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中的合作——俄罗斯关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心理图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中国论文,和平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4年8月21日，俄罗斯与独联体发行量最大的《共青团真理报》刊登了一篇对所谓远东地区最知名的星相家亚历山大·列宾(Александр Ремпель)的采访文章：《亚历山大·列宾：2040年以前滨海边疆区将变成中国领土》（注：Александр Ремпель:К 2040 году Приморье станет китайским,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лравда,21—08—2004,〈http://www.dv.kp.ru/2004/08/21/doc32379/〉）。列宾在文中称，在他的远东星相图上，出现了大量的中国幼儿园和学校，并显示滨海边疆区在2040年将为中国所占有。近年来，在俄罗斯媒体当中类似的“中国威胁论”随处可见。
中国与俄罗斯，从1992年互视为友好国家，经1994年确立为建设性伙伴关系，到1996年提升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及2004年两国元首北京会晤最终解决边界问题，两国关系沿着持续、稳定、日臻成熟的轨道不断向前发展，进入了历史上双边交往的最好时期。然而，必须看到，像任何一对国家间关系一样，中俄关系在快速平稳推进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和谐之音。2002年年底以来，以中石油被迫退出俄罗斯“斯拉夫”石油公司股权竞标和2004年远东石油管道改线问题为标志性表象，俄罗斯在坚持发展对华关系的同时体现出极度的不安全感。在国家间关系中，对于正常的、出于本能的防范心理原本无可厚非，但是过于敏感的、甚至是病态的防范心理则可能成为两国关系向纵深发展的障碍。如何理解俄罗斯对华关系中的这种相互矛盾的心理？究其根本，俄罗斯对华关系中的两面性映射出对待中国和平崛起的诸多困惑。本文以俄罗斯精英阶层对华态度为剖析对象，尝试勾勒俄罗斯关于中国和平崛起既借重又恐惧，既合作又防范的心理图解。
一 “崛起过程中的中国是俄罗斯可以借重的力量”
对于21世纪初前20年国际战略格局的判断，俄罗斯国内大致形成4个基本的共识：(1)美国在今后的20年内仍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维系绝对优势的国际地位是美国最主要的权力目标；(2)中国在20年后将崛起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实现GDP翻两番是中国崛起进程中的关键目标（注：上述两个观点得益于2003年10月25日作者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亚历山大·沃斯科列辛斯基(中文名字华可胜)的交谈。沃斯科列辛斯基出身于汉学世家，是俄罗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曾撰文指出，中俄关系的历史就是不断尝试各种联盟型关系的历史，国际政治的现实应该使两国间的合作继续保持这种特点。参见А.Д.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теория и история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научных и учебных программ,1999,cc.285～287.）；(3)俄罗斯依然是一个处于恢复时期的大国，但“已经落伍于后工业文明，这有可能使俄罗斯逐渐失去自以为伟大的资本，它可能成为过去的大国，而不是未来的大国”（注：Россий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перед вызовами XXI века,Доклад СВОПа,02—04—2000.此文是由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СВОП)组织撰写的，被认为是影响了俄罗斯现行对外政策的重要文献。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是俄最著名的政治学术团体，其成员大多为前政府高官、知名学者和社会名流。），今后20年将是决定俄罗斯未来的关键时期；(4)今后20年是单极化与多极化矛盾斗争的关键时期，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凭借一己之力拒止美国单边主义的扩展势头（注：СВОП,Россия и процессы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Что делать? Вестник аналитики,№5,2001.）。依此判断，美国与中国自然成为本世纪前20年俄罗斯对外政策中最重要的关切点。关注美国，是因为其独一无二的实力地位和独揽天下的权力欲望，不管俄罗斯愿不愿承认，美国已是俄罗斯不得不制衡的首要国家。俄罗斯国内普遍认为，在俄美关系的问题上，“必须修改俄美关系构想。由于两个大国在潜力方面存在着巨大和不断拉开的差距，‘平等伙伴关系’构想从一开始就是不现实的”（注：Россий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перед вызовами XXI века,Доклад СВОПа,02—04—2000.）。关注中国，是由于中国可以成为俄罗斯用来制衡美国的首要国家。如俄罗斯政治研究所的В.米罗诺夫教授所言，“在21世纪世界力量的排序上，只有中国能够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相抗衡”（注：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15—04—1997.）。俄罗斯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俄科学院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所长谢尔盖·罗戈夫教授也持同样的观点：“发展同中国与印度等主要东方国家的关系，才能增大俄罗斯同西方打交道的份量，而且正是这些国家把正在衰弱的俄罗斯当作伟大的国家和平等的伙伴”（注：Сергей Рогов,Варианты у России в связи с расширением НАТО на восток,Росси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4—05—1999.）。
俄罗斯相信中国在本世纪前20年可以成为俄的战略合作伙伴，不仅仅因为中国具有日渐强大的国力，还基于对中国的两个前提性的认知：(1)中国需要俄罗斯。中国同俄罗斯一样也面临着来自美国的战略挤压，所面临的压力甚至比俄罗斯还大，因此中国需要俄罗斯这样的国际合作力量；(2)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由于受到国际环境，特别是美国的强力制约，加之经济翻两番战略的迫切需要，使得中国比任何国家都需要稳定的发展环境。俄罗斯相信中国不可能、至少在崛起的过程中不可能采取扩张性的对外战略（注：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пока ещё дртзья,Ведомости,28—02—2005.）。简言之，至少在今后20年，中国与俄罗斯间的战略合作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能性。因此抵制单边主义，营造让各国平等发展的国际新秩序构成了中国与俄罗斯在本世纪前20年开展战略合作的逻辑基础。俄罗斯前外长伊戈尔·伊万诺夫说过：“在建设新世界秩序的原则和方式上的一致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正是这种对未来国际关系的共同看法奠定了俄中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注：Игорь Иванов,Сосна и бамбук,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12,2002.）。不难看出，俄罗斯视野中的对华协作具有战略性与借重性的特点——战略性是指俄罗斯对华合作关系并不仅限于一时一事，而是出于长期性和全局性的考虑；借重性是指俄罗斯在力不能逮的条件下希望借助中国制衡美国，并为自身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对此俄罗斯精英阶层丝毫不加以避讳，认为俄罗斯与中国合作的目的就是借重，而不能形成依赖。莫斯科卡内基基金会副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认为，俄罗斯的对华政治战略“旨在同中国建立对俄罗斯有利、同时不会使俄罗斯成为中国附庸的友好平等关系”（注：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большая восточная стратегия,Ведомости,14—02—2005.）。
综合分析，今后20年，俄罗斯对中国的战略性借重主要集中在4个领域：
第一，防止美国控制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组织机制。“当代俄罗斯致力于维护国际关系中现有的能够巩固俄罗斯大国地位的机制性因素”（注：М.Н.Дзлиев,А.Д.Урсул,Основы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и,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Экономика》,2003,c.125.）。对于俄罗斯而言，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联合国仍是最重要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的改革绝不能受制于美国，中国与俄罗斯要防止联合国为美国所控制；美国把持的联合国是世界的灾难。在其他涉及国际政治、经济、贸易和金融等全球性组织内部，中俄两国的合作也都具有全局性。
第二，加强在建立地区新格局进程中的协作。俄罗斯一向关注地区政治格局的建设进程，认为建立新的世界格局应该从建立新的地区格局开始，每一个新的地区格局的建立都是新的世界格局的组成部分。在中亚、朝鲜半岛和中东等地区都面临着力量的重新组合，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都无法单独抵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压迫式渗透。即便是在独联体这样的所谓“后院”地区，俄罗斯也迫切需要得到中国的支持，因为格鲁吉亚、乌克兰与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变局也已经验证了美国强大的、无孔不入的地区渗透力。俄罗斯已经没有“后院”可言，普京总统告诫所有外事部门，“再也不要沉浸在只有俄罗斯有权领导独联体地区的格言中”（注：Выступл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на пленар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совещания послов и постоянны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России,〈http://president.kremlin.ru/appears/2004/07/12/0000—type63376—74399.shtml〉）。
第三，避免国际军控机制为美国所完全掌控。冷战结束后，在国际军控机制当中美国处于较为明显的主导地位，中俄两国为该机制避免成为美国的“传声筒”付出了不懈的努力。近年来，中俄两国为避免太空武器化、避免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上滥用武力进行了密切的合作。九一一事件之后，单边主义倾向在国际军控机制中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其他领域，俄罗斯希望中国能够在该领域给予其长期支持（注：Владимир Белоус,ПРО США:мечты и реальность,Москва,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институт прессы,2001,c.267.）。
第四，寄希望于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俄罗斯今后20年的首要战略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综合国力。为此，有必要也有愿望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开发利用中国的广大市场。俄罗斯更希望将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同高速发展的中国连接在一起。而发展东部经济，不论对俄罗斯经济全局，还是对俄罗斯的稳定与统一，都是一项重大的战略问题（注：Россия—Китай:кто,кому,что должен? 〈http://echo.msk.ru/programs/oblozhka/32491/〉）。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支持东方学研究基金会主席谢尔盖·卢贾宁认为，到2010年，最晚到2015年，中俄贸易额将会达到中韩、中日两国间的贸易水平。这是俄罗斯经济融入亚太地区，并最终走向世界的重要路径（注：О перспективах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http://www.radiomayak.ru/schedules/6852/17405.html〉）。
近年来，中俄关系在国际政治领域的主要特点表现为两国在诸如发挥联合国作用和对国家主权的理解等问题上持有相同的立场。但是少数俄罗斯学界和政界人士对于两国间的此类合作持有异议，甚至漠然视之。他们认为，这种立场的相似性只具有道德意义，无法应对21世纪形形色色的挑战；它只表明了中国对国际形势实际影响力的增长，并没有触及彼此的利益关切。例如，中国与俄罗斯对上海合作组织的理解各不相同：中国将其视为一项重要计划，一次由中方参加的地区性一体化的实验性尝试，而俄罗斯却对其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注：С.А.Караганов,Т.В.Бордачёв,Современный Китай:вызов или открывающиеся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2,2004.）。此种观点未免缺乏逻辑判断。倘若两个伙伴国家在国际政治实践中没有观点立场上的统一，又何以在行动上保持协调与一致？而所谓“中俄对上海合作组织的理解各不相同”的说法更显苍白，该组织成员国间正在展开的全方位合作以及所呈现出的勃勃生机就是最好的无言的佐证。
今天，尽管俄罗斯在发展对华关系的问题上依然存在某些分歧，但是绝大多数的俄罗斯人，无论是对中国抱以友好心态，还是持以排斥心理，都已经认识到，借助走向强大的中国的影响力，在本世纪前20年确立本国在国际舞台的大国地位，这符合俄罗斯的战略利益。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谢尔盖·普里霍季科认为，尽管“到今天为止还不能说，俄罗斯已经形成了对与中国关系的现状及将来发展趋势的共识”，但是包括俄罗斯在内，“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不在考虑本世纪如何处理同中国的关系”（注：Сергей Приходько,Москва—Пекин:мы нужны друг другу,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2,2004.）。即便是俄罗斯“中国威胁论”的头号鼓噪者、俄罗斯政治军事分析研究所所长阿·沙拉文上校也认为，中国对俄罗斯所构成的威胁是在将来中国崛起之后，而不是现在。他认为，再过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中国将成为俄罗斯最大的，实际上也是俄罗斯最可能的、惟一的现实军事威胁（注：А.Шаравин,Третья угроза,Независим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28—09—2001.）。另一个持“中国威胁论”观点的俄罗斯学者阿·杰维亚托夫也指出，中国对俄罗斯的威胁会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而有增无减，两国间的合作也会越来越“疏松”，直至停止并出现军事冲突。他预言，“可能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到期的时候(2020年)，就是俄罗斯为失去一部分国土而同中国进行激烈的边界冲突之日”（注：А.Девтов,Угроза с Востока,Завтра,2001—10—09.）。
二 “崛起后的中国可能是俄罗斯面临的主要威胁”
在俄罗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关于“中国威胁”的鼓噪从未停止过。俄罗斯政治军事分析研究所所长沙拉文上校则是近年来俄罗斯精英阶层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头面人物（注：作为俄罗斯武装力量最重要智库——俄罗斯政治军事分析研究所的领导人，沙拉文上校是主张进行彻底的军事改革的代表人物，因负责起草了俄军改革方案“国防大纲”(" Оборонные тезисы" )而闻名，并被认为是普京总统军事改革的“外脑”。）。他认为，中国崛起之后，即在20年后将对俄罗斯构成无论是烈度与规模均远胜于车臣战争和科索沃战争的“第三类威胁”（注：А.Шаравин,Третья угроза,Независим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28—09—2001.）。此观点一出，某些排华势力就将“第三类威胁”视作中国的代名词（注：沙拉文上校并不是“中国——第三类威胁”的始作俑者。他在《第三类威胁》一文中引用了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国际问题专家阿·阿尔巴托夫(А.Арбатов)和普·拉曼什金(П.Раманшкин)所著《俄罗斯能打得起什么样的战争》一文中的说法。阿尔巴托夫和拉曼什金称，在车臣和科索沃进行的两类战争“不过是小儿科”，它们同“‘第三类威胁’——即来自共产主义中国的威胁相比只是小插曲”。参见А.Арбатов и П.Раманшкин,Какие войны России по карману,Независим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27—04—2001.）。俄罗斯关于“中国威胁”的鼓噪主要体现为“中国崛起威胁论”，即认为中国虽然在崛起的过程不会采取过激的对外政策，但20年之后已实现崛起目标的中国将从诸多方面威胁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其代表性观点涵盖以下方面：
第一，“固有领土回归”说。这是在俄罗斯人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看法。沙拉文上校认为，中国政府对俄罗斯的领土包藏祸心，因此放纵国内媒体在领土问题上大做文章。他提醒人们，“不要只关注与日本的关于4个小岛的领土争端”，中俄间的“国家边界问题就如同一颗缓慢起爆的地雷”。“而中国强大的打击力量就集结在边界沿线地区，虽然距离边界线还有200公里，但这根本不算什么距离”。沙拉文指出，中国现如今的政策并未对俄构成威胁，“但是10年以后谁能保证中国不会分割俄罗斯的版图？”（注：Андрей Ванденко,Профессор Александр Шаравин:Пушечное мясо нынче не в моде,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05—01—2004.）沙拉文的直接下属、政治与军事分析研究所军事预测中心主任安纳托里·齐加诺克也是该观点的代言人之一。他认为“中国的领土野心一直存在”，“对于俄罗斯而言，危险在于中俄两国间的边界尚存在争议地段，中国人不止一次地强调，不会放弃17～18世纪被俄罗斯占领的固有领土。”他认为中国强大以后必然会收归这些领土，而且中俄之间很有可能爆发核战争，因为“今天的中国拥有450枚核弹头：150枚战略核弹头，150枚机载核弹头和150枚核炮弹”（注：Анатолий Цыганок,Синдром Иваннушки—дурачка,Время новостей,04—08—2004.）。
第二，“过剩人口扩张”说。早在10年前，俄前代总理叶戈尔·盖达尔就曾说过：“在我们两国的接壤地区，中国领土上的人口密度大约是我国的100倍，中国人口总数是俄罗斯的8倍”，“我们的衰落以及我国远东地区广阔且尚未开发的领土正是危险的诱因”（注：Егор Гайдар,Россия в XXI веке,Известия,18—05—1995.）。齐加诺克则认为，中国一直在通过非法移民的方式对俄罗斯进行悄悄的“爬式扩张”(ползучая экспансия)。他甚至指出了中国非法移民进入俄罗斯的路径：“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之间过于透明的边界是造成非法移民的原因——在俄哈边界，大约每100公里长的地段上才设置一个通行检查站，这样的检查站可以被轻松绕过去”（注：Анатолий Цыганок,Синдром Иваннушки—дурачка,Время новостей,04—08—2004.）。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当地差不多50％的居民认为10年以后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数量将占到当地人口的20％～40％，20％的当地居民甚至相信这一比例将高达40％～60％（注：Mikhail Alekseev,The Chinese Are Coming:Public Opinion and Threat Perception in the Russian Far East,Program on New Approaches to Russian Security:Policy Memo 184,Washington,D.C.: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January 2001.）。
第三，“原材料掠夺”说。此观点滋生的基础是，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立在原材料的透支消耗上，中国已成为世界的“能源猛兽”；为获得原材料的持续供应，在和平手段用尽之后，强大后的中国将使用武力掠夺世界的原材料，而且这种掠夺会首先从周边国家拉开序幕。沙拉文指出，中国资源匮乏，20年后将无力维持自身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必定要大举侵略和掠夺自然资源极其丰富的俄罗斯（注：А.Шаравин,Третья угроза,Независим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28—09—2001.）。
我们不得不承认，经过中国政府，特别是外宣部门的多年努力，“中国威胁论”的阴影在西方以及东南亚地区渐渐消散的同时，在俄罗斯却依旧挥之不去。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历史的记忆无法抹去。远东地区是“中国威胁论”的滥觞之地。从一定意义上说，远东地区的历史就是沙俄侵华史与中苏对峙史。沙俄侵华领土的合法性问题始终是当代远东俄罗斯人沉重的心理负担，而在中苏30年对峙时期远东地区处于反华的最前沿，“根据原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的证实，中苏对峙的年代，苏联为巩固边境耗费了3000亿卢布，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苏联年平均预算的两倍多”（注：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Евр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ая держава,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1,2003）。可以想见，俄罗斯在几十年间形成的对华敌对性氛围不可能在短时期内烟消云散，冥顽不化的冷战思维遗祸犹存。
第二，现实的反差不断扩大。今天的中国在诸多重要实力指标上都优于俄罗斯。例如，国民生产总值接近俄罗斯的5倍，人口资源是俄罗斯的9倍。俄罗斯在生活水平、教育程度、军事实力(包括导弹核力量)上的传统优势明显地在逐渐缩小或者已经被中国赶上。因此，在相当多的俄罗斯人眼中，目前同中国的关系已经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伙伴关系。另外，双方的地位反差也让俄罗斯人心态难平——上世纪50年代，远东是援助中国的主干地区，而现在则是最渴望中国援助的地区。“虽然在这样不对称的伙伴关系中并不存在任何威胁，但是俄罗斯在发展对华关系时的复杂心态可想而知”（注：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Евр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ая держава,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1,2003）。“中国在历史上首次不但在国内生产总值方面，而且在人均国民收入方面已经超过或即将超过俄罗斯。俄罗斯在昔日的‘小兄弟’中国面前第一次感到了衰弱”（注：А.В.Ангафонов,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Москва,Альянс,2000,c.12.）。
第三，中方的失误授人以柄。允许低素质商贩与假冒伪劣商品涌入俄罗斯，可能是早期中国发展对俄关系的最大失误。这种失误在某种程度为俄罗斯反华、排华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俄罗斯寡头势力尤其喜欢利用中方的失误在中俄关系上搬弄是非，因为“俄罗斯一些新兴资本家担心来自外国投资者的竞争，因而不愿意为外国投资创造优越的环境。于是他们常常通过那些极左派或极端民族主义者从中作梗”（注：Россий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перед вызовами XXI века,Доклад СВОПа,15—04—2000.），“中国威胁论”自然成为他们最青睐的政治武器。
第四，西方的鼓噪趁机而入。自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确立以来，美国从未停止过对中俄关系的挑拨。“中国威胁论”一直被美国用作离间中俄关系的楔子。前不久，美国兰德公司关于“2020年以前中俄战争不可避免”的研究报告是“中国威胁论”的最新鼓噪。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甚至有人将这种鼓噪制作成电视剧播出（注：作者曾就此问题与美国密歇根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北亚问题专家卿斯美教授进行过当面交流。她认为兰德公司的报告表明了美国最大的忧虑在于担心俄罗斯、中国与日本三国联合开发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因为这不仅仅是当今世界最具潜力的区域经济合作，也将是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合作。它使得俄罗斯变得更强大、中国变得更稳定、日本变得更独立。卿斯美教授认为，美国的政策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即在俄罗斯西伯利亚与远东的开发问题上，极力离间中俄间的合作，促成俄日之间排斥中国的合作。卿斯美教授的观点可以让我们从另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理解美国在俄罗斯远东石油管道问题上对日本的支持态度。）。
三 “中国崛起的未来依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近年来，俄罗斯对中国是否能够保持稳定、持续的发展势头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关于中国未来“不确定性”与“中国崩溃”的鼓噪并不起源于俄罗斯，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俄罗斯国内关于此问题的争论即不绝于耳。俄罗斯精英阶层的某些人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依然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甚至存在着“中国崩溃”的可能性。从客观上分析，俄罗斯精英阶层对于“中国不确定性”和“中国崩溃”的讨论，其目的可分为3种，一是出于对中国的敌视，并为之堆砌堂而皇之的理由；二是出于对俄罗斯安全利益的考虑，希望俄罗斯避免被“失败的中国”拖下水；三是出于对中国和中俄战略协作的关切，希望以此作为善意的警示。依据俄罗斯人的分析，中国未来的不确定、甚至崩溃可能源于以下4种情况：
第一，“经济发展模式的不确定性”。这种论调的逻辑推演起点是，中国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建立在最廉价的劳动力、最巨大的能源消耗和最严重的生态破坏的基础之上，这种以高投入、低产出为特征的经济模式正在逐渐步入死胡同，并终将难以为继。一旦20多年积累下的问题突然迸发，势必迅速导致中国经济的停滞不前，甚至是大崩溃。特列宁认为，中国经济上出问题将从结构性调整开始，“中国本身的未来并不确定。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进行的结构性调整已不可逆转。这将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并首先引发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注：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Евр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ая держава,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1,2003.）。
第二，“滞后的政治改革的不确定性”。多年以来，中俄两国虽已确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但在俄罗斯的政界与学界仍有许多人对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心存疑虑。俄罗斯国防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外交与国防政策研究所的联合研究报告《当代中国：挑战还是机遇？》指出，“中国的社会与经济仍然只是过渡性的，仍然保留着权威主义体制的成分，社会分化日趋严重，城乡差别不断扩大”，“中国的‘寡头们’正在深入地方政权的内部，用隐蔽的方式攫取权力”，“经济多元化与党对政权的垄断之间的矛盾孕育着严重的政治危机”（注：С.А.Караганов,Т.В.Бордачёв,Современный Китай:вызов или открывающиеся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2,2004.）。不仅如此，某些俄罗斯人还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并导致二者之间形成巨大的反差。这样的反差使“权力问题正变得愈发紧迫，甚至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不断发展的经济基础与落后的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将日益尖锐。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更新换代(尽管完成得相当平稳)，根本不能等同于政治改革。从权威性统治向中国特色民主过渡的机制尚不具备，就如同中国特色的民主根本不存在一样”。特列宁还妄下断言，“中国共产党的朝代已经走到了最后。谁将取代共产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取代，尚没有答案”（注：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Евр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ая держава,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1,2003.）。这样的论调很容易让人想起福山关于“历史的终结”的论调。
第三，“武力解决台湾失败的不确定性”。俄罗斯政界和学界的许多人认为，中国未来的不确定性也极有可能源自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时的武力选择。如果台湾问题导致外部强大势力介入并导致中国最终武力解决失败，那么外部势力就会乘机介入中国国内政治。特列宁曾经指出，中国未来的不确定性与台湾问题紧密相连，“北京现行外交政策的温和性不能排除危机条件下某些大国势力对中国政权更替的干预。如果事态的发展导致中国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话，将把中国推向与美国发生冲突的边缘”（注：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Евр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ая держава,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1,2003.）。特列宁虽然没有把话讲明，但其中含义彰显无疑：倘若中国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失败，美国必将乘势干预中国政权的“改朝换代”。
第四，“棘手的地区民族问题的不确定性”。持此观点的俄罗斯人质疑中国政府维护国家统一的政策与能力，认为西藏与新疆两个地区未来可能爆发民族骚乱，并将民族分离主义的隐患视为影响中国未来的不稳定性因素之一。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曾经担任过俄罗斯副外长和俄罗斯驻朝鲜大使的格里高利·库纳泽就是持上述观点的俄罗斯著名学者之一。
在多数俄罗斯人看来，上述4个因素不仅仅关乎中国未来的发展与稳定，也同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休戚相关。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外交与国防政策研究所认为，中国的不确定性对俄罗斯的安全影响主要体现为政权失控后的“大规模移民”：“倘若中国政局失控、国家出现分裂，必将引发大规模移民，这会严重殃及俄罗斯”（注：С.А.Караганов,Т.В.Бордачёв,Современный Китай:вызов или открывающиеся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2,2004.）。库纳泽认为，中国的不确定性对俄罗斯安全的影响主要来自与俄比邻地区的民族骚乱：如果中国出现民族骚乱，特别是西藏与新疆地区出现民族骚乱，将波及到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因为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签有一系列互助性协议，俄罗斯将被卷入维吾尔族与哈萨克族、维吾尔族与汉族间的跨境民族冲突”（注：Г.Кунадзе,Погранич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России с её соседями в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России XXI века,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Права человека》,2000,c.446.）。
1998年，当西方社会利用亚洲金融危机大谈“中国崩溃论”的时候，美国的戴维·兰普顿教授曾经指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银幕，外人在这个银幕上播放着他们的期待与恐惧。对来自中国的经济利益的渴望与对中国金融危机的忧虑相互交织；对中国影响力的尖锐警告与对中国崩溃的可怕预测相互交织；对民主改革的期待与对当前现实的讽刺相互交织”（注：David Lampton,Think Again,China,Foreign Policy,spring,1998.）。7年后的今天，俄罗斯国内仍然有人在中国这个巨大的“银幕”上播放着他们的关于“中国威胁”与“中国崩溃”的神话。然而，反观中俄战略协作10年间的发展历程，中国果真威胁到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俄罗斯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А.雅可夫列夫曾经这样评价中俄关系：“当1996年俄罗斯同西方就北约东扩进行激烈争吵时，当1998年俄罗斯同美国就‘反导’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时，当1999年俄罗斯同北约关系因科索沃危机降到冰点时，当2000年西方大肆指责俄罗斯在车臣侵犯人权时，正是中国这个战略伙伴挺身而出，在政治和道义上给了俄罗斯坚定的、毫不动摇的支持”（注：А.Яковлев,Россия,Китай и мир,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2001,c.422.）。
四 对华心理的二律背反：防范中的合作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俄罗斯国内对于今天的中国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疑虑与恐惧。“中国未来的强大和急剧动荡都意味着对地区性与全球性稳定与安全的挑战。中国未来的强大将促使其领导人更积极地谋求地区主导地位，甚至是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挑战……中国的急剧动荡将导致其人口的失控，中国居民将分化成自治的扩张性集团，并不可避免地如洪水一般漫过国界。此外，中国积累的大批武器也将失去控制”（注：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клуб" Новое поколение" ,Россия в XXI веке:стратегия развития,Москва,2004,c.60.）。这是俄罗斯“新一代”国际俱乐部在其著名的研究报告《21世纪的俄罗斯：发展战略》中对所谓“中国因素”的总结（注：“新一代”国际俱乐部(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клуб" Новое поколение" )是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的派生组织，被称作它的“青年部”，主要由俄罗斯政界与学界的青年精英组成。）。
一面是战略上的利益借重，一面是心理上的疑虑恐惧，俄罗斯对于中国的崛起表现出二律背反的复杂心态，既借重又怀疑，既合作又防范，呈现出在防范中合作的特点(如下图所示)。
俄罗斯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心理图解
附图
俄罗斯对华关系的二律背反心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国际政治领域，既谋求借助中国以抗衡美国，又主张同时抑制中国。如前所述，俄罗斯国内普遍认为，中俄之间能够也必须进行合作。然而，在俄罗斯国内，特别是在青年精英中间，有人主张必须采取严格的限制性措施，以防止中国可能对俄罗斯形成的威胁。“新一代”国际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建议“从南部和东南部(中国台湾)、北部(蒙古和俄罗斯)及西部(中亚)等几个方向建立一个中立化的联盟，以控制中国在政治外交、地缘经济和军事上的侵略”。该报告强调，应该着手对中国“采取预防性和警告性的措施，以备不时之需，即当对中国的侵略遏制失败时使用。这种难以遏制的侵略可能发生在中国脱离现在的精英控制以及内部制度爆炸与大规模社会转型的情况下”（注：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клуб" Новое поколение" ,Россия в XXI веке:стратегия развития,Москва,2004,c.60,c.71.）。同时有人指出，在俄罗斯与中国的合作过程中应该“防止介入棘手的中美关系”，因为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原则之一“应当是最大限度地避免冲突的方针，特别是同那些俄罗斯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国家和地区”（注：Россий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перед вызовами XXI века,Доклад СВОПа,02—04—2000.）。
第二，在经济合作领域，既谋求搭乘中国经济便车，又主张不为中国经济输血。俄罗斯承认，“快速稳定发展的中国是当今世界最有前途的市场。俄罗斯的一些石油、天然气、能源和航空制造业的大公司都希望能够获得中国的市场，并在此站稳脚跟。中国廉价的大众消费商品牢牢地占领着远东地区的市场。中国还是从贝加尔湖到东部人烟稀少地区开采自然资源的被看好的劳动力来源国”（注：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Евр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ая держава,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1,2003.）。然而，某些俄罗斯精英在对华油气输出问题上却一直持反对意见，认为这不仅是用俄罗斯的“能源血液”供养潜在的敌人，并将使俄罗斯的血液被吸食干净，而且将使俄罗斯的经济最终定型在能源出口上，无法完成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最终将因为过度依赖中国的市场而使俄罗斯变成中国的原材料殖民地（注：Дмитрий Шрейдер,Русская колонизация и китайская конкуреция,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6,2004.）。俄罗斯在“斯拉夫”石油公司收购案和远东石油管道问题上的态度正是其对华既合作又防范心理的集中体现。也有人指出，中国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可能为俄罗斯提供技术与资金援助的有限性——中国的技术水平远逊于俄罗斯、中国的资金上无法满足于国内需求，使得中国并不能为俄罗斯提供最需要的经济帮助，“日本比中国更适合成为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主要合作伙伴，更能帮助俄罗斯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因为日本的政治稳定性、技术水平、财政实力都远胜于中国（注：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Евр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ая держава,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1,2003.）。这种观点在俄罗斯国内，尤其是在远东地区很有代表性。
第三，在军事合作领域，既谋求稳定对华军售的现状，又主张限制武器出口的质量。俄罗斯国内普遍承认“中国的军火采购订单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俄罗斯军火工业”这一事实（注：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Евр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ая держава,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1,2003.）。因此当2003年下半年欧盟酝酿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时，俄罗斯国内表现出极度的不安，惟恐失去中国的军火市场。俄罗斯领导人也对此问题表现出关切（注：吴大辉：《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与中俄军技合作》，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05年第1期。）。然而，即便在这样的形势下，俄罗斯国内仍然有人不时地主张，应该考虑到中国可能对亚太地区、对俄罗斯带来的军事威胁，建议为中俄两国间紧密的军事合作降温，“惟一需要终止合作的领域，就是向中国出售俄罗斯最新型的、尚未全面装备俄军的武器与军事技术”（注：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клуб" Новое поколение" ,Россия в XXI веке:стратегия развития,Москва,2004,c.71.）。齐加诺克认为俄罗斯不应该把高精尖武器卖给中国，因为“美国从来不把本国装备的性能稳定的先进武器卖给自己最亲近的盟友，包括英国和日本。我们却把最新式的飞机、配有3～4个发动机、性能优良的装甲车等卖给中国”（注：Анатолий Цыганок,Синдром Иваннушки—дурачка,Время новостей,04—08—2004.）。俄罗斯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俄罗斯工商会和前景研究基金会合作撰写的一份专项报告认为，“(中国)军事建设仍然把目标定在建立对有能力插手中国边境地区的大规模陆地和海上军事冲突中进行作战，包括动用核武器。”这实际上表明中国“在完成了武装力量现代化和取得经济发展的长足进步后，很有可能在亚太地区奉行以军事力量为支撑的扩张政策”（注：Что будет вокруг России в 2005? Профиль,№2(417),24—01—2005.）。
第四，在国家统一问题上，既谋求中国对俄车臣政策的支持，又主张俄在台湾问题上要有所保留。普里霍季科曾经指出，俄国内的某些政客和冒险分子一直试图“玩弄”台湾问题，触及中俄关系中不能逾越的“红线”（注：Сергей Приходько,Москва—Пекин:мы нужны друг другу,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2,2004.）。这些人一方面要求中国给予俄罗斯的车臣政策以最坚决的支持，另一方面又不断提醒俄政府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理性的态度，甚至要求政府改变“四不”与“两反”（注：“四不”即不支持台独、不接受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不向台湾出售武器、不允许外部势力对解决台湾问题加以干涉；“两反”即坚决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及其他只能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将台湾纳入外国导弹防御系统。）的对台政策。他们建议俄政府，在此问题上对中国的支持应以台湾海峡不爆发战争为底线。因为首先亚太地区的任何军事冲突都会激化该地区的安全形势，这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分散俄罗斯的精力，何况俄罗斯同台湾地区还有20亿美元的经贸往来。其次，认为保持与西方世界平等的稳定的关系，并在复兴经济的过程中得到西方的资金援助是俄罗斯外交的重要任务，俄罗斯政府不应该因为支持中国对台动武而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撕破脸皮。再次，如前所述，俄罗斯国内的某些人担心美国在成功武力介入台海问题之后转而干预中国的国内权力更迭，并引发中国的内乱，由此危及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即便是台湾与大陆通过和平方式重新实现了统一，也将带来新的问题：中国的领土议事日程表是否会告一段落”，“中国的下一条边界线将从哪里穿过？不排除中印关系、中日关系激化的可能性。这不仅仅使俄罗斯陷入在中国与美国、中国与印度、中国与日本之间做出选择的复杂境地”，而且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领土问题很有可能重新激化，“届时中国很有可能重新向俄罗斯提出领土要求”（注：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Евр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ая держава,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1,2003.）。因此俄罗斯的精英阶层中的某些人一直呼吁俄罗斯政府不能支持中国在台海问题上“铤而走险”。
关于“中国威胁”与“中国崩溃”的炒作并不值得一驳，本文这里只引用几段来自俄罗斯国内的相关客观论述，看看俄罗斯权威人士是如何看待“中国威胁”的。关于中国的“移民威胁”，总统办公厅副主任普里霍季科指出，“据相当可靠的资料，常住俄罗斯的中国公民，总数不会超过15万～20万。俄罗斯最近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更低，仅为3.5万。没有根据说中国政府鼓励中国公民到俄罗斯，更不用说非法进入了”（注：Сергей Приходько,Москва—Пекин:мы нужны друг другу,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2,2004.）。关于中国的“经济威胁”，伊尔库茨克州立法会议主席维克多·科鲁戈洛夫认为，来自中国的挑战根本不存在，相反，来自中国的经济支持却是远东地区发展的关键。中国的崛起将为远东地区带来发展的新机遇（注：Восточный вызов? 〈http://babr.ru/index.php? pt= news&event=v1&IDE=20030〉）。关于中国的“军事威胁”，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外交与国防政策研究所联合撰写的报告指出（注：联合报告的题目是《当代中国：挑战还是机遇?》。这个报告由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外交与国防政策研究所负责牵头，参与该报告的15名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分别来自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外交与国防政策研究所、人口与人类生态研究中心、战略评估与分析研究所、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政治与法律研究所、《俄罗斯与全球政治》杂志、战略与科技分析中心等学术机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政府不会为了快速增强军事实力而以牺牲经济进步、限制现代化的发展势头为代价。因此，中国现在尚未，将来也不会对俄罗斯构成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威胁（注：С.А.Караганов,Т.В.Бордачёв,Современный Китай:вызов или открывающиеся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2,2004.）。关于中国未来的“不确定性”，著名学者А.雅可夫列夫指出，“当人们还在谈论中国即将崩溃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已在稳定的政局下接连翻越了几座大山，这难道不让人深思？”（注：А.Яковлев,Китай—варг №1 для России?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ДВ РАН,2002,(1).）
反观中俄战略协作10年间的发展历程，中国果真威胁到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第一，从历史文化传统的角度分析，中国一直是一个内敛的非扩张型的国家。第二，从中国与当前国际机制的关系分析，中国不是当代世界秩序的挑战者，而是它的参与者。第三，从中国具体的外交实践分析，中国政府一直在走和平发展之路。胡锦涛主席200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作演讲时曾向俄方重申，中国的崛起带给世界的将是和平而不是霸权与扩张：“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愿同世界各国人民开展友好交往和各领域的合作。即使今后富强了，中国也将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注：胡锦涛：《世代睦邻友好 共同发展繁荣》，〈http:// news.sohu.com/31/56/news209605631.shtml〉。）。中国政府提出的“以邻为善、与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表明的正是这样一种观念与决心。
值得欣慰的是，尽管俄罗斯关于“中国威胁”与“中国崩溃”的杂音在两国关系的进程中若隐若现，甚至在某一事件上、某一阶段中突然放大，但是中俄两国政府、两国人民始终将中俄战略协作置于各自外交的重要的地位。在两国关系的实践中，互信互利的战略合作始终居于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中俄关系整体上合作大于防范，信任大于猜疑。“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理念正不断深入两国的民心，而这正是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历久弥新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