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中国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分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无政府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时期，是中国思想界异常活跃的时代。各种社会思潮都有自己的传播市场，而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更为人们津津乐道。“在起初的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主义是占着优势的”（注：《无政府主义批判》（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3页。）。在中国无政府主义者阵营中，多数人继承了中国无政府主义始祖刘师复的衣钵，信仰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互助主义，形成了所谓的正统派；与此同时，有少数人除吸收克氏的思想外，兼收巴枯宁的破坏主义和中国古代固有的虚无主义思想，把这些思想杂糅起来，形成了所谓的新虚无主义派。因此，在当时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中，就形成了两大派别——正统派和新虚无主义派。这两个派别都以北大学生为主体，前者以黄凌霜、区声白为首，后者以朱谦之为代表。对于无政府主义的基本思想，诸如消灭一切国家和政权、反对一切法律和制度、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有计划大生产和“按劳分配”的原则等问题上，他们的立场和观点是一致的。但是，由于他们所固有的个性背景不同，所接受的思想来源不同，以及达到的目的也不同，因而，他们在很多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和矛盾，这就使当时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发生了分流。正统派和新虚无主义派的思想分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国家和政权消灭以后，如何组织和管理社会问题。
正统派提出，在国家和政权被消灭以后，由团体会社代替国家，以自由契约来组织和管理社会，而新虚无主义派则主张绝对自我。黄凌霜根据克氏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互助主义理论指出：“无政府共产党想将国家的组织改变，由平民建立各种团体、会社，如办教育就有教育会，办农业就有农业会，等等，由单纯趋于复杂，以办理社会所应需的，除去一切强权”，“由平民自己去享那‘互助’的生活”（注：张允候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四），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85页。）。认为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平等，人人才能幸福。但没有政权，没有法律，社会各团体之间如何进行协调呢？那就是以自由契约为信条，用它来维系社会。他们说：“废除一切统治机关——中央和地方——个人和团体在社会中，根据于‘联合与自治’的原则，以自由契约而组织无国家的世界大联合”（注：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37页。）。这样，在他们设计的无政府社会组织中，没有法律，只有契约，契约是至高无上的权威。
正统派的契约学说来源于克鲁泡特金。克氏在《面包略取》中说：“吾人自由团结，做共同的事业，其结果很是庄严。比方欧洲十七万五千里铁路，纵横如网，四通八达，建设铁路的方法，就是依自由契约，互相讨论，使各路线彼此联络，这不是政府的命令，也没有政府的监督，……万事全由诸小社会的契约就成功了”（注：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27页。）。这里所说的小社会，就是各种团体会社。区声白也指出，在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社会里，社会以契约来联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东西是‘信权’，而不是‘法权’”（注：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73页。）。法权即法律，所以，他们要废除法律和制度，代之以有信的契约。可见，正统派的论点，在于国家和政权消灭以后，建立各种组织及团体等小社会，用契约来调整诸小社会的联系，相互之间以互助为天然道德，进行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生活。
然而，新虚无主义派却不以此为然。他们的目的是要达到一个“虚空太平，大地破碎”的境界，因此，他们主张国家政权消灭之后，不应有任何组织和团体。失谦之明确地宣称：“我是反对一切的组织，而主张虚无。”他所以反对任何组织，是有两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组织只是名”，“是虚伪的不是自然的”，“组织是抽象的不是实体的”，“用抽象的名将个体的特别的实管住，而个体的特别的实，在于这个有涵盖力的共相之下，而不能不做他们的牺牲”。他所说的“个体的实”，就是指个人。在他们看来，个人加入组织，就会受组织的约束，失去自我。这是极端个人主义的表现。所以，朱谦之说：“组织即非真实，而无政府主义者，要在组织以内自由发展个人，只是一番迷梦，终‘乌托邦’而已”（注：《中国无政府主义与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1～52页。）。他们之所以特别强调个体，极力反对组织，也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氛围有关系的。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中国的政治嬗变频繁，大大小小的党派组织林立，官僚政客充斥其中。他们为求个人攀升，往往不惜出卖人格和自尊，依附于某些权势，成为附庸，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作为北大哲学才子的朱谦之，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切。所以，他为保持自己的清高和人格，实现自我发展和自我奋斗，便排斥一切组织。
其二，“在组织是‘力’，……强权非他，即在组织之中，组织之内，力为之维系也，舍力即无所谓组织，舍组织也无所谓‘力’，‘力’即强权，故我之主张，乃根本废弃组织，即欲根本废弃强权”（注：《中国无政府主义与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4页。）。他所说的‘力’，包括了精神上的力与物质上的力，认为这两种力只因程度有差别，而无本质区别。正统派所主张的自由契约，被他称之为精神上的力。所以，朱谦之说：“契约和法律原无何等分别，而精神的力与物质的力也很难定他界限”，“有制裁力的契约，无论自由至何种程度，都不过是‘力’以下的自由，与用法律来支配个人，控制个人，只不过分量不同，从本质上看去，是没有差别的”（注：《中国无政府主义与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5页。）。这表明，他反对用契约来维系社会，和正统派形成鲜明的对比。然而，新虚无主义派的理论宣传和实践活动却是截然相反的。他们在理论上极力反对组织的同时，在实践中却又走进了“组织”之中。他们为实现其虚无的世界，特邀集志趣相投者成立了“奋斗社”，出版刊物《奋斗》，相约为心目中的理想境界共同“奋斗”。这很明显地反映出他们内心的矛盾。
无政府主义者都主张个人主义，但方式有别。黄凌霜等人倡导个人主义的同时，却强调互助，认为互助是社会进化的动力，是天然道德；而朱谦之等人的个人主义尤为极端、露骨，不要组织，抛弃道德，把互助也看成是“力”的存在。他们所要达到的，是要归到“‘无心’，‘无物’、‘无神’的境界”（注：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20页。），为此，必须彻底革命。在他们看来，要革命，“就从孤独的我做起，至于社会呢？那是靠不住的。唯有孤独的我，才有革命的创造力，也唯有孤独的我，才能够创造伟大的成功”（注：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92页。）。表现绝对自我是新虚无主义派的突出特点。
第二，关于革命的手段和途径问题。
正统派具有温和改良的色彩；新虚无主义派则要用激烈的破坏手段实行宇宙革命，正统派以实现无政府共产主义为目标，斗争手段十分温和，即先做宣传的功夫，然后进行较为革命的手段。区声白提出，欲实现无政府社会，应实行平民革命，其方法是“全由平民多数之觉悟，或者单独进行，或者联合举动”，但他反对进行政治革命和运动军队（注：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65页。）。黄凌霜也提出了革命的手段和途径问题。他说：“我们不妨提倡革命，不妨提倡反对资本主义，不妨提倡阶级战斗，但我们尤应该研究中国的民性与现状，想个善良的法子，大而至于根本改造，小而至于一地方的兴举，教育的改革与普及，自治之运动，都可以不必推辞”（注：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49页。）。他们所提倡的革命，决不同于共产主义者提倡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他们意念中的革命，就是抗税、抗兵、罢工、暗杀、威吓等。这决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存的社会制度，只能是社会的改良。这正如区声白所说：“无政府革命方法：‘就是由较未幸乐而至于较幸乐，由较不自由而至于较自由’”（注：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59页。）。这样，一步一步地进化，最后达到无政府共产社会。这完全是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想，暴露出改良主义的本色。
新虚无派由于以“虚空太平，大地破碎”为最后目的，所以，他们批评正统派的革命不彻底。他们所要进行的革命是激烈的，是进行“宇宙的总体革命”，要“革到‘天翻地覆，人类灭亡’，‘有穷’消失于‘无穷’，才算归宿”（注：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78页。）。而无政府革命只不过是他们革命的开始。朱谦之在《宇宙革命的预言》中写道：“我对于宇宙革命的计划，是从无政府革命下手。因为无政府革命是虚无的过程，所以我们只得和无政府的赞成者一齐手牵手地打破阶级、强权、资本家等”（注：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83页。）。在他看来，无政府革命者只是他的宇宙革命的某一阶段的同路人，有利用的价值，但不是始终的朋友。他们利用无政府主义，是因为它有“做媒摆渡的效能”，“是过渡的方便法门”，“所以赞成它”。这样，他们“以无政府主义为手段”，最后达到“虚无主义的目的”（注：《中国无政府主义与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页。）。
如何达到“虚无”呢？他们的革命手段就是“破坏”。朱谦之在《革命底目的与手段》一文写道：“破坏、破坏，革命因他而称为进化的原动力，宇宙因他而进于真美善之境，……革命除破坏外没有什么，真美善除破坏外，也无什么意义！破坏、破坏，革命手段，就是向前破坏，要实现真美善的，也只得向前破坏了”。他把破坏看成是复归于自然的手段，所以，他宣称：“凡言建设的，都是不知革命手段为何物”（注：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51页。）。他们热衷于破坏，认为破坏成功，虚无革命就实现了。朱谦之的愿望，在他创作的《到虚空去》的歌中体现出来：“我从虚空来，还向虚空去。虚空是我本来身，也正是我们的归宿”（注：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87页。）。
由上可见，正统派的革命手段，先是灌输无政府观念于一般平民中，然后有所举动，方式是温和的。新虚无派较之激烈，进行无限制的破坏，要实行宇宙革命。二者的分别，是由两派的目的不同所致。
第三，关于生产和分配问题。
正统派主张由工人自由组织生产，财产“按需分配”；新虚无主义派根本反对生产和财产分配，主张经济虚无。黄凌孀等人主张在国家组织被改变以后，平民自己建立各种团体，以此来办理社会事务，以各个人能享受幸福平等为主。在财产分配上，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对于田地、工具等生产要件及屋、食、衣等生活要件，归社会公有，由生产者自由取用和享用，这就是“以公道的法则而分配之”（注：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66页。）。如是分配，“工人得以直接管理生产机关，……凡所得的生产品，都可以自由支配，没有资本家及国家干涉，所以人人都努力于增加生产，不像处于资本制度底下，做资本家的牛马，也不像处于国家集产主义之下，做国家的奴隶”。由于工人得到了自由幸福，就愉快地参加生产，因此，“产业一天一天的就发达起来了”（注：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40～614页。）。可见，正统派不仅主张以平等互助的方式发展实业，增加财力，而且提倡人人劳动，实现其各尽所能，这样，人人之间互不侵犯，社会道德日趋高尚，无政府主义的极乐世界便实现了。
新虚无派不仅在政治上道德上扫除一切束缚，而且在经济上也要“虚无”，即消灭财产。为什么要消灭财产呢？朱谦之说：“共产主义是有产的，集产主义是有产的，独产主义也是有产的。所以从有产这点着眼，一切共产、集产、独产都没有差别，……人世所以脊脊大乱，为有产故耳”（注：《中国无政府主义与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页。）。他们视财产为一切罪恶的源泉，要扫除人世间的罪恶，唯有消灭财产，因此，他们反对任何方式的分配原则。杜冰坡说，即使在公有社会里，仍然不是把社会根本推翻，只不过是把一切物产归社会全体，有物产，中间必有个聚散，这本身就是一种分配，“任你分配的方法再妙，总不过是分配罪恶”（注：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20页。）。以此为依据，他们反对劳动，反对发展生产和增加实业，认为发展生产就是扩张罪恶。所以，朱谦之说：“我根本的反对无政府的共产主义，和巴枯宁反对马克思的学说一样，巴枯宁攻击马克思学说不确认自由，把一切的财产送给资本家政府，我说共产主义明知财产是罪恶，却依样留用它”（注：《中国无政府主义与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2页。）。他们没有认识到产生罪恶的根源是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反而简单地归结为财产本身，这是毫无道理的。他们所以反对发展生产和任何方式的分配原则，是和他们本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现状分不开的。在军阀当政的社会里，小资产阶级也同样遭受剥削和压迫。军阀们的横征暴敛，把一些小资产者推向经济破产的边缘，经济无从发展；而军阀们的专制独裁，又剥夺了他们对政治生活发言的权利，他们无处表达自己的不满，因此，他们仇恨一切。而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传入中国后，正适应了他们的心理需要，使他们激发出狂热，走向极端，要达到“虚空太平”和“人类灭亡”的境界。这样，生产和分配都无从需要了，“虚无”的目的也就实现了。
五四时期，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之所以有两派的分别，除了吸收不同的思想外，主要还是与小资产阶级的不同层次有关。正统派多数是小资产阶级上层，经济地位相对稳定，属有余钱剩米的。但是，他们没有政治地位，处于受压迫的地位。因而，他们要求废除国家、政权、法律，凭自由契约来改善自己的处境。而新虚无派属小资产阶级下层，经济地位是每况愈下的，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感受得更为深刻。他们对前途感到渺茫，精神空虚，思想颓废。因而要推翻人世间的一切组织，灭绝人类，为此，大力提倡人类自杀，使世界达到“无”的境界。正是由于思想空虚和无所寄托，在无政府主义思想没落后，朱谦之转而崇拜佛教，这是不足为奇的。
中国无政府主义各派都痛恨不平等的社会制度，想反抗又无回天之术。他们提不出新鲜的理论，只能利用一些舶来品和中国古代没落的思想，来宣泄内心的愤怒。但他们只是在学理上空喊口号，并没有付诸行动，不久，便暴露出伪科学的真面目。在马克思主义者与之论战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抛弃了无政府主义，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正如斯大林所说：“问题不在于今天有多少‘群众’跟谁走，而在于学说的本质，如果无政府主义者的‘学说’代表真理，那它自然会给自己开辟道路，把群众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如果它是没有根据的，虚构的，那它就会维持不久，站不住脚”（注：《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272页。）。实践证明，中国无政府主义各派都没有逃脱历史对它的审判，最终都走向了烟消云散的命运。
标签：无政府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