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与流氓文化——诘难王彬彬、葛红兵对王朔的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诘难论文,王朔论文,流氓论文,评价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王朔一系列独特的“高论”掀起了轩然大波，不仅引得学者、作家们议论纷 纷、褒贬不一，而且引起诸多“网虫”在网络上的讽刺挖苦“大战”。在当代社会，能 在文化领域掀起些波澜是相当不容易的事，这能让专家学者们有话可说、有题可作，能 让大众消闲消食、解闷解气，仅凭这一点，王朔就是一个值得观察和解读的人物和文化 现象。
一
当前对王朔的一种解读是将他和流氓文化联系起来，认为他和中国源远流长的流氓文 化有着血缘关系。这便是王彬彬先生在《中国流氓文化之王朔正传》(《粤海风》2000 年9—10期，以下简称王文)一文中提出的观点，其理由是王朔继承了“大院文化”。对 此，葛红兵先生在《别忘了，王朔只有一个》(《粤海风》2000年11—12期，以下简称 葛文)一文中提出了商榷意见。不过，他并非否认王朔从属于流氓文化，而是认为“文 化流氓和文化英雄只是一墙之隔”、“文化流氓就是文化英雄的别名”。坦率地说，虽 然王、葛二位先生的文章蕴含着一些正确的批判意向，但从概念应用到事实把握都明显 存在着一些需要辨析的问题。
首先从流氓的概念谈起。在当代汉语中，流氓无疑是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惹事生 非的人，王朔小说中的名言“我是流氓我怕谁”便是这个意思。有时这个词的狭义仅指 男女问题上作风不正派的人，在“耍流氓”“臭流氓”“女流氓”等词组中便是这种含 义。根据流氓一词的意思，不难推理出流氓文化就是指社会上相当边缘化的一种文化， 它采用的往往是一些非道德、违法纪的手段，对于民众的正常生活常有妨害，对于社会 整体及其规范也常有破坏。当然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比如当社会动荡时，它对于打 乱腐朽、陈旧的社会体制、伦理道德也具有某些积极功能。不过，从流氓文化对于人类 文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作用来看，无疑是负面作用要大得多，正面作用可以说相当微弱 。这恐怕是绝大多数人(不管是学者还是社会大众)都承认的事实。
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流氓文化，那么就不能说王朔和流氓文化有着血缘关系。王 朔虽然被人骂为“痞子”，但我们今天还是没听说王朔有什么值得谴责的流氓行为(至 少从他写小说之后)，相反，据说他还是一个相当坦诚、实在、宽容的人。如果说王朔 和流氓文化有什么关系的话，那是指他对于流氓文化进行了描写，他的相当一部分作品 尤其是他所谓最为真实、最有个性的小说描写的都是痞子。但这是他在今天市场经济的 条件下为生存而采取的策略，这些痞子小说是他为获得高出别人的利润而“生产”的特 色产品，甚至他带有痞气的公众形象也可视作他故意制造的商品。这应是清清楚楚的事 实，对此，王朔本人也并不讳言，在《无知者无畏》和《美人赠我蒙汗药》中他曾坦率 承认。因此，从这里无论如何也推理不出王朔从属于或继承了流氓文化，至少根据对流 氓文化一词的常识性理解我们是推论不出来的。
问题在于，王彬彬所谓的流氓文化不是这个意思。他有些奇怪地通过论证王朔继承了 “大院文化”来说明王朔继承了流氓文化。但这里的大院还不是北京的大杂院，而指的 是机关大院、军队大院。在那里，“人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官位的高低和权力的大小。” 王彬彬认为这种大院和流氓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而王朔正是在这样的大院中长大的， 并接受了大院的价值观念和感情取向，所以说王朔继承了流氓文化。在这些论述中，王 彬彬采用了迂回曲折的表达方式，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他的真实本意。他对官场尤其是 带有较重封建残余的官场进行了批判，这是笔者赞同的，但不赞同他将官场文化和流氓 文化联系在一起。实际看来，官场文化和流氓文化之间并非一点相同之处也没有，比如 在这二者之中都常有阴谋诡计。但在更为主要的意义上，官场文化和流氓文化是对立的 。前者是社会主流秩序的主要维护者，后者则是这一秩序的破坏者。可以说，二者无论 在利益上还是在道德上都是相悖的。因此，即使王朔继承了大院文化、官场文化，也不 能说他继承了流氓文化。前两个概念和后一个概念之间的区别是相当明显的。
二
话到此处，又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王朔是否继承了大院文化?这是一个事实判断。在 这里，我赞同葛红兵的一个断语：“他(指王彬彬)的一些理由是用不着反驳的。”其中 最“用不着反驳”的也许是王彬彬的一些事实把握。比如，他引用来证明王朔是大院文 化继承者的那些话，多是王朔小说中一些主人公的话。实际上，王朔在这里用的是文学 常见的反讽手法，他小说中的人物能够说出这些话，正好说明王朔对于大院文化是有明 确意识的，而且采取了批判、揭露、消解的态度。这本是一个简单的文学事实，没有什 么复杂之处，而且得到了王朔本人和多数读者、批评者的共同承认。所以我对王彬彬以 此为论据，证明王朔继承大院文化感到有些不解。实际上，从王朔的小说内容和思想倾 向来看，在某种程度上他倒是那种特权化的大院文化的叛逆者，葛红兵说他的小说“写 出了平民意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王朔某些事实的。因此，王彬彬这篇文章中 的确存在一些概念和事实不清的问题。他实际上是根据两个远远悖离的概念(流氓文化 和官场文化)之间的某点相同或某点联系，而推出这两个概念的深厚亲缘关系(甚至相同 关系)的，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能成立的。同样，他对一些事实的把握也不甚准确 ，这可能和他急于寻找自己需要的材料而未加仔细鉴别有关。
有趣的是，和王彬彬商榷的葛文中也存在一些有必要辨析的概念问题和事实。比如， 葛红兵认为：“流氓和英雄本没有什么区别”。“‘流氓’是英雄的化名”。在当代汉 语中，流氓和英雄的区别是十分清楚的，前者的意思在上文已论，后者指的是聪明勇武 的杰出人物。即使我们不能说二者在含义上是对立的，也可以说二者在褒贬上的倾向是 相反的，所以实在不能将这两个概念混淆。否则，将严重影响它们在当代汉语中基本的 表意传情功能。葛文中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将流氓一词的外延扩大了，似乎不属于正 统文化的异质因素就是流氓或流氓文化。实际上，流氓一词仅指异于正统的因素中的一 小部分，即为非作歹、无德无法的那部分，除此之外在异于正统文化的因素中还有大量 其它内容(比如自成系统但仍遵纪守法的异端)。因此，葛文中使用的流氓概念有些不准 确，违反了当代汉语的常用意义。众所周知，如果不尊重常用语言的基本意义，是没有 办法讨论问题的。对此，葛红兵是清楚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还非要按自己的重新规定 来使用流氓等概念。实际上，他完全可以在不打乱当代汉语基本意义的条件下将自己的 思想表达清楚。比如，他肯定异质文化因素在文明进程中的积极作用，这当然有一定道 理，但没必要把它表述为“流氓”文化；他指出有些英雄(准确来说只是极少一部分)曾 被视为流氓，当然可以在历史上找出个别的例子(他举的一些例子并不准确。但即使按 照他扩大了外延的流氓概念，也不能说英雄就是流氓或流氓就是英雄，因为显然还有大 量英雄不是流氓，还有更多的流氓不是英雄。
另外，与概念使用中的一些问题相联系，葛红兵对于一些事实的把握也有些问题。比 如，他将刘邦、陈胜看作“由流氓而英雄”的例子。如果说刘邦“不事产业”、向别人 帽子中撒尿之类劣迹还能表明他有流氓习气，可是在陈胜的经历中实在找不出类似的事 例。他的“苟富贵，毋相忘”之类的话最多只能被视作有野心(另一种说法就是有大志) ，而不能证明他是流氓。再比如，布鲁诺被烧死时被视作异端，但绝对不能与流氓相提 并论。流氓和异端及现行反革命的意义区别是十分清楚的。这是明确的历史事实，似乎 没有多大必要进行考证或分析。
从总体上看，王、葛二文中的要领使用和事实把握的问题是较为严重的，而这两个方 面的问题又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缠绕，从而共同加剧了文章中的逻辑混乱。出现 这种情况的原因我们当然可以猜测出许多，如果不从思想方面追究，那么至少作者的情 绪性因素在起着一定作用。而作者不对自己的情绪进行分析、反思，而是通过混乱地使 用概念、牵强地甚至错误地运用事实让它渲泄出来，便只能造成文章中的漏洞和偏失。 当然，指出这两篇文章中的问题并不是否定它们也有一些正确、甚至有些深度的地方， 比如王文中对大院文化、葛文中对平民意识的某些认识，如果滤去表述中的一些偏差还 是有一定见识的。
总之，王朔作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典型文本，有必要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解读， 从流氓文化角度的解读当然有一定意义。但是，如果看不到当代商业社会对王朔的深刻 影响，看不到王朔身上浓重的商业气息，就不可能很好地抓住王朔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 本质(所以，对于王彬彬说的理解王朔时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笔者是极表赞同的)。他 的流氓文化或说痞子文化实际上只是他的一个品牌，是他在我们这个深度商业化的社会 中从事竞争的一个高明手段。不认识到这一点，便容易将王朔的真实人格和他的产品品 牌混淆，也可能将王朔拔高成为鲁迅当代传人般的战士(如葛文：虽然王朔有自己明确 的思想取向且表现出一些批判色彩，但和鲁迅混到一块还是有不妥之处)，而这两种倾 向都是没能全面、本质地把握王朔的结果。
责任编辑注：王彬彬先生的《中国流氓文化之王朔正传》及葛红兵先生的《别忘了，王朔只有一个 》两文请见本专题复印资料2001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