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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由于党和政府对世界历史研究的重视、全国世界历史工作者的努力，我国的世界史研究硕果累累，成绩裴然。这使本刊有可能选择有时代性、理论联系实际、“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历史性和现实性、符合当代中国历史发展需要的成果和佳作，奉献给读者。
选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方面有创意的文章，以加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历史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发扬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指导我国世界历史研究的传统，弘扬民族精神，是本刊在选稿中的优先考虑。于沛同志的文章《弘扬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民族精神——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成立40周年》，正是本刊需要的这种类型的作品。
在这篇文章中，于沛同志指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自萌生时起，就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具有不同的内涵，但它是世界历史研究的灵魂。虽然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爱国主义是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基本立场这一点没有变化。因此，弘扬和培育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优秀传统和民族精神，自觉地将世界史研究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使中国世界史研究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做出更加辉煌的贡献，是非常必须的。[1]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对全球史观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今年本刊介绍了国内外研究全球史观的文章。为了加强对国外学术信息的了解，本刊特别注意介绍国外的有关文章，其中有美国《世界历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主编杰里·H.本特利（Henry H.Bently）的文章。
杰里·H.本特利从美国人的角度，对20世纪出现的具有全球视野的各种世界史研究范式进行了综合的评述。杰里·H.本特利认为，真正的具有全球意义的世界史研究是在20世纪出现的，他们可以分为历史哲学、社会科学和专业历史研究三种。
20世纪早期的历史哲学，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分析框架，提出了不同文化传统之间交流的有意义的问题。
50年代和60年代，在美国流行现代化分析理论。现代化分析理论关注经济发展、城市化、工业化等现代社会的重要问题。又现代化分析理论，派生出依附理论。在美国的各种学派中，坚持依附论和世界体系的学者认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体系是理解现代世界的关键，而研究工业历史的学者则注重对具体历史过程的分析。
到80年代后，强调生态史的研究。生态史成为用全球史观研究现代世界的基础。杰里·H.本特利指出，虽然上述的研究各有突破，以及不足，但是都对全球视野的世界历史研究做出了贡献。他的许多观点，虽然仍有可以进行探讨的地方，但是他的主要观点是正确的，有助于了解中国对相关理论的研究。[2]
中国学者在史学理论上也有精彩的论述。郭宇春在《简论20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是相对于19世纪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而言的。整个20世纪上半叶是新旧史学斗争抗衡、交替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新史学取代了传统的旧史学。新史学强调把历史研究扩大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注重分析、解释，主张打破学科界限，提倡跨学科研究。
虽然郭宇春提出的许多有见地的看法，值得人们去思考。但是他有一些提法，也是存在问题和需要商榷的。例如他认为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主张史料即史学，写史必须客观、公正，认为只有到历史档案和历史文献中挖掘史料，才是真实、可靠的。[3]
如果把这种提法与作者在上文中提法放在一起思考，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即，如果旧史学仅指兰克学派，那20世纪50年代新史学是否就完全取代了兰克学派？如果完全取代，是否有局限？目前在中国史学界，特别是一些主流的和处于领导研究潮流地位的刊物，流行着一种看法：他们过分强调一种观点，即只有依据档案材料做出的文章，才是好文章。只有“依据档案材料做出的文章，才能产生好文章”的论断，是否就100%正确呢？用二手材料是否能做出好文章，甚至做出突破性和创新性文章呢？其实，这些问题是见仁见智，非常值得讨论，以得出正确的答案。[4]
在强调选用论述历史观文章的同时，本刊很重视从新的视角，对传统基础理论课题进行研究的文章。
徐台榜的《论十字军对欧洲文艺复兴的推动作用》、毕会成的《雅典贵族与民主政治——雅典民族政坛上的贵族现象探析》[5]、李海峰的《试论古巴比伦时期土地租佃中的租金比率》[6]、徐浩的文章《前工业社会中的城市结构与市场导向》[7] 等都是这方面的佳作。同时，为了了解西方学术观点，本刊也复印了一些外国人写的有关论文，如法国人P.韦纳的《何谓罗马皇帝？——‘帝者，神也’》[8]等论文。
今年本刊非常关注的另一重点，是研究近现代资本主义强国的兴衰。如张宏毅的《美国、苏俄兴衰的历史经验及启示》[9]、钱乘旦的《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世界强国”问题》[10]、以及袁伟时《大国兴衰之五大枢机》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11]
介绍一些具有史料价值和颇有见地的文章，对促进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是必要的。令狐若明的《古代埃及的档案》[12]、李丹惠的《20世纪60年代美中央情报局对中苏关系的评估——对美国情报委员会最新解密档案的分析》[13]和沈志华的《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对日和约——东亚冷战格局的三部曲及其互动关系》[14]等，都是建立在翔实史料基础上的好文章。
重视从历史的视角研究当代重大前沿课题，是本刊特别关注的问题。李世安的《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历史考察》[15]、赵士国的《19世纪俄国的恐怖主义及其批判》[16]、龚敏的《早期斯图亚特英国贵族官员腐败行为剖析》[17]、和李工真的《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洲际移转》[18]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些研究成果，反映了当今我国的世界史研究，与世界各国世界历史研究的潮流是一致的。
在书评方面，本刊复印了一些言之有物的文章，特别是注意复印批评性和争鸣性的文章。如钱乘旦的《“脑子里装着自己的问题和前途命运”——评〈欧洲文明的进程〉》，提出欧洲的文明，是科学与民主的观点，并分析了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19]吴冰冰的《学术与偏见——从〈错在那里?〉看伯纳德·刘易斯的中东史观》，批判了西方学者在中东史研究中的偏见。[20]
但是本刊今年选文的最大亮点，是选用了大量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文章。
今年对二战史的研究非常有特色。这些特色是：中国学者用自己的理论和话语来阐释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加注重对二战史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注重二战的反法西斯主义性质的研究、注重对苏联和世界各国共产党对反法西斯主义战争做出的贡献、注重对中国抗日战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贡献、注重二战对战后国际关系影响的研究、以及注重对二战遗留的重大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研究。我国对二战的研究，还集中在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研究上和战后日本对侵略战争的态度问题上。
战后，日本并没有认真反省，认罪悔过。相反，力图否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千方百计为自己的战争罪行辩护。中国学者用大量事实，驳斥了日本方面的谬论，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为了更好地反映这些研究成果，从第4期起到第12期，本刊开辟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专栏。在第8期，还出版了《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专刊》。专刊设“专稿”、“综合研究”、“欧洲战争策源地与欧洲战场”、“亚洲战争策源地与亚洲战场”、“档案与资料”、“问题与思考”、“研究综述”等栏目，选用了一些创新性成果，揭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件和档案资料，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今年我国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研究的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历史的研究中，新的成果并不等于就是价值最高的成果。因此，本刊对过去研究二战史的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例如由于今年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 周年，我国给予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的贡献予充分的肯定。这也是今年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活动的主题。在这方面，著名学者齐世荣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战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中，大部分西方学者都不愿意承认中国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巨大贡献这一事实。在他们所著的二战史著作中，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大都语焉不详。有的寥寥数语，一带而过，有的甚至避而不谈。对此，齐世荣先生在1985年第16届世界历史科学大会上，提交了《论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论文。该论文根据相当丰富的英、日、苏等国的史料，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地位。齐世荣先生在大会上用英文发言后，引发了很大的反响，引起了与会者的重视。
齐世荣先生的这篇文章，是百年来难得的珍品。鲁静的文章《中国抗日战争对二战胜利的贡献——著名学者齐世荣教授访问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21]应当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超过他的研究水平的文章问世。
在对二战史的研究中，本刊还选用了驳斥日本学者在对侵略战争的认识上、对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南京大屠杀的史实考证问题、战争赔偿问题、德日对待二战态度差异与原因分析、天皇在二战中的战争责任问题、日本靖国神社问题、慰安妇问题、日军强制劳工问题、日军在华进行化学战及其战后遗弃化学武器的问题、中国战争期间财务损失的统计问题、以及日本战时公债遗留问题及其他等等问题上的态度等方面的文章。
为了更多地了解世界学术界世界史的研究状况，本刊注意到了复印国外的有关研究综述与概况。郭海良的《近年来英美学术界关于‘不列颠史’研究的概况》[22]，就是一个例子。
对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近年来基本上不再受到重视。目前我国正在进行马克思主义振兴工程，对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行研究，有利于深入地了解马克思主义、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振兴。因此，本刊复印了阎照祥的文章《国际共运史：世界近代史研究中的模糊点”，以期引起人们注意对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23]
重视学科建设是本刊的一贯宗旨。虽然今年相关文章较少，但是还是有何芳川、钱乘旦、余伟民、王伟和徐蓝等人关于《世界史和世界史体系》问题的论文。[24]
本刊还结合研究成果的内容，开辟了一些新的栏目。如开辟了“生态环境史专栏”，介绍了一些国外的有关文章，探讨在工业化过程中，西方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做法。本刊保持了原有的专题研究和其他有关的栏目，以保持本刊的风格。
总的来说，今年选用的论文，基本反映了当代中国世界史学者的研究水平，适应了世界历史研究之潮流。当然，全国世界史研究的优秀成果极多，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复印，恳请读者原谅。在新的一年里，本刊将选用更多更好的优秀研究成果，特别是选用精品，提高刊物质量，求索奋进，不断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