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的几个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误区论文,理论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10)05-0018-05
自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命题以来，学术界围绕该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时代意义、实践价值、构成内容、问题范式、历史演进等诸多方面展开了深入阐释，见仁见智。但是，在理论探索中，也存有不少问题和研究误区，现略加剖析，就教于学界。
误区一：线性论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又明确了该理论体系的问题范式，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对待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几个方面。这样，怎样理解构成内容与问题范式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论域。理论界出现的误区之一就是将它们之间的关系一一对应化，用数学的线性形式来解读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图表反馈的深层次信息是：该种思维方式用简单的一一对应的数学线性方式来比对构成内容与问题范式之间的复杂关系，混淆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将问题范式的特殊当作问题范式的一般。它表面上抬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成内容的历史地位，实际上却降低了每项理论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理论体系中的独创性意义，消弭了每项理论成果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它本来是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每项构成内容的科学价值，但由于采用了线性对应的方式，这就造成一种假象：似乎邓小平理论只是专门用来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只是专门用来探索和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问题的，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只是专门用来探索和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的。从而陷入前后逻辑思维不能自洽的困境，即主观上追求一种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成内容与问题范式之间关系的明晰思路，而客观上却背离了构成内容与问题范式之间真实关系的辩证要求，前者不能为后者提供逻辑证明和理论支撑，陷入了思维悖论。
面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危难局面和“两个凡是”的影响，邓小平带领全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解放思想运动，就是要在弄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如何开启改革开放的伟大航程、如何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和探索回答的首要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科学地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基。同时，邓小平也多次强调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必要性，认为执政党自身建设搞不好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在发展问题上，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加强经济建设，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指出发展不能顾此失彼，发展是全面的，要将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统筹兼顾。可以说，邓小平理论时刻都关注着“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因此，邓小平理论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性形态。邓小平理论通过科学地认识社会主义范式、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时代性转换，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初步探索和回答了我国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形而上学地将邓小平理论和“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范式之间简单地划等号的做法，是不恰当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除了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之外，还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且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问题作了重要的战略部署和战略规划。简单地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问题范式之间划数学等号的做法同样也是不恰当的。同样道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范式之间也不是一一对应的单向性关系。
实际上，整体性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首要特征。从内容上看，三大理论成果的哲学基础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决定了它们思维方式的同质性；它们的理论中心主题都是为了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决定了它们理论形态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它们的理论渊源具有同质性，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决定了它们内容构成的协同性和贯通性；三大理论成果具有共同的时代背景，即和平与发展，这决定了它们面临的时代任务是相同的。此外，三大理论成果的实践基础更具有同质性，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现实材料；三大理论成果秉持相同的价值观，都体现了鲜明的人民性原则。从问题范式看，四大问题无一不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探索，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脱离这个整体工程而单独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决定了它的问题范式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因此，三大内容（理论成果）共同探索和回答了四大问题（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党的建设和发展问题），而四大问题共同反映和解读了三大内容。一方面，三大内容为四大问题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坚实的理论根基；另一方面，四大问题为三大内容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论域和思考路向。但是，三大内容和四大问题又都具有各自的独特个性，它们在不同领域承担各自的历史使命和实践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并不否定其构成内容与问题范式的个性，整体性和个性是辩证统一的，整体是辩证的整体而不是机械的整体。[1]
误区二：非意识形态论
从字面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不是以主义命名的，也不是以思想命名的，而是以理论体系命名的。由此一些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仅仅是观点综合和主张罗列，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学说，不具有意识形态性。该种观点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值得商榷。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是以理论体系命名的，但它并非只是理论学说，更是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功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性——人民性。三大内容都贯穿一条价值红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2](P257)江泽民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更是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其中“人”是指人民群众，即以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等劳动者为主体，包括社会各阶层在内的中国最广大人民；而“本”则是本源，即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人为本体现了鲜明的人民性原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创新发展。有了这些基本的价值规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深置于人民群众之中，更加关心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们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人民”二字高高书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人民性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理论的显著标志，体现了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毛泽东曾说过，“有什么阶级存在，就有什么阶级的思想。”[3](P32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的反映，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反映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4](P98)在我国，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参与者，是精神文明的主力军，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享有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对我国社会生产关系的切实反映，因此它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阶级性。
意识形态具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但无论哪种意识形态都不是支离破碎的理论堆砌，而是系统化了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在意识形态系统中，有的是处于基础性地位，有的处于中介地位等，但所有的构成要素都是辩证联系、相互统一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是核心和灵魂，起到统领和整合的作用；三大内容是其主要的组成部分，其中邓小平理论处于根基性地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处于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该理论体系的重要创新成果，三大内容既有各自独立的历史使命和实践价值，同时又构成辩证统一的整体，具有整体性的功能和特征。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意识形态的系统性特征。
意识形态不仅是本阶级根本利益的思想映像和理论形式，也是本阶级实现根本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实践要求和实践行动，实践性特征是意识形态的突出特征。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不仅承担着认识世界和探求规律的理论任务，更承担着无产阶级改造世界和实现“两个必然”的实践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社会理想，通过自身特殊的驾驭、引领、融入、激励、凝合、提升等功能，统帅众多的社会思潮形成共同的社会思想共识，成为各党派和各团体的“凝合剂”，共同来推动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它通过凝聚民心、发挥民力和群策民智，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提供“合法性”解释，达到巩固政权和稳定社会的目的。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强烈的实践指向性，它以自己的特性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践性功能之一。
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要求的所有特征，它不但是我们探索真理和实现理想的科学理论，更是鼓舞斗志、批判错误思潮和武装头脑的思想武器，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发展。
误区三：板块思维
所谓板块思维，这里主要指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建构对象的著作中，无一例外的共同之处在于：其逻辑体系都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党的建设、一国两制与和平发展等板块形式来建构的。这种逻辑安排的好处是：它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体性内容以感性的直观凸显出来了。但也存在理论盲区：一是没有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之间的差异，或者说它更多地囿于具体结构而较少地关注分析结构；二是由于上述原因必然导致部分内容的变相重复，或者说这种逻辑安排缺少描述结构的科学运用。
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存在，具备三种相互关联的结构形态：具体结构、分析结构、描述结构。任何一种结构的塑成与稳定，都与该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研究起点息息相关。
第一，具体结构。从直观思维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首先进入理论视阈的不是它那清晰的概念、严密的逻辑以及环扣的推理，而是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构成性因素，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这些从最原始的意义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结构，同时也塑成了该理论体系的骨架性内容。具体结构是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不可或缺的奠基性工程。但是，具体结构也不可避免地内生出直观、感性、肤浅的缺陷。当前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书籍之所以有“众口一味”的感觉，其面临的挑战也正在于此。因此，还需要从感性的直观深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机理，梳理出该理论体系的概念群和范式谱系，从理性深度进一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形态。
第二，分析结构。相对于具体结构，分析结构是对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性的把握，而非停留于表面体征和理论体系的现象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分析结构，可以分成三层相互关联的概念群和范式谱系。
1.核心结构圈的概念群和范式谱系。它们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基本的范畴，同时又可以合乎逻辑地导出其他的范畴、命题、结论。“矛盾”是该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具体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起点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改革开放的深层次原因就是围绕上述两大矛盾而展开的。需要说明的是，“规律”不应当成为该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从规律开始的逻辑推演从而建构出的理论体系，很难说服人。毛泽东评价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写法体例时曾说，“特别是写法不好，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自然得出结论，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5](P138)
2.亚核心结构圈的概念群和范式谱系。亚核心结构圈虽然不具有核心结构圈统领的功能，但它却是连接核心结构圈和结构外围圈的中介，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它将核心结构圈的功能继续向外辐射、转送、输入结构外围圈；另一方面，又将结构外围圈的信息反馈至核心结构圈。在核心信息流和外围信息流的不断交换中，亚核心结构圈同时吸取双方的优点和剔除异于自己的概念和规范，从而既强化了自身的功能又弱化了腐蚀自己的信息。这一层级的功能主要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哲学奠基、夯实理论体系质的规定、把握理论体系正确的发展方向、正视理论面临的最基本问题。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思想、本质、发展战略、发展阶段、发展动力等成为亚核心结构圈的主要内容。而道路、主题、主线、旗帜、方向、理想等重要的概念也成为这一层级不可或缺的探讨对象。
3.结构外围圈的概念群和范式谱系。为了保障核心结构圈和亚核心结构圈功能的顺利实现，结构外围圈的内容必须立基于社会稳定和政局安全的基本考虑，以如何和怎样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己任。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国防、军队、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政党建设、祖国统一等成为这一层级的主要内容。
联结核心结构圈、亚核心结构圈和结构外围圈的生命线是“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与“以人为本”紧密联系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起点，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但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体中，生产力又成为重点研究对象。“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其本身就包含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重点关注和考虑。
第三，描述结构。描述结构的历史使命不是深化对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的研究，而是运用自己的思维、采用恰当的形式来如何和怎样表现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的内在机理。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范畴、命题、逻辑起点等并非绝对服从地符合其形成和发展的时间序列，它们之间的联系方式和前后位置允许在描述结构中出现符合历史的差异。马克思在论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曾说：“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6](P18)这两条道路分别论述的是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区别和联系。研究起点虽然不完全等同于逻辑起点，但是两者并非风马牛不相及。研究起点必须能够从逻辑起点得到合乎理性的解释，逻辑起点也应当得到研究起点的现实支撑，两者的异同性在描述结构的运用中更为突出。马克思明确提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资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6](P111)。这样，描述结构必须在实现逻辑起点和研究起点辩证统一的同时，努力实现叙述方式上的科学化。
第四，三种结构的辩证关系。具体结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骨架性内容，它支撑整个理论体系的框架和发展方向。没有具体结构的实体性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分析结构就缺少研究对象，而其描述结构也因缺少基础性质料的支撑从而丧失科学方法的运用。
分析结构是在具体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规律性和本质性的东西。通过对具体结构的科学分析，首先要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些重要的范式谱系；其次，在正确理解诸多概念群的基础上，厘清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合理安排它们的理论位置和逻辑次序，避免因过多地关注具体结构而产生对分析结构认识上的断裂。
描述结构好似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背后的影子，是内化于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之中的。对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掌握的程度和理解的深度，会直接影响描述结构的质量和效率。不能正确掌握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的内容，就无法形成科学的描述结构。但是，正确掌握了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的内容，并不等于说就一定能用恰当的形式将它们的逻辑关系和概念体系展示出来。实际上，科学的描述结构是依据自身的属性而采用独特的方法将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以合乎历史和逻辑的原则表现出来，它既不因具体结构先入为主的感性作用而缺少适当的逻辑安排，也不因分析结构深邃严谨的理性影响而丧失理论的历史感。这也是描述结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关键所在。[7]
［收稿日期］2010-02-03
注释：
①学术界出现的理论偏颇倾向多以这三个问题范式为参照系，因本文论题的需要也以这三个问题范式为主要的论述对象。但这决不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问题范式可以省略“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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