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守内虚外”国策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北宋论文,国策论文,守内虚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3)05－0114－08
北宋建国伊始就面临着比较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宋太祖及其继任者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在与周边政权的斗争中渐渐确立了“守内虚外”的国策。
一、关于“守内虚外”的学术回顾及内涵界定
“守内虚外”一词最早出现在南宋吕祖谦的《历代制度详说》卷10《屯田》中，吕氏抨击当时的防务道：“夫警备于平居无事之时，屯守于阃奥至安之地，未尝有一日之战，而上下交以为至难，此所谓斥地与敌，守内虚外，以常为变，以易为难者耶！”①
吕祖谦批评了当时本末倒置，不把重兵屯戍在边缘要冲，而是屯聚在内部“阃奥至安之地”的戍守方式。他认为，“天下固不当有防内地置重兵而谓之守者也，委长淮之扞蔽，弱襄汉之镇抚，或自庭而堂、自堂而室守之，可乎？”吕祖谦进一步又批评了“斥地与敌，守内虚外，以常为变，以易为难”的政策。
邓广铭先生在《中国史纲要》中首先指出北宋统治者采用了“守内虚外”的治国原则，“在统一南北方的割据政权以后，北宋统治者对于军队的使用、分布和屯驻，采取了‘守内虚外’的原则，在边防地带依然只驻有仅仅可资防守的部队，把大部分军队驻屯在诸州郡的冲要地区，专力镇压各地的农民大众。”②邓先生从军事部署方面指出，北宋统治者采用了“守内虚外”这一原则，主要表现为不关注境外或者不敢与草原民族一争雄长，专力镇压内部可能叛变势力。漆侠先生认为吕祖谦提出的“守内虚外”这种边防政策“虽然是以南宋为靶子，但是他的矛头所向，则指向了北宋，指向了宋太宗”③。高粱河之战失利是宋太宗“守内虚外”政策转换的关键，在遭受了战争失败和赵德昭险些政变的两重打击下，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付那些可能内部反叛的力量上，而武将则是宋太宗用心预防的重点。在当时民族矛盾作为主要矛盾的历史条件下，他无时无刻不在“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将预防内患、奸邪作为头等大事，而把预防外患放在了次要地位，也就是把“守内”放在第一位，把防边放在第二位，将“守内虚外”发挥到了极致。王曾瑜先生进一步阐发了漆先生的观点，认为“守内虚外”政策始于宋太宗，宋真宗在遵守猜忌武将这个祖宗家法的基础上，更加变本加厉，对处理西夏和金的关系上，往往依照战而后和，和而后安的格式行事，以“和戎为利”，换得屈辱的和平，至宋高宗则逐渐转向了“斥地与敌”④。多年来几位先生的看法成为了学术界的主流观点，研究者大致在此框架内进行讨论。
然而近几年来，有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李立先生在《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方法论批判》⑤中，反对“守内虚外”政策始于太宗这一观点。他认为吕祖谦在《历代制度详说·屯田篇》中批评的是南宋的防御政策——“守内虚外”。李合群先生在《北宋“守内虚外”国策质疑》⑥一文中，认为北宋“守内”力量相对薄弱，尤其是京师禁军因“更戍”、外遣等原因力量不断削弱，且在外敌进攻时也不能进行有效抵抗；相比之下，“守外”力量——防御辽和西夏的力量却得到加强。因此得出结论“守内虚外”之说有悖于北宋史实。
笔者认为“守内虚外”有两层含义：开始“守内虚外”的确是从军事层面来讲的军队部署政策，但应注意到在此期间历史场景的变化。起初统治者把主要军队从对外转向对内处理藩镇割据问题，但很快随着辽和西夏的崛起，宋不得不把军队重新布置在边防。“守内虚外”起初是现实需要，但太宗后期、真宗、仁宗战事频仍阶段仍将注意力放在内部统治上，对外实行消极防御。随后“守内虚外”内涵扩大，即发展成一种治国思想，国策的体现。“守内”是如何在中央内部防止“奸邪”，即防范内部可能颠覆政权的力量，并且有效防范并镇压社会不安定因素如农民起义、地方叛乱等，从而维护赵宋家天下的统治局面；“虚外”是一种对外态度，即以不生事为原则，不主动进攻，消极防御，尽量避免正面冲突，随后发展成以“和戎”为利。
二、“守内虚外”国策产生的背景
(一)宋与少数民族政权实力相当，呈对峙态势
宋初的统治者并没有完成民族大一统的成算，特别是对辽朝和秦、灵以西的地区，自宋建立初期就不在宋的疆域范围之内，且少数民族军事实力优于宋方，君臣不愿也无力对外采取积极的政策。而在几次对外战争遭遇失败之后，宋方君臣畏葸胆怯，尤其是雍熙北伐的失败，损失了大批精锐，太宗意识到宋朝军队战斗力与契丹军队之间的差距，放弃了收复幽蓟的企图。除了契丹，宋朝西北部的党项人在其杰出首领李继迁的领导下，与宋展开了一系列反吞并的战争，宋无法彻底剿灭李继迁的武装，宋方认识到与西夏的军事差距，如丁度所说“羌戎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不如也。隘险倾侧，且驰且射，中国之技不如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不如也。为今之计，莫若谨亭障，远斥候，控扼要害，为制御之全策。”⑦丁度指出宋朝的骑兵、武技都不如西夏，最好的方式就是采用防御政策，不主动进攻。宋方西北两面都遇到了极大的国防压力，且都不能消灭对方，因此军事策略上渐趋保守，逐渐以防御为主，维持一种对峙的状态。
“澶渊之盟”达成以后，宋朝结束了与辽国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双方的关系走向正常化，同时宋与党项政权的关系也因为“景德合约”的签署而走向缓和，真宗后期和仁宗前期国防压力相对减弱，宋廷更加忽视战备，满足于一时的和平。李觏对此时朝廷的政策批评道：“天下无事，则卒伍放于冗从，器械束于故府，学军旅者指为凶人。一方有警，则旦收而暮教之，暮教而旦发之，人情焉得不惊，战阵焉得不败？至有以讲武为戏乐，用相夸视。先王之礼，没于淫乐中者，亦不足算也。”⑧庆历和议后，宋廷对军事关注度降低，“国家自西师讲和以来，天下以兵为讳，武事之不讲也久矣”⑨。神宗时期虽锐意改革，军事实力有所提高，但是灵州战役后，他也“深自悔咎，遂不复用兵，无意于西伐矣。”⑩
(二)“攘外必先安内”，以和戎为利
北宋初期，对外作战相继失利后，朝野上下体认到击败少数民族政权现实的困难，在计算战争所带来的利害得失后，强调“攘外必先安内”。赵普曾上书曰：“远人不服，自古圣王置之度外，何足介意”，“岂必穷边极塞，与戎人较其胜负？”他指出武将好战，“事成则获利于身，不成则贻忧于国”；又从维护皇帝个人利益出发，特别提出“兵久则生变”(11)的告诫。这句话触动到了太宗一直以来内心的忧虑。他认识到，与其花费精力与暂时威胁不了其统治地位的辽对抗，不如集中主要力量防范内部随时可能发生叛乱的“奸邪”。因此太宗晚年曾总结说“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唯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12)苏洵而后总结道“中国内也，四夷外也。忧在内者，本也；忧在外者，末也。夫天下无内忧，必有外惧，本既固矣，盍释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忧在外，今者夷狄忧在内，释其末可也，而愚不识方今夷狄之忧为末也。”(13)苏洵与太宗观点一致，认为应加强内部稳定统治，减少对人民的赋税剥削，再来考虑如何消弭外患。自二次伐辽失败后，宋朝对辽示弱，“自是宋不敢北向”(14)，对辽改为战略防守以求苟安。宋真宗时被迫应战，战而后和，和而后安，根本没有与强敌重新角逐的盘算。神宗是一位欲有所为的皇帝，但是，当朝大臣却深信“以德怀远”、“和戎为利”，对神宗的积极御边思想浇上了一盘冷水。熙宁元年(1068)，神宗召富弼进宫问边事，富弼对曰：“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15)神宗问张方平御戎之要，他回答说：“太祖不勤远略，如灵夏河皆因其酋豪，许之世袭……太宗谋取燕蓟，又内徙李彝兴、冯晖，于是朝廷始旰食矣。真宗澶渊之克，与契丹盟，至今人不识兵革，三朝之事如此。近岁疆场之臣，乃欲试天下于一掷，事成缴利，不成诒患，不可听也。”(16)虽然神宗想励精图治，但无奈满朝宰臣已经形成了不要轻易动兵，维持现状的态度。随后轰轰烈烈展开的王安石变法，企图达到“内则不能不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17)的愿望，但王安石仍劝导神宗注意力应转移到内政上，国富之后，再去实现其军事理想。(18)
澶渊之盟的出现，宋统治者从议和中获得了一种启示：“通过金帛赎买的办法不仅能够消弭边患，并且代价比用兵更小。”(19)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一月，王旦上书曰：“虽每岁赠遗，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20)后在对比武力与和戎时说“止戈为武，佳兵者，不详之器。祖宗平一宇内，每谓兴师动众，皆非获己。先帝时，颇已厌兵。今柔服异域，守在四夷，帝王之盛德也。”(21)后来富弼也指出：“真宗皇帝嗣位之始，专用文德，于时旧兵宿将，往往沦没，敌骑深入，直抵澶渊，河朔大骚，乘舆北幸。于是讲金帛啖之之术，以结欢好。自此河湟百姓，几四十年不识干戈。岁遗差优，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22)秦观指出“盖大辽自景德结好之后，虽有余孽，金帛绵絮他物之赂，而一岁不过七十余万……北边岁赂七十余万而兵寝士休，累世无犬吠之警”(23)，他们都认为因澶渊之盟向辽支付的岁币较之交战的军费开支，不过百分之一二，因此不算失策。庆历四年(1044)，宋同样采取了和买方式，签订庆历和议，与西夏议和。张方平上疏道“自古以来论边事者，莫不以和戎为利，征戍为害。”(24)这套为统治者消极防御作辩护的最佳说辞，不仅得到了北宋最高统治者的认同，并渐成为朝野人士较为一致的认识，说明宋代执政者在计算得失的思考下，满足于以经济手段而非武力方式应对边患。
(三)治国思想强调德治，讲究“华夷之辨”
唐太宗时期坚持“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25)的民族政策，至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儒学传统的“尊王攘夷”思想在宋朝被抬高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并且更加讲究“华夷之辨”。军事上宋多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难以与游牧民族一争雄长，但是无论在经济还是文化方面，宋又优于契丹和西夏，因此，北宋朝野士人在强烈忧患意识的同时，开始谨“华夷之辨”，认为作为宗主大国，礼仪之邦不应与弱小叛臣、夷狄争一时之长短，故应以德怀柔，“屈己含垢以安万人”(26)，李至、杨亿、张方平、司马光、苏辙等人，即是这一态度的代表人物。在当时文人的谈论中，大都体现了汉族政权理该世世代代处于统治天下的位置，而“四夷”对它们只能是臣属关系的思想。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撰《中国论》，开门见山推出的论点即是：“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27)天在上地在下，中国内四夷外，在石介所勾勒的这幅宏观结构的“世界”地图中，“中国”被狭义地理解作汉族政权的代名词。尹洙言：“夫君臣名号，中国所以辨名分、别上下也，国家统临万国垂九十年，蛮夷戎狄，舍耶律氏，则皆辞命而羁縻之，有不臣者，中国耻焉。”(28)苏轼也说“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譬若禽兽然，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乱。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29)理学的重要奠基者程颢认为：“外寇内侵，诸侯方伯明大义，而攘却之，慎固封守可也，若与之和好则召乱之道，是故春秋谨中外之辨。”(30)他们都认为统治者应加强内部的“德化”，以期游牧政权被中原强大的文化和经济能力所吸引，主动臣服，而不是采取武力手段强行征服。
宋人讲求“华夷之辨”在政治上的直接反映便是要求“屈己修好、弭兵息民”(31)，虽然注重实际的官僚士大夫持续不断地警告朝廷对外关系上的潜在危机，提醒巩固国防的必要，但是，比较理想化的官僚们则逐渐忽略了这一危机，还是坚持内既理则外自安，希望以德怀柔，并且认为与其耗费民力财力去打一场胜负没有成算的战争，而不如加强内部建设，维持现有统治的稳定。第一次北伐失败后，张齐贤即上书反对对辽用兵。他认为“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事、角强弱之势而已乎！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尧舜之道无他，在乎安民而利之尔。民既安利，则远人敛衽而至矣。”(32)因此建议应该“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认为内部安定边远地区自然会收敛。士大夫意识到既然达不到汉唐的武功，便开始批评武力征服。淳化四年(993)，宋太宗与宰臣吕蒙正讨论到战争问题，吕氏以隋、唐动武之害为例，认为隋、唐皇帝好大喜功，过分追求开疆拓土，残害百姓生灵，建议国君“且治国之要，在内修政事，则远人来归，自致安静”。宋太宗当即表示：“炀帝昏聩，诚不足语。唐太宗犹如此，何失策之甚也。且治国在乎修德尔，四夷当置之度外。”(33)欧阳修批评唐太宗时曾说：“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34)范祖禹同样批评唐太宗：“玩武不已，亲击高丽，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无功而还，意折气沮，亲见炀帝。”(35)久而久之，反对武功，迷信德治终于形成了对于加强武备抵抗侵略的一个大障碍。
三、“守内虚外”国策的具体表现
如前文所述，“守内虚外”国策并非单纯表现在军事层面上，而更多的反映于政治统治上。下面结合学者对北宋时期军制、救荒、防范内乱等问题的讨论，从“守内”和“虚外”两个方面具体分析这一国策的实施。
(一)守内
首先，宋朝统治者将募兵制取代征兵制，使“天下失职犷悍之徒悉收籍之，伉健者迁禁卫，短弱者为厢军。制以队伍，束以法令，帖帖然不敢出绳墨。平居食俸廪，养妻子，备征防之用；一有警急，勇者力战斗，弱者给漕挽，则向之天下失职犷悍之徒，今皆为良民之卫矣。”(36)统治者认为，将壮健者招募当兵后，老弱者就不可能反抗，这是防止灾年爆发农民起义的一种对策。宋太祖对募兵制度做过简明的叙述：“可以利百代者，惟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37)神宗也说“艺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以为兵，连营以居之，什伍相制，节以军法，厚禄其长，使自爱重，付以生杀，寓威于阶级之间，使不得动。无赖不逞之人既聚而为兵，有以制之，无敢为非，因取其力以卫养良民，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而无叛民，自古未有及者。”(38)灾年招募流民和饥民当兵，被后世继任者奉为圭臬，为北宋“百年无事”亦即社会大局的持续安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虽然宋朝军队数量由于战争发生了变化，但是战斗力精良的部队还是集中在中央。宋太祖时都城开封始终驻有十余万最精锐的禁军以震慑地方，形成“内外相制”之制。同时把地方部队中的精兵猛将全部抽调中央，编入禁军。地方防御由中央派遣禁军负责，为防止地方驻军转化为新的割据势力，又制定了驻军三年必需轮换的“更戍法”，士兵以指挥为单位定期换防，实行兵将分离，这样造成了“兵不至将，将不识兵”的情形。宋太祖的“防弊之政”被后代诸帝所继承，即使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宋代的君主和大臣也只是对其进行小幅度的改变而已。
第三，推行“崇文抑武”、“将从中御”政策。统治者侧重于以儒家思想文化治国，推崇文治而排斥武功，有意抑制武力因素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39)。宋朝厉行文尊武卑，在地位上压制武将，南宋初的汪藻说：“祖宗时，武臣莫尊三衙，见大臣必执梃趋庭，肃揖而退，非文具也，以为等威不如是之严，不足以相制。”(40)宋仁宗朝的“吕夷简为相日”，有高级武将“忽遇于殿廊，年老皇遽，不及降阶而揖，非有悖戾之罪也。夷简上表求去，以为轻及朝廷，其人以此废斥，盖守分之严如此。”(41)不仅如此，富弼指出宋代在选拔将领时同样采用“重文轻武”的原则，“今选将之道，虽粗有律令，或列制科，或设武举，然皆法度龌龊，必未能致特起之士，何则，应制科者，必乐为贤良方正材识兼茂，耻为将帅边寄之名，盖今人重文雅而轻武节也。又考试者欲使难其对，必求艰奥烦碎之事为问，故令所习不专为有用之学。”(42)
为了防止军事将领干扰其治国方针，统治者对武将处处设防，实施“将从中御”。军制方面束缚武将才能，作战时颁赐阵图，且用不懂军事的文臣主掌军政，甚至统兵打仗，使将领受到很大的牵制。苏轼即认为“御将”比之对付“寇贼”更为主要：“窃以为天子之兵莫大于御将，天下之势莫大于使天下乐战而不好战。夫天下之患不在于寇贼，亦不在于敌国，患在于将帅之不力，而以寇贼敌国之势内邀其君，是故将帅多而敌国愈强，兵加而寇贼愈坚，敌国愈强而寇贼愈坚，则将帅之权愈重，将帅之权愈重，则爵赏不得不加，夫如此则是盗贼为君之患，而将帅利之敌国为君之雠，而将帅幸之，举百倍之势，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于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43)太宗的继承者们，遭遇到的皇位不稳的问题相对较少，军事将领对皇权的威胁也减弱了很多。但是，在“崇文抑武”、“以文驭武”的方针指导下，却形成了“所蓄之兵冗而不尽锐，所用之将众而不自专”(44)的局面。
第四，北宋初期以来不仅实施募饥民、流民隶军籍的措施，宋太宗时，曾下令从宽处理饥民强盗。宋仁宗时不断改进社会救济制度，建立了收养鳏寡孤独的东西福田院，英宗时又增置了南北福田院，后这种救济机构推行至地方，缓和了当时的社会矛盾(45)。
第五，北宋后期，理学家程颐便将“百年无内乱”列为“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46)之首。宋太宗制造宗室之祸上台后，对宗室加以防范，强调“藩邸之设，止奉朝请”(47)，逐步建立起一套限制宗室权势、防止宗室作乱的制度，“不以女谒进人，不以戚里废法，貂垱不以典机密，舆台不得加节钺”(48)这类规章制度纷纷出台，并被称为不能轻易改动的祖宗家法。宋代又推行了一整套以“不畀事权”为重点的待外戚之法，外戚的权势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以致垂帘太后虽多，但“没有外戚祸”。与汉晋两代不同，宋代皇亲国戚的权势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以致他们之间的权力之争不曾激化到兵戎相见的程度，所以皇位转移总的来说比较平稳(49)。
(二)虚外
宋太宗时期，尤其是两次收复幽云的战争失利之后，一种畏葸情绪在整个统治集团上层中蔓延开来，在对待辽问题上，不断采取消极防御的军事措施。太宗淳化元年(990)，善于揣摩太宗心理的太仆少卿张洎上疏言边防：“夫御戎之道有三策焉，前代圣贤论之详矣。缮修城垒，依凭险阻，训戎聚谷，分屯塞下，来则备御，去则勿追，策之上也。偃革橐弓，卑辞厚礼，降王姬而通其好，输国货以结其心，虽屈万乘之尊，暂息三边之戍，策之次也。练兵选将，长驱深入，拥戈铤而肆战，决胜负于一时，策之下也。”(50)太宗采取了张洎的上策，并以此奠定了宋以后对外政策。具体表现为：一、军事部署过于保守，兵力分合不合时机。二、消极防御，只守不攻。三、对外作战中作战计划落后呆板，将权不伸，兵将素质低下。
首先，在对外作战的过程中，宋廷常常把兵力屯驻在重要关卡，采取了分兵防御、分兵作战的方式，这样在兵力数量上，宋军人数相对不足，造成以寡敌众的弊端。张洎曾评论这种制御之道：“朝廷不以城邑小大，咸浚隍筑垒，分师而守焉”，待到辽骑“长驱深入，咸婴城自固，莫敢出战”，使敌军“出入燕、赵，若践无人之境”，“常以一邑之众，当戎人一国之师，既众寡不侔，亦败亡相继”(51)。王禹偁也强调“兵势患在不合”(52)。但是，无论宋太宗还是宋真宗，都害怕一员大将独掌重兵，而宁肯采取分兵的方式。宋仁宗在对夏作战时，“陕西四路之兵，几三十万”，其兵力本可以与西夏一决雌雄，但是宋廷却兵分四路，分命四个文臣主持军务，不相统一。“陕西四路，自来只为城寨太多，分却兵势，每路正兵不下七、八万人，及守城寨之外，不过三万人”，“其城寨内兵力单弱，必不敢出城，不过自守而已。”以至于“枉费功力，临事一无所济”(53)，故连战而连负。韩琦在评价对西夏作战失败时说道：“诚以昊贼据数州之地，精兵不出四五万，余皆老弱妇女，举族而行。”但是“陕西四路之兵，虽不为少，即缘屯列城寨，势分力弱。故贼始犯延安，生擒二将，屠掠无数者，盖刘平、石元孙聚一路之兵拒之，才及九千而已。去岁秋末，复有镇戎之败，刘继宗等分兵捍御，不满万人，比援兵之至，贼已捷归。是则彼势常专，我力常散。”(54)故欧阳修批评道：“军无统制，分散支离，分多为寡，兵法所忌。此所谓不善用兵者，虽多而愈少，故常战而常败也。”(55)
其次，消极抵御，只守不攻。虽然宋廷在边防线上开挖塘泊，兴置稻田，但当辽朝骑兵真正麾军抵达边境时，却以“闭垒塞门”为上计。当然，塘泊和榆塞起到了一定的抵御作用，但是宋廷并不靠积极作战防御敌军，而是希望这些榆林和塘泊来抵挡辽军铁骑，未免太天真。待到辽军进攻之时，又“坐食刍粮，不敢轻动”，“令坚壁清野，不许出兵，纵不得已出兵，只许披城布阵，又临阵不许相杀”(56)，守边将领们只好得过且过，“始受命则惟以攻坚陷阵为壮图，及遇敌则惟以闭垒塞门为上计”(57)。宋神宗时同样采取防御政策，“以为方今边计，惟宜严谨守备。俟其入寇，则坚壁清野，使之来无所得，兵疲食尽，可以坐收其敝。”(58)
再看宋代的阵图，很好地反映出宋代消极防御“守内虚外”的政策，宋代君主对创制阵图情有独钟，尤其是太宗与真宗，从文献记载来看，宋代的阵图奉行“以步制骑”的指导思想，在对辽作战中基本是以十万左右的兵力组成大阵(军队主力)来抗敌，而其中步兵占绝大多数，骑兵更是少得可怜。宋代的阵法虽然表面上人数众多，阵容坚整，但实际上却是笨拙呆板，缺少必要的灵活性，只能是采取消极的防御阵营，无法对敌人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更谈不上对敌方发动进攻了。
第三，对外作战中作战计划落后呆板，将权不伸。皇帝往往事先颁赐阵图，将领按阵图作战，但阵图不符合战场的实际情况，将领又无权改变，这种严格束缚将领指挥权的做法必然会导致作战失败。景祐元年(1034)富弼指出“用兵之道，主于威而辅以权变，若不得专，则威挫而权变滞矣。且君不可制，况令阍寺之贱监督之，使举动不舒，羁于俯仰，而望成其功，虽甚愚者，亦知其难矣。”(59)由富弼的话可知，宋朝军队中压制将权的现象已经十分严重。宋军出师作战，皇帝一般都会派遣监军随军，这些监军往往都是皇帝的亲信，充当皇帝的耳目，他们官小权大，经常干涉军政，严重削夺了将领的权力，造成军事指挥权不集中的问题。对于将权不伸，李觏批评道：“用兵之法，一步百变，见可则进，知难则退，而曰有王命焉，是白大人以救火也。未及反命而煨烬久矣。曰有监军焉。是作舍道边也，谋无适从，而终不可成矣。”(60)
另一方面，武臣能力平庸，任用期短，且权力过小，并不能很好的发挥才能。韩琦在康定元年二月指出“庆州久阙部署，高继隆、张崇俊虽有心力，不经行阵，未可全然倚任。驻泊都监之内，亦无得力之人。夏竦节制泾原等路，复用葛怀敏副之，若取其谋智，则怀敏非夏竦之比；若藉其勇战，则怀敏生平未识偏伍，亦与一书生无异。”(61)由韩琦的话可知宋朝任用的守边将领竟然是“未经行阵”之人。尹源指出地方的军事力量被削弱的过分严重，而且将帅的权力过小，他批评道“国家患前世藩镇之强，凡天下所募骁勇一萃于京师，虽滨塞诸郡大者，籍兵不踰数千。每岁防秋，则戍以禁兵，将帅任轻而势分，军事往往中御。愚谓此可以施于无事时，镇中国服豪杰心，苟戎夷侵轶，未必能取胜也。”(62)另外，宋军对军事训练也不够重视，与敌人交战，军队作战表现得毫无章法，像对辽的涿州之战，“敌人未至，万弩齐张，敌骑既还，箭如山积”；“王师雾集，声詟戎敌，然而矢石未交，奇正先乱。”(63)田况同样指出“缘边屯戍骑兵，军额高者无如龙卫，闻其有不能被甲上马者。况骁胜、云武二骑之类，驰走挽弓，不过五六斗，每教射，皆望空发箭，马前一二十步即已堕地。以贼甲之坚，纵使能中，亦不能入，况未能中之。”(64)如王安石所说“今非但无纪律，尤患无算数”(65)的军队情况直接导致了作战的失败。
四、结语
北宋统治者在处理对外事务的政策和方针中，往往将内政延伸开来，在边患压力之下，却仍然强调防患“内忧”的重要。统治者吸取了前面几个短命王朝的教训，为了防止再次产生藩镇割据和将领独揽军权的情形，可谓是煞费苦心。对于如何处理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方面，宋朝统治者将政权与皇位的稳固确立为首要目标，于是，将大量精力用在如何维护朝廷内外的安定统治上；对于外部世界，宋人认识到推翻辽、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困难，于是“谨华夷之辨”，并且趋于理想的认为以德怀远，希冀用中原强大的经济和文化力量来感化夷狄。对外作战屡次失败之后，朝野上下更加怯懦畏葸，面对着辽夏屡次犯边，赵宋朝廷也只能消极防御，一味忍让。朱熹在追忆这一段史事时，曾不满地指出：“本朝全盛之时，如庆历元祐间，只是相共扶持这个天下，不敢做事，不敢动。被夷狄侮，也只忍受，不敢与较，亦不敢施设一事，方得天下稍宁。”(66)在经历了澶渊之盟之后，又找寻到另一条道路，即以和买的形式来换取和平，也绝不轻易动武。在这种处理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政策确定的情况下，“守内虚外”政策也就应运而生了。
总括而言，“守内虚外”这一国策，不能仅仅强调它是一种军事部署、屯兵驻守之策，“守内虚外”更多的是一种从维护自身统治地位出发，处理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系列政策和观念的总和。北宋“守内虚外”国策的产生、达成共识、政策延续、深入人心，造就了南宋“守内虚外”意识的根深蒂固。
收稿日期：2013－08－12
注释：
①［宋］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吕祖谦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27－128页。
②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增订版·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页。
③漆侠：《宋太宗与守内虚外》，《漆侠全集》第9卷，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3－158页。
④王曾瑜：《王曾瑜说辽宋夏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⑤李立：《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方法论批判》，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4页。
⑥李合群：《北宋“守内虚外”国策质疑》，《史学月刊》2009年第12期。
⑦《长编》卷127，康定元年六月辛亥。
⑧［宋］李觏撰、王国轩点校：《李觏集》卷9，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2－93页。
⑨《宋朝诸臣奏议》卷137《上神宗论治边之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537页。
⑩《宋史》卷334《徐禧传》，第10724页。
(11)《长编》卷27，雍熙三年五月丙子。
(12)《长编》卷32，淳化二年八月丁亥。
(13)［宋］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卷1《审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3页。
(14)《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01页。
(15)《宋史》卷313《富弼传》，第10255页。
(16)《历代名臣奏议》卷329《御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267页。
(17)［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39《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宋集珍本丛刊》(13)，第396页。
(18)《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庚午。
(19)陈峰：《宋代主流意识支配下的战争观》，《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
(20)《长编》卷70，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癸未。
(21)《长编》卷73，大中祥符三年五月癸卯。
(22)《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戊午。
(23)［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卷18《边防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55页。
(24)［宋］张方平：《乐全集》卷20《请困郊禋肆赦招怀西贼札子》，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年。
(2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8，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26)《长编》卷42，至道三年十二月辛丑。
(27)［宋］石介撰，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卷10《中国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6页。
(28)［宋］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8《议西夏臣伏诚伪书》，四部丛刊本。
(29)［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2《王者不治夷狄论》，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3页。
(30)［宋］李明复《春秋集义·纲领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年。
(31)《宋史》卷265《李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137页。
(32)《宋史》卷265《张齐贤传》，第9151－9152页。
(33)《长编》卷34，淳化四年十一月甲寅。
(34)《新唐书》卷2，《太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8－49页。
(35)［宋］范祖禹：《唐鉴》卷6《太宗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年。
(36)(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52《兵考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27页。
(37)［宋］晁说之：《景迂生集》卷1《元符三年应诏封事》，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年。
(38)《长编》卷327，元丰五年六月。
(39)参见陈峰《宋代主流意识支配下的战争观》，《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透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40)［宋］汪藻：《浮溪集》卷1《行在越州条具时政》，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年。
(41)［宋］胡寅：《斐然集》卷16《上皇帝万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年。
(42)《宋朝诸臣奏议》卷82《上仁宗论武举武学》，第892页。
(43)［宋］苏轼：《苏轼文集》卷3《孙武论下》，第93页。
(44)《长编》卷42，至道三年十二月。
(45)详见李华瑞：《北宋荒政的发展与变化》，《文史哲》2010年第6期；张文：《宋朝社会救济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46)［宋］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15《入关语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59页。
(47)《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甲寅。
(48)不著撰人：《群书会元截江网》卷17《时政》，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49)参见张邦炜：《论宋代“无内乱”》，载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两宋无内朝论》，载于《河北学刊》1994年第1期，收入《宋代婚姻家族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50)《长编》卷31，淳化元年六月丙寅。
(51)《长编》卷30，端拱二年春正月乙未。
(52)《长编》卷30，端拱二年春正月乙未。
(53)《长编》卷149，庆历四年五月壬戌。
(54)《长编》卷131，庆历元年二月丙戌。
(55)［宋］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46《准诏言事上书》，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649页。
(56)《长编》卷153，庆历四年十二月乙卯。
(57)《长编》卷45，咸平二年十二月丙子。
(58)《长编》卷218，熙宁三年十二月。
(59)《宋朝诸臣奏议》卷82《上仁宗论武举武学》，第891页。
(60)［宋］李觏：《李觏集》卷17《强兵策第六》，第160页。
(61)《长编》卷126，康定元年三月。
(62)《历代名臣奏议》卷34《治道》，第449页。
(63)《长编》卷30，端拱二年正月。
(64)《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甲戌。
(65)《长编》卷214，熙宁三年八月。
(66)［宋］朱熹：《朱子语类》卷127《本朝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0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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