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编撰古籍书目提要的继承、变通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籍论文,提要论文,书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编撰古籍书目提要，是古籍整理的一项重要工作。
古人为书作提要，始于西汉末年刘向，“昔者刘向奉诏校书，所作书录，先言篇目之次第，次言以中书、外书合若干本相雠校，本书多脱误以某为某，然后叙作者之行事及其著书之旨意。”（余嘉锡《论学杂著》）刘向整理古籍撰写《叙录》，人们一直视为我国文化学术史上的一大创举。自刘向始，古人继承这一伟大事业。代有其人，或深或浅，或详或略编撰了许多目录著作，直到清人修《四库全书》，撰成我国文化学术史上不朽巨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从浩瀚的中国文化学术史的流程中去探索、去发现，古籍书目提要的价值已远远超过“古籍整理”和“古典目录学”的学术范畴，可以说它既是浩如烟海的文献古籍的袖珍词典，也是开启人们思考、认识灿若星河、幽如深谷的中华文明史的金钥匙。典籍文献是文明史的载体，人类社会除了综合现存的所有事物，能最大限度立体地证明一个民族和国家文化历史的辉煌灿烂之外，再没有一个单个的事物，能象典籍文献一样最大容量地包涵了文化历史的博大精深。因此，人们历来十分重视古籍整理工作，而在这一重要工作的系列成果中，尤能开启各方面学人智慧的当是“古籍书目提要”。
近年来，随着古籍整理工作的深入开展和出版事业的繁荣昌盛，古籍书目提要工作似乎大有兴盛势头，出版界不惜代价，重新出版了一些历史目录书籍，也常有一些新撰提要著作问世。特别令人兴奋的是，当《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在陆续出版时，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又开始组织力量编撰《中国古籍总目提要》。我们很希望这一事业在中国学术历史的长河中再度兴旺发达，以启迪今人和后人将传统学术不断引向更深层次的研究，并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这一事业的再度兴旺，毫无疑问将很快引起有关学者专家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其关注。这是因为当现代目录学与图书馆学发生密切的关系后，它与传统目录学在理论和实践上已经有了较大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做好现代古籍书目提要的编纂工作，不能不说是一项新的研究课题。再则近几年出版的新编目录著作，其中有一些我们不能不将其视为现代式的“书评”或“书籍简介”，与古人编纂的书目提要在性质上有很大区别。“书评”和“简介”可视为文献批评学的组成部分，且不可缺少，但它不能替代传统的书目提要，它们各自的宗旨与功能有很大的差异。此种情况则说明，加强有关方面的研究是非常迫切和现实的。
在思考如何做好现代古籍书目提要工作时，我们选择了继承、变通、发展传统目录学的有关宗旨和方式的这一思路。所谓继承，就是不能割断历史另行发明创造。我国传统目录学从创始阶段起，就具有很高的学术品位，诚如清人章学诚评论的：“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得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于此。”（《校雠通义·序》）加之传统目录学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体现在传统目录学著作中“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和以简御繁的方式，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或指示人们步入读书门径，或粗示学术源流，或提供大量信息，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以此为主体的传统目录学的基本模式，几乎有“典常不移”的地位。但是，历史毕竟是在发展变化的，时变事亦变。自清人修《四库全书》撰《总目提要》以后，特别是近一个多世纪，书籍的增多、新学科的产生、研究观念的转变和研究成果的更新，古籍文献的编目以及提要撰写也必须有所变通。所谓变通，是当传统目录学的框架容纳不了新内容而受阻不通时，所采取的不通则变，变则通的一种方式。当代文献学家顾廷龙先生为来新夏先生的《古典目录学》一书作《叙》时，曾有这样一段话：“关于此目（指《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著录要求与分类方法，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讨论研究，在许多方面采取了古典目录学的基本做法，而有所变通和发展。”顾先生在这里虽然总结的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著录要求与分类方法的经验，但对于我们今天编纂其它不同类型的古籍目录的撰写提要，无不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二
从古代目录学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古人编撰书目提要，已经形成一套非常完整的思想观念和方法。而这些思想和方法尤其值得推崇的，是古人书目提要能以清晰的编目、简洁的语言，包容大量的文化信息，并能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书目提要的根本宗旨。这是我们今天编纂书目提要继承古人优良传统，不可动摇的必须坚守的两条基本原则。
人们认识社会文化史，主要是通过对现实社会的体验，以及对文献典籍中有关社会历史记载的研究。文献典籍是过去历史的最大信息库，而古籍书目提要是通过加工的高精度浓缩的文献典籍的信息库。它不能代替人们对文献典籍的认识，但是一部质量较高的书目提要，会以极其简洁的语言反映出大量文献典籍的有关知识，同时，通过“条其篇目，撮其指意”的方式，归纳总结出诸方面的学术信息，从而指导人们认识和利用典籍。这里我们以清人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例，它以较少的篇幅，仅二百卷280万字，系统精要地介绍了上万种古籍， 计十七万余卷，将清乾隆以前的重要典籍基本概括其中，汇众书于一书。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经部分十类、史部分十五类、子部分十四类、集部分五类，“或流别繁碎者又各析子目，使条理分明”；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每类之首又冠以小序，“详述其分併改隶，以析条目”；每书提要，“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四库全书总目·凡例》）条例清晰，言简意赅，使览者一目了然，各自可以从不同角度收到大量的学术文化信息。如果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到达书目提要的至境，那么《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则是引人入胜的精致模型。虽然《简目》与《总目》有相异之处，但在提要的表现形式上，以及书籍的内容概括方面，三千多种四库书目仍是一脉相承，大抵不失其真。“这个只占（《总目》）十分之一篇幅的凝缩品，事实上是具体而微的《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出版说明》）《简目》更能说明古典目录学用“以简御繁”的方式，能收到反映大量学术文化信息的效果，是我们今天编纂书目提要应当继承和发扬的优良传统。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章学诚对古代目录学事业的总结，他说：“郑樵生于千载而后，概然自会于向、歆讨论之旨，因取历朝著录，略其鱼鲁豕亥之细，而特以部次条别，疏通伦类、考其得失之故而为之校雠。”（《校雠通义·序》）传统目录学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说明我国古代目录学工作不只是简单的类次群书、校正文字，而是无论分类、编目、著录，都体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这是我国古代目录学事业的灵魂，它大大地区别于现代图书馆书籍目录的著录方式。传统目录学无论是编排书籍，还是介绍书籍，始终贯穿和坚守阐明学术成就和流派达到探明学术渊源的目的。所以，有人认为古代的目录学著作，就是学术史著作。当然，它与我们今天所认识理解的学术史有着许多区别，但说它是以目录著作方式撰写的学术史亦未尝不可。就在章学诚总结古人目录学事业的经验，阐发自己的观点撰述《校雠通义》时（公元1779年），乾隆四库馆臣已经开始了我国历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目录学实践活动。随着《四库全书》的纂修，历时十年，于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撰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初稿。《提要》继承了传统目录学的主旨，与章学诚的主张不谋而合。书虽非一人编著，但撰者均能以最大的努力意守“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
试以《经部·易类》为例：
《易类》列于《经部》之首，紧接《经部总叙》。《总叙》虽不具体论说《易》书，但概述历代经学兴衰缘由、演变得失，阐明编纂者的经学立场，对于我们理解《易》书不无帮助。而《易类》小叙则具体地概述了《易》学变化发展的历史，“《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
详；再变则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两百余言概括了两千余年《易》学主要流派和文献典籍的基本面貌。所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则确切地揭示了《易》学文献的丰富内容和《易》学分流的实质。《易》书对我国古代哲学、宗教、文化、科学等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相关学术的深入研究也推动了《易》学向更广阔的领域发展。不同历史时期，人们或援《易》于学，或援学于《易》，不断敷陈演绎，形成许多流派，并丰富了《易》学著作。这篇小序对于研究《易》学的学术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现今《易》学研究成果，无不由此受到启发。
书目提要的小序，是建立在对某一学科发展演变的总体把握上，从有关许多文献典籍的具体内容中抽象概括出来的。《易》类（除存目外）共有题解158条，附录8条。分析这一百多部书籍的解题，撰著者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去实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
1、言明流派创始之作，如《总目提要》云，魏王弼《周易注》， “平心而论，阐明心理，使《易》不杂于术数者，弼与（韩）康伯深为有功，祖尚虚无，使《易》竟入于老、庄者，弼与康伯亦不能无过。”《简明目录》评述更为直接，“汉氏《易》学皆明象数，至王弼始黜象数而言义理，是以纠谶纬之失，而语涉老、庄，亦开后来玄虚之渐。”
2、辨明学术所宗。如《总目提要》云，清惠栋《周易述》， “其书主发挥汉儒之学，以荀爽、虞翻为主，而参以郑玄、宋咸、干宝诸家之说，融会其义，自为注而疏之。”
3、论述学术的继承与发展。如《总目提要》云， 元龙仁夫《周易集传》，“今观所注，虽根据程、朱者多，而意在即象诂义，于卦象爻象互观析观，反复推阐，颇能抒所心得，非如胡炳文等徒墨守旧文者也。”
4、比较学术异同。如《总目提要》云，宋苏轼《易传》， “今观其书，如解乾卦象传性命之理诸条，诚不免杳冥恍惚，论于异学。至其他推阐理势，言简意明，往往足以达难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盖大体近于王弼，而弼之说惟畅玄风，轼之说多切人事。”
5、评论优劣得失。如《总目提要》云，明崔铣《读易余言》， “是书以程传为主，而兼采王弼、吴澄之说，与朱子《本义》颇有异同。……惟删说卦广象八章，而别以蔡清之说增损之，又序卦杂卦文言三传一概丛删，则未免改经之嫌。要其笃实近理，固不失为洛闽之传矣。”
这种提要非现代书籍简介和书评可比，没有深厚学识和对某一学科的深入研究而不能为。它向人们展示的是学术大河与学术溪流纵横交叉的情形，书籍的渊源流向、来龙去脉清晰可观，而不是散布在广阔原野上似摔碎破镜的无数湖泊，虽能观其形，而不能视其流。以动以静是古籍书目提要与现代书籍简介、书评的本质区别。为使现代学术向纵深方向发展，传统目录学的精粹不可不继承。
三
书目提要，其根本性可能是为人们提供书籍知识信息和粗略的学术信息。而在不同历史时期所编纂的书目提要，由于书籍的变化发展以及编纂者认识事物的观念和水平的不同，所以给人们提供的知识信息和学术信息也不完全一样。因此，编撰书目提要继承传统势必讲求变通，没有变通就不能适应发展变化了的新情况，而且也不能给人们提供新的较为完整的知识和学术信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是继承和变通的成功之作，编撰者在《凡例》中指出：“曾巩刊字官本，亦各制序文，然巩好借题抒议，往往冗长，而本书之始末源流转从疏略；王晓臣《崇文总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稍具崖略，亦未详明；马端临《经籍考》荟萃群言，较为赅博，而兼收并列未能贯穿析中。”前人目录学著作不能尽如人意，故《总目提要》力求做到体例完整，知识性与学术性兼备。《总目提要》的编撰最终能达到封建时代目录著作成就的顶峰，就是因为它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并通过大力改进才得以实现的。
变通是我国古人编撰书目提要的一贯法则。传统目录学的书籍分类编目，从七分到四分（其间并有反复），以及子目的分、合、立的多变现象，究其原因，根本是时代在变，书籍和学术的情状在变。
汉代刘歆创《七略》（实为“六略”），班固《艺文志》继承之，而晋人荀勖撰《中经新薄》弃七分又创四分，主要是因为汉以后史书大大地增多，六略不便统属，所以分甲、乙、丙、丁四部统领，以乙部专统史籍，以后《隋书·经籍志》进而明确以经、史、子、集为纲，或分或并，调整小类为四部所辖。其间南朝阮孝绪曾撰《七录》，复辟七分追崇《七略》，即便如此，《七录》七大类中仍立史类，名《纪传录》，阮氏在《序》中为立史类申述理由云：“刘（歆）、王（俭）并以众史合于《春秋》，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且《七略》诗赋，不从《六艺·诗部》，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今依拟斯例，分出众史。”时代在变化，书籍有涨也有消，故分类、编目不得不变。汉以后纬谶书增多，故与《汉书·艺文志》比较，《隋书·经籍志》中则于《经部》增“纬谶”类，而至宋代讳谶书多有亡佚，《宋史·艺文志》和宋官修《崇文总目》均删除此类。
从唐代至清代，历史经历了一个大的发展时期，学术也在发展变化。宋代由于孟子地位的提高，宋人陈振孙撰《直斋书录解题》时，将《孟子》从原有目录学著作的《子部》中提出，升格到《经部》，与经典并列，改《论语类》为《语孟类》。《隋书·艺文志》无“史评”和“诗文评”类，“史评”和“诗文评”自唐以后才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始立《史评类》；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于《集部》立《文史类》不以“诗文评”为名，内容实际与之相同，宋人尤袤《遂堂书目》立《史学类》和《文史类》，其《史学类》与《史评类》性质相同；至清人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史部》、《集部》明确以“史评”和“诗文评”立目，从学术上牢固地确立了两门学科的地位。学术先由思想立，而一门学术发展成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古代主要靠文献典籍向人们传播信息，并由目录学著作公开确立地位，传统目录学的分类编目的学术意义也正是体现在对学术的分科方面。
今人编纂古籍书目则更需要遵循变通的法则。
近百年来学术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当我们用历史的眼光审视传统目录学所具有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时，也必须看到现代学术对传统学科的冲击和突破，而且今天从事古籍书目提要的编撰，我们在客观地评述古代书籍的面貌时，也必须完全意识到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深化发展现代学术。古人创造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在统属古籍分类及学科的建立方面，曾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用今天的学术和学科观念对古籍进行分类编目时，经、史、子、集在统属古籍方面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了。四部所分辖的类目，许多已并非经、史、子、集所属。若硬性以四部相属，经、史、子、集概念模糊含混而不得旨意。即便是从著录和寻检角度考虑，以四部为名也无便利可图。那么弃四部而代之的又是什么呢？现代目录学最流行《中图法》等，显然也不太适宜。现代图书分类结果集古今中外图书分类于一统的混合建构，中国古籍若用此法分目析类，不仅许多类目会出现空缺，更重要的是现代目录学的分科会使许多古籍丧失古代学科的标志，从而在目录学上湮没古代早已独立的学科，这也就大大损害了古代学术的研究，原四部法中《经部》所属尤为典型。为保持我国古籍书目和古代学术的完整性，并使沿袭至今的传统学科具有现代学术的气息，现代古籍书目提要的编目，可取消四部名称，以原有四部所属二级目为类分别统属古籍，可以基本沿用四部分类程序，作适当调整。旧有目录著作的子目，属于在古代学术史上相沿不衰的学术门类，或者是在某一时期产生过重大影响独立成学的门类，在现代目录学体系中没有单独立目，根据其性质又不能与其它门类相结合的，应当保留，藉此可观古代学术的面貌；旧有目录著作的子目，现代目录学仍沿用的，自然不必更动，若有异名同实的，加以斟酌，择善而从，藉此可辨现代学术源流及其发展趋势。国家古籍出版规划小组正在主持编纂的《中国古籍总目提要》，曾就提要分类拟目发表征求意见稿，正是这种思路。虽然拟目尚有商讨之处，但总体设想可视作现代古籍编目的最佳选择。
从清代乾隆年间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至今已有两百余年的历史。两百多年来学术的发展促成了古代学科的分化和传统学科在现代学科系统中地位的确立。不仅如此，清乾隆以后清王朝百余年中，古籍增添许多。又由于种种原因，旧有目录著作对古籍遗漏也不少。这样我们将所有的古籍综合起来考察，在传统目录分类基础上必然有分有合又有立。如，清代是我国古籍丛书刊刻的鼎盛时期，故近人编纂，古籍书目往往将丛书从《子部·杂家类》析出，将旧有丛书和清人丛书于四部之外独立成目。这种作法已被今人所接受，只是四部之外又加“丛部”，书籍由四部分类变成了五部分类是没有必要的。将许多不同类别的书籍照一定的要求汇为一编，是为之“丛书”，在某种意义上犹如《经部》有《五经总义》集众经义为书，《集部》有《总集》集众诗文为书，既成一书则不能析之再分，有单独立目的必要。丛书已成为文献的独特形式，但与旧有经、史、子、集并列，在内在意义和外观形式上都有不伦不类、画蛇添足之感。丛书大量地涌出，也会促成四部名称的消亡。取消四部，丛书可以作为众类目中的一类独立成目。清人修《四库全书》，遗弃通俗小说，而今“古典小说”研究已成为文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故可将旧有《子部》中《小说家类》与通俗小说合并，与诗、文、词、曲等文学类并列。此仅举一、二例，说明分、合、立是编撰现代古籍书目提要在分类编目方面的变通法则之一。
近几年问世的有关古籍书目提要著作，有不少优点值得称赞，这里不列举。但是，有两种偏向也不能不使人担忧，有的过于简洁，几近图书著录，有的则过于繁琐，无“提要”之体，几乎与“书评”无差异。这与古人已取得的有关方面的成就相差甚远，这方面的工作今人不应该落后于古人。在古典目录学事业方面要有所发展，我们必须从三个方面去努力：一是继承我国古代目录学优良传统，二是把握学术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现代学术研究的新成果，三是在古与今不和谐之处找到合理的变通法则。继承和变通是由古籍文献所具有明确的下限时间的独特性，和古典目录学强盛的生命力所规定的。没有继承和变通，就不可能有发展，没有对现代学术研究新成果的掌握，也就不能很好地发展。以现代科技手段，很快地收尽天下书，加以著录或评介是不难做到的。本文作者已忧于此，故不揣浅陋撰写此文，引起专家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