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选择：重建公平、合理与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理性论文,公平论文,和谐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是人类物质文明最发达的时代，但也是地球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遭到破坏最为严重的时期。不可持续的经济畸增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使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注：周毅：《跨世纪国略：可持续发展》，安徽科技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物质财富的奔涌在动摇着人们的传统道德精神，繁荣和富足在助长着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风潮。无论是西方传统的清教风尚，还是东方的个人修身美德，都受到市场大潮的冲击。经济的繁荣应带来精神文明的进步，但过快的增长速度，往往打破旧有的社会和谐，使人们对传统道德准则发生怀疑，导致信仰体系的崩溃。传统道德和信仰体系，是一种世代相承的无形的巨大力量。对传统的肆意破坏或抛弃，“导致了许多良好秩序和个人幸福所不可或缺的事物丧失，同时也造成了蔓延的社会混乱”。对于一个耗尽道德遗产和缺乏理想追求的社会而言，将会因人类生存意义的缺失，无法对未来的挑战做出创造性反应。各国学者从地球村不同角度不约而同地发出紧急呼吁：必须建立一个公平、合理、互惠、无歧视的国际经济环境，以便能使各国机会平等地参与全球社会可持续发展（注：奈斯比特（美）：《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57页。）。
一、从耗竭到节制：生产与消费的规范
从总体上看，可持续发展理论主题有两个基本要点：一是强调人类在追求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权利的同时，也应当与自然保持一种和谐关系，而不应当凭借手中的技术和投资，采取耗竭资源、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方式追求这种发展权利的实现；二是强调当代人在创造和追求今世发展与消费的时候，应承认并努力做到使自己的机会与后代人机会相平等，不允许当代人一味片面地、自私地追求自己今世的发展与消费，而毫不留情地剥夺后代人本应享有的同等发展与消费机会（注：经济信息报社：《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专访录》，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
文明消费的实质就是适应生产发展程度的物质消费与高品位的文化娱乐及消闲生活。显而易见，适度消费和高品位的文化生活都取决于消费者的精神文明程度。无数事实说明精神文明程度高的个人、团体和地区，大吃大喝、攀比名牌、庸俗排场、追求高消费、黄赌毒的现象就少。没有文明消费，有多少资源也不够消费，而且破坏了人类生产的生态环境。因此没有文明消费，只能是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而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人口数量和消费方式决定了社会总消费，它是人的生产、物质生产和环境生产三个生产环状运行的基本动力，而社会总消费的无限增长（表现在人口数量和消费水准增长上），则是世界系统失控的根本原因。因为环境所能支持的人类“自然”人口（即不能以医疗克服死亡或控制生育并且限于一定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中的人口），有一个确定的总量，我们称之为环境的人口承载力。随着环境状态的变化，它会相应地有所增减，但大体上总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有限量。因此，当人口增长超出了环境的人口承载力时，就会因生活资料缺乏，环境条件恶劣，使死亡率提高，出生率下降。历史上，人口数量的控制始终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要么采取计划生育、晚婚晚育或不婚不育等“预防抑制”的做法，要么就接受饥荒、战争、疾病的“积极抑制”。人类不对人口作出理智的“预防抑制”，就只能听命于世界系统内在规定的“积极抑制”。所以通过计划生育来控制人口，就是在消除饥荒、战争和疾病，就是在促进人和环境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这不是出乎传统狭隘的人类沙文主义伦理观所能阻止的。以人与环境和谐为本的环境伦理观，不仅要求人们理智地看待生育，而且还要求人们重新认识死亡。无条件地延长生命，避免死亡，是不利于世界系统和谐运行的，是不合乎道德的，这应是医学伦理学——作为环境伦理学的一个应用方面——的一个基本结论。因此，新的适应于人的生产、物质生产和环境生产“三种生产”和谐的适度人口理论必将应运而生。人口素质涵括人的科学技术知识水平和文化道德修养，它不但应决定人参加物质生产、环境生产的提高和人的生产的改善，更重要的是会体现在调和三种生产能力的提高上。消费方式包含消费水准、消费人口比和消费出口比三个基本分量。消费水准指个人消费物质资料（包括生活资源和生活资料）的多寡，它在决定社会总消费上有与人口数量同等重要的地位。消费水准提高对世界系统的负担，等同于人口的增加。消费人口比表示在个人生活所消耗的物质资料中，生活资源与生活资料之比。消费人口比高，即意味着社会总消费中取自环境生产的生活资源较多，而取自物质生产的生活资料少，有利于减少对环境生产的压力。因此，提倡“朴素消费”以提高消费人口比，是使消费方式符合三种生产和谐运行需要的一个重要方面。消费出口比表示物质经人的生产环节消费以后，回用于物质生产的部分（消费再生物）与直接返回环境生产的部分（消费废弃物）之比。消费出口比高，意味着转化为物质生产资源的比例大，成为环境污染物的比例少，有利于减少对环境资料生产力的压力。提倡“清洁消费”以提高消费出口比，是使消费方式符合三种生产和谐运行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消费方式是反映人的文化道德水准的一个重要指标。穷奢极侈的唯物质主义生活方式将为人类新文明所不齿，而提倡绿色消费、重视文化生活，将是建立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消费模式的主要内容。其实人的消费本是基于人的生存需求，以商品生产为形式的物质生产本该服从人类生存的内在需求。但在工业文明时代，商品生产竟反客为主，不断地刺激消费，成了时代的主流，成为决定消费方式和消费水准的动力。人类的需求异化为商品，人类成为商品生产的奴隶，从而对环境资源索取和污染都无限增大，这是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的一大根源。可持续发展关于生产和消费的基本概念就是人的科技文化和自然和谐发展。这就需要使用技术的人，不但要有科学技术知识，还要有更高度的精神文明；不但要有效益的价值观，还要有合理创造、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念。效益不仅是狭义的经济效益，还包括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广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持续发展中除了生产和消费的概念以外，还有社会公正的概念。即首先要摆脱贫困，反对贫富悬殊；提倡公平竞争，反对以权谋私；提倡诚实劳动，反对谋取暴利；提倡遵纪守法，反对巧求豪夺等等。
二、从躯壳到灵魂：社会与文化的融合
不言而喻，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普遍共识。这是人类历史的必然抉择。世界发展史，根本上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关系史。人本是自然的产儿，但人与环境的基本关系，却从原始文明时期的浑沌一体，经农业文明时期的逐步松弛，到了工业文明时期的割裂对抗，终于激发全球的环境危机，使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成为当代世界的普遍困惑。可持续发展，出于缓解环境危机的现世外在需要，出于原有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回顾历史，环境问题起先只被当作技术问题、科学问题。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标志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再积20年经验教训，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才将环境与发展相提并论，认识到环境问题根本上是社会经济问题尤其是人的问题。可持续发展，固然有外部实际需要，更有内在理论根据。若没有内在根据，没有内在价值导引，外部再怎么需要，还是实现不了。《21世纪议程》所提出的有关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措施，包括建立新的社会伙伴关系和改变消费方式，还只是可持续发展观的躯壳。人与环境相融和谐意识及其相应的新的环境价值和伦理道德，才是可持续发展观的灵魂。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灵魂，是精神文明建设及文化建设问题，在于人为。西汉的贾谊已经懂得，伦理道德“非天之所为，[乃]人之所设也。夫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植则僵，不修则坏”（《陈政事疏》见《汉书》本传）。可是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却惑于“科学至上”、“经济至上”等工业文明的神话，只知道抓环境科学技术及一些相关社会经济措施，忽视环境文化建设。这种形势逼着我们重新研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否则，只抓环境经济技术，不谈环境文化建设，可持续发展不可能真正落实。可持续发展作为新的人类文明，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相互依存的两个基本方面。可持续发展不只如历史已表明的是个科学技术概念，是个社会经济概念；还是个文化概念，还要发展成人文精神。可持续发展只有成为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生活习惯，才能真正实现，才算真正扎根（注：叶文虎：《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中央编译局1997年版，第4页。）。在建设环境文化过程中， 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哲学会有特别的贡献。这是由主宰中国传统哲学的负的逻辑分析方法，及其相应的能造就理想价值境界的传统功能所决定的。负的方法专讲事物的性质不是什么，从而使我们明白一些事物的性质是什么，可用以说明人与环境的相通；而正的方法源自西方传统哲学，专讲事物的性质是什么，可用以说明人与环境的差别。正负方法相辅相成，富有理智，而又超越理智，达到人与环境相融和谐、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儒家的“与天地参”、“民吾同胞物吾与也”，道家的“齐物我”、“天与人一”，佛家的“万物有灵”、“普渡众生”，均与风靡全球的绿色环境运动的理想相通。难怪，诸多生态伦理学家，包括国际环境协会主席、当代生态伦理学权威科罗拉多，竟认定生态伦理学的基础和方向就在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中（注：谢选骏：《空寂的神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6页。）。
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人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人能创造，因此对于人类发展来说，人生的最大价值在于为社会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发展，而发展的原动力就是人的创造性，离开了人的创造性就不会有发展，更不可能有可持续发展。因此，没有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发展不仅是“空间”概念，同时也要强调，“时间”概念；发展不能单纯立足现实，还要着眼未来；发展在注重经济增长时，还要谋求精神文明同步。精神文明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及时、合理地解决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关精神文明建设是关系到中国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大事。但是，我们还要看到：重构和拓展中国社会精神文明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促进社会变革，而且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精神文明建设既要适应社会发展，社会发展也要在一定程度上适应精神文明建设，进而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否则，发展只能是片面的或不可持续的。从发展观的演变看，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对发展的最新认识。五六十年代是“经济中心型”的发展观，它把发展视为单纯的经济增长，以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文明的唯一标准，它带来的是“有增长而无发展”的严重社会问题。70年代是“社会中心型”的发展观，它既要经济增长，又要社会公正，强调把社会文明纳入发展内容中，这是人类发展观的巨大进步。80年代以来，出现了“可持续发展观”，它是针对世界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问题提出的，要求经济增长与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人口协调发展。从可持续发展的内容看，它是人类发展观的质的飞跃。经济上，评价经济发展的标准是产品质量，而不是产量，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过渡到集约型；政治上，扩大民众参与范围，同时政治稳步发展；社会上，尊重人的需要，消除贫困、失业，减少社会不平等，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等。从可持续发展的特征来看，它是宏观整体性、战略性的高层次发展。从时间上看，它是世世代代延续不绝的发展，不是短期行为的发展。从空间上来看，它不是以局部利益牺牲社会整体利益，不是以区域利益牺牲全球利益。从发展方式上看，它是各要素系统的协调并进，不是片面的单打一式的发展。从发展类型上看，它是内涵型、质量型的发展，是全面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人类生活质量，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不单纯是外延型、数量型的扩张。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是一种高层次的社会文明观。自可持续发展观崛起以来，经济增长论以及传统经济学的价值取向遭到有力抨击。可持续发展观不仅提出和尝试解答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人类发展的合理性关系问题，而且前所未有地突出和阐发了发展中的文化价值和人道价值。这是发展观史上的一次狂飚突进，尤其集中体现在价值取向的重大转折上，即由单向度的经济增长转向全面的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转向集体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价值取向，可持续发展观在价值取向上的积极而主动的探讨，实际上已把发展观的价值问题提升到发展理论研究反思的议程上，而且只有分析和阐明发展观的价值问题，才能开阔发展观研究的视野，并为可持续发展观提供坚实的价值基础（注：中国博士后联谊会：《中国博士后社科前沿问题论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0页。）。
三、从一般到个别：价值思维与方式的转换
从价值角度系统地反思发展观，以三个层次的问题系列进入精神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视野。其一，发展观的元价值问题。其中既包括一定的发展观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什么价值论作为其理论基础，其原因或理由是什么，亦蕴含发展观采取什么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及其合理与否的问题。不以理性的分析阐明发展观的元价值问题，发展观的理论基础就不会牢靠。令人遗憾的是现有的发展观研究尚未深入到这一层次，亟需进一步研究来填补这一空白。其二，发展观中第二个层次的价值问题属于发展的理论架构层面上的价值问题，诸如发展概念的价值审视、发展目标的价值设计、发展动力的价值资源、发展结果的价值评估等问题。从价值角度考察这些发展观的基本框架问题，旨在使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解答得到价值思维的定位和阐明，如此才能进一步明确新旧发展观的分野，才能全面认识和正确处理发展观的总体性架构问题。对发展概念作价值审视，就要透视隐含在不同的发展概念界说中的价值观范式，就要分析该发展概念界说隐含什么价值目的、满足什么主体需要，以及是否有充分而合理的根据。例如在可持续发展观看来，发展概念理应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和内在性的基本内涵，只有满足这些基本内涵发展，才能使发展中国家获得适度最大化的价值。这种观点新颖而可贵，但需有价值论的分析和论证。对发展目标进行价值设计，其必要性在于：离开了全面的价值设计，发展目标就有可能偏离正确方向、误入歧途而不自觉；若无文化价值的范导，经济发展目标的设计难免片面化，缺乏全面思考所要求的价值坐标（注： 余秋雨：《文化苦旅》， 东方出版中心1992年版，第1页。）。在此意义上， 恰如弗朗索瓦·佩鲁所说：“最具有破坏性的失败和卓有成效的胜利都是在人的思想和意识深处所进行的一种悲剧性运动的结果。”设计旨在指引社会发展实践走向成功的发展目标，不能不以合理而深刻的价值观为设计范导。发展目标上的价值设计，固然要以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为客观依据，但更要以发展活动主体的根本利益为坐标和主导。未来发展有多种可能趋势，不受机械决定论的主宰，因此对发展目标大有价值设计的自由度。重要的问题在于价值设计者要有能力全面准确地把握主体在未来发展中的根本利益，并使把握到的根本利益与可能的发展趋势在发展目标中统一起来。在两种以上发展方针备选的情境下，进行价值选择的必要性已无可置疑。发展方针上的价值选择有两种可取的类型。一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如在效率优先和公平优先、效益为主和速度为主、重在引进和重在创新等方针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必须作出抉择。另一种是兼顾前提下作主次、轻重、缓急或先后的选择，如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引进为重的创新、确保有效益的高速度等。无论是非此即彼的抉择，还是兼顾式的优先选择，都不仅要以真理性认识为指针，而且要以主体在发展中的根本利益为根据。对发展方针作价值选择，当然需要价值理性的分析和权衡。全局性的发展方针在贯彻实施中与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矛盾问题，其认识和解决离不开价值理性之助。对发展指标、发展动力和发展结果等方面进行价值反思的必要性均可作如是观（注：爱默生〔英〕：《论文与讲演录》，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47页。）。其三，发展观中第三个层次的价值问题便是各种具体发展问题中涉及的价值问题。既然价值活动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内容之一，价值思维是人类思维的构成部分，因此对各种具体的发展问题进行价值思维，分析和阐明其中内蕴的价值问题，就是理所当然的。的确像效益和速度、进步和代价、效率和公平、外援和内源这些关系问题，像赶超性发展、可持续性发展、非均衡性发展、合理性发展这些性质问题都密切关联着价值问题，若无价值方面的思考就难以得到深刻而全面的认识和解决。当然，把发展观中的价值问题划分为元问题、架构问题和具体问题三个层次，是为研究的便利而作的相对区分。从辩证方法论的观点视之，三者的基本关系即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辩证关系。因此，三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应对发展观问题进行彻底、全面和具体的价值反思，系统而连贯地分析和论述上述三个层次的价值问题，从而为精神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良性互动提供理论依据（注：何晓明：《百年忧患》，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 390页。）。
四、从知识到理念：社会文化与经济伦理的升华
从精神文明建设角度研究当代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首先提出一个迫切而重要的问题：精神文明应为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提供一种什么样的“核心理念”？这既关系到精神文明在当代的功能以及发展，又关系到今后我国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式的设计，所以应提出来加以讨论。就一般意义来讲，精神文明应具有知识论、理念论、实践论和价值论四种基本功能。但不同历史时代，会把精神文明的某一功能突出出来，从而使精神文明呈现不同的历史形态。在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精神文明仍具有知识论、实践论和价值论的功能，但由于以下原因，会把精神文明的“理念论”功能突出出来：就一般意义来讲，精神文明是时代精神精华，这意味着精神文明的首要功能，是在对时代精神的理解和认识中提升出一种时代的核心理念（“精华”），以作为时代的支撑，然后再通过实践把这种合理的“核心理念”实现出来变成现实（黑格尔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的精神命题就含有这种意思）（注：洪发科：《发展经济借字诀》，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185 页。）。因此，时代精神及其核心理念之秘密就在精神文明之中。同理，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之秘密就在当代精神文明之中。就精神文明发展来说，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精神文明受“真理标准”讨论影响，注重“归真意识”；1988年前后，精神文明建设突出“体系意识”；90年代初，精神文明建设中出现了“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倾向，使精神文明研究突出“问题意识”，注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提出的重大思想道德问题和理论问题。近年来，我国逐步实现社会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其深层实质上则是文化转型和价值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必然提出重估一切价值、重建新的价值体系的时代任务，而且对价值问题的探讨，也必将使人意识到确立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由此，继“问题意识”之后，精神文明建设必将突出“理念意识”，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当代中国的持续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核心理念”，为民族提供一种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就“理念”的地位和作用来讲，精神文明理念贯穿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知识论、实践论和价值论功能之中，并构成它们的基础或核心。理念论是从知识论提升出来的一种精华（本质）；“实践”无非是实现“理念”的过程，受理念直接支配（支撑）；“价值评价”的内在尺度和依据，就是作为其内核的理念。从时代精神、人的生活与发展的方式和精神文明当代形态中，可以找到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这就是“能力本位”，所谓“能力本位”，指的是人的一切活动、一切关系和一切追求都要围绕如何充分正确发挥人的能力旋转。这里的“能力”，主要指人的职业（专业）技能和为社会（集体）奉献的能力，它与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私利的“占有”行为有本质区别。这样来理解能力本位，其精神实质是与集体主义相一致的，是最大的职业道德和社会道德。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和目标，是每个人的能力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当代中国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每个人能力的充分正确发挥又是发展生产力的一种有效方式。当代中国最突出的国情是人口多、素质低，如果把人的能力的充分正确发挥作为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来抓，那么，就可以把人口负担变成人力优势。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最终是确立“企业本位”。人是企业的主体和灵魂，是企业最大的资源、资本、财产和财富，所以企业本位必然要求“人本位”。能力是人本身的最高价值和最大财富，所以人本位又必然进一步要求“能力本位”（注：松下幸之助〔日〕：《我的人生理念》，延边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13页。）。当代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理应实施“科教兴国”，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此，必须提高劳动素质，只有把“能力本位”的价值观真正确立起来，劳动者的素质才能真正得到提高。在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的价值主要通过组织、单位和领导来实现，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人的价值则通过充分正确发挥其能力来实现。这种转变在一定意义上会使传统的集体主义道德发生某种动摇，但从“发展与代价”的辩证关系看，它必将换来人的“能力意识”的确立，必将树立“靠本领靠能力吃饭”的现代意识，这对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当代中国要获得健康、持续和文明的发展，必须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这一原则的实质在于建立激励机制，鼓励人们充分发挥其能力。因此，我们的生产方式和机制、社会的构造及发展，应围绕如何使人的能力得到最大可能的发挥。当代西方文化发展的趋势，是人对物的兴趣趋于淡薄，而人的能力的价值观正在提高，对此，我们应加以借鉴。当代中国要持续发展，需要确立关于人的主体性、人的个性、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价值方面的价值观，而这些都是以人的能力为基础的，离开人的能力，它们都是难以确立和实现的。把“能力本位”作为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要求我们的社会必须以能力本位为价值导向，真正做到人尽其能、人尽其才、人尽其长和人尽其用；要求每个人以能力本位为价值取向，把充分正确发挥其能力作为人生追求的价值目标（注：房龙〔美〕：《人类的解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1页。）。虽然“能力本位”核心理念的实现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把它作为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必将振奋起民族精神，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和人的健康发展，使社会呈现出勃勃生机。笔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提出以“能力本位”为核心理念的可持续发展观（注：周毅：《跨世纪市场文明与可持续发展》，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
五、从失衡到和谐：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的互动
如何建构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精神文明？如何促进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良性互动：一方面通过重铸精神文明克服市场弱点；另一方面在完善市场经济新秩序中丰富精神文明和培育文化力，进而建树起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战略主导的社会、文化、科教、生态、资源、环境和谐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机制？这是迄今为止仍然深深困扰现代文明进程的严峻挑战（注：路易士〔美〕：《全球经济大战》，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3页。）。在对市场经济、精神文明、 可持续发展三个概念基本内涵深入探讨和重新定义的基础上，全面阐述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辩证关系，两者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位置，可以形象地比作可持续发展的两翼，缺一不平，缺一不飞。在看到市场经济多重功能对精神文明重构与拓展所发挥的“伟大文明作用”的同时，不应忽视市场经济给人们精神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应对形形色色的“社会病”、“精神症”和“文化情结”及“灰色价值观”进行透视与解剖。人际关系是推动精神文明与市场经济同步发展所必需的润滑剂和可持续发展的首选资源通道（注：周毅：《内陆与海洋齐飞——东西同富可持续发展》，贵州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1页。）。 创建社会市场经济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文明，培育崭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精神和新秩序，这是人类制度演进史上的伟大创举，更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圆满实现的根本希望。实践这一前无古人的辉煌事业，其历史内涵的丰富及凝重，其间将付出的代价与艰辛，至少包含四方面相互联系的内容。首先，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意识和秩序，其中最核心的是交易条件的确立意识和秩序，即价格决定意识及价格竞争规则；其次，市场竞争的主体意识和秩序，即策划、规定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资格、权利、责任、利益的一系列制度条件，其中最根本的是企业产权的确立；其三，市场经济的法治观念和秩序，即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定位、支持、保障，其中最艰难的是社会精神的培育与弘扬；其四，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即对市场经济生产秩序、消费方式的道德支持，或者说市场经济时代“物化”的人格前提，即德力并重，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信任”为核心的经济伦理和道德准则的确立。从社会关系深刻变化角度把握现实市场，完善社会运行机制，缩短社会转型期“阵痛”，培育社会文明因素。对社会利益协调、社会行为规范、社会秩序稳定和社会道德关怀及社会文化生长机制进行一定程度和幅面的重构。同时，对处在分化、冲突和整合三环节交替过渡期不稳定因素——社会群体结构利益冲突的缓解作出建设性探索。注意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文化力的生长和人文价值的研究，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国民的全面发展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最终价值取向。可将可持续发展比作人类世纪的坐标轴：时间上的连续性——兼顾当代与后代、控制人口、提高素质、珍惜资源、保护环境；空间上的立体性——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并举。另外，对市场条件下精神文明建设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应有比较成熟的认识，一切悲观的论点如精神文明大“滑坡”，或盲目的乐观如精神文明在“爬坡”等都未免失之偏颇。文明生产、文明消费、文明竞争、文明生活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动态、静态文明是实现精神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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