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废八股到改科举：以1898年的争论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举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600(2005)01-0001-07
一、激进的废科举方案
以八股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所存在的弊端在清廷最高决策层那里也不是一点都不知道，经过几十年的议论，这一制度所存在的问题是再明显不过了，但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是否可能一下子废除？在清廷最高决策层那里似乎很难下决心，因为这毕竟牵涉到无数青年才俊的出路，必须找到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所以，光绪皇帝在1898年6月11。日宣布明定国是诏的时候，一是明确宣布创立京师大学堂，作为新知识教育的基地以及将来青年知识分子获取功名的培养基地，似乎期待以新学堂的创办去取代旧的教育体制；二是将以八股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的弊端大体指出，但对是否废除科举考试、怎样改革科举考试，并没有提出明确的看法，似乎依然期待能够寻求一个最佳的妥善方案。
清政府在涉及到无数青年才俊前途的考试制度方面的改革取谨慎态度无疑是对的，以先立后破的方式着手创建京师大学堂和各地的新式学堂，以便为青年学子提供一个过渡期的缓冲带，无疑也是政府应该采取的审慎态度。
然而，清政府对科举考试制度模棱两可的暧昧态度激起了主张变法维新的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的极端不满。1898年6月16日，康有为利用面见光绪皇帝的机会，直接向光绪皇帝当面指陈八股科举考试制度的危害，他说：“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至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1](P43)这就将中国之所以衰败的根本原因归罪于八股科举考试制度，这当然符合当时新知识分子群体的一般认识。
康有为的当面建议获得了光绪皇帝的高度认同，光绪皇帝也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目前最大的不同在于各自的教育制度，西方人所学的为有用的实学，而中国人所学则基本上是没有用的东西。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当然是指以八股取士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
光绪皇帝的认识激发了康有为的勇气，康有为请求光绪皇帝尽快发布废除八股取士的上谕，并自以为聪明地建议光绪皇帝不要将这份上谕提前交给大臣们讨论，否则，这些守旧的大臣们必将提出许多驳议，其结果很可能无法进行这样的改革。康有为这一策略性的建议也自然引起光绪皇帝的深思。
按照康有为的想法，他期望以皇上的一纸上谕废除沿袭数百年的八股考试制度，以雷厉风行的改革重建中国近代教育体系，彻底解决中国在人才培养上的问题，为中国的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为此，康有为在面见光绪皇帝表达自己的看法之后的几天里，连续写作几份要求清政府坚决废除八股考试制度的奏折，以便为清政府宣布废除八股科举考试提供舆论支持。面见光绪皇帝的第二天，康有为请其弟子梁启超以御史宋伯鲁的名义呈递一份奏折，要求清政府改八股考试为策论，强调八股取士的科举考试是大清王朝不断衰落的根本原因，现在采取的八股取士方式，一律不许用后世书、后世事，美其名曰清高雅正，实以文其空疏谫陋，其弊端已为天下人所共知。于是梁启超在这份奏折中竭力发挥光绪皇帝6月11日上谕中所蕴含的精神，强调应该令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以圣贤义理之学为根本，又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八股考试的空疏迂谬之弊，以成通经济变之才。梁启超在这份奏折中提醒清政府注意，科举为利禄之途，于今千年，深入人心，得之则荣，失之则辱，为空疏迂谬之人长时期以来的安身立命之所，对它进行任何改革的难度都势必很大。正因为如此，朝廷如果不能痛下决心改变旧有的科举考试制度，那么政府尽管设置诸如经济常科等变通的人才选拔方式，然天下士人谁肯舍素习之考卷、墨卷而别求所谓经济常科？为此，梁启超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在这份代宋伯鲁草拟的奏折中请求清政府特下明诏，宣布自庚子年（1900年）开始永远停止八股考试，自乡会试以及生童科岁一切考试，均改试策论，除去一切禁忌，考察义理以观察其知识背景和知识深度，考察时务以观其经世济世的能力[2](P215-216)。
同一天（6月17日），康有为又以自己的名义向清政府呈递一份奏折，以自己追求科举功名的痛苦经历痛斥八股科举考试制度的荒谬，强调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之所以失败，其后之所以被割去大片土地，之所以承担大量的战争赔款，并不是朝廷无能，而根本的原因在于八股科举考试窒息了士人的性灵。他强烈要求清政府立下明诏，废除八股科举考试制度，从此中国知识分子内讲中国文学，以研经义、国闻、掌故、名物，则为有用之才；外求各国科学，以研工艺、物理、政教、法律，则为通方之学。他建议政府第一步废除八股考试内容，同时加快新教育建设的步伐，宏开学校，教以科学，等到学校尽开，第三步就是逐步废除科举考试制度。这样，以中国之大，人才之多，“庶几人士专研有用之学，其于立国育才，所关至大”，中华民族摆脱屈辱，重振雄风也只在反掌之间耳[3](P271)。
18日，康有为再上请停止弓刀石武科考试制度改设兵校折，就军事人才的培养提出建议，实际上也是对旧的教育制度进行批评，建议政府配合新教育体制的建立，改用新式军事学堂训练将校。
6月19日，康有为又上书建议政府商定教案法律，厘定科举文体。在这篇讨论设立孔教会的奏折中，康有为也不忘攻击八股取士制度。他指出，弱国之故，民愚俗坏，亦由圣教坠于选举，四书亡于八股为之。“故国亡于无教，教亡于八股。故八股之文，实为亡国、亡教之大者也”[4](P718)。因此康有为请求清政府尽快厘正科举文体，立变科举八股之制。与此同时，梁启超也联络各省举人联署上书，请求清政府特下明诏，停止八股取士，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攻击沿袭数百年的八股取士制度“非徒无用而已，又更愚之”；“非徒愚士大夫无用已也，又并其农、工、商、兵、妇女而皆愚而弃之。”请求政府特下明诏，宣布天下，停废八股取士，改用经制六科，培养新式人才[5]。以参加科举考试者的身份呼应康有为等人废八股的建议。
二、想像中的守旧者
康、梁等人为呼吁清政府废除八股取士制度可谓费尽心机，制造了足够的舆论，然而光绪皇帝并没有像他当面答应的那样，“自下明诏，毋交部议。”废除八股取士制度似乎在朝廷中没有获得积极的响应，光绪皇帝似乎也忘记了这项新政之要事。
经过一番了解，康、梁等人自以为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他们按照新旧思维的固定范式将光绪皇帝不能“自下明诏”的责任完全推到他们所认为的那些“守旧礼臣”的身上。根据他们的了解，当6月17日光绪皇帝收到以宋伯鲁的名义呈递的要求废八股的奏折后，即命令枢臣拟旨，而总理衙门大臣刚毅则建议将此事交给负责这方面事务的礼部去讨论，而光绪皇帝则接受了康有为的忠告，明确告诉刚毅：“若下礼部，彼等必驳我矣。”而刚毅则认为，“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遂废，请上细思。”光绪皇帝闻言厉声斥责道：“汝欲阻挠我耶？”刚毅乃言不敢。及退朝，刚教仍然提醒光绪皇帝此事重大，最好由皇上请示慈禧太后之后再作决定。刚毅的建议似乎也是一种审慎的选择，本身并没有什么过错。皇上也只好接受。但光绪皇帝要枢臣拟旨的消息不知何故传了出来，“京师哗然，传废八股，喜色动人”[1](P45)。这实际上都为重大决策的进行留下了隐患，只是康、梁等人当时不自觉而已。
刚毅的反对只是一种程序上的反对，作为一名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他劝光绪皇帝对这已经实行数百年的重大制度进行改革时取审慎的态度，似乎也没有大错。但是，当时的康有为出于焦躁的心情当然无法理解刚毅等人的言行，他们认为刚毅对废科举的阻挠就是对新政的阻挠。当然，他们也不敢直接攻击刚毅，于是他们找到了与刚毅关系比较密切，且对废八股这一重大举措也持异议的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许应骙作为攻击的目标，以期通过攻击许应骙而达到攻击刚毅的目的。6月20日，康有为代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山东道检察史杨深秀草拟一封弹劾“守旧礼臣”的告状信，上书清廷点名指责许应骙守旧迂谬，阻挠新政，甚至不惜人身攻击，称许应骙品行平常，见识庸谬，妄自尊大，刚愎自用，贻笑邻使，身为文学之官，却对皇上准备进行的科举制度改革心怀不满，腹诽朝旨，在礼部堂上公开宣称政府已经决定设立的经济科之无益，甚至扬言务欲裁减其额，使之推广困难，就之者寡，然后其心始快。此外，该奏折还指责许应骙见有诏书关乎开新下礼部议者，其多方阻挠，亦大率类似。其接见门生后辈，辄痛诋西学；遇有通达时务之士，则嫉之如仇。皇上日患经济之才少而思所以养之，而许应骙日患经济之才多而思所以遏之。至于许应骙在外交方面的失误，更是笑话百出，不胜枚举。所以，该奏折建议清廷最高当局应该将阻挠新政的许应骙解除职务，既为守旧误国者诫，庶几内可以去新政之壅蔽，外可以免邻封之笑柄[2](P5-6)。
许应骙的人品、见识是否如此庸劣，我们不必完全相信康有为的指控，因为朝廷的内部决策环节决不可能像康有为所想像的那样简单。不过，待光绪皇帝收到康有为代拟的弹劾奏折之后极为愤怒，因为事实确乎验证了康有为的判断，不要将废八股的决定交给“部议”，否则他们就会利用自己的权力提出驳议。光绪皇帝在这份弹劾奏折上批道：“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奏礼臣守旧迂谬、阻挠新政一折，着许应骙按照所参各节明白回奏”，即要求许应骙对弹劾奏折所涉及的问题说说清楚。
弹劾奏折中所涉及的问题如前所说为两类，一是许应骙在礼部堂会曾经反对废八股，二是许在外交活动中曾“贻笑邻使”。后者带有捕风捉影的性质，军机处在上报时似乎也不太相信，作了若干技术性处理。[2]（P6编者按语）而前者似乎确为事实，许应骙似乎确实在礼部的公开场合表示过对废八股体制的不满。如果从言论的责任上说，许应骙在政府决策的过程中而不是决定之后当然有权表示对一项重大决策的看法，或同意或反对都是他作为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权力，但是当光绪皇帝真的动怒，要求他对这些事情说清楚的时候，许应骙也就毫无办法。于是他想到了皇族出身的军机大臣刚毅，因为刚毅也曾对废八股这样的重大决策表示过不同意见，他希望刚毅能否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以保护他过关，至少他也希望刚毅能够给他出出主意，怎样渡过这一难关。
刚毅对废八股确实也有自己的看法，他确曾当面建议光绪皇帝慎重考虑，所以他对许应骙的请求并不感到意外，在他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他也曾向光绪皇帝为许应骙“乞恩”。在他得知弹劾许应骙的奏折出于康有为之手后，他也曾劝许应骙应该反攻为守，不要只急于辩白自蓟，更要敢于攻击康有为，他似乎对康有为始终没有好的印象。这便在事实上回应了康有为的指控，似乎清廷内部真的始终存在一个守旧的派别，他们专以新政为敌。戊戌年间的新旧党争于此终于拉开序幕，由此也注定了康、梁等人的结局。
新旧党争的态势当然不是光绪皇帝所期待的，作为清廷最高领导人，他背后有慈禧太后作为支持，他当然期望他的所有臣僚都能够同舟共济，推动新政的顺利进行。因此当他收到弹劾许应骙的奏折后，心中自然很反感。他一方面要求许应骙明白回奏，一方面也充分考虑了刚毅的合理建议，在当天（6月20日）就废八股的问题专程赴颐和园向慈禧太后征求意见[6](P1006)。
废八股、改科举、兴学堂的舆论已经有若干年了，以八股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积久成弊也确实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了，乾隆时就曾有人提出应该改变八股取士的体制，曾国藩也曾表示过对八股取士体制的不满，但是由于习惯势力的反对，也由于当时中国尚未面临后来如此严重的困难局面，也就不了了之。但是甲午战败后，国内舆论界在反思中国之所以失败的时候，除了种种细节与原因外，也总是归结于以八股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扼杀了人才，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之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清廷重臣李鸿章、张之洞也曾议论过废八股的事情，以为改革科举体制已经成为变法维新的第一等要事。作为清廷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对这些议论当然知道，她之所以在先前同意派遣幼童出洋留学、同意各地试办新式学堂等等，似乎也有意在适当的时候对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一些改革。在她的信条中，只要是有利于大清王朝长治久安的建议，她都不应该反对，因为她毕竟是大清王朝的最高领导人，从当时的法律观念说，大清王朝也只是她的私家产物，她理所当然地比任何人都更爱护它。所以，当她听了光绪皇帝的建议之后并没有表示反对。
康有为等人或许知道光绪皇帝将赴颐和园请懿旨，但慈禧太后的态度似乎并不为他们当时所获知，在康有为等人固有的新旧冲突既成观念中，慈禧太后总是站在守旧的一边，总是设法束缚光绪皇帝的手脚。所以，他们为了给清廷当然主要是给慈禧太后继续施加压力，促成光绪皇帝尽快发布废除八股取士制度的上谕，6月22日，康有为又代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草拟一折，请求清政府立下明诏废八股，称时事艰难，国势危机，人才乏绝，廷臣条陈纷纷，多有请变科举、废八股者，而礼臣守旧拘牵驳议，致使皇上和政府依违不决。其实，认真反思中国自甲午以来的境遇，政府和皇上就应该痛下决心，废除八股取士这一制度。这份奏折矛头直指那些“守旧礼官”，以为正是他们的阻挠致使中国的许多制度当变而不能变，这些守旧礼官“言科举不可变、八股不可废者，与为敌国作反间者无以异也”。奏折建议皇上不要再听信这些守旧礼官的驳议而贻误天下大计，特旨明谕天下，罢废八股，各级各类考试一律改用策论，庶几天下之青年一代皆改而致力于先圣之义理，以考究古今中外之故，务为有用之学，风气大开，真才自奋，皇上亦何惮而不为哉？所以，这份奏折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是正在开展的新政之最要而成效最速的一件大事[3](P286)。
康有为在奏折中所讲述的道理已经不必再说，但他对那些“守旧礼官”肆无忌惮地攻击实际上开启了戊戌年间的新旧党争，将那些原本并不怎样坚决反对新政的官僚用力推向了对立面，无形中增加了新政的难度。事实上，自6月11日光绪皇帝代表清政府宣布将要实行新政改革以后，改革已经成为清政府内部的主流意识，即便有些官僚对某些改革措施可能存在一些看法，但他们在清政府必须通过改革获得新的活力这一点上其实都已经建立了共识。而康有为等人竭力渲染清廷内部的守旧力量，并通过各种方式向光绪皇帝不断灌输新旧不两立的意识，实际上是在自我设限，自己给自己树立对立面。也就是康有为代徐致靖拟折攻击那些“守旧礼官”的同一天（6月22日），曾受康有为大肆攻击的许应骙遵照光绪皇帝的指示“明白回奏”，对康有为代拟的弹劾奏折所提出的问题一一驳斥，并接受刚毅的建议反攻为守地攻击康有为。
在这份回奏中，许应骙对康有为代拟的弹劾奏折所指责的几件事情进行了全面辩解，按照他的辩解，没有一件可以成立。比如弹劾折指责他“腹诽朝旨，在礼部倡言经济科无益，务使裁减其额，使得之极难，就之者寡”一节，许的辩解是，“查严修请设经济科一折，系下总署核议，臣与李鸿章等以其延揽人才转移风气起见，当经议准复陈。若臣意见参差，可不随同画稿，何至朝旨既下，忽生腹诽？夫诽存于腹，该御史奚从知之？任意捏造，已可概见”。按照这种解释，许应骙不仅不是经济科的反对者，而且是最早的支持者。
至于原奏中指责许应骙在接见门生后辈时痛诋西学，遇有通达时务之士则嫉之如仇一节，许应骙也作了完全相反的解释。他强调他来自广东，洋务夙所习闻，数十年来讲究西法，物色通才，如熟悉洋务的华廷春、精炼枪队的方耀、善制火器的赖长等，均由他先后保奏朝廷，委以重任。方今时事多艰，需才愈急，凡有一技之长堪资实用者，他作为礼部尚书从来不愿失之交臂，即平日接见门生后辈，无不虚衷咨访，翼有所益，并勖以务求实际，无尚虚华，从来没有痛诋过西学、仇视过通达时务之士。
紧接着，许应骙谈锋一转，称原奏指责他仇视通达时务之士也不能说毫无依据，他回想之后认为这项指责可能是指他对康有为的态度。他解释道，康和他是同乡，稔知其少年时代即无行乡里，名声极坏。迨康有为通籍旋里，屡次与乡里人士发生冲突，为众论所不容。“始行晋京，意图倖达，终日联络台谏，夤缘要津，托词西学，以耸听观，即臣寓所已干谒再三，臣鄙其为人，概予谢绝”。此后，康在广东会馆私自立会，聚众至二百余人，“臣恐其滋事，复为禁止，此臣修怨于康有为之所由来也”。这是许应骙与康有为之间的私人关系，许应骙要借此说明康之所以要弹劾他，完全是因为他们二人之间的私人恩怨。
至于康有为的问题，许应骙在这份奏折中说的更多，他指责康有为是政治小人，狂妄至极。“比者饬令入对，即以大用自负，向乡人扬言，即奉旨充总理衙门章京，不无觖望。”显然，康有为果真如此，这可是中国官场最忌讳的。许应骙还借前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的话说，“今之以西学自炫者，绝无心得，不过借端牟利，借径弋名”。许应骙指出，现在康有为逞其横议，广通声气，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测。若不将康有为罢黜回籍，任其久居总署，必刺探机密，漏言生事；常住京邱，必勾结朋党，快意排挤，摇惑人心，混淆国事，关系非浅[7](P4100)。
许应骙反攻为守的攻击，应该说具有相当大的杀伤力。康有为当然并不像许应骙所指责的那样邪恶，清廷似乎也没有立即听取许的建议对康采取什么措施，但在那些久居官场的老政治家眼里，政治边缘人出身的康有为所从事的一切除了他的爱国真诚外，也有着个人的不可估量的野心。凡此，都为康有为后来的政治处境埋下了伏笔。戊戌年间的新政之所以夭折，从这里多少可以获得新旧党争所带来的信息。
原本只是程序性的争议引起了无谓的党争，党争的直接后果是将废八股的决策尽可能地作了调和，以便各方都能接受。6月23日，光绪皇帝在发布的废除八股取士这一制度的上谕中，既宣布废除八股取士制度，要求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同时又宣布这一改革并不从今年开始，而是三年之后正式施行，至于如何分场、命题、考试等一切详细章程，仍将由那些相关部门也就是康有为等人最厌恶的“守旧礼官”们尽快制定予以公布[8](P24)。这一调和的上谕顾及了存废两方的面子，八股存废的争议似乎至此可以结束。
三、适可而止：社会所能承受的改革力度
原本可以结束的争论并没有结束，因为康、梁等人虽然赢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光绪皇帝终于按照他们的期望发布了废八股的上谕，“海内志士额手为国家庆”。但是该上谕虽然明确宣布废八股，但时间定在三年之后的下科，至于详细章程，仍将由那些被康、梁视为守旧的礼部负责制定。即便仅仅从操作层面上说，该上谕也存在明显的问题，那就是将所有的改革都推到三年之后，届时的乡会试并不能获得足够的接受过新教育的生源，诚如康广仁所说，“士之数莫多于童生与秀才，几居全数百分之九十九焉。今但变乡会试而不变岁科试，未足以振刷此辈之心目。且乡会试期在三年以后，为期太缓，此三年中人事靡常。今必先变童试岁科试立刻实行然后可”[9](P96)。康广仁主张“罢制艺不必待下科，小试尤宜速改策论”[8](P487)。
康广仁的分析应该说是很有道理的，乡会试的准备需要足够的时间，而下一次的乡会试的时间毕竟在三年后，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问题在于，三年之后的乡会试废八股改策论，而那些将在三年后参加乡会试的童生秀才们如果不从现在开始废八股改策论，那么怎么保证三年后的乡会试必能废八股改策论呢？
基于这些分析，康、梁等人度过了短暂的欢娱之后立即感到光绪皇帝“不彻底”的上谕实际上受制于守旧势力的包围，为了打破这些守旧势力的包围，他们觉得有必要立即开展一次“立废八股”的运动，以期由此突破守旧势力对光绪皇帝的包围和影响。6月30日，康有为、康广仁、梁启超等人将讨论的结果起草成折，以御史宋伯鲁的名义呈递。
在这份题为《请将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试迅即改试策论折》中，他们沿用中体西用的思路，提出培养通才的方式只能是立即废八股改策论，其理由是：“中国人才衰弱之由，皆缘中西两学不能会通之故。故由科举出身者，于西学辄无所闻知；由学堂出身者，于中学亦茫然不解。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今世之学者非偏于此即偏于彼，徒相水火，难成通才，推原其故，殆颇有取士之法岐而二之也。臣以为未有不通经史而可以言经济者，亦未有不达时务而可谓之正学者。教之方法既无偏畸，则取之之方当无异致，似宜将正科与经济岁科合并为一，皆试策论。论则试经义，附以掌故；策则试时务，兼及专门。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庶体用并举，人多通才。且并两科为一科，省却无数繁费。不然，则岁岁举行乡会试，国家财赋断不能支。”[3](P294)将两科合一科的理由应该说还是足够的。
至于童岁科试立即改用策论的理由，他们认为，既然已经决定废八股改策论自下科始，那么现在的生童就应该立即废八股改策论，如果现在的生童仍用旧的办法考八股、习八股，则明明为已废之制，灼然知其无益，且两年之后即将废弃，那么又何必让天下无数之生童白白浪费这两年的时光呢？所以，他们建议尽管乡会试废八股改策论自三年之后的下科始，但生童之岁科试无论如何应该立即废八股改策论，经史时务，两者并重，这样生童就不必为旧的考试制度分心而专心致志于讲求实学，为三年之后的乡会试储备足够的人才。
不管是否出于新旧党争的成见，应该承认这份以御史宋伯鲁的名义呈递的奏折所作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因此获得了清廷的高度重视，奏折呈递的当天，清政府即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谕旨，修正6月23日已经发布的三年后废八股改策论的谕旨，规定“岁举归并正科，生童岁科试一律改为策论”，并各省学政收到此谕旨后，即行一律改为策论，全面采纳了康有为等人建议。
废八股改策论的决策应该说有利于时务人才的培养，是戊戌年间最值得称道的一件大事，不过八股制艺毕竟流行了效百年，毕竟已经成为许多人的饭碗，骤然将这一维系着无数人生计时制度一旦废除，自然激起一部分人的反对。刚毅、许应骙等人如果真的对骤然废八股改策论有什么意见的话，估计也只是担心骤然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容易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反弹，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而已。事实上，当废八股改策论的消息传开之后，社会的动荡已经有发生的征兆，因废八股而突然失业的大批士人对倡议废八股的康有为等人恨之入骨，直隶的一些士人甚至考虑采用极端的手段对康有为行刺。康身边的一些人也劝康请几个保镖，注意保重，深居简出，以免意外[1](P45)。由此可见废八股在当时确实不是一件小事，也不应该将所有的反对、反抗都一律视为守旧的势力。
今天看来，对废八股有不同的意见应该说是一种正常的反映，但在当事者康有为等人看来却不如此，他们认为这些反对一律来自守旧势力的挑拨，来自守旧势力对改革、对新政的敌视。所以，康有为等人在代御史宋伯鲁草拟将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请求清政府在生童岁科试中立即实行的奏折的同时，又在此折之后附上了《请旨申禁复用八股试士》的建议。
在这份建议书中，康有为的描述与分析或许都有道理，但他对守旧势力的渲染，以及诱导光绪皇帝坚决与守旧势力作斗争，则未免将原本并不复杂的阵营复杂化，使戊戌年间的新旧党争更趋于明朗。康有为写道：“臣闻之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八股取士行之千数百年，守旧之徒舍此无所为学，一旦改革，失所凭依，必有起而力争之者。臣窃谓以八股为不可废者，非自为衣食之谋，即为子孙之计耳。夫使其果有才也，则取士之法虽变，何难改其故步？自勉于实学以求入彀。若并此而不能改，不能学，则其才已可概见，国家亦何赖有此人哉？终身废弃不为过矣。故废八股者，国家之大利，而守旧无用之人所大不利也。大抵法之所以不能变，弊之所以不能除，由于恃旧法为生涯，以弊政求衣食之人充塞于天下，故一有兴革，群起而谣诼之，此新政所以难成也。臣风闻诏书既下，而守旧之徒相顾失色，有窃窃然议阻此举者。伏愿皇上持以毅力，勿为所摇，并申下谕旨，如有奏请复用八股试士者，必系自私误国之流，重则斥革降调，轻亦严旨申饬，庶几旧焰消沮，人心大定，而真才可以日出矣。”[3](P296)这种置改革措施于不容讨论之余地的武断态度，实际上开启了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主义之先河，它的结果不是化解矛盾，不是使那些一时间尚不明白改革意义的人逐步明白改革的意图与价值，而是用政治高压的办法迫使人们接受一种人们尚不熟悉的新举措。既然如康有为的分析，新的改革措施是对所有人都有好处的举措，那就应该让人们将不同的看法充分表达出来，这样政策的制定者择善而从，通过辩论逐步说服人们接受新的改革举措。中国现代化的一再延误不是中国人没有意识到应改变或怎样变，而是中国任何一个当权者都迫不及待地要将自己的主张付诸于实践，而不容任何人有不同的意见。凭借政治的威权去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这是近代中国一切改革者都没有真正认识和真正解决的问题。
更有甚者，康有为等人在清政府已经宣布接受他们的建议，已经将生童岁科试改为策论之后，还不断在民间造势，通过其他各种活动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制造声势，期望以此湮没所有的反对意见，其结果却激起了更多的反感，激起更加强烈的反弹。7月5日，梁启超在康有为的授意下，联合各省在京已经参加完当年会试的举人共同上书，重申他们的要求，请光绪皇帝特下明诏，明令下科乡会试停止八股试帖，皆归并经制六科举行；其生童岁科试以经古场为经制正场，四书文为二场，并废八股试帖体格。[5]
就其内容而言，康、梁策动的这次公车上书并没有多少新意，且实际后果使青年一代知识分子造成了分化，促使一部分人原本并不激烈反对的人极端痛恨康、梁，“至有欲聚而殴之者，自是谣诼大兴，亦遍于天下”[10](P26)，无形中增加了新政改革的阻力。
四、兼顾新旧的新科举方案
原本为新政中应有之义的废八股、改科举竟然闹得沸沸扬扬，天下不得安宁，这一方面说明旧的习惯势力很难轻易改变，另一方面也说明康有为的激进措施除了制造舆论的影响外，并没有为人们提供改革后的妥善保障，当人们并不清楚改革后的情形时，对改革的抵触乃至反对也就在情理之中。所以，八股取士的体制应当废除是一回事，如何废除则是另外一回事，这就不是康有为等人所能承担的了。
7月4日，以稳健著称的清廷重臣张之洞与湖南巡抚陈宝箴联名呈递《妥议科举新章折》，就废八股之后如何改进科举制度，如何保障青年知识分子的权益提供了全面的方案，比较务实地解决了废八股、改科举过程中所涌现出来的那些矛盾。
在张之洞、陈宝箴的方案中，依然坚持儒家伦理中的道德精义不可废除的原则，所谓中学为体就是要坚守住儒家伦理，坚守住历代帝王经天纬地之大政，至于八股的弊病，已为天下所共知，自当改革。但由于科举的体制为天下学术之所系，为国家治本之所关，所以任何改革都当慎之又慎，妥议方案。张、陈“妥议”的改革方案实际上只是稍微改变了八股取士的面目，并没有如康有为等人所要求的那样根本废弃八股取士的制度而改策论。但是，张、陈方案的好处是逐渐变革，是在保留旧的考试形式的前提下逐步变化其内容，这样自然比较容易被那些生员们所接受，引起的社会动荡就小得多[8](P466-471)。
张之洞、陈宝箴“中正无弊”的新科举方案甚得清廷的重视，经过礼部、总理衙门等相关部门的讨论与认定，7月19日，光绪皇帝发布上谕，以为张之洞、陈宝箴的方案“剀切周详，颇中肯綮”，于是以张之洞、陈宝箴的设计为蓝本，颁布废八股之后的新科举方案[8](P417)。8月19日，清政府宣布停止朝考，并重申，“朝廷造就人才，惟务振兴实学，一切考试诗赋概行停罢，亦不凭楷法取士，俾天下翕然向风，讲求经济，用备国家任使”[8](P55)。至此，关于废八股、改科举的争论终于告一段落，由康、梁等人所竭力鼓吹的废八股运动却终于由张之洞等“稳健改革家”的“稳健方案”得到落实。
统观清政府最终出台的新科举方案，我们不难看到这个方案虽然容纳了不少新的内容，诸如时务经济、五洲各国政治等，但不论其形式，还是其本质，这个方案都与先前主张改革旧的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取士体制的主张，特别是与康、梁的主张相差甚远。然而他们的理想为何没有实现？他们既然有光绪皇帝的坚决支持，又有与“守旧礼官”坚决斗争的精神，那么是什么原因阻止了他们的计划？据梁启超的解释，他们的计划此次之所以没有完全获得成功，“盖使数百万之老举人老秀才一旦尽失其登进之路，恐来免伤于激进，且学校生徒之成就，亦当期之于数年以后，故此数年中借策论科举为引渡，此亦不得已之办法也”[8](P41-42)。这是梁启超后来的“不得已”之解释。事实上，在当时，康、梁等人并没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曾经劝说康有为在废八股的问题上适可而止，不要一意孤行，因为废八股、改科举不仅来自那些以此为终身追求的老举人老秀才的反对，而且不可能获得政府高层的一致的坚定支持，清政府同意在一定程度上废除八股取士的旧有方式，改革者就应该适可而止，不要在这方面过多纠缠[9](P132)。康有为当然也知道这番道理，但是他有自己的解释和理由，他执意要与旧势力斗争到底，执意要进行新旧党争，所以他在清廷已决定废八股的历史关头，乘胜追击，向刚毅、许应骙发难，而且其真正的目标似乎要对准他们背后的慈禧太后，这就使得本可适可而止的改革最终退回到原有的起点，而新旧党争则从无到有，终于在康有为等人促动下正式开启。
废八股、改科举的活动在张之洞、陈宝箴等人的调和下终于不了了之，科举制度的改革还要留待未来若干年之后。这是康有为当时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收稿日期：2004-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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