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党制度与社会稳定_政治论文

中国政党制度与社会稳定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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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稳定,是指社会处于一种有序的良性运作和协调发展状态,它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实现社会稳定是一个涉及经济发展水平、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保障体系、思想道德教育、国家机器的加强等多方面的系统工程。在我国,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就是这个系统工程的一个重要方面。

社会稳定首先是政治稳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政治稳定的根本保证和前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来自于“自由”的竞选,而是在长期革命的过程中,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结果,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不是没有搞过多党制,民国初年的吵吵嚷嚷的多党竞争,实际上不过是袁世凯等军阀篡权的工具;中国也不是没有过资产阶级政党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历史表明,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国民党的统治时期不过是一个国家分裂、民族耻辱、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的动乱时期。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以人民的利益为己任的党,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保证当代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毛泽东指出:“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①。中国共产党在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切身体验中,特别是从前苏联、东欧国家巨变的教训中,体会到共产党的领导对保证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重要性。在《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它郑重宣布:“我国的多党合作,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政治稳定还必须要有一个具备强大凝聚力的政党作为社会核心。以研究政治发展而著称的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在现代化中国家,多党制与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安定是不能共存的。”②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上大多都曾身受帝国主义的掠夺和侵略,经济落后,国民素质较差,社会整合能力弱,社会矛盾交错。如果实行多党制,则每一个政党又都倾向各自特殊的政治、经济、种族、地区利益,从而不利于社会整合和社会凝聚,最近四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及拉美一些实行多党制国家,频繁地出现了政局动荡、军人干政的现象,就多少说明了这一情况。

我们在对中国的客观现实进行慎重的分析之后,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只有而且只能有共产党才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尽管它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过这样那样的挫折和失误,但是,只有它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成功地实现了社会控制,保持了社会稳定和发展,并且它有着自己稳固的组织制度、政治纪律和前后一贯的政策体系,有5100万党员和数量庞大、影响波及社会各个层面的基层组织,与各群众团体和组织有着广泛而密切的社会联系。所有这一切,决定了它有着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政治动员力。可以这么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没有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政党领导,必然是一事无成,四分五裂。

政治稳定还是社会组织目标趋同的直接社会结果。如果社会组织目标和社会目标趋向一致,就能产生强大的社会凝聚力,促进社会的良性运作和发展,保持社会稳定。我国的政党制度正是组织结构多元性和利益目标一致性的统一。从我国政党制度的结构看是多元的,但它与西方的多党制有着本质的区别。西方的多党制表面上是标榜民主,但实质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各个利益集团的民主。资产阶级各大利益集团为了各自特殊的利益轮流执政,瓜分政权,不可能产生共同的利益目标。邓小平同志就曾精辟地指出:资产阶级多党制“这种状况是它们的弱点,而不是强点,这使它们每个国家的力量不可能完全集中起来,很大一部分力量互相牵制和抵消”③。而在我国的政党制度中,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是友党,是代表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它们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实现建设四化,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这个总目标而共同奋斗。这样,我国的政党制度就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最大限度地凝聚了各阶层、集团的力量。不同社会组织的劳动群众在振兴中华的宏伟大业中,精诚团结,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发展。

社会稳定要求政党制度既反映又维护它的经济制度。一定的政党关系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表现形式。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与此相联系,我国的经济利益结构就呈现出多元化和多层次的状态。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社会利益群体仍然是主体,但是不同行业劳动群体的利益体系也在重组和重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反映的正是这种经济结构以及这种结构下不同利益群体根本利益一致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

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它们的矛盾和差异是处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的。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剥削和压迫,这样就消除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利益根本对立的根源,它们之间的矛盾就可以通过协调、协商来达到统一;社会主义不同群体利益的差别在一个相当长的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消除两极分化这一目标,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的领导。现阶段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也决定了中共和民主党派能够长期友好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我国经济制度中另一个特点就是多种经济形式、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还有人民内部各阶层利益的差异性。根本利益趋同固然对社会稳定有着重要作用,但利益的差异性却是经常起作用的一种社会存在。社会主义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通过其多元结构,使不同利益群体中的要求、政治态度及时地反映上来,加以整合、加工,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及时地化解矛盾,协调各种关系,维护社会稳定。

我国的政党制度有利于我国社会的稳定发展。邓小平同志说:“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各项事业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居领导的地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工作做得好坏,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同时,由于我们执政党的地位,我们的一些同志很容易沾染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习气。”④这就很需要民主党派,以主人翁的姿态,以净友的热诚,以参政党的身份,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各方面的工作,负责地提出自己的的建议和意见,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邓小平同志在《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一文中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也是这样,有监督比没有监督好,一部分人出主意不如大家出主意。共产党总是从一个角度看问题,民主党派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出主意。这样,反映的问题更多,处理问题会更全面,对下决心会更有利,制定的方针政策会比较恰当,即使发生了问题也比较容易纠正。”

我国三十多万民主党派成员大多是中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学有专长,拥有较为丰富的科学知识和管理经验,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往往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中共通过协商会、谈心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等途径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集思广益,多方论证,对于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产生了积极的成效。这方面的历史经验也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训。建国初期,我党在决策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听取了各方面包括民主党派的意见和建议,建设事业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反之,在权力过分集中,甚至集中于个别人手中的时候,决策就容易造成重大的失误,如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那样大的失误。

我国的政党制度的结构是多元的,决定了它社会联系的广泛性。民主党派与各方面的爱国人士有着密切的社会联系。各民主党派在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到现代化建设方面,在引进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人才方面,在引进外资,创办三资企业方面,在国际性的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在维护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祖国统一乃至国际和平方面,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目标就是:“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⑤我国的政党制度正是为实现这一目标所作出努力的体现。

我国的政党制度有利于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毛泽东在1954年同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在谈到走出政治兴衰治乱的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时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我们党执掌全国政权的条件下,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都非常重视人民民主、群众监督和民主党派的监督。毛泽东吸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结合中国的国情,首倡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政党制度,目的就是要“相互监督”。毛泽东说:“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⑥。这里的监督固然也包括民主党派接受中共的监督,但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⑦所以它更主要的是指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监督。我国的政党制度使得民主党派不仅能以诤友的身份作批评,提意见,而且还能以参政党的身份,派人参加政府、司法等部门的领导工作,派人参加财政、税收、物价等部门的检查工作,以及教育的督导工作。它不仅有效地保证了政治风气的廉洁,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腐败的蔓延。当然,我们说监督的力度目前与社会的实际要求还有着一段距离,今后的任务,就是要在保证中共领导的政治前提下,加大监督的力度,使监督制度化、系统化、经常化。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还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协调各方面的利益,消除分配不公的现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社会分层就必然加速,形成了许多新的利益群体,公民的民主意识迅速提高,政治参与意识也随之加强。但如果“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扩张的速度偏高,政治组织化和制度化偏低,其结果只能是政治不稳定和无秩序。”⑧我国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为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大提供了现实渠道。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与自己所联系的一部分劳动群众的政治要求,满足了他们的参与意识,从而保证了社会制度的有序性和稳定性。

社会分配不公、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冲突是导致社会动荡、政局不稳的又一重要因素。由于市场经济对资源和财富的分配不是按照公平原则,而是按照效益原则进行的,加之在市场经济建立初期,经济转轨过程中的诸如价格等政策上的差异性,一定程度上会导致社会的分配不公。一部分人往往会通过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先富起来,而一部分人则收入不多或绝对地减少。这种现象和社会主义的本质以及人们对它的期望是不相符的,利益的冲突也会诱发社会不稳定。消除这些现象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要形成多元畅顺的利益表达渠道,根据它们反映的实际情况制定协调方案。坚持多党合作,通过民主党派的社会联系,使得不同阶层、集团在利益表达,情绪渲泄,行为引导、政治参与等方面都有适当的渠道,就能使国家更好地解决部分与整体,部分与部分之间利益关系,避免利益格局的失衡,保持社会稳定。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二卷第652页。

②⑧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410、5页。

③④《邓小平论统一战线》第207、165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88页。

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90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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