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品格教育的深层透视--兼论中西方道德教育的划分_公民意识论文

美国品格教育的深层透视--兼论中西方道德教育的划分_公民意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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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14)08-0014-06

      随着品格教育在美国社会的再度复兴,学界对它的关注也逐渐增加。海内外的相关研究将品格教育与品德教育相提并论。我国的相关研究直接将品格教育当作道德教育(品德教育)来阐释,用我们的德育概念解读美国的品格教育。实际上,美国的品格教育与我国的品德教育分属不同的话语体系,在不同的语境下内蕴的价值理念也相差甚远。即便中西方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这些概念,我们也应在深层次上注意厘清两者在理路上的分野。

      一、公民教育话语体系中的美国品格教育

      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下,与我国德育或思想政治教育相对应的是公民教育。美国的品格教育属于公民教育的范畴,是公民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公民教育由三个部分组成:公民知识、公民技能与公民品性。而品格教育就是专门负责培育公民教育体系中的公民品性的,它与公民知识的传授和公民技能的训练相互并列,是为维护和改善宪政民主而培育民主公民基本品质的教育。因此,它在本质上属于政治教育的范畴。[1]

      按照美国人自己的解释,公民品性包括私人品格与公共品格两个方面,意即“维护和改善宪政民主所必需的私人品格与公共品格中所包含的所有品质”。换句话说,私人品格与公共品格两个方面构成了公民品性。而品格教育就是公民品性得以实现的手段,是公民教育的内化。私人品格中的品性,如道德责任、自律、尊重每个人的价值和人类尊严,都是必需的。公共品格中的品性,如公共精神、礼貌、尊重法治、批判性的头脑与倾听他人意见、商谈和善于妥协等品质,对于民主的成功也是不可或缺的。

      美国1991年颁布的《公民教育大纲》和1994年颁布的《公民学与政府国家标准》,确认了那些对于个人的政治功效、政治体系的健康运作、尊严与价值意识以及共同利益意识起着重要作用的公民品性。这些私人品格与公共品格的品性可以简短表述如下:

      (1)成为一名独立的社会成员。这一品性包括自愿尊崇、自我施加的行为标准,而非要求外部的强迫控制;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履行民主社会中成员的道德和法律义务。

      (2)承担公民个人政治的和经济的责任。这些责任包括照料自己,支撑家庭,照顾、养育、教育子女。还包括对公共问题、投票、纳税、在陪审团服务、履行与自己才能相应的公共服务以及在领导岗位上服务的知情责任。

      (3)尊重个人价值与人类尊严。尊重他人意味着倾听他们的意见,以礼貌的方式行事,考虑其他公民的权利与利益,以及坚持多数人统治原则,但是承认少数人持有异议的权利。

      (4)以有创见的和有效的方式参与公民事务。这一品性要求公民在投票或参与公共辩论之前承担知情的责任,进行富有见识的谈话,以及在适当的时候担当领导的责任。同时,也承担评估的责任,即作为公民,是否和何时需要使个人的意愿和利益从属于公共利益。

      (5)促进宪政民主的健康运作。这一品性包括对公共事务的知情与留意,学习和思考立宪价值与原则,监督政治领导人和公共机构对这些价值和原则的信奉程度,并在这种信奉缺乏时采取适当的行动。这一品性同时还使其公民通过法律手段来改变他们认为不明智或不公平的法律。

      可见,在不同的语境下,美国的品格教育与我国品德教育的内涵并非是对等的。我国品德教育是道德教育体系中的重要部分,有其特定的内涵。虽然品格教育与品德教育具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二者联系的性质并不足以表明它们可以混合为具有共同规律的同一种社会实践活动。

      从公民教育研究的学理来看,公民品性表示的应该是个体的品质和公共的品质,类似于我们经常所说的“私德”与“公德”,但二者又有不同的指向。经过对这一概念的仔细斟酌,我们至少可以澄清许多人长期以来对公民教育理解上的认识误区:公民教育侧重于培养公德而非私德。事实上,在现代公民教育的理念中,个体的德行被看做是一个重要的公共问题。就是说,公民教育在对公民品性的培育中,既注重培养公德(公共精神和公共品格),也注重培养私德(私人美德和私人品格)。

      公民品性在公民教育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和关键的地位,如同托克维尔所称“感情的习惯”(“habits of the heart”,与“habits of the mind”相对),其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分的。作为民主基础的包括私人品格与公共品格的公民品性,从长远来看,或许比公民可能拥有的公民知识或公民技能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美国人认为,自由存在于公民的心目之中,当它在那里消失,没有任何宪法、任何法律、任何法庭能够拯救它,甚至能够帮助它做点什么。而当它在那里存在时,它不需要任何宪法、任何法律、任何法庭来拯救它。所谓“habits of the heart”实际就是公民教育的最终目标,因而品格教育总是与公民教育相提并论,甚而至于成为公民教育的别称。

      当然,美国学界也有很多学者使用道德教育概念,用以指称品格教育乃至公民教育。不过,如果我们进一步审视其道德教育之所指便不难发现,他们实际是在公民教育或品格教育的意义上来使用道德教育这一概念的。例如,杜威的道德教育理论就认为,道德教育的最高目的便是培养美国社会的民主公民。就是说,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下,在其特定的语境中,这些概念所蕴含的意旨,均统一指向了公民教育的价值理念。道德伦理价值被看做是自由民主政体的基石,因而这些价值理念总是与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相提并论的。

      二、美国品格教育的文化传统及历史渊源

      由对美国品格教育的透视延伸至整个西方德育,其理路分野是清晰可见的。西方德育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分别确立了自己的历史主题,即古希腊的民主教育、古罗马的法制教育、中世纪的平等教育、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由教育、启蒙运动时期的天赋人权教育、现代西方的公平正义教育,形成了与其他文明大为不同的价值理念。

      希腊城邦与民主教育。西方文明在其源头即希腊城邦时期,就开始了其城邦民主公民教育。其中,雅典城邦民主制成为古代民主制的典范,它的建立是与其城邦的公民意识分不开的。在雅典公民看来,城邦是平等和自治的,其表现之一就是他们是城邦的主人。亚里士多德把非城邦政治称为“野蛮政治”。公民意识就是公民认识到自己是城邦的主人,因而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以实现作为城邦主人的心理状态。因此,公民意识就是城邦意识,即主人翁意识和法律至上意识。雅典民主制的确立,承认了公民主人翁地位,实现了其当家做主的愿望。这在公民意识的形成中是至关重要的。梭伦还制定了一项法律,提倡公民关心政治,禁止公民在国家发生动乱时持观望态度,否则将被剥夺公民权。

      雅典民主制和公民意识是相辅相成的。民主制使雅典城邦公民成为主人,他们也意识到这一点,为城邦服务即为自己服务,与城邦荣辱与共。因此,他们不仅建立了保障城邦的各项政治法律制度,而且使之不断完善并得到切实执行。反过来,民主制度使雅典人受益匪浅,更增强了其主人翁意识。雅典被称为“全希腊的学校”,其民主制和公民意识都影响甚远。

      罗马法学与法制教育。古罗马人的最大成就,无论就其本身的固有价值,还是就其对世界历史的影响而论,无疑是他们的法律。在创立和完善罗马法的过程中,罗马法学家最早赋予法律以权利的正式含义,把法律看成确认和捍卫权利的规则。同时,把蕴涵于自然法中的自由、平等理念转化为实在法的原则。正是罗马法学家这些朴素的法的理念的表达,揭示出法治的核心要素,从而奠定了古罗马在西方法治思想史上的卓越地位。

      在古罗马,法治在更大程度上被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罗马人不是有关法治理论的首创者,他们却首先实践了一种制度,创造了一种形式化的法律体制。古罗马的法治实践是整个西方法治发展的历史前奏。其基本法《十二铜表法》是古代西欧最著名的成文法之一,学习《十二铜表法》是罗马家庭教育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十二铜表法》对贵族滥用权力作了限制,按律量刑,贵族不能再任意解释法律。它是后世罗马法的渊源,对于中世纪和近代欧洲法学也有重要影响。

      宗教神学与平等教育。基督教自从被罗马帝国确定为国教以来,就从民间受压迫者和穷苦人民的宗教变成了官方的意识形态。其教义的相当一部分被用来为统治秩序服务,如要人们逆来顺受、学会忍耐、服从命运。这些内容基本上是保守的、排斥民主革命的,因而成为中世纪政治神学的主要内容。然而,基督教教义还存在另外一面,这是它原先作为下层人民的宗教时就包含的某些积极的内容,因而也被近代的自由民主主义者用来论证民主革命的理论。这些教义包括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观、作为普世道义基础的自然法、普天之下皆兄弟的博爱观念等。早期基督教中关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有力地促进了罗马人的平等意识。基督教在否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别的同时,也否定了人在心智上可能存在的等级。它认为在精神上每一位信徒都是同等地与上帝相通的。基督教的平等观念基于对人的理解的两个前提:一方面,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是有罪的。就是这样一种所有人在心智上平等的观念,最终导致了新教的产生。

      目前西方社会通行的自由和权利学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基督教影响的结果,其经典阐述者,如圣安布罗斯、斯蒂芬·兰顿、约翰·洛克、孟德斯鸠、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士·麦迪逊等,都从人类自由乃出于上帝所赐的基督教观念中汲取营养,从基督教基本教义推导出自由和权利观念。

      人道主义与自由教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首先开辟了通向自由主义的大门。自由主义运动是欧洲中世纪末期以来,以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发端,人们开始对封建主义宗教文化的彼岸神性观念和对人性及人自身价值否定的思想展开批判、斗争,并不断地建立起新的人类世俗主义生活理想和现代文化体系的新文化运动。

      文艺复兴运动的思想基础是“人道主义”,主张尊重自然和人权、个性的自由发展,反对天主教会用神权扼杀人性,主张享乐主义,反对禁欲主义,提倡科学与文化,反对迷信。这些都是与中世纪宗教神学针锋相对的。人道主义者指出,主宰世界的不是上帝而是人,从而肯定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力量与人的伟大,认为人可以创造一切。他们肯定现实、肯定人性,指出天堂不在来世而在现世,不在天上而在地上。人生的目的是对现世美好生活的享受。人的欲望应得到满足。自由主义世界观在本质上是人道主义的,其根本特征是世俗化。它强调人的幸福和尊严、人的欲望、人的意志,它把人而不是把上帝或其他更高尚的事物作为目的。文艺复兴在解放思想尤其是对人的解放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开创了资本主义的先河,为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它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

      启蒙运动与天赋人权教育。启蒙运动,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斗争的继续和深化,也是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理论准备阶段。启蒙思想家从人文主义者手里接过反封建、反教会的旗帜,进一步从理论上证明封建制度的不合理性,从而提出一整套哲学理论、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要求建立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他们用政治自由对抗专制暴政,用信仰自由对抗宗教压迫,用自然神论和无神论来摧毁天主教权威和宗教偶像,用“天赋人权”的口号来反对“君权神授”的观点,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来反对贵族的等级特权。他们用这些思想启发教育群众,去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进而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

      人权的提出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用天赋人权学说来发动群众推翻封建统治,成了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争夺政权的精神武器。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欧洲的普遍发展,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封建专制制度已成为资产阶级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为迎接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他们用新的思想理论武器,批判专制主义、教权主义,号召消灭王权、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追求政治民主、权利平等和个人自由,为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了一套政治构想。人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出的,它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天赋人权观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权”概念,对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起了积极作用,也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利用这一概念,并引申出符合自身要求的人权内容提供了基本前提。

      民族主义与公平正义教育。在现代西方教育革新的过程中出现的教育思潮,渗透了浓厚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实际上也构成了推动西方教育现代化的较深层的动力。一方面,迅速发展的工业化促进了学校的蓬勃发展。随着社会改革和经济复苏期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工业化国家认识到教育对国家繁荣昌盛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政治民主化运动在教育上的反映,就是各国劳动人民和民主进步人士要求废除等级性的教育制度和争取教育的民主权利。

      首先,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加剧了各民族国家间的竞争,而教育则是民族国家之间进行竞争的有效工具;从国家内部来说,民主化进程必然使民主的要求在教育中得到体现。两者里应外合,促进了教育现代化的发展。[2]而“推动教育现代化的外部复杂动力系统应当是‘双元革命’引发下的政治民主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经济工业主义等构成的一个网络动力系统,而不是一维的工业革命引发的经济工业主义动力”。[3]其次,民主主义成为许多国家教育发展的方向。扩大中等教育的范围,加强中等教育与初等教育的联系,加强教育改革与社会发展的联系,构成了各国教育改革的主旋律。现代教育革命基于机会平等的主题,在已经过去的300多年里,这种机会平等的思想使人们形成了要求得到免费教育机会的理念。而通过制度的调整来促进教育公平,是世界近现代教育民主化进程中的一条重要原则,它是伴随着教育民主化和现代化的过程逐渐展开的。

      可见,当代西方的公民教育理念,与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理论,或者一脉相传,或者截然不同,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代以来,由于公民教育在西方国家的重新崛起,关于公民教育的各种思潮纷纷涌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民教育成为西方政治哲学、教育理论关注的热点,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和观点,其中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社群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公民教育思想颇具代表性。当代西方所流行的公民教育的主要思想流派,所探讨的主题在历史发展中均有踪迹可寻。这条清晰的发展线索,从其源头开始,就已经与我国的道德教育形成了巨大的差异,形成了中西方德育在理路上的分野。

      三、美国品格教育的借鉴意义

      对美国品格教育的梳理与归纳总结,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品格教育与品德教育,就其字面表述似乎只是一字之差,然而其背后所隐含的价值理念却是非常丰厚的,值得借鉴与反思的东西也是相当丰富与深刻的。

      那么,美国品格教育中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对于我们具有怎样的意义呢?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西方公民教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这些特点呢?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曾深刻地指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4]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思想家看来,“伦理的觉悟”就是“要求人权和公民权”、追求权利义务之统一的道德觉悟,就是追求公平正义的现代公民觉悟。人权和公民权的首要内容就是自由和平等,而从根源上讲,这些权利观念是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在寻求和认同源自西方文明的权利价值观、争取“伦理觉悟”的艰难斗争中,一直遭遇到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顽强抵抗。

      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专制主义文化和臣民文化。梁启超曾说:“权利观念,可谓为欧美政治思想之唯一的原素。”[5]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闻所未闻的自由、平等、民主等概念传入中国以后,曾长期被视为“异端邪说”,受到封建文化的排斥和消解。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用自由、平等、民主等民主主义的新文化新道德,猛烈地挞伐封建专制主义的旧文化旧道德,为启发中国人的伦理觉悟即现代公民觉悟,为中国道德文化的进步和变革作出了贡献。

      然而,“五四”先贤们所期盼的中国人的现代公民觉悟,至今尚未合乎理想地见诸现实。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鲜明地昭示: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最根本、最艰难且最有决定意义的变革,不是经济或政治的变革,而是文化的变革,亦即由传统的臣民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的转型。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强烈地呼唤着这一亘古未有的文化转型;而其最后完成,端赖一代又一代充满现代伦理觉悟的中国公民为之长期奋斗。

      民主与法治、自由与平等、公平与正义以及人权等价值理念,不仅是全世界认同的共同价值,也是公认的常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排斥这些价值理念,相反,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有关论述可以说比比皆是。马克思说过:“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6]但自1949年建立新中国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我们误将“自由”、“平等”、“人权”当作资本主义的专利而大加挞伐,因而实际上助长了自由、平等、人权思想的死敌——封建专制主义的死灰复燃,以致酿成了“文革”那样的大劫难。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经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涤荡洗礼,我们才开始回归马克思“要求人权和公民权”的道德理想。这一历史性进步的重要标志是,2004年3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庄严地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没有高度发达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也难圆复兴中华民族的中国梦。

      就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言,有关公民、公民教育、公民意识、公民文化等价值理念,也均被纳入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之中。从中共中央关于培育“四有公民”的提出,到《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颁布,再到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加强公民意识教育”的表述以及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均表明了公民教育价值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互契合及对接。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已经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应有之意,成为我国社会广为传播的基本常识。

      中共中央继2001年9月颁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后,2007年10月,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党的十八大报告凝练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从“公民”的角度进行现代道德建设,而且公民教育也将在党和国家以及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倡导下得以正式启动。对美国公民教育体系中的品格教育进行研究,并与我国道德教育体系中的品德教育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我们努力培育公民意识,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其理论启示意义和实际借鉴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周辅成先生多次指出,新世纪的伦理学,不能只是“爱人之学”、“利他之学”,还应当成为“社会公正之学”,因为一个没有公正的社会,比一个没有仁爱、没有理性的社会更为冷酷、黑暗和可怕。人类道德史表明:“没有公正,便没有道德;没有公正论,便没有伦理学”。[7]实际上,在西方,自罗尔斯的《正义论》于1971年出版以来,社会公正理论已经成为重大的学术领域,而伦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社会公正之学。蒂洛在考察了从古至今的人类道德体系后断言,人类社会很难看到不关心公正的道德体系。有了人才有道德,而讲道德就要做好事。做什么好事呢?当然是做正当之事、公正之事。所以,蒂洛为他的五条道德原则所确定的主次序列是:生命价值-善良或正当-公正或公平,其后是说实话或诚实与个人自由。[8]

      要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首先要确认有关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因为公正原则的要义就是要恰当地处理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这就是公民教育(品格教育)的使命,指引人们追求公平正义的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核心价值追求,就是说,追求社会公正或公平正义的伦理觉悟是人类社会和人类道德的核心价值。

      就当前而论,国人之缺乏公民意识或公民伦理觉悟,仍然是中国同发达国家的最大差距。而要解决这一问题,从根本上说,只有靠公民教育(品格教育)的发展和成熟,舍此绝无它途。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公民教育,使在中国大地上因循守旧生活了几千年的中国人成为有现代意识的公民,成为独立的、自由的,能主动追求自己的幸福,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文明的公民,这既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障。这样的公民教育,显然必须奠基并蕴含于弘扬“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的公民品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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