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军平[1]2001年在《国有商业银行工资分配制度改革构想》文中研究表明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国民经济运行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面对“入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国有商业银行要吸引和保全优秀人才必须改革现行工资分配制度。工资分配改革是调动员工积极性、创造性的原动力，是企业其他各项改革的原动力。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新理论，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企业工资水平，由企业根据当地社会平均工资和本企业经济效益决定”，“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的指导方针，并提出了“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的新任务。在分配的理论、指导方针、原则、目标任务明确以后，工资分配方案的设计就成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环节。设计出一套既符合市场经济需要，又符合本企业实际情况的科学合理的工资分配制度对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应对“入世”挑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本文从“入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现行工资分配制度的弊端，以及改革的法律和政策依据入手，分析了工资分配制度改革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剖析和研究了当前国内国际上比较先进的工资分配制度和方案。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了一套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比较符合国有商业银行实际的工资分配方案，并对改革的保障和配套措施进行了简要陈述。本文的结构：前言。主要对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作了简要的说明。第一部分即第一篇，工资分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从“入世”和知识经济所带来的挑战、当前国有商业银行工资分配制度的弊端以及改革工资分配制度的政策法律依据等方面研究国有商业银行工资分配<WP=3>制度改革的必要性。第二部分即第二篇，工资分配制度的改革构想。提出了国有商业银行工资分配制度的改革目标和改革的总体思路；分析了改革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和工资方案设计应体现的“五要素”；论述了薪点工资制的设计方案，以及按管理和技术等生产要素进行收益分配的基本方法；简要介绍了工资制度改革的配套和保障措施。文章在借鉴国内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紧密联系笔者所在国有商业银行的实际，适时推出的这一改革方案和构想，相信一定会对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工资分配制度改革具有非常强的借鉴和参考价值，对其他企业和事业单位也应具有较强的参考和使用价值。
玉子庆[2]2004年在《国有矿山企业管理创新的模式研究与实践》文中研究说明针对目前国有企业面临的经济形势和严峻局面，怎样把中央提出的“叁改一加强”方针与企业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最终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自主经营，自求发展，自负盈亏”的现代企业模式，是今后一段时间内摆在经济学家和企业经营决策者面前的突出课题。论文选取华锡集团铜坑矿作为研究对象，借鉴国外的“企业再造工程”和国内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试图从理论上对国有企业特别是本行业的现代管理创新模式进行探索，从实践上提出有效的企业管理创新实施策略。论文主要作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 指出了新形势下国有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途径，即在当前的形势和经济运行环境下，要全面落实中央提出的“叁改一加强”方针，对于国有大中型企业来说，尤其是搞好企业的内部管理创新工作，向内部管理要效益。 (2) 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创新工作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管理创新的主体是人，人力资源在企业各生产要素中最具弹性和经济增长潜力，对人力资源进行科学管理，充分发挥企业职工蕴藏的劳动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国有企业管理创新的中心的内容。 (3) 对国有矿山企业的现代化企业制度模式进行了深层次研究，提出了矿产资源资产化管理的实施办法，以及基于该理论的矿山股份制改造实施策略。 (4) 全面分析和总结了铜坑矿“全员全额浮动工资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及其对国有企业，特别是本行业发展所具有的借鉴意义。 (5) 研究了铜坑矿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内部管理创新策略。即继续深化“全员全额浮动工资制度”改革，建立适合矿山实际情况的内部市场管理机制。 (6) 提出了未来铜坑矿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的模式和实施策略。
牛飞亮[3]2000年在《制度变迁中的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立足于体制过渡时期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这一假说,以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为分析的理论基础,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对过渡时期我国城镇居民分配状况进行了系统和比较深入的分析,希望构建一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以两种分配方式相结合为基础的有关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理论框架。分析的基本思路:首先从理论史的角度对社会经济不同发展阶段各主要经济学流派关于居民规模收入分配的理论观点进行概括性评析,然后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我国体制过渡时期各个利益集团的分化整合所导致的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及其特征表现;然后,再对中国城镇居民规模收入分配差距进行实证分析,并探讨差距形成的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最后,对我国体制过渡时期城镇居民规模收入差距和我国的宏观调控和管理的政策理论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和建议。沿着这一思路,将全文分为五个部分进行分析。理论准备和奠基(第1,2章)居民收入分配在政治经济学说史上是个古老而永恒的课题,经济学家们在不同的时代,运用各种分析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这无疑为后继的研究人员奠定了极为丰富而翔实的理论资料。新中国建国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行了以按劳分配为基本分配方式的居民收入分配制度,劳动者的收入中只有工资而无其它收入来源,虽有级别,但差别很小。并且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差别渐趋消失,逐步演变为实际上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这在表面上看似乎是公平的,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等要素收入归国家所有,居民只能获得在扣除各项社会基金之后的劳动剩余,这使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但从理论上看,平均主义不是马克思的本意,因为在马克思本人看来,每个人由于天赋、努力程度等条件不同,分配上必然会产生较大的差别。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我国采取了市场取向的改革,在1993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形成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并由此导致居民收入结构的巨大变化,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也逐渐拉大。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确立了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新型分配体制。反映在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结构和比例上,必然要发生进一步的变化,由此也必然会产生公平与效率的新一轮探讨。鉴于一些经济学者对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已作了较为系统的整体分析,所以,本文选择从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角度,以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为基础,批判借鉴西方新制度学派的制度分析方法,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等,对我国城镇居民规模收入分配格局的制度变迁及其特征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和贫困化的定量分析及国际比较(第3,4,5,6章)本部分是论文的核心内容之一。我试图利用国际上通行的由Shorrocks开创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分解法和Theil开创的泰尔熵指数法,对中国城镇居民的总体收入
王朝明[4]2003年在《中国转型期城镇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配合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中国的扶贫计划，已经推进了 10 多个年头，其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主要体现在农村反贫困行动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贫困人口由 20世纪 80 年代初的 2 亿多人，锐减到目前的 3000 万人左右。虽然如此，中国反贫困的任务仍是十分艰巨的。当前，贫困现象不仅表现在农村，而且随着体制转轨，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的重新组合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不可避免，企业下岗职工人数和城市失业者数量都在逐年增加，城市就业压力不轻，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尚有相当困难，以贫困职工和城市长期下岗失业者以及部分农村流动人口为主体的城镇新贫困人群正在形成，原来不为人们关注的城镇贫困问题，正快速地凸显起来。政府、社会各界均已意识到城镇贫困问题的治理已迫在眉睫，中国扶贫事业面临新的情况和挑战。对此，我们必须对中国的贫困问题和反贫战略进行重新的反思和定位。本论文的研究正是基于中国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双重转型”的背景，对骤然而起的城镇贫困问题进行经济、社会、人文、历史等多视角的深入考察和系统研究，即主要是从基本概念，贫困测度，致贫因素，反贫对策，目标和趋势以及国际比较上对城镇贫困问题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调查研究和认识分析。并力求通过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城镇反贫困战略体系，冀望能有助于缓解当前城镇贫困的蔓延，以便在继续推动改革深化的同时，统筹兼顾、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尤其是切实维护好贫困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使他们能够分享到改革与发展的利益和成果，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论文共分 7 章，主要内容及观点如下：第一章，作为全论文的引论部分，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贯穿城镇贫困与反贫困研究思路的理论主线是人文关怀的精神，由此点明了本论文的研究主题和意义，并为后面各章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注入了灵魂和精髓。而全论文这个研究内核的提炼：一方面，是基于对经济学研究贫困的历史梳理，从而发现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关于人的研究和人文关怀精神已经逐步地丢失。这样，对涉及到人的贫困问题及其治理，主流经济学建树不多。相反，始终以社会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以人类解放作为奋斗目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地分析和深刻地洞见了自工业化以来资本主义社会贫困存在的根源，提出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的制度变革方式，在这方面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这也正是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着力对当前中国转型期城镇贫困与反贫困研究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建设的根本所在。因此，笔者在引论中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论断与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思想为指针，重新诠释现代人文关怀精神，从而铸造中国转型期城镇贫困与反贫困研究的理论内核。另一方面，是基于对工业化社会以来反贫困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要突破过去仅仅将贫困视为一种低经济收入和物质匮乏现象（当然这是贫困最基本的现象，但贫困的表现不止于此）的理解，扭转将反贫困囿 1<WP=5>于临时性、施舍性的给钱送物的简单做法，提高扶贫的效果和效率，促使反贫困行动走上制度化、规范化和人文化的轨道，必须张扬人文精神的旗帜（这也是当前一些国际机构将物质贫困上升为人类贫困来治理的理由所在）。这样，才能从经济、社会、人文等方面构建中国城镇反贫困的战略框架、政策体系和组织结构；这也为我们在后面各章的研究中提供了一个跨学科边缘交叉分析的理论框架。此外，引论部分还界定了众说纷纭的贫困概念的基本内涵与反贫困的要义，提出了关于贫困类型的划分，给出了测量贫困程度的指标体系；同时从文献的角度，重点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贫困学说和社会主义国家及其转型过程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以及经济学、社会学中关于贫困研究的代表性理论，并且确立了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即框架结构。这一切为下文的分析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前提和学术准备。第二章，从现实客观的角度描述了中国转型期城镇贫困存在的状况。由于当前城镇贫困问题的突显，直接反映在城镇贫困人口构成的变化上。而说明这个变迁，我们运用了社会学关于社会分层的理论，分析了伴随着转型，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享有资源占有的阶层出现了分化，中国社会分层呈现多元化的格局。在社会分层加剧的条件下，城镇贫困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为了识别这个变化的规模，探讨了尚无法统一的中国城镇贫困线标准，以及按照不同贫困线标准测算的城镇贫困人口规模，其中包括笔者提出的应把从农村进城的流动贫困人口估算在内的规模。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城镇贫困人口的分布情况和生存状况，运用英国学者汤森关于“贫困叁分法”的理论，将当前城镇贫困归结为界于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之间的“基本贫困”状态。最后，归纳出转型期城镇贫困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影响。第叁章，基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转型背景，全面探讨了 20 世纪 90 年
罗军[5]2003年在《国有商业银行激励机制创新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我国加入WTO，外资银行大举进入，不可避免地会引发银行业全方位、更高层次的激烈竞争，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争资金、争客户、争市场，更重要的是争人才，外资银行与国有商业银行在人力资源方面的激烈竞争将不可避免。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与知识资本优势的独特性将成为企业重要的核心技能，人力资源的价值也成为衡量企业整体竞争力的重要标志。面对挑战，国有商业银行依靠传统方式已难以获得竞争优势，创新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构建新型激励机制已成为必然选择。 企业的活力源于每个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在人力资源管理中，无论是选人、育人、用人，还是留人，都是为了让劳动者积极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以完成组织的任务和目标。激励是一种激发、指引和维持某种行为朝向目标的历程和追求目标的决心，它可以有效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自行为科学形成以来，通过对人的需求、动机的分析，在管理学领域形成了诸多的激励理论。激励理论不仅为我们提供一种具体的方法和措施，还为管理者在具体实践中提供了一种思路和指导性的原则，使之能够针对不同背景和对象灵活地进行管理。 我国专业银行转变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后，在人事制度改革中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从建立现代金融企业要求来看，从与国际先进银行的比较，从广大员工的现实需求来看，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一是人力资源管理理念陈旧。国有商业银行未真正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激励员工的主要手段单一。二是员工职业发展通道狭窄，缺乏科学合理的业绩考核评价体系和制度化的淘汰机制，抑制优秀人才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叁是薪酬分配的无差异化，国有商业银行普遍采用的行员等级工资制，导致员工的实际绩效评价对收入报酬的影响幅度较小，收入分配调节工作积极性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四是人力资本增值渠道不畅，在员工的个人发展上投入和重视都十分欠缺，不能通过必要的培训、职务设计及有计划的晋升或职务调整，为员工的职业生涯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五是人力资源流动失控，没有形成以效益和效率为中心的人力资源配置格局，使员工的个人才干和创效潜能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六是符合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建设滞后，没有建立完善的体现先进价值理念的制度<WP=3>安排，缺乏有效的引导员工价值取向的激励机制，缺乏足够的文化理念宣传教育。 根据国有商业银行创新激励机制的目标和定位，国有商业银行要以“战略性激励”为核心，综合运用多种激励机制，通过建立基本层面、产权制度层面和企业精神层面的综合激励体系，保证企业获得、保持和实现战略的竞争力，构筑新型的人力资源激励机制。 一、确立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基本层面激励机制。 第一，建立科学、公平、合理的考核激励机制。通过建立定性、定量的指标体系，科学、公平、公正地对每个人的全部工作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对工作业绩、工作能力和贡献做出公正、合理的评价，使敬业爱岗、贡献突出的员工受到激励，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第二，创新薪酬福利制度。从实际出发，突出以效益为中心和集约化经营的政策导向，加大薪酬分配与经营效益的挂钩力度。一是在分配总量上，改进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工资制度的管理模式，实施工资计划劝导性建议，由国有商业银行自己根据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和本行经济效益确定其工资总额增长比例，确定岗位薪酬标准。二是在分配方式上，逐步实现以岗定薪，通过调整岗位工资分配系数，合理拉大各职位间的收入差距。叁是在分配结构上，要建立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实现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即期激励与预期激励的有机结合。 第叁，建立竞争性的选人、用人机制。首先要建立一个与能力、素质、业绩相联系的清晰和公正的竞争渠道和竞争规则，建立以行员等级序列为主、管理职务序列和业务职务序列为辅的晋升体系，为各类人才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其次，要充分利用外部人力资源，扩大人员的选拔视野，面向市场、面向社会选拔管理人员，利用市场机制来合理配置人力资源，促进人员的双向流动。 第四，重视员工职业生涯设计。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职业生涯设计计划，处理好个人事业成功和企业发展的关系。 第五，建立学习型组织，实现人力资本增值。要按照建设知识型、学习型银行的要求，优化员工的知识结构，提高员工队伍的整体素质，建立和完善员工培训机制。 第六，建立科学的人员流动渠道，合理配置人力资本。通过进一步推进建立和完善内部劳动力市场，为员工提供实现自我的环境与机会。让员工接受多方面的锻炼，培养跨专业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发现<WP=4>最适合自己发展的工作岗位。 二、建立产权制度层面激励机制。 第一，建立股票期权制度。借鉴国外公司的股票期权计划，将对高级管理人员的奖励，转变为“虚拟股票”，使其个人利益与银行的长期目标、经营效益一致。 第二，实行员工持股计划。国有商业银行应把握住企业创新的原动力，采取国际上通行的技术入股、利润提成等措施，通过公平的分配体制，实现员工个人利益?
王东昱[6]2012年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过程中的工会作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劳动者和劳动力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劳动关系，我国的劳动关系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影响后，正处于一种历史转型期，这种转型直接关系到劳动问题的产生和解决。劳动关系的现状已成为上至政府、下至百姓普遍关心的问题，劳动关系是否和谐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更牵涉到社会稳定。所有制的不同决定了劳动关系的性质和特点也有所不同。劳动关系各方的权利、地位、相互关系及处理方式的调整，都不能规避转型期这个现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关系日益市场化、企业化、契约化、多元化，形成了政府、企业和劳动者的叁方利益格局。所有制结构和社会成分的变革催化出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也由此对代表不同利益诉求的群众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了新的要求。同个人的单一力量相比，群众团体作为特定人群的重要代表，具有更强的话语权和表达机制。这其中，工会作为代表劳动者的群众团体，理应成为劳动关系的内在组成部分。“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工会在代表职工利益、调节劳动关系方面已经和将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一个真正代表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工会，很难建立起稳定的劳动关系。因此，在和谐劳动关系构建过程中，必须要充分、有效、及时地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本文在分析劳动关系的有关要素特征的发展历程和现实表现基础上，对相关的环境背景和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进而对工会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过程中的作用发挥进行了阐述和探讨。本文认为，工会是劳动关系构成方中代表劳动者的重要力量，面对劳动关系的变化，工会必须充分把握劳动关系变化的深刻性和现实特征，才能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适合中国国情的措施，有效维护劳动者权利，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当今中国，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过程中，工会作为劳动者权益的代表，党和政府与劳动者之间的桥梁纽带的角色非常明确，但是还要看到国有企业和私营经济共存这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工会必须要适应过渡期和多元化的需要多方面的开展工作。围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这一目标，工会工作内容可以按照工会角色定位的不同分为核心主导性工作和主体参与性工作。核心主导性工作直接关系到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主要包括：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制度的推行、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的建立以及工会开展的互助互济困难职工帮扶工作等。除了核心主导性工作外，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过程中，工会还要结合现实，发挥劳动者代言人的作用，积极参与到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开展的工作中。其参与性工作以在劳动关系中劳动者的权益维护为重点，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工资分配、劳动就业、安全生产、社会保障等，一旦劳动者在这些领域的权益受损，劳动争议就不可避免。维护劳动权益需要政府、企业以及劳动者个人共同付出努力，政府要加强管理监督，企业要及时改变利润获得的模式，劳动者要增强自身的法律意识。工会组织作为劳动者的代表，同时又是重要的社会力量，更要发挥自身的优势，积极参与到相关的工作中。面对新任务和新要求，工会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过程中还要及时转变工作内容、创新工作方法、发展工会理论，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迫切需要对工会“如何在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承担起‘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的历史使命；如何转变工作模式适应企业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和劳动者结构的变化；如何适应社会多元化的发展需要；如何在国际工运事业发展中既适应全球化的需要又保持中国工会的特色”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并以此为契机不断发展创新。
李永焱[7]2009年在《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激励与约束机制研究》文中认为在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无论从资产总量、机构规模还是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上来衡量,都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占据了绝对重要的地位。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更是对我国经济发展以及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宏观上也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随着WTO后中国金融业的全面开放,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的竞争也越来越大,同时伴随国内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崛起,使得竞争变得更加激励,尤其是人才的竞争。国有商业银行在这种外有外资银行大量涌入和内有国内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崛起的双重压力和人才竞争情形下要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在激励与约束机制方面做出变革。因此,激励与约束机制改革是我国商业银行向现代金融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究竟什么样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适合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正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具体来说,在面对加入WTO所带来的巨大外部挑战时,对于正处在转型时期的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其弱点已经完全暴露出来:1.在激励机制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经济激励的不科学和行政干预经营者选拨等问题。2.在约束机制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经理市场不完善、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人控制等问题,概括来说即是约束手段不多和约束形式单一。本文主要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和西方管理学激励理论等,对国有商业银行激励与约束机制进行了研究。论文在对国有商业银行激励与约束机制历史回顾的基础上,分析了国有商业银行激励与约束机制的现状,找出了目前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存在的问题,同时采用比较的方法,分析了国外商业银行激励与约束机制的特点,并通过比较和分析,得出对优化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激励与约束机制方面的一些启示,最后论文提出了优化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建议和方法。本文把理论和实践结合在一起,选择了规范分析的研究范式,采用规范分析和案例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研究了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激励与约束机制。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导论部分。分析研究了选题的由来和研究国有商业银行激励与约束机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界定了论文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并对论文的研究框架和结构安排以及研究方法做一个简要介绍,简要概括了论文的创新点以及尚待研究的问题。第二章,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首先提出了基本的假设和前提,基本假设为经济人假设,基本前提是有限理性假定、信息不对称假定和机会主义假定。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支撑商业银行激励与约束机制研究的理论基础,重点分析了委托代理理论,然后对商业银行激励与约束机制的有关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为论文的研究提供铺垫。第叁章,商业银行激励与约束机制分析框架。首先分析了商业银行的性质和特殊性,接着对激励与约束的含义和分类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论文对激励与约束机制研究的界定,接着,论文对已有的国有商业银行激励与约束机制模型进行了一个评述。然后,探讨了商业银行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基本要素,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商业银行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分析框架图。第四章,国外商业银行激励与约束机制对比分析。以美国、德国和日本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模式为代表,分别探讨了这叁个国家银行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激励机制的主要特点和约束机制的主要特点,通过对比分析提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可以借鉴的可取之处。第五章,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历史变迁回顾。纵观我国银行业发展历程,国有商业银行在股份制改革前的历史演进中,可以将其发展阶段归结为叁个阶段:1949-1978年的“大一统”银行体系阶段;1979-1993年的国有专业银行阶段;1994-2002年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阶段。论文对国有商业银行在这叁个阶段具体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进行详细分析。结合每个阶段的经济制度背景和社会制度背景来分析国有商业银行每个阶段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特点,并对每个时期的主要经济激励方式进行分析,指出了该种经济激励方式的优缺点。第六章,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激励与约束机制现状和问题分析。本章主要在探讨股份制改革后国有商业银行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现状的基础上,归纳出了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方面的主要问题。激励机制方面:经济激励的不科学、行政激励的扭曲和精神激励没有发挥作用;约束机制方面:市场约束不够(主要表现在经理市场不完善)、所有者缺位和内部控制人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主要有叁个方面的原因造成,分别是经济体制、社会制度和银行内部自身的缺陷。第七章,优化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对策建议。首先提出了优化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激励与约束机制的路径选择,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优化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建议,最后选取了中国工商银行作为案例,具体分析了其在改革过程中通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优化工商银行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论文试图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创新:第一,完善国有商业银行激励与约束机制的理论框架。论文从理论和我国的实际出发,分别对国有商业银行历史发展沿革的各个不同时期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并将激励和约束机制分别进行研究,试图充实和完善国有商业银行激励与约束机制理论。第二,在分析激励与约束机制基本要素的基础上,构建了商业银行激励与约束分析框架图。商业银行激励约束的基本要素为商业银行主体、客体、方法、目标和环境条件,论文紧紧围绕这一主线,无论在分析国有商业银行激励与约束机制的现状和主要问题时还是在提出优化国有商业银行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对策建议时,都是在该指导思想下来进行分析和探讨。第叁,本文按照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立足于微观主体利益分析,将文章的研究重点高度统一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模型。以严格经济人行为特征的设定为分析起点,强调在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条件下行为主体机会主义倾向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均衡和制约。由于作者能力的限制,加之薪酬激励方面资料的敏感性致使数据收集的困难,导致论文没有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对动态性的把握还略显不足,推导过程还不够严密,因此文章中可能还存在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缺陷,在深度上仍嫌不足。这是作者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认真实践的部分。
全力[8]2010年在《国家教育政策对基层教育管理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国家、省、市、区、学校是教育政策执行的不同层级,以往我们过多关注国家宏观的大政方针,忽视了政策在基层的执行。在国家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基层作为既代表中央,又代表地方的行政部门,既是政策执行的对象,又是政策执行的主体。从国家-省-市-区(县)-学校这样的执行链条中,每一层级都存在着对政策的理解、吸收和转化的过程,不同的决策者价值观念和利益需求会渗透到执行的过程当中,其中在区(县)-校这一我们称为“基层”的环节中,执行行为更加复杂和多样。本文试图以实地研究个案的形式,通过“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绩效工资”政策在一个我国东部发达城市中心城区的执行过程,以及对其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的分析上,阐述这项国家政策将对基层的教育行政管理以及学校管理产生的影响。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绩效工资政策与其他的国家教育政策相比,有其特殊之处。教育质量政策、教育体制政策、教育经费政策、教师(人事)政策是一个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所必需的基本的教育政策。教师绩效工资政策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和这四大政策都有密切联系。但是作为这项政策的关键执行者——基层的教育行政人员和校长,他们看待这项政策的视角和普通教师相比又有很大差异。这项国家政策,由于地方政府以及校长在执行过程中的裁量,会对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产生不同影响。因此,通过本课题对S区执行教师绩效工资政策的实地调查和分析研究,设身处地地体会这项政策关键执行者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可以加强我们对教师绩效工资政策的理解,从而发现基层教育行政组织中执行这项政策时存在的问题。本文首先对义务教育教师绩效工资政策进行理论分析,并对教育政策在S区执行的影响因素进行描述。因为从系统分析的角度讲,要了解执行政策行为,就必须对其环境有了解和分析。S区教育发展的基本情况怎么样,教育局和校长之间有哪些沟通途径?教育局从它的角度出发设计了哪些制度来保证教育政策的实施?对此类的问题,笔者做了一些调查和资料收集。其次是通过实地研究,展现绩效工资政策在区域范围内产生和实施的历程,并对执行这个政策的行为进行描述和分析,选取部分有代表性的教育行政人员和校长作为观察、调研和访谈的对象,了解他们如何处理各种政策要求、如何将政策转变为教师行为的各种做法和制度。再次,对绩效工资最重要的四个组成部分将产生的影响逐一分析,分别是体制政策、经费政策、人事政策和质量政策。这四类政策在教育行政管理和学校管理中都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绩效工资政策更是这四类政策的集成体现,他们将对基层教育管理的方方面面产生重要的影响,对这些影响的描述和讨论将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这项政策会引起空前的重视。最后,在结语部分,探讨实施教师绩效工资后基层教育行政管理和学校管理的走向,凸显岗位职责和绩效评估的时代意义。
姜英华[9]2016年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潮流和不可逆转的趋势,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和精髓,是现代化艰难挺进的重要驱动力。经济现代化的实质是经济的市场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市场经济的先驱国家,置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家最早对市场经济进行了思想阐发,开启了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思想研究的先河,为后发国家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思想启发。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意识反映,映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况,同时也折射出民主政治的框景,对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成功转型和顺利建设市场经济,实现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最早开创了西方研究市场经济的思想传统。亚当·斯密在描述和界分分工与市场、价值与价格的关系基础上,提出市场主体的“利己心”和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的思想主张,进而指出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是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运行机制的经济思想。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市场机理的剖析和探究中,李嘉图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商品价值由生产商品的劳动耗费决定(劳动价值论)的思想、资本主义社会叁大阶级及其分配关系的思想、经济自由以及限定政府职能作用范围的思想和利用各国比较优势发展国际自由贸易的思想,达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能达到的极致和顶端,李嘉图之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开始庸俗化和内卷化。马克思、恩格斯置身于大工业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思想进行了客观的批判继承,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结构和历史作用进行了追溯剖绘和客观评价,在此基础上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未来进行了大胆科学的预测。马克思站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巨匠们肩膀上的超越和创新,成为后来以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追求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指导和价值遵循。实践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首先在经济社会落后的东方国家——俄国建立,成立后的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着经济建设向何处去的艰难抉择。列宁最早明确提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概念以及利用市场机制的混合经济思想。到斯大林时期,市场经济思想被否弃,取而代之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思想。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最早借鉴的是苏联的思想。虽然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点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对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曾采取排斥态度。但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商品货币经济的不可替代作用,从毛泽东、刘少奇、陈云、张闻天和李先念等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顾准、孙冶方、卓炯和薛暮桥为代表的经济思想家的艰辛探索中,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思想得以萌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十年文革动乱极左思潮对经济的破坏,东欧改革得失和市场经济思想,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对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关系的重新认识带来了可能性。在以邓小平为总设计师的改革开放的探索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前无古人的课题,并最终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在与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思想的交叉和激烈碰撞中,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逐渐定位,包括现代企业制度、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和法律体系在内的市场经济思想框架日渐确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由于部分改革红利的释放、强势利益群体的束缚、居民收入水平的分化、价格机制作用的扭曲、财税体制改革的滞后、政府职能转变的梗阻、市场竞争的区域分割和经济社会的协同困境,这些都是因市场经济本身的固有弊端和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而遭遇的现实的发展困境,同时也是市场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的诉求和表现。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思想,就发展思路而言,市场经济思想反映了市场经济增长速度由超高速到中高速的换挡,市场经济结构调整由低端型向中高端的迈进,市场经济发展质量由线性增长到科学发展的转变,市场经济转型升级由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过渡和市场经济福利分享由非均衡型到包容共享的转换。中共十八届叁中全会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思想——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奠定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前提,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以巩固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根基,构建现代市场体系以夯实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以适应市场决定性作用的要求和建立法律体系以提供市场决定性作用的保障,为突破发展难题,跨越发展困境提供了思想指导。“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深化了市场经济思想发展的四个维度,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为构筑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蓝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思想支撑。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发展,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包括生产发展的社会主义物质价值取向、人民主体的社会主义人本价值取向、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取向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价值取向。彰显了引领性、开放性、实践性和渐进性的思想发展特点,并且得到了经济理论发展完善、市场化指数稳步提高、综合实力持续提升和市场经济地位获得逐渐认同的实践映证。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发展路径,基于马恩经典文献观点的梳理,可以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发展脉络和要义做出展望性的分析,即创新宏观调控体系,确保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推动市场经济的包容发展;坚持政府职能转型,努力创建适应型现代政府;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升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益;完善统一市场体系,协调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实行开放经济战略,吸收全人类市场经济成果和坚持法治经济建设,努力遏制市场经济的弊端。
夏芸芸[10]2012年在《我国企业劳资收入分配正义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也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一个重要承载者。初次分配若严重偏离分配正义,再次分配是无法予以扭转的。企业劳资收入分配正义不仅关系着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正义,而且关系着整个国民收入的分配正义。然而,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长期以来却存在一个误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公平问题留待再次分配解决。这一错误认识导致我国企业劳资收入分配实践中盲目推崇效率,无视公平,甚至肆意践踏公平。对公平的无视或践踏的最终后果是不仅不能促成效率,反而会减损效率,甚至造成企业劳资收入差距扩大化一劳方(劳动)与资方(资本)对抗一企业乃至整个社会效率低下一劳资利益共同减损的恶性循环。在法治社会下,法律是维护权利、保护利益、实现正义的最权威和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本文以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初次分配也要注重公平”为契机,将分配正义引入企业劳资收入分配领域,分析我国企业劳资收入分配正义的价值构成及原则,并以“在初次分配中也要注重公平”对企业劳资收入分配法律制度的影响或客观要求为主线索,探析我国企业劳资收入分配偏离分配正义的法律原因及实现分配正义的法律路径。这一选题无论是在企业劳资收入分配正义理论的发展上,还是在企业劳资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上,以及企业劳资收入分配法律制度的完善上都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劳动价值与剩余价值理论、人权理论、劳资利益共同体理论和利益分享理论分析了企业劳资收入分配正义的理论基础。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旨在说明企业剩余或企业利润的真正来源,要求企业劳资收入分配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且以劳动贡献为依据的劳动收入应在企业收入分配中占据优势地位。生存权与发展权是人权理论的核心内容。人权理论要求企业劳资收入分配不仅要满足劳方及其供养家属的基本生活所需,而且还应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劳方的发展权,为劳方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劳资利益共同体理论是对传统劳资利益矛盾体理论的颠覆,它要求企业劳资收入分配不仅要关注资方利益,而且要关注劳方利益,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厚此薄彼,尤其是不能基于资本优势偏袒资方利益而损害劳方利益。利益分享理论则要求企业发展成果由劳方和资方共同分享,而不是由资方凭借其资本优势独享。在“资强劳弱”格局下,利益分享理论还包含着对于处于弱者地位的劳方利益“偏重”保护的内涵。自由、平等、效率、公平是各种分配正义观价值构成的有机元素。但在各个价值的取舍次序上,不同的分配正义观有不同的观点：自由主义者主张自由、效率的优先性；平等主义者主张平等、公平的优先性；折中主义者主张自由、效率与平等、公平并重。我国企业劳资收入分配正义的价值构成经历了“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与公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初次分配也要注重公平”的过程。“在初次分配也要注重公平”提升了公平在企业劳资收入分配正义价值构成中的地位,强调了在企业劳资收入分配中也要重视公平。它实际上是对我国企业劳资收入分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价值构成的修正、发展与完善。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即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效率在先,公平在后,效率较之公平具有优先性。这一价值构成虽然内在规定了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但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政策导向下,人们在追逐效率的同时,基本上放弃了对公平的兼顾。而舍弃公平追逐效率的必然结果是效率与公平的共同减损。笔者认为,公平与效率之间,公平在先,效率在后。立足于公平的基础上的效率,才是真正的效率；没有公平为基础,是没有任何效率可言的。因此,我国企业劳资收入分配正义的价值构成应确立为“立足于公平基础上的效率”。“立足于公平基础上的效率”一方面强调效率,允许一定劳资收入差距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对效率限定了前提,即不能脱离公平追求效率,也不能为追求效率而舍弃公平。这一价值构成理顺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的内在统一,不仅是人权理论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本质的客观要求。“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现行我国企业实行的分配方式。其中,在国有企业实行按劳分配,即按劳动贡献分配；在私营企业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即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不仅体现了平等,而且彰显了贡献,与分配正义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我国企业劳资收入分配实践中,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所倡导的平等仅是形式平等而不是实质平等,重视的贡献主要是资本贡献而不是劳动贡献,且未对劳方的基本生活所需予以考虑。为促使我国企业劳资收入分配正义的实现,笔者认为,应当在分配正义原则的基础是建构我国企业劳资收入分配正义原则,具体包括按贡献参与分配原则、平等分配原则和基本生活所需原则。其中,按贡献参与分配原则是指企业根据劳资双方所投入的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对社会所做贡献大小向劳资双方支付相应报酬的原则。劳资双方所获得的相应收入是其生产要素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但其实质是劳资双方所投入的生产要素在投入生产时对社会所作贡献的回报。平等分配原则是指在企业劳资收入分配中,劳方和资方享有平等分配企业收入的权利,能够平等地参与到企业劳资收入分配中,并且获得与其贡献相应收入的原则。平等分配原则在要求劳资分配权利在配置上平等的同时,并不止步于权利平等,而是要求超越权利平等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充分考虑劳资之间的客观差异,对处于弱者地位的劳方予以倾斜保护,防止资方利用其资本优势剥削劳方,从而实现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有机统一。基本生活所需原则是需要原则是指劳方在企业劳资收入分配中所分配的收入必须能够满足劳方自身及其供养家属的基本生活所需的原则。该原则是专门针对劳方收入而言的,为劳方收入设置了底线,即无论劳方贡献大小,劳方收入都不得低于劳方自己及其供养家属的基本生活所需的份额。笔者通过数据分析和实证考察分析,认为我国现行企业劳资收入分配偏离了分配正义。这一“偏离”总体表现为：资方收入过高,劳方收入过低,资方收入挤占劳方收入,劳方未能从企业及社会经济发展中同步受益。具体表现为：(1)劳方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企业劳方收入加上农民工收入,还不到GDP的22%,这与西方发达国家雇员报酬占GDP比重平均高达50%以上形成了鲜明对比；(2)企业(资方)收入,包括政府收入在GDP中占比逐年呈上升趋势,而劳方收入在GDP中占比却逐年呈下降趋势；(3)劳方收入总额虽然逐年在增加,但是增长速度却远远不及企业(资方)收入及政府收入的增长速度；(4)劳方收入被企业(资方)肆意压低、拖欠、克扣、赖；(5)企业利润侵蚀劳方工资；(6)资方独占企业剩余；等等。导致企业劳资收入分配偏离分配正义的法律原因如下：第一,“以资为本”的立法指导思想下的企业劳资收入分配法律法规引导、纵容企业在劳资收入分配上偏重资方利益；第二,劳资权利配置不平等,劳动力产权法律缺位,劳方不能参与企业剩余分配,企业剩余为资方独占;第叁,劳方工资权立法保障不足,我国工资立法从最低工资立法到工资集体协商、工资正常增长立法等都存在诸多问题；第四,企业劳资收入分配政府作为义务规定不够,政府在企业劳资收入分配中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严重；第五,工会保护劳动者工资分配权益不力。针对我国企业劳资收入分配偏离分配正义的法律原因,在完善对策上,笔者建议从企业劳资收入分配立法的法律理念、法律原则及具体法律制度叁个层面进行完善。在法律理念上,应当变“以资为本”理念为以人为本理念、劳方利益倾斜保护理念、劳资共赢理念和公平分享理念。以人为本理念不仅要求以劳方为本,而且要求以资方为本；赋予劳方和资方平等的法律地位；视劳方和资方为目的,而非手段；防止劳资之间的过度分化。劳方利益倾斜保护理念要求通过看似不平等的法律制度设置对处于弱者地位的劳方利益予以倾斜保护,从而实现劳资利益的实质平等。劳资共赢理念要求立法引导企业经营以实现劳资双方各自利益最大化为内在精神和普遍范型。在“资强劳弱”格局下,坚持劳资共赢理念就是要善待劳方,善待劳方也就是善待资方。公平分享理念要求立法保障劳方和资方公平分享企业发展成果。它意味着劳方不仅能够获得满足其自身及其供养家属基本生活所需的工资收入,而且能够参与企业剩余分享。在法律原则上,我国企业劳资收入分配立法应当坚持劳方生存权保障原则、劳资利益统筹兼顾原则和企业效益最大化原则。劳方生存权保障原则在于保障劳方在劳资利益博弈中能够基于法律规定获得满足其自身及其供养家属基本生活所需的收入；劳资利益统筹兼顾原则要求企业劳资收入分配立法要兼顾劳资双方的利益,不能顾此失彼或厚此薄彼；企业效益最大化原则旨在通过立法引导、规范、促进企业这一蛋糕做到最大化,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劳资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在具体法律制度完善方面,首先要确立劳动力产权,将劳方企业剩余索取权法定化,为劳方参与企业剩余分享提供法律依据；其次,完善我国工资立法,切实保障劳方工资权的实现；再次,强化政府在企业劳资收入分配中的作为义务；最后,将工会保护劳方工资权益职责真正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 国有商业银行工资分配制度改革构想[D]. 许军平. 西南财经大学. 2001
[2]. 国有矿山企业管理创新的模式研究与实践[D]. 玉子庆. 中南大学. 2004
[3]. 制度变迁中的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分析[D]. 牛飞亮. 中国人民大学. 2000
[4]. 中国转型期城镇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研究[D]. 王朝明. 西南财经大学. 2003
[5]. 国有商业银行激励机制创新研究[D]. 罗军. 西南财经大学. 2003
[6].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过程中的工会作用研究[D]. 王东昱. 东北师范大学. 2012
[7].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激励与约束机制研究[D]. 李永焱. 西南财经大学. 2009
[8]. 国家教育政策对基层教育管理的影响研究[D]. 全力.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9].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发展研究[D]. 姜英华. 兰州大学. 2016
[10]. 我国企业劳资收入分配正义研究[D]. 夏芸芸. 华中师范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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