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曲径通幽”的中南（非）建交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南论文,曲径通幽论文,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忠实可靠的朋友
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南非人民群众反对白人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进入了决战阶段。种族主义政权对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反抗实施残酷镇压，全国各地一片白色恐怖。曼德拉等一批黑人领袖被种族主义当局长期监禁在牢房，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泛非主义者大会、南非共产党等争取民族解放的政治组织通通被打入地下，完全处于非法地位，在南非境内几无立锥之地，被迫流亡到南部非洲“前线国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这一斗争一直得到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同情和坚决支持。非国大、泛非大和南非共都同我们党保持良好的关系，这几个组织的中央领导人多次访华。我在中联部主管非洲事务期间，非国大总书记恩佐曾于1986年和1988年两次访问中国。我们在北京召开声援大会后，我又陪同他到武汉大学发表反对种族主义斗争的演讲，扩大他们正义斗争的影响。当我党派代表团访问非洲国家政党时，也总是不失时机地同他们进行接触，交流情况，交换意见。
1985年10月，我率中国共产党友好代表团访问赞比亚时，特意专访了非国大设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的总部。著名黑人领袖、非国大主席坦博和非国大总书记恩佐都在这座很小的僻静院落办公，处理和决定整个南非反对种族主义斗争的重大问题。由于南非种族主义当局经常派军警袭击和追捕他们，安全问题使他们时时刻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非国大领导人虽然身处卢萨卡的和平环境中，却过着战时生活，像打游击一样经常变换住所，以提防暗杀行动。坦博随身就有4个保镖，外出时还有警车护卫。
就是在这种紧张形势下，我党代表团访问了非国大总部，发表了义正词严的讲话和反对种族主义的政策主张，强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直关注着南非和纳米比亚的形势。我们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一样，始终认为南非和南部非洲局势动荡不安的根本原因是南非种族主义统治及其扩张政策，要使南非和南部非洲局势真正和平稳定，南非当局必须结束对纳米比亚的殖民统治，按照联合国435号决议，允许纳米比亚获得独立，并彻底废除破坏邻国和平稳定的政策以及在国内的种族主义隔离政策。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当局任意屠杀黑人群众和镇压其他人民群众对种族主义政策的反抗。种族主义统治是世界上最野蛮、最黑暗的统治，非国大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斗争是正义的事业，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十亿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你们的正义斗争，直至获得反对种族隔离政策和争得种族平等的最后胜利。中国党代表团在卢萨卡非国大总部的这篇讲话，如同晴天霹雳的响雷，震撼在南非和南部非洲的上空。新闻媒体对此做了广泛的报道。
历史转折中的友谊
在国际社会制裁和南非人民声势浩大斗争的强大压力下，20世纪90年代以后，统治南非几个世纪的种族隔离制度逐渐崩溃，南非黑人、有色人和亚洲人从种族主义统治下逐步解放出来，南非历史揭开了新纪元。
1990年2月，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宣布解除禁令，允许一切反对种族主义的政党和组织合法，释放被监禁28年之久的黑人领袖曼德拉等人。流亡国外的非国大、泛非大和南非共等中央领导机构和所有人员，在斗争取得初步胜利之际，先后返回国内，由地下非法状态转为公开合法。在这样的历史关头，非国大、泛非大、南非共都处在战略性的转变时刻，客观形势要求我们必须迅速把工作重心由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转为政治解决南非问题。非国大、南非共于1991年先后召开了合法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朱善卿代表我党应邀出席了非国大的代表大会，我代表我党出席了南非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党中央发了贺电贺词。在南非共的代表大会上，非国大副主席西苏鲁发表了严正声明，说南非共和非国大的关系，是共同反对种族隔离斗争共同战斗的产物。这种关系今后更加重要。西苏鲁强调说：“厌恶我们联盟关系的人是大错特错的；我们在战斗中结下的友谊，不可能在即将胜利时消失”。这就澄清了人们对在政治解决南非问题进程中以及在新南非诞生后南非共和非国大之间关系的疑虑。就在非国大这次代表大会上，获释不久的曼德拉被选为非国大副主席，1993年坦博去世后又继任非国大主席。
在南非白人政府宣布废除党禁之后，政治解决南非问题开始启动。1991年12月，南非召开多党会议，随后立即改为南非民主大会，就政治解决南非问题进行谈判。非国大是谈判的主要一方。据非国大当时向我通报说，谈判涉及五大问题：一新宪法的原则、确定制定新宪法的机制问题；二成立制宪议会问题；三成立联合政府问题；四关于班图斯坦黑人家园重新加入南非问题；五关于国际社会在政治解决南非进程中的作用问题。谈判经历了三个年头，1993年11月13日，谈判各方共同签署了南非的临时宪法。
在此期间，为了对非国大和曼德拉在制宪谈判和未来南非大选中的支持，我国政府特邀请曼德拉以非国大领导人的身份，于1992年10月访问我国，同我领导人会见、会谈，我方在政治上、经济上都给曼德拉以大力的支援。由于我党长期支持非国大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和良好的友好合作关系。非国大领导人一直表示，在他们获取胜利上台执政以后，将当即断绝南非同台湾的关系，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按照政治解决南非问题的时间表，南非于1994年4月进行了大选，非国大在大选中获胜，曼德拉当选为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新南非的首任总统。我领导人致电祝贺，并派中国人民对外友协副会长谢邦定作为特使参加曼德拉总统的就职典礼。
在银弹飞舞中迟疑
曼德拉上台执政，按照非国大同我的友谊和长期的良好关系，在清理种族主义政权对外关系过程中，应当及时处理同台湾的关系，弃台就我，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然而，事情并非这样简单。中南（非）建交经历了相当复杂而又曲折的过程。
南非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是非洲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也是台湾在非洲乃至全世界殊为重要的“外交”阵地和经贸伙伴。台湾长期经营南非，台湾和南非政治、经济关系非常密切。当时台湾在南非投资有4亿多美元，有300多家企业。1995年双方贸易额为17.5亿美元。为了保住同南非“邦交”和重大经济利益，台湾“务实、银弹外交”的触角早在非国大公开合法和曼德拉获释不久就伸向了非国大，邀请非国大执委访台。1991年我在约翰内斯堡参加南非共全国代表大会时，奉命就此事专程到非国大总部交涉过。1991年非国大召开合法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台湾人也钻到了会上。新南非诞生，曼德拉就职，邀请了台湾代表参加。曼德拉担任南非总统后，台湾当局不惜重金收买诱拉，向南非新政府许诺数亿美元经济援助，并大量邀请南非政界人士和议员访台，同时还公开宣称，准备接受南非的“双重承认”。台湾当局摆出绝不放弃南非的架势，要不惜一切代价同我争夺新南非。为了反击台湾的渗透，推动南非弃台就我，我对非国大、南非共以及南非各界友好人士做了大量工作。绝大多数人态度鲜明，赞同新南非断绝同台湾关系，当时非国大国际部副部长贝·马比埃拉当着我的面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的朋友，长期支持我们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台湾从来没有支持过我们的斗争”。但是，曼德拉政权当时是联合政府，对华政策受各方牵制。南非各界又对我缺乏真正了解，担心与台断交后，南非经济利益受损。关键是曼德拉总统本人没有痛下决心，而是迟疑、却步。
我同台湾争夺新南非的斗争处于艰巨复杂和胶着状态，台湾当局认为他们在南非“务实、银弹外交”有得，得寸进尺。一方面抓住南非不放，另一方面把“务实、银弹外交”的触角伸向非洲其他国家。1995年1月，台湾从同我建交国中挖走了西非的塞内加尔，而且这种态势呈现着蔓延的趋势。但是，我党中央方针非常明确，指出新南非诞生后，要重视做曼德拉的工作。踏踏实实付出努力，奠定中南（非）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基础。此后，我领导人同曼德拉保持着信函交往并积极联系南非各界人士，还通过一些友好国家有影响的政治家做曼德拉的工作。与此同时，我们则加大力度，发展同南非的经贸关系。1991年中南（非）双边贸易额仅有几千万美元，到1995年已达到13.2亿美元，我在南非的投资从无到有，稳步增长。我们对曼德拉要搞“双重承认”的做法，一直明确反对，所有这些措施都产生了积极效果。就我同我建交的力量日益壮大。1995年非国大执委会内部通过决议，主张同我建立外交关系。此后，曼德拉总统会见我驻外机构代表谈话时，表示要派高级代表团访华讨论两国关系，同时也准备派团访问台湾。
来自政协的建言献策
我在中联部工作，长期主管党对非洲党的联络事务。在中南（非）建交历程中，恰好我是八届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由于工作关系和历史原因，我一直注视着中、南（非）建交事态的发展。我潜心观察和研究后认为，作为一个长期对非工作者和全国政协委员，对非洲“反弹”斗争的事态不能无动于衷，有责任有义务推动中南（非）建交工作。向中央积极建言献策，并征得当时的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钱李仁的同意。此时正逢1996年的春节，为了争取时间，利用节日休假的机会，我集中阅读和研究了大量材料，最后起草了一份向全国政协李瑞环主席的报告，题目是《关于对南非总统曼德拉做工作的建议》。中联部非洲局局长朱俊发和刘郧生研究员参与了建议文稿的审阅。根据钱李仁的意见，建议以“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部分委员”署名。我把报告文章送给温业湛（外交部原副部长、外委会副主任）、魏玉明（外经贸部原副部长、外委会副主任）审阅修改，并征得他们同意作为“部分委员”之一参与建议。经外委会副主任李鹿野和主任钱李仁审阅签署报送李瑞环主席。时间是1996年2月9日。
《建议》认为，塞内加尔同台湾“复交”表明，台湾在非洲推行的“务实、银弹外交”呈诡秘、嚣张之势。从小国、穷国向大国、富国渗透，从个别突破向成片推进。1984年以来，已从非洲同我建交国中挖走了6个国家，在西部非洲已经连成了一小片。塞内加尔的行为是严重的，对非洲其他国家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值得密切关注，台湾也会趁势进逼。非洲“反弹”斗争的形势是严峻的。但总的优势仍在我方，他们难以改变我强台弱和中非友好大局。我们应该坚定信心，积极探索全方位的谋略与对策。
从当时非洲同台湾“复交”国家的迹象看，他们意欲在我海峡两岸搞“双重承认”。这同台湾重金收买、西方大国反华势力暗中推动和误导有关，也同南非总统曼德拉欲搞“双重承认”的政策影响不无关系。南非是非洲大国，曼德拉是非洲有影响的人物，对其要搞“双重承认”的消极影响应有足够估计。因此，如何使曼德拉总统认识到搞“双重承认”的幻想不切实际，做好对他的工作，争取南非尽早弃台就我，实现中南（非）两国关系正常化，是我当时在非“反弹”斗争全局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一步棋，如这步棋走好，不仅会沉重地打击台湾的嚣张气焰，而且有助于扭转在非洲“反弹”斗争的态势。
台湾对曼德拉政府金钱诱拉的力度固然越来越大，搞“支票外交”、“旅游外交”，已邀数百名南非政府部长和议员等到台湾“旅游”，这些手法会有一时作用，但台湾支持种族主义白人政府，非国大和曼德拉这个心理上的因素不会完全消失，对曼德拉总统本人进行工作是有余地的，其中变数也是存在的。
客观地看，中南（非）建交的条件正在接近成熟，但需要催化剂和大力推动，使其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当时正是我对曼德拉总统开展工作的好机会。南非同亚洲国家的贸易特别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主要是通过香港转口的，香港有南非的领事机构，1997年香港回归牵动着南非的利益和政策。随着香港回归时间日益临近，南非在同我建交问题上正在权衡利弊，1995年南非国民议会外委会代表团先后访问了大陆和台湾，南非国民议会将就同我建交问题进行辩论，最后由曼德拉总统拍板定案。在此，做好曼德拉总统本人工作是一个关键。开展对南非的工作，要当作攻坚战来突破，要通盘规划，政治、经济工作甚至感情投资，都需要统一调度、有序进行。为此建议采取特殊的外交行动。主要是敦请同曼德拉总统知己的友好国家党政领导人，从战略高度就南非弃台就我、中南（非）两国建交问题，对曼德拉总统施加影响，着力推动。还要以适当的名义和方式，采取官民并举具有合力的外交行动，对曼身边的智囊人物、对南非政府、非国大等全方位地开展深入细致的工作，请他们来访，加强接触和交友。
中南（非）建交的催化剂
李瑞环主席看到建议报告后，立即批送给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李鹏总理随即批给中央外事小组办公室研究部署。根据李鹏总理的批示，中央外事小组办公室于1996年3月8日专门召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研究加强对南非工作的问题，形成了会议纪要。李鹏总理、钱其琛副总理批示，同意这个纪要。3月12日，这个纪要下发到各有关部门贯彻实施。各有关部门推动南非同我建交的工作随之按部就班地进行，成为中南（非）建交的催化剂。
这份纪要肯定：“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部分委员对中、南（非）关系现状的分析切合实际，所提建议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符合中央当前加强对非工作的指导思想”，认为，当年是中南（非）发展关系关键的一年。我应加大工作力度，不失时机地抓住南非对华关系出现的积极变化，积极主动开展争取工作，促使南非政府早下决心同我建交。
加强对南非工作的这份纪要，提出了具体意见并做出了部署。对曼德拉以任何方式搞“双重承认”，都要坚持明确反对的立场，不能有丝毫含糊；南（非）台交往中，民间交往和经贸关系可适当从宽；政治交往要注意掌握政策界限，不能造成双重承认给人以既成事实的印象；继续增进南非各界对我了解，多请一些在南非有影响的政界、新闻界朋友，特别是曼德拉总统侧近人物访华等。根据中央加强对非工作的精神，要提供一些必要的方便和优惠的条件。当然也要继续加强对南非高层人物的工作。
国家关系的基础是经济贸易的共同利益，发展同南非经贸关系，是促进两国建交的基石。新南非诞生后，其经济逐步恢复，市场前景看好。两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互补性较强，因此，应切实采取措施扩大双边经贸合作，争取尽早超过台湾与南非的贸易额。要处理好1997年后南非驻港领事机构，以促进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当年4月将在南非举行联合国第九届贸发大会，我利用这一论坛扩大影响，并加紧同南非当局接触。后来，我经贸部吴仪部长与会，曼德拉总统会见，直接向其阐明我主张和立场，效果很好，影响亦佳。至于敦请与曼德拉总统能说得上话的其他国家领导人做工作的问题，这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这有利于促使曼德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天时、地利、人和都对我有利。经过我方大力推动、催化，以及南非政府和曼德拉总统本人的努力、决断，加上众多友人的支持，1998年1月1日，南非终于宣布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曲径通幽”。中南（非）两国人民，从肩并肩反对种族主义的共同斗争到迎来新南非的诞生，直至排除台湾干扰，最后迎来了两国关系正常化而载入了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