杰”的女权思想 在自由民权运动风潮的激烈鼓荡中，过去被禁锢于家庭内的女子获得了改变地位及突破束缚的契机。最为显著的是，这场席卷日本全国的国民运动促发了女子对于自身处境的忧思。于是涌现出一部分觉醒的女性身先士卒地投身于这场运动。她们以女性民权家的身份，或批判传统的性别秩序，或为一般女性群众的解放描绘新的图景，这其中也显示出了她们对理想性别秩序的渴望。那么，加入民权运动行列的这些女性民权家，她们的女权思想有什么特点? 1.反对男尊女卑，主张男女平等 明治时代的到来宣告了武家支配下封建体制的终结，对过去生活在封建体制重压下的人们来说，可谓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崭新时代。然而，无论是官方主导的还是启蒙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各种形形色色的风气改造，其实并没有完全扬弃男尊女卑的社会格局。在这种背景之下，身为女性的岸田俊子、景山英子、清水丰子三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抨击男尊女卑的观念，并主张男女平等。 岸田俊子意识到日本“自古昔便存种种恶劣之教育、习惯、风俗。对文明自由之国人甚感惭愧。其中最恶之风俗当属男尊女卑”。这种陋俗“尊男子为老爷、主人，女子却被贱视为婢女仆人，不能受到同等待遇。”[11](P55)她从自然人伦的关系出发，指出“人世间由男女所组成，仅有男子不能组成世界，社会若一日无女子，必至人伦亡国家绝”，且认为“从灵魂至四肢五官，男女均天生具备，无不与生俱来……相互构成人类社会。”[11](P55)因此她在批判男尊女卑之陋俗的同时，也对蔑视女性者所提出的女性卑弱论，逐一进行了严厉驳斥，并极力呼吁男女平等。景山英子则从当时的社会现状中看到“今日(日本)社会尚未进步，人智亦不发达。如其教育法，男女之间大相径庭。因此，如女权便日趋倾颓，或是女子被视作男子的附属物，或是女子被完全视做奴隶，更有甚者竟将女子以非人视之。”[9](P406)换言之，她认为明治时代的到来并没有从根本上根除男尊女卑的陋俗。于是她从天赋人权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凡人都具四肢五官，不论是男子或是女子，其天赋之权利岂有丝毫差异之理?”[9](P406)并进一步认识到“虽为女子，当然也是日本人民。”[9](P440)在这里，景山英子将自己、将女性包括在“日本人民”、“国民”的范畴中，与男性在民权运动中为了谋求政治上的权利相同，本质上，身为“日本人民”的女性也应在民权运动中伸张自我的政治权利。如果说岸田俊子与景山英子女权论的启蒙对象主要是面向女性的话，那么也可以说清水丰子的女权论更多的是以男性作为批判对象而去论述的。“众所周知，人为概括男女之名称。因此无论男权还是女权，共同扩张其权利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然今得意洋洋乎，食弱者之肉，乘我等姐妹纤弱而恣意压制，这岂是诸君所谓的男子应有的行径吗?今若借诸君所采用主义之表象，即所有人的权利都是同等的，然妇女的权利小于男子。”[12](P244)她意识到，在这些压制女性的男性头脑深处仍然深深地烙印着男尊女卑观念的痕迹。她认为女性也同男性一样拥有人的灵魂，“妾等姐妹也是有灵魂的，焉能长久闷闷不乐忍受此专横?”[12](P244)“吾等女性在此世上生存，作为人，本各自拥有一个灵魂并具备所有官能。唯独在女子之名称下，如斯其灵魂官能之自由要比男子遭受几层的剥夺。”[12](P267)即她从精神层面出发主张男女平等。 从以上来看，她们三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男尊女卑之陋俗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各自有关男女平等的主张。然而，三人虽然将矛头指向了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秩序，但却缺乏对产生男尊女卑之陋俗的社会、经济根源的挖掘。尽管如此，在自由民权运动的鼓荡中，她们分别从不同的立场出发来宣扬男女平等，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女性在家庭及社会中权利的伸张。长期以来，女性被排斥、隔绝在政治等公共领域之外，而自由民权运动其实为女性进入公共领域提供了一个途径。女性民权家的男女平等、男女“同权”主张中，是如何权衡私权与公权的关系? 在《告同胞姐妹书》中，已经显示出岸田俊子对男性主导的自由民权运动产生了怀疑，她认为即使实现了立宪政体，也离真正的文明开化相距甚远。在岸田的理想中，只有真正到达文明开化，才能完全实现公共领域男女的同权。而在当时国会尚未开设、民权尚未伸张之际，“如果男子打掉一直以来握在手中的权柄，对女子施以同等之礼，并还给女子全部权利的话，女子便会舍弃其反动激昂之无德，敬重男子、爱其丈夫，男女应互相保护其权利，男子尊重女子的权利，女子也尊重男子的权利，互不侵犯、互不侮辱、互不亵渎，温柔相语，将命令改为商谈，商谈才会使一家和睦……如此的话，一家之内常常怡然相乐，是为人间无上之幸福。”[11](P75)即岸田认为女性与其诉诸参政权的获得，不如首先在家庭的私人领域内得到与男性同等的权利更为重要。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她不赞成女性谋求政治权利。与岸田俊子相对，景山英子则明确地主张女性应参与政治生活、谋求政治权利。她认为自己虽然是一名女性，但也“希望获得参政之权。”[9](P429)于是她开始与男性民权扩张家相结交，投身于自由民权运动，意图实现“女权伸张以至实现男女同等之地位，三千七百万同胞兄弟姐妹皆能竞相参与国政，绝不置身不顾国家之危机，而是敢于除去束缚吾人之弊制恶法。”[9](P440)然而景山英子改造、变革社会的愿望却也是在模糊自身“女性”的前提下形成的。为了实现女性的参政权，她使自己“男性化”，并一同参与到以男性志士为中心的政治世界中。自我意识的缺失、女性意识的模糊，也使得她并未触及女权中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即女性的私权。甚至可以说在她的女权论述中，男女同权、女性参政权的获得才是主要内容。 同时考虑到私权与公权，并积极谋求私权与公权的则是清水丰子。清水的女权思想构造中包含着女性的私权与公权两个方面，她一方面认识到在私人领域，女性受到了家庭内“小君主”的压制，且这个“小君主”的专横如同专制政府的“保安条例”般压迫、束缚着女性。在这里，清水深刻地认识到私人领域家父长权制对女性的支配如同专制政府对民众的支配。同时她也意识到女性其实受到了双重的压迫，即私人领域家父长权制的压迫及公共领域专制政府的压制。而为了挣脱这双重的压迫，她认为必须要争取女性的私权与公权。但是公权与私权究竟孰先孰后，她又主张“比起参与一国之政事，更欲求先获得一家之主权。比起向政府寻求自由，当务之急必先脱离夫君之束缚。若妾等一朝脱离小君主之手获得屋内之自由，即与诸君协心戮力效力于一国之自由。”[12](P245)此处体现出了她与岸田俊子的相似之处，即首先应当伸张女性在私人领域的私权，然后再与男性一同齐心协力成为“自由之民”、“女国民”。与岸田的不同之处在于，清水认识到女性私权的实现其实与谋求政治权利等公权是密不可分的，即为了实现私权，也有必要同时争取公权。 2.对男权的批判 无需赘言，女权伸张的过程中必然也要冲决“男权”的罗网。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女性民权家在民权运动中都能意识到“男权”对女性的抑压。景山英子就是其中一个显著的代表者。在大阪事件被捕后所写的《狱中述怀》中，她这样阐述道：“元来我国民权不得扩张，故妇女惯于古来之陋习，卑卑屈屈甘为男子之奴隶，而不知天赋之自由，对那弊制恶法恬然不介意，只安于一身之小乐，以锦衣玉食为人生最大之幸福名誉。岂知局势之状况，更何况我国之休戚，更是不曾悬于心头。滔滔日本妇女皆如此，恰如度外之物。卑屈自己，而以不问政事为是，无丝毫顾虑之意。”[9](P439)即她认为当时的日本女子只关注于一身之幸福，而对国家政事无丝毫忧虑之念。在景山看来，女子的这种“无气力无精神”[9](P422)之现象完全是由于“女子教育之不充分及民权之不扩张所致。”[9](P439)她虽然将女权扩张与民权运动、参与国事结合起来，企图在此过程中伸张女权，却没有敏感地意识到女子的无力气、教育的不完整除了因为顽固的传统习惯外，还有来自男权的压制，而这一点岸田俊子与清水丰子却注意到了，也因此，她们对男权的蛮横进行了严厉批判。这其中，岸田俊子有关男权的批判主要是指向男性民权家的。她首先提出这样的疑问：“世间男性论者所期望的国会果真是完美无缺的吗?立宪政体真的是无上极致的制度吗?”接着指出，“立宪政体与古代政治相比可以说是不错的，但从文明开化的极限来看，不能不说其还是极为低端的”，进而对世间热爱自由、尊重民权的诸民权家大声质问：“君等欲改良社会、欲谋人类进步，为何仅在男女同权一说上，就结成了顽固守旧之党?”[11](P70-71)然而，岸田俊子也期待将女权伸张纳入到男性民权家的话语中去，以图谋求女权。但这种期望却不能获得主张天赋人权、鼓吹建立立宪政体的男性民权家的认可。 值得注意的是，清水丰子对男权的批判则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对家庭内压制女性的“小君主”的批判，其二是对民权运动中男性民权家的批判。这些男性民权家“虽平生面向政府渴求自由，却又是一群欲在一家之内恣意压制妻子的矛盾的民权家，虽知晓男女同权之真理适用于社会，却也是为了自己方便而赞成男尊女卑之说的伪学者”[12](P241)，他们与女性相比，多“受过高等教育，既有让人钦佩的议论家，也有专研奥妙之理的大学问家。然而却都认可此荒谬之论理，或为便宜行事，或为私情之故”，将女性视为“器械、玩物”。于是她对男性为主的民权运动产生了怀疑。“诸氏脑中若不脱除旧习之印记，(明治)23年国会开设于妾等姐妹又有何意义?”[12](P244)进而指出，男性民权家所崇尚的立宪政体中对女性公权的否定造成的结果其实是“男子等一部分人恣意压制女子另一部分人。”[12](P280)岸田俊子与清水丰子对男权的批判其实更加凸显了她们对自身女性角色的自觉。在这种女性自觉中，也显示出她们对理想性别秩序的渴望与对新身份的企盼。而这种企盼也与她们的国家观念紧密相关。 3.女权伸张与国家观念 在日本国民意识形成期的自由民权时期，女性民权家心中的国家观念是极其强烈的。而正是这种国家观念的产生与树立使得她们赋予女权伸张特殊的意义。 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言：“民权派女性们在日本首次以国家观念为媒介而开始参与政治活动……她们通过国家观念这个媒介首次把女性解放设定为具有普遍性的课题。”[13](P202)在这种国家观念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女性民权家所怀有的强烈的“爱国之情”。这一点在景山英子的女权论述中尤为明显。在她民权与女权相叠的思想论述中，强调女性也应该担负起对国家的责任，在国家面临危机时，虽为女子，“即使身体软弱，爱国之热情并不逊于壮士”[9](P441)，以不逊于男子的“爱国之情”为国家洗却耻辱、扩张权利。而这种“爱国之情”同样也体现在怀着“忧世爱国之赤心”[11](P55)的岸田俊子及“报国恩之万一”的富井於菟[14]等女性民权家身上。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观念植根于这些女性民权家的同时，她们也觉醒到了“虽为女子，当然也是日本人民”[9](P440)，“日本帝国臣民之一半”是妇女[12](P279)，因此有必要去参与国事，与男子同尽职责。从被启蒙知识分子被动得收拢到国家的框架内到自发主动地与国家、政治产生直接关系，女性民权家的主体自决的思想已经逐渐萌发，较为显著的一点就是清水丰子通过她所持的国家观念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私权与公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她这样说道：“一般而言女子都会为人之母，为人之妻，因此在女子为人妻子后扶助丈夫时，政治上的观念是非常有必要的。然而更为关键的是，作为母亲抚养孩子时具有政治观念也是特别重要的。所有的人民之所以能产生国家观念并能爱国，是因为他们知晓国家的历史并了解现今国家的政治。然而今日作为第二国民之母亲的妇人皆让其成为政治上的聋子哑巴，养育者将会减去国民观念、丧失爱国之志，最终忘却其自己直接对国家肩负的职责。这岂能求得她们所养育的孩子的国民思想的发展呢?”[12](P270)显然，此处清水将传统的妻子、母亲的角色加入到国民的行列中，并描述出一种新的女性图景——“女国民”。即从国家角度来重新塑造女性的角色，指出女性参与政治一方面可以使她们更好地协助丈夫，且有益于下一代国民的培养，另一方面在家庭外女性与男性一样肩负着对国家的职责。这种对“女国民”身份的追求也引出了她有关女性权利、义务与男性相同的女权论述。 在这些女性民权家的女权思想中，女权意识的勃发与国家观念的树立二者之间有着不可切割的关联。改造女性被启蒙知识分子列为改造国家、实现近代化构想中重要的一环，无论是旨在提高女性地位的女性论，还是所谓男女同权的思想，都流露出男性知识分子从强国出发的改造国家、社会方案的主观色彩。这些有关女性改造的言说其实并非是女性主体的心声，因此很难深入到女性的生活中。在自由民权运动风潮的激荡下，以岸田俊子、景山英子、清水丰子为代表的女性跨进了政治社会，并开始有了与政治的初步交涉。而这种跃进的形成是通过国家观念这一关键的一环连接起来的。她们以国家观念为其重要论据，特别是在寻求“女性国民”的新身份的过程中，引出了她们对女性权利及义务应与男子同等的女权论述。也正是在日本国民意识形成的自由民权时期，在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下及亲身参与中，不断增强的国家意识使得她们跳脱出传统的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意识，并首先进入公共领域，发出长久被禁锢的女性之声，进而依据这种国家观念试图摸索着解放自我的路程。但是，女性民权家的女权发声其实并没有呈现出当时女性的真正需要，也并没有冲决传统的社会性别秩序。多数男性民权家，甚至连明治政府可以说都没有完全扬弃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秩序。 三、小结：“女杰”的困境与归程 1886年1月14日的《东京日日新闻》上这样描述“女杰”：既有学问又有才智，特别是其豪胆更是连男子也有不及之处[9](P499)。在这里，“女杰”是以男性的行动为其坐标，“女杰”代替了卑弱的女子，开始走出家庭，并自觉到应为国家贡献一己之力。然而，国家观念的固着却也给她们增加了新的“束缚”，即“民权派女性们，虽自觉到男女平等，却与当时男性、女性都不能从男尊女卑之观念脱离出来的日本社会相对峙，尽管赞成男性的自由民权运动，但很难在其中寻找出自我同一性的根据……可以说民权派女性们只是在男女平等应该可以实现的未来社会中看到了自我同一性的源泉。”[13](P202)而另一方面，女性民权家的女权主张也被民权运动中的男性民权家所利用。例如景山英子的“爱国之情”基础之上的女权伸张其实是被用作了仇视清国、侵略朝鲜的一种思想与行为表现，已经远离了个人自主独立姿态的宣示，也失去了女权伸张的目标，取而代之的是被各种政治、国家寓意填塞其中。同时，也不能否认在大阪事件中，她的“女性”身份其实是被大井宪太郎、矶山清兵卫等人所利用与掌控着的，即通过她的“女性”身份来实现他们侵略他国的意图。值得注意的是，在“女杰”的女权论述与实践当中，却也很难剥离“拟男”的痕迹，这在景山英子身上体现尤为明显。进入向来专属男性领域的政治世界，并跻身男性行列表达自己政治主张的这些女性民权家，因其“明明是女子之身，却事事都想与男子一样受到同等待遇”，而被男性知识分子认为是“很奇怪的事”[15]。“女杰”以伸张女权、争取进入国民行列为目标，但社会舆论在称赞她们进入公共领域显示出其豪胆之气的同时，也对其私德(女德)进行了严格的批评。这也是自由民权运动时期女性民权家所面临的困境。从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女性民权家虽然力图将女权伸张纳入到男性民权家主导的民权运动的话语中去，然而在民权运动中，她们的女权主张其实与男性的民权伸张是两条“平行线”，“女性所背负的各种人权问题未被提上政治日程。”[16]而且，她们所开创的“女杰”面貌，也与当时日本社会中饱受重重压制的女性的实际生活状况有着隔阂，并未涉及女性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与困境。此外，1889年(明治22)《大日本帝国宪法》及次年《众议院规则案》(禁止女性旁听)、《教育敕语》等的颁布也显示出，明治政府不仅把女性全面地排除在政治世界外，更是进一步强化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格局，女性民权家的女权伸张运动也随之陷入了沉寂。在天皇制确立的同时，当时女性所受到的抑压也在不断加深加重。在这种困厄中，成为贤良夫人的岸田俊子逐渐远离政治世界，用笔来论述女性问题，以期促使更多女性觉醒。而不惧世间规范，积极地投身到男性民权家为主的革命运动中，并试图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女权伸张的景山英子却在社会舆论铺天盖地的谩骂和侮辱中，开始了对自己在大阪事件中的思想和行动的反省与自我批判，并通过妥协于世间规范，来寻得自己的生存位置，于是有了对《教育敕语》的“共鸣”。民权运动退潮后仍笔耕不辍、论述女权的清水丰子则在再婚后，碍于丈夫的压力不得不压抑着其“内心冲突的表现欲”[17]，回归到家庭生活中。 在自由民权运动风潮的席卷下，以岸田俊子、景山英子、清水丰子为代表的女性民权家从家庭中“出走”，走入社会，穿行在男性民权家中，并为促使女性同胞的觉醒而努力。她们不再是被男性知识分子改造的对象，而是通过自由民权运动变身为社会性别秩序的设计者。她们不再是蛰居于家中的无声者，而是通过树立国家观念开始参与到公共领域，并成为首次与国家有了直接关系的“女杰”，开始走进了整编中的国民行列，并意图在她们的女权论述中重新设定新的身份与构建新的社会性别秩序，也因此而为男性为主的民权运动增添了性别质素。在自由民权运动中，她们虽然获得了宣扬女权思想的场域，却未能实现女权的伸张。但必须肯定的是，由于女性民权家的积极推动，日本女权运动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席卷而迈出了近代发展的历史步伐，这可以说是近代日本女性觉醒到个体自我存在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