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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近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运动，开始于戊戌维新时期的思想启蒙运动，戊戌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想主要集中于戒缠足、兴女学等方面，这也是近代妇女解放的起点。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爱国活动表明，妇女谋求自身解放的征程，是从踏上救国道路起步的，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结在一起。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是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展开的：觉醒的妇女，一方面在反帝爱国主义运动中冲锋陷阵；另一方面反封建，为争取自身自由解放而拼搏斗争。
人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以来，就出现了妇女问题。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奉行男尊女卑。中国社会对妇女的欺压和歧视，经过历代统治阶级的继承和发展，到清代达到了高峰。妇女对所受压迫进行过反抗斗争，在近代农民运动中，妇女地位也曾起过变化，但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传播以来，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明确提出了争取权力的斗争。
一、戊戌维新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内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刚刚从封建营垒中转化而来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以极大的勇气走上政治舞台，担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开始了维新变法活动。戊戌变法，既是一场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又是一次广泛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妇女问题，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被首次提出。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十分重视妇女在挽救民族危亡中的强种保国作用，把解放妇女，看作是维新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戊戌维新时期，西方的进化论和资产阶级民权学说，逐渐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向封建主义挑战的理论武器。在天赋人权思想指导下，维新派鲜明地提出了“男女平等”的主张，构成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妇女观的核心。他们深刻地批判了封建伦理纲常对妇女的禁锢，猛烈地抨击了残害妇女的种种陈规陋俗。
康有为强烈反对缠足这种封建社会的恶习陋俗，他指出其危害之要者有五：其一，以国之政法论，则滥无辜之非刑；其二，以家之慈恩论，则伤父母之仁爱；其三，以人之卫生论，则折骨无用之致疾；其四，以兵之竞强论，则弱种展转之谬传；其五，以俗之美观论，则野蛮贻诮于邦国。[（1）]1895年，康有为同其弟康广仁在广州创立“不缠足会”，1897年他又与梁启超在上海设立“不缠足会”，倡导妇女放足。康有为这方面的思想与活动对促进社会文明开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大同书》中的妇女解放思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有其不可低估的价值。更可贵的是，在《大同书》中，康有为以独到的见解，为妇女解放事业规划了蓝图。在其设计的人类进化表上，表明了妇女在“三世”中的不同地位：“据乱世：女子依于其夫，为其夫之私属，不得为平人，升平世：女子虽不依其夫之私属而无独立权，不得为公民、官吏，仍依于其夫，太平世：女子有独立权，一切与男子无异”[（2）]。康有为以空想的方式表达了对封建专制制度强烈的憎恨和从根本上的否定，以及对民主人格的渴求。他没有停留在对女性悲惨境遇的同情上，而是深入探讨了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和解除这种苦难的理想方案，进行了系统的论证。
1898年戊戌变法时，梁启超发表了《倡设女学堂启》，文中提出：“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妇道既倡，千室良善，岂不然哉！岂不然哉！”[（3）]第一次把相夫教子宜家善种作为贤妻、良母的新标准提了出来。梁启超认为，贤妻良母有两种优势，一是可变“分利”为“生利”，由于女子“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使“执业之人可骤增一倍”，于国于家都有利；二是可以真正承担母教之责。有了文化知识，教育子女就可“因势利导之”，有利于改善国民素质。[（4）]既能相夫教子成为男子的贤内助，又能为强国善种尽到责任。梁启超指出：妇女教育发达的国家，其国力就强；反之，其国力就弱。他认为发展妇女教育可以“兴国智民”，妇女教育是“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5）]梁启超“相夫教子”、“兴国智民”教育观的提出起了开拓性的作用，对后来的妇女教育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戊戌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戊戌维新运动，就是一场以“保国保种”为宗旨的爱国主义运动。戊戌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也完全纳入了爱国主义这一轨道。维新派主张实现广大妇女形体和思想的解放，积极倡导不缠足运动，兴办女学，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达到“种进”国强的目的，一方面则是为了壮大救亡的队伍。觉醒了的妇女也意识到，“天下兴亡，女子亦有责焉”，增强了历史责任感，激发了爱国主义热情。这就使戊戌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融汇于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洪流之中。
戊戌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有它的伟大的历史功绩，也有其阶级的局限性和历史的局限性。
首先，戊戌时期颇具规模的妇女解放运动，却仅有少量的妇女参加，而主要由男子倡导。戊戌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首先是由男子所提倡，各种有关妇女问题的组织，亦是由男子赞助。少数觉醒了的知识妇女，曾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自身的解放事业，提出了比男子提出的更为激进的主张和要求，但广大妇女群众尤其是劳动妇女，还没有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戊戌时期，还未形成一支妇女活动家的队伍，也缺乏广大妇女群众的觉醒和积极的行动。
其二，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倡导妇女解放时，存在着重义务、轻权利的倾向。维新派追求的直接目标是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也因为如此，资产阶级维新派强调女性要为救亡图存尽力量、做贡献，强调女性要尽这一义务，而忽视妇女应该获得的各种权利。
第三，在妇女问题上，维新派还不能也不愿意和某些封建意识决裂。他们仍坚持“男女授受不亲”等封建教条。他们把解放妇女的目的，划定在“相夫教子”，提出什么女子受教育后，“学成勿与外事，相夫教子得已多”。这种观点，自然与男女平权的主张相悖。
戊戌时期的妇女运动，是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开端。在爱国救亡的前提下，维新派从解决与妇女最密切相关的问题入手，提出并导演了不缠足运动，兴女学，办女报，形成了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戊戌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其意义不仅在于改革的实践，更在于其具有思想解放的启蒙作用。
二、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
辛亥革命使几千年来跪着生活的妇女开始站起来了，蕴藏在她们内心深处的巨大爱国热情，使她们形成一支新崛起的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她们豪迈地高呼：“男女同登大舞台，爱国精神何壮哉”[（6）]，喊出了亿万妇女的心声。无数的妇女爱国活动家冲出家门，走上社会，为拯救濒临危亡的国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近代中国是列强角逐掠夺的场所与对象，外国侵略者所到之处，残酷地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男子不能幸免于难，妇女受害尤惨。正是在这种危机日益加深，国土惨遭蹂躏的形势下，中国妇女开始觉醒起来，逐渐认识到没有国就没有家，也就没有自身的道理。首先觉悟的一批先进分子，毅然踏上了救国道路。被孙中山誉为“巾帼英雄”的秋瑾烈士就是耳闻八国联军摧残妇女的暴行后，萌生救国之念，决然抛却儿女，强忍骨肉分离之苦，东渡日本求索救国真谛的。直到1904年她着笔撰写《精卫石》弹词时，犹念念不忘这笔血债，愤然写道：“外洋的八国联军进北京，只杀得血流遍地尸堆积，最多是伶仃妇女们”。
中国妇女觉醒的历史证明，有朴素的爱国感情，不等于就能意识到自己对国家和民族应负的责任和使命感，必须进行教育、启示与引导。如上所述，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中国妇女领悟到自身对国家应负有责任，首先是由同情妇女解放的男性爱国志士进行启示的。梁启超提倡女子受教育，其终极目的在于启发她们的爱国意识，为妇女冲出家门，走向社会，打下了思想基础，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继梁启超之后，又有爱国主义学者金松岑撰写了在妇女解放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女界钟》一书，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各种妇女期刊，争相援引，抒发爱国之情，诸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亦有责焉”[（7）]，“不知国之兴亡，匹夫匹妇各有其责”[（8）]等等。文字虽稍有差异，但含义则是相同的。这句名言，在辛亥革命时期曾经激励成百上千的妇女肩负起救国重任。
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爱国活动表明，妇女谋求自身解放的征程，是从踏上救国道路起步的，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结在一起。这充分表明，爱国主义是构成妇女运动的核心，妇女具有为国出力，为民族争光的优良品质。后继者沿着她们开辟的道路，继承她们的传统，投入到历次爱国运动和革命斗争中，是一支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不可忽视的力量。
孙中山比维新派更早注意到教育的重要性，认为教育为立国根本，并把女学同国家强弱联系起来。他十分注重妇女的解放及其作用，这对于当时妇女爱国运动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孙中山最早提到妇女教育的重要性，是在1890年《致郑藻如书》中：“远观历代，横览九州，人才之盛衰，风俗之淳靡，实观教化。教之有道，则人才济济，风俗丕丕，而国以强，否则反此。呜呼！今天下之失教久矣，古之庠序无闻焉，综人教而核之，不识丁者十有七人，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此人才安得不乏，风俗安得不颓，国家安得不弱？”[（9）]孙中山在《复南京参政同盟会女同志函》中曾经说过：“文之意，今日女界专由女子发起女子团体，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10）]，阐明了提倡女子教育的意义。他曾经在《松江清华女校欢迎会上的演说》中强调，辛亥革命的胜利，“女界亦与有功”。[（11）]他重视和支持女学的思想及其言行，并给予了辛亥革命时期的爱国女学运动以极大的鼓舞。他认为，“就是要知道怎么样可以管国家大事”[（12）]，要救国必须发动人口一半的妇女，就必须兴女学。同时，提倡留学，辛亥革命时期的兴女学运动，主张对妇女进行德育、智育、体育、职业教育等，主张女子留学，提倡尚武精神，这些思想和主张为妇女的自身解放，走自立之路，积极投入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开辟了道路。
辛亥革命时期的女知识分子，在20世纪初的中国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活剧，显示了中国妇女的觉醒和力量。她们在宣传鼓动、革命教育、捐募助饷、武装起义、后勤服务、通讯联络、暗杀活动等诸多方面，尽心尽力，甚至以身殉国。无论在辛亥革命史或妇女解放运动史上，都揭开崭新的一页，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她们的地位与作用并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
首先，作为辛亥革命的重要舆论工具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把妇女运动冷落在一旁。除孙中山、蔡元培、柳亚子等少数人重视妇女外，大多对妇女的地位与作用视若无睹、漠然置之。有些人在革命高潮时表示支持，也不过是为了壮大声势，沽名钓誉。
其次，作为提高妇女地位重要标志的参政运动，经过女界先进分子艰苦的努力和曲折的斗争，并未得到应有的结果。1912年3月19日，唐群英等20余人赴南京临时参议院，强烈要求女子应有参政的权利。她们提出要旁听参议院的讨论，遭到当局的拒绝。1912年8月11日，袁世凯公布参众两院选举法，规定“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子”始有选举权。至此，女子参政运动的热浪烟消云散。这除了说明国民党向旧势力妥协、退却外，还说明妇女的地位问题并未得到社会的重视，她们的种种努力并未得到应有的结果。
第三，作为具有政党性质的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不仅规约中取消“男女平权”，而且规定不吸收女党员，原先参加同盟会的女盟员，一律都除名。这引起女盟员的极大愤慨，群起反对。
凡此种种都充分说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等传统观念，连辛亥革命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未能冲刷掉多少。妇女仍然是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只有贡献，没有地位。
总之，辛亥革命时期女知识分子的一切革命活动，是反传统的，她们争取自由平等，不仅是为了她们自身的利益，而且更着重于爱国救民、富国强兵、抵御帝国主义外来侵略和反抗满清皇朝的封建压迫，尽一个女国民应有的责任。由女知识分子作为先锋和桥梁而掀起的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近代反帝爱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五四运动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
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成为新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13）]。作为五四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妇女解放运动，也具有同样的属性，它是自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以来资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和总结。但是，五四时期是一个历史转折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民主进步潮流的发展。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无产阶级开始走上政治舞台，并孕育着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这种背景下，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一系列的新特点。
积极的探索精神，是五四时期妇女观的一大特点。五四时期是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主义、各种学说、各种思想流派竞相亮相。除了明显贴着资本主义标签的杜威的实验主义外，还有各种名目的社会主义学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以其无与伦比的科学性与深刻性独占鳌头，因而成为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最后抉择。
在实践当中探索，以实验的方式创造模式，是五四青年在探索中国妇女解放道路过程中的勇敢尝试。进步青年自发地相互联络，组成各种小团体和社团，为追求某种理想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女子工读互助团、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等的成立与活动，正是为追求妇女解放而进行实践的产物，并进一步转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探求妇女解放的新途径。
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是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展开的。觉醒的妇女，一方面在反帝爱国主义运动中冲锋陷阵，另一方面在反封建，为争取自身自由解放而拼搏斗争。据此，可以认为，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及其它方面的政治斗争，本身就含有妇女解放运动的意义。同时，参加反帝爱国斗争，激发了广大妇女的政治责任感及政治参与意识，有利于打破妇女被封闭、专主内不与外事的状况，使妇女受到锻炼，提高了素质，推动了妇女在其它方面争取男女平等的斗争。妇女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的事实，有助于改变当时社会上人们对妇女的偏见，这也是改变妇女社会地位的必要条件之一。参加反帝爱国斗争与争取妇女解放，二者虽不能等同，但有密切联系。男女青年并肩战斗，增进交往、为实践和进一步争取男女平等提供了条件。
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最直接成果是大学女禁的开放、一定程度上的男女社交公开和婚姻自主的起步，这些必然推动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但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妇女解放的启蒙教育与完成反封建任务的需要相比相距甚远；女性群体各个层面的觉醒还极不平衡；无产阶级妇女的自我解放意识尚有待发展，等等。但五四妇女解放运动对封建传统的动摇，引起了人们心灵深处的震荡，使中国妇女解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纵观中国近代历史，可以说许多重要的事件、变革，都是由于妇女的参与而产生了更积极的效应。中国近代妇女从爱国到救国，从救国到要求参政，走的是坎坷不平的道路。当革命处于高潮时，妇女运动也随之高涨，当革命受到挫折时，妇女运动也进入低潮。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历程告诉我们，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不可能孤立进行，中国妇女只能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在社会的变革中求得自身的解放。
注释：
（1） 小野和子著，高大伦、范勇编译《中国女性史1851—1958》第35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 康有为《大同书》第124页，中华书局1959年第4版。
（3） 梁启超《论女学》，载《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第19页。
（4） 同上书，第38、57页。
（5） 《倡设女学堂启》，同上书，第20页。
（6） 炼石《大舞台歌》，《中国新女界杂志》第3期。
（7） 《女报》，1909年。
（8） 《神州女报》，1907年。
（9）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0）（11）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38、561页。
（12） 《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19页。
（13） 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人民日报》1985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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